來的路上等車，買了份報紙，上面正巧有篇談最近《讀書》風波的文章。作者把《讀書》的問題列了幾條：第一，不好懂，所以沒人愛讀；第二，新左派機關報，所以沒人愛寫；第三，既沒人買又沒人寫於是銷量下降，市場規律要求換主編。我就順著這幾條談談我對《讀書》換人的理解。
我覺得今天第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實事求是的態度。說銷量下降要有根據，我現在還沒見一個說下降的拿出了憑據，告訴我們下降到多少，下降了多少。倒是汪暉說發行量在9萬和12萬之間，而前任時期為8萬。我想真要辦那麼差，哪兒還會有那麼多人盯著呀。這條就不說了。 至於說新左派機關報，你得拿出個標準，定個比例，發多少新左文章就算新左機關報。我個人過去十年間給《讀書》送去過四篇稿，兩篇談文學藝術的用了，兩篇談社會政治的斃了。過去定右派、清理階級隊伍當然是胡來，但即便胡來人家也還有個5%或10%的比例。一個單位的“壞人”如果超過那個比例，就是打擊一大片了。讀書的新左文章也許比一小撮略多，但肯定不夠一大片。這個問題也不糾纏了。
我今天集中談談“不好懂”的問題。先來看看《讀書》的大背景。整個中國革命到了文革登峰造極，然後一個跟頭栽下來。老路走不下去了，只好改弦易轍。七十年代末和整個八十年代，為中國的發展指路成為社會的大需求，電影小說文學歷史哲學都來指手畫腳，想承包這項工程。《讀書》也在其中。我之所以說“指路”不說“探路”，是因為當時普遍的感覺是路很清楚，順著十裏長街往西方走就是了。指路不算是一件多複雜多麻煩的事，介紹介紹西方的先進人物先進事蹟，中國人照著比劃，跟著齊步走就行了。“指路”不具有探索性，只要一五一十敍述清楚就行了。如果說那個時候《讀書》的那部分“指路”文章比較好懂，這肯定是一個基本原因。但以我個人的感覺，那時的“指路”文章，也頗有一些也指得雲裏霧裏。這是因為大方向就是順著十裏長街奔西再奔西，可要這麼指路，路邊修鞋賣冰棍的也會，還要知識精英幹嘛？所以他們有必要指得更有學問一點。但無論怎麼指，它也就是奔西，因此那時《讀書》的指路文章，骨子裏還是明白清楚的。
八十年代的齊步走到了八十年代末就走到了溝裏。九二、九三年從溝裏走出來，又走進熱鍋裏。再後來，經過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變賣國企、下崗分流、減員增效，那鞋底跟菜刀似地，幾乎把社會走成了兩半。這樣中國的改革便走入了困境。雖然有人斷定是佳境而絕不是困境，但對於相當多的人，中國該怎麼走成了一個問題。這樣社會就產生了對於探路的強大需求。恰巧這個時候，汪暉黃平他們應運而出，接手了《讀書》，以他們的新編輯思路，回應了探路的需求。這個新思路簡單說，就是奔西再奔西有問題。當時不光是《讀書》，網上的《中國與世界》影響也不小。
《讀書》對道路的探索的確有一個表達形式問題。坦率地說，一本《萬象》一本《讀書》，讀著比較舒服的肯定是《萬象》而不是《讀書》。就我個人趣味而言，我特別喜歡《萬象》上像陳巨來寫舊文人的那些文字。但我又得承認，讀著舒服並非閱讀的唯一價值，啟發、解惑也是非常重要的價值，因為我還沒老到收攤回家摩挲老照片的地步，還想對社會人生多些理解以便有機會參與一下。所以我願意讀一些思想上有衝擊力的東西，就是不舒服也認了。當然，又有衝擊力又讀得搖頭晃腦的文章能像《共產黨宣言》那樣，是最好不過了。但你不能指望《讀書》每期有四五個馬恩做他們的撰稿人吧。《讀書》的探索道路，有不少是取道後現代主義、女權主義、文化批評、西方馬克思主義。這是它為人詬病的一條重要理由。一方面，坦率地說，我也不喜歡這樣的洋腔洋調，我也懷疑其中確有假洋鬼子，他們對道路不道路本無興趣，只對回中國開分店當代理商特別有癮。但另一方面，洋腔洋調恐怕也有它的道理。怎麼說呢？改革開放既然選擇了十裏長街一路奔西的總路線，那就等於確定了西方跟中國的師徒關係。師徒關係的意思就是師傅的一舉一動都是徒弟的行動指南、努力方向。美國小毛丫先抑後揚的一聲“嗯——”就夠中國人活到老學到老了。這想起來挺憋氣的，但沒有辦法，這就是師徒之分。等中國崛了起，咱們也可以到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教授京腔京韻“吃了哇”。中國有尊師的傳統：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於是普遍得猶如汪洋大海的崇洋價值觀和社會心理便成為很自然的事情。在這種價值觀和社會心理的大背景下，“師傅說了”、“師傅不是這意思”、“咱找師傅當面說理去”就成為道路之爭、文化辯論的基本語彙。就連對十裏長街奔西再奔西的質疑，也最好從師傅嘴裏套出來，否則對方都不愛搭理你。大約六七年前哈貝馬斯被拖進中國思想界的左右之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記得王小東當時在網上問了個問題：哈貝馬斯是誰？