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海峽兩岸關係雖然在事務性層面有了重大發展，並且曾經舉行過旨在解決具體性問題的民間授權團體層級談判，但雙方在政治性層面卻一直處於僵局狀態。這種僵局狀態主要表現為政治關係的經常性停滯或因雙方關係脆弱而引發的重大危機，同時另一主要表現是政治性談判雖然呼之欲出卻一直處於難產的臨界點。時至今日兩岸高級領導人還未進行過面對面的接觸或會談，此一狀況人為地構置了兩岸關係在深度和廣度上向前發展難於逾越的門檻。有識之士均呼籲，這種狀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應該尋求海峽兩岸關係新的政治性的突破，以便解決困擾兩岸的根本性問題。由之，探討打破兩岸政治僵局的現實途徑，業已成為人們加倍關注的問題。
兩岸分歧源於雙方在思維和觀念上的衝突
兩岸政治僵局的癥結，乃在於兩岸雙方在“一個中國”原則上存在著根本性的分歧和重大爭執。具體解析之，中國大陸方面堅定地、毫不收縮地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立場，台灣當局則從“一個中國”政策的空心化外溢衍變出“兩個中國”的政策。這種對立固然表現在政策和實踐領域，但其背後的根源更在於雙方在思維和觀念上的衝突：多年來雙方在民間交流熱絡的外層包裝下，作為政策支柱的思維和觀念在内裡以背道而馳的方向無限延伸。各自的思維和觀念均於原地踏步、各劃其圈，使政策和實踐懸置於空擺摇蕩的境地。因此，兩岸關係政治層面的停滯又在於思維和觀念上的缺乏溝通甚至對立。如何探尋兩岸關係發展的思維導向，特别是如何疏解在“一個中國”爭執上的思維導向，也成為人們須加以深思的問題。
於是，人們看到兩岸關係的困結重重，像是一團麻繩繫上了一個又一個難於解開的扣子。政治僵局難以打破，政治談判無從啟動，化解歷史積累問題更談何容易。如何解決兩岸問題，找到巧妙解開已呈團麻疙瘩亂狀鎖扣的辦法，便成為推動兩岸關係發展、脱出瓶頸的當務之急。我們看到，有些人基於“一個中國”原則這個最有難度的問題十分棘手，就試圖採取迴避的姿態，冀圖跳過這個最大的門檻找尋另外一種天地。跳過去的方式有兩個：一是採取迂迴戰術、挖空内心戰術，甚至採取歪曲、抛甩的技法，將“一個中國”原則束之高閣，送入歷史博物館；二是採取死保守節的固執立場，特别是以保守的思維定勢抹煞“一個中國”原則所具有的豐富内容和動態活力。照著上面的思維定勢走下去，兩岸關係的困境便永難走出，兩岸關係的出路便有極大可能成為無解的課題，而為兩岸關係求解的過程便會跟著成為費力白搭功夫的事情。
顯然，“一個中國”原則已經成為兩岸關係再度發展的關鍵樞紐，兩岸關係的循環發展作為一道謎題到底有沒有解，特别是在“一個中國”原則上有沒有解，已經成為我們必須面對和加以開解的問題。通過一九九五年夏季以來的反分裂鬥爭，在中國大陸方面“一個中國”原則得到了更好的貫徹。當然，由那時至今兩岸形勢所形成的鮮明對比是，中國大陸方面已從舉行軍事演習等反制分裂行動轉換到高舉政治談判旗幟，對台政策實際上已經作了相當的調整。而這一政策所包含的策略、方式和辦法也已因應性地發生變化。在此情形下，“一個中國”原則開始被賦予更多的活力和想像空間，脱出長期以來存在的“謎題效應”的前景已經現實地展現在兩岸人們的面前。
面向新世紀的思考
我們看到，為了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富有智慧的人並不刻意迴避“一個中國”原則，而是針對這個在兩岸關係發展中佔據最重要地位的關鍵問題，以大智大勇迎難而上。以“春秋演義”的智慧抓住了“一個中國”原則本身所具有的豐富内容和動態活力，拿起了一把歷史的鑰匙，開始為兩岸中國人描畫“一個中國”的生動圖景。更為重要的是，在世紀之交，兩岸人民實在應該開始認眞思考要把甚麼樣的兩岸關係帶入二十一世紀這個重大問題。我們應該集中思考二十一世紀兩岸關係可能呈現的嶄新面貌，而這一問題與我們將要面對的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命運和面貌息息相關。
