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自傳的前兩部在史料的披露上，在家事與身世的袒露上，有很多獨家內容。第三部《九命七羊》（花城出版社出版）也是如此，書中，作者記述了自己當政協委員的經歷，追溯了旅居國外的種種經驗。
“對許多事情的看法，我有時與眾不同，除了獨樹一幟的自我表現的因素之外，和我的二十年的挫折經驗有關，和我在新疆農村的經驗有關，也和我周遊列國的經驗有關。”——王蒙
“嘴裏出彩的，應該到政協”
一九九三年八屆政協以來我擔任政協委員，九四年以來是八、九、十屆常委，二零零五年以來，是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
我的政治生活的經驗告訴我，不要看不起程式、形式、擺設、花瓶之類。有程式，注意遵守程式，就比無法無天不知道前進了多少。有個合理的與適當的形式，即非虛偽非過度非純然作秀的形式，也比赤膊上陣、粗鄙野蠻好得多。知道講講觀瞻，講講擺設與調劑，也算有了文化禮儀，無愧周公孔子等先人，無愧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文明世界範疇。事實證明，多一點文明，多一點民主與法制的程式，多一點廣開言路、進言納言的形式，多一點民主生活的講究，絕非不值得注意之事。只有那些一心拔發登天者才嘲笑王某的這種低調邏輯：有進步就是好，有進步就大有希望。
我寫過一首舊體詩《少年》，表達了一種看法：
少年慷慨笑嫣然，挑戰鯤鵬搏九寰，
審父應知觀火易，捐身豈畏弄潮難，
隔靴議癢可益智，信口搬山容煥顏！
代有才人脫穎疾，千紅萬紫是春園。
審父成了隔岸觀火，否定前輩的獻身，連隔靴搔癢都談不到而是隔靴“議”癢，據說愚公移山並不符合經濟學與科學原則，但總不能以為說說大話就能移掉貧窮與落後兩座大山吧？我的詩或有刻薄，但我仍然講代有才人，脫穎而出，萬紫千紅，寄希望于未來上。
其實政協的事情比想像的要好得多，而且越來越好。
政協有它的不一樣之處。讓我們從一些小事說起。政協開常委會，也是依姓氏筆劃排列座位。但是每次它都輪換，前一次是姓氏一畫（政協有常委一誠法師）兩畫三畫的委員前排就座，下一次就是四畫五畫姓氏的委員坐前排，底下的順勢往前挪，一至三畫的排到最後。
我最最感動的是，不論是常委會還是全體會議，都由秘書長將各小組討論情況向與會人員作一個綜合彙報，原汁原味，不避鋒芒，有的發人深省，有的令人驚詫，有的全新思路，有的語重心長，基本上帶棱帶角，絕不是泛泛之談。
我們的各種會議相當一部分意見是靠在小組會上講，大會人太多，不會有太多人即興發言，而小組會的氣氛是比較放得開的。問題在於，作為一名與會者，你很難知曉別的小組會上有些什麼高論有些什麼鳴響。但是參加政協的會議能行。我多次建議把秘書長的歷次綜合彙報出版，哪怕僅僅是內部出版，希望此事能做得成。
政協有大會發言，這也是政協特色，只此一家了。雖然由於行業太多，有時一方面的發言，引不起不同行業委員的興趣，但畢竟給了普通委員一個在人民大會堂講壇上參政議政、發出自己的宏亮的聲音的可能。在這裏，我聽過委員們講建築業問題，講行政成本問題，講腐敗問題，講環境、人口、能耗、教育、文物保護、計劃生育、老齡社會諸問題的發言，言之有物，尖銳潑辣，振聾發聵。我相信等到各個重要的代表大會、全體會議、委員會議上都有這種嚴肅認真、暢所欲言、啟迪民智、強化參與的大會發言的時候，我國的民主生活將出現新高漲、新局面。
我前後在政協全體會議上作過四次發言。九七年我講過建設文化大國芻議。零五年講文化與和諧社會建設。零六年講創新的關鍵在於人才。零七年講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我的發言頻率如此之高，效果越來越趨於熱烈：最近兩年的發言，都是只用了六七分鐘講，同時獲得了六七次打斷講話的掌聲。對於實際工作的作用也越來越明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發言，與其他兩位體育界委員的有關發言一起，被中央領導批給了有關機構。網上也有熱烈的反響。當然也有反對的，如說對運動員不應如何如何挑剔。其實只要稍稍用一點腦筋，多一點知識，人們就會知道王某的發言根本不是針對運動員。我說的很清楚，是講宣傳的，是講文明的，講我們決策人與掌舵人的理念的。
