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生轉捩點

　　1962年八月底，金風送爽，晶瑩剔透的凉露在草葉上閃着亮光，又是稻花飄香的時節，鄉下人都引頸翹望這個大有之年，全家人能美美地吃上一頓噴香的新米飯。司徒此時却是另一種心情。

　　原以爲高考結束後，可以在家中静候佳音，過上一段輕鬆愜意日子。誰知等待的滋味是這般不好受，“細數雨滴，挨盡更漏”，使他在精神上受盡煎熬。他一天天地倒計時，算着放榜的時間。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了，考試的結果却杳無音信，他心情也愈加煩躁。每天老遠地瞧着騎着舊自行車的鄉里郵遞員路過時，他多麽希望送來他夢寐以求的録取通知書。但每回看着那輛除了鈴鐺不響、到處都在響的郵車來了又去，去了又來，却没有在他家門口作片刻停留。他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破滅了。但他固執地相信，總有一天，郵車一定會停在他家門前。

　　終於有一天，從城裏傳來了放榜的消息，他迫不及待地放下手中的鋤頭，飛也似地往城裏跑，跑到學校已是氣喘吁吁。布告欄前面沸沸揚颺，人頭攢動。他使勁伸長脖子往上面的紅榜望去，從頭找到尾，又從尾找到頭，都没有他的名字。他心裏有點急了，又逐字逐行反復看了兩遍，最後不得不接受一個讓他難以置信的事實：自己榜上無名。他呆呆站在那裏，頭腦裏一片空白。後來才得知，各個高校放榜並不是統一時間，他當時以爲自己名落孫山，其實不過是虚驚一場，白白地受了一場痛苦折磨。

　　那天從學校回鄉的路上，他步履沉重，心情壞到了極點，腦子裏一幕幕地回放着考試的場景，一遍遍地回想着考卷上的每一道題，却怎麽也想不明白到底是哪一科考砸了。他神情沮喪地回到家裏，難以排遣的自責壓得他透不過氣來。當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目不交睫，東曦既駕，僵卧長愁，茶飯不思，杜門不出。

　　第二天傍晚，城裏又傳來一個消息，説他已經被人大（中國人民大學）録取，真是喜從天降！籠罩着他的愁雲慘霧頓時消散，感到前途一片光明。他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顧不上喫飯，就拼命地往城裏跑。此時落霞已染紅了半邊天，微風吹過，稻花香沁人心肺，田裏蟈蟈不知疲倦地鳴唱着，一望無際的田野在暮色中向前延伸，仿佛在他面前展開了一條金光大道。他的心情也格外暢快，步伐越來越輕快，倉促之中，不小心碰倒了街邊放着的一個籮筐，上面的鐵鈎正好鈎住了他的褲脚，褲子變成了裙子，大腿上也劃了一道長長的印子，滲出殷紅的鮮血。他也顧不得許多，從褲上撕下一塊布片，往傷口上一捆，三步並作兩步，一溜煙跑到當晚要投宿的同學家裏打了一個招呼，就急急忙忙往外跑。女主人看到他那個狼狽樣，要他停下來，幫縫兩針。他謝絶了，情急之中，向女主人要了兩、三只衣夾，夾在褲子上，就心急火燎地往學校趕。

　　到了學校，從校長那裏看到了録取通知書，上面寫着他已經被中山大學經濟地理專業録取了。這雖然不是他的第一志願，但地理與歷史、文學也有很密切聯繫，學地理，可以把自己的知識面延伸到自己感興趣的其他學科，况且中山大學畢竟是一所由國父孫中山首創、蜚聲海内外的高等學府。當他從校長手中接過通知書，仿佛抱着一個十代單傳的嬰兒，兩行熱泪奪眶而出。“寶劍鋒自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這是他多少年來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標，爲此曾熬過了多少個不眠之夜，這裏面凝聚了親人們、恩師們幾多心血，寄託了祖祖輩輩多少期望！

　　回到家裏，母親已經卧病在床，聽到這個消息，兩手撑着腰，慢慢地坐起來，靠在床邊，臉上露出微笑，緩緩地説：“考到廣州也好，我也少了一樁心事，以後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按當地習慣，一個人到越遠的地方讀書，好像那個地方就越有學問，這個人也越有本事，在當地的口碑也越好。村里人普遍認爲考上廣州，不如考上武漢，考上武漢又不如考上北京，北京當然又比不上新疆的XXX齊（烏魯木齊）、内蒙古的XXX特（呼和浩特）。這些地名實在太拗口，鄉下人也記不清。

　　母親也顯然受到了這種觀念的影響，但兒子畢竟没有讓家里人失望，憑直覺隱隱約約地感到兒子要有出息了，他將要走上一條完全不同於父輩的人生路，再者廣州離家近，放假還可以回家看看，因滿心歡喜，身上的病痛不覺减輕了許多。

　　這消息不脛而走。鄉里那位早在數年前就斷定他一定會有所作爲的老人路過他家門口時，對他母親竪起大拇指説：“您這回瞧見了吧，我早就説過您這個兒子準能做大事，這不，考上大學了不是，讓我説中了不是，這孩子有出息！您呀，以後就等着享清福吧！”

　　1962年，國家開始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政治環境稍爲寬鬆，經濟惡化也稍有遏制，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司徒家裏的經濟狀况却没有多少改變。他考上大學，亦喜亦憂，雖然不用交學費，讀書時還會有助學金，但離家遠行，畢竟要籌措盤纏，也要添置一些生活用品，這對一個毫無積蓄、三餐都難乎爲繼的家庭來説，無疑是一個很沉重的負擔，家里人臉上的喜悦又很快被一層愁雲所籠罩。

　　幸好，他一個在外工作、一貫鼓勵他讀書的哥哥得知這一情况，及時匯來了20多元錢，並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鼓勵信，總算解了燃眉之急。家裏又賣了200斤稻穀和幾只鷄鴨，給他買了生平第一雙廢舊汽車輪胎制成的凉鞋，在水裏也可以穿，俗稱“水陸鞋”，還有一個帶拉鏈的深藍色的手提袋和一件削價處理的列寧裝。司徒把這些生活用品，連同一個家裏祖傳的大銅臉盆裝在紙箱裏，用一根麻繩一捆，扛在肩膀上，帶着對未來的憧憬，踏上了去廣州求學的路程。

　　二、魅力康樂園

　　這一年的9月3日，一場臺風突襲廣東，雷電交加、大雨傾盆，當時沿途的河流没有建橋，公路交通很不方便。汽車頂着狂風，在崎嶇不平的路上，顛簸了一整天，才在當晚上十點扺達他以前渴望而不可及的廣州。他早就從高年級的同學那裏聽説廣州車水馬龍、繁花似錦，那裏的一切都那麽神奇，那麽完美，仿佛是一個童話般的世界，充滿了夢幻和魅力。現在他已置身於這個曾經是華洋共處、毗鄰港澳，深受西方文化浸染，帶有西方文化情調的大都市。看着眼前夜游歸來的紅男緑女，街上閃爍的霓虹燈，川流不息的汽車和自行車，還有那混雜於人群中的高鼻深目、藍眼睛、黄頭髮的西洋人。這對生長在窮鄉僻壤，經常與牛糞和泥巴打交道、長期生活在飢餓和貧困中的青年人來説，感到非常新鮮，但一摸身上癟癟的口袋，寒酸的衣着，他又感到與這個現代化的大都市氛圍反差多麽强烈，多麽的格格不入和不協調。

　　然而，他並没有感到自卑、低人一等。因爲他雖然幾乎不名一文，但精神却很富有，雄心壯志灌滿了心胸，他是爲改變自己的命運和周圍一切不合理的東西而來的。他强烈的求學欲望，使得他把當時被視爲時髦的一些東西看得很平淡，如自行車、手錶、皮鞋等時尚的物品、跳交際舞等娱樂活動，對他没有多大誘惑力。

　　穿過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厦，到中山大學時，已經臨近午夜。校園裏萬籟俱寂，接待人員只有把他臨時安頓在小禮堂（懷士堂）的地下室裏度過了第一個難忘之夜。第二天，他安定下來，辦完各種入學手續，真正成爲一位名牌大學的學生。這一年由於政策較寬鬆，班上有一半左右被認爲家庭出身有問題的同學也和他一起讀書。他們都來自本省各地，主要是從找職業的角度來報考這一專業，帶有很大的盲目性。這些報考志願不同、興趣愛好各异，年齡有的相差五六歲的人，最後都集中在經濟地理專業。中山大學地理係的這個專業，按照原蘇聯經濟地理學專業模式創辦於1956年，是與北京大學、南京大學這一專業同樣齊名的一個專業。或囿於偏見，或出於無知，地理學這個專業在社會上並不爲很多人所理解。

　　從高年級同學裏聽説這個專業要經常出野外，甚至到山區、海島等環境惡劣的地區去實習，與冰川凍土、林莽雪原打交道，畢業後往往分到大西北、大西南等地，從事區域開發、鐵路、公路選綫，大江大河的治理，水庫、大型廠礦、新興城市的選址等工作，既辛苦，又帶有决策性、戰略性和挑戰性，當時班上不少同學的專業思想開始動摇了。

　　他因爲出身貧困的鄉下，生活本來就不容易，現在能够考上大學，好歹將來也有一種謀生手段，吃點苦，根本算不了什麽，况且中山大學的校園和學術氛圍都是全國第一流的。校園在初建於1905年的嶺南大學的校址上，是美國著名的城市規劃專家司徒敦，按西方大學校園的格局和情調進行選址和規劃的。校園中軸綫縱貫南北，兩邊寬廣的林蔭道直通珠江邊，一棟棟造型别致、紅墻緑瓦的小洋房掩映在濃蔭中。中間懷士堂是孫中山當年演説之地，禮堂前面對着北方，孫中山的銅像矗立在校園的中央，隱喻他繼續北伐、統一中國，救民於水火之中的宏圖大業，使人肅然起敬，充滿了感人的精神力量。 

