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圓了青年時代一個夢

　　1984年9月中旬，蕭瑟的秋風到來，西山紅葉漸漸變紅，鴻雁南飛，北京大學博士生入學通知書終於送到了司徒的手中。溯自1962年高考時填報北大的志願至今，整整過了22年，夢想終於實現了，他心裏有説不出的欣慰。

　　這一年的國慶節前夕，他打點行裝來到仰慕已久的燕園。按照當時的規定，他到北大以後，每月只能領到96元錢的助學金，比工作時的收入少了一半以上。他和北大兩個物理係博士生住在一個不到15平方米的小房間裏，學校給每個博士生配置了一張桌子、一張日字凳，共用兩個書架，此外别無它物。他又重新回到學生時代，過着集體的生活，每天要在飯堂裏排隊、打水、打飯，跟那些20多歲的青年人一起學習。那個時候他們住在北大29樓，正好是學校的心臟位置，當年進校的博士生估計有100人左右，他是年紀最大的一個。

　　燕園（現在的北大校園），是用庚子賠款建立的燕京大學的校址，曾是清王朝皇親貴族的園林，裏面紅墻緑瓦，每一棟建築物，每一條小路、每一處園林都有一個故事。他的導師對於燕園的掌故、每一棟建築物，甚至每一棵古樹名木都如數家珍、瞭如指掌，不僅對燕園如此，對北京市也如此。他的導師經常給北大、清華、人大等附近高校的學生，作北京歷史地理、燕園歷史地理，各個名校的變遷的學術報告，凡是聽過侯先生報告的人，都爲他淵博的歷史文化知識、雄辯的口才、明晰的思路、嚴密的邏輯和豐富的情感所打動，以致有很多人不是北大的學生，因爲聽過他的報告而自稱爲是侯仁之先生的學生，故侯先生的學生遍佈全國各地。

　　侯仁之先生在燕京大學歷史係畢業後，1946年在英國利物浦大學師從著名歷史地理學家達比（Darby H.C.）教授，1949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在新中國成立的前幾天毅然回到北京，參加了開國大典。侯仁之的出身、經歷和學術成果、學術風格等對司徒的影響很大。有人説：“選學校不如選專業，選專業不如選導師”，這話也不無道理。正是出於這種原因，司徒才克服了種種困難，負笈北上，跨進燕園，開始了“一塔湖圖”的生活，總算圓了青年時代一個夢。

　　二、一塔湖圖的生活

　　一塔即博雅塔（Porter’s Pagoda），是原燕京大學校園裏供應自來水的水塔，是學校一個標誌性建築，高高地聳立在學校的東邊，仿通州有名的古建築“燃燈塔”造型而建，雄威壯觀。“博”字來源於當時燕京大學哲學係美籍教授博晨光（Lucius C. Porter）的名字中Porter的第一章節的音譯，“雅”意即“儒雅學者”。

　　湖即久負盛名的未名湖，原來是北京西郊的沼澤，後來人工挖深，把淤泥堆放在湖的周邊，成爲一座座小丘。魯迅先生講過，“未名湖”不是没有名，而是還没有命名，後來就以此命名爲“未名湖”。從古色古香的西校門漫步進入校園，跨過一座波平如鏡池塘上的小石橋，可以看到不遠處三面環列鋪着琉璃瓦的古典建築群，雕樑畫棟，彌漫着濃厚的文化與藝術氣息。樓前古樹高大挺拔，芳草萋萋，崗阜逶迤，曲徑通幽，不經意間一泓碧波盪漾的湖水就在眼前了。水光天色，豁然開闊，湖中若隱若現的小島點綴其間，更增添了無限風光。未名湖是北大文化積澱的象徵。每天早上都有很多人在湖邊跑步、晨讀，傍晚也有不少人在湖邊漫步，成了北大一景。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在未名湖邊新立了一塊由侯仁之先生親手題寫的“未名湖”三個字的石碑，這也是北大學子和到北大遊學的人參觀、留影的一個標誌物，現在還矗立未名湖的南岸上。

　　圖即北大學生經常廢寢忘食、徜徉於其中的圖書館，這也是司徒最喜歡、去得最爲頻繁的地方。北大圖書館在全國高校圖書館中藏書量是首屈一指的，保守地估計，至少有不下四五百萬册的圖書，特别有很多孤本，價值無法用金錢計算。一直以來，凡是各個出版社的圖書，除了送北京圖書館以外，還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都會送一本到北大圖書館。這是北大作爲全國學術中心一個標誌，它在學子的心中是一個永不枯竭的知識源泉。

　　燕南園是北大，也是全國著名的學問大師、老教授們住的地方。與侯仁之先生爲鄰的是著名的人口學家、原北大校長馬寅初先生。侯宅東面住着著名的哲學家馮友蘭先生，再過去是美學家朱光潜先生、語言學家王力先生、曾任北大校長化學家黄龍翔先生，還有國學大師季羡林先生等，名流薈萃。清一色是獨立的灰色的二層小房子，周圍花木扶疏，十分静謐。

　　侯先生的庭院四周種滿了灌叢，中間放了一張石桌。早上或飯後，侯先生經常到院子裏看書，有時候還拿着鋤頭種花。司徒第一次走進燕南園61號，當時侯先生剛從美國康奈爾大學講學歸來不久，當時正和同事們在研究編纂《北京歷史地圖集》的相關問題。見了司徒，侯先生詢問了徐俊鳴先生的近况，接着非常明確地告訴他：“按照歷史地理在全國力量的部署，你畢業以後不能留在北京工作，必須還要回到嶺南去。”司徒一開始就很清楚這一點，他非常佩服侯先生高瞻遠矚，對於歷史地理學科，不但是一位學問家，而且也是一位學科發展的戰略思想家。

　　北京的冬天非常寒冷，有時氣温降至零下10多度，對一個習慣了温暖南方生活的中年人來説，無疑是一個不小的考驗。雖然房間裏有暖氣，但是室外寒風刺骨。司徒每天五點多起床，天才朦朦亮，他已經放開脚步，輕輕地從侯先生房前的小石板路走過，跑到未名湖邊，環湖跑兩圈，然後再登上湖邊雪鬆覆蓋的小山坡，兩手拉住雪鬆樹枝作引體向上，又加上幾個俯卧撑，沿着小山坡跑幾個來回，再跑向大飯堂、三角地，每次至少要運動40分鐘，最後回到宿舍時，已是大汗淋漓，周身通泰。他每天除了晨練，傍晚也鍛煉，繞着未名湖和校道跑兩圈，天天如此，風雨無阻。如果問及他一直保持至今的習慣，那麽除了讀書外，非鍛煉莫屬。長期堅持如一的鍛煉使他有了一個適應環境的强健的體魄。

　　北京大學與南京大學、中山大學並稱爲中國地理學的三個重鎮。北大地理係匯集了一批中國地理學界的精英，如著名的歷史地理學者侯仁之先生、自然地理學家林超先生，人口地理學家仇爲之先生、經濟地理學家胡兆量先生、楊吾揚先生、地貌學家王乃樑先生、崔之玖先生、楊景春先生、自然地理學家陳傳康先生、歷史地理學家王北辰先生、徐兆奎先生，以及歷史地理的後起之秀於希賢先生、韓光輝先生，李孝聰先生等。司徒在這種精英薈萃、學術氣氛非常濃厚的環境中一頭鑽進了歷史地理的懷抱，開始一步一步向這個學科的高峰邁進。

　　每天吃過早餐，他幾乎都直奔圖書館。那個時候，北大學生都是掛着一個布袋，排長龍進入圖書館。他作爲全校年齡最大的一個學生，也和其他學生一樣匆匆忙忙排隊，跟在那些年輕的大學生背後，手持一捲，邊看邊慢慢地隨着人流向前。他往往第一個進入古籍室，在裏面查找卡片、借閲方誌、二十四史，各種版本的地方文獻。書架上一排排整齊的圖書，使他流連忘返，他每天早來遲走，時間既長，那裏的管理員都認識他了，常常主動地給他提供所需要的圖書。後來北大一位圖書管理員説：“其實來古籍室最爲頻繁的，不是哲學係，也不是歷史係，而是歷史地理中心的教師和研究生，來得最勤、坐的時間最長的也是歷史地理的學生。”爲有這樣一種執着的追求和堅忍不拔的毅力，北大侯先生培養出來的學生大都成爲了這個學科的棟樑。如於希賢先生畢業後留在北大，成爲歷史地理的一名骨幹；韓光輝先生也是一個很有專業造詣的學者。先後在侯先生名下攻讀學位或進修的還有朱士光、尹鈞科、高鬆凡、李並成、唐曉峰、武弘麟、劉波、劉榮芳、李孝聰、趙中樞、張國雄、唐亦功、張寶秀、鄧輝、闕維民等，都成爲了這個學科的中堅力量。

　　司徒是侯先生建國以後招收的第一個博士研究生，當時地理係的領導也很重視，給他提供了很多方便，經常讓他出席各種學術會議、參加歷史地理中心的活動等。

　　在專業學習之餘，他常去宿舍邊的三角地，那是全校信息中心。各種活動的海報、廣告每天都在更新。司徒最爲關注的是學術講座的通知，一旦有各種專題的，特别是歷史、哲學、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倫理、道德等校内外的名家的各種演講，他都盡可能去聽。當時還有比較敏感或者是西方一些學者長期被壓抑的學術思想和著作也都通過不同的渠道在講座中得到傳播，他也非常留意這些講座。比如那個時候心理學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夢的解析》等著作在校園中還是采取手抄或者以影印的方式在流傳，他得知這個消息以後，特别趕到學生會的流通處設法弄到這兩部著作。

　　在北大這個神聖的學府裏，他除了在專業上有了長足的進步外，還拓展了思想視野，增長了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入北大一個多月後，他便按照導師的安排，準備進入博士論文的寫作。侯先生也不止一次説過，培養博士生主要是通過學位論文寫作來完成，司徒即按這一模式步步推進。

　　侯先生認爲海南島是一塊大有希望的土地。並預感中央可能對海南島采取一些特殊政策和措施，基礎研究必須走在前面。由於海南島特殊的地理環境和地理區位，大陸的人對海南的認識很模糊，島上豐富的自然和人文資源也還處於半開發或者沉睡狀態，非常有必要做好這方面的基礎研究工作。在海南，土地開發是它的核心，當侯先生從全國歷史地理研究的現狀出發，并且考慮到司徒以後的工作，建議他以海南島歷史上土地開發研究作爲學位論文的選題，他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個建議。

　　三、第一次海南之行

　　侯先生强調進行歷史地理的研究除了要查閲大量基礎文獻，野外考察也不可缺少。這也是要取得突破、要超越前人成就一個强有力的手段，對海南島的研究也是如此。雖然廣東與海南島只隔着瓊州海峽，但司徒以前從未踏上過這個海島。他一邊收集海南的歷史文獻和各種資料，一邊做實地考察的準備。

　　1984年底，北京的氣温降到了零下四五度。那天，司徒從地理係借來一個很大的野外旅行的布袋，把照相機、地圖、指南針等野外用品，裝了滿滿一袋，然後冒着刺骨的寒風，乘火車先下廣州，又乘車輾轉七百多公里，才扺達徐聞，即祖國大陸最南端的徐聞縣海安港。前面是波濤滚滚的瓊州海峽，從海岸上直望過去，天水相連，白浪滔天，不見涯岸。他在海安港坐上了開往海南的輪渡，這條平均寬約20海里的海峽以風浪大、海流復雜、甚至還有鯊魚出没而著稱，歷代都將其視爲畏途。即使是在現代交通方便的條件下，坐輪渡也要兩個多鐘頭，如果碰上風浪，旅程會更加辛苦。

　　司徒雖然從小生活在海邊，也跟大海打過交道，但畢竟僅是在沿岸一帶活動，没有遠離海岸綫，深入到海中腹地。輪船在瓊州海峽的波濤中上下顛簸，他感到天旋地轉五腹六臟好像都在翻滚，胃裏的東西全部吐了出來。當船靠了海口港，他昏昏沉沉、摇摇擺擺地拿着簡單的行李隨着人群第一次踏上了寶島的土地。

　　他與從香港直接乘飛機到海南的一支海南旅遊資源考察隊會合後，開始了海南考察。考察隊的成員有香港中文大學地理係、香港浸會學院地理係和中山大學地理係的教師，還有廣東省旅遊局、海南行政區有關的旅遊部門的同志。

　　司徒跟着考察隊，首先從海口出發，沿着海榆東綫，經瓊山、文昌、瓊海、萬寧、陵水到三亞，再從三亞進入五指山腹地，即當時的通什。然後從海榆中綫，經過瓊中、屯昌、定安，再回到海口，大概需要五六天的行程。盡管是以考察旅遊資源爲目的，他還是利用這次機會，沿途觀察了海南島的自然、人文地理，民族風情、生態環境和社會等，獲益匪淺。考察結束後，他們向當地旅遊部門和當地政府提交了考察的成果——《海南島旅遊資源研究報告》。當然，這個報告對於他要撰寫的學位論文，尚有很大的距離，但這次考察形成對海南的整體印象也是一個不小收穫。

　　這次海南之行，他看到了寶島的自然風光完全有别於大陸，滿眼椰風海韵，遍地椰林，纍累碩果 ，一派熱帶風光。在海岸綫上，他看到了墨緑色、緑油油紅樹林，蜿蜒流動的南渡江，萬泉河、陵水河、昌化江、寧遠河，奔騰的河水從五指山直瀉狂奔至海岸，呈現一種穹窿狀的放射格局。五十年代前密密的原始森林在島上許多地方消失了，代之的是爲保衛年青的共和國急需橡膠而開闢上百個橡膠農場。每年至少有五六次的臺風對樹質很脆橡樹威脅很大，所以橡林的四周都無一例外地種上了防護林。

　　橡林如海，特别是海南的中部和南部。無論山谷、臺地，或者山腰上，到處都是幾丈高的墨緑色橡膠林，橡樹的胸徑以下布滿了刀痕，乳白色的膠汁在流淌。年青的橡膠工人每天都要在天亮之前三四點鐘開始上班，頭上戴着礦燈，腰間插着一把腰刀，在胸徑以下切成一個斜斜的刀口，放上罐頭盒子，過了兩三天再來收集，匯成一桶桶的原生的橡膠。這種寶貴材料可以生産5萬多種零件，飛機、汽車的輪胎，還有軍用的、民用的大批物品都少不了橡膠，并且天然橡膠的特性是人造橡膠所代替不了的。我國能够生産橡膠的只有海南島和雲南南部的少數地區，海南島是我國最大的橡膠生産基地。他望着島上密密麻麻、望不到頭的橡膠林，心中對海南人民犧牲了生態環境的利益而换取國家重要戰略物資的生産感到非常佩服。

　　島東部的海岸綫是椰樹的天下。文昌有著名的東郊椰林，幾萬畝的椰林，分佈在青瀾港四周。青瀾港是海南最好的港口，過去也是海南對外航運的一個中心，景色優美，像翡翠一樣静静地躺在椰林環抱之中。那裏盛産各種海鮮，海水平静如鏡，一碧萬頃，湖外是烟波萬裏的南海，濁浪滔天、濤聲如雷，兩種景觀給人以無限的美感。自鴉片戰争以來，島上的居民通過青瀾港和海口港，揚帆南溟，漂流到東南亞，乃至南北美洲，開始了飄泊的海外生活。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曾計劃把青瀾港改造成一個南方大港。可惜由於戰亂、時局動盪、統治者無能，這個規劃未付諸實踐。長期以來，青瀾港一直處於處女港的狀態，只有少量的漁民在港灣裏從事淺海作業。

　　他們在這個港口考察時，當地的漁民正在拉網作業，雪白的銀魚在網裏上下跳動。膚色黝黑、體格粗壯的漁民坐在小魚舢上，或站在没腰的海水之中，“哎呦哎呦”地叫着號子，聲音粗獷，令人振奮。一簍簍鮮活的魚蝦、螃蟹放在船板上。這愉快的勞動情景是那麽熟悉、那麽親切。他們興致勃勃地圍着小船，拍照、和漁民交談。特别是香港的同行感到非常新鮮，這裏的一切與熱鬧非凡、車水馬龍的城市生活完全不同。更激發起他們無限熱情的是青瀾港兩邊的萬畝椰林，那裏像亞馬遜河的熱帶森林一樣，被臺風吹落了的椰子遍地都是，有些已經發酵，散發着椰酒的芬芳，有些横七竪八的樹干擋住了他們的去路。這片完全分佈在平地上的椰林，一眼望不到頭，除了天籟一般的蟬鳴鳥叫和他們自己的脚步聲外，再無别的響聲，如果没有向導帶路，很可能迷路。他們借用向導的腰刀，順手砍下樹上的椰子，甘醇的椰汁喝在嘴裏，有説不出的愜意。不一會兒，每個人都灌得飽飽的，走起路來鼓鼓的肚子裏像“洪湖水，浪打浪”，還可以聽到咕咕的聲音。

　　休息時，他們看到附近海岸邊的兩棵椰樹之間懸掛着一張網狀的像摇籃一樣摇來摇去的吊床，那是看守椰林的農户家的。他們饒有興趣地在吊床上躺着，一邊摇，一邊欣賞青瀾港的美麗景色，微腥的海風拂過，令人心曠神怡。這美麗的青瀾港給司徒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依依不舍地離開了那裏，心裏熱切地盼望着再一次回到她的懷抱。

