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移民美國已經有200多年曆史。從早期賣猪仔式的勞工移民，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知識型新移民，華人在美國的待遇與地位有了很大變化，中美兩國的關係也由不平等的、敵對的，逐漸轉變爲比較平等的“合作伙伴”關係。如何看待這200多年的華人移民史，如何評價伴隨着華人移民而出現的美華文學？這始終是衆多海内外專家和學者們所研究的重要課題。美國著名華人作家黄運基在中國出版了長篇小説《奔流》（沈陽出版社1996年）、《狂潮》（沈陽出版社2003年）和中短篇小説集《舊金山激情歲月》（珠海出版社2004年）之後，又由廣州花城出版社推出了散文集《唐人街》（2004年底），爲我們對以上問題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文本。
一、 以個人經歷印证歷史發展
文學與歷史都要求叙寫生活的真實與本質。歷史的寫作不能虚構，需要大量的資料和數據作爲基礎，作者個人的經歷在寫作中不是特别重要；文學的寫作不排斥虚構，但個人的經歷、尤其是生活細節的真實，却顯得非常重要。如果僅從個人經歷來看，黄運基無疑在美華文學創作中佔有先機：祖孫三代華僑，自己在美國生活了半個多世紀。他在《唐人街》中所寫的都是親身經歷的事情，以個人（包括家族）經歷印证歷史與時代的發展，使這部散文集具有特别真實和厚重的品質。
黄運基在書中自叙：“我的爺爺在他17歲那年當‘契約勞工’，既是我們所理解的‘賣猪仔’來到新大陸建築中央太平洋鐵路。17年後他回國結婚，由於‘排華法案’的執行，使他回不了美國。”（《話説“華僑文學”》）這裏的“排華法案”指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的一項“絶對禁止華工入境十年”的法案。該法案到1884年又作了修訂，條款增加到17項，擴大了限制華人移民的範圍；1888年再次昇級爲《斯克特法案》，禁止暫時離境的華工重返美國，把2萬多名回中國探親的華工拒之門外。黄運基的爺爺大概就在這2萬名之列。
早期華人移民在美國當苦力，開礦山、修鐵路、墾荒地，對美國西部開發做出了卓越貢獻，而當美國經濟繁榮發展以後，這些華工却成了白人排斥和攻擊的對象。由於美國限制華人入境，華人不得不采用一些不正常的方式移民，其中一項是“冒籍”。1906年舊金山大地震火灾，移民局的檔案全部被燒燬，很多華人趁機冒認是在美國出生，領得美籍證件。在“法官確定了土生兒孫國籍權利之後，又産生另一種冒籍手段。美籍華人到中國探親回來，就向移民局報告生了孩子（通常是男孩）。這樣製造了一個移民空額。幾年後，居美華人可以轉讓或出售這些額及有關口供資料，讓其他華人冒籍入境”①。既然是冒籍申請移民，就不能再姓原來的姓，必須改姓移民紙上的姓。黄運基的父親於1924年以卓姓冒籍移民美國，1984年黄運基也同樣以卓姓移民美國，所以黄運基中文名姓黄，英文名却姓卓。合法的姓變成不合法，不合法的姓反而變成合法的，這種現象在美籍華人中相當普遍。
到了60年代，美國移民局發起所謂“坦白運動”，要求冒籍的華人移民向政府“坦白”自己是“非法入境”，然後根據情况由移民局重新登記辦理移民手續，借機打擊迫害華人社會的進步人士和异見分子。1962年，黄運基的父親迫於壓力向移民局“坦白”冒籍，黄運基則拒絶“坦白”，而被警察局以“非法入境罪”逮捕。接着，他父親被迫在法庭上指证親生兒子是“非法移民”，結果黄運基被判入獄三個月，監守行爲五年。爲了維護自己的公民權，他跟美國政府打了十年官司，終於在1974年才獲准重新申請加入美國國籍。
