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作為流傳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典籍，對中國乃至世界影響至深。從古到今，對《論語》的注釋解讀就沒斷過，相關文本數以百千計。在今天國內“讀經熱”、“國學熱”的背景下，坊間關於《論語》的圖書也日漸增多，北大學者李零的《喪家狗——我讀〈論語〉》是眼下最受關注的一種。說一百人心中有一百種《論語》讀法或許並不為過，比較這些不同讀法，應當是件有趣味也有價值的事情。——編者
誠如李零自己所說，他是靠考古、古文字、古文獻這“三古”吃飯的。他在《喪家狗——我讀〈論語〉》一書中，充分施展了自己的“看家本領”，通過精湛細密的訓詁考據，還原了《論語》和孔子的本相。但正是此點，引起了一些不滿，認為此書“只是訓詁”、並貶低了《論語》、孔子的思想、文化意義。但我認為，這恰恰是此書的意義所在。
在“五四”以前的千百年間，《論語》一直是儒學、也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經典”之一，孔子一直是“大成至聖先師”，二者自然一直具有無比崇高的地位。“五四”以後的幾十年間，《論語》與孔子驟然一落千丈，但近些年卻又突然“走紅”，大有再成“聖經”、“聖人”之勢。在這高低反差極大的起而又落、落而再起的背後，有著複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因素，這些“背後的因素”甚至起了關鍵作用。
然而，這種起關鍵作用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因素是在以“文本”為基礎、依附的闡釋中發生、演變、展開的；在歷史、思想史的進程中，對“文本”疊加、附會了越來越紛繁、豐富、精巧、華美、恢宏的意義，往往掩蓋、遮蔽了“文本”的本意，更掩蓋、遮蔽了在背後起決定作用的社會因素。因此，對“文本”的訓詁考據不僅還原了其原初意義，更重要的是在這種“還原”過程中一層一層剝去了在漫長歷史中層層附會、越來越濃厚的絢麗油彩，揭示、顯現了其背後的社會因素。正如李零所說：“漢以來或宋以來，大家頂禮膜拜的孔子是‘人造孔子’。現在的孔子，更是假得不能再假。”他強調“活孔子和死孔子，就是不一樣。前者是真孔子，後者是假孔子。現在，什麼都能造假，孔子也要打假”。這種“打假”，就是通過對《論語》的“歷史性”而不是“義理性”解讀。在他的分梳中，“活孔子”“一輩子都生活在周公之夢當中，就像賽凡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可笑也可愛”，而“死孔子”“基本上是老子說的芻狗，今人說的擺設、道具和玩偶。歷代皇帝都捧他，越捧越高，也越捧越假”。這種“越高”、“越假”，就是意義的不斷附會、層層疊加。通過對“死孔子”的標本分析，李零得出了與“五四”反孔者基本相同的結論：“假孔子是歷代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漢武帝（及其以後的帝王）的“獨尊儒術，目的不在復興學術，而在統一思想，令天下英雄，盡入彀中”。千百年來，影響、支配、掌控人們思想的主要是“死孔子”，所以對“死孔子”的剖析更有意義。
批評李零此書“只是訓詁”，還表現出了“義理派”對經典訓詁工作的不屑。其實，“義理派”的陳義雖高，卻極易流為束書不觀、游談無垠一路，那種淩虛蹈空建構起來的宏大理論、體系，倘落到實處，很可能有害。有鑒於此種學風之弊，明末清初的黃宗羲批評說：“明人講學，襲語靈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于游談，更滋流弊。”所以他強調學者必先窮經，欲免迂儒必兼讀史。實際上，放談心性的王陽明自己早就認為那些以己為師、喜歡放言高論的遊學之士可能為害不淺，自己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很可能是“跳蚤”：“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
因此，以黃宗羲為宗祖的浙東學派堅決主張“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論影響廣大，所以錢大昕強調以讀史來救當時學風之弊，批評當時的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他的名著《廿二史考異》便是針對此風的“有為而作”。他問道：“經與史豈有二學哉？”表明了對長期的“經”、“史”分開的不滿。對“義理派”一向認為“經精而史粗”、“經正而史雜”的觀念，他也堅決反對。
在以歷史的方法“解經”方面集大成者，當屬章學誠。他提出：“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當然，狹義地說，《論語》不在這“六經”之列，但章氏的主旨是“盈天地間，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學”。他還以孔子著《春秋》來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夫子日：‘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經世也。”“聖如孔子，言為天鐸，猶且不以空言制勝，況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
作為儒學最重要的經典之一，《論語》同樣可以、而且應以“歷史的方法”解讀，從“人事”之中而不是之外尋求其“義理”。李零此書有專說“孔門弟子及其他”的導讀，附錄中專門製作了“《論語》人物表”，足見其對“人事”的重視。如今“離事而言理”、“於人事之外”別求義理早已成為學界風氣，學者似乎越來越不屑探究“理”後之“事”，越來越不願追尋“文本”之後的真相，越來越想憑空建構宏大理論體系……因此，《喪家狗——我讀〈論語〉》便格外有意義。
很多時候，將“事”訓詁得清清楚楚，“理”其實也就明明白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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