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佩偉
進入現代（即工業文明時代）以後，由於人對自然資源的瘋狂掠奪，環境日益嚴重被污染，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已蕩然無存。人對自然的不尊重，已經危及到人類自身。人的生存環境的日益惡化，已經使人類不得不對自己的行為開始反省。然而，傳統花鳥畫作為一個門類和樣式保存下來以後，依然還在復述著往日那種鳥語花香的美好時光。顯然，這樣一種表述方式已經不能反映今天的人與自然的關係，因為它的詩情畫意已經與當代人的精神困境沒有任何聯繫。因此，我一直在想，花鳥畫家如何能使自己進入一種當代文化狀態？花鳥畫如何能進入一種新的文化語境之中？這是當代花鳥畫家必須要思考和面對的問題。
看過王佩偉這些新穎的，以小鳥為主題的作品，我的心中豁然開朗起來，這不正是我所希望于花鳥畫家的一種狀態嗎？不正是畫家在一種新的文化語境中生成的話語方式嗎？這些“鳥”所表達的不正是一個當代人的焦慮和精神意境嗎？王佩偉所採用的既不是傳統的樣式，也不是傳統的工具材料，但她的題材範圍確是地道的花鳥畫中的“鳥”，即所謂“翎毛、花卉”中的“翎毛”啊。所不同的是，畫家不是或主要不是在這些可愛的小鳥身上尋找往日的詩情畫意，而是盡力表達著她對這些小生靈未來命運的擔憂。畫家在畫它們的時候，深深地為一種憂患意識所驅使，常常把它們放在一種陌生的環境之中來表現，無奈中充滿著深切的同情和關愛。這和那些仍然在傳統格局中描繪的花鳥畫迥然不同。這種不同決不只是因為王佩偉採用了不同的工具、材料，而是因為畫家在觀念上與當代人的精神生活發生了聯繫。
我們不妨先看王佩偉對這些小鳥本身的描繪。畫家筆下的小鳥活潑靈動，宜人可愛，但它們常常是形單影隻、孤立無援，令人不禁頓生愛憐之情。而當畫家著意于這些鳥所置身的環境時，就更加引發我們的同情之心。畫家沒有像傳統花鳥畫那樣，讓這些小鳥棲息在花叢間、樹枝上。在《適度空間》、《孤獨的鳥兒》、《未知的鳥》、《匆匆行走的鳥》等作品中，畫家用濃重的色調、陌生而異樣的空間、奇異的光影渲染了這些美麗的小生靈所處的光怪陸離的惡劣環境。通過對這些讓它們迷惑不解的陌生環境的描繪，暗示出這些令人擔憂的小鳥的生存危機和未來命運。一組題為《鳥兒快跑》的作品，不僅揭示了這些慌張逃竄的小鳥所處的險境，更表達了畫家生怕這些小鳥受到傷害的急切心情。王佩偉甚至在畫《孤獨的鳥兒》一畫時禁不住哭了起來。一隻落在白色垃圾上的小鳥茫然四顧，找不到回家的路。這種無家可歸的孤獨感豈止是小鳥，更是現代人的一種流行病。而其病因正是來自人的“三重疏離”：人與自然的疏離，人與人的疏離、人與上帝的疏離，被都市化了的現代人生活在自己的產品和垃圾的包圍中，離自然愈來愈遠；都市人口的密度愈來愈大，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卻愈來愈隔膜；而人與上帝的疏離更使現代人失去了精神的避難之所。所以作為現代人的通病“孤獨症”在所難免。在此，畫家所觸及的實際上是現代人普遍存在的一種精神危機，也是現代人靈魂深處時時浮現的一種無家可歸的狀態。這種精神漂泊狀態，使他們永遠處在想回家的途中，想找到一種“在家”的感覺。《孤獨的鳥兒》所以首先感動了畫家自己，就是因為畫家實際上是把鳥當人來畫，鳥的困境也就是人的困境。如她所說：“鳥的生存與命運在某些程度上與人類的命運十分相近，與其說我是在畫鳥，不如說我是在畫我自己和周邊的人。”在這個意義上，王佩偉對鳥世界的關注在本質上也是對人自身命運的關注，並由這種關注引發出對人類行為的自我反省和批評。這便是她面對一個傳統題材所取的“當代視角”，或者說是以現代人的生存境遇對這一傳統題材所作的重新審視和重新解讀。
當然，王佩偉也在她的畫中寄寓著美好的感情，在《家族》、《母與子》、《靜靜的雲》、《覓》、《對話》、《在水一方》等畫作中，她畫鳥兒或悠閒地漫步、或相互之間“對話”、或河邊戲水、或自由飛翔……她甚至畫她夢中的鳥—那輕盈的步履，優雅的體態，柔美的身段……這些作品在她整個的“鳥世界”中像一塊塊明亮的“補色”，使看畫人的心情由沉重變得開朗起來。
王佩偉在藝術表現上，常能以極為簡練的寫意筆法，準確勾畫出鳥的生動姿態；使用的雖是油畫的工具、材料，卻很富有水墨畫的情趣。這些作品雖屬小品一類，不具有大的格局，但並未因此減弱其藝術魅力；這些作品不僅體現出畫家的藝術靈氣，更體現出作為一個女性畫家在情感上的豐富細膩。王佩偉在這一領域探索的時間並不長，但個人面貌已初具端倪，十分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