讀着《唐人街》第一輯“歲月留痕”中的系列散文，仿佛跟着作者回顧了半個世紀以來中美關係的歷史，而作者的“美國夢”確實是跟中美關係的風雨陰晴連在一起的。黄運基爲了尋夢，“15歲隨父親來到‘自由樂土’的美國，却還未踏足這片‘樂土’便失去了‘自由’，像俘虜似的被送進移民局關押起來，等候審問。……就像父親少年來美國，被關在没有天使的天使島上一樣”（《失而復得的日記》）。50年代的美國，是極端排華反共的麥卡錫主義横行的年代。黄運基在軍隊服役期間，因爲主張美中關係正常化、反對韓戰，而被認爲是從事“非美”活動，被軍事法庭判處“不榮譽退伍”，勒令逐出軍隊，所有書籍、日記和幾萬字的長篇小説手稿都被没收。他頂着巨大壓力，長期爲中美兩國建交而奔走呼吁，與幾個朋友發起成立了 “美中人民友好協會”；他以一人之力創辦了名震一時的《時代報》，在創刊號上報導了尼克鬆總統訪華的“破冰之旅”；鄧小平訪美時，他以《時代報》記者的身份追踪采訪，寫下了一系列報導和評論；裏根總統訪華時，他作爲美國記者團的成員一起隨行采訪；1974年他應中國外交部邀請，率領一個美國代表團到北京參加國慶25週年慶典；1979年1月1日，他在所有美國華文報紙中首先獨家報導；美中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鑒於黄運基先生在新聞、出版、翻譯、創作，以及長期致力於美中友好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卓越貢獻，美國舊金山市市長威利?布朗代表舊金山市縣議會宣佈：1998年2月1日爲舊金山“黄運基和美華文化人報日”②！與早斯華人所受到的歧視、虐待和欺辱相較，這在美國華人移民史上不能不説是一個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事件。
早在50年代初期，黄運基主張美中建交而被認爲是“非美”，受到軍事法庭審判，被逐出軍隊；20多年後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中國，却被認爲是打開美中關係大門“英雄”，歷史的發展是多麽富有戲劇性！因此，有人認爲黄運基的政治觀念，比美國總統至少超前了20年。黄運基的榮辱得失，是隨美中兩國關係的變化而變化的。他在美國大半生的奮斗歷程，充分表現了海外華人熱愛祖國的赤子之心！這正是這部書感人至深的地方。
二、 穿透時空的洞察力與概括性
唐人待（Chinatown），也叫中國城、華埠，是華人在國外聚居的地方。早年的美國非常排斥和歧視華人，經常有華人移民遭受白人的欺辱、毆打和槍殺。爲了團結起來扺禦外辱，華人們便集中住在一起，被擠壓在一個狹小的生活範圍内，逐漸形成這個用四堵無形的厚墻圍住的唐人街。
黄運基筆下的唐人街，不僅描繪了讓外國人感到神秘的一面，如：香燭繚繞的廟宇，神聖威嚴的菩薩、神像，雕欄畫棟的中式建築，武術館、中醫館、藥材店、瓷器店、絲碉鋪、中餐館、麻雀館，還有逢年過節的鞭砲、春聯，敲鑼打鼓的舞獅、舞龍，粤曲、京劇，以及叫人感到迷感的華人稱爲邑界的地緣性組織、稱爲姓界的血緣性組織、稱爲堂界的幫會以及行會等四大類型社團。更重要的是，作者以穿透時空的洞察力剖析了唐人街形成的歷史原因，指出“唐人街是一面歷史的鏡子。在不同的年代，你會在唐人街上看到不同的東西，感受到不同的人性的冷暖”、“唐人街還是美中關係的温度計、晴雨表。五六十年代全美刮起政治冷風期間，整個社會動亂不堪，唐人街也不能幸免。……70年代，美國要面對現實，主動與中國改善關係，唐人街也像雨過天晴”（《行過都板街》）。這樣，唐人街就與中國傳統的人際關係，與季節變化，與美中關係，與世界局勢發生了千絲萬縷的關係，揭示出唐人街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藴，以及在不同時期的時代特徵。
