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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投入湘江懷抱



  一、方言派上了用場

  暮春的湘中,春雨瀟瀟。航船經過一夜的航行,終於在湘潭十四總碼頭抛錨。他們帶着洞庭湖的風塵與泥土的芬芳,終於踏上了這座湖南省第三大城市、大革命時代農民運動的一個策源地,湖南著名的工業重鎮。他們穿着清一色的舊軍裝,手提着簡單的行李,列隊走在濕漉漉的大街上,來到地委組織部所指定的地方。一路上,他呼吸着春雨中冷濕的空氣,在料峭的寒風中貪婪地看着這座城市街上的景色。天才拂曉,街上還没有多少行人,只有稀落的燈光和早起挑糞和賣菜的農民,增添了晨曦中的一抹風景。

  第二天,他參加了一個形勢教育和服從分配的學習班,也無非是重復着農場裏的一套説教和表示服從分配、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决心。在學習班期間,爲了加深他們對毛主席無産階級革命路綫的體會和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學習班的領導者特地安排他們到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他們像一批退伍的老兵,穿着從農場裏帶來的舊軍裝,下了火車以後,邁着莊重的步伐,來到這紅太陽昇起的地方。

  一路上,韶山冲那連綿起伏的山巒,挺拔的松柏,青翠的灌木叢,特别是漫山遍野的紅杜鵑,正迎着春雨傲然開放,仿佛在迎接他們這批來自四面八方來的客人。他邊走邊注視着眼前川流不息的來瞻仰革命聖地的人群,仿佛置身於幾年前在街上遊行和參加革命大串聯的情景,又回到了那風雲色變的年月。

  他來到爲群山環抱的毛主席故居前,這是一簇由幾棟農舍組成的院落,裏面擺設着普通農家使用的生産和生活器具,一切都那麽檏實、簡單,折射出中國農民傳統文化的積澱。但正是在這樣一塊土地上誕生了一位時代的巨人,扭轉了中國的干坤,改寫了中國的近百年曆史。他又看了故居鄰近的介紹毛主席生平和他的家庭成員獻身革命事迹的陳列館,被那裏所展示的革命事迹和遺物所激勵,深感這是個人杰地靈之所,即所謂“時勢造英雄”者也。他深幸自己能分配到這個紅太陽昇起的縣市,不管前面等待他是一種怎樣的命運,心裏還是感到很踏實。他特地來到毛主席故居前水塘邊照了一幅相,作爲一種紀念。

  具體的分配方案很快公佈出來,他和武漢大學微生物專業的一位同鄉被分配到湘潭縣,由那裏的組織部門再安排工作。不管怎麽説,他還是幸運的,而同班的一對夫婦却被分到了湘北常德地區的一個紡織廠工作,男的當采購員,女的在飯堂裏賣飯票,與專業没有多少聯繫。他們大概在那裏幹了五六年後,雙雙申請到香港定居,成爲香港的普通市民。另外兩位分配在湘潭中心城市以外的縣,都當了中學教師,直到十多年以後,他們才調回廣東,算是落葉歸根。司徒雖然分在湘潭縣,總還是湘潭市的附郭。那時湘潭縣没有獨立的縣城,只是湘潭市里保留的一個古老城區。

  他們拿着地委組織部的介紹信,離開了學習班,到縣府“四個面向辦(面向工廠、面向農村、面向基層、面向邊疆)”報到。一進大門,看到迎面“四個面向辦”的招牌,他們的心凉了半截,預感不妙。原來他們是以知青的身份被分配工作的。果然不出所料,他被告知分到一個離市區約30公里的古城中學。

  他一打聽,那所中學和公社辦公地點聯在一起,大概有七八棟建築物,離附近的石潭鎮還有五六裏路,周圍被農村和大片的水田所包圍,學生都是附近的農家子弟。那時候中學教師既要完成指定的教學任務,還要經常帶領學生學農學工學軍,并且公社的幹部總是調遣他們從事各種政治運動,派寫大字報、標語等。他們既是政治運動的對象,也是各種宣傳活動的參與者。這份工作顯然不適合司徒。

  但天無絶人之路。得知這個决定以後,他和那位也分到湘潭市郊一個農業技術推廣站的同鄉商量後,找到了當時縣裏的軍代表,申述自己不是師範院校畢業生,不適宜當教師的理由,但無濟於事。

  他們又找到了組織部的負責人,司徒打着手勢,操着晦澀難懂的陽江土音,指着自己説“吾喺廣東人嘠,伲管乜野呀?吾地聽唔懂咯。” 聽者好像面對風聲鳥語一樣,簡直不知所雲。