　　這個學校曾經是陳寅恪、鬱達夫、顧頡剛、王力、王亞南、郭沫若等學問大師任教、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爲國家、民族培養了大批學問家、政治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等，他們從這裏走向全國、走向世界。每一棟小樓、每一間課室，甚至每一棵古樹都銘記着這些學問大師、莘莘學子挑燈夜讀、刻苦追求、辛勤耕耘的感人事迹。每一條小徑都留下了書生們暢談理想、縱論天下大事、鑽研學問深深的足迹。而他所就讀的地理係在1929年創辦之始，即放在理學院，與數、理、化、天、生各科共處，地理學也就成爲自然科學一部分。這是一個創舉，因爲當時全國的地理係都放在文學院，屬文科，惟獨中大這一反傳統的舉措，爲以後地理學係按理科方向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地理係初創之時是按照德國地理學的模式建立和設置教學體系的。德國是近代地理學的摇籃，誕生過洪堡和李特爾這樣的地理學泰鬥，在世界上享有盛譽。中大地理係首任和繼任係主任即爲德國地理學教授W.克勒脱納和W.卞沙，他們帶來了德國地理學的優良傳統和學風，並以此區别於當時按英美地理學模式創辦的其他大學地理係。這也是一種創新。自此，中大地理係卓然獨立於全國地理學壇，並與德國地理界建立和保持了密切的關係，影響至今。

　　德國地理學一個最大特點的注重野外考察，這種學風也傳到了中大地理係。1930年地理係成立的第二年，即開赴雲南大理作探險式的考察，登上海拔4122米的點蒼山之顛，發現冰川地貌，命名爲“大理冰期”，至今仍在使用。此後野外考察成爲中大地理係一個優良傳統，代代相傳。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有過硬的野外工作本領，不少人成爲我國地理學的棟樑，例如中科院院士黄秉維、周立三、周廷儒、鄭度，以及林超、羅開富、徐俊鳴、曾昭璇等即爲他們出色的代表。特别是從法國學成歸來的吴尚時，長期擔任地理係係主任，一生從事野外考察，論著纍累，絶少參考文獻，爲我國地理界的楷模。這種學風與北方一些學校迥然不同，它們或囿於傳統，或爲地理環境所限（如冬季漫長不便野外工作），培養出來的學生很多人是書齋式的學者，難以有所創新。因爲地理學離開了野外工作是不容易取得成就的，從這個意義上説中大地理係視野外考察爲學科發展的重要因素，這較之北方的一些學校，不能不説是一個創新，這也是中山大學地理係的一個優勢所在。

　　地理學是一門介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經濟科學之間的邊緣學科，它要求學生具有這兩方面廣博的知識和技能，以適應以後工作的需要。中山大學地理係成立不久開設的課程盛時多達43門，包括自然、人文、社會、技術等各個領域，其數量之多、門類之廣，居全國同類學校之首。培養出來的學生知識面廣、動手能力强，一專多能，許多人成爲出色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如1943年畢業的曾昭璇教授，他不但是一位著名的地理學家，而且是一位成就卓著的人類學家和方志學家，他成功的根源與在中大地理係所受的多方面的教育是分不開的。中大地理係創立之時，我國近代地理學正處在發展初期，它能走在全國同類學校之前，與其課程設置方面的創舉是分不開的。這是以後地理係成爲一個兼容南北、涵攝中外的地理學術中心之濫觴。

　　中山大學經濟地理專業也是個藏龍卧虎之地，這裏聚集着這個專業的一批精英分子。建國後早年留學英國的曹廷藩教授，是我國經濟地理的理論權威，在他周圍聚集着一大批忠實的追隨者。他出任中大地理係係主任多年，將英國地理學和這時全盤引入我國的蘇聯地理學與我國的實際情况相結合，提出了經濟地理學是研究“生産配置”的著名論斷，並成爲這一學科在南方的旗手，和以中國人民大學孫敬之教授爲旗手的“生産力配置”學派開展學術争鳴長達十多年之久，最終取得勝利，使中大地理係成爲經濟地理學在南方一個重鎮，吸引大批莘莘學子負笈前來。

　　工業經濟和工業地理學家王正憲教授，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留學於英國劍橋大學，深諳英、俄、德、法等多種語言，以治學嚴謹而著稱。其淵博的學識和翩翩的英國紳士風度，使司徒成爲他狂熱的追隨者和忠實的信徒。以後他們結成了忘年之交，彼此書信、學術往來長達40多年。

　　外國經濟地理專家楊克毅教授也是一位留英學生，經常講述他騎着自行車，從英格蘭到蘇格蘭進行山川風物、社會經濟等帶有挑戰自然、挑戰自我、充滿神秘和野趣的考察。還有從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留學歸來的區域經濟地理專家樑溥教授，他以擅長綜合概括、洞察區域特色而著稱，講課時，侃侃而談，其煽情的口才、流暢的板書，贏得了學生們的嘖嘖讚嘆。此外，其他各個學科也不乏訓練有素、造詣高深的教授和副教授。中大地理係人才濟濟、精誠團結、教學相長，稱盛一時。這使急於求學的司徒如魚得水，一開始就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學習中，盡情地遨遊在廣博無垠的學科知識和理論海洋中。

　　中山大學地理係深厚的歷史積澱、優良的文化傳統和濃厚的學習氛圍，使司徒躊躇滿志，開始了他的大學生涯。他所學的經濟地理專業，畢業後將從事生産布局、城市建設、修築運河、配置礦山、水利樞紐、開墾膠園、農場、林場等，成爲描繪城市與區域發展藍圖的科學工作者。這對胸懷大志的司徒來説是個巨大的動力，所以也就不存在什麽專業思想問題。另外，司徒因高考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一進校，未經過選舉，就被任命爲副班長，經常與任課老師溝通，負責學習上的一些事務。這一任命使得他的專業思想更加堅定，自己的一言一行對安定班上的專業思想也起到某種表率作用。

　　在他揭開了五彩繽紛的大學生活的第一頁，並逐漸熟悉了學校的生活環境以後，圍墻外繁華城市生活又撩起他那顆剛剛平静的心。他渴望去解剖、觀察、瞭解城市生活，傾聽城市跳動的脈搏，挑開籠罩在霓虹燈下大都市的各種神秘面紗。

　　在難以按耐的探索和好奇心的驅動下，他選了一個風和日麗的星期天，徒步十餘裏來到當時的港九火車站（今白雲路），去看過去只在電影裏見過的火車。從車站的欄杆外，他第一次親眼看到了亮錚錚的平行筆直的鐵軌、轟隆轟隆冒着白煙的火車頭，火柴盒式的長長的車箱，巨大的氣浪伴着車輪摩擦鐵軌産生有節奏的響聲，像一條巨龍。

　　這個在工業革命時代誕生已100多年，在南越大地奔馳了半個多世紀的龐然大物，對於一個鄉下青年來説，就像山里人第一次看見浩瀚無涯的大海一樣，他感到非常新奇、興奮、震撼和滿足，也大開了眼界。火車可以裝載千百噸貨物和無數的旅客，從北往南，日日夜夜，風馳電掣，時間和空間似乎被壓縮了，他深深地爲科技竟然有如此巨大、神秘、不可戰勝的力量而感嘆！想到自己所學的專業，以後也要從事鐵路的選綫和站場的配置，也會有一雙充滿魔力的手，把這樣一條巨龍配置在祖國的大地上，他心中充滿了自豪感，但這又需要多麽高深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啊！

　　他深知“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以後他每進城，都在北京路、文德路等廣州傳統文化街市盤桓，留連於新華書店、古籍書店、文房四寶店，乃至馬路邊、大樹下、騎樓旁的書攤，甚至拆字算命的江湖術士的攤檔邊，貪婪地翻動和閲讀各種内容和版本的書報，觀察街上行人的不同臉譜，饒有興趣地聽算命先生講述陰陽八卦、風水鬼神，乃至各種小道消息，往往一去就是整整一個禮拜日。直到暮色蒼茫，路人行色匆匆，華燈初上，他才依依不舍地離開這幾條熟悉的馬路。經常錯過學校用膳的時間，他就在街上簡單地吃一碗麵條或稀飯，有時甚至餓着肚子回來，這樣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禮拜天。

　　在緊張的學習之餘，他除了砥礪了自己的性格、毅力、意志，也非常注意鍛煉自己的體魄。他像所有從水鄉出來的小孩一樣，對水有着永恒的眷戀。閒暇時，他常常邀上三五個同窗好友，在落日的餘輝中，來到學校北門外的珠江邊，一邊觀賞江面如詩如畫的江景，一邊看蛋民擺渡、下網，腦海中不由得涌現出“餘霞散成綺，澄江静如練”這樣優美的詩句。也許是天生的親水性，每當紅日西沉、蛋艇收網之時，他常與低年級的一位同鄉弄潮珠江，在晚風習習、碧波盪漾中盡情嬉戲，有時還游過500多米的江面，爬上當時還是滿目荒凉的二沙島的東側。那裏蕉林密佈，一派基塘農業景觀。而江面上百舸争流，運載着廣州這座華南最大工商業城市所需各種物資，不時鳴起汽笛，一派繁忙。他們躺在江邊樹下的草地上，説今道古，海闊天空、無所不談。他們一會兒跳到水裏，一會兒游到岸邊，甚是愜意，直到星鬥滿天，他們才意猶未盡地泅回北校門。

　　夏天如此，冬天也樂此不倦，司徒的水性越來越好，對珠江母親河的感情也日篤。20世紀最後一年，這時他已工作多年，河北大學出版社請他寫《珠江傳》，他欣然應允。他“以情有獨鐘的感情、多學科知識融會貫通的博雅、蘸滿熱情的大手筆”，抒寫了對珠江母親河的無比摯愛，這正是他求學時與珠江那段斬不斷情結的自然流露，絶無半點矯情。前任中山大學副校長張榮芳教授認爲此書“熱情撼山河，流筆寫春秋”，實爲中肯。

　　三、刻苦專業學習

　　經濟地理學是一門自然科學、經濟科學和技術科學相結合的邊緣性學科，他要求學生掌握堅實的基礎理論、比較系統和深入的專門知識和技能，以及過硬的野外考察的本領。特别是後者，是中山大學地理係一個優良傳統，世代不衰，在全國地理界享有盛譽。

　　這個專業很多學生都是文科出身，高等數學高度的抽象性、理論性和嚴密的邏輯性對他們大有談虎色變之概。但這對原來文、理科基礎相當扎實的司徒而言，無疑使他找到了一個施展拳脚、縱横馳騁的舞臺。他深深地進入瞭高等數學的王國，像一頭野牛一樣，貪婪地啃吃着滿地的青草，徜徉於流着蜜糖和奶油的神秘的小河裏，自由自在地喝着清澈的河水。他不但與班上同學討論數學習題，而且與任課老師保持經常性聯繫，從中獲益良多。如講微分概念，他從課外讀物中得知，爲求一個球體表面積，可用銼刀在它表面不斷地摩擦，每次留下一個矩形，無數個這樣矩形面積之和，即可理解爲球體表面積。這樣從極限到微分，就不難理解其科學含義。他對微分檏素理解得到了老師的肯定，并介紹給同學們，原來對高數退避三舍的同學，逐漸建立起對這個學科的信心。