　　離開了青瀾港，他們又到了被譽爲“海南第一山”的萬寧東山嶺，品嚐了聞名全國的東山羊，以及和樂螃蟹和對蝦。這裏的螃蟹以外殻特别紅、膏厚而著稱，它的兩個大螯足够一個人下幾兩酒。對蝦有四五寸長，三四個可以擺滿一碟，這都是外地很難見到的名産。海南是祖國的寶島，一點也不假。

　　他們離開萬寧，在陵水縣城暫作停留。香港同行對黎人生食檳榔很感興趣，拍了不少食檳榔鏡頭，即用扶留葉加石灰包住青色檳榔果，放在嘴裏咀嚼，不久，檳榔裏的生物碱會使食者臉上泛起紅暈。當地人將其作爲口果，也是一種享受。

　　他們當晚到了最南端的三亞，看到了這座海濱城市的各種風景綫，也觀察了當地回民的活動。島上這個最大的回民群落是宋代從越南遷過來的，他們有堅强的内聚力，至今還保留着特有的風俗文化，在强大的漢文化和黎族文化的包圍下卓然獨立於海南，成爲一個最堅强的族群。很可惜他們在那裏未能到清真寺裏參觀他們的禮拜。

　　從三亞到五指山腹地通什約兩個鐘頭路程，沿途經過被認爲是海南古人類摇籃的落筆洞，實是一座石灰岩孤峰，因行程匆匆，未作詳查。在黎族聚居通什看到了被稱爲“布達拉宫”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政府，高高地聳立在這座城市的山坡上，附近還有一座富有民族特色的民族博物館，陳列着大量黎族的歷史和風俗文化的各種材料。他們從旅遊資源開發利用的視野，在附近的黎寨作了民族學、民俗學和人文地理的調查和評估，看到了黎族的生産、生活方式，看到了刀耕火種的實際情况，看到黎族金字屋和船形屋，看到了他們簡陋的陳設，比較貧困和古檏的生活，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習慣。

　　離開通什後，他們沿着海榆中綫，回到海口，從事報告的撰寫等工作。考察隊離去後，他一個人在海口停留了幾天。在海口檔案館、博物館、政協、文史辦等廣泛地收集關於海南的歷史文獻，考古等資料，查閲了大量的家乘族譜和檔案館所保留的一些史料。有幸的是，他在這裏碰到了熱心的人，這裏有海南文物考古工作隊的人，檔案館的人等。他們熱情好客，聽説他是北大的博士生，對他照顧有加，提供了種種方便，他非常感謝。

　　這兩天的停留期間，他收集了一包包的材料，把與他身高差不多的一個大旅行袋填得滿滿的。當他踏上瓊州海峽輪渡的時候，沉重的資料壓得他的腰都快彎了。

　　揮手告别海南，他回到中大的家裏，緊張地從事資料的梳理工作，每天晚上，他那套只有28平方米的房間的燈光總是整棟宿舍最後熄滅的。他在這裏整理大量的資料、繪圖、思考、寫成了論文的基本框架。

　　四、永遠的導師

　　司徒選擇海南島作爲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跟徐俊鳴先生的幫助是分不開的。

　　地域性是地理學一個很大的特點。侯仁之先生畢竟是長期在北方生活和工作，對海南島瞭解有限，司徒選擇海南島作爲他論文的選題後，侯仁之先生曾寫信給徐俊鳴先生，請他協助指導司徒的學位論文。徐先生不顧重病在身，欣然應允。

　　1958年，徐先生出版《海南島地理》一書，書中全面地介紹了海南島的自然、人文、社會、歷史等狀况，其中就有不少關於海南島歷史開發的材料，也提出了海南開發的一些建議。

　　司徒第一次從海南考察歸來，立刻把考察的結果向徐先生作了匯報。

　　1985年前後，徐先生的身體已非常虚弱，常常卧床不起。幸有夫人無微不至地關懷和體貼入微地照顧，使他精神上和身體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慰借，幫助他渡過了一次又一次的難關，中大的老師們都説徐俊鳴教授的生命最後十年是夫人給的。但即使是在病榻之上，他還經常接待來自不同地區的人，解答他們提出的有關嶺南歷史地理的各種問題，這位老科學家敬業、樂業的精神令人感動不已。

　　有一次，南雄縣和大餘縣爲廣東和江西兩省在粤北的一條分界綫梅嶺（即大庾嶺）分界問題争執不下，特别是對於“南粤雄關”等景點的歸屬，兩個縣有關部門一直争議不休：南雄縣堅持説是屬於廣東，而大餘方面則找了大量的憑证，説屬於江西。

　　大庾嶺下的南雄珠璣巷和大庾嶺北面大餘縣都有很重要的、很深厚的人文歷史文化價值，成爲近年旅遊開發的熱點，兩省爲此所引發的紛争愈演愈烈。後來雙方都來找徐先生，向他請教梅關的歷史地理問題。徐先生曾經私下對司徒説，從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性，從嶺南開發的歷史過程和歷代進軍嶺南的行軍路綫等方面判斷，大庾嶺更多的人文性質應該是屬於江西。他深知這種説法可能會引起當地人的不滿，但是作爲一個正直的科學家，他没有偏袒自己的故鄉廣東，而是站在公正的立場上，表明瞭自己的觀點，最後雙方終於達成了共識。這是徐先生在生命的最後兩年保持晚節，不爲一些狹隘的地方利益而改變高風亮節的具體表現。

　　自從受侯先生囑托指導司徒的博士論文後，徐先生有好幾次在病床上給司徒講授研究海南島歷史開發應該注意的問題，尤其是作爲一個海島，它四周爲被海洋所包圍，中間呈穹窿形的地形，放射狀的水系，熱帶氣候，特别是海南島的東部和西部，一個是濕熱的熱帶雨林地區，而西部則是熱帶稀樹草原地區，大量的水汽主要是在東南季風的作用下，爬上五指山的東南坡，形成降雨。等到再繞過五指山的西部，空氣裏水汽已經很少了，故海南島的西部，降雨量只有東部的一半，呈現出熱帶稀樹草原景觀。

　　徐先生特别提醒這種乾旱的臺地或者丘陵地形對於早期從北方中原來的漢人，與他們原來的生活環境相似，故而開發最早；而東部濕熱的環境，熱帶森林非常稠密，加上熱滯，即瘴氣，漢人很難適應，故一直到了宋代以後，才逐步得到開發。這個提示，使司徒撰寫論文得益匪淺，特别是海南島東西兩半部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觀的差异，也是從徐先生這番講述中得到很大的啓發，而發現並作深入剖析與對比的。

　　司徒在廣州整理材料的日子裏，經常往徐先生的家裏跑，但隨着次數的增多，他也愈發感到愧疚和不安。此時徐先生已病得骨瘦如柴，有時候需要家人攙扶靠在床邊，甚至床上還掛着葡萄糖等注射液，一邊口述。此情此景令司徒終生難忘，感動的泪水一直在心裏流淌着，他暗暗地下决心：這篇論文只能寫好，絶不能寫壞，一定要出水平、出影響，才不負導師的諄諄教誨。這不僅是自己個人的學位論文能否通過的問題，而且事關到歷史地理學在中國南北兩位大師的聲譽問題，特别徐先生以這樣多病孱弱之軀，一位病入膏肓的老人，在其生命最後幾年的時間裏，竭盡心血來指導學生撰寫論文，用自己的生命詮釋了“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矩成灰泪始干”的無私奉獻精神。

　　司徒深受徐先生這種精神感召，他不但要出色地完成論文，而且要給導師争氣，要拿出最好的成果來作爲獻給導師的禮物。司徒夜以繼日地在廣州的中山圖書館，廣東文獻館、省市的有關檔案館、中山大學圖書館，穿梭往來，尋找哪怕是一絲一縷的、片言只語的資料、信息，反復的計算、核實、畫圖，使得論文做得盡可能的完善和達到應有的水平。到翌年三月開學時，他帶着論文的基本框架和部分成果回到了北大。

　　五、考察桑干河

　　北京大學地理係雖是1952年院校調整，從原清華大學的史地係轉過來的，但由於處在首都，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很快成爲全國地理科學的一個重鎮。那裏匯集着各個學科的一批頂尖的帶頭人，不僅經濟地理，而且自然地理也是高踞全國頂峰地位的地理係之一，還開設有第四紀地質和地貌學專業，這在全國除了南京大學以外其他高校少有的專業。

　　1985年夏，北大地理係有一批學生要到山西大同的桑干河中下游進行流水地貌、河谷地貌、火山地貌等的實習。那時司徒雖然讀了不少關於黄土高原、關於北方，特别是大西北的地理景觀方面的地理著作，但畢竟是紙上得來的印象，這次考察西北是一次很好的實踐機會。

　　於是他和他的師弟，現北大韓光輝教授參加了北大地理係地貌專業1983級學生地貌實習。這次司徒不僅僅是隨着這批學生一起進行實地考察，而且要體驗祖國西部山川風物，剖析它深厚的文化積澱，充實自己的文化人生。

　　他們一行三十多人，坐上了開往大同的列車，六月的廣東已是盛夏，超短裙、露背裝已經隨處可見，但處在黄土高原邊緣的大同，早上的天氣還是很冷，當地有人還穿着毛衣，有時候也要穿上棉衣。

　　下了火車，改乘汽車，約一個鐘頭到了他們實習的地點大同縣。明、清時期，特别是明代，大同是以軍事重鎮而揚名四海。由於它在北部邊防中“屏全晋而拱神京”，在多次的軍事鬥争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再加之其布防之嚴密，設施之堅固，建築之高大，在我國古代城防建設史上也屬少見，因此，一直享有“巍然重鎮”和“北方鎖鑰”之譽。大同縣是桑干河所流經的地方，桑干河是永定河的上游，流經官廳水庫的永定河是北京的主要水源之一，北京的著名的盧溝橋，就是横跨永定河上的。永定河在唐代稱無定河，在中國歷史上是一條很著名的河流，爲歷代詩人所吟咏，唐詩人陳陶《隴西行》：“誓掃匈奴不顧身, 五千貂錦喪胡塵。 可憐無定河邊骨, 猶是深閨夢里人”，成爲與這條河流聯在一起千古絶唱。

　　潘良臣《桑干河》詩曰：“水字桑干古有名，波濤汹涌繞金城。瀠洄有浪堪垂釣，睛暖無塵可濯纓。渡客若從煙裏出，魚舟如在霧中横。暮春一二金蘭友，浴罷歸來歌咏清”。在詩人的筆底下，展現了桑干河歷史的厚重和粗獷壯麗的風光。

　　當代著名女作家丁玲的1948年以農民、農村鬥争爲主題創作的長篇小説《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描摹了20世紀四五十年代中華大地上天翻地覆的變遷，以美麗、遼闊的桑干河作爲抒情叙事的舞臺。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反映土地改革運動的第一部優秀長篇作品，曾被譯成多種外文，1951年獲斯大林文學奬金。這本書還描寫了發生在永定河上的盧溝橋事變。盧溝橋事變拉開了全民族抗日的序幕。這一切都使得這條河流聞名遐邇。

　　他們這次考察的主要路綫是沿着桑干河溯源而上。他們在大同縣政府招待所裏住下不久，就被告知這裏的民風淳檏、風氣未開，當地百姓衣冠履帶還非常守舊，當地人認爲女子穿裙子或穿短褲上街是一種有傷風化的行爲。帶隊的老師一再提醒學生要入鄉隨俗，大家也都自覺恪守這一紀律。

　　在出野外之前，司徒到他特别感興趣的農貿市場裏轉了轉，發現雖然中午天氣比較炎熱，但在大街小巷都没有看到一個穿裙子的女性，更不用説穿短褲，或露背低胸、超短裙之類的衣着了。這與已經是改革開放了幾年的廣東，形成一種極大的反差。在廣州，在珠江三角洲各地，穿這類衣着男女，早就招摇過市了。但是在二千多公裏外的大同居然連穿裙子都受到非議，真是“十裏不同風，百裏不同俗”，也可見一斑了。

　　他一直在思考着這個問題，深感這種歷史區位的封閉和歷史的包袱，要想在短時期改變，恐怕是相當困難的。他想起了列寧的一個教導“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這也許是問題的答案。

　　稍作休息以後，第二天他們沿着桑干河的河谷溯源前進。桑干河自西南向東北横貫大同全市，將市境割成西北、東南兩大區域，形成周圍高、中間低，兩山夾一川的槽型盆地。

　　在那裏，他發現這條著名的河流在地圖上雖然表示得彎彎曲曲，赫然入目，但是到了現場，河床大部分乾涸，岩石裸露，只有一潭一潭河水，由一些綫狀的水流把它連起來。由於年代久遠，河谷非常寬廣，河床裏分佈着大片的鵝卵石，非常圓滑，有巴掌大的、鴨蛋大的、鷄蛋大的，甚至鴿子蛋、鵪鶉蛋那樣大小的。一泓一泓的流水底下長滿了水草。河床兩岸大部分崩塌。大扺是這些地方的河流平時都是涓涓細流，一旦暴雨或是山洪爆發，它馬上就會像一匹脱繮的野馬，奔騰彭湃，直往向前。别看它眼前非常馴服，一旦洪水泛濫，就勢不可擋。這是山區河流的一個特徵。兩邊都是崩塌了的黄土，因爲没有植被，光秃秃的一片，在夏日陽光的照耀下，閃爍出耀眼的光芒，不時掠過的一陣山風，飄起一片黄沙，在周邊彌漫。河床上能見度降低，但是越往上走，這種氣流的關係有時又變得很清凉。當風沙吹起的時候，有時候好似出現海市蜃樓，當風沙消失的時候，天又顯得非常湛藍，河床卵石，一泓泓的潭水，又相映成趣，這條著名的河流的景觀變化無窮，使人感到它歷史的久遠。在這裏不知發生過多少次洪水爆發，吞噬過多少生命。在河床的深處，在黄土彌漫遼遠的天空的一角，歷史上不知有過多少次格殺、戰鬥，兵火連天，外族和漢族不同政權、不同政治集團在這裏演出過多少驚心動魄的歷史的一幕又一幕。但是這些都像這條河流一樣，隨着時間的過去，它們已經煙消雲散。這條歷史上曾是風雲變幻、刀光劍影的河流，後改稱永定河。

　　他們沿着河谷，饒有興致地在有水的地方停下，發現河床裏還生長着巴掌一樣大的蚌。這些老蚌不知道生長了多少年，而水裏還有很多不知名的小魚，可能是河水特别湍急，所以這些魚都是没有鱗的，就像泥鰍一樣滑溜溜的，頭和尾長着吸盤，大概是粘住這種圓滑的鵝卵石才不至於給湍急的河水冲到下游。他們用隨身帶來的簡單的工具，很容易就抓到了幾斤小魚。晚上回到招待所請所裏的師傅烹調。

　　師傅很爽快地接過了魚，但遺憾的是，師傅對魚的加工、烹製一無所知，不懂得怎麽來處理，怎麽吃。後來一打聽，原來當地老百姓是不吃魚的。這麽好的食物，多少年來竟然都不爲當地人所知。從這一點也看出這種淳厚的民風、這種古老的風俗習慣是多麽的頑固。

　　他們沿着永定河谷到了大同火山地貌最集中的地方。大同跟東北的五大蓮池一樣，在地質時期是火山噴發最頻繁的地區，至今還保留着大量的火山口。

　　他們在大同市附近找到了火山爆發的很多遺址，周圍有不少死火山灰、火山蛋和火山錐，層層堆積，形成一種深黑色的火山岩和火山岩順着斜坡覆蓋的地層。這些一期又一期噴發的火山灰覆蓋了大面積的土地，在火山口有些像皮球、也有像網球和小至乒乓球、羽毛球一樣的火山蛋和大量的火山灰。一個個死火山錐，聳立在蒼凉的晋北高原上，在夏日的陽光下顯得格外醒目。

　　同來的老師詳細地向實習的學生講解了火山的分期、爆發的年代、動力、形態、火山後期現象和在地貌上的各種形態。透過這一個個的火山口和火山岩，似乎展現了在荒古的鴻蒙時期，這片岩漿噴發的土地在熔熔燃燒，到處都是烈火，到處都是鋼鐵的洪流，它摧毁了一切、吞噬了一切，在大地上留下一層冷却了、鎧甲一樣堅硬的外殻。但是自然力又是那麽的强大，北方的狂風暴雨、夏天的烈日、生物的風化，又使得這噴發的熔岩變成了黄色的土壤，特别肥沃的火山灰成爲耕種的上好土地。歷史上的晋北和内蒙一帶、大同附近，也是林茂糧豐的農業和畜牧地帶。先秦和南北朝時期，匈奴在這一帶放牧牛羊，休養生息，創造了農牧文化。這一帶也是漢唐封建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反復較量的地方，撰寫了中國歷史上鐵和血的一頁又一頁。

　　在大同市外桑干河沿岸保留了一座又一座秦漢時代的烽火臺，它們大概有十多米高，每隔幾百米一座，至今還聳立在晋北高原上。

　　他和實習的其他學生一樣，看過火山錐、火山口後，登上了一個漢代的烽火臺。考察它的方位、結構、功能、布局等。漢代的烽火臺延綿不絶，可能一直延伸到甘肅的嘉峪關。在灰黄的天底下，衆多的烽火臺聯成一綫，記録了秦漢時期匈奴人和中原人歷史的滄桑和裏面所藴涵的一個又一個悲壯的故事。如東漢著名的昭君和番就是發生在這一帶，歷史上還有很多漢族和少數民族友好往來的事例。

