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我的印象中，自《管錐編》問世以來，錢鐘書其人其作就成了個顯示博雅的話題。學文的湊在一起，不知不覺就會談起錢鐘書，談《管錐編》，談《談藝錄》（倒很少見人提《舊文四篇》，也許因為它只是“四篇”而已），高見紛陳，崇敬之情更是形於言表。一部專門性很強的學術能如此深入人心當然令人欣慰。然而聽到各層年紀的同志們放談錢鐘書和《談藝錄》，發表種種概括性極強的深刻見解時，我只有慚愧得緊，佩服得緊。記得我第一遍談舊版《談藝錄》時，基本上不懂，極少部分經仔細琢磨略得其理。第二遍讀新版時，我已讀過些唐詩，於是稍明白一部分唐詩的內容。幾年過去，現在我第三遍讀它，竟發現所得與讀第二遍相差無幾。解者自解，不解者依舊不解。惶惑之餘，我只能這樣自慰：一種專門學問，當人人都能談論它時，它早已不是原來的東西了，就好像前些年人人都評法批儒時，那早就不是思想史研究了一樣。
錢鐘書的學問，可以淵博精深四字概之。《管錐編》代表著淵博，而《談藝錄》則體現了精深。淵博在內容，精深在思致。錢鐘書的學問，在我看來，不只是一通知識，也不只是一番功夫，乃是一種境界。不是王國維的那些學問境界，而是近於天臺慧雙修、頓漸並舉而至開悟的那種境界。所以它不能僅以淵博的學養和專靜的功夫來衡量，不必須加上超妙的靈悟。誠然，錢鐘書的淵博和專靜者都可以說舉世罕儔，但這藉現代的資訊處理技術、有正常的學術環境，還是可以企及的，而那種悟性就難說了。西天路上僧多少，誰個取得真經回？所以說錢鐘書的學問是種境界，緣故也就在這裏，不光要有看經打坐的禪定功夫，還在有慧根妙悟。不透徹這一點，讀不了《談藝錄》，也不能領略它的精深，更談不上給予適當的評價。譬如隔牆觀花，眼界與錢鐘書齊的，紅白當前，目不瑕接，哪有心思看錢鐘書？眼界不及錢鐘書的，只能從旁邊看著錢鐘書觀花；但也只能看看他的姿態而已，又焉能窺知錢鐘書之所見。更不幸的是，錢鐘書的姿態偏又平淡無奇，最為普通。依我看，也就是學者最樸素的本色罷了。如果要個性的話，那麼就是不免炫博（如第62則論詩與讀書），時而寓諧於莊（如第16則臚列“古來薄韓者多姓王”），譏誚刻薄（如第61則謂《隨園詩話》“無助詩心，卻添詩膽”；第34則謂劉過七古傖野粗狺“似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錢鐘書的卓絕處在於全面的具備了學者的素質——不只是淵博的知識，縝密的思理，還有獨立的學術品格。最後一點最為重要卻常被人們忽視。
2．學者們為人類思想的主體，作為文化的承傳者與建設者，作為價值的裁決者，其意義首先在於具有獨立的人格和自己的思想。他的使命要求他在進行事實認識和價值判斷時保持獨立的思考。既不拾古人牙慧，也不仰今人鼻息。通觀錢鐘書的著述。他是無愧於學者稱號的。讀完《談藝錄》，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雖廣征博引，備舉前賢舊說，卻從不人云亦云，隨聲附和。這我們從翻開目錄就開始感覺到。自嚴滄浪以來，言詩秘稱盛唐。無論是亦步亦趨的明七子還是反撥明人的清代諸家，尊唐崇宋已成為詩學主流，詩與代降幾成定論。胡應麟說“東京後無詩矣”（《詩藪》內編卷一），魯迅則說：“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魯迅全集》卷十二書信集《致楊霽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612頁）。