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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 文章内容

第五章 浪迹三湘大地



  一、唱起《地質隊員之歌》

  建國以後,爲了適應方興未艾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全國地質事業發展非常迅速,改變了舊中國地質落後的狀態。很多青年學生都投奔到祖國的山川大地,開展地質調查,尋找國家急需的礦産資源。這種激情的餘波一直到70年代前後仍然在中國的大地上激盪。

  他從中學時代起就曾經憧憬當地質隊員,富於浪漫色彩的地質隊員的生活在他的腦海深深地扎下了根。特别是那首廣爲流傳、膾炙人口的《地質隊員之歌》也曾經唤起他火一般的熱情,他渴望投入大自然的懷抱,揭開地下的奥秘,尋找年青的共和國建設所急需的礦産。

  “前面總是起伏的荒原,身後總是嶄新的廠房,每當找到一處礦藏,馬上再换一個地方……”這首《地質隊員之歌》,在20世紀50年代,伴隨着祖國經濟建設的熱潮,唱響了幅員遼闊的中華大地。

  另一首歡快、激昂的歌曲《勘探隊員之歌》,也是他最愛唱的,“是那山谷的風,吹動了我們的紅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們的帳篷。我們有火焰般的熱情,忘記了飢餓與寒冷”,他深深地爲地質隊員的豪邁氣概所感染。

  司徒常説其中的一句歌詞“哪裏需要,哪裏就是我的家”是地質隊員生活真實寫照。司徒像所有加入這個隊伍的地質新兵一樣,心裏充滿了對野外地質生活的向往和戰鬥激情,那首鏗鏘有力的《地質隊員之歌》時時在他的心頭響起。

  高爾基的名言“大地好像知道那真正的、聰明的主人已經誕生,於是打開自己内部,把寶藏在主人面前展開”也曾激勵他有朝一日去實現這位偉大文豪的預言。

  雖然在書店的工作安穩閒適,但實際上他是作爲縣的一名普通幹部,除了正常的業務活動以外,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時間被抽調去參加各種臨時性的工作,如救灾搶險、社會調查、支援農業等。

  隨着時間的推移,他逐漸發覺這些臨時性的工作佔用了他大量寶貴的時間,嚴重地打亂了他原來設想過利用書店來營造一個書齋的計劃。而隨着當時地方政治與經濟形勢的改變,尋找礦産被認爲是這個縣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因爲湘潭是我國重要的黑色金屬,如鐵、錳,以及矽砂和煤炭的重要産區,當時全國上下都掀起了建立“五小工業”(即小化肥、小水泥、小造紙、小鋼鐵、小煤炭等)的熱潮。

  作爲一個礦産大縣,當地群衆的報礦熱情也很高。經常有一些群衆拿着黄黄的像黄金一樣的硫鐵礦或是透明的好像羊角一樣的水晶到縣裏找有關部門要求鑒定、勘探和開採。

  不久縣裏的有關部門就獲悉司徒是學地理出身的。1972年的夏天,縣組織部門把他從新華書店調動到縣的礦産公司,從事群衆報礦的工作。其實,在大學裏,地質和礦産是作爲普通地質課程的一部分内容,而不是他的專業。但在縣裏的幹部中,像他這樣略知一二的也可以説是鳳毛麟角,他順理成章地成了礦産公司管理群衆報礦工作的唯一的技術員。

  爲了鑒别各種礦産的種類、性質等,他在自己的房間裏,擺上各種壇壇罐罐,裏面裝有五顔六色的各種試劑。他借來兩塊大床板,把一些小瓶子、滴定管、三角杯、燒杯、天平之類的東西擺上去,埋頭對群衆送來的硫鐵礦、鎢礦、錳礦等進行研究,一份份鑒定報告從這個簡陋的實驗室裏源源不斷地送到了礦産公司的領導手中。

  爲了尋找新的礦産和檢驗群衆送來的樣品,他像當年在學校進行地質實習一樣,帶上鐵鎚、羅盤、地圖、放大鏡、望遠鏡、測斜儀等到野外去,一個人流連於這個縣的山山水水之中。有時候找當地的幹部談話,請老農帶路,在曾經挖過的礦坑裏面進進出出,希望找到新的礦源。這項工作的流動性和圖書發行工作也差不多。正是這個職業,使他結識了湖南省地質局區域地質測量隊的工作人員。

  事實上,憑這些簡單而且有限的設備、裝置,根本不可能對復雜的礦物作出成份鑒定和進行開採的評價與論证,他不得不帶着鄉下送來的樣品,去請求地質隊協助解决。

  和地質隊的人接觸時間長了,他産生了到地質隊工作的想法。他的調動請求提出後,當地的組織部門很快批準了。他懷着自己新的願望來到地質隊報到。

  但是,他當天上午報到,下午馬上開拔到離大隊部100多公里以外的駐瀏陽縣地質二分隊從事野外考察。他忍着飢渴和疲憊,踏上了大革命時代重要的根據地——湖南省最大一個木材産地瀏陽縣,開始了他的地質測量生涯。

  他所在的二分隊是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誕生過一大批叱咤風雲的人物的地方,是戊戌變法著名的“六君子”之一譚嗣同的故里。譚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詩句震撼整個清王朝,至今仍爲絶唱。

  在民主革命時期,瀏陽縣又出了王首道、楊勇、吕正操、宋任窮、黄平、李貞等一大批將軍,和湘潭以及湖北省的紅安一樣是有名的將軍縣。

  對於司徒而言,特别有意義的還在於瀏陽河河床就是一個地質博物館。它底下埋藏着一種地質作用形成於幾億年前的菊花石,像石灰岩一樣,黑白相間,上面有許多像菊花一樣的花紋,故名。開採出來以後,按照它的花紋,可以雕刻出栩栩如生的各式形狀不一的菊花,有的燦然開放,有的含苞待放,千姿百態,美不勝收,這種工藝品飲譽全國。

  瀏陽作爲湖南主要的一個木材産區,森林非常茂密,還有不少原始森林,過去出産著名的楠木,是歷代封建王朝徵用的對象。北京、西安、南京、洛陽等地宫廷裏巨大的建築用材很多是來自瀏陽縣。這裏山川靈秀,物産豐饒,多少個世紀以來著名的瀏陽鞭砲報導了不計其數的各種紅白喜事,伴隨了多少改朝换代、人世滄桑。這裏還出産著名的金橘,以及鐵礦、錳礦等。這些資源爲基礎地質、民情民俗、社會歷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原始材料。在這樣一個地方從事地質調查,不僅可以彌補他地質修養欠缺,還獲得很多社會歷史知識。

  他感到很滿意,因爲他們的小分隊駐地就在瀏陽河畔一個稱爲河背的地方,那裏有一座三層小樓的教堂,教堂的尖塔高高地聳立着。當年西方教士曾在這裏傳教。山崗上古木參天,有些樟樹要兩個人才能合抱過來。他們的宿舍由這個教堂改造而成,打開窗户,可以鳥瞰瀏陽河。

  “瀏陽河,彎過了幾道彎,幾十裏水路到湘江……”這首膾炙人口的歌使名不見經傳的瀏陽河家喻户曉,天下聞名。九曲逥環的瀏陽河如同《瀏陽河》的歌詞、旋律一樣美麗。它從湘東最高的山脈大圍山東、西麓發源,一路蜿蜓,清冽純净的河水伴着兩岸古老的歌謡、沁人的稻香,在瀏陽河中段的雙江口會合,再汩汩滔滔奔湘江、奔長江、奔東海而去。

  他們從事的區域地質調查是流動性最大的工作。每年約有8個月的時間在野外從事勘探和考察,他們帶上地圖、鐵鎚、放大鏡、羅盤等地質工作四件寶,餐風露宿,吃百家飯、睡百家床,在林莽中、在曠野外、在山巔水涯、在荒村古廟、在烈日下、在風雪裏,一步一個脚印,默默地奉獻着,探尋地層的奥秘、生物的進化……。工作成果主要是區域地質報告和地質圖,記録了地質變遷、礦産分佈,反映了大自然的歷史。這些成果,既有久遠地質時代的挽歌,更有新生代人類出現的曙光。