　　站在烽火臺上，他想起了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翦伯贊《題昭君墓》的詩“漢武雄圖載史篇,長城萬裏遍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鳴鏑無聲五十年”，説的是昭君和番爲漢族和周邊的少數民族贏得了五十年的和平，昭君的歷史功勞永載史册。

　　東漢末年文學家蔡邕之女文姬也是在一帶跟匈奴人結婚，後來經過曹操的斡旋，回到了漢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事件。郭沫若先生後來爲曹操翻案，也把這件事寫上，即歷史劇《文姬歸漢》。烽火臺記下了這些歷史的滄桑，它們已經成爲大同著名的文物景點。

　　在大同，司徒還參觀了著名的雲崗石窟。雲岡石窟是我國三大石窟藝術寶庫之一，它位於大同市西16公里武周山南麓，依山開鑿，東西綿延一公里，石窟開鑿於公元453年，現存洞窟53個，石雕造像5.1萬餘尊，最大佛像高17米，最小的僅2厘米，均神態各异，栩栩如生。

　　此外，市内的唐代善化寺、遼代華嚴寺及九龍壁等均屬珍貴文物。那裏保留下來的魏晋南北朝時期大量的佛教雕像，反映了佛教在南北朝時期在北方流行的盛况，和在江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烟雨中”的詩句所描述的佛教的輝煌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驚嘆佛教竟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藴，有如此廣泛的題材，對中國的文學、藝術、雕刻、音樂、舞蹈、語言、建築等各個層面，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大同，最使他感到驚奇不已的是大同的城墻。這座由漢族和少數民族世代經營修建的回字方形土城墻，周長至少有數十裏，上邊寬可以行駛汽車。

　　他們徘徊良久，議論着這個城墻的價值。但後來聽一位大同的學生説因爲城市的建設、交通和房地産的開發，城墻已被破壞得很厲害，他心裏非常難過。

　　大同這樣一座城市，如果保護、開發、利用得好，它的價值絲毫也不亞於西安。但是當人們没有認識到這一點，反而把它當作一個城市建設的負擔，情况又當别論。一個地方人的素質的高低、人文精神的良莠，對一座城市，一個地方的發展至關重要。

　　他們離開大同，這次隨隊地貌實習的行程結束了。

　　他和師弟决定利用這次機會作一次晋文化考察。第一站是山西首府太原。

　　他們順着京原鐵路到了太原，這座有着2500年建城歷史的古都是山西的首府，也是一座很有文化底藴的古城。

　　司徒對太原特别感興趣的還有一個原因：他三哥尚繹從1952年起在太原機械製造學校讀書，一直到1956年才離開這座工業城市。三嫂樑崇端也曾就讀於太原衛生學校。

　　那時，一個南方人來到幾千裏之外晋中大地讀書，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從這座城市發出的每一封信，寄回來的每一個成績表都給童年時代的司徒以强烈的震撼，這座城市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早已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十多年以後，童年的記憶還深深地刻在他的心坎上，這種情結，使他無論如何也要在太原停留下來，仔仔細細地看一看，了却一段心願。

　　他和師弟沿着山西的母親河汾水的兩岸，瀏覽了這座以重工業聞名的市容。那裏有著名的全國最大的一座太原鋼鐵廠，整個山西是全國最大的煤炭工業基地，早年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來中國考察時説，山西的地層下是煤的海洋。煤炭工業成了山西的經濟命脈，與鋼鐵工業相結合，是山西産業最大特色。

　　他們看見這條流經古老的三晋大地的河流，勾起了對它歷史的遐想。

　　春秋時期晋國是一個很强大的國家，後來發生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齊等一系列的歷史變革；漢唐時期，山西和關中都是中國文化的中心。三晋文化跟燕趙、荆楚、隴右、齊魯等文化一樣，在中國歷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唐以後，它也像長安一樣逐步衰落。

　　晋中大地誕生了很多歷史文化名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女皇帝武則天即爲山西文水縣人，著名的文學家柳宗元、孟浩然也是山西人。要瞭解山西，不能不了解汾河——這條孕育了三晋文化的母親河。跟所有的内陸河流一樣，夏天的汾河水量也很少，只有涓涓細流，河床兩邊岩石裸露，河灘上有些地方長滿了野草，兩邊是高聳的白楊，一直延伸到城市的盡頭。

　　這個印象到2003年8月，他出席全國歷史文化名城和太原建城2500年的會議時才發生改變。在一個月光如水的晚上，司徒和同伴們一起來到汾河邊。這時候汾河已經被橡皮壩攔腰截斷而成了一個巨大的人工湖。當地政府投下大量的人力、財力，把它經營爲太原市民賞心樂事和休閒的去處。兩岸華燈璀璨，景色優美，凉風習習，和十多年前迥然是兩種景觀。改革開放後，内陸的城市也發生瞭如此之大的變化，特别是城市化的熱潮席捲之下，一座古老的工業城市也在朝着文化多元化、以旅遊作爲支柱産業的方向發展。

　　他們在山西也饒有興趣地領略了它的特殊的飲食習慣，這是一個以醋文化爲飲食風格的城市，可以説無醋不成菜。他雖然僅僅住了三天，但是每一道菜都離不開這烏黑色醬油般的配料。公路兩旁的士多店，或通往小村的公路邊，到處都標示着這裏有醋賣，陳醋批發等醒目的廣告，成爲當地一道最觸目的風景綫。

　　他不斷地思考，爲什麽山西人如此嗜醋？最終得知，因爲太原正處在黄土高原的腹地，來自大西北和内蒙古的厚厚的黄土層，裏面藴涵着大量的鈣離子。這種碱性的土壤使得無論是地表水還是地下水都含着豐富的鈣質，它通過食物、通過飲水，進到人的體内，沉積在人體的各個部位，雖然它可以補充鈣質，像現在很多人缺鈣要補鈣一樣，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度，如果它超出了這個界限，就會走向反面。爲了中和這種碱性，只有用酸性的醋作爲調料。而長江以南，包括兩湖、江西，乃至嶺南，也是自然條件等原因，那裏的土壤正好相反，呈酸性，爲了緩解過多的酸性，當地人在飲食上也形成了特殊的風味，不但用石灰撒在田裏，一是消滅害蟲，二是作爲肥料，而且在飲食上，經常用石灰水蒸蛋，蒸出來的蛋裏面就含有一定的鈣，另外味道特别好，還可以强筋健骨。

　　六、五臺山之行

　　他們離開太原以後，下一個目標是久聞大名的五臺山。他們早上從太原坐火車北上，下午扺達繁峙，沿着山勢蜿蜒的公路，進入了五臺山區。

　　五臺山佛教歷史悠久、寺廟衆多、是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首。連綿數百裏的幾十處寺廟，分佈在山脚、山腰和山頂上，紅墻黄瓦，金壁輝煌，遠處望去，金光燦爛，呈現出一片神聖的佛教文化景觀。

　　歷史學家説，五臺山有史可考的最早寺廟建於北魏年間。俗話説：金五臺、銀普陀、銅峨嵋、鐵九華，可見五臺山在佛教名山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傳説順治帝、建寧公主、楊五郎，都曾出家五臺山。

　　五臺山，因其五座主峰峰頂平緩有如壘土之臺而得名，而深藏於五臺懷抱之中的小鎮，被形象地稱爲臺懷鎮。人們通常把五峰之内稱爲臺内，五峰之外稱爲臺外，臺内集中了五臺山一半以上的佛教寺廟，而臺懷鎮，則是五臺佛國的中心。

　　五臺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中唯一兼有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的佛教道場，因此，五臺山的寺廟分爲青廟和黄廟兩大類。青廟是漢傳佛教寺廟，僧尼一般身穿青、灰色僧衣，萬佛閣、塔院寺、顯通寺，包括建有藏傳佛教風格的大白塔的塔院寺，都是青廟；黄廟則是藏傳佛教寺廟，均爲格魯派，僧尼穿著黄色僧衣。青黄兩廟除了教義與穿着之外，黄廟僧人可以食肉也是重要區别之一。五臺山的喇嘛教興起於元代，鼎盛於清代。五臺山著名的黄廟有菩薩頂、鎮海寺、羅睺寺、廣仁寺、壽寧寺、觀音洞、善財洞等。鼎盛時期，全山寺廟多達三百餘座，今天，仍有四十餘座。它們散佈在五臺山的各個角落裏，大小不一却各具特色。無怪許多人説，五臺歸來不看廟。

　　他們兩人乘上了旅客差不多超載的汽車。沿途見到很多行脚僧，都是從全國各地來五臺山朝聖的僧人。這些人像是匆匆的過客，每個人背着行囊或者拿着一條長長的竹竿。

　　偶然也見到一些虔誠的參拜者，邊叩拜邊前行，遠遠望見前面山上金壁輝煌的寺廟，他們往往停下來，口中念念有詞，很虔誠地跪拜後，再繼續前進。在汽車行進的過程中，也不時閃現出一兩個僧人。他們攔車的辦法很講究禮節，也很巧妙。他們往往在汽車前面五六十米的地方停下來，站在公路的中間，兩手合掌，口稱：“阿彌陀佛”。等汽車在他們前面幾十米處慢慢地停下，車門“吱”地一聲打開後，他們從容地上車，向衆人行一個合掌禮，車上的乘客會不約而同地閃出一條狹窄的通道，方便他們通行。年老的僧人謙和地坐下，年青的跟衆人一起站着。

　　由於山路崎嶇，上下顛簸了兩個小時以後，他們終於來到了五臺山的核心地帶。臺懷鎮不大，青山之下，一條沿着清水河延伸的公路，幾條古檏的小街，各種銷售旅遊、佛教用品的小店，還有一座座香火繚繞的寺廟和隱藏在它們背後的民居。

　　他們在一個非常簡陋的招待所裏住了下來，當時五臺山還没有作全面的旅遊開發，接待條件很差。十多個人擠在一個小小的房間裏，既没有洗手間，也没有洗澡的地方。

　　晚飯後，他們先到附近的一個寺廟裏，盤桓了一陣。太陽快要下山時，他們信步走進一所寺院，那裏的僧徒已經吃過晚飯。

　　在門口，他們碰上了一個身穿黄色袈裟、年約40多歲的僧人。於是，他們上前和這位僧人搭赸。從談話中得知，這位僧人來五臺山時間不長，是湖南長沙人。當談到寺廟裏的生活，他立刻流露出了一種忿忿不平的神色。他説每天三餐有兩餐是吃稀飯，只有一餐是乾飯，也没有什麽菜肴，生活很清苦。稀飯是用一個大桶裝，每個人先舀一大碗，如果不够，可以再添一點。這位僧人所講的和他們剛才進門時看到的情形差不多。當時正趕上用餐，衆僧站在正殿的偏房，有一位長者在每位僧人的大碗裏裝上一瓢稀飯，裏面的水份很多，還夾着一些白菜之類的，此外還有一大盆共用的鹹菜，每個人可以隨意食用，吃完一大碗以後，還可以再添加一碗。

　　司徒問：“方丈和寺院的其他僧團管理層是否也如此清苦？”

　　他忿然道：“現在到處都有不正之風，何况我們這些寺院！”

　　司徒又問：“寺裏爲什麽不給你們改善一下生活呢？”

　　他説：“那只有等他們用上小汽車的時候，或許我們的生活會得到改善！”問及出家原因，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更多地談及寺院中的清苦生活和一些不平等待遇。看來他並不是篤信佛理教義而超脱凡塵，而是爲了尋找生活的出路而削髮爲僧的。

　　五臺山的佛教建築和宗教氣氛確是十分濃厚。如果有時間與當地人聊天，往往會聽到一些在民間廣爲流傳的故事。許多故事讓人難以置信，其中有深不可測的高僧、上可通天的尼姑、日進鬥金的住持、洞察天機的相士等是這些民間故事的主角。

　　這一天他們徒步沿着山間公路繼續往前走，大概每隔幾百米就有一座寺院出現在他們眼前。他們好像劉姥姥初進大觀園，眼花繚亂：喇嘛廟之首的菩薩頂、和尚廟之首顯通寺、五臺山之象徵的塔院寺、有最靈應的寺院之稱五爺廟、十方廟之最的碧山寺、中華石雕藝術寶庫的龍泉寺、現代化寺院的典範普化寺以及大聖竹林寺、廣宗寺等一座座寺廟讓人應接不暇。他們往往只是隨心所欲，看到外觀特别的寺廟，就進去看看。一整天都這樣穿梭往來，也不知道進了多少寺廟。其實這些寺院裏面的布局基本上大同小异，無非是山門、放生池、大雄寶殿、韋馱殿、觀音殿、如來殿、八大金剛，寶塔，其布局、分工、塑像等無多大區别。

　　在交談之中，他得知這裏的僧人都來自全國各地，但主要還是北方爲主。當問到他們很多佛教的基本概念和神像等的來歷，他們也只知道自己所管轄的那些佛像的内涵，對佛教的很多東西並不了解。佛教在他們中一些人的心目中，它恐怕還是謀生的一種手段，更高層次的一種精神的追求者，恐怕還是少數。

　　當天下午，他們來到一個地勢最高的寺廟，也是規模最大的、僧尼人數最多的普壽寺。它座落在在臺懷鎮北端一個山頂上，是目前中國最大的比丘尼道場。它既是學修養重的尼衆寺廟，又是制度完善、課程齊備的佛教學校，在此參加過修行的尼衆近千人。

　　他們順着階梯，爬了兩三百級，纔到了半山腰這座層層院落組成的巨大廟宇，木魚聲聲、香菸繚繞、香客如雲，是名副其實的神聖空間。他們進了山門，看到不少尼僧魚貫往來，便停住了脚步。這是一所不尋常的寺院，所見的皆爲比丘尼，并且很多地方都掛着“遊客免進”的牌子，主殿的外圍竪起了欄杆，遊人只能遠看，而不能走進。

　　據説這是沈崇所在的寺院。按1946年抗日戰争勝利以後，由於國共談判，美國作爲調停代表團，在北平(今北京)駐守了一部分美國兵。當時沈崇爲北京大學女生，12月24日夜，被駐北平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皮爾遜在東單練兵場强姦。事後，國民黨政府以“有污友邦”爲由，禁止各報刊載此事。12月30日，北平1萬多學生舉行了示威遊行，接着，爆發了全國學生抗議美軍暴行、要求美軍退出中國的運動。參加學生達50多萬人，並得到工人、教員和其他人民群衆的支持。

　　當年的“沈崇事件”後，沈崇爲躲避輿論和世人，遂出家於五臺山。

　　她在五臺山消失了幾十年，直到八十年代中，很多人傳説某寺的某位尼姑是當年的沈崇。隨着時間的流逝，人們漸漸地把她忘記了。

　　司徒聽遊客説當天沈崇上午11點左右要到大殿來作法事。他很好奇地站在大雄寶殿外邊，和其他香客一起遠遠地盯着大殿。

　　快到11點的時候，突然聽見有人説：“沈崇來了！”此語宛如一個石子投進了平静的湖水中，在人群中引起了一陣騷動。司徒也不由得引頸翹望，大概在距他十五六米開外的大殿上，一個個子不高的比丘尼在衆尼的簇擁下來到一個觀音像前。只見她點燃了手中的香，又輕輕地敲了幾下木魚，大概停留了十多分鐘，就離去了。

　　後來還聽説北大的學生也想把沈崇請到北京，讓她談幾十年的人世滄桑，特别是在佛學方面的修養和造詣，沈崇没有接受邀請。他看着沈崇離去的背影，聯想萬端，感到寺廟不失爲一個陶冶人心、平息各種欲望的聖地、尋求解脱的一個好去處。

　　到了晚上，方圓幾十裏，各個寺院都發出了陣陣的鼓聲，在催醒那些昏聵的衆生，回聲在山谷裏激盪，形成强烈的宗教感染力。他們停留的時間雖然前後只有三天，但已基本上把山上的景色看了一大半了。

　　這次實習休整完了以後，他繼續撰寫論文。暑假，他不顧酷熱，忍着蚊蟲的叮咬，在中大的鬥室裏埋頭寫作。這年十月，根據侯先生進一步補充第一手資料的指導，他又踏上了海南的土地，進行第二次考察。

　　七、再下海南島

　　這回他不是參加一個團隊考察，而是一個人只身前往海南。

　　爲了弄清海南島歷史上森林的變遷，他第一站到了湛江，首先到了南海西部石油公司總部。這是一個專門負責海南島的周邊乃至西沙、南沙海域石油勘探工作的單位，這裏有很完整的關於海南島海岸周圍地層的鑽探資料。

　　離開北京之前，爲瞭解孢粉的分析技術和取樣等，他特地走訪了北京大學地質係古植物學的教師，向他們請教孢粉的鑒定、取樣和有關材料的使用等問題。在廣州，他還到了廣州海洋地質大隊，請教那裏的工程技術人員。當他得知有關海南島的材料是由南海西部石油公司負責的消息，他立刻馬不停蹄地直奔大隊部設在湛江的公司總部。