豐富的人生閲歷，長期從事新聞寫作和政治評論，使黄運基的散文没有無病呻吟、鷄零狗碎的毛病，而是有感而發、高屋建瓴、舉重若輕，對生活具有很强的藝術概括性。《旗》是一篇短小精悍的散文，作者先從“9?11”事件後美國掀起了掛旗熱落筆，好像不掛星條旗就熱愛美國一樣。接着，又談到三藩市唐人街的熱點問題“易幟”，1949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有僑社在唐人街的同源會禮堂掛起了五星紅旗，當年是“獨樹一幟”，而且遭到手持棍棒利器的歹徒衝擊會場，打傷群衆，扯下五星紅旗；而現在唐人街絶火多數僑社 都降下了青天白日旗，昇起了鮮艷奪目的五星紅旗，在舉行昇起儀式時，美國的市長和其他政要也會應邀出席觀禮。作者僅僅在昇旗這個問題上，就概括地反映了唐人街50多年世態人心的滄桑變化。
《香港的黎明》寫1997年7月1日香港同歸的重大曆史事件。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歷史滄桑，那麽盛大的交接儀式和歡慶場面，那麽多海内外華人和英國人的復雜心態，他竟然只用不到2千字的篇幅就寫得洋洋灑灑，隽永傳神，妙處横生。作者首先點明香港“同歸”是 “所有中國人日盼夜望的日子”，描繪了香港各地的歡慶場面，然後抓住交接儀式中最激動人心的降旗和昇旗儀式寫香港的回歸。作者身臨其境，“見证了一個舊時代的結束，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當時香港正下着雨，這雨便具有了象徵意義：這是英國殖民主義統治者愁腸寸斷、莫可奈何的“泪雨”；同時，這也是“喜雨”，把中華民族百多年來的耻辱洗刷得干乾净净!最後，作者以新聞采訪的形式向幾個人問了同一個問題：“在這個歷史性時刻，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麽?”其中一位女青年説她最想成爲1997年7月1日約會黎明先生共進早餐的第一個人。以這麽短的篇幅容納這麽重大的歷史題材，而且又寫得這麽充實生動，富於象徵意義，確實是舉重若輕、揮灑自如，對生活具有巨大的藝術概括能力。
他的《四十五年的甘苦》，曾獲《人民日報?海外版》爲紀念建國四十五週年舉辦的“祖國和我徵文”優秀奬。作者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寫祖國成立45週年的巨變和成就，表現出 “海外的炎黄子孫，魂係中華”的愛國之情，概括性地揭示出“祖國的興衰，與我們休慼與共”的真切體驗，希望中國走上“强國富民”之路，讚頌“中國像個巨人，正在一步一個脚印走向世界!今日的祖國，是一塊生機勃勃的開心地”!
三、 對中西文化的反思與批判
海外華文文學不同於中國本土文學，就在於它的地域性、民族性、國籍性的多元混雜交融而呈現出來的文學特質。黄運基祖孫三代華僑，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較深，他女兒和外孫、外孫女在美國出生，只會説粤語，漢字認不太多，是一個比較典型的美國華人家庭。在黄運基身上無疑保留着勤勞、節儉、堅韌、善良等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同時也具有冒險、熱情、好動、外向等西方文化的性格特徵。他跟美國人在一起，説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語，辦事行動都是美國作派；跟中國人在一起，他又能説一口標準的粤語和比較標準的普通話，待人接物又很有中國的人情味，是一個兼有中西文化優點而少有其缺點的傳奇人物。