立即就有人說，這姓王的文化水準怎麼這麼低呀！我帶來的這份報紙上記了一段有趣的往事：1945年中共中央準備遷往承德——也不知是避暑山莊還是外八廟。中共大員李富春匆匆帶上洗漱用具便搭上了美國軍用飛機去了承德。中共肯定不怎麼喜歡美軍，但搭乘美軍飛機第一安全第二快。中國非主流思想對道路的探索，跟李富春搭美軍飛機有相似之處。過去革命黨也經常躲租界裏反帝反封建。記得王小東跟自由派什麼人辯論時說，我本來不想說哈耶克，因為沒必要說哈耶克，但他們就認哈耶克，我就只好說哈耶克了。社會生活是一個辨證互動的過程，新左派包括《讀書》愛用洋術語洋概念，一部分是由他們的對立面造成的，因為在尊師崇洋的社會心理大環境下，本色語、家常話精英是不認的，精英就認鳥語，一聽哈耶克哈貝馬斯哈威爾就由稍息改為立正，嘴也許不服但心服。我多年前做《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的編輯，記得有位作者寫了篇文章，文章中用了“世界新質生存母題關懷傾向” 這麼個詞。我找到作者說你這肯定是翻譯過來的，你把原文提供給我得了。作者說是輾轉抄來的，找不著原文。我說那你就用家常話給我解釋一下。他說還是你來吧。我說那我就按“新生活”理解了。這位作者事完了還建議“你們英語好的”多攢點這樣的語句，因為“現在大家都挺喜歡這種表達方式的”。前天跟中央電視臺的一個欄目製作人一塊吃飯，他也聊起：“八九十年代那會兒吃飯，飯桌上不弄一老外，就覺得特沒意思。”我認識的一個女孩，去了澳大利亞回來在街上碰到我，說現在都不太會寫中國字了，說得特別有成就感。所以，當我們批評《讀書》西化不貼近群眾的時候，我們得想想這件事的時代背景，想想整個社會價值、社會心理環境是怎麼回事，想想我們自己曾為這環境添了多少磚，加了多少瓦。
這裏，實事求是地說，如今批評新左、批評《讀書》的人如朱學勤、徐友漁諸君，他們寫的文章比八十年代自由精英的還要好讀。這是個事實，我們一要從善如流，向他們學習；二要對此多一層的理解。就像前面說過的，關於中國未來社會的模式，在中國的自由主義那裏既清楚又現成，那就是西歐北美。這個模式沒什麼需要分析、討論和質疑的，你就光描繪光介紹就是了。我們都知道在各種文體中，公園簡介是比較好讀的：青山隱隱，綠水悠悠，晨昏光景，四時花木，結對成雙的句子像春水中的鴛鴦遊弋嬉戲。算起來，自由主義組織的西歐北美先進事蹟報告會已經舉辦了二三十年。就自由憲政小政府大社會那麼點事，以二三十年悠悠歲月，按說早該加工成數來寶或歇後語什麼的了。但也沒有。朱、徐諸君大眾化程度雖然不低，但也不是太高——太高了跟出租司機混為一談那也不行。我頭些日子看鄧正來先生介紹哈耶克的文章，坦率地說，效果跟看希伯來文差不太多。對於新左來說，表達或語言的問題，根源也在社會模式，在於他們的社會模式不清晰也沒法清晰。十裏長街奔西是巴黎再奔西是紐約，巴黎紐約當然是好地方了。新左只能說奔西不行，巴黎紐約再好，咱們到不了。那麼不奔西又奔哪兒呢？奔蘇聯？解散了。奔朝鮮？還得自帶速食麵。奔文革？別說精英了，大眾也不幹——別看大家對今天這不滿那不滿。這就是今天的新左。他們只能東拼西湊，什麼南美查韋斯、印度克拉拉邦，什麼毛主席鞍鋼憲法、文革高家莊，什麼日本帳篷戲劇、外圓內方南街村，還有什麼弗蘭克的大清王朝，這些五顏六色的布能縫成一件衣服就夠奇跡的了，穿上是像先鋒藝術家還是像叫花子，就別太較真了。總之，新左還處於整合思想資源、想像未來道路的階段。這樣一個摸摸索索的狀態，怎麼可以跟自由主義T型臺上的貓步相比呢？
其實，就語言或表達而論，《讀書》已經走到了一個轉捩點。這幾年《讀書》上思想明晰、表達明白的文章比過去要多了。像李昌平、溫鐵軍、王紹光還有其他我叫不出名的作者，都明顯地讓洋“師傅”退居了二線。如果打個比方，革命黨已經開始從租界轉到遊擊區甚至開闢解放區了。這個變化跟中國總的國運以及社會價值社會心理的逐趨成熟有直接關係。從文革結束，中國從世界革命的中心一個跟頭摔到“五千年大醬缸”裏徹底沒了自信，到今天開始設計唐裝漢服、把世界的資源運到中國、把孔子學院推向世界，應該說已經回復了部分自信。中華民族真得面臨一個真正難得的歷史機遇，那就是籍這次經濟的崛起，為自己找到一個合情合理、有遠大前程的社會發展模式。以中國這樣的人口規模、歷史積累和文明境界，中國經驗應該是最大的經驗，中國的表達應該是最好的表達——起碼對中國的知識份子來說。中國近代以來的處境，不可能不當別人的徒弟，但條件成熟了，就要考慮自己當自己的師傅。這兩年的《讀書》已經顯示了這樣的趨向。在這個時候發生《讀書》人事上的變動，當然是件可惜的事情。但我想，只要中國對於探討未來社會模式以及抵達之路的需求還在，各種機會是會不擇地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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