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鍾敬文先生（右）與季羡林先生合影。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由啓功先生介紹，我終於拜會了敬仰已久的「中國民俗學之父」鍾敬文先生。那時他大病初愈，所以事先約定衹談半小時。但是，我卻有些不近人情。在當日採訪日記中，我是這樣寫的：「帶著一種負疚和不安（因為自己竟執意打擾），我站在北師大鍾先生的寓所門外，輕輕地叩門。不想，衹不過小聲敲了兩下，室內就有了反應，而且，開門者竟是九十七歲的鍾老先生本人。
他似乎是在履約等我，衣著整齊，沒說甚麼話，把我引進他那十平米左右、堆滿了書籍資料的書房。我們的談話很自然地進行，他一點也沒有提醒我履約「衹談半小時」的意思，總是有問必答，而且反應敏捷……
這次訪談，雖然不過兩小時（已大大超過了預約），但已清楚感到鍾先生深厚博大的愛國之情和堅韌的民族責任感，並且，印證著我讀他的書所得到的印象：這是一位充滿理想主義和獻身精神、具有偉大人格的學者。
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繼續與鍾光生深入對談的願望沒有能實現。二○○二年一月十日，這位經歷了滄桑巨變、坎坷人生而矢志不移地把自己奉獻給「泥土文化」的世紀老人，安然離開了人世。
今年三月，是鍾敬文先生誕生一百周年紀念，值此之際，把這個未完的訪談整理成文，謹以紀念這位「人民的學者」、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一位代表人物。
中國傳統文化分三大層次
王辛（以下簡稱王）：民俗學在當今世界雖已成為一門國際性人文學科，成為與文化學、語言學並列的所謂三大顯學之一，但是瞭解這門學問的人恐怕還是不多。比如，對於您提出的民俗文化學，它與民俗學有何異同？它在民族文化中的位置？提出民俗文化學的深意為何？都是許多關心中國文化建設的人有興趣的話題。
鍾敬文（以下簡稱鍾）：民俗文化學是民俗學與文化學交叉產生的一門學科，是對於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民俗進行研究的學問。它是一種新學科，也是國際國內學術潮流大勢所致吧。在民俗學史上，較早將民俗納入文化範疇的，是英國文化人類學先驅T.E.泰勒。他在十九世紀後期發表的巨著《原始文化》(一八七一)中，把習俗與知識、信仰、藝術、法律等現象統稱為「文化」，並把研究這種現象的學問稱為「文化科學」。這是一個學術史上的里程碑，我們正是根據這種精神創立這種新的文化支學――「民俗文化學」的。當然，我提出民俗文化學的概念，還有兩個考慮：一是它適合中國國情，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也是一個民俗大國；二是在中國，民俗文化學已經具備了學科建設的基本條件。
過去，學者們談論文化很少涉及民俗，因為他們所注意的文化現象一般衹限於上層文化，對中下層文化是輕視的；而談論民俗的，又很少把它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看待，似乎民俗並不算一種文化。其實，民俗在民族文化中，不但是名正言順的一種，而且佔有相當重要的基礎地位。我們衹有把民俗作為文化現象去看待、去研究，才符合事物的實際。
民俗文化學的主要任務應是提高民眾素質，幫助改善國情，促進民族自強。這個意義是深遠的，也是根本性的。我一向主張這種深層的民俗文化學研究。像這樣一門科學，倘若衹能為眼前一些孔方兄服務，而忽略了它的更深遠的目標，那就不免自己貶值了。
王：您剛才談到中國文化的上、中、下層，據知，在您的民俗文化學理論中，把中國傳統文化分為上層、中層、下層的文化三分法，是一個具有開創意義的重要內容。這一理論對認識、研究傳統文化有甚麼幫助？
鍾：中國傳統文化，一向都是主張二分法的，古代文化觀念上的雅與俗，五四時期說的貴族、平民，典籍、口頭，都是二分說。但我個人多年來考察，中國傳統文化有三個大層次，即上、中、下。上層指以儒學為核心的正統文化、士大夫階層的文化，比如經史子集等；中層指市民文化，也稱通俗文化，如文學上的戲曲小說、時調等通俗文學；下層指農民及其他勞動人民所創造的傳承文化，比如民間文學、民間工藝等。中下層文化就是民俗文化，在民族文化的大系統內研究民俗文化，一是可以更全面地瞭解民族的總體面貌及其歷史和現狀，二是可以幫助我們有根據地去分辨傳統文化的優劣，吸取和弘揚那些優秀部分。
創造文化不能失去民族主體