黄運基在美國生活了57年，最近10多年來頻繁往返於太平洋兩岸，差不多每年都回祖國住一兩個月。他接觸的朋友既有兩國的平民、政要，也有文學藝術界的名流、雅士，身處兩種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之中，使他對兩國的風俗民情和文化特點都有深刻的瞭解，因此，在他筆下不乏對中西文化的反思與批判。如《東西之間》客觀地分析了東方與西方文化的差异，美國人教育孩子從小要獨立，不依賴父母，小時候不喜歡别人叫“小孩子”，但老了又不喜歡别人説他們“老”；中國人教育孩子要聽大人和老師的話，要做“乖孩子”，老了就倚老賣老，喜歡别人尊其爲“老”；中國人以謙虚爲美德，有時謙虚過頭顯得虚僞，西方却認爲做人要自信，要善於表現自己的特長。這種東西方文化的差异，甚至在一個家庭兩代人的觀念上也表現出來：女兒生了兒子，作者便和妻子商量在銀行給外孫開設一個教育基金賬户，每月存入一筆錢作爲外孫將來唸書的費用，但女兒女婿在感激之餘堅决不同意這樣做，他們認爲孩子18歲以前父母應盡自己的職責，孩子18歲以後就應當對自己的前途負責，做一個自强自立的青年，不應當依賴父母和爺爺輩。
在《太陽?月亮?資本家》中，作者反思自己在50年代“可愛的純真和可哀的偏激”，在日記中狂熱地歌頌“太陽”，人爲地貶低“月亮”。因爲受當時政治觀念的影響，認爲當工人光榮，當“資本家”可耻，甚至不敢買車、買房。《機上即景》從一對中國中年夫婦貪小便宜，在美國乘飛機時偷偷拿走4個塑料杯和4個玻璃杯，聯想到國内飛機起飛前手機鈴聲大作、講話很大聲，落地時飛機還在滑行便一窩蜂站起來拿行李的混亂現象，作者認爲這些都是國民素質不高的表現。
在對中國文化進行反思的同時，黄運基也對西方文化進行了嚴肅的考問。《暴力文化》指山美國的電影、電視、報紙新聞、圖書出版、娱樂場所到處充斥着殺人放火、槍戰打鬥、强姦搶掠的暴力文化，“目前美國民間擁有各種槍支的總數超過2.3億支，幾乎已到人手一槍的地步……美國的賣槍店多過麥當勞漢堡包店”，“當整個社會都處在‘暴力文化’的籠罩下，我們的青少年那原是純真的心靈都被這種‘暴力文化’所侵蝕時，槍械便成爲他們便於拿起的可以殺人的武器，美國校園連續發生的槍殺悲劇與這種‘暴力文化’不無關係”。在《魂斷雙子樓》中，黄運基在對恐怖分子襲擊表現出極爲憤慨、對2000多美國公民無辜喪生表示沉痛哀悼的同時，也對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爲進行了深刻反思：“當我們偏袒以色列以暴易暴反恐的同時，我們是不是要冷静理性地反省一下，我們對外面世界的所作所爲，到底山了什麽問題了?”他呼吁人們“在緬懷逝者期盼冤魂安息的時刻，把眼光看得更遠，爲未來的世界更美好更和平，點燃希望的燭光”!
吸納中西文化之長而摒棄兩者之短，身處美國而又關心中國和世界的局勢及人類命運，使黄運基超越了種族與國籍的界限，能够客觀、全面、辨证地看問題，表現出一種博大的胸懷利深厚的人道主義精神。
黄運基的散文傾向於寫實風格，忠實於生活的原生狀態，揭示歷史的真實面貌，小至身邊瑣事，人至國際風雲，都可用來作爲散文的題材，在揭示美國華人生活的歷史與現狀方面具有獨特價值。他既有《漫漫心路七十年》《香港的黎明》等時空跨度很大、描寫重大事件的大手筆，也有《外孫的玩具》《獄中書簡》等從小處落筆、婉約纏綿、親切感人的小抒情。他的散文，通常以豐富的人生閲歷和深刻見解見長，而不以華麗的語言和多樣的技巧取勝。由於多篇文章寫到某一個事件，有些細節會有重復之嫌。如果作者不急於把故事像新聞那樣簡潔地早現出來，而更多地運用一些叙事策略和修辭手法，作品的美學價值可能會更高。我們期待着“人生七十正壯年”③的黄運基先生將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問世。
（作者係廣東教育學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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