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返康樂園

　　1978年中山大學招收了108名研究生，他不僅外語和政治是這108人中分數最高的，而且業務科也都在80分以上。他如願地考上了我國當代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徐俊鳴教授的研究生。徐先生在歷史軍事地理、沿革地理、歷史自然地理、歷史經濟地理、邊疆地理、城市歷史地理、歷史地圖和教材建設等方面造詣甚高，在我國地理學界很有名望。

　　來到學校以後，司徒才得知導師在他入學之前就已經病倒了，瘦得只剩下六十多斤。鑒於其健康狀况，地理係領導曾徵求徐先生的意見，建議司徒另轉一個專業，當時可以選擇的只有一個農業地理。但是徐先生考慮到歷史地理這個專業的特殊性，它不僅要求研究者有良好的古文功底，還要求研究者具備扎實的歷史知識，以及深厚的地理基礎，三方面的修養必須在同一個人身上兼備，缺一不可。可見歷史地理對研究者的學問功底和知識結構的要求是很高的，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對於個人來説要同時具備這些修養，都是不容易的。歷史地理又急需接班人，徐先生深知歷史地理學在祖國經濟和文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關心這門學科的發展，盡管自己差不多是處於沉疴不起的狀態，還是毅然决定把司徒收下來。

　　徐先生由於長期卧病，身體非常虚弱，司徒入學差不多一個學期了，一直没有見過這位心係學科發展與建設、心係學生的導師。後來才在導師家人的陪同下，在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的病榻上，看到了當時已70歲的導師。導師因腸胃功能衰竭，瘦骨嶙峋，只剩下六十多斤，身上净是插管，僅靠輸液來維持生命。但盡管在這樣重病之下，他有時候還口述自己對嶺南歷史地理問題的研究成果，由他的女兒作記録，并且發表了很多很有創見性的論文，如《三國東吴時期交廣分治的若干問題》就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徐先生獻身地理科學的精神，堪稱地理學界的楷模。其學識淵博、學術貢獻是多方面的，治學嚴謹也是有口皆碑的。如關於唐末黄巢起義軍從何處入粤的問題，新舊唐書記載不祥，引起後人諸多推測。徐先生認爲黄巢由閩入粤是一種誤解，提出黄巢起義軍由贛入粤的主張。另外關於宋代廣州的市舶亭和海山樓的位置，王象之《輿地紀勝》和阮元《廣東通誌》的記載各不相同，徐先生經過周密考證，認爲王象之書中記載市舶亭和海山樓位於城南爲是。更有甚者，徐先生還獨具慧眼，據陳大震《南海志》及明初《永樂大典》二書，用城市歷史地理學原理，將宋代廣州三城復原，制成宋代廣州三城復原圖，爲學術界所公認，並被文博部門和城市規劃部門廣泛應用，從而填補了廣州歷史地理的一大空白。徐先生這些感人事迹和學術建樹都給司徒以極大的鼓勵和啓迪，他决心沿着導師開創的科學道路走下去。

　　經過十年動亂後的中山大學雖然恢復了招生，但到處還是雜草叢生，原來熟悉的陸祐堂，也就是地理係大樓，這個時候還布滿了灰塵，特别是圖書室，裏面的圖書長期塵封，没有人使用，歷史地理所需要的地方誌和建國前出版各種典籍、筆記、地圖等更少有人光顧。這裏成了司徒的常履之地，他又開始了三點一綫的生活，即飯堂－宿舍－圖書館。他在汗牛充棟的典籍裏，像沙裏淘金一樣地尋找所需要的資料，這種生活既單調又清苦，但司徒却樂此不疲。

