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嚴肅的東西是要有代價的
新快報：你目前手頭上正在做的是什麽書？
鍾潔玲：張承志的系列已經做完，還有李雲迪的書、李佩甫的《等等靈魂》，現在我還在繼續做“大家小集”和“花城原創”。做李雲迪這本書佔用了我比較多的時間，效果還不錯，從十月份銷售至今已經賣了接近兩萬元。
新快報：一直有很多人認爲，廣州出版的實用傾向很嚴重，你認爲是這樣嗎？
鍾潔玲：是會有這樣的情況，但這個並不是絕對的，我們也出版張承志的書，也做楊顯惠的書，這一類就不是實用的。張承志的書並不是爲了市場出的，“花城原創”主要是挖掘一些有潛力但還沒出名的作者，如果單純從市場考慮，是不會做這些的。而李碧華的作品，就是直接走市場的，這麽多年來，我的工作主要是出李碧華系列，目前已經出到第25本，她的書好銷，李碧華的書最先是在北京做的，但是從目前來說還是在廣州出得最成功。
新快報：國內出版界實際上一直有一本書救活一個出版社的說法，你們在李雲迪這本書上的試驗是否有這樣的目的？
鍾潔玲：會有這樣的說法，哈裏·波特系列就救了人民文學，以前人民文學出版社是很死板的。比如布老虎叢書，起印就是兩萬本，品牌的效應是有用的，這都會帶動原出版社。我們也希望有個別的書能帶動出版社的發展。我們也希望有個別的書能帶動出版社的發展。我們做了《人體使用手冊》、《等等靈魂》以及李雲迪的這本書，花城的整體形勢有點變化，起碼渠道回款快了，也讓別人知道我們也出大書，你一再出新書，他的要量會大點，大書對小書是有幫助，大書養小書是有規律在裏頭。
新快報：能不能說目前廣州出版還處在對市場適應的階段？
鍾潔玲：對，在嘗試，李雲迪這本書就是整個集團做專案制的第一本書，非常辛苦。現在我們從排版，都要進行監督。我們從排版開始抓，書稿不斷修改，我們還做了整合，先不出書，等李雲迪的大碟出來後，我們才跟著一起推書。這個整合營銷包括李雲迪的一百多場演出，他回中國的時間很短，兩年時間都要穿插進行，我們和環球的宣傳資源對接起來，光碟隨書贈送，我們給他也穿插了一個簽售的行程。從去年開始，我們出版社在進行企業化改制，全部都要市場化了，像李雲迪、李碧華，市場需要這樣的産品，讀者需要這樣的偶像，這樣的東西和讀者的需求是契合的。但是張承志的書這一類比較嚴肅的東西，我們還是有所堅持的，嚴肅文學就是要有代價，很有可能是虧本的，張承志的書至今是略虧到持平的狀態。
做教材很容易讓出版社養尊處優
新快報：你們出書的速度是怎樣的？
鍾潔玲：如果你想做得到位，一個編輯一年其實做三五本就夠了，但是實際上我們現在可能要出二十多種，精力很受限制，每本書不可能耗費太大的精力去推。傳統的出版是很簡單的，就是把文字編輯一下，那太容易了，高中生都能做到，一年發三五十本是沒有問題的，因爲他可以不顧市場。但是現在需要的是出版人，需要將上流和下流都打通。沒成書之前是上流，這個中間會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下流就是指在推廣上，推廣卻是目前編輯最缺乏的，都很害怕，不知道怎麽推，心裏沒譜。拿到一本書稿，首先要市場認證，有什麽潛力，相同的有多少，價值是否有優勢，作者是否是獨一無二的，每一本書的推法又是不一樣，你得找到適合的推廣渠道和媒體。可能你用十分之一的時間做案頭工作，其他的精力你都得用來琢磨怎麽來推。李雲迪這一本書就是從編輯到發行，都是自己在做。花城社目前在做一個改革的嘗試，從今年七月開始的，可能以後都會倡導專案制。
新快報：爲什麽要推行這樣的專案制改革？
