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就自身的文化傳統持雙重態度的民族來說，傳統往往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在應如何解讀自身的文化傳統方面，就連制定規範和標準的圖書出版者也不能起到把關人的作用。出版社把關的尺度失衡，這種出版的非專業化傾向值得憂慮。
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在目前的一些爭論中，人們多追究作者的責任，但很少談到出版者的責任。作者出錯是正常的事情，編輯的作用也就在於發現作者意識不到的問題，使出版物在語言和學術規範等方面達到出版的要求。著名學者錢鐘書和編輯之間的切磋已成為出版界的佳話；英國的出版業之所以能一直保持良好的勢頭，就是因為有如Sage、Blackwell和Ruotledge等堅持品牌和專業性的出版商。實際上，讀者非常看重出版社的品牌，往往出於對一個出版社的信賴來挑選圖書。大多數讀者是相信鉛字的，不能要求他們具有專家般的辨別能力，大多數人是根據書本的內容去教育他們的下一代。在這種意義上，出版者的職責可謂重大。
與出版的非專業化相關聯的另一個現象就是出版社分工的淡化。這種現象已變得很為普遍。比如一些傳統的學術出版社依靠通俗小說賺錢，一些專業出版社熱衷於出教輔書。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利潤的驅使。他們把快編快出多印當做產生利潤的必要條件，卻忘記了出版社的社會職責。一些出版社對編輯的工作量和贏利指標做硬性規定，卻忽視了出版物精神產品的屬性，忽視了出版物的創作需要經過一個提煉、再加工的過程。出版業不同于製造業，利用速食流水線的作業方式生產出來的出版物只能是“垃圾”產品。由此而來的結果是，大量圖書的同質化和庫存圖書的“年年攀升”。筆者曾隨團訪問過國外的一些出版社，記得當時有人問其是如何規定編輯的月工作量，對方感到迷惑不解。因為對方認為策劃、出版一本好書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對編輯工作進行量化也是沒有道理的。
在我國，出版的非專業化已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就連某些大學出版社也未能“免俗”。非學術性出版物的比重逐年增加。成立于1478年的牛津大學出版社所遵循的出版理念是不以贏利為主要目的，主要出版有價值的學術書和專著。而中國大學出版社則更熱衷於大眾出版物的出版。日本大學出版社協會有關人士認為，中國大學出版社應與非大學出版社做好讀者定位的區分。在成熟的出版市場，分工是必然的趨勢，也就是說我國出版業中的這一現狀是分工不細且不太成熟的一種表現。筆者認為，原因之一是我們的大學出版社正在演變為大學的公司。大學辦公司也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在中外教育史上也是罕有的。在發達國家，大學可以從事應用性的研究、專利的發明，但很少介入企業的經營。大學畢竟是大學，如果大學純粹以贏利為目標，公正、正義和從事純學術探求的精神也就很難保持。近年來，我國大學的聲譽在不斷下降，大學也成了某種意義上的贏利機構，大學出版社每年要向學校上繳利潤提成。筆者擔憂，如果連大學出版社也只以贏利為目標，學術出版的未來又在何處？
雖然追求利潤和規模是出版社生存的根本，但不應忘記圖書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如果出版社的專業性喪失，造成的後果不僅僅是圖書市場的混亂，而且將導致規範、標準甚至價值觀念的混亂。
（來源：中國圖書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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