　　當時他們是4個人住在一個不到14平方米的小房間裏。分别來自北京、湖南和上海的三位研究生是學中國哲學史的。李錦全教授和陳玉森教授每個星期至少有三四次親自到司徒的宿舍裏上課，講授中國哲學史。司徒因此學到了不少中國哲學史的知識，例如漢代古文經學、朱楊的哲學；王弼的哲學、董仲舒的哲學、唐代的佛教史等，這些雖然不在他自己專業的範疇，但是跟他的專業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時間既長，他幾乎成了半個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生，有時候還和室友討論起中國哲學史的問題。這對他後來從事歷史地理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對中國古典文獻的修養，對古文、對二十四史、中國思想史等的理解，都頗有幫助。

　　他特别感興趣還有自然辯證法，這是當時作爲研究生政治課的一部分内容，學校要求他們閲讀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的原文。這是一部牽涉到自然科學各個領域，并且反映了地理大發現，也就是文藝復興歐洲産業革命以來自然科學的成果，裏面有非常艱深的自然科學的原理，重大的科學發現、定律、規律，科學人物和他們的成就，特别是恩格斯對自然界各種現象、各種規律的深刻的認識、高度的概括和哲理性的表達，使他驚嘆不已。他深感這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特别是這部偉大的科學著作與地學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恩格斯對地球的演化、生命的進化、人類活動與環境變遷的關係等都作了很精闢的闡述。司徒對自然辯證法的深刻理解，不但對他以人地關係爲研究對象的地理學思想的發展理解幫助甚大，而且他在講述理論地理學的原理的時候，也往往以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中所列舉的原理和事例作爲主要内容。例如人類不合理的活動把阿爾卑斯山南坡的森林都砍伐光了，目的是爲了得到耕地，但是由此引起的水土流失和夏季的暴雨把南坡的土壤全部冲走，摧毁瞭高山畜牧業的基礎，變成不毛之地。他後來指導一位博士生寫關於自然辯證法的論文，也是從閲讀恩格斯這部偉大著作中得到的啓迪。精讀一部經典著作，可以説是受用無窮。

　　司徒除了全力修好第一外語俄語以外，還選修了日語作爲第二外語。因爲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有很深厚的淵源關係。日本學者在中國歷史地理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詣，碩果纍累，著名的南海交通史專家藤田豐八在東西交通、中國歷史地理方面很有成就。在中大的圖書館裏保留了大量日文歷史地理資料，這些寶貴的資料一直沉睡在倉庫裏，從來没有人去開發龢利用。他深深感到學好日語是進入專業大門的一把鑰匙，决心努力學好它。給他們講授日語的林老師，早年在臺灣受過日語專業教育，講一口地道的日語。司徒爲了學好日語，早晚不斷地練習日語五十音假名。假名是學好日語的基石，日語的語法和變化，跟着假名而變化，就像門捷列夫的元素週期表一樣，必須爛熟於心。他差不多整整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才掌握了假名的拼讀和應用，對日語的語法也有相當的掌握。考試時，他的日語成績是90分。抗戰前後，日本人在海南島作了很多研究和經營開發活動，保留了不少日語的文獻。1984年他寫《海南島歷史上土地開發研究》博士論文的時候，在北大圖書館、北京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日文的書刊中找到了不少非常有價值的資料，爲完成博士論文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他讀研究生時，條件很艱苦，不但中山大學如此，甚至連被認爲是全國最高學府的北京大學也一樣。因爲課室不够，北大研究生冬天下雪的時候，還打着雨傘，讀外文。70年代末，中蘇關係有所好轉，陸續有一些人走出國門，開展了學術的交流。但是俄語的口語對他來説是一個難關，一是他方言的口音太重，二是無論在中學或大學階段都没有條件練習口語。那時，録音機没有普及，學校給他們一百多人僅配的一部臉盆那麽大的臺式的録音機和一些録音帶。每天中午和晚飯以後，他一個人到當時唯一一個閲覽室裏，不停地聽俄文録音。1984年，他到北大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爲加强對俄語口語的訓練，專門買了一個小枕頭大的收録機，從俄語教師那裏借到一些俄文録音帶，每天放在桌子上，堅持進行聽説訓練。畢業時，北大的俄文老師給他寫上了一段評語“俄語已經成爲他進行對外學術交流的重要工具，可以在專業方面進行一般的交流和對話”，這個評語是對他多年磨煉的一個總結。