  他作爲一個地質技術員,外出的時候,身上帶着鐵鎚,用它來敲打大自然偉力所形成的各種岩礦,包括那些離現在幾億年、十幾億年的地層和岩石,有離現在幾億年恐龍猖獗一時的中生代地層,也有人類出現的一百萬年以來的第四紀新生代的地層。這個小小的鐵鎚給人們揭示出掩藏在地層裏的大地變遷、氣候變遷、生命的來源和進化的各種奥秘。這些地層和岩石就是地球的檔案,裏面藴涵着宇宙變化的哲理、規律、生命的各種密碼和信息。這小小的鐵鎚是打開知識大門的一個鋭利的工具。

  還有放大鏡,在野外每打開一個地層露頭、一個岩石的斷面,放大鏡底下所展現的是各種岩石的性質、結構、搆造和它們的成份,反映的是世界無限精彩的優美的排列組合和它們的相互關係。放大鏡是肉眼的延長放大,只有方寸大小,却透視了一個五彩繽紛的大千世界。透過這個世界,我們仿佛順着時間的隧道回到了遥遠的太古時代。那時候,地球還處在激烈地變化、運動中。在放大鏡底下可以看到各種生命留下的痕迹,從寒武紀的三葉蟲、中生代的恐龍、第四紀的各種魚類、哺乳類,還有大量成煤的蕨類,中生代的裸子類,以及中生代以來的有花植物,還有在海洋裏生活的各種魚類、貝類,也有陸上的爬行類、靈長類、哺乳類等動物。

  這個小小的放大鏡好像給人們展示了一條延伸到宇宙洪荒時代的時光隧道。不同的生命、各種各樣的運動都在放大鏡底下,在鐵鎚的敲打聲中,一個個走來。這是多麽有趣的、又充滿哲理的、生命的、地球的、物理的、化學的、生物的進化規律。小小的放大鏡是一個色彩斑斕、變化萬千的萬花筒,透過它,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書中對大自然所描述的那段精彩的文字:“整個自然界,從最小的東西到最大的東西,從沙粒到太陽,從原生物到人,都處於永恒的産生和消滅中,處於不斷的流動中,處於無休止的運動和變化中”。但最能表達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思想所莫過於地層的變化、生命的變化和它們的變化規律。

  羅盤也是野外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在茫茫的原野上,在茂密的林莽中,一刻也離不開指南針。每出野外,他總在腰帶上或者掛包裏放上一個羅盤,以周圍的制高點、顯著地形作爲參照物,確定自己所在的位置,以便决定下一步要走的方向、要達到的目標。

  地圖也是野外工作必要的一種工具,也是地質調查的結果。他們使用的都是5萬分之一以上的地圖,即軍用地圖,其精度很高,山脈、河流、村莊、道路、林莽、沼澤、水井、居民點都在地圖上一覽無遺。憑着這種地圖,就可以行軍打仗。一個排長、一個連長利用這種地圖來並肩作戰,攻佔對方的目標。在部隊指揮所裏,軍事指揮家也是在這樣的地圖上標上箭頭,對比敵我雙方的地理位置,作出戰略的决策,正所謂“運籌於帷幄之中,决勝於千裏之外”。

  他作爲一個學地理出身的人,深知地圖的科學性、藝術性和實際運用價值。尤其是他們使用的地圖,左上角最顯眼的地方寫着“秘密”或“機密”字樣。這種地圖萬萬不可丢失,如果不小心落在敵對勢力或别有用心的人的手裏,在當時被視爲一種嚴重的政治問題,輕則受到批評、記過等處分,重則受到刑法處理。他們每次在野外都非常注意保管。

  他來隊不久,聽説一個事件。在60年代經濟困難的時期,有一位地質隊員帶着地圖到駐地附近的農田裏挖了幾條番薯,但不小心把地圖丢在番薯地裏了。主人後來到地裏巡查,發現番薯被人挖過,旁邊剛好留下一張地圖。這位地質隊員知道這件事的嚴重後果,非常忐忑不安,但又不敢公開承認錯誤。而這位農民撿到了這份地圖,也知道它的政治份量和經濟價值,於是放出口風,必須要數百元,甚至上千元才能换回這張地圖。這在當時無疑是一個天價,一個地質隊員的工資充其量也不過50元錢,這起碼得賠上一年的工資。後來經過第三者在從中調停,付了100元錢,把這張地圖要了回來。這位地質隊員没有受到紀律的處分,但是這給他一生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司徒聽到這個故事,很受教育。但是事情再謹慎,也會有漏洞。1974年夏天,他和另一位隊員出野外,分跑兩條路綫,每隔500米就要停下來,確定所在地的位置,敲打露頭,記載它的性質,並在地圖上做下定位的標記。

  司徒把地圖夾在文件夾中,完成了工作以後,繼續往前走,到下一個點停下來的時候,他突然發現地圖不見了。想到丢失地圖的嚴重後果,他不由得一身冷汗,不知如何是好。

  他懷着非常不安的心情,瞪大了眼睛,回頭開始進行地毯式搜索,每一塊草地,每一棵小樹,每一條水溝都不放過。大概走了兩百米左右,他眼前一亮,那張像生命一樣重要的地圖正静静地躺在番薯地裏!他急忙快步上前,小心地把它撿起來,長長地嘘了一口氣。

  他回到地質隊以後,不敢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只在他離開地質隊以後,談到地質工作的保密性和艱苦性時,才講出了這件事。在以後的幾年時間裏,地圖伴隨着他走過山山水水。晚上爲了防止意外,他往往把地圖放在蚊帳頂上,或壓在枕頭下邊,心裏才踏實。

  他們的工作,一般是在駐地吃完早餐後就出發,中午往往不能按照預定的時間達到某個地方,他們有時帶上幾個饅頭、包子或其他乾糧以備充飢。如果能找到農民的住家,他們就説明來意,在農民家裏喫飯,飯後給錢和糧票作爲餐費。好客的農民往往非常熱情地招待這些遠方的來客,把家裏最好的飯菜讓他們吃。有時還會拿出自己釀的苞谷酒、番薯酒、屋檐下的干辣椒、干蘿蔔、菜園裏種的新鮮蔬菜,自己腌制的各種酸辣食品、厨房、竈頭邊的薰魚、薰肉、薰鷄、河冲裏撈的田螺、泥鰍、青蛙等款待他們。

  這些家常野味對於他們是一種回歸大自然的享受。所謂“神農嚐百草”,他們則是嘗百家飯,今天在這家吃這種菜,明天又在另一家嘗另一種菜,自有一番滋味。

  當然也會碰到前不着村、後不巴店的情况。如果身上帶的乾糧吃完了,爲了工作不能偏離預定的路綫,這個時候,他們只好到農民田裏掰上幾棒玉米,或在番薯地裏刨上幾只番薯,拿到水溝裏簡單地洗一洗,就往嘴裏塞。玉米還是甜甜的,有時蘿蔔,甚至其他可以果腹的作物的嫩芽都成了他們療飢的食物。每逢這種情况,他們就像當年的八路軍一樣,拿繩子把錢卷成一筒,用一張報紙或其他的標記罣在玉米地顯眼的地方,或者壘一個高高的泥墩,把錢壓在泥巴底下,上面留下一個標誌,寫上“我們挖了幾條紅薯(玉米),留下××錢”這樣的文字,自己也感到心安理得。