鍾潔玲：主要想從教材養活轉向市場，教材這條線對很多出版人而言不是那麽體面的，智力含量不高，但是利潤最大。專案制的改革現在才開始，很難從教材養活轉變過來，現在教育書始終都是大頭，不過將來會有危機的，現在在提倡環保教材、迴圈使用、減負，書就不斷地消耗掉，這個産業鏈有可能會停的，那你原來做教材的那幫人怎麽辦呢，這應該是出版集團做這個改革的主要動因。
新快報：怎麽評價教材出版對廣州出版的影響呢？
鍾潔玲：廣州出版比不上別人，我覺得和這麽多年教材的支撐有關係。文化人做教材是很沒理想的，智力會退化的，但是你得承認，教材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是我們的第一大支柱，尤其是教育出版社，我不知道全國有幾個出版社能達到廣州教育出版社的水平。教材利潤高，支撐力量也很強，讓大家沒後顧之憂，很容易讓出版社養尊處優，讓我們沒有感覺到市場的壓力，打市場的書就放鬆了——不去強攻市場生活也過得挺好，那我們幹嗎還有去做吃力而不一定能賺錢的事情。如果從出版社長久品牌來說，只做教材肯定是很不利的，如果花城僅淪落爲一個教材出版社，那是很可惜的，出版社的人文價值也沒有了，很多人很辛苦擠進去肯定不是僅僅爲了做教材，比如花城缺四個崗位，會有一千多人來應聘，競爭都厲害，新進的編輯都是研究生以上學歷了，我想這麽強的人進來肯定不是做教材。
體制扼殺了我們的銳氣
新快報：現在有很多書商、工作室，有些做得非常優秀，這對出版社會不會構成威脅？
鍾潔玲：書商的優勢就是人少，並且目標准，出版社就要拼品種，要份額多，要有氣勢，可能你的一百多個選題有三分之一是沒有把握的。現在其實出版人不應該這樣，而是應該把每個選題做活做透，但是出版社帶有賭博的性質，期望在一百多個選題中能夠有幾種賣好。他們也不去做調研，這一類書起印數也很低，帶有試一試的想法，萬一賺錢了也很少，比如一本書賺一千元錢，做二十本書就把兩萬元錢賺回來了，就是用一種比較消極的方式來做出版，每個編輯都有長有短，你不可能讓每個編輯都很精確地論證，這方面出版社比不上工作室和書商，他們對市場定位很准，要麽跟風，要麽別人都沒有，如果沒有競爭優勢，他們是不會輕易投資的，不需要像你規模這麽大才能養活。
新快報：你怎麽看待廣州、北京和上海三地的出版呢？
鍾潔玲：廣州出版和北京、上海比差距很大，人才都流向北京了。上海的管理很不錯，他們沒有冗員，我們不能比的，我們還是國有體制，他們整個搞活了。我們主要還是意識形態控制比較嚴，想出一些有銳氣的東西，很多選題都被殺掉了。當年的王小波也是一樣，如果當時很清楚王小波作品的內容，那肯定出不成的，我們拼命往藝術上靠，不談他的思想尖銳問題，就混過去了。
新快報：作爲國內的名編輯，是否有人向你發出邀約，因爲很多人認爲北京的出版環境會更好？
鍾潔玲：有，不單是北京，在廣州的工作室（書商）也有。不過花城我也做開了，我也不想做其他。如果我們的體制放得開，你在北京還是廣州都是沒有區別的。
鍾潔玲眼中的廣州出版業
出版社帶有賭博的性質，期望在一百多個選題中能夠有幾種賣好。他們也不去做調研，這一類書起印數也很低，帶有試一試的想法，萬一賺錢了也很少，比如一本書賺一千元錢，做二十本書就把兩萬元錢賺回來了，就是用一種比較消極的方式來做出版；
廣州出版比不上別人，我覺得有和這麽多年教材的支撐有關係；
我們主要還是意識形態控制比較嚴，想出一些有銳氣的東西，很多選題都被殺掉了。
（來源：新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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