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多江河的文化。
黃河、長江之外還有珠江。除此，北有黑龍江，西有雅魯藏布江。它們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都是中華文化多元性中的一元。珠江，原指廣州以下河道入海的名稱。從廣義來說，是西江、北江和東江的總稱，西江發源于雲南，其主幹流全長2190多公里，經貴州、廣西、廣東，在珠海的磨刀門融入南海，還有崖門、虎跳門、雞啼門和泥灣門都是西江的出海水門，北江，是武水（源於湖南）和湞水（源於江西）在韶關匯合後形成，全長468公里。東江源於江西省南部，全長523公里，流入廣東在虎門入南海。
珠江，是我國第三大長河，水流量僅次於長江，是黃河的八倍，其流域包括:滇、黔、桂、粵、湘、贛、港、澳八省區，輻射福建南部與海南島。
珠江下游是江河文明與海洋文明的結合部，是中外文化的結合部，中外文化意識在此碰撞與交融。自漢武帝元鼎六年（西元前111年）開海，繼陸上絲綢之路後又開闢了一條海上對外貿易的通道，史稱“海上絲綢之路”。她的始發港是在今日徐聞的三墩島。自此以來，兩千多年來珠江人民對外貿易與對外文化交往從未斷絕，即使在明清之季幾度封海，廣州仍然是對外通商的重要口岸，她接受海洋文明的洗禮比黃河、長江來得更早。
珠江文化屬多元文化，自漢武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後，中原文化成了儒學的代名詞。珠江流域另有一番景象，這裏是百越人聚居之地，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珠江文化具有二重性，它承傳百越文化的基因與漢文化相融合，並大量汲收海洋文化的養分。湛藍的海洋顔色就是珠江文化最具個性最獨特的顔色。它離中原較遠，古代交通不便，又爲五嶺所隔，長期處於邊緣地帶；而她面向海洋，漢武開海之時竟憑手搖槳櫓的小船，沿著海岸航行，那時尚未發明指南針，也未發明風帆，是沿著越南海岸到達馬六甲海峽，再南往印度、斯里蘭卡等。沿印度洋沿岸到達阿拉伯地區及歐洲大秦國（即古羅馬帝國）。自古以來，珠江人的商貿意識比中原更優。珠江文化是開放性文化，商業意識根深蒂固。珠江人的開拓精神和冒險精神是大海陶冶出來的。
珠江流域的漢化，尤其是廣府地區的漢化，都伴隨著多次北方戰亂大批漢人南遷和中原朝廷向嶺南用兵而來。
“秦始皇統一中原之後，於西元前219年，派屠睢率大軍50萬分兵五路南下。其中一支駐紮江西餘幹，一支扼守江西南野（今南康）；一支把守九嶷要塞（今湖南寧遠境內），一支把守鐔城之嶺（今廣西桂北越城嶺）。以上四支都未能深入到嶺南腹地。只有一支直下湟溪，順北江而入番禺。由於這裏處於多元化政治格局，各屬自己的君長，互不統屬，力量分散，迅速被各個擊破。”引自譚元亨著《廣府海韻》。
主帥屠睢戰死後，新任主帥任囂、趙佗。新主帥既善用兵，更能籠絡越人，用現代的話來說，善於做“統戰工作”。秦平定嶺南之後，按秦建制置南海郡（今廣東的大部分地區）、桂林郡（今廣西大部分地區）和象郡（今越南北南部和廣西一部）。把中央集權加於嶺南，又由南海郡統制桂、象。參看譚元亨著《廣府海韻》。
這是歷史上首次以軍事力量爲後盾，在百越之地以強制手段推行漢人的政治體制。以漢人的政治文化改造這裏的政治生態環境，爲今後越人漢化作了一點基礎性的工作。10萬漢人大軍，留在越地，加上以後趙佗向秦廷要求從北方調來數萬婦女爲軍人縫補，這些婦女以後與軍人結合就地生根，這期間還有約二十萬被謫移民南來。這是第一次大移民，自然也帶來了中原文化。
漢人挾著政治優勢，帶來首次大移民，改變著這裏的政治生態環境，自然産生中原文化與本地文化的大碰撞與大融合，這僅僅是開始，兩種文化的整合的路是漫長的。
任囂死後，趙佗接任南海尉。趁中原楚漢相爭之機，在粵建立南越國，自封南越王，定都番禺。番禺之越語意爲“越人之村”（或“越人聚居地”）。趙佗不僅是一位出色的統帥，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一方面推行中原的政治文化，傳播中原的價值觀念——“禮”的道德觀念，另一方面是尊重當地文化，尊重當地人民，他仿效越俗，自稱大蠻夷長，以取得土著人的認同，他沒有一點大漢主義和大北方主義的庸人氣味，這一點可說是他成功的秘訣。
趙佗，治理有方，經濟發展很快，他在南越期間，對外，北面擋住了中原的戰亂蔓延至此。對內，團結了百越各族人民，贏得了93年穩定、和平發展時期，——一個世紀的和平與發展啊！趙佗靠的是百越人民的支援。