　　跟數學關係密切的氣象學、運籌學和綫性規劃、統計學及地圖學等基礎學科，他學起來都得心應手，每次考試都能得到優等成績，大有行軍打仗連下數城之感。對於不少人認爲是刻板、索然無味的學科，如地質學、地形學、水文學、土壤學和土壤地理學、植物學和植物地理學等也産生了極大的興趣，這與造詣高深、訓練有素的任課老師的精心指導下是分不開的。老師們靈活變通、循循善誘、深入淺出、富於啓發性的教學方法，把理論和實際相結合，學以致用，使他獲益匪淺。

　　特别是他從很多科學家、偉大的文學巨匠傳記中，瞭解到他們中不少人早年都是學地質出身，後來成爲某一方面的專家。如英國的達爾文、德國的洪堡、李希霍芬等，都是由於在地質方面的深厚基礎，而取得了某方面劃時代的成就。偉大的文學家魯迅先生讀過路礦學堂，對地質學也頗有研究，還寫過一部《中國地質學小史》。這些研究地球的搆造和地表各種運動和生物進化規律的學科，給他打開了一個廣袤的世界。不同時代地層所展示的從最簡單、最原始的單細胞生命到十多億年後最復雜的靈長類、再到人類，這漫長的歷程及其剖面，好像把他帶回到一個逆向的時光隧道，依稀看到了生命鏈條的無限和有限的統一。生命的運動變化，從寒武紀三葉蟲進化爲現代的鱟，從中生代稱雄一時的恐龍的滅絶，從中生代的裸子植物銀杏、桫欏到新生代種子植物的出現，從無花植物到有花植物的誕生，大地到處都是鳥語花香；從地殻幾千公里深處、高達幾千萬度的岩漿到覆蓋在地表上南北極、青藏高原三極的萬年積雪的冰川凍土，以及撒哈拉沙漠、亞馬遜流域的原始森林等，都在他面前展現了一個虚無縹緲，但又是真實的新世界。這些神奇、奥秘現象使他對所學課程的興趣與日俱增。

　　地質、地形、土壤、植物等自然科學所揭示的真理和大自然的神奇與和諧，使他深深地愛上了這些學科，特别是培養起對大自然的深厚感情。讀到書中大自然的有機界和無機界、有生命的和無生命的要素巧妙地組合在一起，大自然各個要素之間互相聯繫，共同搆成無窮無盡的完美無缺的生命的鏈條，他非常企望能够到野外、到大自然中去體會、檢驗書本上的道理。每當暑假快要來臨，班上進行一年一度的野外實習的時候，他就感到歡欣鼓舞，代表班級從係裏借來各種野外生活、工作的工具和器材。

　　1962～1963年，讀大學一二年級時，在老師的帶領下，廣州近郊的鷄籠山、白雲山、摩天嶺、花都的芙蓉嶂、韶關的天子嶺、仁化的丹霞山、馬壩的獅子岩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在這些地方，看露頭、測剖面、敲礦石、找化石、定方位、尋紅豆等。有時在地層裏找到古植物的葉片、金色的硫鐵礦、古海洋裏小小的雲南貝和長而尖的貴州筆石，常常禁不住歡呼雀躍起來。他從這些化石裏似乎看到了一個消失了的世界。記得有一回，他在地上拾到一些晶瑩剔透、嬌艷欲滴的紅豆，立刻被它的色澤和所代表的意涵所吸引，他小心翼翼地拂去上面的塵土，把它們夾在日記本中珍藏起來，希望有朝一日能贈給自己的知音。但可惜的是，多少年過去了，這些火一般紅艷的紅豆依然静静地躺在他的抽屉裏。

　　司徒自小喜歡玩弄刀槍，野外實習時這一願望得到了極大的滿足。因爲他們在野外考察時的裝扮活像一群軍人：頭戴通帽，脚蹬登山黄皮靴，打着裹腿，腰間係一根很寬的皮帶，上面别着像手槍一樣的測斜儀和像子彈盒一樣的羅盤，肩上斜跨着一個軍用水壺，胸前掛着一個雙筒望遠鏡，手裏拿着鐵鎚和軍用地圖，站在山巔上，指指劃劃，仿佛正在研究作戰方案，個個儼然是威風凛凛的將軍。

　　入夜，他們搭起帳篷，鋪上桐油油布，在山頂露營。有時還燃起熊熊的篝火，齊聲高唱《勘探隊員之歌》：“是那山谷的風，吹動着我們的紅旗；是那暴風雨，洗刷了我們的帳篷。我們有火一般的熱情，戰勝了一切疲勞和寒冷。背起了我們的行裝，攀上了層層的高山。我們懷着無限的希望，爲祖國尋找無盡的寶藏……”激昂嘹亮的歌聲在空曠的山谷裏久久逥盪。這豪情萬丈的歌詞、跌宕的曲調，使他感到與自然、與祖國的秀麗山川更加貼近，仿佛聽到了大地的脈搏在跳動，天、地、人三元一體相通。他爲自己選擇了這一專業深感慶幸。

　　作爲大地的兒子和大自然的産物，他感到自豪和驕傲；而每當俯瞰茫茫大地，仰望蒼天遼廓，他又感到個人的渺小和卑微。當天上的流星劃過漆黑的夜空，他又深切地感悟到昭華易逝、生命短暫。他深知一個年輕人在精力旺盛的時候，最主要的任務是不斷充實、提高自己，把自己培養爲一個於國、於民有用的人，才不枉來人世走一遭。每念及此，他又重新拿起地圖和鐵鎚，奔走在野外考察的荆棘叢中，繼續尋找那些已經消失了的、但仍留有深深印迹的世界。

　　尤爲值得一提的是，他對學校南門外數裏一個名叫漱珠崗的火山口情有獨鐘。那裏有草木鬱鬱葱葱、樹影婆娑，建於清道光六年 (1826年)的道教聖地——純陽觀。這座古廟坐北向南，依山而建，錯落有致，隱藏在茂密的樹林中。原嶺南大學和中山大學的陳寅恪、冼玉清、劉節等國學大師、文人墨客常登臨此地，與觀裏的道人有深交，多有酬唱的詩作傳世，是廣州遠近聞名的旅遊勝地。每逢周日，他常獨自信步登上山崗，觀察火山口上條紋狀的流紋岩，想象着多少億，多少劫年前這裏曾是火山噴發的地方，熾熱的岩漿流淌出來，覆蓋了周圍的大地，在地表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那荒古的原始大地，該是多麽難以想象。

　　當他看到純陽觀大殿上有一聯上書：“點石成金，慮及將來仍變石”，又使他感到了世道循環，人算不如天算。他忙裏偷閒、苦中作樂，經常來到這個世外桃源。多少年後，他回到母校工作，仍不時來到這個已經爲鬧市所包圍的當日的情結所在，將其視爲繁忙工作之餘調攝身心的一片緑洲。

　　 有時，他約上兩三個同窗好友，在校園所在的海珠島上進行環島旅行。這個面積約90平方公里的島嶼被譽爲廣州的“南肺”。島上出産著名的番石榴、楊桃、龍眼等水果，居民多以種植果樹、蔬菜爲生。雖近大城市，但民風淳檏，一派郊野風光。這裏河汊縱横、果林莽莽，進入其中，有時竟會迷失方向，這時連地圖派也不上用場，他不得不向村姑野老問路，才走出迷途。

　　這種野外實習和考察的鍛煉，使得他野外工作的本領大有長進，只要一拿起地圖，無論是從平地到山崗，還是從幽谷到山巔，他都能嫻熟地找到自己所在的位置，指點出周圍的地形地物、人文勝景，並侃侃道出其中道理。這爲他畢業以後在地質隊裏，成爲一名地質技術員打下了扎實的功底，練就了過硬的基本功。

　　經濟地理學專業對社會經濟科學也有很嚴格的要求，以致在前蘇聯就存在“經濟學派”，把經濟地理歸入經濟學範疇。不管這種學術争論孰是孰非，社會經濟科學，正是他深感興趣的人文科學的一部分。他對本專業開設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統計學，以及國民經濟史等的學習都十分投入，尤其是對抽象的、玄之又玄的哲學原理，頗有死鑽牛角尖的味道。

　　當他學到抽象和具體、個别和一般的關係時，正好《光明日報》上刊登了一篇關於漢代公孫龍的“白馬不是馬”的著名哲學命題。他饒有興致地反復揣摩：爲什麽通過概念的偷樑换柱和邏輯上的詭辯，最後得出了‘白馬不是馬’這一命題的原因所在，從中領悟到共性與個性，共性存在於個性之中的哲學道理。

　　又如中國哲學史中“飛矢不動”，是典型的形而上學，割裂了絶對運動與相對静止兩者的統一關係而得出的命題。對於這類哲學命題，他特别喜歡去分解它們的内涵和外延、各個哲學範疇、概念之間的邏輯推理等。這些在現實生活中是很實在、淺顯明白、不值一駁的命題，但要從哲學上論证它們的錯誤並不是很容易。他經常拿這些問題與班上的同學争論，同學都笑他鑽牛角尖，故弄玄虚、好出風頭。誰不知道白馬是馬、飛矢在動，何苦講個滔滔不絶？每當議論襲來，他總是付之一笑，反譏别人不懂哲學原理。他還往往拿他所掌握的對這些問題的理解去爲難别人，由此得了一個“詭辯家”的綽號，他也滿不在乎。學政治經濟學也是如此，當學到在實行金本位的國家裏，貨幣就是黄金的符號，他將這一命題在同學中挑起争論，那些對這一問題没有鑽深鑽透的人，嗤笑他好像食金不化:“貨幣不就是一張紙嗎，哪裏能和金燦燦的黄金相提並論？”每逢聽到這些淺薄、無知的議論，他就像抹去桌上的灰塵一樣，輕輕付之一笑，嘆息道：“道不同，不相爲謀也！”

　　而時間一長，這種場合一多，他越加感到班上的這類學習、辯論的氣氛不濃、缺乏同道人。他經常跑到專爲哲學或政治經濟學專業開設的課堂上去聽課或聽講座，多有心得，培養了他嚴密的推理、攀登理論高地的好奇心和善於辭令和雄辯的才華。