汪道涵先生曾頗帶啟示性地指出：大陸、台灣、香港、澳門所有“同胞共同來締造一個新中國”。而根據權威解釋，這個新中國是“一個統一、繁榮、富強、民主和文明的新中國”。在想像缺乏張力、思維摇擺不定的當前，這個發先聲之主張不僅使人聽之耳目一新，見之别有洞天，而且頓然有思維定勢發生轉型的寬闊之感。因為它不僅一以貫之、堅定地堅持了“一個中國”的原則，而且在怎樣更好地堅持“一個中國”方面頗具匠心。這後一點在中國國家統一生動展開的過程中顯得特别重要，是完成國家統一使命感的具體昭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實在是海峽時空新思維的傑作，它證明在“一個中國”問題上並不是無所作為的。
賦予“一個中國”原則以更大的包容性
這個關於“一個中國”的新解，對我們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首先，在兩岸關係發展和實現國家統一的進程中，“一個中國”原則可以展示它的巨大包容性。今年五月份召開的中共中央對台工作會議強調“要全面發展兩岸關係”，而要這樣做就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首先就要在“一個中國”原則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而如果在“一個中國”原則上不能調動起一切積極因素，在兩岸關係其他領域調動積極因素將成為奢談，這甚至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因此，在這個原則問題上可以放棄緊縮無張力即祇求自我包容而不求相互包容的做法，改而採取包容性更大的做法；包容性大，當然要大膽包容對方合理的立場、觀點和做法，而堅定排除其不合理的部分。在“一個中國”問題上，最好的辦法是能通過包容對方達到相互包容，進而達到共同擔保，使“一個中國”原則建立在更牢固的基石上。如果能夠找到促使雙方包括台灣方面均能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途徑，於人於己何樂而不為呢？我們說“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再度發展的關鍵樞紐，也在於這個原則能夠展開為一個由緊而鬆、逐漸擴大包容性進而成為兩岸關係動力源泉的過程。讓更多的中國人發自内心地堅持和保護“一個中國”原則，是對“一個中國”的原則最好的堅持和最大的堅持。
展示“一個中國”原則應有的?前瞻性、歷史感和哲學意義
其次，“一個中國”原則應該具有豁亮的前瞻性。兩岸關係給我們（包括中國大陸和台灣兩個方面）留下的遺產實在太沉重了，如何處理和超越這份遺產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歷史性任務。甚至，這是一種歷史的責任。如果祇沿襲傳統舊式思維，我們便祇有習慣於向後追究舊賬的行事方式，在歷史的沉重遺產面前趑趄不前。祇有用前傾的姿態、以二十一世紀的觀察角度解決關於中國的定位問題，由此才可能解決兩岸關係定位這個困擾兩岸雙方尤其是台灣方面的問題。通過調動兩岸雙方的共同積極性，化一切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符合中國（包括台灣地區）現代化和國家統一同步演變的歷史脈絡和内在邏輯。
所謂“前瞻性”，應該著眼於中國在二十一世紀面臨的美好前景，著眼於中國現代化目標的成功。另一方面，這裡所說的“具有前瞻性”，自然針對於海内外關於中國統一的各種模式而言；因為各種中國統一模式的要旨精義均會牽扯到關係中國的定位，也就是“一個中國”原則的解釋。祇有採取前瞻性的姿態，超越各種統一模式而集中各方智慧和合理因素，才可能導致集大成傑作的產生。從這一意義上講，對於“一個中國”原則的辯證解釋，有可能導致中國國家統一模式的優化選擇和超越集成。