再明說吧，我講的是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結合兼顧的問題，講的是輿論導向的問題。我必須講得穩穩當當，必須謹慎從事。我只能從具體賽事，從媒體對於運動明星們的報導說起。只有習慣於用腳後跟思考而不是用大腦思考的娃子才會認為王蒙要挑戰令我們為之驕傲不已的寶貴已極、可愛已極的運動員：例如劉翔。
僅從大會發言一點上，也可以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的政治參與的積極性得到了相當充分的發揮，也從一個小側面表現了至少是思想與言論的逐步開放。需要知道，我的發言並不都是無一句無來歷無一字無出處的，我的發言有骨頭也有肉，有針對性也有鋒芒。而多年來，我們養成的文風會風領導作風，恰恰存在著上面說的兩個“無無”與有肉無骨的問題。
在政協，說了當然不是白說。大量的事實證明，我國的政協事業大有可為，對於我國的發展進步，其潛力還大著呢！
尤其是政協的機構使一些並不處於社會政治生活中心位置的人士——如宗教神職人員、特殊界別的代表人物等——成為政協的重要角色。還有一些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的人物，包括遭遇了一點小小曲折的同志，在政協都得到了足夠的傾聽和重視。有了政協，多少積極因素被調動起來了，多少消極因素轉化成了積極因素。
至於政協的小組會上，言路之廣，空間之大，氣氛之和，態度之善，應屬首屈一指。政協是一個政治文明走在前頭的地方，希望這種文明有浸潤薰染擴展的作用。
統一戰線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的政治貢獻，它具備著豐富的內涵及廣泛的可能性：它承認階級背景、階層、界別的多樣，思想認識、關注重點與具體利益的多樣，承認人民內部矛盾，承認不同的觀點意見出現的不可避免；更承認和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承認和確信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它提倡民主協商，凝聚各界人士的力量，不搞封建的家長制，也不照搬西方的多黨紛爭與對決，而是實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以及與無黨派人士的合作，統籌兼顧，各得其所，各得其利，萬眾一心，殊途同歸。
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人民政協把協商提升到了特別重要的地位。協商是個寶，我們要通過協商檢驗、補充、校正並豐富領導的意圖與決策，使國家的大政方針與各方面的工作照顧得更加全面，實現應有的動態的平衡與穩定。通過協商，我們可以不在人民內部搞你勝我負、誰吃掉誰的模式，而代之以雙贏和多贏的模式。我們拒絕在內部搞惡性政治爭鬥，同時我們警惕和防止濫用權力與一言堂，警惕像“文革”那種極端主義的事態。那就得重視協商，多多協商。
協商是我們党我們國家創造的一種政治文明，是文明執政的表現……協商是一種發揚民主，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自我調控的方法，是我國的政治生活的一個規則一個特色。
