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於法國貴族之家，卻願意過更有創造力的生活；他成為美國紐約才華橫溢的畫家，卻在35歲的年紀被兩個入室搶劫的歹徒用硫酸潑瞎了雙眼。在不懈的生命抗爭中，于格•德蒙達朗拜爾交上了生命最完美的答卷:他不僅學會了生活自理，而且找到了藝術的另外出口。他的生活也沒有就此打斷:騎馬、駕船、攀岩、旅行、寫作、彈鋼琴，並且還擁有一位藝術家的完美愛情。他以一本《殘殺光明》講述重生經歷，在20年前的法國就引起轟動。其中文簡體字版今年由北京三聯書店推出，于格•德蒙達朗拜爾也因此有了特別的中國之行。
65歲的于格高大英挺，生機勃勃。面對面採訪，他能憑直覺判斷對面女性的頭髮是長是短，還能從聲音判斷談話者的個性。他優雅的舉止像從《聞香識女人》中走出的艾爾•帕西諾，但又比那個暴躁的上校多一份對生活的幽默與寬容。
使我感動的是，對于這本打上個人印記的書，他一再強調，閱讀的重點不是個人如何如何，而是想讓中國的盲童知道:世界上有許多私人機構，像他曾受訓的美國燈塔中心一樣，可以讓盲人獲得生活技能。作為採訪者，不能不提及的紐約遭搶那一幕，在他，不僅不介意，而且誠懇有力的回答也讓採訪的我感到生命的釋然。
“我的經歷只是人類不幸中的一小部分”
記者:這是我最艱難也最感歉然的採訪，因為不得不一次次提及您曾經的傷痛。雖然我知道這件事已經過去二十年之久，但對于中國讀者，第一章仍然是最新鮮淋漓的傷口。當中國讀者忍不住與您交流這一幕時，您會不會感到傷口重被揭開的隱痛？
于格:我的傷疤已經結痂癒合，作為我個人，這一頁已經翻過去。這本書時隔20年還能在中國出版，我把它看成機遇。因為中國是有14億人口的泱泱大國，一定有許多先天或後天的盲人，我希望他們讀到這本書，並從中獲得希望的訊息，世界上有許多培訓機構，像我曾受訊的美國燈塔中心，可以幫助盲人過正常的生活。我也希望中國負責這方面的培訓老師，能和這樣的機構建立聯繫，掌握更多更科學的訓練方法。
記者:雖然您希望更多的盲人讀到這本書，但是我自己認為，對於生命曾經遭受重創或者面臨各種困境的人來說，這都是一本值得閱讀的書。因為，書裏面有生命在這中間所必須經歷的各個階段。我知道與您同樣經歷的人都會想一個問題:為什麼偏偏是我遭遇這樣的事情。讀您這本書我感到，您好像並沒有糾結於此？
于格:這並不是我個人的獨特經歷，而是人類中一個人的遭遇。我個人所遭受的不幸，也只是人類中間的一小部分。我遭遇了這件事，也許有的人遭遇了癌症，有的人在戰爭中傷殘甚至喪生。是不是都有人關心呢？我是個非常普通的人，只因為是個藝術家，社會都來同情我關注我，而一個普通農民呢？這麼想，有些事就放下了。
記者:但您是靠眼睛來畫畫的藝術家，卻因此失去了光明，真的沒有恨嗎？面對人性的醜惡，還有那些造謠中傷的人。他們非要說您遭搶，是因為走私毒品，您是同性戀，還遭受了強姦，您也不去辯解。
于格:我沒有時間浪費在這上面，生命的每分每秒，我都想給予治療以及用來重新尋找生命的意義。生命的這種能量是想像不到的，也許你在我那時會表現得更堅強。當然，說到人性的醜惡，我曾做過七年的前線記者，對人類的醜惡與殘酷，我應該說太有認識了。從戰場返回，我回頭看之前未改完的一部小說，突然就不想寫下去了，因為發現它變得淡而無味了。有這些做前提，我不會覺得只是我遭受了劫難。
記者:但我也在另外的場合聽您說到那兩個歹徒，您說他們倆已經死了，這是什麼意思呢？
于格:這句話和仇恨無關，只是個事實判斷，你想他們吸毒吸到那麼不可救藥的地步，身體早已垮了，他們的行為也不會就此止步，所以活不過20年。
記者:那這個世界上還有您所仇恨的事情嗎？
于格:如果非要恨一個人，那我會恨那些殘害孩子的成人，他們知道孩子是無力反抗的，卻要這麼對待他們。
“作為藝術家，我無時無刻不在心裏作畫”