　　在總部的資料室裏，司徒鈔録了有關海南島周圍的鑽孔的資料，得知在地質時期第四紀以來，海南島周圍海岸的地層的概况。因爲地層裏保存有很多地質時期和歷史時期海南島海岸變遷的信息，比如歷史時期或者地質時期，這裏是布滿了森林的話，在地層可以找到這些植物的孢粉，通過這些孢粉的分析，可以判斷當時植被的種類，從種類看出當時的地理環境、氣候、海陸的分佈等，這是復原海南歷史地理環境一個不可少的手段。

　　達到這個預定目的以後，他又馬上趕到湛江以南的海康縣（即今雷州市），向當地的文博部門和中學的歷史教師請教，因爲要研究海南的歷史開發，離不開研究海南與雷州半島的地域的關係，特别是人口的遷移。

　　他在海康縣博物館看到了很多關於雷州半島的風俗文化、城市建設、流寓文人的遺迹遺址，特别是很多當地的族譜。

　　他走訪了當地的方誌、文博工作者，向他討教雷州半島居民的來源。他除了親身體會到這裏的方言跟海口、瓊山很接近以外，還從當地一個叫宋鋭的歷史老師那裏得知海康很多人都是從福建來的，特别是當地人都自稱他們的祖先來自福建莆田甘蔗園村（後查明莆田没有甘蔗園村）。

　　但不管怎樣，海康有很多福建移民留下的歷史遺存。比如海康縣城就有雷州半島最大的媽祖廟，上邊的楹聯就説“閩海恩波流粤海，雷陽德澤接莆田”，這副對聯説明不但媽祖崇拜傳到雷州半島，而且雷州半島的居民也和閩南有不可分割的血肉關係，這座最大的媽祖廟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他還得知當地很多民間崇拜也是和閩南一脈相承的，如閩南和潮汕都非常崇拜雷神，海康附近還有雷州半島最大的雷祖廟，崇拜唐代東合州刺史雷州人陳文玉，還有很多關於雷神的傳説，崇拜雷神的戲曲（如雷州换鼓）和各種風俗活動，雷祖廟已經成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些廟宇在雷州半島、潮汕、閩南都沿着海岸綫分佈，形成一個很有規律的地帶。研究一個地域的開發，不能僅僅局限於這個地域本身，還要把它和外圍地區的關係弄清楚，特别是民族和人口遷移。他在出發之前非常明確這一點，故在海康很有收穫。

　　離開海康以後，往南，是大陸最南的徐聞縣。他在徐聞縣停留了一天，參觀了貴生書院。明代，大戲曲家湯顯祖得罪權貴，被貶徐聞，任徐聞典史。看到當地民生困苦，民風驃悍，深感這是當地教育落後所致；特别是看到當地人“輕生，不知禮儀”，不禁發出了“天地之性，人爲貴”，“知生則知自貴，又知天下之生皆當貴也”的呼聲；並拿出自己微薄的薪俸，與知縣熊敏一起創辦了“貴生書院”，招收學生讀書，傳播中原的先進文化、思想。此後，當地讀書人逐漸增多，尊師重教也蔚成風氣。特别是他的“貴生”説，因充滿了濃厚的人文主義色彩，引起了後人極大的興趣。

　　當地官員説，其時歐洲文藝復興如火如荼，中國也産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按照經濟基礎决定上層建築的理論，湯顯祖萌生人文主義思想也正當其時。書院裏原供奉着孔子的塑像，但在文革中已被砸爛了，當時還没有修復，只是保存了一個殘缺不全的頭像。

　　他一路上實地勘探了當地的民俗風情，考察了當地的土地利用。這裏到處都是紅色的土壤，故這裏的文化又被稱爲紅土文化。旱作糧食以番薯爲主，經濟作物以甘蔗爲主。

　　以桉樹爲主的莽莽林海，這一片曾經與海南連在一起的土地，所看到的土地利用的景觀，對研究海南的土地利用是一種重要的比較。

　　從陽江到徐聞，到處是宛如籃球甚至水桶一樣大的波羅蜜，即木菠蘿，這種從印度傳來的果樹也是熱帶跟亞熱帶分界的一個重要標誌。陽江以北，雖然偶然可以看到它的踪影，但是已經不能結果，或者果已很小，不堪食用。五月份起相繼成熟，八九月份是成熟的高潮，其果一瓣一瓣，散發着甜潤的芬芳氣味，果核可當糧食，富含澱粉。

　　還有一種草本的菠蘿，在市面上經常可以買到，在徐聞大面積分佈，價格也很便宜，只要花上幾毛錢，一個甜酸可口、黄澄澄的菠蘿可以任人分享。由於面積比較大，當地爲了推銷品牌，從這個時候起稱它爲“菠蘿的海”，與俄羅斯北方波濤萬頃的“波羅的海”相對應。

　　他沿着“菠蘿的海”的海岸綫尋找着當年曆史的遺址。古代，從大陸過海，都是在徐聞沿岸揚帆過海。他早讀過酈道元《水經注》裏的描述：站在徐聞的海岸綫上，可以在天氣晴好的時候看到海南島像一個土堆的形狀，一個晚上可達到對岸。

　　通往海口最大的渡口是徐聞海安港，在這裏，他邂逅了當年在洞庭湖勞動時王副排長，是徐聞人。

　　這時已是離開洞庭湖的第十四年。這一天，司徒在輪渡碼頭候船室裏，一抬頭，看到了一張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兩個人都不約而同地站定了脚跟，注視着對方，相互打量了半晌之後，還是司徒首先叫了一聲：“王排長！”

　　對方也認出了司徒：“噢，你是學生連的司徒尚紀！”

　　原來這位王排長脱下軍裝以後，轉業到了海安港客運站，當上了副站長，負責從海安到海口業務的主管。

　　他非常熱情地把司徒請到了自己的辦公室，像老戰友一樣談起了分手以後的滄桑。

　　80年代初，正是海南改革開放第一個高潮時期，那時候大陸往海南創業的人非常之多，有“十萬人才過海峽”之説。常常由於臺風和其他特殊原因而滯留在海安港的旅客也不少，他的業務非常繁忙。

　　司徒因有任務在身，不能作更久的停留。王排長叮囑司徒回程一定要到家裏作客，他家在港口的宿舍。 

　　這位十多年前的領導的熱情好客使司徒充滿感激。正因爲如此，他這次不没有像上一年乘坐普通的渡輪，一路上顛簸不已，而是改乘飛船，即水翼船，一種密封的、噴射型的渡輪，只要40分鐘即可駛過瓊州海峽，坐在上面的感覺像行駛在高速公路上一樣，毫無顛簸之感。司徒非常順利地扺達海口港。

　　當天晚上，司徒一頭住進了海南行政區的招待所，那裏的條件比上一年跟農場工人擠在一起的農墾招待所條件好得多。

　　海口是這次論文調查的重要一站。首先是去五公祠。五公祠位於海口市海府大道與瓊山市接壤處，爲紀念唐宋兩代被貶謫來海南的李德裕、李綱、李光、趙鼎、胡銓五位歷史名臣而建。祠内五公石雕栩栩如生，滿面思緒。樓上高懸“海南第一樓”金字横匾。這裏濃縮了歷代中央王朝對海南的態度，五公祠上有兩副對聯，其中一副講到唐宋這些好人都被貶謫到了海外，其上聯爲“唐嗟末造，宋恨偏安，天地幾人才置諸海外”；下聯爲“道契前賢，教興後學，干坤有正氣在此樓中”。

　　司徒在五公祠裏徘徊，看着這歷史的前塵舊影，一方面爲五公的命運感到惋惜，但是也爲五公來到海南，抛棄個人得失，傳播中原文化，與海南人民融爲一體，那種寬廣的胸懷和强烈的民族氣節所感動，所以看到五公祠裏的壯觀的建築，它的雕刻、對聯、每一件文物，處處都折射出歷史的真實。那就是海南歷史上是朝廷貶謫不同政見者的地方，五公祠裏每個人物的經歷，特别是他們在海南所作所爲，顯示中央政權對海南管治政策、當時背景下海南政治、民族、經濟、文化發展狀况，以及海南和大陸的關係。這都是研究海南歷史開發不可或缺資料。

　　離開五公祠，他到了原來海南的瓊州府治，即現在在瓊山縣城，歷來稱爲府城。它是海南的政治首府，從唐代的崖州，一直到明清時代的瓊州府，作爲海南全島的政治中心的歷史地位從未動摇，瓊山後來成爲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也基於此。

　　瓊山有著名的瓊臺書院，是後來著名的粤劇《搜書院》所發生的的地方，現在已經改爲瓊臺師範學校。裏面高高的牌坊、掩映在緑樹叢中的紅墻緑瓦的古建築，在熱帶的陽光下，顯得格外醒目，似乎在燃燒着海南人的火一樣的熱情。

　　他風塵僕僕地從瓊臺書院來到瓊山的大街小巷，特别是現僅保存數十米長、積澱着海南歷史文化的城墻，像綉衣坊這樣的古街，唤起他對海南歷史的濃厚興趣。

　　他還到了海口開埠以來所建造的大街，如解放路、中山路、得勝沙等，那裏聳立着海南華僑集資興建的騎樓、各種風格的街景建築，其中有南洋式的和西歐其他建築風格的建築物。這是研究海南城市發展、海洋經濟、對外貿易、航運等不可或缺的原始資料。

　　他又趕往海南區政府檔案局，在那裏查閲了很多族譜，這些族譜有姓張、黄、邢、吕、馮、唐、李、黎等。它們大部分記載了海南人的來源，即他們的祖先來自福建莆田，他們或以經商，或以爲官的途經進入海南，後來子孫繁衍，支係興旺，散佈在海南沿海的各個州縣，成爲操閩南語的海南漢人的主要來源。這些族譜成爲他研究海南人口遷移和土地開發的關係的重要依據。

　　離開海口，他沿着海榆西綫前進，先到臨高。臨高人是一個有着特殊文化特質的族群，那裏生活着50萬人左右，操着與廣西壯族同樣語言。按照民族識别，他們應該屬於廣西的壯族，當地人也想單獨成爲一個少數民族，自稱爲臨高人。但是要成爲一個民族，還要取得當地人的認同。在海南建省之前，他們這個要求很强烈，但是又不想歸屬於廣西壯族。目的是爲了享受少數民族特殊的福利待遇，如生育、讀書、提幹、參軍等，但當地外出的幹部和學生感到少數民族在外地會受到“另類”的不公平待遇，故這部分人又持一種反對的意見。這樣在當地人和當地外出群體之間出現了持續好幾年的民族歸屬問題的争論。雖然當地的幹部用普通話和外來人交談，司徒仍深感臨高話甚爲難懂，完全無法溝通。聽當地人方言，猶如進入了异國他鄉，完全是一個陌生的世界。

　　廣東省民族事務委員會曾組織專家、學者，對他們進行民族識别的考察，認爲該族群的文化人類學特徵與屬於壯侗語系的廣西壯族完全一致，完全有理由可以歸屬於廣西壯族。

　　當地人非常好客，特别是聽説司徒是從北京來，從事地方歷史龢民俗文化方面的考察，更加熱情，並希望他能够向廣東省的民族管理部門，乃至北京的有關機構表達他們要成爲一個少數民族的强烈願望。這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古道熱腸的司徒還是點頭應允了。回來後，司徒曾經向廣東省民族研究所劉耀荃所長和他的一些同仁談過臨高人的民族識别的有關問題。

　　實際上廣東省民族研究所在此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司徒只不過是轉述當地人的意見而已。但是這種交往也使得他增加了民族識别的學問，得到了很多當地人提供的地方史、民族志的有關資料，當時臨高縣是海南最積極編纂地方誌的一個縣。臨高人還給了他一本厚厚的用鋼板刻的油印的《臨高縣誌》，至今還静静地躺在他的書架上。

　　離開臨高，他的下一站是海南島西北的儋州，這是海南歷史上最早開發的地方。這裏没有高山大嶺，但却有大片干爽的臺地、稀疏的植被。特别是純厚檏實而又充滿了歌聲的這塊土地，漢代的時候，在這裏首先建立了儋耳縣，在此之前，這是一些土著居民最早生息的地方。儋縣也叫做儋耳，意思是當地人戴着長長的耳環，掛在耳朵兩邊，像兩條鷄腸一樣，走起路來摇摇擺動，所以叫儋耳。戰國時代的作品《山海經》裏記載了儋耳這個族群，漢代是駱越族的一部分，與廣西、雷州半島和越南北部的越族是同一個族群。

　　自從漢代至今，這塊古老的土地已有了兩千多年的開發歷史。歷代開發海南都很注意儋州的經營，漢代把海南歸入中央王朝版圖以後，曾經一度放棄了，在經過五百多年以後，到了蕭樑時代，俚族的首領冼夫人請示朝廷，在海南第二次建立了崖州，它的所在地是現在儋州的中和鎮。

　　宋代著名的大文學家蘇東坡被流放到儋州，在那裏過了三年野服生活，與當地黎族人民打成一片，赤着脚，穿着蓑衣，在大雨滂沱之中，走在儋州的土地上。他在那裏建立了桄榔庵，教育黎族的子弟，授館課童，傳播中原文化。

　　黎族第一個舉人薑唐佐是蘇東坡的學生。這位學生上廣州應考，蘇東坡在他的扇子上題了兩句詩“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薑唐佐中舉以後，蘇東坡已經離開了海南，不久去世。蘇東坡的弟弟蘇轍續此詩下二句，曰“錦衣盡日人争看，始信東坡眼力長”，稱贊蘇東坡的先見之明，傳爲黎族文化史上一段佳話。

　　蘇東坡當年在海南講學地方建成了東坡書院，現在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蘇東坡在海南作了很多推廣中原文化的好事，迄今當地還流傳一種類似四川方言的東坡話，即現在的儋州話。蘇東坡在海南與當地人打成一片，尊重當地人的風俗習慣，他在那裏吃了黄鷄粥，小老鼠做的菜，這些都是有所記載的。蘇東坡豁達、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寬廣的襟懷，令後人景仰不已。

　　司徒來到這塊有着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澱，又獨具一格的民族風情的土地，感到它處處充滿了生機。

　　他早聽説儋州文化深受黎族文化的影響，儋州是一片詩歌的海洋。那裏的民風非常樂天，黎族的三月三流行對歌等古越族淳檏的擇偶方式。當地人以火一般的熱情，歌頌生産勞動、充滿了浪漫色彩的愛情、幸福的生活。

　　儋州是民族雜居的地方，後來黎族大部分退到了五指山區，但是儋州這個地方漢黎一家，從宋代起，這種民族融合即體現了兩種文化的交融。

　　黎族有放寮的風俗習慣，放寮用的村後的小茅草房叫布隆閨，專門供青年男女月夜下、茶餘飯後、工作之餘，在那裏幽會、談情説愛、對歌等。當地人對他們之間這種往來是很寬容的，這種活動黎族稱之爲放寮。

　　儋州的漢族也深受黎族放寮風氣的影響，也在村落後面設置了類似的小木屋，當地稱爲“青年館”，或者“散仔館”，也是青年男女相會的一個地方。

　　儋州的青年熱情大方，每到趕墟或公共活動的時候，他們三五成群，絡繹不絶，趕往集市，日落或者太陽偏西的時候，他們又一對一對的回到鄉里，一路上有説有笑，還不時對歌。

　　深情動聽的歌聲盪漾在這塊古老的大地上，吸引了内地的文人墨客、詩人、作家們，他們經常來儋州采風。每年春暖花開，特别是三月三的時候，各地的人們像蜜蜂一樣，聚集到這裏，吸取生活的營養，激活靈感，創造出膾炙人口的作品。

　　在古老的儋州州治，即現在的中和鎮，他不止一次地憑弔了蘇東坡講學的草堂，即載灑堂，還徜徉於古老的大街小巷，大有收穫。

　　他看到了建於唐代的寧濟夫人廟，即紀念冼夫人的廟宇。在廟前的空地上發現了幾尊跪着的石雕，這實際就是黎族接受漢文化的一個證據。他仔細地考察了雕像的造型，這種雙手綁在背後、跪在地上的形象，是在鐵血政策壓迫下黎族接受漢族的統治、接受漢文化的反映，但也説明瞭海南開發的歷史事實。他對這些都做了詳盡的記録，並拍了照，後來收入他的學位論文之中。

　　在儋州城，他在當地幹部的陪同下，圍遶着保留下來的城墻和城樓作了幾次的考察，看到當地人正在拆毁僅僅保留下來的大概有兩百米左右的城墻。當地百姓爲了得到修建猪舍和鋪路的材料，竟把有上千年曆史的城墻拆毁。他感到非常可惜，馬上向同行的當地幹部反映了這種情况，後來他把這個意見向當地的公社作了匯報，當面陳述這種事件的利弊得失，希望當地有關部門能够制止這種野蠻的行爲。

　　這個建議是否發生效果不得而知，但當他過了若干年又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這段城墻不但修復了，而且規模更大，延伸得更長，不管如何，當時的這種建議，究竟還起了作用。

　　他來儋州還有一個更主要的任務——尋找漢代儋耳郡的郡治所在。這對研究海南歷史文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他得到了儋州博物館一位姓丁的文博幹部的幫助，兩人打着赤脚走到海邊稻田裏。那裏是一塊高高的長滿了荆棘的臺地，面積約有幾百平方米，當時一家農户在那裏建了一個很小的養鷄場，但是附近有一口古老的水井，離海岸綫也不遠。

