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這一中國歷史上恢宏的時代，其物質與精神文化，多有讓人稱道者。唐初太宗李世民統治的貞觀時期，更爲人所熟知，經政治家和史家們的提倡而成爲君主治國的政治理想之典範。對貞觀之治的關注，可以分爲兩個方面：其一，史學家從各方面來探索其治世的原因；其二，普通民衆則津津樂道於那些民間的故事。長久以來，史學與文學、影視總不能很好地結合。如何在真實的背景下，講述一個真實的歷史故事，且又饒具趣味，讓大衆在接受的過程中更好地理解歷史？小說家阿城先生和歷史學家孟憲實先生聯手創作的《貞觀之治》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一遺憾。
現在，由於媒介的擴大，大衆瞭解歷史文化的途徑也隨之增多。但如何能將歷史事實和學界的研究成果用更爲平實卻具趣味的方式傳遞給大衆？顯然，歷史題材的文學、影視作品便是一個很好的契合點。讓更多的人得以分享史學的魅力，並不只是媒體的職責，更是史家的責任。近年來，各種歷史劇的熱播及其在民衆中的反響，讓人意識到歷史對民衆來說，不再只是深奧遙遠的過去。然而遺憾的是，我們看到的多是下面這兩種情況。一方面，在歷史記載的基礎上加以藝術處理的只見於少數的歷史劇，大部分都只是將歷史時代作爲故事展開的背景而已，並不能真正展示歷史面貌。一般地，此類作品會有較多的受衆群。但是，隨之而來的則是史家的嚴厲批評，諸如太過戲說，諸多制度上的明顯漏洞和錯誤等等。而另一方面，遵循所謂歷史事實的文學、影視作品，則給人以說教的感覺，不僅難以引不起大衆的共鳴，反倒更增加了他們對歷史的誤解和疏離感。在歷史與文學、影視相結合的問題上似乎趣味性和嚴肅、凝練、歷史感永遠不能統一。總之，通俗領域中歷史題材劇作，由於缺乏史家的參與而産生衆多的舛誤，而史學界的研究又對民衆産生不了任何的意義，似乎反倒失去了史學研究的本真。在這個意義上，創作一部基於文獻記載的歷史劇無疑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須的。劇本《貞觀之治》正是力圖在這方面有所突破。它嘗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將史學界的思考引進影視劇的創作。其中歷史事實和史家的論證、研究結果的融入更豐厚了人們對歷史的認識，而文學藝術的技巧，則讓一個個遙遠的歷史人物豐滿，更有利於人們對人性和社會的認識。雖不能說這樣的嘗試是完美無缺的，但卻使得歷史研究和社會問題的相結合成爲可能。
忠於歷史記載，真實地反映唐代太宗時期的特點，是《貞觀之治》的一個重要特色。其實，歷史本身是饒有趣味的，並不需要多餘的噱頭和過分的戲說來吸引大衆的眼球。但倘若只是簡單羅列史實，長篇累牘地引用那枯燥冗長的史料，則無疑大爲削減劇本的可讀性和趣味性，甚而加深讀者對歷史索然無味的誤解。因此，在基於史料記載的基礎上，《貞觀之治》忠實地反映時代背景、社會問題，構築了初唐時期的歷史情景。可是，作者又並沒有簡單地將史料連綴成篇，而是以一個史家的敏銳對史料加以選擇、提煉，並剖析、拷問人物、歷史事件所蘊含的人性。閱讀劇本時，我們很容易感受到這種思考與反思。整體而言，作者筆下的所有人物，既遵循了史實，又融入作者獨有的分析和思考。必須承認，貞觀時期是一個被理想化的時代，作爲“貞觀之治”的核心人物，唐太宗也成爲一位被賦予理想色彩的君主。但這並沒有影響作者，在劇本中唐太宗被刻畫成既是一個善用權謀的政治家，又是一個以百姓、江山社稷爲重的君主。這樣的把握顯然是得當、合理的。“玄武門之變”是李世民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筆，卻因爲賢者諱、爲尊者諱的民族性而閃爍其辭，“成爲王，敗爲寇”的歷史邏輯使得其歷史闡釋多被扭曲成：太子建成的無用無德，李世民如何忍讓、被動地採取行動直至迫不得已地自衛。這一段歷史在《貞觀之治》中當然也稱得上重頭戲，劇本用了很長的篇幅講述李世民登基前與太子建成和元吉的爭鬥，直至玄武門政變的發生。但作者能以史家的眼光重新冷靜地考察該事件，真實地刻畫李世民作爲政治家的野心。其中，飽含著作者的分析提煉和匠心獨具。比如，楊文幹叛亂一事，作者通過元吉與李淵的對話，道出秦王李世民實際是利用這一事件來牽涉太子建成，欲對建成形成不利而自代之。