在意識形態上，中原人強調的是“禮”。“禮”的功能是規範人類的“尊卑貴賤”和等級的；而百越人是崇尚自然，性格豪放、獨立。兩種不同的價值觀是如此鮮明，它們互相碰撞與交融注定是一條漫長的路，中間有起伏、有困難、有挫折和痛苦。僅在西漢和東漢就有過兩次對越人大用兵。一次是漢武平南越國，一次是東漢馬援征交趾。漢人大軍南下，搬來了中原的官制，推行郡縣制，與秦漢體制相吻合。這種官文化只停留在上層社會，而廣袤的越土仍然是土著文化的天地。尤其是在趙佗南越國的時期是如此，這種官文化是在汪洋大海般的土著文化包圍之中，連嫡系的居於統治層的漢人也被感染與熏陶。就連尊貴的南越王趙佗也“土著化”了。西漢重新統一後，派使者來遊說趙佗，乍見時連漢使也驚呆了，他一身的行狀打扮竟與當時的土著夷長全無分別。
趙佗不論他是否意識到，自北人南來之後，他們雖然挾著政治上的優勢，以統治者的身份“君臨”越地，而他們的價值觀念已經受到越地文化侵蝕和熏陶。這些事實說明，越地文化是一種強大的文化，相形之下，中原文化對它的影響力是如此單薄。
越地漢化，取得較快的進展和穩定，是在“廣信時期”。漢武帝元鼎六年（西元前111年），征服南越國，戰後的番禺已是一片斷壁頹牆。把嶺南首府從番禺遷至廣信，即今日之封開梧州一帶。這個時期從漢元鼎六年到東吳景帝永安七年（即前111年至西元264年）共375年。
“廣信”名字的來歷，是漢武平定南越國後要推行皇政，在他的詔書中有一句話：“廣布恩信”，從其中摘取“廣信”二字。以後才有廣東、廣西的名稱，廣信之東稱廣東、廣信之西稱廣西。此是後話，在此不贅。中國到了漢武時期才真正形成了穩固的統一局面。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思想上定儒術於一尊。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上的大一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在這個大背景下，嶺南漢化的進程與深化，自然超越前朝。珠江文化也從此定型，從此發展。中原文化向珠江流域的輻射也更爲強大。南北文化的整合與交融也從此開創了一個前所未見的局面，其前景無限廣闊與光明。
我們從珠江文化的定型期可以看到她先天性的特質。她既有本地文化的活潑與開放，也具有中原文化的厚重與莊嚴。一個民族的文化只有長久地保持著她的莊嚴性與鮮活性，才能使她永遠年青，意氣風發，永遠前進。這是一種文化的先進性必須具備的特殊氣質啊！假如一種文化泥古不化，不願進取，不論它當日如何強大也不免走向消亡。世界民族文化多如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地佈滿太空。自古到今，世界上又有多少種文化從這個燦爛的星空中殞落消失了。
珠江文化不能理解爲中原文化的附庸，不能理解爲中原文化所派生。這裏沒有父子尊卑的關係。她是燦爛的華夏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她們具有共性，這個共性就是同姓中華。任何一種文化也必具有自己的個性，沒有個性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中原文化的個性是帶有濃重的內陸氣味，因爲她是生長在一個農耕社會深厚的土壤之中。珠江文化的個性是帶有斑瀾的海洋色彩；自她定型時開始兩千多年來，海洋供給她養分也從未中斷。所謂海洋文明，簡言之，就是商業文明。珠江流域的人含他們的祖宗百越人，他們的重商意識比中國任何一個地方都更爲強烈。
20世紀著名電視片《河殤》作者的錯誤，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看到中華文化的另一面——海洋性的一面。出現如《河殤》這樣的錯誤並不奇怪，也不是孤立的。因爲忽略中國文化這一面的不是個別，只是《河殤》表現得更爲集中和突出，更有棱角也更刺人而已。所以，它一旦出現，一時爲不少人所認同，其原因也在於此。在上世紀，有一位學者曾說過，他認爲中國文化就是大陸文化。他甚至把“海洋文化”也歸入農耕文化。這不奇怪。我猜想，這位學者所看到的大概是一種古老的漁業，甚至連現代漁業他也沒有見過，乃把這種漁業看作是海洋文化。當然，這種漁業，是農耕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河殤》的觀點，在海內外都有共鳴者，而且也不是《河殤》作者自己的發明。早在19世紀德國一位偉大哲學家黑格爾，他的學說曾爲普魯士王國定爲國家哲學，一時風靡歐洲大陸。馬克思哲學中的辯證法就是從這位哲學家的學說中用革命性的方式把它改造而繼承過來的。黑格爾在他的《歷史哲學》中有這麽一段話：