  夏天,三湘大地非常炎熱,特别是他們在叢林裏、在山谷中,空氣很不流通,登山時人的體力消耗非常大。盡管出發前吃得飽飽的,一到了山頂,大量的體能消耗使他們感到肚子空空,體内的水份也大量消耗了,即使登山前喝足了水,再灌上滿滿的一個軍用水壺,走到半路,渾身已經濕透了。這時候,他們就尋找地頭裏的井水或山上的泉水。山裏的泉水,清冽甘甜,沁人肺腑,他們往往把頭對着汩汩而出的山泉喝個痛快。他忍不住把脚往水裏浸。水,清凉透徹,當水與肌膚親吻的那一瞬間,感覺甭提有多愜意。水井里長滿了各種水草,不時游過一條草花蛇或跳上一兩只青蛙,他們拔開水草和上面的浮沫,照喝不誤。爲了不致拉肚子,他們每個人的口袋裏都準備了一把大蒜,喝了生水後,嚼上一兩瓣大蒜,憑着這種土辦法,幾年來,腸胃没有什麽不適。

  晚上他們一般是在當地的公社駐地或大隊部借宿,但是如果找不到這些地方,也只好在農民家裏過夜。山溝裏農村的生活條件和衛生條件都是很差的。他們經常打地鋪,把稻草往地上一鋪,再把油布或塑料布攤開放在上面,臨時架起蚊帳,就呼呼入睡。晚上常常是蚊聲如雷,猪圈、牛欄和糞坑裏不時傳來各種味道,有時還有跳蚤、青蛙,甚至蛇類、壁虎、蜈蚣等。有時睡到半夜,不知什麽東西在脖子上爬過,凉冰冰的,用手一摸,原來是一只青蛙,甚至是一條小青蛇。他們經常跟這些爬行類或兩栖類、頭足類打了交道,也習以爲常。當然,他們也帶了一些防備的藥物。蛇是野外工作經常碰到的。爲此,隊上領導給他們每人發了一個防蛇咬的藥丸。聽説這藥丸是百分之百的靈驗。

  有一次,他們來到瀏陽的一個山溝裏,聽説村裏一位農民正在給他的妻子辦理後事。原來,這位農婦前一天到一片林子裏采集野果,樹上掉下一個熟透的柿子。恰好這個果子掉的草叢裏潜伏着一條棋盤蛇,當地又稱五步蛇,即柳宗元在《捕蛇者説》裏面所描述的那種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嚙人,無御之者。”但把它們捕捉來曬干以後,可以治病,文章中提到這種蛇“臘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但是人一旦被它咬了以後,會産生一種風火毒,即神經毒和血液毒交相發作,很快就毒汁攻心,肢體發黑,藥石無效。

  這位農婦的丈夫找了一些土醫,但是並没有效果。他們聽後,立刻拿出一粒藥丸囑其家人,將藥丸分成兩半,讓病婦一半口服,一半涂在傷口上。第二天他們上山之前,聽説這位農婦已經可以起床了。第三天,聽説她可以上山砍柴、餵猪了。正所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粒小小的藥丸給了這位農婦第二次生命。這件事情使司徒感到地質工作雖然很辛苦,但是也很有意義。從此這種藥丸作爲地質隊員們的護身寶,片刻不離身。一直到司徒離開了這個崗位,才把自己那粒藥丸完整無損地交給了隊上領導。

  在野外也會碰到一些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他們用來確定方位的羅盤盒蓋上有一面鏡子,閃閃發光。鄉里人把羅盤又叫作穿山鏡,認爲它有穿透山體、墻壁、人體等功能,用它可以從山的南坡看到北坡的事物。他們在鄉里搭食的時候,一些當地人請他們用羅盤幫忙看孕婦腹中胎兒的性别。他們解釋再三,那些人才作罷。

  還有一次,他們一個物探小分隊在農民家裏搭食。他們走到半路要開始工作時,才發現把一個穿透力和放射性極强的伽馬儀的探頭留在了農民屋裏,他們趕忙返回討還。

  但是這位農民矢口否認。原來他以爲這個外面鍍了一層銀色光芒的東西是一個可以賣錢的寶貝,就把它藏起來,死活不肯拿出來。最後地質隊員只好打開伽馬儀,只聽見大衣櫃裏傳來了“嗚嗚”的聲音,這位農民嚇得臉色慘白,只好乖乖地把衣櫃打開。

  地質隊員平心静氣地向他曉以利害:“伽馬儀有很强的放射性,這是肉眼看不見、摸不着的,但是放在你家裏,它發出的伽馬射綫會使你全家都得白血病。白血病就是可怕的血癌。”這個農民聽了這番講解以後,承認了自己的過錯,地質隊員也没有責怪他。

  記得還有一次,他們來到瀏陽與平江縣交界的一個很偏遠的山村,中午他們打算找家農户搭食。他們個個都戴着像鋼盔一樣野外工作的帽子,身穿藍色工作服,腰間皮帶上掛着軍用水壺和像手槍一樣的測斜儀,背着草緑色的掛包,脚上是半高筒的登山皮靴。他們三五個人組成一個小分隊走在田野上。

  當他們走近當地一户人家時,只聽見“當啷”一聲,門緊緊地關上了。他們好不容易敲開了這户人家的大門,開門的是一個約60多歲的農婦。他們自我介紹是測量隊的,這位農婦慌忙解釋説:“今年夏收收成不好,家裏已經没有多少存糧了,交不起公糧。”原來對方把“測量隊”聽成了“催糧隊”,把他們當成國民黨時期下鄉催收公糧的白狗子或保安隊之類的。他們再三解釋,農婦才打消了疑慮,讓他們進屋歇息。這時又聽見“吱呀”的開門聲,原來農婦的兒子在他們敲門的時候,以爲是抓壯丁的來了,就躲到厨房後面的山坡上去了。現在看了他們的裝束,明白了他們的來意以後,他才從山坡上回來,用番薯米飯招待了他們一頓。

  想到這件事,司徒又記起陶淵明在《桃花源記》裏説“自雲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絶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晋”。原來桃花源記所描述的情景,在他們工作的地方也會找到它的原型。這也説明中國的國情,地方之間發展很不平衡,農民的文化水平有待提高,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毛澤東説的“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中國的問題主要是教育農民問題”這個深刻的道理。

  野外工作一般都是半個月,有時長達一個月才能回到瀏陽城駐地。長期的日曬雨淋、餐風露宿,隊員們都曬得黝黑。有時一個月,甚至兩個月都没有理髮,身上散發着泥土的氣味和汗臭,工作服也布滿了灰塵和油脂。這些和平時期的遊擊隊員。既是一群高素質的腦力勞動者,又是一群能翻山越嶺的體力勞動者,這種雙重身份是其他工作者難以相比的。

  地質測量肩負着披露地層的年代、古生物、岩性、搆造、礦産等任務,事關水利工程、鐵路、公路選綫、城市建設、國防、科技試驗等國計民生和人民生活的大事。地質隊員要有廣博的地質、地球物理、地球化學、古生物、地理、氣象、礦産、機械、工程等方面專業知識和技能;要有從事野外工作所必須具備的堅强的意志、强健的身體,以對付大自然各種突發性事件的考驗,還要有野外生存的本領。每天背上沉重的儀器、一袋又一袋的岩石、礦産等樣品和標本走上五六十裏路,甚至上百裏路,是很平常的事。艱苦的工作把他們磨煉成了一支無論是知識、心理、體魄方面都經受得起考驗的特别能戰鬥的隊伍。所以條件不管怎樣艱苦,他們都要經受這樣的考驗。特别還有一個與其他行業很不相同的特點,他們大部分是一個人遠離家庭、遠離父母、妻子、子女、朋友而結合在一起的團隊,不但要承受巨大的工作上的體力壓力,還要承受着精神的壓力。

  隨着工作的深入、時間的推移和業務逐漸熟悉,他更加熱愛這個工作了。

  但他畢竟學的不是地質專業。雖然在他所學的經濟地理專業中,也開設了普通地質這門課,并且安排了兩個學期,還有一些地形學、水文學、氣象學、土壤學、測量學、地圖學等都與地質調查密切相關課程,但這畢竟還不是地質專業本身。要成爲一位技術熟練的地質工作者,還要補學很多專業知識,比如地球物理、地球化學、古生物學、地層學、岩礦學,特别是這些學科書本上的知識還需要在實踐中加以運用。正如陸游所説的“紙上得來終覺淺,絶知此事要躬行”。他牢記着這一點,他虚心地向那些學歷比自己低的技術員學習。