以至於談詩者概不言明清，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可以堂而皇之地結束於元化，而宣稱“此詩史從詩經、楚辭敘起，一直到近代的散曲（按指元散貢），而詞盛行以後的詩，及散曲盛行以後的詞，則概在劣作之則刪去”（《導論》）。我們很難說這是不是承襲傳統觀念而生的成見，但這種觀念顯然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蓋吟體百變，而吟情一貫。人之才力，各有攸宜，不能詩者，故試其技于詞曲，寧有是理。錢鐘書正是以這種尊重歷史的態度來看中國詩歌的，因此在《談藝錄》中我們看到與上述成見相反的情形：書中除少數幾條論唐詩處，大多是論宋以後詩的內容，主要是清詩。這本身就體現了迥異流欲的獨立精神。而具體到作家的創作與理論，更是毫不依傍前人，惟我聽見是陳，大膽而卓絕的議論隨處可見。這裏我首先想舉出他對《滄浪詩話》的評論。自古以來沒有哪部詩論像《滄浪詩話》這樣遭到過那麼多譏誚訾毀。可是《談藝錄》通篇獨給了它極高評價。第88則中通過比較嚴氏詩論與法國印象派詩論的相通之處，肯定了它“放諸四海，俟諸百世”的理論意義。後來作者在“訂訃”中回顧道：“餘四十年前……撰《談藝錄》時，上癢師宿，囿於馮鈍吟等知解，視滄浪蔑如也。《談藝錄》問世後，物論稍移，《滄浪詩話》頗遭拂拭，學人於自詡‘單刀直入’之嚴儀卿，不復如李光照之自詡‘一拳打蹶’矣。”（第596頁）今天嚴羽詩論的價值漸為人重視，但在當時錢鐘書的議論不啻是石破天驚，非有目空北群的過人膽識不牟能道。頗有意思的是，錢鐘書如此推崇滄浪，但對滄浪詩論一脈相承的司空圖《詩品》卻不以為然：“司空表聖《詩品》，理不勝辭；藻采洵應接不暇，意旨多梗塞難通，只宜視為佳詩，不求甚解而吟賞之。”（第371頁）這樣的主人放在今天，研究批評史的人必勃然而起爭之。但我覺得“佳詩”說是有道理的，《詩品》的意義只在以“佳詩”擴大了中唐以來的詩境說的影響，在理論上並沒多少貢獻。而具象式批評的模糊性帶來的消極影響更是過大於功，這種具象式的理論思維最終阻礙了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走向規範化和科學性。又如明末奸臣阮大鋮，人品為世所不齒，而詩有可諷，前人偶或賞之，今人的文學史斥之莫稱。錢鐘書則認為“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何須固執有言者必有德乎”（第161頁）因此他在論述竟派衰時特地把他作為一種現象提出來討論：“阮大鋮絕口不道鐘譚；《戊寅詩•與楊郎秋夕論詩》大言：‘勝國至本期，一望茅葦積，滔滔三百年，鴻濛如未辟。’顧按其先後諸集，則洵可謂為‘捉得竟陵決’者。昧良忘祖，毀所自出，亦僉壬心術流露之一端焉。”最後又提到：
五十餘年前，南京國學圖書館重印《詠懷堂詩集》，陳散原、章太炎、胡步曾先生等題識以表章之，有日：“以王孟意趣，而兼謝之精煉”，有日：“具體儲書，追蹤陶謝”。諸先生或能詩或不能詩，要未了然於詩史之源流正變，遂作海行言語。如搔隔靴之癢，未奏中肯之刀。有清一代，鄙棄晚明詩文；順康以後，於啟禎家數無複見知聞知者，宜諸先生之欽其寶莫名其器也。