　　雖然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他始終没能踏上他神往的俄羅斯大地。但是多年的俄語學習，使他對俄羅斯的文化有相當的瞭解。他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看到了俄羅斯的母親河伏爾加河和俄羅斯大地的風采，讀過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頓河》、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高爾基的三部曲《我的童年》、《大學》、《在人間》，以及大戲劇家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劇作等。另外他所學的經濟地理也是産生於這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地理很多的原理、學派、代表人物等都與這個國家有血肉相關的聯繫。俄文磅礴的氣勢、優美的詞彚和音調總是縈繞在他的腦際。他非常喜歡在寫作中采用翻譯的筆法，如各種附句、排比的修飾方法、因果的修飾方法等，使得文章更加燦爛多姿、感人肺腑。比如他特别喜歡使用“問題是如此的嚴重，以致……”，以及“問題在於……”等結構，不僅大大地豐富了句式，而且增加了語句的表現力。他很欣賞斯大林《悼列寧》中優美的文字，當他讀到“共産黨員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並不是任何人都能成爲這個黨的黨員，並不是任何人都經得起這個黨的黨員所必需經歷的種種風暴和苦難，工人階級的兒女，在貧困和鬥争中成長起來的兒女，首先這些人才能成爲這個黨的黨員……”，這種氣勢磅礴、一氣呵成的語法結構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這一階段的學習生活中，因導師常年卧病在床，司徒只能定期來到導師病榻邊，聆聽着老師的教誨。由於這門課程没有什麽教材，導師只是要求他補習古文、中國通史、考古學、中國歷史地理和有關的修養。爲彌補這些領域的不足，司徒到歷史係與新入學一年級學生一起聽中國古代史、到人類係聽考古學概論和古文獻選讀、參加課堂討論和田野考古實習、老老實實向前輩學習。一年以後，他這些學科理論和知識大有進步，並與任課老師建立和保持密切學術聯繫，爲後來歷史地理研究奠定良好基礎，用他自己的話説：“我等於讀了一個歷史學本科”。特别令人感動的是，徐俊鳴先生從40年代就致力於中國歷史地理，特别是嶺南歷史地理的研究，對每一篇論文、每一個生疏的地名、每一條考訂的材料都非常細心地作了厚達一尺的卡片，並收集了上籮筐的剪報和大量的地圖，他毫無保留地把卡片讓司徒復製了一份，相同的地圖也都送給司徒一册。每當司徒寫好一篇論文，導師總是抱病給他修改，有些問題明顯帶有錯誤，但是導師並不是以一種否定的方式，而是帶着商量的口氣，在文章的旁邊打上一個問號，然後告訴他參考哪本書哪一捲，讓他自己找到答案，這種方式使他得益不少。

　　司徒離開家庭在中大學習，家裏面臨很大困難。那時，研究生由原單位發工資。帶薪學習每個月大概可領到60元。司徒把工資分成兩半，一半寄回家裏，一半用來支付日常生活開支和購買圖書。即使是按照當時的物價，生活也是很困難的。

　　司徒雖然學習很緊張，但生活却是充實且愉快的。學校每個禮拜六的晚上都在電影廣場上放電影。人們拿着小凳子，從四面八方集中到電影廣場，正反兩面都可以看。放映的主要是一些革命傳統或時事的影片，場面很熱烈且和諧。這種放露天電影的傳統直到後來那塊地建了樑球琚堂才結束。但那時難忘的記憶，多少年後都無法抹去。