  他從地圖的定位、測量地質剖面、描述地層、鑒定岩礦、挖掘探槽,以及處理野外工作中碰到的各種地學問題等,一步一個脚印,一點一滴地學習、積累、思考,使自己逐步成爲一個技術熟練、適應野外工作的地質隊員。

  在三年的地質調查中,他參加過一個1:20萬分之一的瀏陽幅區域地質調查和一個1:5萬分之一的大比例尺的沙市幅區域地質調查。這兩個圖幅的工作精度要求不同,前者調查的範圍更廣,他們不僅以瀏陽縣爲主要活動地盤,還廣及鄰近的長沙市、平江縣、醴陵縣、長沙縣、江西的修水縣等,約方圓兩千公里的範圍。有時爲了追踪地質現象的來龍去脈,他們往往順着河谷或岩層的斷層綫和各種搆造綫,翻山越嶺,跨過省、縣、市的分界綫,甚至荒無人烟的地方,與大自然爲伍,成了一位名副其實的和平時期遊擊隊員。

  二、有驚無險的事件

  在野外工作中,危險時有發生。1975年8月1日,他與另一位同事從瀏陽縣社港鎮出發,預定晚上到達一個叫獻鐘的地方。他們一大早出發前,每人都喝飽了一肚子水,又把軍用水壺灌得滿滿的,踏上了征途。按原計劃,他們必須走上30公里左右,才能達到預定的地方。兩人攀登了四五座相對高度約150-200米的小山丘。山雖然不是很高,但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連小路也没有。他們在灌木叢中穿行,當走到一個最高的山峰時,已經是上午11時左右,太陽正在當頭,一絲風兒也没有,叢林裏非常悶熱。他們的水早在半路上就喝光了,附近也找不到泉水和小河,喉嚨干得好像在冒煙。因爲缺少補液,他們幾乎走不動了。在茂密叢林裏,攤開地圖,尋找參照物來確定自己所在的方位很不容易。同事説:“你在這裏等一等,我到前面的高地上去察看一下地形,看看我們所在的具體位置,以便確定前面要走的路。”説完,這位同事離開了他。

  半個鐘頭過去了,一個鐘頭又過去了,這位同事杳如黄鶴,一直没有回來。司徒在附近找了差不多一個小時,也没發現同事的踪影。他非常氣餒,躺在叢林中,不知如何是好“是繼續尋找?還是往回走?還是離開這裏,尋找附近的大路?”這些念頭在他腦海中一個個閃過。他想如果倒退走回頭路,肯定完成不了工作任務;去尋找大路再回去,也不能够按照原來的路綫工作;但是走失了一位同伴,這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當時,既没有任何可以跟分隊聯繫的設備,也没有過往的行人可以問路。他考慮再三,决定還是繼續一邊尋找他的同伴,一邊繼續工作。

  司徒帶着地圖,按照原定的路綫采集標本、定點、描述、敲打岩石,直到太陽下山,纔到達預定的旅館裏。這時他和同伴分開已經有十多個小時。入住旅館以後,他發現同伴已經躺在床上,臉色非常憔悴,桌子上放着藥瓶和小藥丸,顯然是病了。

  事後得知,這位同伴離開他想登上一個山頂時,身體感覺非常難受,原來由於天氣炎熱,失水過多,他中暑了。故他没有往山頂走,相反朝着山脚一户人家走去。山里人很熱情地接待了這位不速之客。他告訴主人,自己可能中暑了。山里人讓他躺在竹椅上,給他刮痧,扇扇子降温,並讓他喝了大量的水,休息了大約1個鐘頭,讓他在那裏吃了午飯,但他的體力、元氣大傷,不能繼續前進,不得不按原路折回,搭上了一輛過往的班車,比司徒提早了三四個鐘頭來到預定的旅館。

  還有一次,大約是1975年的深秋,司徒也是和這位同事攀登瀏陽縣和長沙縣交界的一座高山。那裏由於山高風大,没有喬木,只長着一些灌叢和草甸。下午,陽光燦爛,湛藍的天空中不時飛過排列整齊的南飛的大雁。他們在山頂附近發現了一條搆造綫,中間夾着一條石英脈,這是一種花崗岩地層常有的由於岩漿的活動而順着岩層的節理發育形成的地質現象,也是一種礦産,它隱示某種地質規律。在半途中他們發現了這條石英脈後,那位野外經驗豐富的同事提出改變原定計劃,順着石英脈的走向一直追踪下去。而司徒仍按照原定路綫前進,一步一步地走向山頂。

  但到了山頂以後,只見四周灌叢茫茫,司徒打開軍用地圖、羅盤都無法定位。他從這個山坳跑到另一個山坳,除瞭高山灌叢、草甸以外,荒郊野嶺杳無人烟。眼看太陽快要下山了,山林不時傳來烏鴉的呱噪聲,放眼峰巒連綿,如果天黑之前下不到山脚,到達預定的地方,這將面臨很大的危險,不僅找不到可以果腹的食物,而且連栖身的地方也没有,夜晚山頂的氣温比白天低10℃左右。這裏又是虎豹豺狼出没的地方,也不排除被響馬打劫的可能。他從東走到西,看不到一户人家,又跑回原地,再往西走一段路,也還是找不到人家。正當他萬般無奈之時,忽然發現遠處走來兩個挑夫,趕忙走上前去問路。挑夫對他説:“往前走,翻過一座山,山下就有人家了,那個村子很大還有一座水電站。”司徒按照挑夫的指引繼續走。那位提早到達的同事看到天色已晚,仍然不見司徒回來,不由得爲他的安全擔心。他們派出小分隊在附近尋找,正當大家焦急之時,司徒拖着疲憊不堪的脚步出現在他們面前。

  實際上,在野外經常要同各種突發性的事件、自然現象作鬥争。夏天,早上還是艷陽高照、天氣晴好,説不定到了中午會突然烏雲密佈,大雨傾盆。有時,由於水汽蒸發太厲害,積雨雲密佈,雷電非常兇猛,響起來大地及周圍的建築物好像都在震動。濕衣裳存在着被雷擊的巨大危險。碰到這種情况,他們盡量想辦法躲到附近的山洞或者比較低窪的地方,不靠電綫杆、大樹底下或容易放電之處,以保证安全。

  另外,荒山野嶺也是野獸出没的地方,特别是野猪,它那狰獰的面目和兩顆香蕉一樣的長牙,無异於兩把利劍。這些野猪經常竄到村子裏,偷吃農民的莊稼。它們又厚又長的嘴巴,可以把地裏的番薯、花生、黄荳等農作物弄得個泥土朝天,連根都翻出來。野猪傷人的事件也時有發生。雖然它不是獸中之王,但它的兇猛,連老虎、金錢豹等也要讓它三分。長期在野外奔跑的地質隊員,對於野猪的脾氣是很瞭解的。只要没有受到攻擊,野猪一般都不會傷人。

  有一次,司徒和同事們登瀏陽大瑶山,快到山頂時,發現離他們還有十多米的半山腰上,一頭公猪和一頭母猪帶着十幾頭小猪,沿着山間蛇盤路走來。他們馬上停止了脚步,站在大樹的背後,屏住呼吸。當這支武裝到了牙齒的野猪隊伍消失在茫茫的林海以後,他們才鬆了一口氣。

  而最難忘的也是最危險的一次,大概發生在司徒到這個分隊的第二年。他回到分隊進行休整並整理材料。當時全分隊只有一臺公用的半導體收音機。周圍也没有什麽可以消遣的場所。好在對面就是瀏陽縣城。每次收隊回來,他都要到縣城的大街上轉轉,或到農貿市場裏去觀察那裏擺賣的土特産,或到小巷裏領略當地的民情風俗。整個縣城只有一間電影院,他幾乎每次回來休整,都要在那裏逗留兩個鐘頭,看上一兩場電影。