陳章胡三位都是一代名家，但錢鐘書毫不客氣地指出他們於詩史流變而致議論輕率，同時也說明瞭他們致誤的客觀原因，嚴正中含有寬容和尊敬，表現出一位學者因有的正直不阿的高尚品格和不卑不亢的優雅風度。讀完《談藝錄》，我們不能不承認，錢鐘書學問的境界首先是建立在對歷史事實的忠實態度和獨立的思考之上的。沒有這點精神而侈談學問，只能是對學問的褻瀆，學問反過來也必將給予無情的嘲弄。從古到今都有這樣的學者，著作等身，顯赫一時，身後卻留不下什麼有價值的東西！沒有一點孤直耿介，耐不住寂寞；向聲背實，托飛馳之勢，最終必然滑向邪道，令後人在鄙薄之餘又生幾分憐憫。古人說，有第一等襟抱，斯有第一等真詩。學問又何嘗不是如此？有第一等的人格乃有第一等的學術品格，有第一等的學術品格乃有第一等的學術！回顧中華民族的學術歷史尤其是近代以來學人的出處升沉、學術的隆替流變，好生令人感慨！向來被人目為淺薄的胡適，就憑他獨立不羈的學術精神，後人便能從他的遺產中得到許多真金。而一些似乎精深遠過之的學者卻只留下些過期股票。面對一大堆古典文學研究的遺產，我愈益強烈地感到，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考、獨立的學術品格對於一個學者、對於我們整個學科建設是多麼重要！已故廣西師大中文系教授馮振（振心）先生（1897－1980），我只見到遺容，精於詩學與諸子學，早年著書多種，後來卻幾乎不寫東西。據說是自覺不合時宜。這樣一位學者，沒能把畢生所得留傳下來，是非常可惜的。但我佩服這種精神。既然不能言所欲言，那就保持沉默。有所不為而後能有所為。評法批儒時的那種學術繁榮不地徒致紛擾，添些撥亂反正的麻煩罷了。我的老師千帆先生常說，學者須能自甘寂寞。也許，選擇學問作為終生事業就註定了要走上一條寂寞之途。如今錢鐘書是名滿宇內了，但他一直是在走著淡泊寂寞的路，過去如此，現在依然如此。
３.今人好談論錢鐘書的治學方法，每有洞幽燭微之論。也難怪，誰讓今天是個方法論的時代呢！但我始終以為錢鐘書的所成，要在一個學字，博通今古，學貫中西。四冊《管錐編》早已令中外傾倒，而《談藝錄》僅以它滿紙的書名號就足以令人服膺其涉獵之廣。對任注山谷詩、李注荊公詩、施注遺山詩三家的訂補引書數百種，特別是舉前人後人之作相參證，更顯出非凡的記誦能力。這種學養自然是與他們那一代人少受家學通國故、長遊域外博見聞的特殊經歷分不開的，今人再難有這種理想的學習條件。因為淹貫中西，他每從中西文學創作與理論中發現相同的藝術經驗，從一個側面揭示出人類共能的藝術感覺和心理內容。這在論王國維詩的時間意識、李賀詩的曲喻、八股文的代言特徵、以人為詩說、山谷\"行布\"之說、惦手相應與機乖等問題時都為我們樹立了比較文學研究的範例。而在評論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近代詩人時，淵博的學識同樣使他能居高臨下地洞見他們接受西方文化的深淺得失。對蘇曼殊每以拜倫比太白仙才、雪萊比長吉鬼才，他就認為：\"至於拜倫之入世實踐，而謂之\'仙\'；雪萊之淩虛蹈空，而謂之\'鬼\'，亦見此僧於文字海中飄零。未嘗得筏登岸也。\"（第５０頁）曼殊《本事詩》之三雲：\"丹唐、裴倫是我師，才如江海命如絲。\"錢鐘書在\"訂補\"中又說：\"竊謂\'命如人可揣稱工愁薄命之才子如黃鐘則輩……曼殊憫剛毅傑士，以為柔脆；憐豪華公子，以為寒酸，以但丁言情與拜倫言情等類齊觀，而已於二家一若師承相接，身世同悲。不免道聼塗説，而謬引心照神交。蓋於西方詩家，只如賣花擔頭看桃李耳。讀此等絕句，不妨賞其楚楚小有風致，若據以言曼殊于西方文學能具藻鑒，則譽彼長適所以{ +暴}其短矣。\"（第３７４頁）這樣的評論哪里靠什麼觀念或方法，純粹靠驅使滿腹書卷而已，甚至不必下許多玩味作品的功夫，見多識廣自然能辨真假深淺，不受人欺騙。《談藝錄》裏真正是下了玩索功夫、於毫芒之間參究同異得失的是像第２８則論鐘譚之類的文字。就是在這種地方，淵博的學養還是每在不經意處顯示出來：\"伯敬欲為簡遠，每成促窘；友夏頗希隱秀，只得格。