再次，在“一個中國”原則上應該具有深邃的哲學感。兩岸關係長期處於政治僵局，細枝末節上的經常性糾纏反而不斷束縛著歷史的宏觀發展方向，現今我們實在應該從大本大源的立場上進行重新反思，以脱出微觀的消耗去回歸歷史的公斷並追隨歷史的潮流。從哲學意義上觀照，祇有從大本大源的角度看問題，才能灑脱地超越歷史留下的沉重遺產，才能順利地超越各種障眼法和人為設置的藩籬，也才能豁然地由僵化慣性所内構的從眾心態中解脱出來。並最根本、最徹底和最有效地解決問題。應該說，汪先生的談話具有改變傳統思維定勢的能動性和歷史主動性，其内容仍然包含著可以繼續挖掘的巨大潛力。這樣做的自然結果，是可以導致中國社會（包括台灣社會）在國家統一問題上主流價值的穩定内構，並進行兩岸人民心理的合理調適。因此毋寧說，關於“一個中國”的新解有可能成為今後兩岸關係發展和實現國家統一的主流價值觀念和政策主要導向。
第四，在“一個中國”問題上應該具有清晰的歷史層次感。“一個中國”與“兩個中國”之爭，原本是五十年代台灣當局尤其是蔣介石先生同美國政府因台灣地位問題及外島棄留問題發生的矛盾爭執，但經歷國内外（包括島内）局勢的演變，現在轉化成中國大陸與台灣當局在國家主權方面的對立。如何很好地解決兩岸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成為今天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進而實現國家統一的關鍵之舉。關於“一個中國”的解釋，長期以來受制於傳統思維定勢和歷史固有經驗的影響。例如，人民日報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評論員文章《堅決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就曾指出：“世界上祇有一個中國，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世界上祇有一個中國政府，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類似的解釋，囿於當時國内外形勢有其歷史必然性。它實際上從國家主權和國家憲政兩個層次對“一個中國”原則加以了界定。
然而今天國内外形勢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必須有新的、創造性的新解，主要是應該在國家主權和國家憲政兩個層次作不同的考慮和區隔。台灣方面一直認為：“一國兩制”的政策是基於“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識而制定的，所以不能接受。但汪先生談話的歷史感在於這裡的“一個中國”是指“中國”而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具有明顯的歷史超越性和國家統一過程展開的包容性。從歷史演變的觀點看，它可以改變雙方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的兩極性對抗，便於在兩岸之間解決因“一個中國”而引起的爭執。既有可能化解雙方在主權層面的分歧，又可能縮短雙方在憲政層面的間隔。從而可以說，這種做法使人們對“一個中國”原則的理解最大限度地符合著國家統一的必然趨勢。
從根本上解開兩岸關係僵局的扣子
第五，在“一個中國”原則的落實方面應該具有非常現實的可操作性。汪先生新解之所以是大智慧、大手筆，就在於它著眼於用神來之筆，著手解開兩岸關係僵局中的扣子，不是解開一個、兩個扣子，而是要通盤解開整個團麻亂狀的扣子，從根子上找到治本而非治標的處方。
所謂“扣子”按照上面的說法分為兩個層次：一是“一個中國”原則，即國家主權完整性的層次，這一點具有毋庸置疑的最高性、唯一性和排他性；二是“一國兩制”方針，即國家憲政層次，它在本質上涉及整個國家在統一過程中政治、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和國家結構的合理安排。長期以來，兩岸雙方不僅在第一個層次上存在尖銳對立，而且在第二個層次上囿於憲政理念的衝突，存在所謂“制度之爭”。