王：您經常談到「五四」是您的「啓蒙老師」，您八十年代末寫的《五四時期民俗文化學的興起》一文，拜讀過。我想，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它論證了興起於五四時期的民俗文化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有機部分，具有那場運動的主要性質，即民族性、民主性、科學性；論證了二十世紀上葉民俗文化學在學術史、文化思想史的意義和價值，這對瞭解現代中國的整個思想、文化進程都是有幫助的。而且，讀這篇文章，有兩段話我覺得很有意味的。其一，您在談到對五四評價時說：「五四運動到現在已經七十年了。在這段歷史時期裡，中國社會經歷著多大的曲折、變遷和進步！知識分子對這一歷史事件的認識過程，又怎能夠一貫正確、圓滿，沒有一點缺陷或失誤呢？過去學者在對待這段歷史事件的掌握、描述或評論上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點，事理上是自然的。重要的是我們今天能夠正確地發現它，並給以有效的補正，使這種對歷史的認識，隨著時代前進，在意義上更加完整，更加妥善」。由此，想提一個問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哲們奮起批判傳統文化，「他們覺得要振興中國，必須改造人民的素質和傳統文化，而傳統文化中最要不得的是上層社會的那些文化」。現在，八十多年過去了，歷史證明了甚麼？您現在對「打倒孔家店」及儒家文化的看法有甚麼變化？
鍾：甚麼東西都要經過時間的考驗。「五四」時期對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態度，歷史已經糾正。凡革命，總有些偏激。「打倒孔家店」就是一種「過火」。八十年代我寫過一篇短文，也是在一個文化發展建設問題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題目是《傳統文化應該受到重視》，這(指傳統文化)當然包括所謂上層文化。為甚麼要談以這個問題呢？
從八十年代中期，中國學術界對文化問題討論得很熱烈。這當然不是無緣無故的。因為（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大轉變時期，許多事物經受著新的評價和選擇，許多知識分子開始反思傳統文化。有不少人認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面向未來的世界，就要全面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所以我提出，要重視對本國優秀文化的繼承。傳統文化是在舊的社會制度下產生發展起來的，但當時的舊制度大都是符合歷史進程的。因此，決不能把傳統文化看成無用的廢物。比如，現在看來、儒家的倫理道德在相當廣泛的範圍內是可以應用的。不過，講「天人合一」，以儒家為主體建設新文化，我不贊同，衹能吸取儒家文化的精華部分，不能全面發揚。
王：這就談到您在《五四時期民俗文化學的興起》中另一段令人思考的話。您在論述五四時期的民俗文化學時，指出它的學術史意義，同時談到它對當今中國的現實意義，您說：中國社會現在正面臨著一個巨大的歷史轉折點，我們正擔著一個徹底改變固有社會結構的任務。今天，和五四當時在文化上同樣面臨著對內和對外的問題，就是怎樣對待傳統文化(上、中、下層文化)和對待西方文化(現代文化)的問題。剛才對傳統文化您已談了一些看法，還想就「對內」、「對外」的問題，請您談談看法。
鍾：解答這個問題，確實有時代的需要。今天，在新的形勢下，我們必須建立新的文化體系，這是大家的共識。為了建設我們的新文化體系，必須吸取和消化西方先進國家的文化，這也是無可置疑的。但是，同時我們決不能丟掉自己固有文化，儘管它需要經過一番清理和改造的手續。我曾經一再強調要注意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就是說，在兩種文化的接觸、交匯過程中，要有主體和客體。我們吸取、消化外國文化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振興和強化自己，使她有足夠的力量置身於世界強國之林。如果我們創造的新文化失去了民族的主體性，那就像身體沒有脊樑骨。盲從不可能把自己變成別人，反而會失掉了自己。
王：您的話使我想起您的－首詩：「美雨歐風急轉輪，更弦易轍為圖存。一言山重須銘記，民族菁華是國魂」。據您的弟子說，這是告誠年輕一代，要記住五四以來的經驗教訓，堅持民族文化的主體性。
鍾：是這樣。
中國學者不能對自己的民俗科學袖手旁觀
王：您的詩文三十年代就蜚聲文壇，郁達夫一九三五年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選了您的許多作品，對您的散文有很高的評價，認為「清朗絕俗，可以繼周作人、冰心的后武。」可您後來卻選擇了民俗學這樣的冷門，奉獻終身。現在回顧一生，對這樣的選擇您會不會有所後悔？是甚麼促使您走上這條不歸之路？