　　他根據這個地方交通的、地形的和周圍用水的等狀况，特别是現在還保留下來的水井，判斷這是漢代儋耳郡的郡治所在。他的這個意見也得到了當地的認同，并且寫進他的學位論文之中。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曾昭璇先生看了他這方面的論证，認爲頗有道理，在自己的關於海南的論著中也采用了司徒的結論，認爲漢代儋耳郡的郡治在中和鎮附近，這也是他在野外考察中一個很重要的收穫。

　　回到儋州城，他對這裏的民俗風情深感興趣，在市面上，他饒有興趣地聽到了很多種方言，這裏既有被認爲是儋州方言的帶有濃重四川口音的東坡話，又有從大陸遷過來的客家人説的客家話，也有來海南農墾遷到儋州的廣府人使用的白話，即廣州話，還有在改革開放以來涌入島上來淘金的大陸人所普遍使用的普通話，以及一些不明歸屬的、聽不懂的其他方言。儋州是多個民族、族群方言薈萃的地方，它本身就是一個文化的博物館，還有儋州街上有很多種以地方命名的街巷，充分體現這裏非常豐富多彩的民族風情和地域文化。

　　離開儋州，再往昌江縣進發，這是一個很早建立的縣。他首先來到了海南最大的鐵礦山——石碌鐵礦。這是我國品位最高的鐵礦，是大自然賜予海南的最大的一筆財富，它的含鐵量高達70％，實際也只有澳大利亞等地磁鐵礦的質量能够跟它媲美，不用燒結，可直接煉鋼。石碌鐵礦爲國家提供了優質鐵礦，創造了巨大的財富。

　　無怪日本人在抗日戰争之前，在海南收集戰略情報時，已注意到這座礦山。1938年，海南淪陷。日本人爲了掠奪石碌鐵礦和五指山豐富的森林資源，專門修建了一條從石碌通往東方八所港，後來又延伸到三亞的海南島西部鐵路。一直到2000年前，這是海南唯一的一條窄軌鐵路。大量的高質鐵礦從這裏開採出來，源源不斷運到八所港，運到了臺灣，運到了日本，製造成槍砲，又回來屠殺海南人民。這是一段慘痛的歷史教訓。日本人爲了掠奪島上資源犯下了纍累罪行，數不清的中國勞工慘死在日本的皮鞭和刺刀之下。島上死難礦工紀念碑唤起人們對這段不尋常的痛苦歷史的回憶——一個弱小的民族所受到的屈辱。

　　在石碌鐵礦，司徒有幸遇到了一位孩提時代的伙伴。當年他們在一起玩耍，一起在水中嬉戲，一起掏鳥蛋，也打過架。後來這位同鄉參軍，退伍以後來到這裏當了一名採礦工人。

　　司徒在出發前已瞭解到他已經在這裏安居落户了，這次在離别二十多年以後，在海南見到了他。他雖然生活並不富裕，但也過得很愜意。

　　這天中午，他特地請司徒到家裏做客。殺了一只家裏養的母鷄，還有自養的埃及胡鯰子。他很懂得物質的循環，在房屋後面挖了一個水泥池，大概有兩三平方米，池上蓋上木板，放滿了鷄籠，利用鷄糞餵養胡鯰子。胡鯰子長得又粗又壯，大的一條有十多斤，小的也有兩三斤。他的同鄉用漁網從水池裏撈了一條兩三斤重的胡鯰子，煮熟盛滿一盆，擺上米酒，兩人開懷暢飲。

　　二十多年了，雙方身材、臉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如果在路上遇見，很可能彼此都認不出來，但是談起從前，還是非常投機，往事歷歷在目。時間的流逝，並没有割斷他們的鄉情，談起小時候讀書的淘氣、惡作劇等，兩人都忍俊不止。

　　司徒在礦山招待所裏過了一個晚上，入夜登上半山腰，礦山裏萬家燈火，半山腰上的礦工宿舍，鱗次櫛比，層層叠叠，一派祥和和安定景象。

　　在人們的潜意識中，海南是一塊貧困、落後的土地，特别是西部，更顯得荒凉。但是眼前所展現的却並不完全如此，其實哪裏有資源，哪裏就有生活，哪裏就有歡樂。看了他同鄉在這裏扎根生長，他深感到到處都有生活，到處都有歡樂，何必株守鄉園，老死牗下呢。

　　他揮手告别了這位闊别多年的同鄉，進入海南西陲的東方縣，這是海南的西部最有代表性的地理景觀了。在海南西部的這個縣被起了一個與它方向相反的地名，很多人認爲不可思議。實際上它的原意是海南東方河谷一個公社所在地，因爲它處在河谷東部，所以叫做東方鎮，後來作爲這個縣的名稱，事實上東方縣並不在海南島的東部，而是在它的西部。這個命名實在欠妥，不過時間一長，也就見怪不怪了。

　　海南島西部的降雨量只有東部的一半，大約是1千毫米左右，相當乾旱。這裏歷史上開發比較早，是因氣候比較干爽，不像東部那麽濕熱，適於漢人居住，交通上也便捷。但是由於乾旱，土地非常貧瘠，不適於水稻的種植，只能種一些番薯、玉米等旱糧，經濟比較落後，加上沿海森林植被破壞以後，風沙很嚴重，沿海一些村莊、農田被風沙吞噬。

　　他來到東方縣廣壩，這裏是一大片河谷，修建了一個很大的廣壩水庫，也是一個水電站。當地居民屬侾黎，是海南黎族的一個分支。黎人流行文身的風俗習慣，司徒在路上不時看到那些年紀60歲以上的婦女的臉上、腿上都還保留着文身的殘餘的圖案，主要是以幾何圖形爲主，有同心圓形、三角形等。

　　因爲天氣很熱，婦女都是穿着桶裙。他早在閲讀海南民族志或者歷史文化著作中，已瞭解這種風俗習慣。這些文身圖案都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在海南，這種文身的風俗保留已經不多，但東方縣由於地處偏僻、經濟落後，比較封閉，很多有民族特色的東西才保留下來。

　　不僅有文身，裏面還有黎族所居住的金字屋和村邊的布隆閨。司徒在當地文博幹部的陪同下看到了這種小茅屋，實際上是用幾條竹子或者樹枝所搭成的一個類似干欄式的建築，頂上用棕櫚、椰子樹葉，或者稻草、樹皮等蓋起來的，中間搭成可以供兩三個人坐的一張大床一樣的閣樓，閣樓離地大概有一米五左右，藉助凳子或小梯子可以爬上去。入夜的時候，鄰村的或者同村的青年男女來這裏交流他們的思想、對歌，傾訴感情。

　　不但在黎族之間，而且黎族和漢族之間這種交往也不少，特别是六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前，在海南的農墾和知青下放高潮期間，也有不少漢族青年不甘於寂寞，晚上來放寮，有不少人娶了黎女爲妻。但這種情况還是不多，民族的隔閡畢竟是一種文化上的差异。

　　他在當地幹部的帶領下來到了鎮州。這是宋代大觀年間（1107年－1110年）在海南唯一增加的一個州，轄境在東方縣。眼前是一片足球場大小的臺地，上面長滿了飛機草。飛機草是抗戰時候日本人傳播進來的一種野草，大概有1人高，長得非常快，像黄麻一樣，裏面還有很多灌木，置身其中，整個人被草遮得嚴嚴實實的，仿如在熱帶密林中。

　　這塊地方已經沉睡了一千多年，當年曾是鎮州州治所在，現在仍保留了一些殘存的城墻的磚瓦，還有一些墓葬。

　　司徒和當地文博幹部在灌叢和飛機草中不斷地穿行，從一些裸露的白骨、棺材和陪葬的瓦罐裏想象當年這裏作爲一個州城和軍事據點，那些戍邊的戰士，那裏的居民現在一個個隨着時間的流逝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踪。很難想象這片荆棘叢生的土地當年曾經是車馬喧騰、販夫走卒不絶於途，甚至還有浪漫色彩的地方。但是這一切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迹，每念及此，大有不勝今昔之感。

　　東方縣是一派熱帶稀樹草原的景觀，地勢平坦，適合於中原人居住，兩千多年前，漢朝的軍隊沿着海岸綫前進，建立了最早的幾個縣，至今這一帶還有白馬井、八所、九所等地名，聽説是漢代伏波將軍馬援路過此地，在其馬蹄踢到泉水的地方打井，留下了白馬井等的名勝古迹。1961年郭沫若到海南島，進行了古迹考證，並寫了《馬伏波井並序》，其中有句雲“水泉清冽异江河，古井猶傳馬伏波。想見當年師駐日，三軍朝汲定如梭”。

　　西部乾旱，沿着西部的海岸綫，到處是白茫茫的一片白沙。由於海南島周圍的海岸呈上昇狀態，原來海底下泥沙浮露出來，歷代砍伐森林，一旦失去了植被作爲保護層，刮起風來，海岸的沙丘就移動，不少農田就被吞没。

　　他在西海岸看到了當地的居民一個個都是紅眼睛的，原來他們有80－90％的人都得了沙眼病。在熱帶陽光的照耀下，走在沙地上就好像受炮烙之刑一樣，忍不住雙脚要跳起來。

　　因爲一年到頭，經常晴空萬裏，陽光燦爛，蒸發特别强烈。對曬鹽非常有利。建國以前曾經作過勘測，但主要是建國後，在島西南部的樂東縣建立了鶯歌海鹽場，僅大堤都有100多公里，沿着沿海公路所見生産的海鹽像小山一樣連綿不絶，蜿蜒於波濤萬頃的北部灣邊緣，在陽光下閃閃發亮，早就引起作家、詩人的雅興，如謝覺哉《鶯歌海》詩雲：“鶯歌如海舊名揚，又是鹽田基建忙。一路椰蔭魚艇静，天涯海角好家鄉”。1962年2月，郭沫若同志到此，曾熱情地贊美“鹽田萬頃鶯歌海，四季長青極樂園，驅使陽光充炭火，燒干海水變銀山”。

　　當他路過這個大鹽田的時候，由衷地感慨着大海的魅力，不但醖釀着無窮無盡的動能，而且還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絶的礦産資源，鹽是其中最大的一筆財富。在鹽田的邊緣，是著名的北部灣油田，當時正在勘探之中。

　　他在湛江南海西部石油公司就已經瞭解到北部灣的海底和海南島的東部，乃至西沙、南沙、珠江口，整個南海北部的大陸架，都是滚滚油海，來到海南寶島，他才真正又一次領略到所謂“山河壯麗、地大物博”的意涵。鶯歌海原是一片荒凉寂寞的荒沙草原，解放前宋子文視察這一帶時，斥之爲“尚在原始時代”的“荒蠻之區”，並斷言：“没有重賞，無人願去”。但當他回到人民的手裏，情况完全兩樣。從1958年起，即開展大規模的建場工作，全部工程使用沙石1000萬立方米，如果把它們按照1立方米的體積排列起來，可以從鶯歌海延伸到歐洲，其中鹽田與大海之間的石堤長100多公里，汽車行駛得花兩小時。這個現代化的大鹽場投産後，許多中央領導同志都前來視察。

　　順着西部的窄軌鐵路到了海南的盡頭——三亞，這裏被認爲是天涯海角。漢代三亞已納入中國版圖，古人認爲它是疆域的最南端，故名天涯海角。

　　在三亞，他一放下背包，馬上直奔城門。三亞在歷史上是海南宋代的崖州所在地。但是關於崖州的地望，一直争論不休，很多人認爲三亞就是崖州。實際上海南有三個崖州，唐代的崖州在瓊山，再往前的蕭樑時代冼夫人建立崖州在儋縣，宋代崖州在三亞。關於這一點，郭沫若先生曾經在光緒《崖州志》裏寫了一篇文章，認爲唐代的崖州是在現在的三亞。但是考古材料證明唐代的崖州不是在三亞，而是在現在的瓊山。

　　司徒這次考察，也對郭老的結論産生了懷疑。後來根據在瓊山收集的資料，認爲唐代的崖州在海南島的北部，即瓊山。三亞的崖州是宋代以後才建立起來的，這個結論寫到他的學位論文裏，并且還插上了一幅照片，是從考古發現的唐代宰相李德裕所寫的一首詩，刻在這塊碑上。在三亞，城門還保留下來，城墻已經被拆除了。

　　三亞在海南島的最南端，是歷代流放犯人的地方。宋代有四位宰相流放到崖州，現在還保留了水南村盛德堂，以及三亞市東北15公里的荔枝溝區良坑坡上的落筆洞（又名落筆峰）等風景名勝。

　　在三亞，他盤垣於古城保留下來的這些古代的建築，憑弔當年那些流放天涯、有家難歸、有國難投的忠義之士，感受他們那種去國懷鄉，憂腸未解的家國情懷。

　　80年代初，正值改革開放，國門剛剛打開，走私、販私在海南蔚然成風。當地人可能也從走私事件中得到了好處，海南很多公路、大厦、很多基本設施的興建也跟這個潮流有關。但走私是嚴重損害國家利益的事件。

　　司徒從廣州乘車沿路看見川流不息的小車隊從海南往大陸開去，不但有海上走私的，也有水下走私的，甚至有從空中走私的，各種解數都用上了。各個縣城公路兩旁、廢棄了的建築工地都擺滿了各式各樣的小汽車，有些在日曬雨淋之下已經破損，有些蒙上了厚厚的一層泥土，全島所見到處都是汽車，簡直成了汽車博物館。

　　三亞是一座不夜的城市，沿着海岸綫擺佈，形成十里長街。一條馬路與海岸綫平行，晚風吹來，送來海洋清新的氣味，使人陶醉在椰風海韵中。

　　後來有人把三亞定位爲一座充滿了激情的、浪漫的海濱城市，是非常恰當不過的。近十多年來，司徒不止一次踏上這片土地，對此有深刻的體會。

　　三亞的鹿回頭，流傳着一個羅曼蒂克的故事。説的是一個黎族青年獵手拉開弓箭，要射一只走投無路的小花鹿的時候，小花鹿回頭一看，變成了一個美麗的少女，青年人放下手中的弓箭，和她結成了夫妻。

　　後來爲了彰顯這個美麗的神話，人們在海岸邊立 了一個鹿回頭的塑像。實際上這只不過是海岸綫上一個岬角，凸入海中的一個小山丘而已。但是經過黎族人民的口頭傳説，它變成了一個富有詩意、黎族史詩般一樣的故事，寫進了文學作品、歌謡、舞蹈、音樂等之中，成爲海南文化的一個品牌。

　　這裏美不勝收的景色實在是太多了。天涯海角、亞龍灣、小東海、大東海，白沙、清水、緩坡、椰風海韵，非常適宜游泳、冲浪、舢板、划艇等各種水上娱樂。在調查之餘，他親自感受了海濱，領略了沙灘、海水、陽光的熏陶，這就是旅遊上著名的三“S”（sands、sea、sun），在三亞一帶一應俱全。特别是這個字母很適合，如果把S拉長，是微分的符號，像一個風姿綽約的少女的曲綫。大東海、亞龍灣、天涯海角沿岸即是這樣的圖形，三亞的三“S”可以説是舉世無雙。

　　當年霍英東站在亞龍灣上，眺望大海，曾驚嘆：“這不是夏威夷，勝似夏威夷”，後來斥資開發亞龍灣，現在那裏變成一個著名的海濱旅遊景點。

　　海南是我國棉花最早的産地之一，漢代從其原産地印度分海陸兩路傳進我國。陸路是經西北絲綢之路進入西域，然後傳播到内地；另一條是海上絲綢之路，從印度傳到越南，進入海南島。漢初，漢武帝的軍隊踏上海南的土地，看到當地黎族穿着用棉布織成的貫頭衣，類似當今的文化衫，没有領子。

　　黎族的紡織技術，一直以工藝精湛、花色品種繁多，富於藝術性而著稱。黎族的姑娘穿起桶裙，風姿綽約，也是她們迷人的風采所在。

　　這裏不能不提到黄道婆。她是宋末元初上海附近松江府烏泥涇的一個封建家庭的大家閨秀，因不滿意封建禮教而逃婚，追求個人理想中的愛情。她背井離鄉，經過很多磨難，最後流落三亞。她在海南生活了40多年，虚心向當地人學習棉紡技術，後來把它帶回江南，江南也成爲我國著名的棉布産區。黄道婆作爲向黎族傳播漢文化和向漢人傳播黎文化友好的使者和一位紡織專家，在我國文化史上，在民族交流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也是她直到今天爲我國人民深深懷念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亞爲有如此多自然、人文景觀而成爲中國避寒的勝地。迷人的海景使司徒流連忘返，但他没有時間來盡情享受大自然的賜與，盤桓了半天，他又去了另一個考察點——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首府通什（現改稱五指山市）。

　　建國初，通什還是一個只有幾户茅房的小山村，通什，黎語的意思是樹下田，是一個不見經傳的地方，甚至在地圖上都没有它的名字。這裏是五指山的腹地，生活在當地的黎族同胞過去被稱爲生黎，説他們“頑如生鐵”，没有接受漢文化，保持着刀耕火種和帶有濃厚原始社會殘餘的合畝制的分配方式。大家一起勞動，一起分配勞動成果，哪怕是打獵、捕魚，見者有份，生産力非常落後，還處在原始社會的晚期。建國前有不少中外的民族學家來海南島考察人類學龢民族學的問題，把五指山黎族作爲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