  於是司徒拿起紙和筆,一邊説,一邊在紙上用文字來表達他們的請求,這位負責人所講的方言,他們也同樣要求對方寫在紙上,這樣才勉强達到互相溝通、交流的目的。面對這兩個外江佬,這位負責人幾乎束手無策,他們之間似乎隔了一道不可逾越的語言鴻溝。司徒説,教師是吃開口飯的,而自己方音很重,學生聽不懂;學生講的話,他自己也聽不懂,這種語言的障礙,不是短時間能够克服的。

  離開了組織部後,司徒來到了縣醫院。醫生見他扁桃腺已切除,喉部長滿了濾泡,咽部紅紅的,正處於充血狀態。醫生告訴他患了慢性咽炎,不適宜多説話,更忌辛辣食物。他請醫生出具一張疾病診斷書。他把診斷單送到了組織部。也許是這份證明發揮了作用。他被告知再等幾天,聽候消息。大約過了一個禮拜,“四個面向辦”的一位負責人告訴他被安排在縣的新華書店,由店裏安排具體工作。

  縣新華書店在湘潭市里,與他所住的縣招待所同在一個大院,不管到那裏干什麽,哪怕是當一個搬書的苦力,好歹也能與書爲伍。他愉快地接受了分配,開始了畢業後真正工作的第一幕。

  二、書店裏的燈光

  這個書店座落在湘江之濱,由原來湘潭縣一座學宫改成。雖然它的功能已經完全改變,但保留下來的學宫的大廳基本上還是原貌,高敞的空間,楠木做成的梁柱和大塊的方地板磚,以及四壁的青磚,依然在展示它厚重的文化積澱。而作爲書庫,更增添了其濃厚的文化氛圍。

  那一天他拿着簡單的行李來報到,環視了周圍的環境,歷史的烽烟與滄桑仿佛歷歷在目。時光雖已流逝,但宋代,它是湘潭縣最高學府之所在,代有重修,一種歷史的真實感從他心中油然昇起。

  書店的領導告訴司徒今後負責這個倉庫的保管和圖書發行工作,並順手打開了書庫的大門。司徒看到裏面堆積如山的圖書,淡淡的書香仿佛使他回到半個月前的洞庭湖畔,空氣中散發着誘人的泥土芬芳多麽使人陶醉!他的面前又開啓了另一個通往知識海洋的大門,他又可以在裏面暢遊了!他的臉上露出了一絲不易覺察的微笑。特别是當他拉開塵封的文革時被紅衛兵“掃四舊”所收繳的大量圖書書架的幃幕,發現裏面盡是文化精品,如《楚辭》、《戰國策》、《全唐詩》、《宋詞》,《紅與黑》、《茶花女》、《包法利夫人》、《雙城記》等名著,以及不少哲學、論理學書籍、字帖、字畫等,但由於當時的形勢,暫時放在書店的倉庫裏保管,運動的高潮過後,再也没有人理會了。想不到他現在竟成爲了它們的保管者,有機會瀏覽和開發這筆寶貴的文化資源。

  他翻着翻着,差一點驚叫起來,在阿拉伯民間神話故事《阿裏巴巴和四十大盗》中,只要念 “芝蔴開門”這句咒語,那寶庫的大門立刻自動打開,他所面對的不也正是一座魅力無窮、神秘的寶藏嗎?但在店裏的其他職工面前,他極力抑制住自己心中的喜悦,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又把幕布蓋上。

  他分到一間只有十多平方米的又黑又濕的小房間,類似最初中國寺院住持所住只有方丈大小。屋裏除了空空如也的木板床,一張小桌子和小凳子以外,别無它物。他只有一個從農場帶來的紙箱,裏面放着一些日常用品、一套舊軍裝和十幾本書。他終於擁有了一個自己可以支配的小空間。他踱來踱去,或躺或卧,時而沉思,時而看着屋頂上的梁柱,數着上面的板瓦,遥想當年有多少莘莘學子爲了得到秀才舉人等功名在此冥思苦想的樣子,其中恐怕也有像範進那樣皓首窮經、晚年得中腐儒。但歷史的風烟已消散,他們已經消逝得無影無踪,眼前只有空盪蕩的屋頂,他又泛起的無限蒼凉、不勝今昔之感。但不管怎樣,這個陋室倒也是一個和外邊喧騰的世界隔開的清净之地。他在那裏度過了三年多的書店生涯。