“中國、印度、巴比倫都已經進展到了此種耕地的地位。但是佔有耕地的人民既然閉關自守，並沒有分享到海洋所賦予的文明，既然他們的航海——不管這種航海發展到怎樣的程度——沒有影響于他們的文化，所以他們和世界歷史其他部分的關係，完全只由於其他民族把它們尋找和研究出來。”
中華民族和她的文化的存在，是靠像他們這樣的民族“尋找和研究”才出來哩。
《河殤》的作者沒有把這段話引入自己的解說詞，而是引用了黑格爾另一段文字：
“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類束縛在土地上，把他們捲入無窮的依賴性裏邊，但是大海卻挾著人類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動的有限圈子。這種超越土地的限制，渡過大海的活動，是亞細亞洲各國所沒有的。”
看來，“海洋文明”，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場上也各有自己的定義，可以賦予不同的內涵。在黑格爾眼裏，走向海外掠奪，不管是商業性的或非商業性的掠奪都是“海洋文明”。馬克思對這種“文明”給予這樣的評價：它是用火和血的文字寫出來的。
所以說，海洋文化既不等於漁業文化；更不等於殖民主義，不等於帶有侵略色彩。有人認爲中國沒有殖民擴張便否定中國具有海洋文化，就“沒有分享到海洋賦予的文明”。
中國自漢武開海以來，中國對外的商貿活動和文化交流都是和平的、友好的。中國的對外移民，是沿著海上絲綢之路而走的。中國目前分佈在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有3400萬；還有華人血統的人不下5000萬。在華僑華人中廣東占了一半，加上珠江流域的人數就更多了。中國向外移民都是和平的，不須靠戰爭、侵略與掠奪來開路。廣東向澳大利亞移民是在古代“海上絲路”時開始的，比歐洲早得多。目前在澳洲的華僑華人有120萬。
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對外和平友好貿易之路，是和平友好文化交往之路。經濟上不掠奪別人，文化上也不強迫別人去崇拜孔聖人。儒學傳播海外，是友好文化交流的結果。最近翻看到一份資料，說美國的西點軍校在20世紀曾把《孫子兵法》列爲必修課，當然不是中國人強迫的。和平友好的對外商業活動和文化交流，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傳統，直延至今日更發揚光大。
珠江文化與中原文化從古到今都是互相汲收、互相補充、互相影響的。在古代，中原文化的強大，加上在漢人控制的中央政權的推動下，南方的珠江文化對中原文化的汲收比中原文化對珠江文化的汲收來得更多。在中原人看來，珠江文化這概念是模糊的。因爲她不那麽顯山露水。雖然這種文化地域遼闊，人口衆多，但從北方人士眼裏，這裏只不過是“蠻夷”之鄉。只有中原文化才是正統的，這種排他性不能不說是中原文化一個致命的弱點。它長期把自己封閉起來，妄自尊大。到了近代，一旦西方文化思想如潮水般湧進來時，又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自尊走向自卑。他們其中一些人從“文化衛士”一下又變成自我否定的先鋒。在新的形勢下，這種思想表現帶有時代的特徵。他們在全盤否定自己民族文化的時候，表現得比任何人更加開放，更像個改革派。《河殤》的表現就是這副模樣。
珠江文化既與中原交融，也與大海交融。
南北朝時期，珠江“蠻夷”首領冼夫人支援陳霸先北上奪取了政權，建立陳王朝。冼夫人成爲陳朝在珠江的重要支柱。這是南方部落支援漢人入主中央政權的首例。在歷史舞臺上珠江“蠻夷”可說是初顯鋒芒。