　　19世紀30年代前後，德國著名的人類學家H·史圖博從海口穿越五指山的腹地考察，寫成《海南島民族志》，在德國柏林出版。上世紀60年代廣東省民族研究所組織人力將其譯成中文，現在還是油印本，没有正式出版。

　　要調查五指山，要調查黎族的社會經濟形態，調查一個地域的開發龢民族關係的嬗變等，一定要來到五指山地區。建國以後，隨着海榆中綫開通，通什作爲一個山城，逐步地發展起來。1953年成立了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府建在通什，後又開馬路、建高樓，搞緑化，設立了各種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一座嶄新的山城在五指山的腹地阿駝嶺下拔地而起。巍峨壯觀的州府聳立在通什的山邊，人們稱它爲布達拉宫，而極富有民族特色的自治州民族博物館也建在這裏，和州府大樓並處在山腰上。南聖河静静地穿越了這所新興的城市。上世紀80年代初，它已經是一座擁有十多萬人口的美麗的山城，作爲黎族苗族自治州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

　　司徒第二次踏上了通什的土地，住在五指山旅館。來之前，他通過朋友的關係認識了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教師進修學院的楊得春老師。

　　這位老師是海南人，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1957年當他還是學生的時候就被錯劃爲右派分子，歷經坎坷，嘗盡人間的世態炎凉、酸甜苦辣，改革開放後平反，被安排在自治州的教師進修學院任教。他是學歷史的，對海南歷史文化頗有研究，執教期間撰寫了一部關於海南歷史的專著《海南島簡史》，作爲學校的教材。

　　司徒到通什後，很快找到了這位久歷滄桑、臉上布滿了人世艱辛深深的皺紋的老師。他非常熱情，毫無保留地提供了很多關於黎族歷史文化、黎族源流、歷史等材料，把《海南島簡史》也送給了司徒，并且陪司徒到附近考察黎族的社會生活。楊老師還把司徒請到家中，好像他鄉遇故知一樣，用當地最好的飯菜招待司徒。他們談得非常投機，提到海南歷史上發生的重大事件，他們各抒己見。司徒感到收穫頗豐。

　　楊得春每講起自己個人坎坷的經歷，總是感慨萬千，但過去發生的事情都已成爲歷史，一切都從頭開始，對於身邊的人和事，他以一種平静、坦盪的心態來看待。他是中國知識分子在歷經磨難以後，還保持着執着的追求中的一個。

　　司徒回來不久，楊老師還寄了很多有關海南的參考材料，并且還相互通信。有一次，楊老師來廣州檢查疾病，兩個老朋友把酒話長短，大有相見恨晚之感，但這是他們最後一次長談。

　　後來司徒從廣東省民族研究所劉耀荃所長的口裏得知楊得春先生得了不治之症，回到海南不久便離開了人世。

　　《海南島簡史》後來由他的母校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這也是對這位學生的一種紀念。這部作品發行到全國，爲很多大的圖書館所收藏，在80年代初開發海南的高潮，特别是海南建省以後，這部著作更爲讀者青睞，是研究海南歷史文化一本很好的參考書。它的出版也是對作者的一種安慰，如果他在天有靈，也應該含笑於九泉。

　　在通什，司徒參觀了自治州民族博物館。這是一幢古色古香的建築，裏面陳列着黎族和苗族歷史文化，包括他們生活、宗教、娱樂、風俗、歌舞等用品、出土的文物、工具等實物、圖片，凝聚了海南黎苗族歷史。他在那裏認真記録、拍攝，與工作人員交談，受益匪淺。但要解剖黎族社會歷史文化，必須深入到黎村。南聖河北岸一個名叫番茅的黎村，被他選擇爲考察對象。

　　那時，這是一個供遊人觀光遊覽的地方，盡管如此，這個村子還是很落後的，只有不到二十家茅草房，都是一式金字形造型，屋頂用茅草蓋成，用木板架在木樁上，就是一個床鋪。這實際上是一種干欄的建築，每間大概有20平方米，内部不分房間，一家老小都住在一起。厨房設在門口，很簡單，只有一個大水缸，用竹子打通的竹筒作爲舀水的工具，地上壘上三塊石頭，叫做“三竈石”，從樑上垂下一根鐵絲，拴上一個鋁鍋或者是陶鍋，用來燒飯。黎族没有喝開水的習慣，口幹了，用竹筒在水缸裏打水喝。有時候一天只煮一次飯，早上煮好，留到中午或者晚上，飯不够的時候，舀一點水摻上，把它稀釋。也没有種蔬菜的習慣，主要的菜肴是腌制的小蟲、小魚蝦、青蛙、蚱蜢、蜂蛹等。最珍貴的是腌魚，把小魚放在米飯裏，用竹筒封閉起來，放上鹽，發酵幾天以後成爲上等菜肴。當地人吃得津津有味，但是外地人一般不敢問津。

　　黎人家裏的擺設非常簡陋，只有一些簡單的生産和生活用具，有鋤頭、黎刀，捕魚用的竹籠、翻土用的犁、鋤、紡紗用的木質紡紗車等。没有欄養牲畜的習慣，一般隨便放養，牛、猪、鷄、狗到處亂跑，到處都拉糞。不僅如此，連人也是在屋前屋後大樹下、小路邊、拐彎抹角的地方隨地方便。惡濁的氣味不時從某個角落裏飄來。因常由外來人參觀，這個村子也建了一些簡陋的厠所，外來人也有了方便之處。

　　司徒在村子裏走來走去，發現在村的背後還有三五間非常簡陋的小茅房，在外觀看來，大概只有四五平方米，是一般房子的一半高左右，聽説裏面只有架空的兩片木板，這是有名的布隆閨。每當夜晚黎族的青年男女在這裏相會。這種婚姻形態爲他後來研究嶺南的歷史文化提供了案例，而寫進他的有關著作中。

　　爲瞭解釋海南的生産和生活方式，離不開黎族的土地利用方式。在那裏，只見每家每户的屋檐下都掛着一串串的山欄稻，這是黎族刀耕火種所生産的一種旱稻，有點類似糯米，和玉米、蘿蔔干、辣椒，以及打獵得來的野味，或者飼養的家畜，屠宰以後，都倒掛在屋檐下，任隨風乾。食用時，用黎刀切一塊下來，炒出小菜，别有風味。

　　這種山欄稻是海南的名産，不但蒸出來的米飯軟口醇香，而且用它釀出來的山欄酒，是黎族各種紅白喜事和各種風俗活動、招待客人的一種佳釀。山欄酒大概有15度左右，跟一般的葡萄酒差不多，但它有一種糯米酒的醇香，特别醉人。黎人把它釀出來以後，裝在一個大的陶罐裏，往往七八個人圍在一個酒罎邊，每人用一根長長的竹管伸到陶罐裏，分享這種酶的芬芳。它雖不可與茅臺同日而語，但是它産於荒野之中，用最古老的、最原始的方法釀造出來的，也别有風味。喝茅臺、馬爹利、五糧液自是一種高檔享受，但這種回歸自然、“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閒情，這也是一種享受。高堂華厦、五星級酒店固然使人陶醉，但是山野的菊花、茅房、寮房、布隆閨也有自己的風味。有人説：“奴隸有奴隸的愛情”，這話不假。

　　爲了弄清刀耕火種對海南開發的地位和作用，對生態環境變遷的影響，他特别選擇了一個天氣晴好的早上，在當地幹部的陪同下，來到通什城外10公里一個叫阿駝嶺的山脚下。

　　那裏還保留有黎族刀耕火種剩下的迹地，在大概幾十平方米土地上，森林全部被砍伐了，只剩下放火没有燒完的樹頭和樹干。當地人使用木犁，不用翻土，在布滿草木灰的地上挖一個洞，放上山欄稻種，既不耕耘，也不施肥，到秋天來臨的時候，他們上山收割，有的是用鐮刀，有的用手把無穗的部分扳斷，然後把稻穗捆綁起來，挑回村子裏，這算是收割。

　　黎族計量的單位也很特别，漢人一般都用十進制，但是黎人却保留着六進制，數銅錢，逢六進一，禾把六小捆合成一大捆，一頭一捆挑回村。六進制是秦朝的計算方法。秦始皇的時候，海南還没有歸入中央王朝的版圖，但是却使用秦國的度量衡的制度，説明秦代已有商人進入海南島，從事商業活動，把古老的度量衡制度帶到島上來。在一個封閉的環境裏，這種方法居然保持了兩千多年，這恰好是秦文化傳入海南的證明，也是一種活的文化化石。在荒蕪的五指山腹地，居然還有這麽豐富的寶藏，這只有在實地考察才有所體會和瞭解，正所謂“禮失求之於野”。

　　在這片刀耕火種的地方，他站在迹地上，看到火燒過的土地，一般都很鬆散，可能頭兩年還保持一定的地力，但是兩三年以後，地力已經消耗得差不多，一塊地就會被放棄，而要重新砍伐森林，開闢另一塊土地。五指山很多地方，土地都是被火燒過的。一旦被火燒，土壤的肥力就大大的下降，它的物理的、化學的結構也會産生很大的改變，朝着不利於農業的方向發展。盡管政府一再號召和幫助當地人建設梯田、開闢水田，發展耕耘農業，但是這種原始落後的生産方式一旦形成以後，在短時期内要改變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司徒考察的時候，刀耕火種仍然在五指山腹地保留着。那裏年復一年在那蒼茫的天底下冒出縷縷白煙，是黎族同胞在進行刀耕火種所燃起來的，它的高度已經達到了海拔800多米。在這樣的一個高度，森林砍伐以後造成環境破壞，失去了植被的山坡在熱帶狂風暴雨的冲刷之下，很容易産生水土流失，乃至泥石流等灾害，對一個地域生態的破壞可想而知。

　　他親自到了這裏，才深切感到這種原始落後的生産方式給海南生態環境帶來的嚴重破壞。他根據考察所得和文獻的記載，專門在他的論文裏寫了刀耕火種一章，這個内容後來發表在《熱帶地理》，獲得各方面的好評。

　　他在通什附近考察刀耕火種的時候，得知這裏有一種令外地人“談虎色變”的沙蟲，海南俗稱山螞蟥或山蜞。它雖然只有火柴棒那麽大，平時栖息在叢林或者茅草、樹背、樹葉上，但是如有聲波，山螞蟥靈敏的結構馬上可以感受到，它會像自由落體一樣，掉到人的脖子、頭髮或者背上，只要是有皮膚的地方，它的兩個吸盤會死死地叮在上面，不停地吸取裏面的血。待到它吃飽了，才鬆口，這時候它的體積可能增大到20倍，變成一條小小的黄瓜。這時受害人會感到被叮咬處癢癢的，用手一摸，軟綿綿的，膽小的人，會驚駭不已。如果用力撕下没有吃飽的山螞蝗，皮膚就會破損一片，血流如注。

　　古代海南被稱爲瘴癘之鄉，原因除了由於動植物的屍體腐爛，在氣流不暢通的條件下，散發有害氣體，加上毒蟲猛獸、熱濕等危害的統稱以外，山螞蟥也是一個罪魁禍首。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修築海榆中綫時，全國各地的復員軍人、幹部和當地的農民爲修築貫通五指山腹地，打通海南島南北交通付出了艱苦的勞動。小小的山螞蟥當時也是一個攔路虎，也不知有多少築路工人的身上留下了斑斑的烙印。

　　唐代李德裕被貶海南時曾寫了一首《謫嶺南道中作》：“嶺水争分路轉迷,桄榔椰葉暗蠻溪。愁冲毒霧逢蛇草，畏落沙蟲避燕呢。五月畲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潮鷄。 不堪腸斷思鄉處,紅槿花中越鳥啼”，由於害怕沙蟲襲擊，連燕呢也趕忙避開。

　　司徒聽了同行幹部關於山螞蟥的陳述，特地穿上了厚厚的衣服，打上裹腿，戴上帽子，脖子上圍上毛巾，盡量把暴露的面積减少到最小，非常謹慎地在叢林中穿行。

　　由於有了充足的準備，他没有受山螞蟥之苦。但是這段充滿了探險色彩的歷程倒給他的人生留下了一段難忘的記憶。直到現在，只要進入海南的土地，他都會提醒他的同行要注意山螞蟥。這種提醒也使人得益不少，因有人不知天高地厚，看到五指山上緑油油的叢林，想到了天涯海角蔚藍的海水，想躺在這個碧波盪漾的海水中，享受着椰風海韵一樣，享受海南緑色叢林浪漫舒暢、回歸自然的野趣，但是他們如果失去了對山螞蟥的警惕，那它們可要在他們背上留下一個深刻的教訓。

　　在通什他又考察了另一個民族苗族。苗族在海南只有兩萬多人，他們不是土生土長的，而是明朝作爲軍隊從廣西抽調到海南鎮壓當地少數民族起義而留下來的。後來他們離開行伍，成爲島上的居民，在深山窮谷之中世世代代與世隔絶，同樣過着刀耕火種的生活。但由於民族的融合，他們的語言和生活方式與黎族有很多地方是共同的，但畢竟不是同一個民族。

　　他在通什附近一個叫做陡水河的村莊考察了苗族的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特徵，除了崇尚黑色和藍色以外，海南苗族特别一點是他們都打着裹腿，即使海南的氣候非常濕熱，但是黎族却没有這種打扮，追溯起來，究竟是什麽原因，他當時也不得其解。後來瞭解了苗族在海南的歷史，裹腿是一種征夫形象的遺風，突出了他們原來那種職業習慣，而不僅僅是爲了方便上山勞動和保護自己的一種方式。因爲同樣的環境，黎族却没有這種裝扮，很顯然這是他們的來源、他們的歷史繼承的結果，要解剖一個民族的文化特徵、歷史的追溯和它歷史的根源是不可以忽視的一個層面。

　　他在五指山腹地輾轉留連，考察了大概五六天，按照侯先生的導師英國歷史地理大師達比創立了歷史地理剖面的辦法，即通過一系列的歷史剖面來展現一個地域開發的時間演變的過程和規律。臨出發之前，導師告訴他應該從海南島的北到南劃一個歷史的地理剖面，展現海南開發在各個斷代的一系列特徵。

　　司徒選擇了從海口到三亞這條南北的地理剖面。這是從三亞到通什，再從通什回到海口，即沿着海榆中綫，穿越五指山地區，展現從平原穿越山地、臺地、丘陵這樣一個區域開發的過程和特徵以及空間、時間演變的規律，三亞是南部的一個起點，海口是它的終點。

　　離開了通什，他開始描繪它在北面的剖面。汽車北行的前面是迂逥曲折的阿駝嶺，雖然海拔只有900米，但在海南也是一座高峰。當年修築海榆中綫的勇士們爲此付出了大量的勞動，還有數以百計的築路英雄長眠在高高的阿駝嶺上，在海南的開發史上留下了一座座高大的豐碑，像著名的作家兼詩人洪三泰説的：“戰士死了，還是長城。”

　　翻越這座高山公路必須在山腰之間斗折蛇行，如果不習慣於野外的生活、没有强健的體魄往往暈車。司徒望着車窗外，莽莽的森林，山坡下不時出現的黑色的牛群、金色的茅房和茅房背後的小小的布隆閨，還有穿着桶裙在梯田裏，在水田中辛勤勞作的黎族的姑娘們。特别是一片片刀耕火種的迹地，像桶裙上打上的補釘，翠緑的群山蒙上了一塊一塊黑色的傷疤，顯得非常不協調。即使是大白天，也看到山嶺上冒着縷縷白煙，當地人還在實行刀耕火種。

　　這是一種破壞性的土地利用方式，如果説在古代人口稀少、瘴氣充斥、人類的生存環境受到極大的威脅，刀耕火種對於驅除瘴氣，爲人類争取一個開闊的活動空間，從這個意義出發，還有實際意義的話，那麽，在當代的條件下，這種原始的耕作方式已不合時宜了。

　　正如前述，在一個文化落後的角度裏，這種殘存的游耕方式恐怕還要保留一個相當的時間。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刀耕火種作爲人類文明的一個起點，在現代的社會條件下，作爲一種歷史的文物和原始的耕作方式，保留一定的空間還是有它文化博覽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它也是一種文化資源。

　　走過了阿駝嶺，旋即進入瓊中。這裏大扺是海南幾何的中心，地勢比較開闊，山不是很高。建國以後，這是海南的主要的橡膠林所在地，也是海南最早栽種橡膠的地區之一。民國初年，瓊中和儋州的華僑在我國最早從南洋引進了橡膠，首先種植於儋州和樂會，現在這些地方已經歸瓊中縣管。一直到建國前，海南已經保留了相當面積的橡膠林，這是海南華僑文化一個重要的表現，也是海南開發利用的一個重要方向。它爲建國後大面積建立了橡膠園，生産了國家急需的戰略物資提供了經驗和典範。

　　一入瓊中，迎面而來的是高大挺拔、蒼翠一片的橡膠林。著名的作家楊朔在海南島寫過《題橡膠樹》詩雲：“南海珊瑚千萬支，枝枝波底鬥奇姿。自從瓊嶺生銀橡，寶島聲華更一時。”

　　穿過這莽莽的橡膠林，到達海南最大一片臺地屯昌，是建國後才建立的一個縣。它正好處在沿海平原和五指山中間的過渡地帶，都是波狀起伏的臺地和低丘，景觀非常疏朗，大面積的處女地在等待着人們來開墾。這裏也是旱作雜糧的天下，一望無邊的菠蘿、劍麻、紅毛丹、胡椒等熱帶作物觸目皆是，映入人們眼簾。這些作物主要是民國初年華僑從南洋引進的熱帶作物，經過建國初期的推廣以後，覆蓋了整個海南島。