  司徒從書店原來的倉庫保管員那裏接管了鑰匙,清點了裏面的藏書,正式成爲它的保管員。原來的老保管員是一個老右派,1957年因爲多説了幾句話而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其後一直不得翻身,在農村監督改造了多年,後來分到書店當了保管員。這位老右派給人的印象是敦厚、老實、很守本分。他帶着司徒繞着倉庫到處走,告訴他哪個地方漏雨,下雨時,記住在油布上放一個臉盆;哪個地方有個洞,下雨時,可能會滲水進來;哪個地方還有裂縫要補,否則老鼠可能會爬進來。他還特别提醒,這裏保存着50萬套《毛澤東選集》和堆積如山的《毛主席語録》,這些都是革命的紅寶書,特别要注意防火、防水、防盗,並意味深長地説:“我的保管任務完成了,這個倉庫裏的圖書都歸你保管了。”望着他的背影,司徒不由想起當年林冲被發配到滄州去看管軍馬草料場,從老軍手中接過鑰匙和盛酒的葫蘆一樣,感到既光榮又責任重大。

  50萬套紅寶書,按當時湘潭縣人口計算,差不多每人一套。當然,這些書不僅僅以湘潭縣爲發行範圍,還覆蓋湘潭地區的其他縣市,如湘鄉、韶山、醴陵、茶陵、攸縣、欞縣(今炎靈縣)等。 在那個火紅年代,能够保管這些紅寶書,是上級的一種信任,也是可以引以爲自豪和驕傲的事情。不過,司徒倒没有什麽特别的想法。

  他特别關注的是倉庫的另一角裏的那批作爲紅衛兵運動的戰利品的圖書。老保管員告訴他,這是全市“掃四舊”時没收的“封、資、修”圖書,放在這裏等待處理,已經造册登記,没有上級的批條或批示,不能讓任何人翻閲。“不過,”老保管員壓低聲音對司徒説:“當然,你作爲一個保管員,大概可以例外。不過,我看這些書恐怕你以前也看過。”他從老保管員那裏完成了全部的接管程序,以一個新主人的身份開始履行他的職責。

  老保管員離開自己的崗位以後,還在店裏做一些輔助性工作。因其在政治上受過挫折,所以對任何事都顯得謹小慎微。平日話也不多,下班後就獨自回到自己的小房間裏,度過自己的業餘時間。司徒對他産生了濃厚的興趣,想法靠近他,打聽他爲什麽成爲了右派,但這個目的始終未達到,因爲他已經成了驚弓之鳥,處處設防。周圍的人只知道他是個右派,倒不一定、也没有必要知道他的底細。司徒讀書時就知道很多右派並不是壞人,所以常常抱着一種同情的心態和他接近。後來,老保管員退休了,並到鄉下居住,離開了他曾經生活過的是非之地,以後再無音信。

  司徒除了保管圖書外,還同時負責圖書的運輸和發行。那時圖書都是自上而下,通過新華書店這條渠道發行。如果有新書運到,就會通知他到汽車站、火車站或碼頭提貨。書店爲此給他配了一部可以載重200斤的載重型自行車。如果只是少量圖書,他就把它裝在自行車尾架上,經常一個人把三五包,百餘斤重的圖書運回來或者發行出去。如果是大批的圖書,特别是逢開學,全縣中小學所有的課本都由書店壟斷經營,動輒就有上萬套課本和教學參考書。碰到這種情况或發行一些宣傳性的政治讀物,就要雇請搬運工人。他把自行車放在板車上,搬運工人在前面拉,他在後面推,碰上陡坡(坎),就像當初在農場上當“縴夫”一樣,一邊“哎呦哎呦”地喊着號子,一邊吆喝行人讓開,經常累得滿頭大汗。中間休息,他接過搬運工人的舊軍用水壺,你一口,我一口,輪流喝,時間一長,和市里搬運站的搬運工人混熟了,有些還成爲朋友。

  這些搬運工大部分是生活在社會最低層的一群,有無業遊民、販夫走卒,以及一些勞教、勞改、刑滿釋放人員,其中也不乏一些政治上的失敗者,或是舊社會的軍政人員。有些人還在江湖上或上海的十裏洋場、國民黨軍政界,或其它白道、黑道上混過,還有摘帽的右派、文革中被掃盪出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未安置的人員。他們有些人有很深的閲歷,各有自己的“光榮史”或奮鬥史。在與他們一路往來的過程中,司徒熟悉了不少這些人的臉譜。他們身上一方面折射出建國後頭20年所發生的社會變革、重大事件,另外,司徒也在他們身上熟悉了社會最低層族群的生活方式、喜怒哀樂、人情冷暖、日常交往等光怪陸離的衆生相和人生百態,學到了很多書本上没有的東西,在認識社會、瞭解人生、豐富生活閲歷、提高對事物的洞察力等方面得益匪淺,正所謂“事理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