西元七世紀後葉到八世紀初葉（即唐朝武則天時期至唐玄宗初期）珠江名僧惠能和尚領導的宗教（佛教）改革運動，他的貢獻遠遠超越了宗教界這個圈子。在佛教改革過程中，他巧妙地把玄學和儒家揉合在一起，繼承和發展了儒學。玄學具有反儒學“禮教”的叛逆精神。他借來這一精神，但不針對儒學，而是針對天竺佛學。又借來儒學的“仁愛”學說，尤其是它的核心思想——“孝”。以儒學的“忠孝論”爲武器，來破除天竺教的教條；把“孝”注入佛經，還把以“孝”爲中心的“四報恩”也寫了進去。所謂“四報恩”就是儒學的仁愛思想。創造有別于天竺傳來的佛教經典——《壇經》。這是唯一一部中國人撰寫的佛經。從此，他把天竺傳來的佛教改造成爲中國化的佛教。佛教自創自傳是從此開始的。禪宗因之得以新生，也得到世俗的歡迎。唐代士大夫爲他撰寫碑文就有王維、柳宗元和劉禹錫等三人。《壇經》影響深遠，直至今日禪學成爲世界學者重視和研究的一門學說。惠能既具有南人的機智也具有北人的厚重，他領導這次佛教改革運動本身就充分說明這一點。唐朝的名僧多得很，但這次改革運動的領袖偏偏就落在這位南方和尚的身上。《壇經》只是薄薄的一本小冊子，不足三萬字，在上世紀中葉竟有人把惠能的哲學思想與黑格爾相提並論。毛澤東說：廣東有兩位偉大人物，一位是古代的惠能，一位是近代的孫中山。
揭開中國的近代史，發生在19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運動，是一次帶有西方民主主義色彩的中國近代農民革命。洪秀全的拜上帝會，已不是西方的上帝，是中國人自創的上帝。
太平天國運動，在軍事上、政治上的衝擊宛如急風驟雨，幾度震動清廷；而文化思想的衝擊，同樣是急風驟雨呀。“天下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兄弟姐妹。”太平天國反對歧視婦女，女人可以當兵，可以爲將，可以考科舉，當女狀元，可以當官。資本主義的平等觀念廣爲傳播。儒家的“禮”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已到達“禮崩樂壞”的境地了。一時令名教色暗。
當清廷驚魂稍定，其中有一個人看出了太平天國理論上的破綻。這個人就是太平天國的勁敵——曾國藩。“上帝的子女，都是兄弟姐妹。”好啊！你這套東西都是從洋鬼子那裏搬來的。你們不是砸祠廟，毀神像，碎祖宗的神祗牌位嗎。連中國人心中的偶像，“忠義”的象徵，關雲長老夫子的神像你們也敢毀。輪到我“出牌”了。
曾國藩重新祭起儒家仁愛忠義的理論進行反擊。主要抓住兩條，一條是指責太平天國是不要祖宗，不講忠孝，是反人倫的亂民惡魔。一條是死死咬住太平天國是洋鬼子的代理人。這兩條正切中太平天國的要害。中國到底是被儒學統治了兩千年，“名教”思想根深蒂固。況且，那時離鴉片戰爭相隔只有十年記憶猶新，對洋人的仇恨心理普遍存在。現在經曾國藩一點仇恨之火自然又燃燒起來，而且直燒到太平天國的身上。此時，令洪秀全在理論上毫無還手之力。相反，越到晚期，太平天國理論上的革命性逐步消退，迷信的成分越來越重。太平天國的失敗，在理論思想上輸的最早，也輸的最徹底。後期內訌，“兄弟姐妹”互相殘殺。信仰危機已到達不可收拾的地步。最後，軍事上失敗，天京陷落，太平天國演到這裏，應是落幕的時候了。
我們可以把惠能與洪秀全作比較。前者機智，眼光遠大，後者不及。惠能把外來的“佛”改造爲中國的“佛”是徹底的。惠能也講佛語，但其內涵不同了。當他講“佛性”的時候就是講人性。他在《壇經》中把“孝”注了進去；“孝”就是人性，“四報恩”就是人性。洪秀全把西方上帝改爲中國上帝，但不徹底，不夠中國化。砸神毀廟，破舊立新，看來很革命，但與當時的實際離得太遠，有點像紅衛兵。初期確實起很大的作用。當敵人清醒過來時就難予抵擋了。兩人的氣質也不同，惠能本人是和尚，是所謂“世外”之人，卻講人性。洪秀全雖創上帝會，但是天王，應是“世內”之人，卻越來越相信“神性。”
太平天國雖失敗了，而其中的文化底蘊是深刻的。它確實給中國帶來了新的意識，例如平等意識。對儒學，尤其是對“禮”的思想的衝擊之大之深，已深深動搖了其統治基礎，再想回到往日的“獨尊”局面已不可能了。這爲日後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作了不少的鋪墊。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功績仍是不可沒的，也是偉大的。
維新運動的精神領袖康有爲和梁啓超的機智及民主主義思想又大大超過了洪秀全。當然，孫中山的民主主義思想在共產黨誕生前，是最系統和最先進的思想。它形成一種物質力量，把腐敗的清廷趕了下臺。
近代幾次重大的政治運動，其策源地都發生在珠江流域。可以說，近代史開端以來，珠江文化代表海洋文明。她向內陸農業文明一次又一次地進行重大衝擊。她一次又一次地改變著人們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譚元亨教授對珠江文化在近代史上所起的作用作如下評價，他說：“（珠江文化）亦從其邊緣性、地域性與非主流文化地位，成爲中華文化整合的主角。他日益向內陸滲透，它是中華文化多元中的重要一元。”