　　　　二、碩士論文初露鋒芒

　　司徒自從進入歷史地理這個專業以後，在導師的循循教誨之下，很快登堂入室。他入室的目的是爲了成爲導師坐床弟子。這是源於華南師範大學的曾昭璇教授的啓發。1938年，因爲抗戰，中山大學搬到了雲南昆明附近的澄江，曾昭璇投師於著名的地理學家吴尚時教授的門下。以後跟着吴尚時在雲南、粤北、珠江三角洲、雷州半島等地從事地理考察，學到一身過硬的研究本領，特别是在地貌學上有很深造詣，是中國地理學界的一個泰鬥。曾氏回憶起這段學術經歷及與吴尚時的深交，故自稱不僅僅是吴氏的入室弟子，而且還是坐床弟子。

　　司徒是徐俊鳴先生唯一的研究生，在徐先生的教導和影響之下，他不僅學到了做學問的本領、研究歷史地理的方法和學術的規範，而且廣泛地結交了嶺南歷史地理學界的先輩們，包括以研究臺灣歷史地理著稱的華南師範大學吴壯達教授、曾昭璇教授、暨南大學陳代光教授等，還有廣東文史館的文史專家，以及廣東省博物館、廣州市博物館、廣東省方誌辦公室，包括歷史界、考古界、地理界、博物界、方誌界、古文獻界等方面的專家學者，特别是與曾昭璇教授結下了忘年之交。他經常帶着各種問題請教曾昭璇先生，後來他把曾昭璇先生的論文、著作等作了系統的整理，爲曾昭璇先生寫了長達3萬多字的傳記，2001年曾昭璇先生80大壽時，特地點名要他在祝壽會上作一番發言。他在會上全面介紹曾昭璇先生學術貢獻。後來司徒到北大攻讀博士學位，曾先生也是他的論文評閲人之一。爲他博士論文《海南島歷史上土地開發研究》出版，曾昭璇還親自爲封面題寫了書名，後來他的《簡明中國地理學史》、《吴尚時》、《廣東文化地理》、《嶺南歷史人文地理》等書，都是曾昭璇先生親自爲之作序。司徒每有疑難問題都首先請教曾昭璇先生，他們在學術上可以説是割膽相視。曾氏是司徒心目中一位最好的老師，直到現在他們還是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聯繫，每個月都有很多場合一起討論問題，電話、書信更是往來不斷。曾先生經常在他的信中稱司徒爲尚紀兄，或尚紀兄臺，底下落款弟昭璇。

　　吴壯達先生，原來是中大社會係的學生，對歷史地理感興趣，後來轉到地理係，是全國最著名的、差不多是唯一的臺灣歷史地理的專家。早在50年代初就出版了《臺灣》、《臺灣的地理》、《臺灣的開發》等專著，并且還親自到臺灣作過考察，對嶺南歷史地理也有很深的造詣，特别是對廣州歷史地理有很重要的研究成果。司徒在學術圈子裏很快認識了這位專家。1983年，當震驚世界的南越王墓發現的時候，他最早和其他專家一起看了保存在中山紀念堂裏那些兩千年前的精美珍貴的文物，現在陳列在南越王博物館裏。他深感歷史地理是一門很有前途、很有潜力的學科，這些文物所揭示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内涵，需要各門學科來開發、整理、研究、復原嶺南歷史上第一個割據政權的歷史地理的各個層面。

　　研究歷史地理必須使用大量的古典文獻，而中山圖書館是全國有數的方誌的收藏地。因此，他與廣東中山圖書館古籍部的專家們有了頻繁往來。這爲他以後從事這方面的研究開闢了一條寬廣的道路，這些都跟導師的引薦和推介是不可分割的。當然要贏得同行的信任，主要是依靠學術上的成果。