協商體現著廣泛團結，重視人才，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性的原則，最大限度地包容了各級各界，五湖四海。承認差別，顧全大局，代表多數並且照顧少數，以求獲得最大程度的凝聚力與向心力，這正是我們的民主理念。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全國各族各界人民的政治協商，有可能做到保證這樣一個時時面臨新的課題與挑戰的國家的建立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基礎上的穩定與團結，統一與效能，生氣勃勃與政治管道的通暢……
人民政協把各行各業的代表人物、帶頭人直接吸引到這個機構裏，建言獻策，群策群力，化解矛盾，理順關係。它不具備立法、行政、監察、司法的權力，不承擔繁忙的日常管理任務，但又有極強的代表性與極高的威望，有重要的功能和自己的人才、智力、思想與言論方面的優勢，並在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大的作用……它宏大而不滯重，靈動超脫而與各方面的實際工作息息相關，集合了各方面的專家的智慧而又不影響他們堅守各自的專業崗位。這就與西方由職業政客為主體組織起來的代議制區別開來了。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政協的機制體現了中華文化的生命力和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想像力、創造力。
中國作為堅持走自己的道路的社會主義的發展中的古國大國，如何實現現代化與民主化法制化，如何處理好民主與法制、民主與集中、民主與穩定、民主與效率、民主與發展、民主與民族尊嚴與國家主權、特別是民主與加強並改善党的領導的關係，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意義極其重大的歷史課題，又是一個複雜的必須堅決而又謹慎地因應工作的艱巨任務。
但至少我們可以說，在党的領導下發展與加強人民政協是一個好辦法好答案，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推進我國的民主建設方面，人民政協承擔著巨大的責任，可以也應該大有作為。政協的存在與運作符合中國國情，有利於民主，團結，求實，鼓勁，有利於把改革的力度，群眾的承受能力與國家的穩定發展的需要結合起來。
……我們希望今後政協的工作更加規範化和制度化，我們要更好地為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為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設而貢獻自己的力量。同時，我們希望政協在繼續發揚敬老尊賢的傳統的同時，補充新的血液，煥發新的活力，並摸索一套政協委員與本界別的群眾加強聯繫溝通的辦法；使我們的人民政協，與時俱進，拓寬思路，面向社會各界，在我國的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中，在各行各業的人民群眾與各類精英、骨幹、代表人物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以上是我在紀念政協成立五十五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一些段落。
確實，有一個政協與沒有一個政協大不一樣，政協是中國的民主政治的帶有實驗性的先導者。有一些文人、藝術家、各界人士，很樂意擔任政協委員。
但是我的實際經驗也說明了參政議政談何容易。有一年政協的工作報告中，號召政協委員每年至少提一條提案，或反映一條社情民意。我聽了覺得不是滋味，從理論上說，領導的這一條號召夠苦口婆心的了。但我覺得不大好聽，這等於承認：我們的政協委員，有不止一個人（如果只是個別人就根本不需要提這樣的號召了）是一年不提一個意見，不反映一個情況的。這太對不起人民了！想想每年的兩會，採取了多少措施保證會議的開好，提供了多少便利讓委員們來開好會議，最後卻原來有的委員是一年不做一件委員應做的事情的，這怎麼向人民交代！