記者:書中講到，在燈塔中心，訓練老師看您曾經是畫家，想把您分到陶藝班或雕塑班，您卻選擇了彈鋼琴。遠離視覺藝術，您真的就遠離色彩了嗎？
于格:絲毫沒有，可以說我無時無刻不在心裏作畫。我的手指觸摸到的每一件物品、每一種形狀與線條，都會在我大腦裏像電影一樣走一遍。我的畫家朋友會拉著我的手指在他的畫布上作畫；我的夫人會和我一起看電影，描述電影中的畫面，它們立時會成為我腦中的構圖，甚至我要說，我聽她講中國電影《菊豆》中的大染坊，受到的衝擊與感染力不比明眼人差，甚至會聯想到紐約一位畫家的繪畫風格。當然現在，我選擇寫作，也是在以寫的形式繪畫。你知道我在巴厘島寫完這本書的感覺嗎？我終於完成了這幅畫。
記者:難怪您這本盲人寫的書中會經常出現那樣的字眼:我看到誰穿了耀眼的衣服，我看到……
于格:那的確是我用手指尖看到的世界，還包括我的觸覺、我的其他感官。
記者:這種方式看到，真的沒有遺憾嗎？
于格:當然有，最大的遺憾是看不到我鍾愛女人的目光，我們之間也不可能有目光的交流。永久的遺憾就是，再也看不到畫了。
記者:但您和同行還是可以談畫。聽說此次到中國，您和中國畫家靳尚誼先生聊得就很開心。
于格:這是我此行的意外收穫，我把它記在了日記裏面。幾乎可以肯定，這是靳先生第一次和一位盲人談繪畫，但我們都可以確認，我們之間的理解非常準確。
記者:這聽起來有點像下盲棋的感覺？一切都在腦子裏。
于格:這麼說還不準確，應該說更像兩個畫家之間打乒乓球，你來我往，對接得非常自如。
記者:除了寫作與彈鋼琴，我知道您還做了許多了不起的事情。比如獨自旅行。您能告訴我們，作為盲人的旅行，有哪些是我們明眼人感受不到的樂趣呢？
于格:我覺得是相見不同的人，結識不同的朋友。一個人你看不見，但你能感覺他的善意，想像他的容貌。通過言談所帶來的精神契合度。還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挫折與驚喜。給你講講我在印度新德里機場的經歷。我一下飛機，就發現自己的護照、錢包都丟了，正茫然四顧，突然覺得有人把護照放到了我的左手上，將錢包放到了右手上，我還被牽到了海關出口，最後又有人為我打了出租，我問旁邊的人:做這些事的人是誰，他們答:是那些天天在機場周圍乞討的印度孩子。
“我想我是女媧補天留下的那塊玉”
記者:讀您的書，心開始很痛，越往後會更輕鬆，還常發出會心之笑。我佩服您的是那種智慧的勇氣。我記得希臘的悲劇中總是這樣說:當我眼睛明亮時，我的心是盲的；當我失去了眼睛，好像才到了光明。您會不會同意這句話？
于格:從某些角度說，許多人雖然完好無缺，但是既不會洞察也不會觀看。他們感知不到美，真的很遺憾。但是這個意義不應對盲人過分放大，在盲人中間存在著一種引誘，使他們相信他們的現狀，會主動賦予他們應該掌有最高的精神水準，坦率講，我抗拒這些。雖然在燈塔中心受訓，但我覺得盲人能夠越遠離這個地方越融入社會越好。
記者:我知道許多傷殘人出於心理需要，會自我封閉，但和您接觸，卻特別能走入您的心靈花園。那就不妨冒昧一問:有沒有人說您像《聞香識女人》中的盲人上校？
于格:這部電影我身邊的一些盲人觀看後有些不滿，覺得不應該把盲人演得對女人那麼渴求，到不可理喻的程度。他們問我，我說:我會比他走得更遠。
記者:哈哈，難怪您看中國的小說《紅樓夢》，連娶誰都想好了。到底會娶誰？
于格:秘密。如果我在那本書裏，想做的就是女媧補天剩下的那塊玉。就生活態度，我最欣賞賈母。她多享受生活啊。
記者:回到這本書的寫作與您自己的關係，您是不是寫完這本書之後心理也完全康復了。事隔這麼多年，你還會有事後的恐懼嗎？
于格:有時會有，尤其是晚上走在街上，聽到後面有腳步聲。
記者:這時候怎麼辦？
于格:想各種辦法驅除它，因為我不能讓它束縛住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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