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張元濟70歲。由蔡元培、胡適和王雲五發起,收錄當時二十多位文化界名人學者在各自領域的學術論文,編印了《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以此特殊方式為這位元出版界前輩祝壽。在“徵文啟事”中,張元濟被朋友們稱為是“富於新思想的舊學家,也是能實踐新道德的老紳士”。這是對張元濟一生思想性格和文化態度的高度概括。
張元濟(1867年-1959年),字筱齋,號菊生,浙江海鹽人;二十六歲中進士,授職翰林院庶起士。1895年,屈辱的《馬關條約》簽訂後,“維新”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張元濟自然難以置身事外。他常與強學會首腦議論時政,並全力投身於養育新知的通藝學堂的建設。為更方便瞭解西學,已三十歲的他開始學英語,瞭解西方的現代學校、鐵路、採礦、電報、法律等與傳統儒學完全不同的“實用”知識。戊戌變法開始時,他作為維新派,亦受到了光緒皇帝的召見。隨著“百日維新”的失敗,他也跟著受到牽連和處分:革職永不敘用。
戊戌變法的失敗使張元濟認識到,“任何政治改革強加於冷漠、毫無生氣和愚昧無知的大眾,必然毫無結果”。而救治的良方,只能寄希望於自下而上逐步改良教育、培養人才、傳播新知、轉變風氣,這才能給變法提供一個穩固的基礎,最終取得社會的進步。這樣的躬身反省,培植了他後來選擇與教育緊密相關的出版作為終生事業的思想根基。1898年10月,被貶黜的張元濟離開京城,在李鴻章的推薦下,來到了“新學樞紐之所”的上海,任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而其主要的工作,則是翻譯出版西學書籍。這使他有機會結識了到處尋找印刷生意的商務印書館創辦人夏瑞芳,二人一見如故。
世間的事充滿偶然與必然。如果不是夏瑞芳有借重文化人的心思,如果不是張元濟的思想有了改變,他們的相遇也不會促成現代出版業重鎮——商務印書館的崛起。1902年,受夏瑞芳的熱情邀請,張元濟毅然辭去南洋公學職,到商務印書館任事。張元濟的到來,為早期商務的發展確立了新的方向。商務的主體業務逐步由印刷轉變為出版,並漸及其他與教育相關的事業,例如興辦學校、創辦圖書館、製作教具儀器、拍攝電影等。張元濟的個人地位和聲望,也給商務帶來巨大的作者資源,在與知識界、政界,尤其是教育界的緊密聯繫中,商務猛增了許多聲名燁燁的合作者。有論者說,這是近代傳統士大夫與工人階層、文人與商人成功合作的鮮見例子。
張元濟“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到商務印書館做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編寫適應現代教育的教材。20世紀初葉,新式學堂紛紛設立,但接踵而至的問題是師資和教材的極度匱乏。張元濟曾有通藝學堂和南洋公學辦學的經驗,對時勢的敏感,使他果斷抓住機會,以教育熱情和專業意識,推進教科書的編撰。他主持編寫的“最新”系列教科書,以其完善的內容和形式,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當時的教育革新。正是這套以全民教育為目標,按照教育原理編寫而成的教科書,奠定了中國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也是這套行銷全國、一印再印的教科書,奠定了商務在出版業中的優勢地位。
教科書的成功,使張元濟更加堅信了出版于教育的意義,也堅定了他把商務印書館作為自己安身立命之處。1904年,汪康年轉告張元濟,說清廷擬請張元濟出任外務部職事,張復信辭謝,表示進入商務後的心情是踏實的:“弟近為商務印書館編纂小學教科書,頗自謂可盡我國民義務。平心思之,視浮沉郎署,終日做紙上空談者,不可謂不高出一層也。”類似的辭官事件還有1907年辭外務部、郵傳部任職,1913年辭熊希齡內閣教育總長職;類似的表達還有1917年致蔡元培信:“蓋出版之事業可以提撕多數國民,似比教育少數英才為尤要。”在張元濟的心目中,商務印書館已成為他事業的重心、人生的園地和實踐自己素志的好地方。