我參加過的九屆政協好幾次小組會談委員面臨的官司即法律訴訟問題。訴訟當然都是個案，一幅畫，吳冠中委員不承認是自己畫的，卻以自己的名義在那裏拍賣了。這也絕了，我知道有關法律規定了不可以侵佔創作者的知識產權包括署名權，卻不知道應該怎麼樣解決硬替你署的名。我完全理解才華橫溢的畫家的憤慨與激動，他老人家甚至表示如果官司得不到滿意的解決，他會上天安門自焚。但是，說實話，我不認為這是一個適宜於由政協過度介入的事情。最後這個官司果然得到了使吳老滿意的判決。
另外的官司也是如此。北京有一家超市，非法對他們懷疑偷竊的兩個女青年搜身，吳祖光老為此寫了文章責備那家超市，被那家超市以侵犯名譽為名控告。而那家超市的負責人的母親是一位領導幹部。當然這裏又有了悖論，政協應該關心委員幫助委員，無法說委員的官司與政協無關，那麼究竟怎麼樣關心和幫助委員更好呢？委員與非委員在司法問題上，其權益怎麼樣能夠得到平等的對待與保障呢？而當一位委員與一位領導幹部的子女發生了司法糾葛以後，能不能認定就是該位領導幹部的責任呢？
類似的意見的發表使我得罪了人，我們的習慣是既然是朋友是一個政協界別的夥伴，就應該同仇敵愾，一致對外。於是另一個資深“憤青兒”在外國廣播中宣稱，王某如果當權，也是會搞一場“反右”運動的。跡近哄鬧了。
我們同時也要看到：我們的層次很高的“精英”們中間，也還沒有足夠的法制觀念，起碼的是非規範。更不要說那些言不及義、那些清談忽悠、那些嘩眾取寵了。民主政治，自由言論，依法治國，大家——不僅是他或她也包括你我，不僅是旁人也還有自己，都還需要一個學習與實踐的過程。我在主持小組討論當中，沒少幹打補丁、搗糨糊、堵漏洞，在保護中防範，在論述中繞行的活兒。
我在一九五八年的少年宮建築工地上學到過一些詞兒、一些活兒：灌漿、膩縫、抹光、齊不齊一把泥……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在政協小組會上當小組長需要這方面的訓練，一九九七年會議上，在一位老哥大放厥詞之後，我勉為其難地做了這方面的活計，並為此得到了“感謝”。
看來我被稱為搗糨糊並非偶然。至於將此“搗”作什麼樣性質的解讀，則全看你的心地、動機、效果、後果。我費了什麼樣的心，使了什麼樣的力，收到了什麼樣的結果，有目共睹，歷歷在目。化名罵一聲王是混世者，對此作不堪的下流解讀，則只能顯示解讀者的無賴、骯髒與鬼祟。
有一位善於總結的領導告訴我，手上使勁的人，應該去當勞模，心裏有勁頭的，可以去當領導，嘴裏出彩的，應該到政協。當然這也只能算是一笑。
政協的文人與藝術家
在政協有機會領略了那麼多文人藝術家的風采。丁聰從五十年代第二屆就是委員，至八屆，他當了四十多年委員，他厚道而且謹慎，善良而又自足。漫畫家畢克官也算頗有道行，歷次發言都很犀利沉痛，同時又是那樣的與人為善、忠心耿耿。鼻煙壺內畫專家，河北的王習三，同樣地痛砭時弊，為民執言，同時心存忠厚，顧全大局。陳祖芬既是來開會的,又像是來採訪“采風”的，言談話語，一顰一笑，都成就了她的瀟灑散文隨筆。張賢亮愛發驚人之論，如說要“改造共產黨”，先嚇你一跳，然後得意洋洋地拿出根據：毛主席在延安“講話”中就講過，小資產階級要按小資產階級的面貌改造黨，無產階級就要按無產階級的面貌改造黨。幸虧有一屆李希凡也在我們組，他是時時不忘記住與強調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的，有他在，我們的小組會的發言不會偏於一面。
按慣例，馮驥才、張賢亮、傅庚辰、陳曉光等是常常在文藝聯組討論會上作有準備的發言的人。有一次組裏安排的發言人沒有張賢亮，但是他自己提出，沒有他發言是不可以的。他就西部大開發問題講了一些頗不外行的意見，受到了國務院領導同志的肯定，並說：“過去只知道賢亮同志成就在文學方面，原來他對經濟問題也是有見解的……”這是賢亮議政的一個高峰，此後他再不要求在聯組會上講什麼話了。