  這年夏天的一個晚上,天氣非常晴朗,陣陣清風吹過小教堂。他吃過晚飯,信步走下小山崗,迎着稻花飄香的田野,來到瀏陽河邊,等待對岸的擺渡過來。這時正是瀏陽河水退的時候,河面上漂着幾葉扁舟,河上金光閃閃,天上朵朵白雲在夕陽的餘輝中顯得無比的瑰麗,使人不由得想起著名詩人謝朓《晚登三山還望京邑》“餘霞散成綺,澄江静如練”的千古佳句。這是瀏陽河平時的儀態。但這條山區的河流,河水暴漲暴落。一旦山洪暴發大量的流水涌入河床,它立刻變成一條縱横任性的巨龍,掀起滔滔濁浪,直奔長沙而去。

  當天晚上縣城里正在放映《閃閃的紅星》這部當時膾炙人口的影片,各個單位都動員幹部、中小學生、甚至市民前來觀看。司徒在野外就聞聽這部電影的藝術魅力、深刻的主題和巨大的感染力。他過了瀏陽河,首先沿着大街盤桓差不多一個小時,觀賞江邊山城的夜景,雖然不是非常繁華,却也寧静、迷人,街上只有幾家大的百貨公司和電影院門前燈光璀璨。街上大幅的電影廣告閃閃發亮,他興致勃勃地買了票。電影散場時,已經是晚上11點左右了,這時街上的行人很零落,只有一些便利店還在開門。瀏陽河如同進入了夢境,静静地流淌着,温情脈脈。

  司徒來到渡口,準備乘渡船返回駐地。但渡船還停在對岸,他大聲呼叫,對方没有任何反應,想來渡船主人已經回家睡覺了。他等了十多分鐘,不見有任何動静,岸邊也没有其他等待過河的人。如果轉回去穿過縣城,再往西走上幾裏路,渡過瀏陽河大橋,拐一個大彎,大概花上一個多鐘頭,也可以回到駐地。但憑着平時渡河的經驗,他相信自己有能力泅渡過去,於是决定不遶路回去,而是横渡瀏陽河!

  他脱光了衣服,把身上唯一一件貴重物品手錶緊緊地包在衣服口袋裏,開始涉水横渡瀏陽河。這段河水大概寬二三百米,當他走到三分之二的時候,河水已經淹到了脖子。前面正是瀏陽河的主航綫,河水較急。由於河床高低不平,在河水的冲刷下形成一個又一個漩渦,那裏生長着大量的水草,有的長達一兩米,甚至三四米。這種水底植物,密密麻麻,有些地方多,有些地方少,如果稍有不慎,很可能被漩渦冲到下游,並被水草纏住,危及生命。當地流傳不少有關水鬼、水猴子拖人、咬人、害人的故事,實際上就是瀏陽河特殊的水文、地形和水下植物造成的一些人溺水身亡的原因。一想起這些,他有些猶豫,但這個時候如果再倒退回去,還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他想充其量像小時候泅渡漠陽江罷了,何况漠陽江比瀏陽河寬得多,况且還有潮水上漲,瀏陽河不過是一條普通的河流而已。想到這裏,他又鼓起了勇氣,左手托着衣服,側着身子,右手劃水,開始渡河。月光下,河水波光粼粼,墨緑色的水草在水底擺動,河水非常清澈,可以照見河底的鵝卵石、水草,甚至小魚以及由於水草和漩渦形成的光怪陸離的種種景象。越向前流水越湍急,滚滚的江水把他不斷地往下游推。司徒一只手用力劃水,另一只手把衣服高高地托起。但也許是流水太急了,他的左手一下子就被水淹没,衣服全泡在水裏。他咬着牙,拼命地劃水。此刻他心裏只有一個信念:决不能葬身瀏陽河,雖然它有很多美麗的故事,但那並不是現實。他使出渾身解數,大概被往下冲了200多米,在離河岸二三米的地方,他的雙脚才碰到河底。水草不時地纏繞着他的雙脚,他踩着滑溜溜的鵝卵石,趟水上岸,已是筋疲力盡了。他趕緊把衣服擰干,穿上一條短褲,一口氣跑回分隊部。隊上的同事們早已進入夢鄉,他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床邊,把濕衣服丢在床頭,仍然冷得全身發抖,久久不能入睡。回想起那天晚上他在生與死的搏鬥中,驚險的一幕幕不時地閃現在他的眼前,也是他有生以來中最大的一次冒險。這件事深深地留在他的記憶裏,但是他很少對人提起。只是在很多年以後回首往事的時候,在他記憶深處的那一幕才再一次展現在他眼前。

  在經歷了這次有驚無險的事件以後,大概過了幾個月,第二年春天已經鼓翼來臨。鴨子在河邊争食,白雲藍天,花開似錦,一派大好春光。有幾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經不住河水的誘惑,到河裏游泳,不幸出事,恰好在司徒去年夏天泅渡瀏陽河上岸的地方擺着一具屍體。司徒路過那裏看到死者的家人正圍着遺體抱頭痛哭。他想起不久前自己在同樣的地點發生的那驚心動魄的一幕,還心有餘悸。在多年以後,在瓊州海峽弄潮的時候,他像一只海豚,一會兒露出頭,一會兒露出肚皮,有時他一動也不動地躺在水上詐死,一會兒又活過來,一頭扎進水底,也不知在水底呆了多久,他才猛地從水底鑽出來,臉上還是那一種與生俱來的自信,以及一種永遠都抹不去的孩童般的頑皮,讓人忍俊不禁。

  野外生活既艱苦、豪邁,也富於浪漫色彩,每當疲倦、寒冷、或炎熱、或暴風雨襲來的時候,他們就高聲唱起《地質隊員之歌》,以表達他們的情感、理想和寄託。大自然的洗禮對於一個人的體格、心態都是一種很好的鍛煉。這種野外的生活跟他以前在書店的青燈黄卷中,在故紙堆中皓首窮經般的苦讀完全是兩種境界,恰如 “杏花春雨江南”與“駿馬秋風塞北”一樣景色迥异。但是不管怎樣,書齋、古廟、陋室與寬廣的大自然,都同是生活的賜予。

  他們有時候引吭高歌,鬥志昂揚,有時又感到苦悶、惆悵、無奈。他們經常哼起《蘇武牧羊》、岳飛的《滿江紅》和廣東音樂《步步高》、《雨打芭蕉》、《餓馬摇鈴》等,來排遣心中的苦悶,默默地忍受着感情的折磨,對親情的思念、對逝者如斯的嘆息、對未來憧憬、憂慮和不安。他們中有來自北京地質學院、長春地質學院,成都地質學院、湖南地質學校,或廣州地質學校等,操着不同的鄉音,懷着不同的目的和追求而結合在一起,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名人佚事、風流韵史都是他們的話題,但他們聊得更多的還是鼓勵自我不斷拚搏、克制自我,辛勤耕耘,祈求豐收。特别是出了一身大汗,登上高山之巔,展現在他們眼前的是無限遼闊的山川大地、裊裊炊烟的人家、田裏耕作的農民、匆匆趕路的行人、奔馳的汽車、遠處工廠的烟囱、莽莽的山林、飄香的稻穀和搏擊長空的飛鳥,搆成一幅天上、地上,萬物峥嶸的景象,又使人感到個人的渺小,催發他們奮發向上,珍惜時間,珍惜機遇,不要輕易放過每一個機會、每一個可能記載科學發現的材料和信息。隊上的領導經常勉勵他們,地質隊員的生活雖然很辛苦,但有其不可替代和很有意義的一面。事實也的確是這樣。他們浪迹天涯,接觸了社會、接觸了自然,鍛煉了毅力、意志、膽識、謀略和體魄,以及獨立生存的本領,比起那些長年累月周旋於市井之間、或機關大院之中的人多了一份人生的閲歷。