　　第二年他選擇了《明代廣東經濟地理初探》作爲自己的碩士論文選題。因爲從唐代到元代的廣東經濟地理，他的導師已作過研究，發表了系列論文，而明代是廣東發展史上從一個普通行省躋進全國先進地區的一個轉折時期，但没有人續寫這一時代廣東經濟地理。爲了寫好這篇論文，導師爲他講解了論文的宗旨、體例、格式、使用的參考文獻等要求，以及其他應注意的事項，然後他按照導師的這些指導編寫了論文的章節、綱目，開始了艱苦的研究。本來廣東有明代的嘉靖兩種和萬曆一種省通誌，當時的中山大學連一本明代的省誌都没有，他只好早出晚歸跑到中山圖書館的古籍室裏，在灰塵撲鼻的史料中尋找一點一滴的材料，不僅僅是省的，還有各個府州縣的資料。中大曆史係、廣東省博物館、廣州市博物館、廣東省文史館，廣東省地方誌辦、廣州市地方誌辦等，凡是可以收集、網羅資料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經常爲了追查一條資料翻遍各種文獻。爲贏得時間，他中午不午睡，午餐往往是幾個包子和一杯白開水。每碰到疑難問題，他除了向導師求教，也請教過曾昭璇、吴壯達、何大章等教授。

　　爲了復原明代廣東經濟地理面貌，他不僅從文獻上收集了大量歷史經濟地理素材，并且還親自到全省主要地方作實地調查。爲了弄清明代廣州城墻的分佈，從1980年夏天開始，他好幾次一個人沿着越秀山五層樓下明代城墻的遺址一段一段地觀察、攝影記録。分析廣州城址變遷、城墻功能、對廣州城市發展歷史作用，並深爲城墻被拆除而惋惜。他還跑到西江名城肇慶，在披雲樓下考察了宋城和明代的城墻。根據肇慶城市地勢低窪、洪患嚴重特點，指出宋代築城扺禦了西江洪水，對肇慶作爲廣東僅次於廣州第二個政治中心、兩廣總督駐地的區域性政治中心的意義，闡述了肇慶作爲西江經濟中心、文化中心的價值，以及由此培養開放性城市文化，説明明末西洋傳教士利瑪竇選擇肇慶傳播西方宗教和科技文化，實有其深刻歷史文化淵源。他又到了蘇東坡當年流放的惠州，走訪了當地的方誌機關，收集到不少宋明惠州社會經濟資料，如宋代蘇東坡預見“我視此邦如洙如沂”，即如孔子故鄉曲阜一樣文化興旺。到明代，惠州已發展爲“誠嶺南之名郡也”。他還到了粤北的韶關，到了南雄珠璣巷，到了佛教的祖庭、六祖任住持的曲江南華寺；到了家鄉漠陽江畔的陽江縣和陽春縣，考察了明代和歷史上當地手工業的遺址遺存，并且拍了不少照片，使論文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他在論文中繪製了很多地圖，可以説是圖文並茂，包括明代廣東人口、墾殖、水利、農作物、礦業和手工業、内外交通與貨流等，填補了明代廣東經濟地圖的空白。特别有科學價值的是，論文根據明代廣東經濟發展水平區域差异、地區自然、社會經濟條件特點，經濟聯繫和經濟中心等分佈格局劃分粤中、粤東、粤北、粤西和海南五個經濟區，闡過各區經濟特點，差异和聯繫，提供明代廣東經濟地理面貌空間分异格局，也是明代廣東經濟分區第一次嘗試，後爲不少同行引用。

　　功夫不負有心人，春天播下的種子，經過夏耘，到楓樹落葉的時候，金黄的稻穗鋪滿了田野。1981年秋天，他迎來了論文答辯的日子，《明代廣東經濟地理初探》整個篇幅有十五萬多字，再現了明代廣東土地開發、政區設置、人口遷移、作物布局、手工業、交通業歷史的發展和分佈，以及明代廣東的經濟地理分區。當時的印刷條件很差，他的論文是請人刻鋼板制成，所有的地圖都是用透明紙自己設計、繪製，最後用曬藍圖的辦法而編輯出來的，把十多幅地圖單獨裝訂成一册，加上文字，還有一些照片，粗具一部著作的規模。