馮驥才的發言集中在保護民間文化遺產方面，他已經成為這方面的專家了。政協為他施展這方面的才能提供了平臺與講壇。
馮驥才、鄧友梅，有時候也還加上我，我們得空便修理修理張賢亮，打一打他的威風與野性，而賢亮兄的一大可愛之處就是接受修理、歡迎修理，沒有人修理反而會寂寞得鬧騰。有一年是在二十一世紀飯店開會，他一報到就入了兩個騙子做的局。二人先找他打聽一個大單位的位址，然後佯裝時間趕不及，一批旱獺皮只好廉價處理，而才高八斗的張賢亮居然把六七塊所謂旱獺皮草買了下來。就在他像一個倒爺似的提著倒爺包兒進旅館的時候碰到了我，問明情況，一看，我太熟悉了，這就是我的頭一個孩子王山上幼稚園時穿過的兔皮小大衣的料子，他可真夠天真可愛的。一個沒有什麼弱點的人絕對不如一個有著明顯的拙笨與糊塗的人可愛。知道受騙上當以後，他仍然情緒良好，說是可以將它們送給他擔任董事長的公司女職員們。相信這些女職員也不會錯把董事長送給她們的禮物當成旱獺皮草吧？
個子不高的魏明倫也極熱心，差不多所有的聯組會議上他都要發言。他講過緩稱“盛世”的意見，講過為我打抱不平的意見。還講過“掃皇”——即如今的以皇帝為主角的電視劇目惡性膨脹，應該掃一掃——的意見。次年我在發言中也講過這個話題，被媒體炒為魏某王某聯手抨擊皇帝劇。其實更早是張中行老師著文講過這個問題，我記得他文章結束於：與其看皇帝戲，不如看“動物世界”。畢竟是經受過“五四”洗禮的一代知識人啊。
還有發言認真態度莊重的戴愛蓮，她致力於提倡民族舞蹈，抵制西方大眾文化的影響，可惜她的中文是後學的，口齒不易聽懂。口若懸河的是李燕，他是畫家李苦禪的兒子，滔滔不絕，情理（材）料俱茂。美協主席靳尚誼對城市建設上的缺乏民族特點痛心疾首。九八年九屆政協第一次會議時我在美國三一學院講學，故我不是小組召集人，也不是組長。九九年我回來了，召集人之一靳校長，在會議上臨時發難，硬把他的組長角色轉嫁給了我。傅庚辰的發言條理清晰，口齒清楚，正氣浩然，有時還哼一下革命歌曲的旋律，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韓美林是極其性情中人的，他有時在發言中對一些壞人壞事破口大駡。有時他得罪領導。他有數次在全體會議期間招待眾文藝界委員到他家晚餐，他把賓館的廚子請到自家，搞得規模巨大，氣勢磅礴，一個又一個的“部長”級領導講話，為他的辛勤勞動與出色創造讚美不已。
一九九六年，我參加了政協的二十一世紀國際論壇的籌備工作與論壇。李光耀、舒爾茨、基辛格、竹下登還有許多各國政要出席了論壇。我也結識了俄羅斯的季塔連柯，美國的傅高義，這些本國的權威中國研究專家。
二○○○與○一年，我參加了有關“不同文明間的對話”的準備活動與國際會議。
二○○三年初政協換屆時，我與其他委員一起，就文藝界的政協委員進退事反映了一些具體意見，居然這些意見被上面百分之百地接受，我很高興。
自二○○五年我擔任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以來，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政協領導的極大支援。這是一個現職也是實職，我自己也沒有預料到會有這麼多幹頭。委員學習研討班最初一次與最後一次的開班式或結業式，都有賈慶林主席、王忠禹副主席、鄭萬通秘書長出席。我們對此提出的設想，得到了政協領導同志的肯定的批示。我們編輯的《政協委員一日》首發式，賈主席也來了。二○○五年，我隨賈主席視察了湖南。次年，我又作為主要陪同人員之一參加了對於英國、烏克蘭、立陶宛與愛沙尼亞的訪問。我在政協的處境與工作狀況與在作協的某些境遇成為了鮮明的對比。這也說明了生活、社會、人事關係以及組織機構運作的多樣性吧。
我喜歡生活，喜歡日子
有一位小朋友叫路東之，住家離我很近。他喜古文、書法、詩詞、金石、繪畫與搜集古玩文物。他常常來找我交談，給我刻了名章，又應我的要求刻印了“無為而治”、“逍遙”、“不設防”三枚閒章。他後來在傳統文化傳承與收藏古物特別是陶器方面成績斐然。