　　話又説回來，中學時代，司徒志在文學，後來讀了地理學，隨着學習知識的深入和擴大，他的理想是成爲一位地理學者。基於此，他以十倍的努力，極大的熱情，投入專業學習。幾乎每個星期天，每個寒暑假，他盡可能用於學習和考察。圖書館是他常履之地，地理係資料室管理員最熟悉他，每每是最早一個來最晚一個離開。從中大中區一舍到地理係大樓的小徑上，經常可見他夾帶着一大叠書的身影。地理學和歷史學，一個從空間，一個從時間研究自然和社會現象發展、分佈規律。“史地一家”由來已久，建國前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即設有史地係，培養一大批史地學家，一些人至今還活躍在地理、歷史科學舞臺上。司徒在專業學習中，也漸漸意識到歷史學研究成果對地理學意義，盡可能閲讀一些關於地域歷史圖書，如西域、中亞、非洲探險史、地理大發現時代及其後一些旅行家、探險家事迹等。在中大這個大課堂裏，經常聽歷史學者講座，參觀博物館，逐步養成從歷史過程考慮地理問題思維方式。不過，真正把這兩門學科相結合爲自己終身研究方向，還是10多年以後讀歷史地理研究生的事情。

　　四、在三元裏的日子裏

　　1965年的夏天，司徒專業的基本課程已經修完，正要進入專題研究和畢業論文寫作之時，經過試點階段的四清運動，像疾風驟雨一樣，狂掃全國。學校高年級的同學和部分教師被組成“四清”工作隊，奔赴全省各地城鄉、機關、學校等單位，開展大規模的“四清”運動。這場被譽爲“防修反修”、保障無産階級的江山永不變色的運動，把全國億萬人都卷了進來。他也不得不像所有參加運動的學生一樣，中斷了學業，投入運動的漩渦。他以一個普通的“四清”隊隊員身份，開進了廣州附近著名的三元裏一個名爲棠冲的小村莊，負責一個生産隊的“四清”運動。

　　三元裏這個鴉片戰争中抗英主要戰場和近代革命一個策源地，早就以抗英的英雄業績蜚聲海内外。聳立在三元裏村古廟前面的“三元里人民抗英鬥争紀念碑”，吸引着千千萬萬的志士仁人、青年學子在此瞻仰、憑弔，更有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學生、少先隊員在這裏宣誓入黨、入團和入隊，它成了廣州、甚至全中國最神聖的一個地方。參加“四清”運動的工作隊員第一課是在紀念碑下接受抗英的愛國主義的思想教育。紀念碑兩側抗英鬥争的浮雕、碑文和肅穆的氛圍，處處都在展現着歷史的真實，也洋溢着動人心魄的精神力量。

　　他和其他隊員一樣，一種搞好“四清”運動、不辱使命的志氣灌滿了心胸。在運動中，“四清”團的團長披露了一些幹部蜕化、變質、喪失立場、敵友不分、經濟上貪污盗竊、多吃多占、生活墮落、道德敗壞，從人民的公僕顛倒爲人民的主人的種種劣行。在這種煽情的演説之下，貧下中農舉起的憤怒的雙手，發出一陣高過一陣、此起彼伏的喧囂和口號。他似乎渾身充滿了力量，並爲能作爲一個工作隊員，匯入這樣的潮流而感到鼓舞和自豪。運動一開始，他主動地按照上面的部署，挨家挨户地訪貧問苦，甚至在大雨滂沱、呵氣成霧的日子，踏進貧下中農的柴門，把每一户人家的三五代的出身、職業、經濟收入、政治表現、社會關係、對運動的態度等摸得一清二楚。

　　爲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經常卷起褲腿，和貧下中農一起插秧、運糞、施肥、收割等，深淂當地人的信任，交口稱贊他不像一個大學生，而是他們貧下中農自己人。他的“三同”户是一個祖宗三代都窮到骨中空的老貧農。家裏除了塑料凉鞋、雨布和拖車用的破輪胎帶以外，幾乎找不到現代化的傢具和用品。過多生育損害了他妻子的健康，只能抱病參加一些輕微的體力勞動，幾個兒女不得不在本應背着書包走向學校的年齡去從事田間勞動。

　　按照當時工作隊的規定，爲了和貧下中農打成一片，每個隊員都不能食用魚、肉、禽蛋等食品，否則就會受到嚴厲紀律處分，但是違反紀律的事例在工作隊中時有所聞。他每天和他的“三同”户一樣，吃得非常簡單、粗糙、很不衛生。常見死蒼蠅浮在稀飯上，有時看到麋聚在飯菜上的緑頭蒼蠅，他不由得一陣陣惡心。好在他小時候已經過慣了這種生活。况且按照當時流行的説法，這是考驗一個人對貧下中農是否有感情，是否與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决裂，是否能够防修反修、粉碎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和平演變陰謀的一種考驗和試金石，也是衡量一個人是革命、不革命或者是反革命的一個標誌。

　　在這種背景下，他整個身心都投入了運動，白天頂着烈日，或冒着微微細雨，和貧下中農一起勞動，夜晚則挨家挨户地家訪、調查和組織群衆開會，在田頭地裏、在井邊竈下，都留下了他那雙水陸鞋的脚印。他不時在幾十個人的群衆集會上作各種動員演説，他那洪亮的聲音、習慣的手勢和煽情的言辭，有時也會使大會的老農熄滅口裏的煙袋、婦女放下手中的針綫活，甚至小孩也停止了啼哭。

　　隨着運動的深入，一個個所謂的階級敵人、所謂的貪污腐化分子和各種“有問題”的人都被揪出來，集中在一起寫檢討、交代問題，“逼、供、訊”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大扺是1965年底，三元裏公社的大部分幹部，被集中在三元裏小學舉行“四清”工作會議，人人過關檢查，緊張的氣氛驟然昇起。記得有一天午飯後，一個身影從教學大樓的四樓直墜下來，砰的一聲，重重地撞在地上。原來是生産隊的出納，因被懷疑有貪污問題，一時想不通，墜摟自盡。幸好這個幹部是雙脚先着地，脚後跟碰在一塊堅硬的、圓溜溜的石英岩上，骨頭立時飛裂出去，人馬上被送到醫院，經搶救，雖撿回了一條命，但雙腿却粉碎性骨折了，後來也幾乎殘廢。

　　這件事對司徒的刺激很深。他開始認真思考這場運動的動機和意義，這個自殺者實際上並没有什麽權力，只是保管隊上的糧食、農藥和少得可憐的現金而已，根本不是什麽貪污犯、盗竊國庫之人，更談不上是窮兇極惡的反革命分子，只不過是舊社會過來一個稍通文墨的普通老百姓，但在這種“逼、供、訊”下，差點走上一條不歸之路。

　　運動開始兩個月以後，司徒被抽調到“四清” 工作大隊專案組參加清理帳目、整理材料、外出調查等工作。這使他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所謂“四不清”幹部的問題，以及所謂一些趁國家經濟困難、蠢蠢欲動、反攻倒算、顛覆共和國的“黑五類”分子（地富反右壞）的情况。

　　調查得到的資料顯示，這些“四不清”幹部絶大部分的文化水平都很低，都是當地一些老實巴巴的農民，很難談得上政治上或思想上有什麽獨立見解，他們的言行都是按上級的布置和形勢的要求作爲準繩的。所謂經濟上的“不清”，也無非是多吃多占了集體的一些糧油或其他公共財物。真正貪污盗竊的還是極其個别人，更多的人是由於管理水平低下、管理不善，造成帳目混亂，出現差錯。所謂“五類分子”的反攻倒算，要麽是由於他們有復雜的海外關係，與國外的親戚保持一些社會往來，被認爲是“裏通外國”；要麽就是由於他們平日與鄰里有些摩擦，關係緊張；還有個别人由於彼此間過去的積怨，利用運動泄私憤，被認爲是階級報復。五類分子的子女，由於長期壓制，他們在鄉里的地位非常低微，失去了受到平等對待的權利，讀書、工作、參軍等都把他們排擠在外。他們中也不乏一些聰睿、有能力的人，但由於處在社會的最底層，也是最受壓抑的一個族群。

　　司徒有時候也到廣州市一些機關、學校、商業貿易、廠礦等單位去瞭解一些幹部的出身、歷史、社會往來和經濟上的所謂貪污受賄等案件。結果得到他們很多人的問題都是經過歷次運動作了結論的。新産生的問題其實並不多，根本看不出所謂“黑雲壓城城欲摧”、階級敵人、牛鬼蛇神要翻天那種嚴峻的形勢。在這些調查的事實面前和從同事中反饋的所謂運動成果，他開始對這場運動的必要性産生越來越多的問號，當初參加運動的滿腔熱情，猶如已出爐的鋼鐵一樣，隨着時間的推移，慢慢地冷却下來，既没有光，也没有熱，最後變得冰冷。

　　他在運動狂熱的口號中消磨了一段時日。當時他與“三同户”同住的户主是當地的老村長和一對年輕的農民夫婦，他獨居一室。後來他想應該充分利用這一有利條件，在管理非常嚴格的條件下，在運動的有限的夾縫中，繼續争取一個學習的空間，彌補由於參加工作隊而造成的損失。

　　於是他利用工作隊每個月放假兩天回校休息的機會，把自己的課本和從學校圖書館借來的業務書，悄悄地帶到了隊上。在運動的間隙或晚上户主休息以後，他回到自己的房間，虚掩上大門，在枕頭旁放一些“四清”工作的文件或馬列主義的著作，拿出課本或參考書，以及他喜歡讀文藝小説、雜文等，點起昏闇的煤油燈或者打着手電，躺在門板鋪成的床上，偷偷地閲讀。

　　有時碰上檢查工作的領導或來串門的同學，或來反映問題的村民，他趁户主開大門的機會，馬上把油燈加亮，機警地把手中的書迅速地深藏在被窩裏或墻邊的柴火堆裏，冬天甚至藏在大衣的口袋中，作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和來人交换運動的有關情况。等人走了以後，他又繼續讀書，有時直到深夜。

　　由於前期過分的紀律約束，隊員中出現營養不良、思想波動等情况，學校一些在貧困山區搞運動的師生，被准予回校休息或作臨時休整。三元裏畢竟是廣州市郊的菜籃子所在，雖然他的“三同户”較窮，但總體上還是過得去，况且他還有一個自己的小空間，也可利用運動空隙彌補缺課的損失。