伯敬而有才，五律可為浪仙之寒；友夏而有才，五古或近東野之瘦。\"（第１０２頁Ｏ）這段文字辨析之精，誠令人嘆服，但我更欣賞的是下麵小字夾註說的\"然唐人律詩中最似竟陵者，非浪仙、武功，而為劉得仁、喻鳧\"。發現姚賈與竟陵的相似不算困難，因為他們都是對後世有深遠影響的晚唐名家。而劉喻二人在唐代卻是很少為人提及的小家。能注意到他們與竟陵的相近，就顯出論者於唐詩涉獵之廣、研讀這細、體悟之深了。所以我說錢鐘書的學問是最本分最老實的學問，如果更以第１８則\"詩用語助\"而言，則甚至可以說是最原始的學問。悟性那麼高的他，總是用著最機械的歸納法。他在論古詩中用虛字的情形時指出：\"蓋理學家用虛字，見其真率容易，故冗而腐；竟陵派用虛字，出於矯揉造作，故險而酸。一則文理通而不似詩；一則苦做而文理不通。兼酸與腐、報以文為詩之醜態者，為清高宗之六集。蔣石齋、複初齋二家集中惡詩，差足佐輔，亦虞廷庚歌之變相也。\"（第７８頁）這一鞭辟入裏的結論，並不是僅憑讀幾家集子加以推斷，而是列舉出從古代到近代１２５位詩人的２９６首詩作，由眾多詩例的瑣細比較中歸納出來的。這種笨拙的方法今人是不屑用的，儘管我們只能共分謝靈運謙讓的那一鬥才。於是今人的文章中也絕看不到這樣的文字：
餘於晚清詩家，推江叔與（黃）公度如使君與操。叔或失之剽野，公度或失之甜俗，皆無妨二人之為霸爰健筆。乾嘉以後，隨園、甌北、仲則、船山、頻伽、鐵雲之體，匯事成風；流昨輕巧，不矜格調，用書卷而勿事僻澀，寫性靈而無忌纖佻。……江叔力矯之，同光體作者力矯之，王壬秋、鄧彌之亦力矯之；均抗志希古，欲回波斷流。公度獨不絕俗違時而竟超群出類，斯尤難能罕覯矣。（第３４７頁）能把一代詩家如數家珍似地一一道來。只有靠多讀、熟讀，只有這樣才能胸有 成竹，沿波討源，把握住詩潮的流變。當然，這裏還有個藝術鑒賞力的問題。敏銳高超的藝術鑒賞力是學養與悟性的結合。這方面錢鐘書的過人之處隨時都流露出來。
４.由於涉獵有限，我無法對錢鐘書詩學的深湛處一一評說，只能在自己熟悉的範圍內舉一兩個例子。比如李賀，《談藝錄》有數條論及，顯見作者是深有見於其詩的。自杜牧序李賀詩有牛鬼蛇神之目，以為\"少加以理，可奴僕命騷\"，後人多有曲為之辯者。錢鐘書舉出銚羹湖《昌穀詩注》、朱軾《箋注長吉詩》，張簀齋《澗於日記》、劉須溪《評李長吉詩》、胡應麟《少室山房類稿》、舒夢蘭《古南餘話》諸書所論，指出\"姚、陳、張輩謂長吉之詩妙在乎有理而猝不能解劉、胡、舒輩謂其妙在乎無理而正不須解；二說相反，而均一反牧之\'少加以理後\'之說\"。（第３６７頁）他首先跳出這有理無理之爭，而從杜牧之論去尋繹長吉詩。既然同時代的大詩家認為賀詩無理，那麼就體現了唐人的一種目光。通過對作品的考察，他認為\"牧之議長吉\'少理\'，即黎二樵評長世所謂\'于章法不太理會\'也\"。這不是主觀的臆測，他對《惱公》所作的那段千餘字的剖析會讓你信服他的見解。進而他又拈出德國人所謂\"挈領之才\"與\"鋪張之才\"的分限，以為長吉才質屬於鋪張一路，深中賀詩肯綮。如果光談到這一步，那麼錢鐘書還不足以為錢鐘書，他的識見卓絕之外更在後面：\"余嘗謂長吉文心，如短視人之目力。近則細察秋毫，遠則大不能睹與薪；故忽起忽結，忽轉忽斷，複出傍生，爽肌戛魄之境，酸心刺骨之了，如明珠錯落。與《離騷》之連犬卞荒幻，而情意貫注、神氣籠罩者，固不類也。……蓋長吉振衣千仞，遠塵氛而超世網、其心目間離奇ㄈ詭，鮮人間鹹。所謂千里絕跡，百尺無枝，古人以與太白並舉，良為有以。\"（第４６－４７頁）我以為這是迄今為止李賀研究中最精闢深刻的闡述之一。它是基於先進的文學觀念嗎？