  三、又一次跳槽

  司徒在這種長期的野外生活中,盡管他想方設法去補回以前没有學的功課,並在實踐中來磨煉,但還是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收效不大,他原來學科專業得不到充分的發揮,一如魚游淺底,鳥困囚籠,心裏有説不出困惑,而且離開專業時間一長,原來所學也會丢得差不多。

  在這種情况下,司徒决意尋找新的出路,另干一番事業。但在當時,要調動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在得到一位舊同事的幫助,他終於成功地獲得組織部門同意調離地質隊的承諾。

  這種承諾使他如獲至寶,開始了尋找新工作、新單位的歷程。他首先想到的是市城建局,即後來的規劃局。當時經濟地理專業正朝着城市規劃的方向轉變,中山大學地理係的老係主任帶着一班學生到全國各地的城市做調查,如湛江、懷化、株洲、長沙、淄博、開封等城市,把城市規劃定爲經濟地理未來發展的方向。司徒在地質隊工作時也曾經找到機會在株洲見到了他的老師,談到了專業發展的問題,認爲這個方向很有前景。

  爲了能够讓局裏的領導幹部知道他的專業與城市規劃有很密切的聯繫,他能够勝任這項工作,他從經濟地理的論文集中剪下關於城市規劃的有關内容,連同他的申請報告送到了城建局的有關人員手中。他還到城建局裏就當時湘潭市城市規劃方面存在的問題,比如湘江河岸的治理、城市功能區的劃分、環境保護等一系列問題提出了他的見解。但他很快得到了被拒絶的回復。

  司徒想起自己曾經在物資局從事過礦産的普查、群衆報礦的管理工作,以及幾年地質隊的野外生涯,對城市環境的三廢治理等也可以做很多工作,於是他跑到環保局,提出了工作的要求。但是對方又以他的專業不是技術性的專業爲由,也拒絶了他的要求。最後他只好回到組織部門,向那位主管人員非常坦白地説明情况,表示願意聽從組織的安排。

  這位軍人出身的人事幹部頗爲爽快,給司徒提供了唯一的選擇:“你只能够到湘潭地區農業學校去,由他們給你安排工作。如果你願意,我馬上可以給你開個介紹信。”司徒不假思索就答應下來了。他想不管到那裏干什麽事情,只要有一個稍微安定的環境,或許會得到某種發展的機遇和空間。這樣,他就可以重新收拾他的心態、調整他的裝束和部署,邁開新的生活步伐。

  司徒接到調令,到離城市大概10公里伍家花園工作。那裏有一所建於50年代末期的中等農業學校,學生來自湘潭地區7個縣市,有四五十名教職員工和三四百名學生。校園裏緑樹婆娑,環境優雅,離開主幹公路有四五百米,附近還有一個湘潭地區農業科學研究所和一個煤田地質勘探隊,以及幾家小商店、國營供銷合作社。從城裏騎自行車大概需要四五十分鐘。學校要他到總務處當一名保管員兼采購員,農校管後勤的副校長説:“以後這個學校的全部不動産,包括每個教師的課桌、椅子、床鋪,以及農場裏的化肥、種子、農具等,都歸你入册登記,並計算每個教工的租金,平時就爲教務處采購各種教學用品和農場裏要用的一些化肥、農藥、種子,鋤頭、蓑衣(雨具),以及其他必要的設備,你把這些事情做好了,也就不辜負學校對你的信任。”他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這種安排。因爲這種工作對他來説很簡單,并且具有很大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憑自己的履歷和才幹,只要花上很少的時間和精力就可以勝任,還可以爲自己贏得更多的時間和空間來發展、培育和壯大自己的實力,以作新的拼搏。

  司徒一邊聽,一邊頻頻點頭,心想原來工作不過如此簡單。這種安排,用當時流行的話來説簡直是用高射砲打蚊子,但他没有作任何分辯,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這種安排。另外,農校還把禮堂舞臺左邊的一個大約20平方米的獨立的小房間分給了他。打開房間的窗門往内看,開大會坐在主席臺上各種人物,各種慶典、歌舞彩排等活動一覽無遺;往外眺望,校外蜿蜒的群山、炊烟裊裊的村莊和緑油油的稻田,弓着身子耘田的農夫,以及爲生活而奔忙於大路小徑的各色人等都盡收眼底。

  他從來没有得到過這樣一個視野開闊、環境優美的獨立空間。除了鳥兒的歌唱、知了長鳴以外,周圍安静極了。那時候農校也只有一部拖拉機和一輛汽車,其他機動車輛也不會從窗下經過,這對長期漂泊在外的他,無异於遠航的遊子在與茫茫的大海搏鬥之後,終於找到了一個避風港,可以補給、休息,調整自己的心態,準備下一輪的遠航。雖然他在追求專業對口方面暫時遭到挫折,但他畢竟還是有了暫時的慰借,他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繼續從事他要做的事情。

  四、被疑爲監守自盗

  農校的工作給司徒帶來了莫大的安慰和從未有過的滿足,他騎着自行車在鬧市中、在田間小徑穿梭往來,出入於建材商店、百貨商店、日用品商店、議價商店之中,忙碌而平静地過着每一天。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在當采購員的第二個月,發生了一宗失竊支票和提貨單的重大案件。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天下午,司徒參加了總務處例行的政治學習。中間休息的時候,他回到自己的房間,打算稍微休息一下。當他走上樓梯的時候,眼前的情景使他大吃一驚:平時緊鎖的大門已被打開,鎖丢在地上,他心裏一驚:不好了!肯定出事了!他連忙跑到書桌前面,打開抽屉,發現三張已蓋上公章和會計出納圖章的空白購物支票和一張煤炭提貨單不見了!這種支票,可以直接到商店裏購買商品,它的金額是空下來的,買了多少東西,給多少錢,臨時在支票上填寫,即可交給店家完成了買賣的手續。當他接手采購員任務的時候,財會人員告訴過他這種購物支票的重要性和它的風險性,他非常清楚這一點。而憑那張提貨單,就可到一個叫攸縣的煤礦提取三噸多的煤炭。

  他原本把這些單據非常小心地夾在一本書的底下,以爲這樣是非常保險的。殊料小偷也是作案的老手,可能是瞄準了他住的地方除了舞臺的對面的一位女老師以外,没有别的人,并且他的房間正好靠在路邊而下手的。他連忙下樓向副校長、保衛幹部報告了失竊的情况,並帶着他們和同事到他的房間觀察現場。也許他太没有經驗,居然走在前面,親手打開抽屉和他最值錢的一個航空皮箱,檢查是否還丢了其他東西。

  當他打開皮箱的時候,他的大學本科畢業證書也放在裏面。這是他唯一一件最有紀念意義的東西。在那個讀書無用的年代裏,人們都把它壓在最不顯眼的地方,而他却經常帶着它闖南走北,在最困難、最沮喪、最不如意的時候,他就把它拿出來反復端詳,告誡自己不要氣餒、不要沉淪。同事們看他除了幾件舊衣服,還有這麽一個證書,一位同僚不陰不陽地説:“怪不得别人要光顧你了,他們以爲你大學畢業,一定有錢,所以就撬了你的門。”他聽了以後,默不作聲。領導和同事都在一旁冷眼觀看,也不組織報案。他非常焦急,立刻跑到學校的辦公室,向派出所報了案。