　　三元裏雖處在廣州城郊，但民風淳檏。當地人以種菜爲生。爲趕在天亮之前把菜運到城裏，常常在子夜時分，用人力板車，拉着一車沉重的蔬菜，走上差不多20多裏路，纔到達城裏的蔬菜市場。8點鐘左右，又匆匆往回趕，吃過飯，即到田裏勞動。每天路上往返大約需4個多鐘頭。

　　三元裏的田地實行稻穀與蔬菜輪作制，無論是種菜還是種水稻，都采用集約經營，一塊土地上需要投入大量的勞動。其他地區的農民有農忙、農閒，而這裏郊區的農民則一年到頭，起早貪黑，胼手胝足，没有農忙與農閒之分。盛夏，農民們打着赤膊，頂着烈日；嚴冬，則裹着棉大衣，冒着寒風，從事着繁重的田間勞作；深夜往廣州城裏送菜，年復一年，周而復始。他們黝黑的皮膚，又粗又壯的手，略彎的脊梁，在他的心目中樹立起了一座座豐碑。另一方面，又痛感中國農業的落後，單單就農具一項，從春秋戰國的耒耜、唐代發明犁壁，到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所記載的，跟他眼前所見没有多大差异。雖然有極少量的殺蟲劑，但多少個世代，主要還是手工勞動，農業被認爲是最辛苦、最貧賤，是人們最不願意從事的行業，從事農業的人被認爲是最没有出息的。

　　他聯想到下鄉這段時間裏在農村的所見所聞，又聯想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農業地理中講到農業生産最本質的特徵是自然物再生産和經濟再生産的結合。受自然和社會條件雙重約束，農業勞動很辛苦。農民常常和貧困、愚昧、無知相聯繫，而城市則和富有、快樂相聯繫。農民之所以貧困是由農業生産本身的特點所决定，應該大力發展科技，把農民從沉重的勞動中解放出來，實現現代化。他開始從農業本質上去認識農業生産的苦和樂。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農業勞動比工業勞動更符合人的個性，更體現出人文關懷。黨和政府提出“以糧爲綱”、“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等方針政策，有其深刻的社會和科學意義。由於這些認識，後來他和當地的農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在工作之餘，司徒經常和住户的主人、當地的老鄉長，一起聊天。老鄉長在解放初當鄉長，後因年事已高，不再任職。他經常回憶年輕時，生活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下的情景。日本人燒殺搶掠，侮辱婦女，强逼中國人作苦工，甚至把中國人打死在村子水塘裏。老鄉長挨過日本人的皮鞭，他的所見所聞和他本人的經歷就是一部濃縮了的血泪史。在運動中，經常請一些“苦大仇深”的老貧農，在大會上或小組會上控訴舊社會的罪惡，對比新社會翻身解放的好日子。老鄉長的血和泪，國恨家仇的纍累傷疤，自然成爲工作隊指定的愛國主義活教材。他在每次憶苦思甜的大小會上都聲泪俱下，臺下也有不少人在抽泣，繼而響起“打倒帝修反”，“不忘階級苦、永記血泪仇”一類口號。這樣的場合不知有多少次，他也成了當地一個頗有名氣的人物。

　　司徒從老鄉長的經歷、所見所聞，收集和整理不少抗日戰争、解放戰争、建國初期發生在廣州城郊的歷史事件、平民百姓艱辛生活的資料，實際也間接增加自己的歷練。這位老鄉長不止一次回憶起他任職期間，受到原廣東省省長、兼任廣州市市長葉劍英的集體接見，葉劍英的親民形象給他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他每提起這段歷史，總是感到很自豪，並三番五次地把它作爲一個很有份量的材料對青少年進行政治教育。

　　除了經常炫耀自己的老鄉長、胼手胝足的老農民，還有整日在竈頭邊轉的家庭主婦都成了司徒瞭解社會、瞭解民情風俗、積累鄉土文化的源泉。工作隊結束，文化大革命爆發、學校停課，他還騎着自行車，來到這個曾經留下他足迹的地方，看望和他一起度過300多個日日夜夜的一群。甚至在離開那裏30年以後，他還到當年一位有較深交往的青年家裏做客，而這位年輕人已成爲祖父一輩的人了。

　　改革開放使這個地方成爲暴富的地區之一。他們靠租賃土地和住房，發展鄉鎮企業而發達起來。差不多家家都很富有，他們的後裔大部分人都洗脚上田，放棄了農業，不少人遊手好閒、坐享其成，成爲食利階層。那裏外來人口超過當地人口，“黄、賭、毒”盛行，成爲霓虹燈下、繁華城市里沉渣泛起的一角。每當和當年的農民談起這些，他對這一切充滿了一種不可名狀的憂患和關愛意識。他經常帶着一種既懷舊又沉重的心情來往這個熟悉而如今又讓他感到陌生的地方。

　　1966年的清明，分外寒冷。廣州郊區出現了薄冰，一些不耐寒的作物如番薯、香蕉等大面積凍死，特别是番薯受灾最嚴重。工作隊員基本上没有下田，他們圍着火爐作這個運動的小結。這時傳來了讓學生停止參加“四清”，回學校鬧革命的通知。原來一場更加波瀾壯闊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正從北京席捲而來，把全國上下都卷入它的深淵裏。司徒也匆匆地收拾他簡單的行囊，連同藏在柴火堆裏的幾本書，很快就回到學校，投入了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五、這是否文字獄

　　1966年6月以後，中山大學也和全國其他高校一樣，成爲廣州地區運動的一個中心。全校停課，幾乎所有的領導幹部、老教授等都在一夜之間成爲運動的對象，即所謂“牛鬼蛇神”。所有的文化典籍、專業課本、圖書等，被當作“四舊”和“修正主義的毒草”，加以伐撻、焚燒和擯棄。個别意志薄弱者，以不同方式自殺。全校陷於一片混亂的無政府狀態，後來派來了所謂“工作隊”，也未能扭轉這種局面。憑着差不多一年的“四清”運動的經驗，司徒預感到這大扺是“四清”運動的擴大和繼續。

　　此次運動之火已經不再限於校外，而是燒進了校園。由於對上從國家和各級領導，下至普通教師的出身、立場、功過、是非和對運動的態度等的評判不同，班裏分裂爲所謂“革命派”和“保皇（守）派”兩大派系。當然這兩大派系又與全校、全市，乃至全省群衆的派系分野是相一致的。要麽即革命派，要麽即保皇派，甚至是反革命派。把一場嚴肅的政治運動和對是非曲直的判斷，作瞭如此簡單的劃分，當時似乎没有多少人對此有過懷疑。

　　司徒憑着自己對政治的理性思考和參加“四清”的點滴經驗，認爲這樣劃分太簡單，他對於當時作爲運動主流“打倒一切，懷疑一切”的口號，不敢苟同。他看不慣那些對普通幹部和一般教師采取一概否定，横加指責，扣上莫須有的罪名，加以批判，甚至打倒的粗暴作法。他在表面上站到了所謂保守派的一方，但是每見不同派别群衆進行激烈的辯論，甚至大動拳脚，混戰作一團之時，他就遠遠地走開，好像隔着一條河，眺望那正熊熊燃燒的火焰，求得片刻的安寧。這即“隔岸觀火”，乃三十六計之一也。但運動畢竟使他和所有其他學生一樣，失去了平静的書桌，失去了書本，失去了教誨他的導師。運動使不同派别的人與人之間往日的平和、寬鬆、友善、關愛被冷峻、猜疑、敵視，乃至讎恨所代替。運動的潮流又逼迫每個人不得不表白自己，他也在這個潮流的裹挾之下，走上大街，附和地喊着口號、張貼大字報等。

　　隨着時間的推移，運動很快從學校走向了社會。無論哪一派都在社會上有自己的同伙，班上很多人紛紛走向社會，學校内部的衝突和對立也由此轉向澹薄。一些人對運動的熱情很快被稀釋，形成了所謂運動的“消遥派”，他也成爲其中的一員，後來他自稱爲“第三種人”。

　　但是他周圍的世界還在燃燒，各種大字報鋪天蓋地，充斥了整個校園。大字報中各種臉譜的人物、各種是非、各種陳年舊帳、家庭秘史、個人隱私、情書日記、祖傳丸散、秘制丹膏、海外奇聞、政治笑話、江湖佚事，林林總總，蔚爲大觀。其中也不乏精品，裏面有像駱賓王《討武後檄》那樣氣勢磅礴、筆鋒犀利、淋漓痛快的文字，也有情意纏綿、欲仙欲死的私人日記，恰如遊客經過山陰道，劉姥姥初進大觀園，使人應接不暇。他每每以一種特别的興趣和心態，徘徊在這些大字報前面，反復寓目，熟記於心，甚至摘鈔在筆記本上，或者記在從大字報欄上臨時撕下的破紙片上。就這樣，他把大字報變成了一個新的課堂，一個良莠不齊的知識海洋。

　　他對其中一位老師貼在地理係大樓墻上一張題爲《這是否文字獄》的大字報特别感興趣。這張大字報的要害之處是説，僅憑一些人的言論而不分青紅皂白地給他們扣上各種政治帽子，實際上就是中國歷史上文字獄的翻版。大字報引用了清朝康熙年間著名的文學評論家金聖嘆因寫了“奪朱非正色，异種也稱王”兩句詩而被腰斬之事。

　　奪朱是一種牡丹，這兩句詩的言下之意是清朝奪得明朝的江山，不是正道。其鋒芒所指即這場文革運動中的所謂“掃四舊”就是“文字獄”。這位老師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下，借古喻今，表達了對運動的質疑和不滿。後來歷史事實證明，其質疑和預見果然是一語中的。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對此作出了總結。所謂“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一場動亂，是國家龢民族一場空前大灾難，它在人們的心靈上留下了難以治癒的創傷，它又使多少人泯滅了道德、良知。他們班上20多個人，由於對這場運動的歧見而分裂成的兩派，儼然成了不共戴天的敵人。直到運動的硝烟已經散去，校園裏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静，似乎一切都没有發生一樣，但他們班上還是没有走出派别的陰影。甚至在畢業分配出去以後，天各一方，時間的洪流把大地盪滌得干乾净净，但這種創傷却長存於他們的心靈深處。離校以後甚至30餘年之久，有些人生活在同一個城市，一直不跟對立的一派有任何溝通和往來。他對這張大字報端詳再三，爲這位老師的膽識、勇氣和高超的鬥争技巧所折服。這位老師是係裏的王正憲教授，其人正直無私、鐵骨錚錚，但長期得不到重用，不平則鳴，才有如此鋒芒畢露的質疑。