  他在書店裏也作爲一個幹部,參與聽政治報告、搶險、救灾、下鄉等,有機會接觸局長、部長、縣長之類的人物。司徒對這些人往往敬而遠之,因爲他們的氣質、身份、地位都與這些搬運工人有很大差异,還每每擺出一副官架子,以一種居高臨下、説教的口吻對他人發號施令,盛氣凌人。除了公務外,司徒極少與他們往來,他既不善於鑽營,更無心在政治上謀求什麽發展。他對個别不學無術又目空一切的領導人内心充滿了鄙視和厭惡。如縣裏有一位掌握最高權力的軍代表,很善於用部隊的管理方式,來對待縣裏的幹部,動輒在大會上批評或指責人,縣裏的幹部都很怕他。每逢開大會,只要他從會場的走道通過,兩邊立刻鴉雀無聲。有一回司徒恰好撞在這位軍代表的“槍口”上。

  那時,書店與招待所聯在一起,書店有一個小門和招待所相通,有一段時間,書店的職員都在招待所搭食。有一次開全縣幹部大會,時值盛夏,司徒穿着背心、短褲、拖鞋到飯堂打飯,被這位軍代表看見,并且把這件事暗暗記在心裏。事後,他把書店的領導找來批了個狗血淋頭。這位領導代人受過,只有自認晦氣,當面向這位飛揚跋扈的軍代表作了檢討。過後,私下提醒司徒要注意個人形象。

  其實,當時大家的穿着都很隨便,不過這次恰好是開幹部大會,又碰上了這位“官老爺”,這次事件更使司徒對那些高高在上的擺架子官老爺深惡痛絶。他經常對人説起當年中山大學一位很著名的戲劇家董每戡寫的兩句很有名的詩“書生自有崚峥骨,最重交情最厭官。” 這成爲董先生的一大罪狀,在1957年被劃爲右派,後被遣送回湖南長沙鄉下,直到80年代才平反。這位老先生多年杜門不出,用土紙和報紙寫了不少戲劇史的著作,藏在烟囱和屋頂瓦隙中,直到近年才整理出版。這位老先生的骨氣對他的影響很大。

  司徒在書店的職責除了保管就是發行圖書,從全國各地的新華書店發行來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圖書,都由他親自開拆,并發行到門市部或鄉下代銷店。他有機會第一時間閲讀各種新書,雖然當時出版業一片凋零冷落,但他畢竟比别人幸運得多。書店裏的書主要是馬列著作或其輔助讀物、紅寶書和其他政治書,但也有一些文藝性的書,如《李自成》、《紅岩》等走紅的小説,還有一些社會科學和歷史方面的著作,他都可以先睹爲快。正由於這樣,他認識了一些人的臉譜和一些晚節不保的人。

  比如他親手發行過《李白與杜甫》這本書,作者爲了迎合某些領導人的偏好或某種社會思潮,不惜改變過去對這兩位大詩人的一貫態度,而采取了言不由衷、媚俗的思想方法,對杜甫的評價欠客觀、公正。其書抑杜揚李,違心地把杜甫説成是地主出身,把其在成都浣花溪草堂開的一家藥店説成是出租土地,更有甚者竟説《茅屋爲秋風所破歌》並不反映杜甫那種天下爲公、推己及人的崇高、寬廣的胸懷,把詩中最後兩句“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曲解爲是杜甫自己想擁有崇樓廣厦,完全否定了這位詩聖的初衷。

  看到這種論調,司徒很是反感,杜甫是最貼近老百姓的詩人,但這位作家可能出於迎合政治上的需要,居然往杜甫臉上抹黑。他第一次看到這本書,就感到這位大文學家進了官場以後,已經變了味,越來越背離其原來的歷史唯物主義和現實主義創作道路,走上了一種投機的、媚俗的創作方向。其雖然在政治上走紅,但作爲一個文化人的形象却受到矮化和貶損,這是一個歷史的悲劇。但他同時也同情、理解深深卷入政治漩渦的這位作者,其大概也有很多難言之隱,形勢在不斷地腐蝕其肌體。司徒的這種見解也與後來得悉的北京大學著名學者洪煨蓮對這本書對杜甫思想的曲解鳴不平有某種共同之處。