貞觀時期的歷史，並不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獨角戲。劇本敏銳地抓住“貞觀之治”之“治”的精髓，集中體現了貞觀君臣的社稷意識。作者成功塑造了唐太宗及其臣子們吸取歷史經驗教訓，以江山社稷和人民爲本，能根據具體情況適時調整策略應對內憂外患。在劇本中，我們能強烈感受到唐太宗要作一個明君的主觀意識，而臣子們則給予積極之配合。這樣的君臣關係是“貞觀之治”形成的基本保障。由此視之，魏征無疑便是貞觀時期政治特色的一個象徵符號。世人每論及唐太宗多津津樂道于其善於納諫之美德，同時也歎服于諍臣魏征的勇氣。唐太宗與魏征一直被歷代作爲君臣關係的模範。不能否認，這樣的關係往往被賦予理想化的色彩。劇本從人性的角度剖析唐太宗的納諫與魏征的進諫。君臣二人話語中時時藏著機鋒，在探討各種施政策略中兩人時常産生或大或小的摩擦。與其說，魏征在同唐太宗本人鬥智鬥勇，不如說魏征是同君主的個人欲望在作鬥爭。劇中，唐太宗和李世民頗有趣味的對話，總能讓人體味君臣時而爲民衆、社稷擔憂而達成統一理性，時而爲私人感受而一爭高下的人性。比如，房玄齡諫宮中興修繕一事中，魏征和唐太宗的對話。不僅如此，作者還向讀者展示了魏征所處的社會集團與唐太宗統治策略的關係，這都是非史家而不能言者。
對史學研究熟悉的人，很容易就能感覺到《貞觀之治》中融進了史學的研究成果。這是該劇本的另一特色。劇本不可能像學術文章那樣論證、鋪陳，但難能可貴的是，通過場景、故事情節的設計等手法，作者巧妙地將這些成果展現在劇本之中。例如第九章中，突厥使者對高祖言道秦王李世民與突利結爲香火兄弟之事，便是直接引用陳寅恪先生《論唐高祖稱臣于突厥事》的論證。再比如，在武則天被選入宮一事，作者巧妙地安排一段楊妃（楊隋宗室之女）做線索，並通過唐太宗與楊妃對話點出，自然而然地引用了陳寅恪先生論證的李武韋楊婚姻集團在唐代統治前期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諸如此類的真知灼見自是學術史上的精華，但往往僅限於史學專門研究的徵引，卻與歷史的普及嚴重割裂開來。這種遺憾過去往往不能出現在劇本之中，這跟作者能發掘、吸納史學研究成果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不僅展現了貞觀時期的各種鬥爭、矛盾以及政治策略，而且也注意真實地描述當時突出的社會風習和社會問題。如講述《氏族志》的修訂過程中，通過魏征之子的婚姻、盧兆玄的故事等幾個事件，便把唐初世家大族的心態和婚姻狀態交待得很有特色。生動飽滿地描繪了貞觀之世世家大族的婚姻狀態和社會觀念，這樣的描述無疑更有助於讀者瞭解歷史的真相。更爲巧妙的是，作者將唐太宗搜尋《蘭亭集序》一事穿插在《氏族志》的修定過程中，表述了書法與世家大族的關係。其中蕭翼購《蘭亭序》這一逸事，作者將結尾改作蕭翼不回京接受賞賜，卻留待永欣寺中出家贖罪，這樣的設計卻更能發人省思，留下無窮回味。這不僅顯示了作者文學構思的能力，也體現了創作者對歷史的個人見解。
但是，作者並沒有因爲偏重歷史的講述，而忘記了必要的藝術創作和加工對劇本的重要作用。劇本並沒有採取繁瑣的鋪墊，亦少有場景的描述。但簡潔的情節設置和具有特色的人物對話卻直指人物的性格以及不同集團的矛盾衝突，我們很容易由此感受到他們之間的較量。所以，劇本中雖然沒有細膩的人物心理描述，但我們卻能從話語中品味出人物的思考過程。在史料基礎上分析人物，加以合乎情理的想象，口語化語言的運用，使得劇本的人物性格特徵更加鮮明。
另外，劇本以時間爲主線逐一展現貞觀之世的所有核心問題：內有太宗朝的大臣、行政與官僚機構以及兵制的改革、法典的制定等等，外有與突厥、高昌的關係。如此繁瑣冗雜的史實，通過一個個故事情節，或緊張衝突，或不溫不火地鋪陳展開。劇本藉此漸次向讀者講述唐太宗及其臣僚們面對時代問題，是如何制定和調整統治策略，最終得以建立一個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的時代。
史學工作者往往沈迷于史學的醉人之處，卻難免有曲高和寡的慨歎。如何用簡單的方式傳達深邃的史學內涵，我想不妨多一些《貞觀之治》這樣的嘗試。因爲，這也是學者在學術殿堂之外應有的貢獻。
（作者单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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