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偉鋒，男，1957年生於廣東樂昌。1974年起下鄉、當工人。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1982年到中國新聞社，先後任專稿部記者，香港分社採訪部主任，總社港臺海外部主任，1992年出任中新社副總編輯。
作為新三屆中人，您覺得是否比許多其他同齡人幸運？
我覺得是的。非常幸運。我能做到今天這一步，事業能有今天這樣的成績，我覺得和我的經歷也有關係。
“新三屆”的提法我覺得很有道理。從考學的角度看，經過文革，積累了整整十年的人。經過三年的高考，其中相當一部分文化底子較好的年輕人被選擇出來。以前靠推薦上大學，積累了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雖然有才華但出身不好的學生得不到推薦，而且那時候學校也少，所以總的上學機會就非常少。機遇對他們來說，真是可遇不可求。
您在1977年是不是考過一次？
是的，我在1977年考過一次，當時是各省自出題目考試，我的政治卷考了個全地區第一名，但數學較差，差點兒零分，所以錄取是當地的一個專科學校。後來我覺得自己志不在此，想更開拓一些，還想再拚一拚。當時時機也比較巧，過了半年又迎來了全國第一次的大學入學統考，所以就放棄了專科學校。後來就考上了武漢大學。
之所以說幸運，是因為我從中學畢業之後下了兩年鄉，當了兩年工人，這一經歷是非常有用的。我現在從事和社會聯繫非常緊密的新聞工作，沒有這個社會經驗的話，就好像往上走的時候缺了幾個臺階。從整個過程看，下鄉的時候很艱苦，當工人的時候也很艱苦，也感覺不到當時有什麼出路，但是當時還是堅持學習，所以一恢復高考，我還是比較順利地考上了大學。
我考上武漢大學時21歲，現在來說是比較大的，在當時來說是很小的。我們同班的同學年紀最大的36歲了，最小的16歲。我們那一屆爸爸和兒子同時考上大學的情況也不少見。十年的積累之後，通過三年的考試，把那些勤奮而有才華的青年選拔出來，通過競爭選拔上來，這是“新三屆”和此前十幾年的大學生不一樣的地方。儘管我們那時的老師還是非常簡單，但畢竟是競爭，非常大範圍內的競爭。我當時在廣東，是一百人考上一個，就是這樣的比例，當時覺得很殘酷。所以，讀書有用的觀念通過“新三屆”徹底驅逐了讀書無用論。
在下鄉的時候，我和幾個要好的朋友都喜歡讀書，還成立了一個讀書小組。當時還有農友奇怪，這年頭讀書還有什麼用。結果恢復高考後，我們那一撥人都上了大學。
以您這樣的年齡達到今天這樣的成就和地位，我想，如果您現在已經50歲出頭——就是說像你們同屆的年齡較大的同學那樣——您的心態肯定和現在不一樣。
沒錯。所以說我們這一撥趕上文革的尾巴，沒有耽誤太多的時間，畢竟還只上小學，連紅衛兵都不是，只是紅小兵。雖然在文革中也泡了十年，但文革對我們沒有造成太模式化的影響。
還在80年代末，你在港澳報導方面已頗有建樹，並決定在臺灣方面的工作上做出新的嘗試。第一次到台之後，又於1992年在臺北成功地策劃組織“變遷中的兩岸經貿關係研討會”，這在兩岸關係史上又是一個突破。迄今，這種以兩岸經貿關係為主題的、兩岸人士共同參加的研討會已舉辦了三次，請您談談這方面的經歷。
我是廣東人，家裏很多親友都在港臺海外，這在以前受到嚴重歧視的，說明社會關係不太好。是地、富、反、壞、右黑五類外的第六類。這對人的心靈創傷是極大的。但我卻因為這個原因，很小就對港臺方面的事情感興趣，愛聽這方面的新聞，也想過將來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在大學期間已經開始收集資料，系統研究港臺問題。所以後來到中新社，負責港臺報導，我非常高興。中新社在對港臺宣傳方面是一個權威媒體，專家如雲，高手林立，這對我的成長極有好處，它為我提供了一個大舞臺，這是我永不忘記的。
1991年8月，我與範麗青乘坐的飛機降落在臺北桃園機場。我們面前有兩個入境通道，一個是本國人通道，一個外籍人通道。當我們發現自己被簇擁到外籍人通道前時，二人立刻奮力掙出人群，掉頭走過本國人通道。
這是兩岸四十年來大陸新聞記者邁向臺灣的第一步。這一步走得非常不容易。臺灣“海基會”秘書長陳長文對我們說，你們走了一小步，兩岸關係走了一大步。
1995年3月，我四赴臺灣是率團參加第三屆“變遷中的兩岸經貿關係研討會”。《中國時報》董事長、八十多歲的余紀忠在“中時”大廈最高層設宴款待客人。此時正值江澤民對台春節講話發表後不久，臺灣的政治空氣濃稠而又多雜味，宴會的氣氛也一時凝重。
輪到我致答謝詞了。在落日的餘輝中大廳顯出片刻的寧靜，大家仿佛能聽到淡水河清澈的波聲。大家在等待大陸記者的發言。
我表述完兩岸應從一個中國立場和民族利益的角度來看問題以消除歧見的意見後，隨即吟誦了一段唐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我說，諸位坐在大廈的最高一層，不僅應看得到淡水河，還當看得到黃河和長江。
此言一出，掌聲大作，滿座欣然。其實，這是一個偶然的即興。但在這即興背後，毫無疑問有一種祖國統一的強烈願望和堅定的國家意識。
“新三屆”人有什麼特點？
我們這一代人恐怕是最堅定地擁護改革開放路線的。這一點是不會動搖的。當時也不是說不接受工農的改造，就是覺得國家不需要知識，不需要有抱負的青年，總是不太對頭的。像我們這樣的青年，就想多學點東西，多做些正經事，可是沒有上學的機會，我這種歸僑子弟更是如此。所以，恢復高考，重新考大學是一個極大的衝擊，對那種極左的思想是一個衝擊，對社會結構也是一個衝擊。另外，對青年的思想也是一個極大的震撼。原來我們可以不靠出身、不靠背景、不靠關係，可以靠我們的奮鬥。這種觀念在一夜之間樹立起來了。我當考上一個本科，全縣出名，比現在一個博士還轟動。所以我們這一代人崇尚個人的努力和奮鬥，遇到問題不氣餒，相信自己的奮鬥會有結果。這是這一代的特點，不怨天尤人。表面上看來只是考大學方式的改變，其實改變的是人本身。我在北京的同學們幹得都很出色，在各行各業。他們基本上沒有背景，很少靠關係，多數人靠個人埋頭苦幹。這些人還有一種群體性格，就是不喜愛溜鬚拍馬。從內心深處看不起靠走後門拉關係發達起來的人。不是說這個群體裏沒有人做這種事，而是說，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內心世界有一個特殊的性格，不管做還是不做。
當然，這也不能完全說是對個人奮鬥的相信，但這肯定是對知識的崇拜，對奮鬥精神的崇拜。
“新三屆”有個好處，大家都沒什麼特別背景，對社會現實、對世態炎涼的瞭解又比這之後的大學生要多，所以比較容易看得開，也比較容易放得下。今天的成績不能說明明天的前途無量，今天的失敗也不能肯定明天的事業不景，只有靠不斷努力，不斷挑戰，戰勝自己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本文原載中國社會出版社《洗禮歲月——77、78級大學生求學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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