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雲五先生逝去已經28年了。近聞他的《岫廬八十自述》在大陸出版，不由得勾起我對這位前輩的追思。雖然政治時空的隔絕切分了一個人物形象的完整性，使我以往對王先生的認識是那樣的局部和零碎；但這一輪“和諧社會”雅音，總會給我們多難的民族帶來更多的福祉。
我知道王雲五，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有一天，偶爾在一家古舊書店見到一大堆早年王先生組織出版的“萬有文庫”。出於個人的愛好和出版工作的需要，我一連跑了幾趟書店，將一摞摞泛黃的“萬有文庫”捧回辦公室，其中有《古微書》《世本》《新儀象法要》《路史》《詩地理考》《算經十書》等。說實話，從那時起，我就迷上了王雲五。那是一種“文化精神”的癡迷，因爲我見不到王先生的形象，只是從董橋的文章中知道他“矮矮胖胖像個大冬瓜”；也無法瞭解王雲五更多的個人歷史，即使從金耀基的文章中知道，王先生有那麽多的稱號:“大出版家、教授、民意代表、社會賢達、內閣副總理、文化基金會董事長、總統府資政……”我只知道閱讀與出版，在這一層意義上，王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已經足夠豐滿與豐富了。
20年來，我編輯“國學叢書”、“中國地域文化叢書”、“書趣文叢”，直至“新世紀萬有文庫”，數量已逾千種。返身與王先生比照，總有一種“大不及”的感覺，不僅數量不及，理念的延拓也始終難以躍出王先生早年劃定的範疇。在王雲五驚人的出版構建面前，我時常陷入沈思；甚至想到，在現代出版的意義上，王雲五的許多思想，好似一汪清泉，終日噴湧，不舍晝夜；我們這些後來人，取一瓢飲，就會汲取很多營養。
在我的案頭上，放著王雲五先生三件東西，我稱之爲“出版錦囊”，它們對我的影響真是太大了。
第一個是王雲五爲“萬有文庫”撰寫的《印行‘萬有文庫’緣起》一文，其中談到，出版文庫的目的是爲中國的家庭建立圖書館，爲社會的中小型圖書館設了“基本書目”，旨在建立一個個有效的社會閱讀單元；文庫的規模巨大，第一集即收書2000冊；爲了精選各種治學門徑之書，如百科小叢書，國學小叢書等，特聘請胡適之、楊杏佛、張菊生等30余位名家投身其中；文庫採取經濟、簡裝的方式，使“前此一二千元所不能致之圖書，今可以三四百元致之”。尤其令人震動的是王先生創建的“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和“四角號碼檢字法”，均應用于文庫的編排、分類、檢索之中，使之成爲現代中國典籍整理的開蒙之舉。當時，美國《紐約時報》稱讚王先生是“在界定和傳播知識上，最具野心的努力”；“萬有文庫”也被認定爲當時世界上在編的最大規模的文庫。
第二個是王雲五暨當時商務印書館龐大的書目，以及令人歎爲觀止的作者名單。我把它們整理出來(尤其是上世紀30年代)，裝訂成冊；每逢遇到新選題、新專案，都會拿出來對照一下。結果我發現，從古至今，從中到外，我們的絕大部分工作都跳不出當時的題目；古代典籍與傳統學科就不用說了，即使是所謂新學科、新門類，也大多可以找到相應的學術源頭。最讓我沮喪的是“作者名冊”，正應了那句“年年歲歲書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的老話，舊符新桃的更叠是自然規律，傷感的緣由卻在文化超越的無力與學術團隊的落寞。
記得上世紀80年代，李一氓先生曾經將古籍整理的結果劃分爲文學、哲學、經濟、藝術等十個門類，包括43個書目《中國文學史》《中國音樂史》《中國繪畫史》《中國小說史》《中國佛教思想史》等等。他深情地說:“假如有一天這40來種研究著作都出版了，我們的古籍整理的局面將大爲改觀。”有趣的是，當年王雲五也出版了一套“中國文化史叢書”共42種，其中有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顧頡剛《中國疆域沿革史》、胡朴安《中國文字史》《中國訓詁學史》、李儼《中國算學史》、白壽彜《中國交通史》等。直到今天，這些書還在再版，還是某些學科領域的必讀書或里程碑。兩相比照，書目是類同的；在作者的環節上，一定會引起今人更多的思考。
第三個是上世紀30年代，王雲五先生在出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之時，首先出國考察半年，到了9個國家。回國後，他立即向商務印書館董事會提交《科學管理計劃》。這個計劃不得了，王雲五由此被稱爲“將西方現代企業科學管理理念引入中國的第一人”。前不久，我把這份“計劃”整理出來，裝訂成冊，時常翻看。它很有價值，起碼很有欣賞價值，即使在今天，許多內容依然會讓我們汗顔不已。王先生開篇即寫道:“本館對於同人之待遇，雖尚有可增進，然在世界各國中實居上乘，而管理方法實居下下。因只知待遇，不知管理，結果必至待遇不能持久，愛之適以害之。救濟之道，舍從速采行科學管理方法，別無他途。科學管理法系對於社會，對於雇主，與對於被雇者，三方兼利之方法，現已爲歐美各國勞資兩方公認，甚至過激如俄國，近亦積極采行。”正是在這次考察中，王雲五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文章的標題是“爲苦難的中國，提供書本，而非子彈”。
這就是我心目中的三個“出版錦囊”，其中蘊含了許多既定的與規律性的東西，不受時空與時勢的改變。
（来源：《文彙讀書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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