　　綜觀海南歷史的開發，幾乎没有一種作物不是從海外引進來的，如漢代的椰子，宋代的花生，明代傳入的番薯、玉米、菸草、菠蘿、南瓜、辣椒、甘藍等，建國後引進的還有油棕、海島棉、劍麻、爪哇蔗、金鷄納、香茅、木薯、吕宋煙等，地區包括了印度、越南、東南亞其它國家等。這給他一個很重要的啓發，像海南這樣一個海島，在相對封閉、交通不便的古代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是很難發展的起來的。海南長期落後，這恐怕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由此他得出一個很檏素的結論，開發海南不能完全依靠本身的力量，必需要藉助島外的力量，這作爲海南歷史開發的經驗教訓寫進了他的論文。

　　回到海口，他開始了在海口附近作海南生態環境變遷的研究工作。稍事安頓後的第二天，他直奔瓊山的海岸綫。他從有關材料得知海南北部、甚至海口附近，古代都是莽莽的森林，包括烏墨、鷄毛鬆等高大的喬木，一直延伸到海濱。近現代還有當地的百姓經常在海邊發現古代遺留下來的樹樁，經過鑒定，不少是非常珍貴的鷄毛鬆和烏墨等良材。

　　於是他决定親自到現場踏勘。他一個人沿着海岸綫在海岸、沼澤、濕地裏跋涉，果然在一片泥炭土中找到了由於大水冲刷而裸露出來的古代森林的殘骸。他如獲至寶，馬上把相機的鏡頭對準了這些經過多少年風雨侵蝕，仍然殘留下來的樹干。

　　這些樹樁是海南森林環境變遷留下的吉光片羽。在海口他已聽説在瓊山的鋪前港、演豐港一帶還有沉在水底下的村莊，那是1605年7月13日（明萬曆三十三年），瓊山市北部塔市一帶發生了7.5級大地震，有103個村莊沉入海底。至今在瓊山的鋪前港、演豐港一帶，如果天氣晴好，海水澄清，還可以看到當年的田野、村落、戲臺、磨房、牌坊等。

　　司徒這次很想到現場一睹奇觀，但是天公不作美，那些天大雨滂沱，海水很混濁。他到了海岸邊，只見一片黄湯，不見一片磚瓦，非常掃興。但這個歷史積澱始終留在他的頭腦中，這也是海南環境變遷的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

　　2003年，當他有機會參加瓊山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的時候，特别對這個海底村莊加上了濃濃的一筆，提出保護和開發這個海底文物的構想，獲得有關方面好評。

　　爲了追溯海岸森林的變遷和風沙的移動，他考察海口附近的遺址後，馬上到了海榆東綫的第一站——文昌縣。這是是著名的華僑之鄉、原國家副主席孫夫人宋慶齡的故鄉。文昌縣城至今還有很多文物古迹，包括孔廟、“文武官員到此下馬”的石碑和近現代革命史迹等。

　　第二天，他考察了文昌河和它出海口的大片的紅樹林，這是被稱爲海底森林的一種耐鹽的植物，具有良好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文昌河的紅樹林是全國保存的規模最大、生態效益最高的國家級的自然保護區之一。它沿着文昌河的兩岸和出海口墨緑一片，蜿蜒分佈，蔚爲大觀。宋代蘇東坡流放海南遇赦北歸時曾在澄邁縣通潮閣寫了一首描述紅樹林的著名的詩句，其中曰：“貪看白鷺横秋浦，不覺青林没晚潮”，在不知不覺中潮水已經淹没了墨緑色的紅樹林。

　　司徒乘坐小船，在海底森林上面深深地呼吸着含氧量特别高的空氣，沁入肺腑。海水正在漲潮，水族趁着潮汐一群一群的上溯，小艇劃過，有些不知名的小魚跳到小艇上，好一派林茂魚豐的富足的景象。

　　聽同來者介紹，這些紅樹林建國以來雖受到不同程度破壞，但近年已列爲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每年都有世界各地和國内的科學家來這裏開展各個學科的研究。

　　司徒置身其中，看到眼前烟波萬頃的瓊州海峽和南海的滚滚波濤、入海的文昌河，仰望翠緑無邊的紅樹林，乘潮順流而上的魚蝦和劃着小艇的打漁人滿載着魚獲、豐收而歸的喜悦神態，唤起他無限的聯想。他忠誠地記録紅樹林作爲一種海岸類型、一種環境生態、一種植物群落對保護海堤、保護生態環境、繁殖水産、清潔空氣等綜合的生態和經濟效益。

　　到了文昌的清瀾港，那裏的陽光和椰樹又焕起他火一般的熱情。

　　1984年底他和香港的同行進入過這片椰林的腹地，經歷了一次探險性旅遊，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這次重來清瀾港，雖没有條件再進入它的腹地，但是往事依稀，當時的情景猶如在眼前。這次形單隻影，只能望着那無邊的椰林，充滿了眷戀之情。他想起所肩負的考察的任務，不再留戀眼前的景色，開始了海岸風沙移動的研究。

　　他一個人到了文昌的馮坡鎮，那是海南島的東部沙丘移動最嚴重的地方。原來有大片墨緑色的紅樹林和很多高大的喬木，由於人類不合理的活動，把防護林都砍完了，在海風的吹拂之下，這些沙丘每年都在移動。海邊的沙丘大概有五六米高，一個接一個，好像西北的沙漠一樣，海風一吹，紛紛揚颺，從海邊直卷過來，把耕地、村落都給埋没了。從文獻得知，馮坡鎮有不少村莊搬遷了好幾次。

　　爲了弄清這種事實的真相，一天下午，他找到了馮坡鎮的領導，在當地幹部的陪同下走過海水没膝的海灘，來到一個被放棄了的村莊。

　　只見那裏已經被流沙淹没了，剩下矮矮的半堵墻壁和矗立在海水中的烟囱。房子大部分已倒塌，露出一個窟窿，像一個大天窗，房裏還有竈臺、鐵鍋、鍋蓋，還没有用完的柴火，墻壁上還有吊鈎，一些廢棄了的家雜、用品等。五六棟房子連在一起，被海水泡死的喬木和灌木露出一兩米高的樹樁。

　　原來生氣蓬勃、充滿鄉土情調的村落全部被風沙吞噬，眼前所見一片凋零冷落，不見炊烟，不見人影，没有鳥鳴、没有花香、没有鷄鳴狗吠，甚至連蜘蛛也不在屋檐下結網，一個死寂的世界。遠處不斷吹來海洋的咆哮和發白的浪花，海水特有的腥味一陣一陣的飄來，好像是一個詭异的世界。這個始作俑者不是自然界的鬼怪神靈，而是人類不合理的活動造成了眼前滿目凄凉的一幕。

　　司徒站在没膝的水中，真是感慨萬千，人類的不合理活動，在創造物質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態代價。這是海南環境變遷的一個典型案例。

　　回來的路上，司徒和當地幹部交談，得知當地這樣的村子很多，接連不斷地沿着海岸綫分佈，成一個條帶狀。當年的主人已不知去向。面對着這樣的變遷，當地的幹部一臉的無奈。他們没有意識到這是由於防護林的砍伐而造成的惡果，似乎是他們不把這當作一個很嚴重的環境問題，以爲祖祖輩輩都有這種現象，他們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大自然的安排，不再和命運作抗争，而滿足於現實。

　　看到他們無動於衷的面孔，司徒深深感到大自然的偉力固然是不可抗拒，但人類的破壞才是最可怕的根源，而這種麻木不仁更是最可怕的深層根源。歸根結底，與其説是天灾，毋寧説是人禍。再好的自然條件和豐富的大自然的財富掌握在不肖子孫的手裏，只會留下一個破敗的家園。眼前這個蕭條不堪的村莊遺址，即是一個活生生的例证。

　　司徒總結海南生態環境變遷時，把刀耕火種、砍伐森林作爲海南環境變遷最主要的兩個要素。

　　刀耕火種的迹地，在五指山下阿駝嶺盡入眼簾。森林的消失，在海口和文昌茫茫海岸綫上目睹了一幕又一幕。當年的紅樹林、高大墨緑的原始森林已被砍伐得所剩無幾，帶來了生態性破壞的嚴重後果，不親歷其景，不置身於野外和現場，很難有這種深刻的理解，自然也找不出海南經濟落後的病根。

　　結束了瓊北海岸綫的考察。他又沿着東海岸南下，來到了萬泉河的出海口。

　　這是海南第二大河流，發源於五指山的東麓，蜿蜒直下，到了瓊海縣博敖附近注入南海。萬泉河水量豐盈，兩岸盡是連綿的椰林，非常富有詩情畫意。

　　電影《紅色娘子軍》主題歌即以萬泉河爲背景，萬泉河熱帶雨林充滿着原始氣息。

　　“萬泉河水清又清，我編斗笠送紅軍……”這首歌曲家喻户曉。

　　“我愛五指山，我愛萬泉河……”的歌聲唱響大江南北。

　　膾炙人口的歌曲，激起了多少遊子對萬泉河的向往之情。

　　萬泉河出海口是博鰲亞洲論壇，每年吸引各國政要在此縱論天下大事，更使其名揚海内外。但當時萬泉河口還基本上處於原始狀態，既不是港口，也没有多少水利工程，萬泉河還是一條縱横任性的巨龍，流量很大，江面特别寬闊，山洪爆發的時候，水流非常湍急。

　　但風平浪静時，站在河邊不僅可以欣賞“餘霞散成綺，澄江静如練”畫面，還可以領略到“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那種空靈、清净、坦盪的意境。難怪《紅色娘子軍》的歌詞打動了幾代人。

　　歷史的風烟已遠去，但紅色娘子軍的倩影和那悠揚的歌聲依然在萬泉河的上空盪漾。上世紀80年代聳立在瓊海中心廣場的紅色娘子軍塑像英姿颯爽，海南五指山革命根據地二十二年紅旗不倒，這是中國其他革命根據地所没有的。這個漢黎共處的寶島爲全國紅色革命根據地樹立了一個最光輝的典範。想到這些，司徒對萬泉河特别充滿了感情。萬泉河的椰林、倒影、青山、碧水、海韵，一幅一幅的剪影，在他心目中刻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海南的港口一般都與海岸綫有一段的距離，不是在河和海相接之處，而是伸入内地若干公里，這恐怕是跟海南臺風有很大的關係。萬泉河口所在的瓊海縣，是海南臺風登陸次數最多、强度最大的地方，有時候一年有幾個十二級臺風，大片的村莊、莊稼、樹林受到摧毁。但是這裏大自然的生命力又是頑强的，每次臺風過後，又是萬物欣欣向榮，椰林照樣芃芃高長。人們清理了自然灾害後，重建家園，年復一年，代復一代，這塊土地還是充滿了生機、充滿了活力。溯自宋代以來直到20世紀80年代萬泉河口還是生生不息，保持着良好的生態環境和巨大經濟活力。

　　這塊風水寶地直到千禧之年被一個泰國商人看上，後來斥下巨資在這裏建立了一個亞洲論壇，使博敖從萬泉河口一個不見經傳的小地名變成了一個聞名天下的經濟論壇。每年4月吸引數以百計亞洲的政要、金融、經濟、産業界巨頭和學者集中在這裏討論亞洲經濟發展的大事，由此帶動了當地旅遊業、商業、服務業和基礎設施建設。今日的萬泉河口已經是一個聞名世界的地方，也是著名的旅遊、休閒和經濟决策中樞。

　　過了萬泉河，他直奔萬寧東山嶺。1984年他上過一次東山嶺，但時間太匆忙，未作詳細考察，這次作了較久停留。

　　東山嶺是歷代海南佛教的聖地，上邊有潮音寺，流放海南的李綱後來到了東山嶺，歷代到海南爲官的文人墨客等常到東山嶺來觀賞、參拜，留下了很多史迹。

　　這是花崗岩風化後留下大小不一的石蛋堆積而成的的小山丘，面積達數平方公里，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稱，是道教和佛教盛行的地方。當地不少人長期住在石洞裏燒香拜佛、煉丹，追求長生不老，但是煉丹歸煉丹，没有一個人能長生不老。歷代文人題刻甚多，如明嘉靖萬州知府韋邦相《華封仙榻》詩雲：“榻上仙人似渺茫，天峰叠叠鳥逥翔。牧童一笛山花醉，紅日三竿蝶夢長。”道出了東山嶺的嬌艷多姿，勝似仙境，令人神往。

　　在東山嶺看了潮音寺，和洞天福地，司徒品嚐了海南四大名産之一東山羊。因在這裏石洞裂縫之間生長着一種灌叢和亂草，那裏的土壤、泉水、空氣、環境特别好，養殖了一種個體不大、骨酥肉嫩的東山羊，煮出來的湯是白的，没有一點膻味，無論是煮、燜、蒸，東山羊都是一道名菜。著名詩人田漢曾經爲東山嶺專門寫了詩句，其中有雲“羊肥愛芝草，茶好伴名泉”，對東山羊推崇備至。

　　在東山嶺他看到當地民間信仰氣氛濃厚，那些石蛋壘成的所謂神仙洞府横七竪八地躺着一些閑漢、神棍和求神拜佛的人，看到外來的遊客即蜂擁而上，向他們討錢、討吃的，給外地人造成了不良的影響，也給這個很有品位的地方蒙上了一層污垢。

　　離開東山嶺，他考察海南的最後一站是陵水縣。

　　這也是一個黎族聚居的地方，他第一次看到了黎族婦女吃鮮檳榔的情景。每當陽春三月檳榔開花的時節，景色怡人。清代陳金錫曾作詩雲：“檳榔花開色更新，燕子呢喃亦可人。我正送春春送我，不知誰主與誰賓。”

　　陵水出産的檳榔像陀螺那麽大，當地人用蔞葉加上石灰，包裹起來，掰成兩半，放在嘴裏慢慢地嚼，臉上由於生物碱的作用，片刻臉頰就變成緋紅色，嘴裏不斷地吐出暗紅色的口水，牙齒也染成了紅色，特别富於神采。自古以來檳榔就成爲大陸人或島上文人對黎族姑娘描述的一個素材，蘇東坡、邱浚、海瑞等都有不少詩句描述醉檳榔的神態。如蘇東坡描寫儋州妹食檳榔後風采，即有“暗麝著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之句。

　　他本來對吃檳榔是没有多少研究的，但是在研究海南開發的過程中，有不少文獻都記載宋代以來大量的檳榔從海南運到兩廣、湖南等地，成爲禮品和口果。原來也不知道它的文化含義，到了海南以後他才發現檳榔原來是一種具有很深刻的文化含義的果品，是一種適應當地的地理環境而采取的飲食習慣。

　　檳榔含有大量的生物碱，它刺激人的大腦神經和分泌系統，使人滿臉流汗，可以起到散熱取凉的作用。在這種水汽非常重、氣候非常濕熱條件下，人通過出汗來散發水汽和多餘的熱量，來達到清凉、平衡與周圍環境關係的目的。只有檳榔才有這種效果，故它並不是一種偶然的産物，自古以來就是百越人嗜好。宋代以後大量輸往廣東、福建等地，成爲社交的禮品和日常嗜好品，也是海南最主要的輸出商品和財政收入來源。宋代王象之、周去非、範成大等人的作品中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海南盛産檳榔的情景。

　　這種風俗後來又傳到了湖南。這主要是清兵入關以後曾經在湖南湘潭一帶屠城，當地瘟疫流行，人們找到了吃檳榔這種辦法來消除傳染病。現在大陸最流行吃檳榔的是湖南的湘潭，後擴展到長沙。盡管條件改變了，但是這種習慣勢力仍有增無减，它本來的意義已經消失了，但是作爲一個傳統，現在仍然深深地保留下來。海南生産的檳榔，主要是湖南的采購員長期駐守在那裏，一直等到檳榔成熟，收購回去，才離開海南。

　　他發現海南的漢族並不喜歡吃檳榔。這反映了一個歷史事實，黎族是海南的土著居民，在歷史早期森林茂密、瘴氣充斥的環境下，他們吃檳榔來維持人與環境的平衡，後來漢人到來，但是當地的環境已經有所改變，瘴氣到了明代已經消滅了八九分，他們不一定需要采取這種方式來適應環境，這樣造成了同樣一種植物在不同的群體裏，它的文化意義有所不同。島上那些操海南話的人都没有對檳榔産生特别的嗜好，而島上少數民族則長期的維持着這種習慣。

　　回到廣州以後，司徒抓緊時間對論文進行補充、訂正等。1986年春節，鞭砲響在四鄰，又是年關。他仍把自己關在鬥室裏，正所謂“書似青山亂叠放，燈如紅豆最相思”，夜以繼日地梳理海南考察資料，撰寫論文，迎接即將到來論文答辯。

　　春節剛過，他隨即北上，把寫好的論文初稿交給了侯仁之先生。這時侯先生兼任校内和校外很多社會職務，可以説是日理萬機。

　　早春二月，全國政協會議正在北京召開，已是75歲高齡的侯先生匆匆地把司徒的論文初稿塞進公文包，這份沉甸甸的手稿幾乎占了侯先生公文包的一半。臨走時，侯先生説只能利用開政協會議期間批改他的論文。

