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期，“大國崛起”話題成為輿論熱議的焦點。在經歷了一百多年的屈辱與落後之後，中國人再次走上了民族復興之路，中國作為大國的形象越來越清晰。
“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在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我們追尋的不只是國家的強盛，更是中國人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與尊嚴。因此，歷史上大國的興衰取決於什麼因素、會形成什麼樣的周邊關係、如何取得原有大國的認同？在大國發展過程中，我們應持怎樣的心態、怎樣繼承與創新中華文明、怎樣吸取大國發展的成敗得失、選擇一條怎樣的發展之路等問題需要厘清。
普遍的觀點認為德國的崛起一靠軍隊，二靠教育。其中，教育被視為德國強大的根本原因。
自中世紀以降，德意志長期四分五裂，一直處於相對落後的水準。然而，至少從18、19世紀之交，德意志民族在短短的幾十年中，一躍成為歐洲的頭號強國。
普遍的觀點認為德國的崛起一靠軍隊，二靠教育。其中，教育被視為德國強大的根本原因。
將德國的強大歸因到教育，雖然不是很全面，但不無道理。早在18世紀末，普魯士就立法推行義務教育，開創了教育史上的一個先例。19世紀初，在普魯士進行的諸項改革中，教育改革可以說最為引人注目。威廉•洪堡從人文主義理念出發，力求為所有的公民提供全面的教育，他所創立的教育體制為德國教育的發展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此後，在各邦政府的大力推動下，教育體制不斷完善。比如在普魯士，小學的入學率在1816年就達到60%，到1864年更達到93%。到1871年時，德國的文盲率大致只有13%，而英國的文盲率為30%（1861年），法國是24%（1866年）。德國教育領先的情況略見一斑。
洪堡等人所推行的大學改革，更是成就顯著。洪堡主持建立的柏林大學扭轉了大學發展的方向，推行教學和研究結合的原則，創立了德國式的研究型大學，同時也開啟了現代大學的先河。在洪堡大學精神的滋養下，德國大學很快進入一個輝煌的時期，培養的人才具有良好的學術修養和專精的知識，而且富有科學研究的精神。大學教授更是以學術研究為天職，投身於教學和研究，做出了數不勝數的學術成就。
德國的大學得到普遍的讚揚和肯定。英國歷史學家梅爾茨在20世紀20年代說：“在現代，沒有一個國家像德國那樣擁有那麼多的思想學校和學術學校，也沒有一個國家能自誇開創並進行了這麼多巨大的事業，而他們需要大量訓練有素人員的合作和集體努力。”
可以說，在近現代歷史上，德國的學者和專家為德國帶來的榮譽和關注要遠遠超過其他群體。而所有這些成就都是德國大學的成果，德國是歐洲國家中將大學與學術聯繫最為密切的國家。大學也許是觀察德國人最好的視窗。梅爾茨認為德國大學“比任何別的東西都表徵出德國的心智，德國心智在這種機構裏得到最完美的表現”。
德國人重視教育，但不盲目重視。在19世紀中，德國建立起了一個龐大而多樣的學校和培訓體系。特別是在20世紀後期，“雙元制”職業培訓制度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被稱為德國經濟奇跡的“秘密武器”。所謂“雙元制”，就是把手工業中徒工的訓練與學校的理論學習結合起來，政府和企業共同培養合格技工。在培訓期間，學員按規定到企業學徒一定的天數，同時也必須到職業學校接受教育。
清末李善蘭曾對德國的教育有一個概括，說德國的教育體制的特點為“無地無學，無時非學，無人不學”，此說甚為精當。直到今天，這三條應當仍然有效。“無地無學”是說教育的普及程度，“無時非學”是說不同的行業和職業都有專門的教育和訓練，“無人不學”則是說人人都有學習的機會，都有學習適合自己需要的學習機會。這種多軌、多類型的教育制度，雖然不一定符合民主的原則，但從效果和功能上看，這一體制為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行業領域培養了特殊的人才，這倒是體現了人盡其才的思想。
從反面看，當教育不受到重視或受到破壞的時候，國家的實力就會減弱，強國可以變弱。在納粹統治時期，教育和科學事業受到極大的破壞，特別是大批猶太學人被迫離開大學、離開德國，德國的教育和學術事業因而受到空前的重創，從19世紀以來所積累的學術基礎面臨瓦解。經過這次浩劫，德國作為學術中心的時期也就一去不復返了。這段慘痛的歷史為教育強國提供了一個反面的例證。
縱觀近代德國的發展過程，我們有理由把德國看作一個教育興國或教育強國的範例。19世紀德國史學大師蒙森曾把大學、軍隊和關稅同時並列，認為這三者是德國崛起的核心因素。他能夠把大學列在首位，想必不會反對教育強國、學術強國的說法。
（原載《論劍：新視野下的中國大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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