  他最憂慮的是那三張空白的購物支票,如果小偷搶在他前面,提前使用,那後果不堪設想。因爲這種支票在全省各地都可以通用,所以他想到當前最要緊的除了報案以外,首要的就要制止、預防犯罪分子使用這三張支票以及提取煤炭。但煤炭離案發地點還有兩百公里左右的距離,還要動用車輛等,罪犯不大可能很快得逞。電話報案以後,他心裏還很不踏實,就親自騎自行車到離學校大概十多公里的派出所把案情又詳細叙説了一遍。他作爲一個被害人,報案以後,首先考慮的就是采取緊急措施,搶在罪犯的前面,來堵住使用支票的渠道。他又趕忙草擬一份《告湘潭與長沙主要商店的支票遺失聲明》。上面寫上支票的號碼、遺失原由,希望有關銀行和商店一旦發現使用這種支票的人,應該拒收,並向當地公安機關報告。當他寫完這份遺失聲明時,同事們早已下班回家了,他央求辦公室一位刻鋼板的姑娘,幫他匆匆地印了一百份。他回到家裏,已經天黑了,匆匆地吃了兩口飯,馬上騎上自行車,到湘潭主要的大百貨商店、五金商店、藥材商店,及當時還開門的小店子、傳達室、財務處、各個銀行、派出所等投放了這份聲明;有些没有開門的,他就敲開傳達室的大門,把那些還在睡夢中的守門人叫醒,遞上他的遺失聲明;有的則從商店大門的門縫裏塞進去。差不多到了四五點鐘,把湘潭市區的有關的單位,大概投放了七八十份,趕回家裏,天已快拂曉了。他吃了早飯,又往市郊的一些商店出發。因爲這個城市還有很多衛星鎮,有很多大廠礦,它們也可能成爲罪犯使用支票的地方。大概到了下午一點,他才把這一百份的遺失聲明全部散發出去,回到家裏,等候着它的結果。

  當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樣回到學校上班。人們都以一種非常詫异的眼光看着他。按照慣例,丢失了存在極大風險的票证,要承擔很大的責任,他居然若無其事!人們在爲他擔心之餘,更懷疑他監守自盗,串通他人,盗竊國家財産。没有一個人爲他説話,更没有一個人協助他來偵破這個案子。事發的第三天早上,當他回去上班的時候,一到學校,就有人告訴他,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機關扣押起來了。作案者原來是學校附近農場的兩位知青,他們那天下午閑來無事,恰好到學校裏,看到禮堂舞臺上孤零零的有一個房間,就抱着試一試的心態,踹開門,果然發現裏面藏有數額巨大的票证。

  他聽到這個消息以後,心想肯定是他的遺失聲明起了作用。原來在案發的第二天上午,這兩個小偷就恰好把支票送到了銀行。按照常規,用支票在商店裏買了東西,填寫了金額以後,還要到銀行裏從支票所屬單位的帳號上劃走這筆錢,然後再交回商店。他投放遺失聲明的最先考慮的單位,就是銀行。兩位小偷在司徒所住的鋼鐵廠附近一個百貨商店裏購買了四百五十元錢左右的華達呢,在當時是一種很高檔的料子。這兩個小偷自稱他們是學校文工團的,爲了到常德地區演革命樣板戲,要買布料做一批制服。百貨商店的售貨員感到這兩位小青年神色有些异常,不由得起了疑心,於是叫他們先到銀行裏進帳,再來提貨。這兩個小偷没有辦法,只好跑到湘潭大橋脚下一個銀行裏,遞上了其中的一張支票。事情是那麽凑巧,銀行的一位工作人員認得小偷。因爲這兩個小偷就住在這位職員家附近,每天都從這位職員門口經過。他們遞上支票的時候,前一天晚上司徒從門縫裏塞進去的遺失聲明正擺在銀行的櫃檯上,這位職員感到有些蹊蹺,馬上叫住他們兩個。這兩個人一看事情不妙,拔腿就跑。這位職員立刻接通了派出所的電話,不到一個鐘頭,他們就在插隊落户的農場裏被抓獲了。另外兩張支票和煤炭的提貨單也都追回來了。

  這個事件前後三四天就落下了帷幕,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這件事在他人生的道路上增加了一段傳奇式的色彩,同事對他的態度從原來的懷疑轉變爲欽佩,相信他完全有能力勝任采購員的工作。

  五、考研多磨

  1977年以後他一邊工作,一邊自學。1978年的初春,全國政治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鄧小平復出,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國科學大會召開,宣告了科學春天的到來。并且繼1977年恢復瞭高考以後,停頓了十三年之久的研究生招生制度也同時恢復。

  正當他夜以繼日的復習、準備投考研究生的時候,湖南省委組織部來了調令,要把他調到中國科學院農業現代化研究所工作。這是當時全國三個同類的研究機構之一,主要是從事農業資源的調查、開發龢利用。他作爲一個經濟地理的畢業生,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也是很合適的。但是這個研究所並不在長沙,而是在湖南省洞庭湖畔桃江縣,那裏不僅僅是一個魚米之鄉,而且還是一個人才薈萃之地,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曲《桃花江是美人窩》,謳歌的就是桃江縣的山川風物、人文勝景。但是他考慮到高校也許更能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他猶豫了一段時間,最終放棄了到研究所工作的機會,而全心全意地投入復習。司徒躊躇滿志,準備“再試牛刀”,參加大比。 這個時候,全國還處於一種政治上的過度階段,曾任湘潭縣委書記、湘潭地委書記、湖南省委書記,後又成爲黨中央書記的華國鋒主持全黨、全軍和全國的工作。在這個背景下,湘潭地區的領導抽調一批幹部在華國鋒在60年代初辦點的公社組織農業學大寨。這個大隊就在湘潭縣薑畲公社,離司徒所在的農校差不多20裏路,正好在通往韶山的公路旁邊。

  他在農校是一個可有可無的角色,很快被學校選中參加農業學大寨工作隊。他只好背着行李,跟地區其他幹部,在公社辦的矽砂礦上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白天他跟工作隊一起深入到礦山現場,看工人開山炸石,清洗礦砂,包裝、分筐,一袋一袋往車皮上裝,運到各個大玻璃工廠或者一些鑄造廠。晚上他就打着手電筒看書。大概一個多月以後,從廣播裏傳來了招收研究生的消息。他非常高興,感到一個新的時代就要開始了,馬上跑到湘潭市里的招生辦,打聽招生的具體學校和專業。全國第一批招生的是中科院和它所屬的各個研究所。他很快在有限招生單位裏,找到了中科院北京地理研究所,當時能够供選擇的只有工業地理一個方向,這是他所學習的經濟地理專業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他馬上在那裏拿了表格,認真地填寫好後,拿回他所在的單位進行政審時,却發生了一系列的意想不到的事。

  研究生在當時是一個相當高的學歷,在社會上享有很崇高的威望。對學校職工來説,這也是一個很神秘的概念,好像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浮現在廣袤的空中,金光閃閃,可望而不可及。他要做生活的主人,而不能安於這種平平淡淡的跟農藥、化肥、磚瓦木石打交道的生活,他要像李白在詩中所説的,“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當他把報名表格,送到校領導那裏簽署意見,没多久得到了拒絶的答復。他在那裏很少有機會來顯示自己的存在,更不用説他的實力和他的鋒芒。雖然他不計較這一點,但這個答復却觸動了他的心。當時學校的一位公社幹部出身校長對他説:“你要考研究生,你也想考研究生?”他堅定地説:“是”。這位校長説:“這個事情我們現在不能同意,因爲你現在正在參加農業學大寨工作隊,必須等工作隊結束以後,再來考慮這件事情。”他一聽,心裏凉了半截。但轉念一想,現在全國的氣候已經變了,天空放晴了,冰河解凍了,春天已經來了,在這裏找不到説理的地方,外邊還有更廣大的空間,總是會得到支持的。知識無用、讀書無用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歷史不會簡單地重復,雖然它有時候會倒退,但總不會一成不變。他又找到農業學大寨的上級、當時領導他們工作的一位地委副書記,表達了自己的願望,并且説:“現在黨和政府正在號召各行各業的職工,凡是有條件的,要踴躍投考研究生。爲國家的振興,爲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要盡量鼓勵他們去報名,并且還規定凡是已報名者,可以脱産一個月復習。”在當時全國科學氣氛很濃的背景下,這位副書記拿不出更多的理由阻攔他報名,但是又考慮到他現在正在工作隊期間,於是,提出一個折衷的辦法,讓他報名以後一邊在工作隊工作,一邊復習。他馬上針鋒相對地説:“這是不現實的,問題倒不在於時間上的安排,主要是考慮到工作隊的影響。我住在貧下中農的家裏,每天跟他們三同,群衆怎麽看待一個既要從事勞動,又要看書的工作隊員。如果我每天拿着俄語教科書在大樹下、在水塘邊、在屋檐下,在一切可能利用的時間和場合高聲朗誦俄文,你説會引起怎樣的社會反映,對工作隊的影響又是多麽的惡劣”。工作隊只好同意他離隊回校復習。但事情並没有就此結束,學校主要領導還是没有改變他們的立場,認爲他没有能力參加考試,以爲他做業務已荒廢多年了。他們不知道他早已不動聲色地在昏闇的燈光下策劃着自己未來的藍圖,應該選擇的方向和要走的道路。

