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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煉:從大海停止之處開始

http://www.CRNTT.com 2007-08-23 08:34:17 彭倫
  長髮,黑皮褲,和帶著自信微笑的臉。楊煉給我的印象,就是浪跡天涯的行吟詩人。
  
  這位八十年代著名的“今天派”詩人,自1988年出國以來,遊歷二十多個國家,不停地寫詩、朗誦、演講、教書。近年來出版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詩文集《幸福鬼魂手記》,還有作品集《大海停止之處》和《鬼話•智力的空間》等。記者見到了在上海作短暫停留的楊煉。
  
  記者:九葉詩人王辛笛先生去世了。他們那一代和你們這一代被冠以“朦朧派”之名的詩人,代表了兩個時代的新詩高潮。你覺得你們這兩代之間,有沒有淵源?
  
  楊煉:其實是很有淵源的,但是,這種淵源需要我們用時間來發現。辛笛、穆旦他們那一代詩人很早就自覺地探索新詩的語言、形式,並寫出了非常成熟的新詩。而我們在“文革”的經歷之後面對的是歷史、文化、語言的廢墟。我們試圖返回純淨的中文,透過詩歌的意象反思傳統,反思自己在“文革”的經歷和歷史的怪圈。這,也直接涉及到對語言的思考。
  
  但是僅僅停留在表面的社會關懷是不夠的,今天回頭來看,八十年代的大部分詩歌,語言意識簡單、感情層次幼稚,很多經不起重讀。我自己在經過多年的海外漂泊後,越來越覺得回歸幾千年來的中文傳統,重建詩人獨創性與傳統之間聯繫的必要。
  
  記者:在海外漂泊這些年對你有什麼影響?
  
  楊煉:我出國其實很偶然。1988年我和妻子接受澳大利亞文化委員會邀請,到澳大利亞,然後去了新西蘭。1989年以後,我突然意識到自己住在國外的時間似乎會很漫長,最初可以說是非常的擔憂,也可以說非常的恐懼。因為我對身處在絕對陌生的社會、文化特別是語言中完全沒有思想準備。記得1990年,中國留在海外的作家在瑞典第一次聚會。劉索拉在臺上演唱,她把北京的一句大白話“什麼人哪”,用她的那種音樂方式重新處理……我坐在那個小劇場裏,感受特別強烈。原因在於,在海外那樣一種處境下,突然聽到這麼一個詞兒,而且我們當時的處境完全可以用這個詞兒來代替,確實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當時作為“中國作家”好像結束了,作為是否是“在海外的作家”還是一個問題。這並不是地理上的懸掛或懸置所致,而是文學和思想上的一種懸置。所以那種處境對我來說,到現在我仍然覺得感受是深刻的,也因此構成後來寫作的一種基調或基礎。
  
  記者:找到這種基調或者基礎,我想你也是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摸索。
  
  楊煉:是的。1993年的組詩《大海停止之處》在我的寫作上佔有重要意義。那一年顧城自殺,我在紐約寫了《黑暗們》。回國之夢越來越渺茫,陌生人群中的日子看不見盡頭。在西方這片陌生的土地,沒有語言的環境,到底能否走下去?能走多遠?前途茫茫。那真是我在國外最黑暗的時期。可是,也許就像佛家說的當頭棒喝,絕處逢生,到了非得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時候,那個從不可能開始的開始,才是真的開始。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坐在澳大利亞悉尼城外南太平洋岸邊高聳的峭壁上,濤聲自腳下傳來。岩石的盡頭,正像日子,“盡頭本身又是無盡的”。流亡者的“無根”生涯,在冥冥中讓我盯視著自己出海——自己在自己之內出海。於是詩的最後一行“這是從岸邊眺望自己出海之處”就來了。這首詩,給我漂泊的困惑一個確認:現實之“無根”,正是“精神之根”。我終於找到那個人生的形式。
  
  2003年8月我參加約旦國際詩歌節,和阿拉伯詩人阿多尼斯有一次對話,我就說到,遠離中國使我更深地理解了中國,以及中文。是這些年對英文的瞭解,讓我在比較中意識到中文的特性,它獨特的局限和可能,這不僅有助於我新的創作,甚至使我理解了以前的作品。
  
  記者:那麼,你對中文的特性,到底有怎樣理解的呢?
  
  楊煉:在語言的層次裏,我一直反復強調中文性。中文動詞沒有時態變化,是它跟歐洲語言最大的區別。語言是思想最基本的載體。中文語言的非時間性,和中國歷史的迴圈感之間,到底有沒有某種必然的關聯?誰為因誰為果?都是我們寫作中必須思考的東西。我希望有意識地使用這種非時間性,去表達處境和命運的不變這樣一些對我來說非常重要的詩意。在某種意義上,我甚至覺得沒有中文的這種特性,我就幾乎無法表達那樣的詩意。當代世界的多元化和多角度賦予了我們絕對國際化的狀態。我們只有通過中西文化、語言的比較,通過多角度觀察,賦予中文新詩以新的要求和生命。
  
  記者:這是不是你的使命?
  
  楊煉(笑):我不使用“使命”這個詞。但其實是有的。中文的傳統延續了這麼長時間,到現代突然轉型。當代中文詩,一開始就面臨絕境:不僅是外在條件的貧瘠,更在內部人為的空白——切斷文化傳承的有機聯繫,標榜反文化的“文化革命”。語言、傳統、詩歌的歷史感和形式感所包含的評價標準,都曾被割裂。這就要求我們探索,將新詩在中文之內的可能性挖掘到極致。我自己最近反復強調,要重建從楚辭、漢賦、駢文、律詩傳承下來的我稱之為中國文學形式主義的傳統。如果把你所說的使命擴展到中文之外呢?這種轉型的探索,對於其他文化也是有極大啟發性的。以前俄羅斯一家文學雜誌記者採訪我,他說他們現在最關心的就是回歸普希金。我說到對語言再發現的可能性,他們都非常興奮。我在阿拉伯,情況同樣如此。所以,我們所做的事情所產生的意義,其實是遠遠超出中文之內的。(來源:文匯讀書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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