汪先生的談話不僅在為第一層次的問題解開扣子，而且也在為第二個層次的問題解開扣子，擴大了發展兩岸關係的操作空間。所謂“擴大操作空間”，是指它在兩岸關係發展的全過程中，將增量的發展、匯積置於存量的對抗之前。如果雙方祇是在存量上做文章，便會導致不間斷地“制度之爭”、“外交對壘”甚至“主權爭執”；而以清晰的歷史層次感為落腳點，放棄長期以來的存量之爭改而發揮增量積累的功能，兩岸的當政者和人民就可以進入現實的操作狀態，開始著手做能夠先做起來的事情，使增量持續地積累，最終會達到增量成份大於存量成份，為國家統一厚積堅實的土壤。因此，增量的發展和積累是擴大操作空間的關鍵，而在“一個中國”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上為增量發展和積累先提供基礎和展開空間，更是關鍵的關鍵。反過來說，祇有擴大操作空間，“一個中國”原則才能最終變成活生生的現實，而預設或自限操作空間，則祇會限制這一原則本身所具有的活力。因此，以有效擺脱困境、迅速進入順境的操作價值而言，汪先生的談話不能不說具有四兩撥千斤的功效。
海峽時空新思維的内涵與特點
實事求是地講，汪先生的新解最大限度地堅持了“一個中國”的原則，這種堅持甚至是十分堅定的、不容須臾懷疑的堅持。同時，它又最大靈活性地面對現實，與時代的主旋律合拍壓韵，是一種眞正為兩岸關係僵局求解的海峽時空新思維。這裡我們所說的海峽時空新思維，當然與舊思維或傳統思維相對立，例如“台獨思想”、“本土化惡性膨脹的理念”及其他各種激進思想均屬於舊思維。而海峽時空新思維，則是針對目前兩岸處於暫時分離局面的現實，以整個中國社會的動態變遷為視界範圍，以實現中國現代化的最高國家利益為根本依歸，包容國家現代化與國家統一兩股歷史潮流，包容中國大陸與台灣兩個方面，追求國家統一的最優化利益選擇。與此相對，舊的思維一方面在於故意脱軌於“一個中國”原則，另一方面在於無意識地在“一個中國”原則上擴大僵化慣性。它們都有可能延緩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並使國家現代化和國家統一的利益選擇進入兩難困境。
所謂海峽時空新思維，首先強調思維定勢的轉換，換言之就是要換換腦筋，在國家統一過程中形成新的政治哲學和新的政治文化。自從兩岸在經濟、文化上進入密切交往的狀態後，往日依據舊式意識形態、歷史經驗所建構的雙方關係就已經鬆動，不再成為主導雙方關係互動行為的基礎。今天，歷史向前的迅速發展，更要求在“一個中國”原則上產生新思維，破除“國共情結”、“統獨情結”、“本土至上情結”等傳統束縛兩岸人們思維的舊的積澱，找到新的理念基礎和心態平衡點。
其次，海峽時空新思維著眼於採取有效的辦法，儘快脱出目前兩岸關係的兩難困境，走上兩岸關係發展的坦途，特别是將兩岸關係的順暢發展與國家統一目標有效密切地掛鈎。可以相信，“一個中國”原則有中國文化深厚的底蘊為依托背景，當中國文化的豐富内涵幫助人們匯積智慧、魄力和行動能力的時候，“一個中國”原則會更加貼近中國現代化的本質，並為兩岸關係的向前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綜上所述，“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政治僵局的癥結所在，應該把智慧和精力對準它，而不是迴避它，如此才能使兩岸關係走出僵局和困境，甚至才能終止兩岸關係無解的狀態。從現實而言，祇有化解這一最有難度的問題，也才能順利地為舉行兩岸政治談判和雙方領導人見面會談創造充分的條件。海峽兩岸雙方祇有樹立起海峽時空新思維，才能使現實存在的各種積極因素充分地進入活躍狀態，才能更多地積累起新的積極活躍的因素，從而為實現中國的統一繼續作出貢獻和努力。
（原載《中國評論》月刊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號，作者：李義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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