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人士對學術血緣的尋根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尋求一種情感寄託。這也證明好的本科教育不僅會輸送一批好的人才，而且還會創造一種生活方式，打造一種群體人格，培育一種群體氣質，形成一種精神基因。這種精神相似性比智識上的相似性更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梁啟超說：“學生在求學時代，當善養其發揚蹈厲之精神，則他日學成以後，庶能發揮此精神於事業。”(梁啟超：《在北京大學校歡迎會演說辭》，轉引自劉琅、桂苓主編：《大學的精神》，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7頁)西政的精神魅力正在於此。西政因為偏西南一隅，所以就多了一份務實平靜，少了一份狂放傲慢——教師認真嚴謹，學生如饑似渴，自由討論、相互交流的風氣濃厚，這樣一種自我極度強化了的學習熱情與當時社會思想解放潮流融合在一起，便爆發出異乎尋常的力量。良好的求知風氣和學術氛圍造就了西政的輝煌。一旦這種風氣和氛圍消散，群星燦爛的景象也就成了回憶。所以，西政的所謂“衰退”實質上是向常態的回歸。正如英國作家佛吉尼亞•伍爾夫所言：“在一個天才輩出的時代之後，總要出現一個平淡無奇的時代；在一個熱情奔放的時代之後，總要出現一個埋頭苦幹的時代。”(［英］佛吉尼亞•伍爾夫：《伍爾夫讀書隨筆》，劉文榮譯，文匯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頁)
張衛平從地緣劣勢角度審視了西政在當今大學競爭中所處的尷尬境地。對於大學而言，充實內部精神空間遠比獲取外部資源重要。歐美的一些大學，雖然坐落在僻遠的小鎮卻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深遠的影響力。而中國的大學卻熱衷於外在的擴張，忽視了內在精神品格的塑造。功利追求抹殺了大學的精神多樣性，一樣的急功近利，一樣的自我重複，一樣的學術腐敗，一樣的近親繁殖，使得大學過分親近於金錢，親近於虛名，從而無心在學術積累與個性創造上下功夫。張衛平對學界的浮躁狀態作了如下描述：“對學術問題缺乏專注，缺乏冷靜、深入、沉著的思考；總是期望在短時期內成就學術成果；倉促提出某種宏大的觀點和體系；缺乏長期和持久的論證。”(第74頁)
浮躁是一種淺自由，這種整體性平庸是對天才的最大戕害。陳平原認為大學教育的微妙之處就在於“為中才制定規則，為天才預留空間”(陳平原：《中國大學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21頁)。“西政現象”的奧秘或許就在於此。西政為“新三屆”學生提供了一個獨立思考的平臺，喚醒了他們對知識生活的嚮往，養成了閱讀與追問的習慣，這些都為天才的成長與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在天才的培育上，知識傳授的威力要遠遠小於啟發與寬容的力量。一所好的大學首要條件就是能讓人自由地呼吸、安靜地思索、從容地選擇。學術成果來自長期的學術積累，優秀人才註定無法批量複製。西政優秀人才的規模效應產生於學術評價體系尚未建立的1970年代末，那時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都歷經滄桑，成分複雜、性情各異，他們的勤奮嚴謹完全是自發的，幾乎沒有任何的考核激勵。反觀今天的大學，各種考核排名五花八門，寫在紙面上的學術規範條文繁多，卻難以阻擋學術腐敗的屢屢發生。原因何在？浮躁只是一種表像，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制度和心靈層面。教學、科研上越來越多的“硬指標”構成了精神上的格式化，使得學人差異減少，個性退化。在一些非學術性因素的影響下，個人的創造性、激情和靈感遭到貶斥。
張衛平說：“學者面對的是文章中的敍事、現有制度的分析和未來制度的建構，這樣的生活使得學者在人際交往方面必然出現鈍化。”(第90頁)這種鈍化實質上是學術精神的自我保護。學術不是交易，做學問不是搞社交。做學問，要有一顆平常心，不問名利，埋頭鑽研。從某種意義上說，超凡脫俗是學者的本分。在這本書中，張衛平用生動的筆調刻畫了陽明精舍主人蔣慶、“最具磨難獎”得主邱興隆、劍走偏鋒自成俠的賀衛方以及陳興良、江山、劉桂明等法律學人的個性、風度和氣質。張衛平本人也是個性十足的，思維活躍，擅長講演，幽默風趣。他們或特立獨行，或激情四溢，或綿裏藏針，正是他們自由瀟灑的真性情和理想主義品格，為我們這個平淡無奇的學術時代構築了一道美麗的精神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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