　　他對這種無休止的運動、毆鬥，感到非常厭倦，如果説運動開始還有那麽一點熱情的話，那麽隨着時間的推移、運動的反復，復課變得遥遥無期，這點熱情很快冷却下來，只在那些無邊的、形形色色、内容斑駁陸離，甚至荒誕不經的大字報中，來瀏覽、獵取一些奇聞怪事，正所謂“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罷了。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在北京第一次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號召他們“把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很快在全國掀起了狂熱的“大串連”運動。各種名義的所謂“紅衛兵組織”以燎原之勢，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特别是它的誕生地北京和北方的一些紅衛兵，很快南下，把所謂“造反”的烈火引向全國各地，中大成爲紅衛兵運動在嶺南一個摇籃。這年9月6日，他雖然没有戴紅衛兵的袖章，但也作爲革命群衆的一員，北上京城。

　　　　六、初上京華

　　列車在京廣鐵路綫上飛馳，車窗外不斷閃現出寬廣的田野、炊烟裊裊的村莊、青黛色的山巒和蜿蜒伸展的河流。

　　列車嚴重超員，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厠所裏、通道上都塞滿了北上串連的所謂“革命小將”。車厢裏的空氣混濁不堪，彌漫着嗆人的汗臭。雖然如此，但一想起是到當時世界革命的根據地，所謂的“紅都”，大家不由得心潮澎湃、熱血沸騰，像虔誠的教徒到聖地朝拜一樣，忍受着難以想象的擁擠、喧騰和疲憊。

　　列車穿過了南嶺山地、湘江平原、洞庭湖畔、華北平原，經過兩天兩夜的顛簸，他們像木材一樣，終於被運到了燕山脚下的北京城。 他們被安排在北京醫學院的一個學生宿舍裏，度過了第一個夜晚。第二天，他被告知他將有機會和其他上京的同學一樣，要到天安門廣場接受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接見。

　　這一天凌晨2點，他們從住地列隊徒步向天安門廣場進發，差不多走了4個鐘頭，天亮纔到達目的地。第一次看到了過去只能在畫面上見到的雄偉壯麗的天安門城樓、寬闊的廣場、兩側的人民大會堂、革命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等、高大、凝聚着厚重的民族精神的建築物。下午三時左右，廣場上聚集了上百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等待接見的革命小將。在一片“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和“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的歡呼聲中，毛澤東、林彪和中央文革的一些領導成員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

　　司徒站在廣場一個很靠後的位置，引頸眺望城樓上閃動的草緑色軍裝。憑着暄騰的歡呼聲，他知道偉大領袖已經在接見“革命小將”，他隨着周圍的人群，揮動着手中的“紅寶書”，跟着此起彼伏的“萬歲”的歡呼聲，不斷地叫喊和擺動，也忘記了勞累，這樣持續了大約40分鐘。那些領袖人物發表講話，並從城樓上消失以後，他才擠上了回去的公共汽車，回到住地時，已是晚上十一點，總算美美地睡了一覺。

　　第二天，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接受首都革命運動的洗禮，也不是去領略古都的風物，而是跑到他當年夢寐以求、但又與之失之交臂的巍巍學府——北京大學。但是這時的北京大學，作爲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誕生地，也是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源地，這裏的一切都在革命運動的烈火中熊熊燃燒。

　　北京大學到處都是大字報的海洋，操着各種口音，頭戴六角帽，腰係寬皮帶，臂上别着紅袖章的紅衛兵，一群群地從南門走到北門，又從東門走到西門。司徒所崇拜的學術泰鬥與國學大師們，一個個都被揪出來，或被繪成各種畫像，或打上紅叉，或關進牛棚，一律被打倒在地，到處是“千刀萬剮”、“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標語。博雅塔、未名湖、圖書館，還有紅墻緑瓦的教學大樓等，到處都被革命運動的烈火染得通紅，這和他理想中的北大相去甚遠。昔日的莊嚴學府面目全非，他既困惑又苦悶，一連串的疑問盤桓腦際：“這難道就是我理想中的北大？”

　　常言説：正面文章可反面看。面對眼前這個批判性大字報的海洋，它們上面批判的無數個學問大師的其人其事，透過薄薄的紙背，他依稀看到了這個學校深厚的文化積澱和深不可測的知識海洋。雖然這個知識的海洋上面還被堅冰封鎖，其實下面的海水還在奔流，一旦冰融以後，必將再泛濫起汹涌的波濤。

　　他徜徉於大字報前，感到歷史好像倒退回中世紀的時代。他想起17世紀相信哥白尼的“日心説”的意大利科學家伽利略，當初宗教裁判所威脅要判處他死刑時，他堅定地説：“地球仍然在轉動。”——這個真理後來成了全人類的財富。不就是因爲這些大師有很高的知名度、很深的影響，都是某個學科裏泰鬥式的人物，所以才有那麽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假如他們是知識的“無産者”，他們就不可能被羅列那麽多罪名，遭到横加指責。他相信培根所説的：“知識就是力量。”“北大不敗”的信念又在他心中昇起。

　　當天晚上，他被安排在北大一棟不知名的宿舍裏，宿舍的主人不知到哪裏串連去了，桌子和地板上布滿了厚厚的黄塵，一股霉味充斥了整個房間。因爲太疲倦了，他倒頭便睡。到了午夜，一種小蟲從四面八方向他爬來，怪癢癢的，他用手一摸，捏了一下，粘糊糊的，拉開燈光一看，原來是臭蟲。這些暫時離開主人的寄生蟲，也許餓得太久了，拼命地叮咬着這位南方的遊子。他使勁地拍打，滿手盡是斑斑的紅點，但他一點也不感到驚訝，因爲他從小就與這些小小的吸血鬼打交道。在鄉下，它們還是治蛇傷的單方。他小時候不止一次見過鄉下人被毒蛇或蜈蚣咬了，夾上幾個臭蟲，冲上半碗燒酒，吞下去就全没事了。這個火紅的年代，到處都在流泪、流血，看着自己手中的血迹，他也不當一回事，又關燈，躺在床上。但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是他所蓋的那張厚厚的棉被，被頭上縫的那塊粘滿污垢的毛巾，散發着臭咸魚的氣味，加上房間不通風，他輾轉難眠，直到天亮，才悻悻地離開了房間。這是北大留給他的第一個印象。

　　深秋的北京，天氣格外晴朗，各種水果掛滿了枝頭。梨子、蘋果、葡萄等，供應非常充裕。他離開了班上的同學，一個人跑到市中心，留連於北京的胡衕裏，四合院的屋檐下，從大門口來觀察裏面的布局、擺設，觀察市民的生活。特别留意公共汽車上那些從上車到下車不停地搬弄口舌的北京婦女，議論着關於運動的各種小道消息和鷄零狗碎的生活瑣事，他第一次體驗到北京人是善於侃大山的。

　　回到住地，他又到了頤和園。這座挪用海軍經費爲西太后祝壽而興建的皇家園林，當時被指責爲封建帝王腐朽生活的象徵和一切罪惡的淵藪，但它金壁輝煌的園林建築仍然在折射出它設計者的智慧、高超的藝術技巧和博大精深的文化積澱。雖然它名爲皇家的私産，實際上是勞動人民的杰作和智慧的結晶，不應加以否定和遺棄。他無論站在萬壽山上，或是昆明湖畔，心中都思緒萬千，不斷地自問：“難道像這樣雄偉壯麗的園林也是‘四舊’？也要把它掃進歷史的垃圾堆嗎？”這時他想起列寧在十月革命後痛斥俄國一些極端無政府主義者主張挖掉沙皇時代修建的西伯利亞鐵路，换上無産階級自己修建的鐵路一樣荒唐。

　　昆明湖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一個晴雨表和縮影，它折射出多少歷史的風雲和人世間的悲歡離合，不知有多少痴情男女在這裏讓它的緑波埋葬了自己的青春和美貌，更有一些志士仁人，或痛於時事，或壯志未酬而自沉湖底，1927年，國學大師王國維就是在昆明湖中結束自己生命的。這場運動之初也有一些人步其後塵，選擇一泓清水作爲自己的歸宿。著名戲劇家老舍也是其中的一個，不過，他自沉的不是昆明湖，而是北京市的太平湖。這倒並不重要，因爲運動傷害和毁滅了太多人，昆明湖也好，太平湖也罷，只不過是他們自我解脱的一種選擇罷了。陶潜寫過：“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司徒作爲一個匆匆過客，面對這一泓碧水，再没有更多的留戀。第二天，他擠上了北上八達嶺的列車，登上他夢寐已久的萬里長城。

　　他從小就知道明萬里長城從山海關到嘉峪關，蜿蜒在祖國的北方原野，巍巍聳立，氣勢磅礴，雄偉壯麗，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徵。如今來到長城脚下，一種歷史的真實感龢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他一口氣跑到了八達嶺長城的最高點。深秋的北國，大雁南飛，朔風利索有勁，灰黄的地平綫上翻滚着朵朵彤雲，搆成一幅無比瑰麗的畫圖。透過那遥遠的彤雲，還有無窮無盡的廣闊的歷史時空，他仿佛看到這裏上演過多少悲壯的故事，從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明成祖等，一個一個帝王將相，好像從長城外的天邊走來，很快又消失在茫茫的原野裏。

　　這時他又想起前兩天在北大看到的一張披露在家中服安眠藥自盡的著名史學家翦伯贊讚頌昭君和親的一首與萬里長城聯在一起的詩：“漢武雄圖載史篇，長城萬裏盡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鳴鏑無聲五十年。” 再聯繫起毛澤東紅寶書上寫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曆史的真正動力。”他感到翦伯贊有夸大個人的歷史作用而貶低了創造曆史的人民的力量的嫌疑。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昭君這樣的美人，都隨着歷史一去不復返。而眼前的情景使他想得更多還是當前這場翻天覆地的革命，他情不自禁地吟起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其中的“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和“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詩句，受到很大的鼓舞，好像全身的熱血都在沸騰，自我感到充滿了力量。他在長城上徘徊良久，直到遊人差不多散去，他才坐上最後一班列車，回到他下榻的地方。