  但不管怎樣,這類圖書在當時對他來説,就像甘露一樣澆灌在他那龜裂得幾乎要冒煙的心田上。通過這類閲讀和對比,他不斷增强了判斷是非的能力。

  那時,縣城裏基本上没有什麽娱樂可言。附近只有一所電影院,除了上演一些《地道戰》、《地雷戰》、《小兵張嘎》等革命教育片以及《紅燈記》等八個樣板戲,還有當時不多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影片,如朝鮮的《賣花姑娘》、阿爾巴尼亞的《海岸風雷》、《第八個是銅像》等以外,其他的影片是看不到的。他有時爲了調節一下生活,也在電影院裏逗留一兩個鐘頭,或者到商店裏溜達一會兒。

  晚上店裏的人各有自己的生活,他幾乎每天晚上都蝸居自己那又小又濕的陋室裏,在昏黄的燈光下,聚精會神地閲讀,像他在文革中那片緑洲裏辛勤地一樣耕耘着。

  司徒的小房正位於書店人來人往的走廊上,不時有店裏的領導或同事不打招呼推門而入,或從窗口往屋裏張望。爲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他用肥皂箱剪成一個小臉盆大的紙燈罩套在燈泡上,並在這些圖書上放一些馬列主義的著作或報紙,使得從窗外窺視的人以爲他在看時事讀物。同時爲了避免被那些唐突推門而進的人弄個措手不及,他在門後放了一張日字凳,這樣推門時,凳子所發出的響聲,就會使他警覺起來,並贏得時間來收撿那些被認爲是“有問題”的圖書。這個辦法非常有效。他就像沙漠裏的胡楊樹一樣,表面上一片乾旱,但地下汩汩而出的泉水,使其根部吸足了生命之源,所以生長得高大挺拔。那幾年,他就這樣閲讀了大量圖書,書店裏竟無人覺察出來。

  實際上,他從進學校以來,早就形成了這種嗜書如命的習慣。爲了求得一本中意的好書,他不惜代價,想方設法收集。書店附近有一個廢品收購站,他路過那裏時,總要進去看一下那些即將化漿回爐的書籍裏是否還藏有什麽遺珍。

  有一次,他看到兩本文革前出版的吴楚才主編的《古文觀止》。他征得店主的同意後,回到書店裏,用自己書架上積存下來的相當於那兩本書十倍重量的報紙和其他舊書把它們换下來,視爲珍品,展讀再三。這兩本書隨着他浪迹天涯,一直保存到現在,裏面打滿了眉批和圓圈。

  他來店不久,書店進行了一次清理圖書的活動,把歷年積存下來的所謂處理圖書存放在墻角,準備作爲廢品運往造紙廠化漿處理。他親自參加了這次申請報廢圖書的處理工作,非常惋惜地在許多名著上打勾。想到這些人類文明成果中所藴涵偉大哲學家、藝術家、作家、詩人的深邃思想和智慧,一個個閃光的人物形象,在他手裏劃上處理的記號後,將送往造紙廠的碱池裏,他心裏有説不出的難過。

  但店裏的其他人對這些書的命運反應非常麻木,他們並不認爲這是一種褻瀆、更不是一種罪過,而是在清理“封資修”的文化垃圾,是一種文化的“消毒”行爲。當他們把這些書從書堆裏拿出來丢到墻角裏的時候,顯得非常輕鬆,有説有笑。

  這些書清出來以後,堆放了一個多月,未作任何處理。日子一久,店裏的人也就熟視無睹了。而他每路過那裏,依稀聞到一種幽微的書香,仿佛那是一堆金子,總是吸引着他的目光,他恨不得馬上撥開罩在上面的油布,尋找裏面埋藏的豐富的礦藏。

  終於有一天,店裏的大部分職工都下鄉發行圖書去了,只有他和那位老保管員留在店裏。他利用這個機會,小心地翻開油布,從裏面挑選了二、三十本各方面的精品圖書,放在書堆的旁邊,以後每次從它旁邊路過,就今天拿一本,明天藏一册,放在他小房裏的肥皂箱裏。這裏面有《兩漢文學史》、《中國文學史》、《歐洲哲學史》、《俄漢大詞典》等。他心裏對此並没有感到忐忑不安,他認爲這些書與其送到造紙廠去,不如把它們搶救出來,也許以後還會有很大用途。後來這批書中餘下的全被送到湘江邊易俗河造紙廠去了,裏面還有很多好書未能保留下來。