  好在當時農校一位農業院校畢業副校長的批準他報考。另外,支持他報考還有當時主持農校的一支没有撤走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隊長。學校這一關總算過了。他拿着報名表跑到當時湘潭市招生辦那裏去,爲了表明他報考的决心,他把自從農場出來以後翻譯的外文著作,包括經濟地理、地球物理、地質、工業地理、工業統計等約一尺多厚的手稿送到了報名工作人員的桌子上。工作人員看了這些沉甸甸的手稿都非常驚訝。想不到在“四人幫”統治下,到處流行“讀書無用”論的時代,還有人心志未灰,默默無聞地追求學術進步,十餘年如一日地勤奮苦讀。在衆多報考的考生中,這是絶無僅有的。他們説:“請你把這些手稿先留下來,我們要向領導匯報,反映你這種先進的事迹。”他順利地報了名。不過當時學校不少人認爲,即使是讓他報了名,他也未必考得上。

  回到學校後,他開始着手準備,把原來塵封的教材、論文集等反復復習。不久中科院寄來了準考證,通知他5月初到北京考試。

  但接着又傳來瞭高等院校招收研究生的消息。他獲悉母校中山大學也招收研究生,并且歷史地理專業也招生。在文革串連的時候,他到過北京,故都深厚的文化底藴、巍峨的城墻和風光旖旎的頤和園,特别是北大、清華給他留下了不可磨滅印象。到北京攻讀研究生是他由來已久的願望。但得到母校的招生消息以後,又唤起他對花城廣州的故土戀情,這座留下他最難忘回憶的城市,特别是他所熱愛的專業,使他很快就做出了放棄北京,調頭南下,重回廣州的打算。但這又談何容易?因爲要改變一個研究方向,牽涉到考試的科目和時間等問題。考試科目中有中國歷史地理、中國古代史、歷史文獻,要在很短的時間内來完成幾門考試科目的準備,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目標確定以後,他滿腔熱忱地投入了復習準備。但當時要找到一本《中國通史》都是很困難的事,他只好到湘潭市師範學校請求那裏的圖書管理人員提供方便。他的誠懇感動了那裏的管理人員,破例借了一部《中國通史》給他。他把這本書包了一層又一層,非常愛惜。中國歷史地理對他來説也是一個嶄新的課題,手頭上也没有現成的教材和參考資料,只能在汗牛充棟的史學論文中鈎沉有關的零星半點的材料。他帶着背水一戰的决心,每天晚上都在由於電壓不够只是一團黄光的燈泡下讀書。在夏日蚊子的叮咬之中,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的夜晚。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補上了中國通史和中國歷史地理的欠缺。他原來對中國的古典文學、古文獻等都有一定的功底,所以没有分出專門的時間去復習。他的復習計劃一步一步地向前推進。

  1978年6月,約有兩三百人集中在湘潭市教師進修學院,舉行了當地建國以來第一次研究生入學考試。那個時候他恰好是35歲。如果從現在的觀點看來,許多人在這個年齡正好是獲得博士學位,甚至有些人當了副教授或者教授的年齡。但是在那個特殊的歷史年代,他還要重新從田野中走進考場,重新像當年高考一樣,在莊嚴的氣氛中,在十多雙眼睛的監督下,進行考試。他環顧周圍,年紀比自己小的考生,固然大有人在,比自己更大的考生也不孤單。其中當了工程師已經到了不惑之年的考生也坐在他的身邊,有一位是北大地質係古生物專業考生,其時已經四十一歲,他所學的古生物專業在北京大學是六年制,已經是他工作過的區域地質測量隊古生物方面很有造詣的一位工程師,但還是放棄了已有的地位和待遇,跟司徒一樣走進了考場。因爲這些考生都是在長期壓制以後,分配在最基層、最艱苦、最邊遠的地方工作的。他們在工作、生活和個人等問題上都是損失最大的一群,所從事的工作五花八門,都是飽經滄桑、憂鬱不得志、但又是很有抱負的一族。所以這年考研究生的消息一公佈,他們好像是春天侯鳥一樣從四面八方高翔到考場的周圍,釋放他們積蓄已久的能量。由於深厚的底藴和充分的準備,試題到了他手裏,好像庖丁解牛一樣,得心應手而遊刃有餘。

  他在一個月以内,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和百倍增長的意志,對他從來没有涉足過的一個領域或者知之甚少的歷史地理和中國通史理解得很透徹龢熟練。由於胸有成竹,所以他拿到試卷以後,寸杆宛如行雲流水,在試卷上沙沙作響,思潮如泉涌一樣出來。因爲考試對於他來説,就像革命是無産者的盛大節日一樣,顯示他的存在、實力和超越别人、超越自我的一種方式。這是一次不尋常的考試,是他自從文革開始一直到1978年,離開學校十二年以來參加的第一次考試。他好像要把十多年積累的能量像大海的波濤、像獅子的怒吼一樣宣泄出來,答卷上寫滿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和符號。考試結束後,他回到家裏等候從母校傳來的消息。

  大概十天以後,一位姓王的老師來信説他的專業外語考了94分。他從這一門成績裏面,猜測其他科目也會得分甚高。於是在心理上做了南下的準備。這時,學校領導又催他快點重返工作隊。但是按照當時的規定,筆試後還要面試。7月,他以一種“前度劉郎今又來”的心態,又像一位老主人一樣回到了母校。主持面試是原來的係主任曹廷藩教授和樑溥教授,而他的導師因卧病在床,未能出席。面試問了司徒離開學校後的工作情况,對未來學習的打算,以及對經濟地理專業改革的看法等,並要求他提交一篇離校後個人工作和生活的心得體會。他就以《破履仍思上遠峰》爲題寫了一篇長文,詳述了他離開學校,在農場勞動鍛煉,在書店,在昏黄的燈光下,奔走在野外考察的荆棘叢中,在農校踩着自行車,穿街走巷做着各種與專業相去甚遠的經歷,以及抱着專業不敗的思想等,表達了他的執著追求和永不停頓地攀登科學高峰的願望。當他得知已經順利地通過復試以後,在廣州没作多久停留,很快回到了湘潭。

  1978年八月,他收到了中山大學的録取通知書。他被録取的消息很快傳遍了農校,這完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當人們問他何以如此容易考取,他只是淡淡地付之一笑,并且語帶雙關地説:“你們只看到冰封表面没有完全解凍,其實下邊的河水已經奔流了多年,現在春天已經來到,河水自然會泛起汹涌的波濤、卷起浪花。”人們也猜不透他的弦外之音,反正他一下子成了學校的新聞人物。

  未來等待着他不一定是坦途,但畢竟將是一個新的起點。這一年十月,他收拾好簡單的行李,依依惜别了兩個寶貝女兒和相濡以沫的愛妻,隻身一人回到了久違的母校,開始了三年的碩士研究生階段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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