　　故都風物最怡人。他本想在京城多住幾天，觀察這座城市的文脈、建築風貌、民情風俗，爲地理研究積累點素材。但情况並不如他所願，按照當時的規定，外地來京的學生只能停留一周，而所謂“黑五類”子女還没有進北京城，剛下火車，就被趕回原地。他同車北上的班上幾個同學，剛下火車就被趕回廣州。被趕回的人心中充滿了委屈、失望和憤怒，而把他們的出身底細告訴當地有關部門的正是班上的另一派人，這無疑加深了本來就已很深的鴻溝。這也是後來班上分裂成不同派别，長期甚至一輩子不往來的一個原因。盡管故都景色招人，使人留連忘返，也擋不住運動的衝擊，他必須在滿了一周以後，回到原地鬧革命。在當時的高壓政策下，他只能服從這種安排，但他没有按原路返回，而是沿津浦綫，取道山東、安徽、上海，再回到廣州。

　　七、在上海灘

　　途中他特地趕到有十裏洋場之稱的上海，他想看看這座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因爲這裏是中國近代革命的一個發祥地，1927年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反革命政變，共産黨人和革命群衆的鮮血首先灑在黄埔江邊。上海是中國共産黨的誕生之地，自此中國革命就有了正確的領導，開闢了革命的新紀元。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軍淞滬抗戰，震撼全世界。以蔡廷鍇爲軍長的十九路軍將士絶大部分是兩廣子弟，上海對司徒來説，是一個特别值得憑弔和瞻仰的地方。上海又是中國近現代産業最集中的城市，中西文化交流最大一個中心，中國近現代的歷史有很大一部分篇章是以上海爲舞臺展開的。作爲一個研究産業布局和對歷史文化深感興趣的學生，他非常渴望親自去體察這座城市的魅力，去感受它所涌動那個時代的熱流。在這場運動中，上海被認爲是除北京以外的第二個中心，是後被稱爲“四人幫”（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張春橋）罪惡活動的淵藪和策劃種種陰謀的大本營，也是不斷創造運動的範例、樣板和經驗的地方。

　　盡管列車上的環境非常惡劣，但考察祖國山川形勝、風土人情的火一般的熱情和瞭解地域差异的强烈願望推動他在人頭攢涌的車厢中争得一個裂隙，眺望車窗外閃過一幕又一幕的景色。他看到了拱衛北京的港市天津、有泉城之稱山東首府濟南、歷代皇帝祭天的泰山、峰巒起伏的山東丘陵、懸掛在頭頂上的黄河大堤、布滿沉甸甸麥穗、一望無垠的黄淮平原，跨過中國南北分界的淮河，沿着大運河河畔，進入香飄陣陣、滿眼澄黄的長江三角洲。沿途的景色變幻萬千，令人應接不暇，使他忘記了自己置身於悶罐一樣的列車上。

　　在擁擠得不堪忍受、幾乎令人窒息的列車上熬過了一個晝夜以後，他終於踏上了上海的土地，住進上海機械學院。這是一所創立不久、又是以工業技術爲主的院校。他對此没有特殊的興趣，倒是附近的同濟大學撩起了他的熱情和參觀的欲望。但當時文化大革命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一切歷史的陳迹仿佛一掃而光，眼前只有刺耳的喇叭聲和紅旗的海洋，這一切仿佛像無數把快刀，完全斬斷了他的思緒，也斬斷了歷史的鏈條。

　　當他冷静下來和稍事休息以後，馬上去參觀同濟大學。這所以建築橋樑蜚聲海内外的著名學府，60年代被視爲新奇的薄殻建築，深深地吸引了他的目光，還有校園裏各種風格的亭臺樓閣、小橋花壇、草地林木等人文景觀和布局，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熾熱的運動潮流也未能稀釋這些不同風格的建築所沉澱深厚的文化品位。

　　他跑到上海外灘，踱步於這曾經懸掛過“華人與狗不得入内”牌子的黄埔公園。映入他眼簾的雖然有川流不息的人群、牛皮癬一樣貼在街道兩旁的大字報，但他更感興趣的是上海灘高大的西洋建築，如海關大樓、國際飯店、錦江飯店、黄浦江大橋等，那哥特式的教堂的尖塔、巴洛剋的曲綫、羅馬的柱範、土耳其式拱穹等，這些凝聚文藝復興以來西方建築成果的形形色色的建築物，令他驚嘆、使他折服。但飄颺在它們上空斑駁陸離的各式各樣的標語口號，顯得極不協調。他深感它們所體現的人類的文明受到了褻瀆，因爲科學是没有國界的，它們都是人類創造的共同財富。難道它們也是這次運動的對象？！一連串的問號又在他頭腦裏盤旋。

　　當時的黄浦江和它的支流蘇州河還没有受到太大污染，江面上波光粼粼，船舶來往如梭。人們主要以自行車爲出行的工具，上下班的時候，滚滚自行車流蔚爲壯觀。雖然革命運動還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但黄埔江邊也不乏一些老年的垂釣者，給這座沸騰的城市抹上一絲寧静的色彩。上海灘耐人回味的東西實在太多了，雖然這是一個舊社會的地痞無賴、江湖騙子等三教九流麋集的地方。但回到人民手裏以後，上海已舊貌换新顔，然而在當時，籠罩在這座城市上空到處是一片紅色的海洋。

　　第二天，他又去參觀他向往已久的復旦大學。復旦大學創建於1905年，原名復旦公學。“復旦”二字由創始人、中國近代知名教育家馬相伯先生選定，出自《尚書大傳·虞夏傳》中“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的名句，意在如日月經天，自强不息，寄託當時中國知識分子自主辦學、教育强國的希望。建國後，復旦已發展爲一所全國著名的高校。這所大學，在他心目中也是巍巍聳立的高等學府。記得讀高中時，他曾經打算報考這所學校，因爲三哥在上海一家機械廠工作時，經常給他來信，信中充滿激情的鼓勵之言曾經使他想把復旦作爲高考第一志願。1961年，他在自己的俄文課本上用俄文寫下了幾個字：“復旦，第二年我在哪裏？我在復旦。”1962年到中山大學以後，他還是用這一課本作爲復習材料，班上一個同學偶然見了這段文字，還拿他這段話來開心，意思是他爲什麽没有考上復旦，却來到了這裏。

　　在他心目中，復旦大學也是大師雲集、名流薈萃之地。魯迅、郭沫若、鄒韜奮、老舍、竺可楨、馬寅初、蘇步青、劉大杰、唐蘭、譚其驤、王中、譚家楨等著名學者，都曾在這裏任教或者演講。特别是這些大師們所寫的科學、文學、藝術等著作，對他有很大的吸引力。如劉大杰的《中國文學史》所展現的中國歷史上文學的輝煌成就，對他以後以文學作爲第一業餘愛好，起了催化作用。當他有幸來到復旦的校園，就立刻感到了她的魅力。

　　復旦大學校園的規模不大，但布局緊凑，用地精巧，文化氛圍濃重，也和北京大學一樣，有不少碩學鴻儒的故居。特别是復旦以治學嚴謹聞名，畢業出來的學生在社會上口碑甚好，他高中時對這所大學充滿了憧憬也並非偶然。他本來早就想找機會一睹那些學問大師的風采，但也像全國各地一樣，他們一個個被打倒在地上。只在一次批判會上，從擁擠的人群中遠遠地看到舞臺上一個個弓着的身影和掛在他們脖子上沉重的木板及鮮紅的大叉號，他判斷這大概就是他所崇拜的一些學問大師了。這難道就是革命？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説法，只有當生産關係嚴重束縛生産力發展的時候，改變這種生産關係，才叫革命。他又想起列寧説過，只有千百萬人生活不下去，革命才會爆發。建國後，雖然經過了不少挫折和困難，但生産力還在發展，機器還在轟鳴，火車還在奔馳，農村到處是裊裊的炊烟，圖書館裏燈火通明，教室裏書聲琅琅，日子雖説不是很富裕，但人們的生活還是比舊社會有了很大的改善，還看不出哪些方面、哪些東西阻礙了生産力前進的步伐。特别是意識形態領域，本來經過1957年反右以後，知識分子大部分都成了驚弓之鳥，噤若寒蟬，敢説話的人已經不多，後來又聽説可以利用小説、詩歌、戲劇、影視等文學藝術來反黨，進行反革命活動，所以就要爆發一場革命，也就是眼前所看到的對科技、對人類文明毫不留情的摧毁和蹂躪。

　　但這些都是精神世界的東西，很多都是看不見、摸不着的。當一個人還没有走上街頭高呼反革命口號，或從事顛覆國家、危害政府和人民利益活動時，又怎能説他們是反革命呢？何况大字報所批判的都是一些言論，甚至是向黨交心時的心裏話，爲什麽反倒成了反革命的罪狀。我國憲法裏還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的自由。如果他們没有超出這個範疇，就應無罪。爲什麽這些人受到的待遇，比按照法律程序、應受懲罰的罪犯還要殘酷呢？他越想越想不通。

　　後來再想，這也難怪，歷史上每個朝代都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慣例，加上還有一條莫須有的法寶。這樣一想，他對眼前發生的一切感到茫然和麻木，覺得還是離開這種是非之地，早點去尋找自己理想的世外桃源。

　　他從復旦大學回到住所，又坐上了南下的火車。他本來有機會到以園林勝景著稱的蘇州、六朝古都石頭城看看，欣賞杏花春雨的江南風景。但這些都留不住他南歸的脚步，他决心回到康樂園，在運動的喧囂中，尋找屬於自己的一片小小的緑洲。

　　八、硝烟中的緑洲

　　1967年1月，一場奪走資派的權，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所謂“一月風暴”從上海衝擊到全國，也扺達廣州。在中大成立了由革命幹部、工人、青年學生組成的革命委員會，接管了學校的一切權力。這種以派系爲核心的革命組織，由於缺乏廣泛的群衆基礎，也同時引起未能參與其中的另一派群衆的不滿，於是運動轉變爲兩派群衆的争權奪利，并且很快上昇爲武鬥。流血事件接二連三，子彈的呼嘯聲也偶爾越過學校的上空，被流彈打死的平民和學生的事件也時有所聞。本來早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静書桌的校園，又增添了幾分火藥、甚至血腥的氣味。

　　他不動聲色地從學校圖書館、係資料室借來了不少圖書，找到了一間没有人注意、堆滿了廢舊桌子的課室，外邊貼上一張“××革命戰鬥小組”的横額，約上兩個莫逆之交的同鄉，白天晚上都在裏面看書、縱談天下大事。他特别欣賞明代東林黨人顧憲成的一副當時被批判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但因爲這是文革初所謂“三家村”最早一個被批判的對象鄧拓在《燕山夜話》引用過這副對聯，被認爲是反革命的號召書，全國正批得起勁，他們只能小聲交談對聯的精妙之處。其實這對聯並没有什麽錯，但在那個年代，哪怕是像“1、2、3、4……”這樣的阿拉伯數字，只要出自有問題的人的口裏，就可能變成一個反革命的材料，而遭到批判。