  但是人類的文化遺産是任何暴力都消滅不了的,這些圖書版本還在别的地方保留下來了。改革開放以後,他小心保存的書和被化漿的書都出了新版本了。他後來拿新的版本和他的舊版相對照時,不由得感慨萬千。新書的裝璜、紙質雖然很精美,但從他手裏搶救出來的舊書却令他倍感珍貴,一直像寶貝一樣放在書架最顯眼的地方,不時還拿出來翻閲,並回想起那一段不尋常的歲月和搶救它們的戲劇性情景。

  這些冒着危險選出來的書後來伴隨着他輾轉各地,成爲他最好的朋友。每天晚上别人在享受人生時,他却沉浸在書海里,如饑似渴地閲讀,這大概是他在書店積累的最大一筆財富。

  三、摇撥浪鼓的發行員 

  湘潭鐘靈毓秀、人文薈萃,是革命的一個策源地。近百年來出了不少文才武將,除了誕生了一代偉人毛澤東以外,還誕生了世界文化名人齊白石、軍事家彭德懷等一大批三湘的精英,以及中國近現代史上站在時代前列、叱咤風雲的歷史人物。近世有曾國藩父子、一代女俠秋瑾的夫家也在湘潭,她本人在湘潭住過幾年。孫中山的摯友劉道一也長住這裏。孫中山僅存的兩首詩中,就有一首是紀念劉道一的。其詩《挽劉道一》雲:

  半壁東南三楚雄, 劉郎死去霸圖空。

  尚餘遺業艱難甚, 誰與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風悲戰馬, 神州落日泣哀鴻。

  幾時痛飲黄龍酒, 横攬江流一奠公!

  特别是劉道一的故居就在離書店不到200米之處,房子雖然很破爛,但那裏的一磚一瓦都洋溢着感人的精神力量。每當他讀到孫中山的這首詩,就深深感到湘潭是一片神奇的革命的熱土,也分外渴望能够踏上她的山山水水,領略各個時代革命的烽烟遺迹遺址和既古檏又現代的民風民俗,傾聽她脈搏跳動,去憑弔她的英雄兒女。

  湘潭縣書店承擔着縣裏66個公社的圖書發行任務。他們依靠當地供銷合作社作爲據點,建立起城鄉圖書發行網絡。店裏的職工經常下到基層和供銷社的職工一起發行各類圖書,同時也幫助供銷合作社開展購銷業務。

  到了當地的供銷社,他和那裏的售貨員一起用自行車或手推車裝着一包又一包的紅寶書,以及一些農業技術和科普讀物,送到各個大隊的文化室、中小學和農民手中,同時收購當地的農副産品和廢品。

  爲了招徠生意,他也和售貨員一樣,在手推車上插上一面三角形的小紅旗,一只手拿着撥浪鼓,沿着大路小巷,一邊走,一邊拖長音調大聲吆喝:

  “收買——

  爛銅、爛錫——

  鷄毛、鴨毛——

  猪骨、牛骨——

  圖書、報紙——

  棉被、繩索——

  爛鞋、爛布……”

  每吆喝一聲,就摇一下撥浪鼓,在村場、曬坪、街頭、巷尾停下來,招來不少小孩圍觀。不少大人、小孩也不知是從哪個屋前屋後撿來的半個酒瓶子、或一塊破犁頭、幾件沾滿了污迹的舊衣服、三兩雙破襪子、幾塊牙膏皮、一串帶血的猪骨頭、半根牛角、一張破漁網,幾塊爛鞋墊等前來交易。往他們手裏塞上幾塊水果糖,也算是一種等價交换了。碰上精明的村民,就要多費時間。他們往往盯着秤杆,看它是翹起來,還是往下垂,如果發現有一絲一毫的出入,往往不依不饒,而老人、婦女還喜歡討價還價。應付這些各式人等,還頗費腦筋。但不管怎樣,他每次都能滿載而歸。回到供銷社,拍掉身上的灰塵,痛痛快快地洗個澡,很快可以進入夢鄉。就這樣既辛勞又充實地度過了在鄉下的日子。

  1970年夏,他獲准回家探親,返程時路過廣州外文書店。那時俄文版的《列寧全集》降到幾角錢一本,他花了兩三元錢,買了五六本《列寧全集》,沉甸甸的帶回書店。晚上就藉助那本從報廢的書堆裏撿回來的《俄漢大詞典》,一個單詞一個單詞查,非常費力地閲讀。在這次回家的路上,他還購買了《現代地球學的理論基礎》、《工業統計學》等俄文專業書,回去後就開始着手翻譯,大概用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把它們都譯成中文。特别是前一本書涉及到地質、地球物理、數學、力學、古生物學等基礎理論,非常深奥,單詞也很陌生。他憑着堅定的信念和頑强的毅力,一個單詞一個單詞地啃,終於把這塊硬骨頭啃了下來。