小路給我刻了“大道無術”、“大德無名”、“大勇無功”三枚我的自撰格言章。對於一個寫作人、讀書人來說，一定的語言與一定的生活方式是互不可少的，是相得益彰或者互相拯救的。無為無術當然與我的無視各類小動作小謊言小伎倆的經驗有關。我總不能降低自己的身段，去搞一些針尖麥芒、婦姑勃谿、蠅營狗苟、拉團結夥的低俗事務，更不要說是陰謀詭計。與使計取勝相比，我寧願不設防而一敗塗地。所以我經常是嘻嘻哈哈，笑話連篇，心寬意廣，一笑置之，一笑了之。
我在香港認識了一位元畫家姜丕中，他送我兩枚印章，一個是“直鉤去餌五十年”，一個是“一笑了之”。福建書畫家、文聯主席丁仃先生給我寫了他最拿手的大篆書法，辛棄疾——《清平樂•獨宿博山王氏庵》：“……平生塞北江南，歸來華髮蒼顏。布被秋宵夢覺，眼前萬里江山。”塞北江南云云或有會心，華髮蒼顏，則尚未至，斯時我的頭髮仍然濃密與漆黑，我是世紀末頭髮才變得花白的。萬里江山，如果說是漫遊，不止萬里了，現代人有飛機，與南宋時期不一樣了。至於胸懷，達不到的。
與江山萬里相比，我經常關注的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院落。我自己花了錢，也在文化部有關工作人員支持下，修整了北小街四十六號的廚房飯廳衛生間，安裝了瓷磚、護牆，搭了一個小小涼棚，還整修了門口邊的一間三角形房屋。最得意的是我買了乒乓球案，先是放在院子裏，用厚厚的塑膠膜保護，不行，進了水，鼓起了包，我乃把東屋打通，遷入乒乓球案，還舉行過若干次家庭賽事。
有一件事也還有趣，我從親戚家移來了兩株樹，一是柿子，一是石榴。由於原有的大棗與香椿已經覆蓋了全院，此二樹的生長十分艱難，而且常有病蟲害，幸虧東四街道辦事處支援市民家裏的綠化，及時派員前來打藥，我也採取了一些措施，為新樹爭取陽光。最後兩樹都長得不錯，我也吃到了自產的石榴與柿子。守護石榴，使我增加了對於李商隱詩“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的詩句的理解。
而最好的柿子是高高在上，夠也夠不著的。這個令人心癢與痛惜的經驗，我寫到《尷尬風流》裏了。
而《尷尬風流》的寫作緣起是九八年在香港大學講“通識”課時，閱讀一些佛經故事的啟發。一開始，我追求類佛學的玄思，寫著寫著，擺脫不了對於現實的尷尬感與風流感了。鐵凝的評價是，王某對於什麼都感興趣，得算是個“高齡少男”。
我在小院寫《雨在義山》一文，討論李義山對於雨的描寫時，恰逢此院淅淅瀝瀝地落著春雨。“紅樓隔雨相望冷”的詩句令我淚下。“一春夢雨常飄瓦”的句子使我迷茫。一心陽光明朗的王某卻又那麼迷雨，賞雨，悲雨，從小就這樣，什麼問題呢？
而河南的評論家魯樞元送我的則是請書法家寫的“論萬世”三個大字，並用小字寫上王夫之的名言：“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厲害。論順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境界高遠開闊，非我所能達到。但萬世的說法我仍覺得太過，誰論得了萬世？誰知道得了萬世？能考慮到三世四世就不簡單了，就差不多算神仙了。當然，意在長遠眼光，闊大胸懷，則是無疑問的。
記得八十年代第一次在法國大使館的酒會上見到吳祖光老師，我說：“您看著精神很好。”他答道：“我們這些人，皮實嘛。”我後來有一次向他解釋我對“皮實”二字的心得體會，什麼叫皮實呢？就是舊京賣布頭的人所說的“經拉又經拽，經洗又經曬，經鋪又經蓋，經蹬又經踹”。這時髦的“經”字讀如“今”。
九十年代，吳老給我題寫了“皮實”與“生正逢時”的條幅。
可感的是，不止一處書畫機構，支持我多練寫字，給我送來了碑帖、字典、大全之類書法書籍。還有朋友送來了文房四寶。不止一個朋友要我給他們寫“大道無術”四字，可惜是沒有一張寫得好的。
還有陝西的、東北的一些書畫家，其中有許多我素未謀面，也送來了他們的書畫作品。