　　他們經常聚集在一起，利用不同渠道來源的材料，縱談各種報刊社論、小道消息、批判文章、大小字報等，從中學習了許多馬列主義的原理、政治鬥争和社會生活的經驗和知識，但更多的是按照自己的興趣和愛好，閲讀各種科學、文學、哲學和藝術的書籍。這不但彌補了由於停課而造成的損失，而且還補修了一些課程，得到一些額外的收穫，如國民經濟史、國民經濟計劃原理、中國經濟地理、外國經濟地理，以及一些地理大發現時代的非洲、南極、北極，中亞腹地、南北美洲等自然、人文風貌，在我國、西亞和中亞從事探險的沙俄及西方的探險家的事迹等。看書疲勞之餘，他們用實驗室裏廢棄的電爐煮上一點番薯、花生、蘿蔔等農産品，邊聊邊吃，也是一件怡然自得之事。

　　1967年6月3日中午1點鐘左右，人們吃過午飯，正準備午睡，突然在他宿舍背後約幾十米的地方傳來了幾聲猛烈的爆炸聲。原來是物理係實驗大樓（十友堂）正發生兩派學生攻佔之争。守的一方，在大樓頂上推滿了沙包，儲備了糧食，灌滿了水池；而攻的一方，則從四面合圍，把棉被澆上汽油，實行火攻。烟柱高達二、三十米，爆炸聲接連不斷，全校很多人遠遠地看着，廣州市民隔着珠江，也看到了中大在冒煙。守方終竟寡不敵衆，有人舉起白旗投降，成了對方的俘虜。生物係有一位學生堅决不投降，結果從樓上跳下來，摔斷了腿，被對方當場亂棍打死，一時成爲廣州的頭條新聞。中大的運動成了全市，乃至全省矚目的焦點。“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司徒住的宿舍已經進入了實驗大樓的火力射程之内，危險的陰影使得他不得不出走。這時廣州市里與學校同派的造反隊伍，以及一隊又一隊的工人，打着增援的旗號，對學校實行了包圍，又有流言説要血洗校園。在這種情况下，第三天，他拿上簡單的行李和幾本書，投靠到校外的一個同鄉家裏。

　　大概躲了五六天，待到學校基本恢復平静，他才重新住進宿舍。好在那片小緑洲雖然還是很荒凉，但還無人動過。經過這場武鬥，很多師生已經離校了，學校也安静了許多。原來被揪出來的所謂“牛鬼蛇神”、“走資派”、被關進牛棚的教授等，經常被押送在校園勞動，有的除草，有的打掃衛生，有的没有目的地搬着一個凳子，從大樓的一角搬到另一角，然後又搬回原處，周而復始。這其中有給他上過課的老師，有些是他認識的幹部，還有一些很普通的人，但他們通通被以莫須有的罪名關押起來，從事繁雜、毫無價值的勞動，受着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

　　他在緑洲中辛勤地耕耘着，不但在專業上有所收成，外語也大有長進。他除了完成課程學習以外，還按照老師的指導，閲讀了不少專業書籍和雜誌等，如《莫斯科大學學報》、《列寧格勒大學學報》、《敖德薩大學學報》、《蘇聯科學院通報》、《蘇聯地理學會通訊》等，他把裏面的新理論、新觀點、新方法在同學中宣揚。但他仍然感到自己功底淺薄，暗暗下决心利用這塊緑洲來加强俄語的訓練。雖然這次運動動輒就把學習外語、收聽外語廣播、接受外來文化，或有華僑、港澳臺關係等統統斥之爲裏通外國、間諜，甚至和叛國投敵扯在一起。他認爲掌握外語可以擴大視野、增廣見聞，是進行學術交流的鋭利工具，日後對自己的發展必然會有幫助，即使在惡劣環境中也没有放棄對外語的學習。

　　　　九、翻譯俄文原著

　　自建國初以來，在全盤蘇化的潮流下，全國的學校幾乎清一色學習俄語。他在中學時代，就對這門語言産生了濃厚的興趣和愛好，並刻苦學習，這也是當初他能够考上大學的一件“法寶”。經濟地理專業的很多教學參考書、教材和報刊雜誌都是從蘇聯傳進來的，他開始大量地閲讀經濟地理專業的俄文書籍。廣泛閲讀外文專業書籍是中山大學地理係的一個優良傳統。上世紀30年代德國人創辦這個係時，購置了大量德文書籍，那時很多學生在學生時代就能翻譯英、德、法等書籍。雖然時代不同了，但大量閲讀外文圖書、翻譯外文的學風却深深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學子，到司徒讀書時也如此。他如饑似渴地學習俄文，《俄文語法詳解》、《俄中翻譯》等書讓他愛不釋手；係閲覽室裏，他是俄文經濟地理專業書籍的忠實讀者，至今不少書後的借書卡片上仍留有他的名字。

　　他對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深諳多種外語感到非常欽佩，二年級時，他開始了俄譯漢的訓練。他在極其不利的環境中以驚人的毅力，把厚厚的一本《經濟地理調查研究的方法》俄文原著譯成了中文。在這本俄文原著上，密密麻麻的劃滿了綫條、叉號、圓形等各種各樣的符號，當時爲弄清一個單詞的含義，他不知翻閲了多少本字典。普通字典、專業字典、地名字典等成了他最親密的伙伴。原來很光滑的紙張在他的無數次查閲中，變成了毛邊紙，硬硬的精裝封面也磨起了一條條的皺紋。隨着這種練習的增加，他的翻譯水平也不斷提高，特别是加深了對蘇聯經濟地理學的理解，掌握了經濟地理學調查研究的方法，夯實了後來從事城市和區域規劃方法論的基礎。

　　1964年，他因爲扁桃體切除手術而住進了中山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他隨身帶進去是從學校地理係資料室特别允許他借出校外的一本厚厚的《俄漢大詞典》和這本《經濟地理調查研究的方法》俄文原著。住院期間，他以病床爲課桌，幾乎把時間全部投入了這部書的翻譯，以致查房的醫生、護士前來制止，但最後被他的這種孜孜不倦的精神所感動，也就聽之任之了。出院以後，他在上課期間和參加四清運動時，還忙裏偷閒，見縫插針，最終把這部書翻譯出來了。

　　在緑洲中拓荒、耕耘的日子裏，他决定着手翻譯《英國經濟地理》。這部書與蘇聯A.C.道布羅夫從英文譯成俄文版本書名相同。他把書從資料室裏借了出來，偷偷地利用各種機會進行翻譯。雖然由於對英國的歷史、地理、經濟等瞭解淺薄，不一定能喫透書中的精髓，但出於迫切想瞭解作爲資本主義近代産業革命的摇籃的英國的經濟面貌的强烈願望和出於加强俄文練習、提高專業水平，特别是在當時東西方地理學交流隔絶的情况下，也可以透過外文原著，獲得對西方地理學的一鱗半爪。盡管在當時的背景下，面臨着有可能被扣上各種帽子，承擔各種預料不到的風險，但他一往無前，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標，一步步地前進，大概花了兩三個月的時間，在持之以恒的努力下這塊硬骨頭也被他啃下了。

　　他把翻譯好的書稿用印有革命標題的報紙裏三層外三層地包得嚴嚴實實，小心翼翼地珍藏起來，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它整理出版。這部譯稿盡管初時自以爲很完美，達到了一定水平，但後來看起來譯文還很稚嫩、粗糙，甚至還有錯誤，但作爲一種練習是很好的嘗試，上面凝聚了他的心血和誠實的汗水，還有他對未來的理想和憧憬，特别是當時很多人在無休止的争鬥中，白白地浪費了年華，荒廢了光陰，而他却有所收穫，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也是值得紀念的。這也恰如一句詩所言“一顆明珠土裏藏，不知何日放豪光？”此後，他的翻譯工作一直没有中斷過。這部書翻譯完了，也是當時緑洲中耕耘的一個收穫，但要得到更大的豐收，還要傾注更多的努力。

　　1967年盛夏，武鬥的高潮越來越激烈，他的這片小小緑洲很快被湮没在校園的硝烟之中了。大概九月份左右，他和他的同鄉校友回到鄉下，把學習的園地轉到了農村。當他們乘車路過江門時，碰到了所謂工人糾察隊，上車逐個搜身和檢查行李，看看是否藏有武器。一個滿臉横肉的糾察隊員，看到他的手提袋很沉重，以爲是藏有什麽手榴彈一類的軍火，兇神惡煞地把他叫到一旁，命令他打開袋子，看到裏面是俄華詞典和俄文圖書，還有一兩本外國小説。這個人翻了一下，惡狠狠地説了一句：“什麽時代了！還看這種鷄腸文字！去你的！”他趕忙收起袋子，拍拍上面的塵土，回頭鄙視地看了看這位所謂無産階級的代表人物、紅極一時的産業工人，一言不發地登上了汽車。

　　回家後第二天，天才麻麻亮，他已繞着漠陽江畔大堤跑得大汗淋漓。村里人都投以好奇的目光，因爲當地没有人有閒情逸致去晨運。晚飯後，他照例散步，或眺望着鄰村的炊烟，或伫立在河邊，看着静静的流水，想到人生不正像這流水一樣。子曰“逝者如斯”，每念及此，他又加快脚步，返回家裏，繼續翻譯他的俄文專著。

　　鄉下，入夜蚊子很多，他在腿上蓋上一件厚厚的衣服，有時只好在廳裏踱來踱去，從廳門口到墻壁只有七步，從墻壁到門口也是七步，往往一直到十一點左右他才爬到光板床上。

　　每夜深，母親就會起來給他披上一件衣服，或叮嚀一句：“夜静風凉，小心感冒。”那時母親身體還好，爲了給司徒補充營養，常到河裏撈魚蝦。家裏養的幾只鷄、鴿子和蜂蜜都專門留給他吃。雖然家裏很貧寒，但他的精神還是很充實的。但每况愈下的家境，還有鄉下所謂造反派要把他的家庭重新劃爲地主成份的威脅，使他感到憤慨和不滿，催發他更頑强地砥礪自己，從意志、毅力、體格和知識各方面來完善自己，使自己成爲一個有力量的人，以擺脱和砸爛眼前羈絆自己的所有枷鎖，使自己得到超越和昇華，正所謂“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