  這本書向他打開了一個非常寬廣的地球表層和深層結構。地球的對蹠、和諧又充滿了數學比的圖形美,經常使他激動不已。

  大概兩年後,當他譯完了最後一句話,合上辭典時,感到非常欣慰。他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書稿寄到了北京商務印書館。大概過了兩三個月以後,他收到了退稿信。責任編輯在信中寫了當前出版的選題導向、要求、内容和體裁,也指出了譯稿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出版社的編輯還在書稿上做了很多記號,指出其中的錯誤和不够準確的地方。他也深知自己的功力遠遠不够,但這作爲一種練習,在翻譯過程中得到各方面知識的收益是當初始料未及的。這種磨煉,使他的俄文在離校多年以後不但没有遺忘,反而更上一個臺階。1978年報考研究生,他以94分的成績奪取當年中山大學研究生俄語入學考試的第一名。這在當時是很少有的,正所謂“功夫不負有心人”也。

  四、家徒四壁

  1970年夏,他離别家鄉兩年多後第一次回鄉。在當地人的眼裏,他是衣錦還鄉了。其實那時知識分子還屬於老九之列,不但政治地位低微,經濟上也很菲薄。司徒每月的工資除了養活自己,也剩不了幾個子兒。况且他家裏還有年邁的雙親需要贍養和一個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哥哥急需錢治病。

  本來他父親是一個很善於經商的人,但在當時,哪怕是做一點小買賣,都被認爲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而會遭到批判和鬥争。由於家裏太過貧困,他父親只好去撿牛糞,曬干後,用籮筐裝上,賣給城里人做燃料。後來被指責爲破壞積肥,只好放棄了這個活計,另謀出路。

  他家所在的村子和鄰村的荒地上都長滿了野芋頭。這種植物的葉子既寬大,又結實,是一種上好的包裝材料,用來包魚蝦等鮮活的水産品再合適不過。農閒時,他父親就挑上籮筐,在附近的村子收集野芋頭的葉子,綁成一捆一捆的,挑到市場去賣,但就連這點生計也被指責爲是一種資本主義行爲而受到制止。

  爲了防止村民外出做小買賣,村裏動用民兵晚上放哨、巡邏,越軌之人會遭到没收工具、物品或受到批鬥等處分。那時他家裏已經快要斷炊了。他父親只好鋌而走險,在夜裏或拂曉之前,挑着野芋頭葉,沿着村邊的小路,來到漠陽江渡口,趕在天亮之前,來到縣裏的市場,在水産店、小攤檔前,逐一叫賣,好不容易才賣到一兩元錢,充其量,只能買到兩斤米。

  司徒回到家裏,聽家里人訴説這種苦難,心裏感到非常慚愧,流下了辛酸的眼泪。長期的食不果腹,使得他父親未老先衰,生活的重負壓得父親没有絲毫喘息的機會,這一切沉沉地壓在司徒的心上。

  從這裏我們也不難看出,當時“割資本主義尾巴”是何等荒謬!甚至連挑一種植物的葉子去販賣這樣一點生存之道都被剥奪了,都被認爲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最後没有辦法,只好變賣家當,不過家裏早已没有什麽東西賣,連窗户欄杆都拆下來賣給小販了。家裏可以夜不閉户,因爲已經没有任何值錢的東西讓小偷光顧。特别是家裏生病的二哥,病一發作,就大吐鮮血,只能由當地的赤脚醫生臨時處理或吃點偏方,從未得到良好的治療。這次探親後大概不到兩個月,二哥就在一次發病中死去,年僅三十出頭。

  原來對兒子考上大學充滿了憧憬的母親,也未能實現她的願望。因爲兒子回來就跟當年離家讀書一樣,除了一個手提袋和從省城裏帶回來的糖果以外,别無他物。左鄰右裏前來問候,只能請他們吃一兩塊水果糖。他没有在家裏呆多久,很快回到了單位。不過這次探親使當年在農場發生的“浮士德事件”時盛傳關於他的種種流言不攻自破。一直壓在父母心頭的一塊石頭總算放了下來。這恐怕是最大收穫。