是本著科學的研究方法嗎？不，這是博學廣見的藝術素養的昇華，是惺惺相惜的天才之間的深刻理解，是希世獨行的一種人生境界的感通！我知道，像杜甫那種每飯不忘君的詩人是容易獲得統治者和統文人賞識的，蘇東坡的曠達超逸也容易得到在現實的壓抑中尋求精神超越的一般士人的共鳴，可是太白、昌穀，他們天才的寂寞、絕望的反抗，是世間大多數所謂學者、詩人難以理解或首肯的。我在錢鐘書的學問中總看到一種超然的東西，借他一本書的書名來說就仿佛是站\"在人生的邊緣上\"眺望人生，這使他總是具有超脫的識見，透地一層境地洞達幽邃的真諦。看他論趙孟ぽ詩：\"松雪詩瀏亮雅適，惜肌理太松，時作枵響。七古略學東坡，乃堅致可誦。若世所傳稱，則其七律，刻意為雄渾健拔之體，上不足繼陳簡齋、元遺山，下已開明之前後七子。而筆性本柔婉，每流露於不自覺，強繞指柔作百煉剛，每令人見其矜情作態，有如駱駝無角，奮迅兩耳，亦如龍女參禪，欲證男果。\"（第９６頁）。趙孟ぽ性本柔弱，少剛正之氣，其出處與書法風格都明白地表現出這一點。作書不悖本性，還能成柔媚一體：\"文以氣為主，不可力強而至\"，以柔弱之質而強作豪壯，自不免矯矜。這瞞得過錢鐘書？正是在這種地方最顯出錢鐘書的目光如炬來。而\"駱駝無角，奮迅兩耳\"之喻則形象而又透闢地揭示了趙孟ぽ品性、詩格之間的反差和矯張之態，不由得讓人想到《談藝錄》中引及的一句古話：\"刻薄人善作文字！\"此外如公安與竟陵有望道未見與有志未遂之別、放翁善寫景而誠齋寫生，黃遵憲詩有新事物而無新理致等議論，均自出手眼，令人不能不折服他的識見之深和悟性之高。清詩學者嚴迪昌說三十年前讀舊刊本《談藝錄》\"至作詩學成齋，幾乎出藍亂真者，七百年來，惟有江叔。張南湖雖見佛，不如叔之如是我聞也。世人謂《伏堂集》出於昌黎、東野、山谷、後山，蓋為彭文敬、李小湖輩未定之論所誤耳\"一段文字，甚覺親 ，後讀江《伏堂詩錄》，深歎錢鐘書所論的警策，\"誠獨具史家慧識\"。《談藝錄》中這種發人所未發、鞭辟入裏的論斷不勝列舉，王漁洋詩，同輩均推崇其天分之高不可及，後來袁枚獨不以為然說\"阮亭之色並非天仙化人，使人心驚。不過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屬清雅，又能加宮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得香，取人碎金，成其風格\"。（《隨園詩話》卷三）錢鐘書則認為\"藏拙即巧，用短即長；有可施人工之資，知善施人工之法，亦即天分\"。但他馬上又指出：\"然一不矜持，任心放筆，則譬如飛蓬亂首，狼藉闊眉，妍姿本乏，風流頓盡。\"他舉出鄒綺《十名家詩選》所收及《觀自得齋叢書》中的《漁洋山人集外詩》為例。接著他又分析了漁洋的弱點和長處：
漁洋天賦不厚，才力頗薄，乃遁而言神韻妙悟，以自掩飾。一吞半吐，撮摩虛空，往往並未悟入，已作點頭微笑，閉目猛省，出口無從，會心不遠之態，故餘嘗謂漁洋詩病在誤解滄浪，而所以誤解滄浪，亦正為文飾才薄。將意在言外，認為言中不必有意；將弦外餘音，認為弦上無音；將有話不說，認作無話可說。……觀其詞藻之鉤新摘雋，非依傍故事成句不能下筆，與酣放淋漓，揮毫落紙，作風雨而起雲煙者，固自異撰。然讀者只愛其清雅，而不甚其，此漁洋之本領也。要之漁洋談藝四字\"典、遠、諧、則\"，所作詩皆可幾及，已非易事。明清之交，遺老\"放恣\"雜駁之體，如沈椒園廷芳《隱拙軒文鈔》卷四《方望溪先生傳》附《自記》所雲，詩若文皆然。\"貪多\"之竹士宅，能為饋貧之糧，\"愛好\"之漁洋，方為拯亂之藥。功亦偉矣。（第９７－９８頁） 錢鐘書的批評眼光尖銳犀利，如倫琴射線洞穿對象的肺腑，隱癡結症，－－皆現。既能撕開鏽花枕頭表暴其秕糠之質；也能琢璞現玉、披沙揀金，上述論斷起漁洋於九泉也不能不心悅誠服，難抗辯一詞。只要我們不是僅憑世所傳誦的幾篇名作，而是通觀漁洋全部詩作來衡量上述議論，都會同意錢鐘書的意見。他沒有提到漁洋的成名作《秋柳四首》實際上這組作品中已包含了漁洋詩風的基本特徵，包括\"一吞半吐，撮摩虛空\"，\"弦上無音\"和\"愛好\"（見趙秋穀《談龍錄》）的成敗得失。這個問題需要專文討論。