　　答辯的當天，吴壯達、徐俊鳴、曾昭璇，還有本係的曹廷藩、樑溥等五人組成的答辯小組，就論文所涉及的明代廣東經濟地理問題開展作者的報告和答辯委員的提問。司徒一一作了正確的回答，答辯委員非常滿意，並以全票順利通過答辯。論文通過以後，他把它分解成若干篇文章，分别以《明代廣東經濟地理初探》、《明代廣東經濟地理文獻淺論》、《明代廣東政區的形成及其與區域開發的關係》等爲題陸續在《經濟地理》、《歷史地理》等刊物發表，引起不小的反響。只是由於各種條件所限，他的學位論文作爲一個整體，至今尚未出版。相信一俟時間容許，他將着手補充，完善自己的學位論文，其出版面世也是可以期待的。

　　三、分配的波折

　　在華南從事歷史地理研究的學者原來只有徐俊鳴先生一個人，建國初還没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地理放在中國科學院裏，徐俊鳴被認爲是中國歷史地理的六大名家之一。其他五位分别是北京大學的侯仁之先生，復旦大學的譚其驤先生，陝西師大的史念海先生，西北大學的王成組先生和華南師大的曾昭璇先生。地理學具有强烈的綜合性和區域性，歷史地理更是如此。歷史地理研究離不開特定的區域，特别是這門高度邊緣性和綜合性的學科，正如招生時候所要求的，它不僅僅是地理學本身的問題，而且還牽涉到歷史學、考古學、古典文獻等，在一個人身上要達到這樣的要求，是個難度很大的事情。這樣的人才是不容易培養的。徐俊鳴先生在招收研究生之前，中山大學地理係曾考慮到他年紀大，身體不好，這門學科迫切需要接班人，就給他配助手，結果先後來了兩三個人都是地理係出身的，但都由於這門學科的要求很高，都知難而退，没有一個人留下來。個别人爲了調回中大工作，口頭上答應充當徐先生的助手，但是調回來以後，不久就食言自肥，又放棄了這個學科。挑選一個學科的接班人成了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

　　1981年國慶節，司徒以自己的勞動成果即碩士論文，向黨、向母校匯報了自己的學業。畢業後，何去何從，是他面臨的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他的導師早就認定他是這個學科理想的接班人，在討論畢業分配徵求導師意見的時候，導師非常堅定地建議要把他留下來，而且司徒本人也很願意繼續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當時在華南只有中大這麽一個歷史地理碩士點，其他的力量都是作爲一種個人的行爲、一種分散的歷史地理研究，還形成不了學科的優勢，更談不上人才的培養。選好歷史地理學科的接班人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合乎歷史地理在全國的分工和中大曆史傳統，以及學科未來發展需要。他原以爲分配不應該存在任何阻力，但算盤上的珠子並不是由他來撥的，當時主宰分配大權的個别人物認爲地理係不需要把歷史地理作爲一種長遠的發展方向，主張放棄這門既古老又年青的學科，最後决定讓司徒另找出路。他聽到這個消息以後，感到非常失望，也有一點沮喪。持反對意見的個别人還提出司徒的家屬是一個集體所有制的單位的職工，要安排工作相當困難，户口問題也不好解决造成。其實這一切與他的導師没有個人背景以及歷史上的一些積怨造成。徐俊鳴先生是全省和全國地理界公認的潜心於學術研究、不屑於鑽營的人，那時候執掌地理係的個别人因曾想在省地理學會擔任職務而未果，却把原因歸結於時任省地理學會秘書長的徐先生，結果采取一種狹隘的、多少帶有報復的心態來對待司徒的分配問題。司徒當時並不知情，即使知情他也没有辦法超越這些人爲的障礙。四海之大，總可以找到一個施展才華的地方，正所謂“天生我才必有用”者也，他很快與設在長沙的湖南省經濟地理研究所聯繫好了，并且把材料、檔案轉到了對方那裏，没多久得到對方的首肯。學期結束時，他將收拾行囊，北上湘江。

