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化與學術出版兩者並不天然對立。市場化並非大學社學術出版弱之真實病根。
一段時間以來，大學出版體制改革是要時間表還是要路線圖抑或是兩者都要，成了大學出版界熱議最多的問題。是走市場化或產業化之路，還是走非營利的公益性事業單位之路，這是眼下擺在中國大學出版社面前的兩大選擇。關於大學社的轉制，鼓之呼之者有之，冷之淡之者亦有之。
追根溯源，中國的大學出版幾乎與大學同時發軔於晚清，但一直未真正獨立。受限於人才、資金、設備以及特定歷史環境等諸多因素，因此直至新中國成立之前，大學出版都未形成氣候，無論數量還是規模均十分有限，影響力更是不可與商務、中華、世界、開明等當時重量級商業出版機構同日而語。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隨著中國社會的改革放開，大學出版也迎來了黃金時代。大學出版社群體開始形成，並逐漸顯露出旺盛的生命力，憑藉所依託大學的品牌、人才、出版資源、政策優惠等諸多優勢，逐漸發展成為行業的領軍力量。據新聞出版總署統計的資料，截至2006年年底，102家大學出版社，以占全國出版社17%的份額，實現了占全國出版物銷售22%的份額。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清華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等一批大學社成為整個出版業的領頭羊。
但另一方面，最應該體現大學出版精神與實質的學術出版，在整個大學出版產品構成、品牌構成中，卻顯得相對薄弱，許多大學出版社因此而受到社會和業界的病詬。甚至有人向某些大學社發出質問，幾十年後，除了漂亮的建築，你們會給社會留下什麼？據北京開卷的監測統計，全國100多家大學出版社有90%或多或少參與中小學教材教輔的出版。開卷總經理孫慶國認為“這是不正常的”。比之西方，中國大學出版社的產業化和商業化程度遠遠高於歐美等國家的大學出版社，而學術建設和學術影響卻普遍低於西方大學出版機構。
經濟實力與學術出版的不對稱，使得大學出版面臨著背離其精神和實質的尷尬。於是，一些人將學術出版薄弱歸罪於市場化，認為是市場化讓一些大學社見利忘義，什麼賺錢出什麼，背棄其設立的初衷和出版宗旨。目前，政府正在大學出版社中積極推行出版體制改革試點，這讓一些人更加憂慮：未來面臨更多市場壓力的大學社，本已薄弱的學術出版會不會變得更加邊緣？
這些擔心看似有理，其實細想之下卻經不起推敲。從目前一些在學術出版領域表現出眾的大學社來看，像北大社、華東師大社、廣西師大社，恰恰也是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社。雖然不能就此武斷得出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大學社學術出版越強，但至少可以說明，市場化與學術出版兩者並不天然對立。市場化並非大學社學術出版弱之真實病根。實際上，過去那種產品線不清晰、選題雜亂重複，恰恰是市場化不夠、產業集中度不夠、競爭不充分的產物。這些在其他種類商品市場已經得到過充分的驗證。
中國的大學出版，由於趕上了中國的經濟、教育、社會等高速發展的有利時期，加之自身又具備諸多有利條件，因此成為中國出版業的一支支柱性力量。開卷公司總經理孫慶國說：“如果今天要求他們退回到大學校園，反倒是中國出版業的一種倒退。”
一部分大學社不願意轉企，希望自己成為非營利的公益性事業單位，這其實無可厚非。選擇成為什麼樣的機構，這原本是機構自己的事情，只要這種選擇是理性的，有利於事業發展，政府和主管部門想來都會支援。但將來的非營利的公益性單位的管理模式，未必等同於今日之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隨著政府相應管理制度的完善，公益性單位在人員規模、出書範圍、財務制度、運作方式等方面的控制和管理必然更加嚴格，“企業事業兩頭沾好”的情形未必長久。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業、發展文化產業、鼓勵文化創新的政策，營造有利於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環境。大力發展文化產業，繁榮文化市場，增強國際競爭力。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也在署黨組中心組學習貫徹十七大精神會議上強調，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解放思想，用改革創新的辦法徹底解決老問題，決不能滿足於在舊的套路上修修補補，決不能年年重複改革發展中的老問題。
高層表態擲地有聲，整個產業的改革與市場化取向已不容置疑。選擇成為什麼性質的機構也許並不難，關鍵在於是否有一種純粹的狀態，這種狀態和學術追求有關，和文化高度有關，和商業精神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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