從張元濟留存下來的日記來看,記載的內容也確實大多為出版事務,而且頗為細碎瑣屑,從制定館務規則、購進新式機器、圖書銷售發行,到某人違紀應予處分等等,涉及企業經營的各個環節。張元濟以文化人的身份投身實業,實業家的身份又使他力避“務虛”,腳踏實地做好每一件事,所以章錫琛說他“沒有絲毫官僚習氣,他在編譯所中,每天總是早到遲退,躬親細務,平時寫張條子,都用裁下的廢紙,一個信封也常常反復使用到三四次以上”。
張元濟“事無巨細”、“面面俱到”的事務主義工作方式,從一個側面頗能反映他做事為人執著的一面。但與此同時,張元濟還有他超脫的一面。他意識到自己的局限,包括精力的有限與思想資源的有限。在五四新思潮蓬勃興起的時候,他一方面儘量跟上潮流,另一方面則心生退志,照他的說法是“引避賢路”。1920年春,他五十五歲,宣佈辭職引退,而且沒有商量餘地。在答復孫壯、孫偉的信中,他談到辭職的根本動機:“……吾輩在公司幾二十年,且年逾五旬,體力均非健碩,豈能永久任此繁劇。亟宜預備替人,培植新進,以謀公司可久可大之計。……且吾輩腦力陳舊,不能與世界潮流相應,若不引避賢路,恐非獨於公司無益,而且於公司有損。弟實不忍公司陷於困境,而志不得行,故毅然辭職,以為先去為望之計。”這樣的“老計”,是含有他對時代進步的自覺認識,體現了一個承上啟下的歷史前行者的情懷。
1926年,按中國傳統演算法,張元濟60歲,他堅決辭去了商務印書館監理職務,算是正式卸職退休了。雖說不久後又被推選為董事會主席,對公司事務仍居顧問之位元,但畢竟有更多時間專心於他喜愛的古籍校理和出版工作。影印古籍為張元濟早就留心之事,早在1904年他即為商務印書館構築收藏古籍的涵芬樓,大量搜羅善本典籍,一方面是為商務影印古書提供版本保障,另一方面也有搶救文化遺產,避免母邦文獻流入異土的可貴意圖。1920年前後,影印出版大部頭古籍的條件漸趨成熟,在張元濟主持下,商務印書館及時輯印了《涵芬樓秘笈》、《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等大部古書,為商務印書館贏得了良好的聲譽和可觀的收入。他在其中擔當的角色不僅是一位內行的出版者,而且還是一位卓越的版本學家,親自參與整理古籍,在版本、校勘方面顯示了深厚的舊學功底。1926年從監理位置上退休以後,張元濟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版本淘漉、校勘整理、影印描潤等煩難而瑣細的工作中。該書1930年開始出版,因“一•二八”事變一度中斷,直至1936年才告竣。它在史書出版上所具有的承先啟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1948年8月,張元濟被選為當時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隸人文歷史學科,當選的原因是“主持商務印書館數十年,輯印《四部叢刊》等書,校印古本史籍,於學術上有重大貢獻”。
1936年,張元濟70歲。由蔡元培、胡適和王雲五發起,收錄當時二十多位文化界名人學者在各自領域的學術論文,編印了《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以此特殊方式為這位元出版界前輩祝壽。在“徵文啟事”中,張元濟被朋友們稱為是“富於新思想的舊學家,也是能實踐新道德的老紳士”。這是對張元濟一生思想性格和文化態度的高度概括。趨新而不躁進,溫和而不保守。在這點上,張元濟與他的好友蔡元培頗有相似之處。當年蔡元培到北京大學當校長,一方面引進胡適、陳獨秀等新人物,另一方面又在“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下,使各方面學者同流並進,為北京大學確立了一種非急功近利卻有助於學術、人格發展的文化精神環境,進而開創了中國現代學術和思想的新紀元。張元濟主持商務編譯所多年,同樣在大力引進新人、擘畫出版方針時,注意中西文化的融會貫通,既關注西方文化學術思想的譯介,又著力傳統典籍的整理,新與舊,中與西,並行不悖地共存於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結構中,從而使商務印書館別具一種有容乃大的恢宏氣度,進而引領了新式出版文化建設的新方向。這一南一北兩個最重要的學術文化機關,一個作為我國最高學府,一個作為我國最大書局,一起奠定了中國近現代新文化的基礎。
來源 ：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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