鍾：我對自己的選擇不後悔。我那時選擇民俗學，的確是冷門，文藝創作是熱門。現在也還是這樣。但是從那時起，我已經認識到中國需要自己的民俗學。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也是一個民俗大國。但是直到「五四」時期，中國沒有自己的民俗學。我近年追思當時開始收集口頭文藝和民俗資料的原因，覺得從我自身內因看，主要還是那種民族自尊意識在起支撐作用。因為那個時候，國外民俗科學，包括日本的民俗科學早已走在我們的前頭，一些外國學者更已在我們一這塊園地裡動過犁鋤。作為中國的學人，怎麼能袖手旁觀呢？這種意識，直到今天，還是支持我這方面工作的一根支柱。
民族菁華是國魂
王：您從一九二七年就開始在大學任教，大半個世紀以來，桃李滿天下，是名副其實的教育家。現在，許多有識之士都注意到這個問題：現代教育陷入了功利主義，普遍認為，唯有帶來實利的知識和技術才有價值，教育成為追逐欲望的工具。日本的池田大作光生曾說：教育的根本課題或者說教育的本質，是在於說明和回答人類應當怎樣存在、人生應該怎樣度過這類人類最重要的問題。把實利作為動機和目的，這不是教育應有的狀況。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鍾：人類進步，教育是很重要的火車頭，應該培養健全的、有理想的人。所以，科技興國不對，把物質強調的過火。科技衹是人類的生活手段，衹能改進生活方式，不能解決精神生活。應該是科教興國，科教興國才能解決精神生活。
王：現在講全球主義、全球一體化，認為隨著時代的進步，愈來愈超越國界和民族的一體感已逐漸成為人們的現實感覺，如何使它加深，成為一種更穩健的潮流，教育肯定擔當著重要的責任。您的看法呢？
鍾：我還是要強調「民族菁華是國魂」，衹有在本民族固有的根本上發展，才能有效地吸取和消化外來文化。在教育上，應當從小孩子就開始，學習、欣賞民族固有文化，培養民族精神，保住民族根本，要以我們自己的需要促進（全球）一體化。
王：您與詩人聶紺弩交誼很深，聶紺弩－生也歷盡坎坷。五七年後，他贈給您的一首詩中有一句：「如此風波怨便痴」。他是百經磨難仍豁達堅韌，您似乎更是一位理想主義者，對自己「反右」、「文革」中的遭遇很少提及，總樂觀地往前走。支撐您的信念是甚麼呢？
鍾：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子不嫌母醜」。祖國是我的祖國，不管她怎樣，我還是要為她盡力的。我常講一句話──打死也叫娘。就是說，在任何清況下，不論我個人受到甚麼委屈，我也不大計較，衹要能讓我工作，我就做我應做的事情，儘我作為中華民族成員的一份力量吧。現在一些年輕人出國留學，出去了，就不想再回來了。當年我是私費留學出國的，但我們出去的目的很明確，就是去「辦貨」，去採經探寶，回來為國家效力，開設我們中國自己的民俗學「鋪子」。我們這一輩知識分子，胸中多是國家民族，你劃我右派也好，文革打倒砸斕也好，就是愛國不變。
王：您曾說最喜歡一位思想家的格言「為人類而工作」，您在文學評論《詩心》中寫著「詩人的第一件功課，是學習怎樣去熱愛人類」。我想，無論作為詩人、作家、民俗學家或教育家，這都是您的一個基本思想。
鍾：這確實是我從年輕時代就確立的一種人生觀。我在我那篇《我在民俗學研究上的指導思想及方法論》中就談到：不管在一般文藝理論上，還是在民俗學的理論上，都要求自己與社會與人民保持密切的關係。在我的腦海中，這是一個最重要的真理標準。當然，由於客觀情況的不同，學術為祖國和人民服務的具體做法也可能有所不同，直接與間接的服務也會有所差別，但我的這種基本精神和目的是磐石般不能移轉了。
要緊的是偉大
王：記得您在紀念羅曼．羅蘭的一篇文章裡有這樣一段話：「我是人生和藝術的海洋中的一個漂浮者。十多年來，我緊緊抓住了一支棍。現在還在不斷和飛舞的波浪周旋著。可是，我靠著那支木棍，就再沒有沉沒的危險，並且能夠一步一步地向著白色的堤岸游泳前去。那支木棍就是羅蘭先生和他的作品」。雖然這是您五十年前說的話，但是我感覺，羅曼．羅蘭「生命不息，戰鬥不止」、「不問收獲，但盡耕耘」的戰鬥精神、勇於面對現實「而且眷愛它」的英雄主義以及對理想的不懈追求，也是影響您一生的一種基本思想。
鍾：有個記者採訪我，問我是否有人生格言送給廿一世紀的年輕人，我就用了羅曼．羅蘭的－句話：「成功不是要緊的，要緊的是偉大。」把它贈送給青年一代。現代人熱中於追逐世俗的成功，但是，還有比成功更重要的，那就是偉大的人格、對祖國前途、人類命運高度責任感，有這樣的境界，為實現這樣的目標而努力，才是更高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