５.葉燮《原詩》論詩人的素質，在劉知幾論史家的才、學、識三品上加個\"膽\"。學者的素質同樣也必須具備這四點。正直的學術品格就是膽，淵博的知識是學，超妙的感悟是識，而才則體現在思維的縝密、論析的謹嚴、表述的暢達。這在錢鐘書可以說是集四美於一身，而機敏的談鋒、尖刻的諧謔更是他獨特的魅力。綜而言之，一切都是以學為基礎的，錢鐘書讀書之勤，親朋中流傳的許多佚事可以作證。文學所的藏書，有不少登記卡片上我只見錢鐘書一個名字，《煙畫東堂小品》就是其中之一。而正是此書所收的《五貽上與林吉人手劄》的陶澎跋語，成了他\"漁洋樓閣乃在無人見時暗中築就，而複掩其土木營造之跡，使有煙雲蔽虧之觀，一若化城頓現\"這一誅必之論的依據。妙悟來自廣泛的參學。\"夫\'悟\'而日\'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第６８頁）這正可以看作是錢鐘書的夫子自道。與時賢相比，他給嚴滄浪以更高的評價，顯然是深有會心於此。
學風迭代遞轉。漢人守章句，甯人講義理，清人尚考據，雖各有得失，同務一個\"學\"字。十七年空談主義，新時期專攻方法，卻患在不學。以方法而言，錢鐘書確是平淡無奇的，基本上是傳統的學術筆記（《日知錄》《陔餘叢錄》式的）和詩話（《甌北詩話》式的）的路數（ 取材範圍擴大到西籍）。打個粗俗的比方，《管錐編》是盆菜－－經加工選擇的素材積累；《談藝錄》是濃縮湯料－－經概括提煉的真知灼見。前者是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武庫，閉著眼睛摸一篇都能據以成一專題論文。後者則是古典文學研究者的錦囊，沒出息的任拈一段都可敷衍成長篇大論，來個我注錢鐘書；出息不大如我這樣的也可以從中刺取一二，來個錢鐘書注我。但是方法，你在哪里？讀《談藝錄》我常有迷茫的感覺，就像大德上座，說得頭頭是道，聽眾卻在雲裏霧裏。蓋悟入的境界，你悟得乃可印證，否則終為霧裏看花。然而要證悟又談何容易，他說錢石如何如何，蔣心餘如何如何，我沒讀過他們的詩，又何知深淺。正因此我才頓悟，錢鐘書的學問的不二法門就是讀，再讀、讀熟、讀透。所謂\"下學以臻上達\"。（第９９頁）以他的悟性與專靜，有什麼深奧不可解的東西？據我粗略統計，《談藝錄》引書一千九百七十餘種（不包括西籍），涉及詩人八百多人，且讀而有得，決非前人詩話摘一二佳句泛下一二評語者可比。我相信不只我一個人感到奇怪和惋惜，錢鐘書為什麼不做些系統的研究，比如寫部詩史什麼的煌煌巨著，而做這種零星的、笨拙的功夫？讀了三遍《談藝錄》之後，我總算明白，只有下這最笨的功夫才能臻這最上的境界！想到嚴滄浪示學詩者的\"遍參\"、\"熟參\"，的確不是英雄欺人。但這是一個原則，而不是一種方法。凡臻最上乘境界的學問技藝總是無跡可尋，也就是古人所謂\"至法無法\"。金庸筆下最出色的劍俠，劍術造極之境是\"無劍\"。內力到處，木棒、柳枝乃至衫袖、手臂動搖皆為兵刃。錢鐘書的學問便給人這種百戰不用兵刃的感覺，讀他的書你只覺得淵博、精深，在那一派真氣浩然的學養和悟性面前，一切理論、技巧、方法都顯得蒼白無力，像耐不住比拼的花拳鄉腿！