　　但事情並不完全按照一部分人的所料想的方向發展。這時，在一次這批研究生工作分配的座談會上，主持研究生教育的一位老師特别提出了歷史地理的發展和畢業生的分配問題。當匯報到司徒將到湖南從事與研究方向相偏離的工作時。校長否定了這個用非所學的分配方案，認爲歷史地理的人才培養非常困難，好不容易才找到在十年動亂中還有在夾縫中堅持看書學習的人，現在把這位學生分回原地是浪費人才，那些所謂户口、家庭、就業等，對於人才的培養來説，都是微不足道、可以解决的。由於這位校長的直接干預，司徒終於留了下來，繼續在徐俊鳴先生的指導之下從事歷史經濟地理的研究。

　　　　四、重上京華趕考

　　1982年10月，司徒到上海參加全國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見到了主持這次會議的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北京大學教授侯仁之先生。侯先生的治學、著作、對歷史地理的貢獻，特别是對北京歷史地理研究的貢獻，他早有所瞭解。在上海學術會議上，侯先生把握全局，把會議開得井井有條，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會議中途休息後繼續開會時，侯先生説：“由於各位代表的配合，使我們贏得了十分鐘的休息時間。”這句話至今仍留在他腦海中。會議期間，主辦方組織與會者到上海郊區進行野外考察，包括郊區河道的變遷、歷史名鎮的保護、龍華寺佛教文化等。這是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成立以後第二次全國性的學術會議，歷史地理的宿將名流都出席了。他有機會認識了歷史地理界的不少老前輩，除了侯仁之先生以外，復旦大學譚其驤先生、陝西師大史念海先生、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的黄盛璋先生、文焕然先生、鈕仲勛先生，南京大學的韓儒林先生、安徽師大的陳懷荃先生等。他特别找了一個機會問侯先生是否招收博士研究生。侯先生説有這種打算，但是具體什麽時候要由北大校領導决定。他把這句話牢牢地記在了心裏。從上海回來以後，他一直關注着北大博士招生的消息。

　　1983年春，没有消息。

　　1984年初，也没有消息。

　　工作一忙，他好像把這件事漸漸忘了。

　　1984年6月某一天，司徒在地理係的辦公室裏翻閲《光明日報》，這一年招收博士生的綜合報導赫然入目。他看到了北大那一年招一名歷史地理的博士生，導師正是侯仁之教授。但是再仔細一看，報紙是6月20日的，北大的報名時間早就過了！他感到非常惋惜，但又很不甘心，决不能放棄這一次報名的機會，因爲離考試還有一個月，還有逥旋的餘地。他回到家，立刻伏案給北大地理係寫了一封信，述説自己對侯仁之先生的仰慕和錯過了報名機會的原委，希望校方能够格外開恩，讓他補辦報名手續。信的字裏行間洋溢着對名師的敬慕和獻身這個學科的拳拳之心。也許是這封信打動了北大地理係的領導，六月底，中大地理係辦公室戴素主任告訴他接到北大的長途電話，同意他補辦報名手續。他得到這個消息以後，馬上找到了兩位推薦的教授，一位是當時的係主任黄進教授，另一位是他的導師徐俊鳴教授，并且在7月初辦好了一切手續。

　　已過了不惑之年的司徒熱切地憧憬着去北大讀書，原因有三：一是他當年高考時，曾把北大列爲第一志願，但是這個願望没有實現。多少年來，他一直對此引以爲憾，一直在關心着這所以民主和科學爲校訓、培養了一代又一代時代精英的全國最高學府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情。第二，北大所在的首都北京有着深厚的人文積澱，古都的風貌和悠久的歷史文化對他這位學習歷史地理的人來説具有無窮的吸引力。在首都生活一段時間是他心中多少年來的願望，隨着歲月的流逝，這種願望與日俱增。第三，招生的導師是我國歷史地理的創始人之一、著名的侯仁之教授，能够在他的指導下學習該是多麽幸運。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