改革開放建立特區，選在廣東和福建是明智之舉。其他條件在此不贅，不少人只看到其區位優勢。其實，它思想方面的優勢更不能忽視。它有廣泛的群衆基礎，假如缺乏這一條，其他條件多好，也會被消耗掉的。珠江，開放意識自古到今都比任何地方爲優。古代越人的重商意識深深地埋在這片土壤裏。雖經幾度摧殘，一遇氣候又重新發芽。它在“左”毒橫流的日子裏，被貶斥爲資本主義的“溫床”。確是“野火燒不盡”呀！回想上世紀80年代初、中期，這裏的人民是頂住“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進行改革開放的。姓“資”姓“社”的爭論，宛如來自西伯利亞的寒流，從北到南刮得人們的眼睛也迷蒙了。但是，珠三角的農民任你刮什麽風，他們已“洗腳上田”了，辦起了小型鄉鎮企業。“孩子”已生出來了，姓什麽？就讓歷史給他賜名吧。鄉鎮企業的比重越來越大。近十年來，廣東對外貿易約占全國的三分之一，其中鄉鎮企業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2002年全國GDP（國內生産總值）超過十萬億人民幣，廣東占一萬一千億。廣東成爲經濟大省和外貿大省。事實說明，正是對外對內貿易發展了，所有的經濟細胞都被啟動了。
有人來到廣東，在珠三角走了一圈，他們看了特區，看了“四小虎”，回到廣州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經濟繁榮，文化沙漠”。你還能說什麽呢？我想，他們對“經濟繁榮”背後的深層原因是否認真考察過，認真研究過？！如果不是，那才是令人遺憾的一種偏見，是中原文化中心主義思維方式在新的形勢下的再現。
還有一種觀點：廣東人接受民主主義思想是容易的，廣東人缺乏憂患意識。這是前後矛盾的說法。就按這種說法來考證吧，不用費什麽語言，翻翻近代史便可以回答。如果懶於翻閱，還有一個簡便方法，請走進廣州黃花崗烈士墓園，問問長眠在這裏的烈士英魂是否認同？！還有，“接受民主主義容易”，下半句不好意思說出來。那就是，按受共産主義、馬列主義就不容易了。有個建議，請遊了黃花崗，再遊遊紅花崗吧，也問問此地的烈士英魂是否認同？！
珠江人既曾經熱烈地接受過民主主義，可以同樣熱烈地接受共産主義。海洋文化的優勢在於她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都能接納世界上出現的新東西，接納真理，不論它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馬列主義是從北方傳入中國，而它的傳播，首先就得到民主主義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支援。在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改組了國民黨，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加進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國共第一次合作，一批共產黨的精英被安排在國民黨的黨、政、軍內擔任高級職務。這一來，馬列主義、共產黨的主張都得以順利傳播。在中國傳播馬列，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華文化是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的結合才是她的整體。從明清以來幾度封關鎖國，中華文化海洋性的一面受到壓抑；一時曾沈寂下去，沈寂並不等於不存在。在新的形勢下，商品意識隨著改革開放的潮汐已悄然回歸。時到今日，他已成爲洶湧的大潮。
商品意識的覺醒是中國人民第二次覺醒啊！第一次是階級意識的覺醒，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共和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而商品意識的覺醒是促使中國富強。覺醒了的時代，覺醒了的人民，一定能夠把中華文化藍色的一面發揚光大。中華民族必將以最燦爛的形象出現在世界民族之林。
（作者係廣東省珠海市文聯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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