６.然而，這種境界可以景仰，卻難以企及。因為它是建立在一種極其超然的學問態度上的。從動機來說，錢鐘書也許並不想做個職業的古典文學研究者。他最初談詩是為\"資吾操觚自運\"，所以只著眼於\"體察屬詞比事之慘澹經營\"，而不斤斤於評騭高下及注解、考證。專注本文，使他對詩的理解達到很深的境地：\"漸悟宗派判分，體裁別異，甚言語懸殊，對疆阻絕，而詩眼文心，往往莫冥契。\"（第３４６）寫作《談藝錄》時，正值國難當頭，偷生兵罅。\"憂天將壓，避地無之\"，於是\"銷愁舒憤，述往思來。論無能事之詞，遣有涯之日\"。（序）這是一種寄託。一種\"不為無益之學，何以遣有涯之身\"的無奈與自遣。所以書中每以興會聽到，信筆書之。或少年負氣，一時技癢，不免有炫學之意（第３４６頁）；或詼諧雜出，以資談助；更多的則是以聞見折衷舊說，斷結學術公案（如論韓愈、朱熹），了不似蓄意所作的專門研究。論其體例實近于陳登原的《國史舊聞》。於喪亂流離、圖籍無存之際作此書，自序所謂\"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確非故擬作易者而自大其體。它是憂患的產物，同時又是超越憂患、遠避塵累的憑藉。建國後風雲激蕩，政治運動的衝擊，五七幹校的放遣，對一介書生來說書已成了一種奢侈。愛書如命，在幹校昏暗的棚屋中將登子放在炕上，人再站在凳子上湊近燈光讀書的錢鐘書，學問對他還有什麼更崇高或更功利的目的（如弘揚民族文化、取其精華、剔除糟粕之類）呢？惟其如此，倒使他的學問獲得了它的自足性。學問的目的回到了它本身。讀書思索對他來說成了一種最愉快的人生體驗，從而使學問與更高的合目的性－－人生的意義相聯繫起來。玩索學問也就成了玩索人生。正是這種沉靜的愉悅使他的學問能夠超脫于世俗的功利目的，而進入一個純淨淵深的境界。那實際上也就是他為人的境界。所以我常感到，比起學問來，我常佩服錢鐘書的為人。然而也僅限於佩服而已，從未想過仿效，的確，也無法仿效，對四十歲出頭就成為一級研究員的錢鐘書來說，讀書是滿足人生的賞心樂事，學問不地是它的自然結果。因此他做學問可以說是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更不管自下而上環境和學術環境迫使我們急功近利，雖是花拳繡腿，也要上去練練。一面在心底對前輩原深沉懷著高山仰止的崇敬，一面卻還要擺出一副義無反顧的決戰架勢。這不免教許多老成持重者哀歎學風日下，我無意為此爭辯，只是想指出；學風從來就不是在象牙之塔里嫋嫋漫起的篆煙，它總是被世風所左右。不止聽到一個同輩人這麼說：\"等高級職稱評上，就埋頭讀幾年書，真正搞點實在的東西。\"請注意，前提是高級職稱評上。而高級職稱評定，眾所周知大都是一本書主義，幾十篇有見解的論文，絕不如一部妙冷飯的平庸作分量重。這逼迫人去炒平庸的東西，根本別指望《談藝錄》這樣的言必獨到、涉筆皆新的深刻著作了。說起來，錢鐘書至今還沒一部所謂專著呢，全是零星筆劄與論文。我想他還不屑於去寫什麼專著，因為系統的著作難免要重複許多舊東西！那麼，只有我們這些急於評職稱的人大寫專著，等到職稱到手，人近中年，即使雄心猶在，只怕也過不了精力充沛、思維活躍的黃金時代了。
我惟願同輩人多讀書，包括多讀錢鐘書，同時不要忘了福柯的話－－應該跟隨少量的作者一同思考，一同工作，但是不要去寫他們。
來源：國學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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