  他離家才幾年,不僅家庭破敗,一片凋零,而且在文革的浩劫之中,他的家鄉也受到了極大的衝擊,變得面目全非。村裏的風水塘前面的一個河涌被堵塞,失去了活水,變成了一個死水潭。大量的污水排放到魚塘,上面泛起一層緑色的水藻,還加建了糞坑。原來清可照鏡、緑漪連綿的水面,變成一片墨緑色,散發出一陣陣腥味。塘基上原來栽種的灌木叢和各種花艸,已經盪然無存,代之而種的是番薯、花生等。

  多少年來,村裏都没有新建的民房。學校前面一直是村裏標誌性的旗杆塔,原來都是兒時遊玩的地方,現在早已拆除,變成長長的花崗岩石條鋪在村間的大路上。最高一棵桄榔樹,原是漠陽江口導航的標誌,也不知什麽原因,這幾年被砍掉了。村落裏原來作爲學校用的祠堂,墻壁上的雕刻和壁畫被“把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鬥資批修”、“抓革命、促生産”等標語口號所覆蓋。

  “哦!這難道就是我夢中的故鄉嗎?不!不!不!”司徒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劫後餘灰,家國命運,一齊涌上心頭。他環繞着小村周圍走了一趟,獨立江邊,良久地望着農家屋頂的炊烟。因爲要割資本主義的尾巴,村裏聽不到鷄鳴,也聽不到猪叫,更没有多少耕牛在田野上吃草,到處都是冰凉的一片。人們都到田裏從事集體生産勞動,只有幾個老弱婦女和幾個殘疾漢子在村裏殘留的幾棵樹下閒聊,躲避夏日的驕陽。

  司徒面對眼前的一切,感慨萬千。不但個人、家庭的命運如此,他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也是如此的凋零、破敗。這就是所謂的“大躍進”,特别是“文革”造成的劫難。這裏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每一條小路、每一棟房子他是多麽地熟悉,但是眼前這一切都蒙上了這場革命所造成的傷痕。

  他在家裏呆了兩三天,就匆匆地回到縣城裏,來到廣東兩陽中學。這所在他記憶中留下深刻印象的百年老校也景物全非。原來熟悉的校園被分割成三塊:一塊劃給崗列小學,一塊是剛建的陽江師範學校。它的核心部分就是母校所在地,但已經改名崗列中學。學校所依託的高聳的髻山,原來是古木參天、鬱鬱葱葱、氣勢雄偉。當年他在此讀書的時候,每每登上髻山之巔,遥望遼闊的漠陽江三角洲平原,有時候引吭高歌,和同學們指點江山,縱談天下大事,抒發學子之情。如今半壁山體已被鏟除,在那裏建了一個雷達站,猶如在一個美人的身上烙了一塊疤痕,已不再具有當年宏偉瑰麗、嬌嬈動人的景致。

  學校的老師大部分已經調走或者遣散到别的地方,他所見到的都是一副副陌生的面孔。學校裏除了一些標語口號以外,看不到有催人奮發、爲國家龢民族拚搏攻書的標語口號,聽不到琅琅書聲。那裏的每一條路,每一個記憶,似乎都被這一切掩蓋了。

  司徒在當年走過的小路上徘徊了一陣,力圖尋找回失去的記憶和他想見的人。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位初中的同班同學,在這裏當化學老師,但生活也很艱辛,全家住在只有十多米見方的一間平房裏,門口是厨房,擺着小火爐,放了很多柴火。屋裏的陳設除了一張大床、兩張木凳和一張書桌以外,别無長物。能够顯示現代氣息的,大概只有那幾雙塑料拖鞋,這是現代高分子化學工業的産物。當然還有一個方盒子的半導體收音機,每天就靠它收聽遠方傳來的革命歌曲和“把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叫喊。

  那時流行“上管改”的口號,即所謂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管大學,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雖然母校不是大學,但招收的學生,也同樣使用這個口號。化學老師上課也要講一些標語口號,也要帶頭讀“毛主席教導我們説……”,或講“教育要革命”、“鬥資批修”等,然後才進入化學教學的内容。這位化學老師的生活也很潦倒。他的獨生子因出生時,他到鄉下支農,不能照顧,得了小兒麻痹症。長大以後,智力受到損害,走路一拐一拐的,他爲此很悲傷。司徒聽了他的傾訴,也長吁短嘆。從這位老教師的命運,也看到了學校的命運,乃至當時教育界所蒙受的損失。一直到了2002年,這位老師的小孩才高中畢業,後來終於考上了一所職業技術學院的計算機專業,也總算是爲他以後的生活學得一技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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