至於無名無謀無功，我終於體會出來了，真正的大德是不可以吹噓乃至不可以公示的，大德是一時看不出來的，有時是與時尚、與集體無意識不相同的，有時是更容易被誤解的。大勇大智是不做在表面上的，是深層次的。是常常遭到誤解乃至遭到誣陷的。我既沒有掌握大道，也沒有大德，談不上大智，更沒有大勇，但是我只是微微地體會到了不可輕舉妄動，不可朝思暮想，不可整天玩心眼，不可設局使計，不可氣迷心，不可牢騷滿腹，不可對人記仇懷恨的那點意思罷了。
不這個不那個不可這個不可那個，那麼你去幹些什麼呢？讀書，寫作，學習，生活，自然其樂無窮。
總之，我喜歡生活，我喜歡日子。生活是無法剝奪的，誇張的與自戀的張牙舞爪，抵不住平常心的一行小詩，一杯清茶，一首小曲。
我自磨豆漿，每逢磨好煮沸，我與我的大孫子就大喊大叫“喝豆漿啦”！叫著所有的院落裏的人一起喝，一邊喝一邊感覺到營養與精力正隨著豆漿進入口腹，進入血脈，進入肌肉與骨骼。
我排隊買炸油餅，並趁機與諸鄰里寒暄。
我每天都要找機會在東四三條的自由市場來回走那麼幾次，購買蔬菜、魚肉、山藥與其他副食。拐到二條處有一家個體書店，名為“修齊治平”，我去了一下書店，立即被店主認出，多有交談。
我喜歡自己去郵局和銀行辦事。我願意排排隊，聽聽交談，看看郵局與銀行的業務員們是怎樣工作的，體會一下日常的生活。
一天早晨我購買炸油餅回來，碰到英若誠騎車經過，他是拿著小鍋來買麵茶的，那時他家住在朝內南小街。麵茶是糜子面做的，加上芝麻胡椒鹽與芝麻醬，美味至極。
我相信北京的小康生活是喝得上麵茶與豆汁，吃得上驢打滾與艾窩窩的。
我每年都要找機會坐兩次公共汽車，眼看著車子的品質與設備越來越好，車上的年輕人越來越時尚與大膽，票價越來越貴，覺得人生真是風光無限，前景無限。
九十年代中期，我們家安裝了兩台空調，有高消費之感。至於冰箱與洗衣機不但早就有了，而且更新過了。所以要更新，都不是機器的問題而是我們使用上的問題。濟南產的什麼小鴨牌洗衣機，根本沒有壞，不知道自來水龍頭被誰關上了，我乃自作主張換了新的，把舊機當廢品賣了。而一台日立牌冰箱，由於我放置的地方冬季太冷夏季太熱，不符合它的工作環境要求而報廢。
我的家與此期間中國城市的許多家庭一樣，進入了家用電器飛速發展時代。電視螢幕越來越大，音響品質越來越高，微波爐，電磁灶，電烤箱，各種影像產品一應俱全。等到有了這些以後，才想通了：這又算什麼呢？這樣普通，這樣簡單，這樣方便，怎麼會原來羡慕別人的家電用品呢？這就是所說的發展是硬道理呀。而那些侈談精神的人，他們有什麼權利輕視對於普通人的物質要求的關懷與滿足？
我注重鍛煉身體，每週至少游泳二次。有一陣天天起早去景山，可惜未能堅持長遠。
至少有兩年，我經常去首都劇場看文化部為離退休幹部放映的電影新片，有兩三部描寫毛澤東的片子，我看得淚眼朦朧。還有一批美國的警匪片，看得我走火入魔，我寫了一篇文章，並提出了“虎頭蛇尾是萬事萬物的規律”的命題。
忘了是從哪一年，我再也沒有去看過一次給老幹部放的電影了。
人生就是這樣，有時閒適，有時忙累。累累閑閑累，閑閑累累閑。累閑閑累累，閑累累閑閑。
忙人勿囂囂，疲累須節勞。忙人勿倨傲，事多難做好。閒適不空虛，豈愁未擾擾？忙閑皆有味，舒卷自長嘯。敲字兼讀書，三餐防過飽。爬山複戲水，四時賞琴簫。朋友多交流，享受在思考。得失不屑言，優遊彈古調。寒暑重健身，浮沉成一笑。宵小或叵測，丈夫何心躁？有酒唯半杯，有肉貴精少。有詩應背誦，有書供探討。如鏡勤擦拭，如室勤打掃。心如秋水清，心如明月照。樂在忙閑中，不知老吾老。
這裏的第一個老，不是老（去聲）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意思，而是承認已老的意思。不知老吾老，就是未感覺到自己多麼老的含意。
來源 ：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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