　　這一年的7月4日，司徒坐上了飛往首都的班機。經過三個小時的飛行，飛機在首都機場平安降落。自1966年至今已經過了整整18年。

　　時值夏天，正是鮮花盛開的季節，公路兩邊蘋果、梨子、葡萄等的花開正盛，牡丹、芍藥、含笑、月桂等迎風招展。

　　但是乘機的反應使他嘔吐不止，他看到北京沙灘民航售票處附近擺了一張長椅子，倒頭便躺下，昏昏沉沉地大概過了一個多鐘頭。當他稍有精神睁開眼睛的時候，原來在中大讀研究生的室友、時在中宣部工作的一位北京籍的同學迎接了他。看到司徒這副狼狽相，這位同學很驚奇地説：“想不到你還有這種雄心，要來北京上學。”出於地主之誼，他非常熱情地接待了司徒，并且陪司徒到北大安頓了下來後才離開。

　　第二天，司徒到北大的考場看了周圍的地形和環境，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北大的教工飯堂，啃着冰冷的窩窩頭，填飽了幾乎吐得一干二净的腸胃。那時北京的水蜜桃已經上市，他在附近買了幾斤。

　　第三天是考試的日子，但天公不作美，下半夜刮起了北風，下起一場大雨，凄風冷雨嗦嗦地作響，一直下個不停，氣温驟降，對這個剛從南方來的人來説，像是到了初冬一樣。早上來不及上飯堂，他匆匆地吃了兩個前一天買的水蜜桃，一個已經有點變質，淌着甜水。他住宿的北大附小招待所離考場北大圖書館大概有一千米，司徒只穿了一件單薄的短袖衣，也没有雨具，幸好床底下還有一個不知誰留下來的肥皂箱，上面積滿了蜘蛛網和一層厚厚的灰塵，當把箱子從床底下抽出來的時候，上百只蚊子嗡嗡地向他撲來，好像轟炸機一樣要往他頭上俯衝。他也管不了許多，把肥皂箱攤成方方的一塊，往頭上一頂，很快消失在漫天的雨幕之中。跑到考場，全身已經濕了一半，他用手抹掉臉上和頭上的水珠，找到了自己的座位。一看題目都不難，他不假思索地低着頭，筆走龍蛇，在試卷上沙沙地作響。但到考試中途的時候，傳來了“緊急軍情”，早上吃的變質水蜜桃開始在他腹中發作，十二萬火急，他只好舉手向監考老師請示去洗手間後，又很快回到座位上繼續答題。考試結束時，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當時考的是政治、外語和中國歷史地理三門，7月7日上午所有考試科目都圓滿地結束，他心情特别舒暢。這天中午他一個人跑到北大的燕園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頓，滿足了幾天以來一直飢腸轆轆的腸胃。然後他在校園裏盤桓了半天。那時侯先生正好出國去了，他找到了導師所住的古色古香的小房子，即北大燕南園61號，在周圍轉了兩圈，心想“等秋天到來的時候，我一定會再來的”。

　　這年7月，陝西師範大學也刊登了招收博士生的公告，他在還没有接到北大的録取通知之前，又燃起了西進長安，在史念海先生的麾下攻讀歷史地理博士學位的打算，因爲史念海先生也是歷史地理的三大家之一。史先生從歷史學的立場從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被視爲是歷史地理的西派，侯先生是歷史地理學的北派，而以上海譚其驤先生爲首的是從歷史學、文獻學的立場研究歷史地理的，被認爲是歷史地理的“海派”，形成我國歷史地理三足鼎立學術格局。

　　漢唐文化輝煌一時的西安，也是他仰慕已久的一座城市。他想如果一旦“北伐”未成，也不妨“西征”。這種打算得到了家里人的支持，於是，他又開始了緊鑼密鼓地着手進行準備。當他積極復習，快到出征的時候，在北京接待他的中宣部的那位同學已經打聽到了司徒被録取的消息！司徒知道以後，長長地鬆了一口氣，放棄了遊學西安的打算，準備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