　　大概過了半個月，侯先生把司徒叫到自己的書房，就論文的有關問題作了一次長談。在肯定司徒工作和成果的同時，侯先生特别指出兩點。

　　一是説一個高明的導師一般首先看的不是論文文字本身，而是看參考文獻和注解，特别從引文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底藴和功力。侯先生指出司徒在資料的使用上還功力不够。侯先生説：“宋代海南才有水利工程，那是宋開寶八年（975年），這個材料本來在《宋史·河渠志》裏已有記載，但你却用了明朝正德《瓊臺志》，這裏已經隔了一個朝代了”。侯先生嚴肅地指出：“當代發生的事情，最好是使用當代人寫的作品，除非萬不得已，才使用隔代人或者後人所寫的材料，既然《宋史·河渠志》已經有這一條，爲什麽你要用明朝人寫的？這從資料的可靠性來説是不够的，當然這不是一個錯誤，但至少説明你做學問的嚴謹性還有待提高。”

　　另外，侯先生還特别指出：“這篇論文雖然寫海南島歷史上土地開發的特點和規律，但必須總結出它的具體的經驗教訓，要爲現實服務。歷史地理也不能脱離現實，寫出來的東西不能束之高閣，應該爲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參考，爲現實服務。”

　　司徒按照導師的批示，對全文材料的使用，進行了重新檢查，凡是有當代材料的都做了更正，加深了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和提高，梳理出海南開發應該注意的經驗和教訓，爲海南的規劃和建設提供决策上的參考。

　　1986年4月，他從導師手裏接過這份初稿，作了認真的修改，并且編制了大量的地圖，至少有幾十幅。有些地圖是由他畫成草圖，請北大繪圖室的繪圖人員幫助清繪的。

　　八、故都風物之旅

　　在侯先生評閲他的論文期間，司徒利用這半個月的時間，對北京歷史名城進行了考察和遊覽，特别是作了一些改善生活的嘗試。

　　他北上京華，除了仰慕學校和導師以外，還有故都風物。自從1966年9月第一次上京，多少年來，故都風物一直縈逥腦際，無時獲釋。當初他就有一個願望要在北京生活一個較長的時期，體會中國三個統一王朝的都城風貌，特别是在近現代的文人墨客對故都的描述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但是他畢竟還没有親身在那裏生活過，所以没有切身的感受。

　　這次完成了論文的初稿，正好安排一段體現故都歷史文化的行程。他很感興趣地盤桓於北京的老胡衕，如鑼鼓巷、東棉花胡衕、北京過去的一些皇公貴族等生活的一些地方。

　　人們描述中北京是一個誘人的地方，那裏的風味小喫、古舊書畫，全國各地來的藝人、畫家、落第舉子，江湖術士、落魄的英雄、還有旁聽的大學生，在政治舞臺上敗北的政客，以及俄國十月革命以後跑到中國來的白俄殘餘，闖關東倒退回來的山東老鄉，流落北京的東北漢子等。

　　雖然時代已經過去了，但是深厚的歷史積澱、前塵舊影畢竟會撩起一個遠離北方、久别京師人的興趣。

　　這次他首先到了北京的琉璃廠，那是古舊圖書和古玩薈萃的地方。古色古香的建築、琳琅滿目的文房四寶、綫裝書、清代流行的鼻煙、水菸袋、西北的牛角，江南的刺綉、林林總總，無奇不有，使人應接不暇，置身於一種濃厚的文化氛圍。特别是一家接一家的古舊書店，在那裏慢慢地淘金，有時候還可以發現一些孤本或絶版的圖書，這些圖書往往價值連城，他也買不起。他過去從文學史中或者前人的筆記裏讀到某某又在琉璃廠的某個書店裏找到一本干隆本的，或者萬曆本的，或者正德本的什麽地方誌、某個詩人筆記之類，對琉璃廠這些記憶往往使他睁大眼睛，在書堆裏搜索，希望能够找到其中的吉光片羽。但以他的經濟能力，哪怕是有這樣的版本，也只能够望卷長嘆。不管怎樣，在琉璃廠盤桓了大半天，雖然没有買到可資紀念的古物，但這個文物薈萃的一角，畢竟反映了故都的文化品位和它的文化風格。

　　他最感興趣還是北京的胡衕，作爲北京代表性建築，是北方内陸建築文化的代表，正如廣州的騎樓是嶺南中西文化合璧的代表一樣。胡衕裏面的四合院那種粗獷、那種充滿了倫理之情、人文關懷和鄰里鄉情的氛圍使人盤桓再三，特别胡衕裏的四合院往往在大門或者院子裏種上槐樹、棗樹和銀杏（公孫樹）等，雅致的滿洲窗，以大院爲中心的布局，門前放着一堆一堆的大白菜，夏日乘凉的竹床，小孩遊戲的大院子和矮矮的圍墻，使人倍感親切。胡衕裏那種安閒、祥和，人與人之間的親近、和諧、無猜，在鬧市中所展現的這樣一個小天地，又使人流連忘返。

　　北京是南北文化合流的地方，北方的遊牧民族南下和南方的農耕民族北上，兩種文化交匯在華北平原的盡頭，在燕山的脚下，這裏充分體現了不同的文化風格。

　　北京各路商品薈萃，最直觀的是各種風味飲食。在王府井附近著名的隆福寺，有一條著名的風味小喫大街，那裏不但有回民的以牛羊爲主的各種飲食，還有以麻辣聞名的川味，在這裏還可以吃到雲貴的折耳根，還有牛雜湯、羊雜湯，各種鍋貼，烤羊肉串、燒買、年糕、羊肉泡饃，整條大街洋溢着香料和椒辣爲主的氣味。

　　北京是多元文化薈萃之地，在宗教上也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雍和宫，他看到了那些來自蒙古草原的藏傳佛教的紅衣喇嘛，他們每走幾步就跪下參拜。雍和宫原來是皇家的廟宇，現在成爲藏傳佛教叢林，爲内蒙古藏民所崇拜的佛教的一個支係。跟漢傳佛教的灰衣和黄衣是不同的，他們穿紅衣，很多都是老年人，不遠千裏從内蒙古來參拜雍和宫的神只。他們很虔誠，有些膝蓋都磨破了，身上散發着牛羊的膻味，由於蒙古高原紫外綫輻射特别强，他們的臉都是古銅色的。

　　司徒看到他們對宗教的篤信不疑和狂熱，深感這是他們的一種追求，也是人生的一種價值。他們磨破脚皮、膝蓋，不遠千裏，也要到雍和宫來進香，心裏才得到平衡和滿足。

　　對北京郊區的小城鎮，他也懷有一種特别的興趣。故都的繁華，固然爲人所仰慕和追求，但是北京的一些小城鎮也有風味。

　　他小時候讀過北京附近有著名的煤炭小鎮門頭溝的小册子。很多作品中都描繪了那些煤黑子在舊社會、在抗戰時期的艱苦生活。在一個秋光明媚的早上，他和一位研究生背上乾糧和軍用水壺，騎上了他那部形影不離舊自行車，從西郊出發，徑直往北京西部門頭溝，那裏離北大大概有五十公里。

　　差不多騎了三十多公里以後，他開始感到騎起來很吃力了，這時已經差不多日上中天了，算了一下時間，肯定趕不到門頭溝。於是他們把自行車停在中國科學院辦公大樓底下的停車場裏，改乘公共汽車，中午的時候扺達了目的地。果然這是一個到處都飄颺着灰塵和煤屑的小鎮，所有的商店、攤檔、房屋、樹木都覆蓋着厚厚的灰塵。

　　礦工的家屬住在礦山附近，宿舍一層層排列在山脚下，有些在小鎮集中的住宅區裏。每家門前除了種上攀緣植物外，都是一大堆又一大堆的焦炭。

　　上班的工人在自行車車頭掛了一串又一串的大燒餅，或像柴火一樣捆成一把一把的油條。他們不停地摇着車鈴鐺，在菜市上來來往往，大聲地吆喝着：“借路！借路！”

　　爲了觀察燕山脚下的風光，他們還特别跑到礦區。正好門頭溝外有一條新開不久的公路，他們攔了一部運煤的手扶拖拉機，向駕駛員説明原委，坐上手扶拖拉機後的翻鬥車，直向門頭溝外的礦區奔去。半路上，他們下了車，登上一個不高的小山崗。這條土公路上，來往運礦的大卡車揚起滚滚灰塵，能見度不到十米，漫天的灰塵隨着呼嘯的北風，籠罩了小鎮的上空。

　　初秋的山風從蒙古高原横掃而來，在這裏遇上一族一族的小山崗，激起灰塵，鋪天蓋地，讓人透過氣來，眼前灰蒙蒙的，看不清景物。

　　秋天的北方，蒼天遼闊，與水汽靈靈的南方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景觀。這些與故鄉的雲、故鄉的水，形成一種鮮明的對照。這次旅行不管有多少收穫，總算留下了一個强烈的印象。

　　北方以肥膩、厚味爲特徵的菜肴，他很難適應，於是也想借這次機會改善一下自己的伙食。

　　他特意買了一個煤油爐和一些簡單的厨具，在自己的宿舍門口開了一個“小厨房”。實際上只有一張日字凳、一個煤油爐和一個圓鐵鍋。

　　那時候煤油供應非常緊張。爲了得到一斤煤油，他往往在中關村大街小巷裏面到處尋找。他把三五個汽水瓶掛在自行車的龍頭上，這些空汽水瓶相互碰撞，發出一連串響聲，過路的老師學生都很好奇地注視着他。特别是自行車後座纏上了很多橡皮、繩子之類，車前掛着一個竹籃子，他看上去不像是一個最高學府裏的學生，倒像是一個搞修理的工人。

　　有一次煤油告馨，城裏已没有煤油供應了，他想也許鄉下有些地方還用煤油照明。於是，他一個人沿着頤和園、國際關係學院、中央黨校，北京農業大學一直搜索，沿途碰到農民，就上前打聽，人們往往給他指路。只要前面有大的村落，一般都會有供銷社。但是很不凑巧，每每供銷社找到了，就是買不到煤油。

　　好不容易來到北京郊區四季青公社，那裏離學校至少有二十多裏。這次大有收穫，買了滿滿的五斤煤油回來，灌滿了煤油爐，又到中關村農貿市場，買了一些泥鰍、黄鱔，還有田螺之類，然後配上紫蘇、芹菜，再加上料酒一燜，整條走廊香味撲鼻，隔壁的同學端着飯盆到他這裏“打秋風”。

　　那些北方的學生感到很稀奇，這些滑溜溜的泥鰍竟變成了美味佳肴！特别是酒的醇香，常常引得同學們不約而同地循味而來。司徒一一給他們碗上夾了兩三條泥鰍。

　　每天晚飯的時候，他的“小厨房”都準時開工，持續了差不多一個多學期，這是29樓博士生宿舍裏唯一的自己炒菜的小厨房。大家一看見他，就會問他：“今天晚上有什麽好菜呀？”成爲那棟樓的一個標誌。

　　也許“樹大招風”，别人開始借用他的煤油爐，但最後一次是“劉備借荆州”，畢業前夕，他的煤油爐被人拿走了。

　　但由於這段難忘的經歷，司徒回廣州時，把剩下的幾斤煤油小心翼翼地隨身帶回，至今還保存在他自行車房最隱蔽的地方，上面蓋着小凳子。已整整快要二十年了，煤油既没有揮發，也没有使用，成爲當時生活的一個記憶。

　　在自己炒菜的那段時間裏，司徒經常在農貿市場上盤桓，親身體會到了南人和北人商品意識的差异。北京人從來不討價還價，他們都是一口價，没有任何逥旋的餘地。不像在家鄉，一件衣服，一斤菜，出價可以砍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最後可能以三分之一的價格成交。但是在北方絶對没有這種可能，賣主説五角錢，你還價以後，决不能翻悔，一定要成交，如果不買，賣主會勃然大怒，反映了北方民性耿直，不像南方人特别是廣東人那麽善變、圓滑。他們“買賣”有時候都不分，本來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交易行爲，但是北京一些老實的農民，買與賣是一個詞，特别是那種死板、僵化，也非常鮮明。

　　有一天下午，快到五點多種，已經是秋老虎肆虐的時候，有一個小攤販，在地上擺着一條七八斤重的大鯉魚，肚子脹得鼓鼓的，一聞即知這條魚很快要變質了。很多顧客問價以後，都掉頭而去。鯉魚在北方價格很貴，這條魚又太大了。司徒問這個魚販子，爲什麽不把它化整爲零，只要把它切成五六塊，一下子就會賣完。司徒的建議很實在，但魚販子却喫驚地瞪大了眼睛：“我們這裏從來没有把魚分開賣，都是一整條賣”。

　　司徒不由得嘆息，這些人太死板，太没有商品意識，好好一條魚，估計只有等着發臭。這不僅僅是一條魚的紛争，它反映了南人跟北人民性的差异，歸根到底，也是文化風格的地域差异。

　　九、在答辯會上

　　1986年11月舉行司徒博士論文答辯會。經過修改以後，司徒把論文送到校外打印成沉甸甸的三十多本，送出了17份到全國各地評審，包括北京、上海、廣州歷史地理學三大重鎮，包括了地理界、民俗界、歷史界、人類學界，除了指導教師侯仁之先生、還有復旦大學的譚其驤先生、北京大學的林超先生、胡兆量先生、華南師大的曾昭璇先生、北京地理所的羅來興先生、鈕仲勛先生、廣東省民族研究所的劉耀荃先生、中山大學徐俊鳴先生、曹廷藩先生、廣州地理研究所何大章先生、北京師範大學武吉華先生、杭州大學陳橋驛先生等，他們都給予很高的評價。

　　導師侯仁之教授評價該論文“力求通過歷史地理的考察，從自然和人文的錯綜復雜的關係中，揭示出海南島這個在我國具有特殊意義的地理單元，在土地開發過程中的若干特點及其成敗得失，爲急待開發的海南島在决策上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因此，這項研究既顯示了較高的理論水平，又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把傳統的沿革地理的研究，有機地結合在歷史地理的探索中，並盡可能地利用了考古學、民族與語言學以及現代科學技術所提供的資料，更重要的是兩次進行了野外考察，從而取得了創造性的成果”。

　　北京大學林超教授認爲，論文“觀點正確，論據充分可靠，條理清楚，……文字優美。無論在内容和形式上看，都是一篇很好的論文，對我國區域歷史地理研究作出了貢獻”。

　　北京大學胡兆量教授寫道，該論文“對海南島三千年來的歷史地理作了系統的研究，是當代對海南島研究最系統、最深入的專著之一”。

　　北京大學仇爲之教授認爲：“論文立論正確，結構嚴謹，論证比較嚴密，……填補了海南島歷史地理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和實用意義”，是一項“創造性的成果”。

　　中山大學徐俊鳴教授對海南歷史地理至爲熟悉，他認爲“本文經過作者廣搜中外資料，進行慎重的選擇，並通過親自考察，互相印证，有若干獨立的見解，從整體上説，不失爲一篇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文章”。

　　中山大學曹廷藩教授認爲論文“總結了海南島土地開發的一些深刻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從而又指出了海南島今後開發的正確方向，……它是一篇具有相當高水平的博士學位論文”。

　　華南師範大學曾昭璇教授高度評價：“我知對海南島歷史地理研究未有如此深入和系統，故我認爲這是我國第一篇海南島歷史地理論文，也可説是我國歷史地理杰出歷史地理論文之一，……是一篇有創造性的好論文，……是爲北京大學之賀也”。

　　杭州大學陳橋驛教授指出論文“論证深刻，分析細緻，而最後‘綜合治理，保護森林、合理開發——歷史的啓示’一段，總結得體，有畫龍點睛之妙”。

　　北京師範大學武吉華教授就論文各項内容，指出“作者均予以分析，得出正確創見，從整體上無論就廣度或深度而言，本論文均超過已有海南島歷史著作”。

　　中科院北京地理研究所羅來興研究員認爲“這篇論文是海南島第一部作系統論述土地開發歷史的著作，取得了很高學術水平”。

　　廣州地理研究所何大章研究員對海南島研究成果甚豐，他認爲論文“立論觀點正確，分析詳盡，偉成巨著，堪稱爲當前海南島開發史最佳之學術作品”。

　　廣東省民族研究所劉耀荃研究員深諳海南民族史，從民族學立場指出“海南島古代史的研究一向被視爲畏途，本論文運用大量的考古學、民族學和古代文獻資料，爲我們提供了海南島開發史的一個梗概，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可以説是一個新的突破”。

　　論文通過評審以後，答辯時間定在11月的上旬，除了本校的和北京地區的答辯委員之外，還特别邀請年近八十歲的中山大學地理係主任，已經退休的曹廷藩先生到北京參加答辯。爲了表示對這次答辯的支持，曹先生從廣州專門坐飛機來到北京，司徒特别趕到首都機場去迎接。11月的北京秋風蕭瑟，這位老人在女婿的攙扶下，最後一個走下飛機。只見他穿着一套灰色的中山裝，扶着拐杖，在寒風中，這位老者滿頭白發，步履蹣跚地走出飛機場。司徒馬上迎上前，把他接上出租汽車，徑直往燕園開去，把他安頓好以後，開始準備第二天的答辯。

　　這是建國後北大地理係第一次博士論文的答辯，海報提前幾天貼了出來。那些還没有畢業的博士生也非常關注這次答辯，紛紛前來打聽有關消息。

　　1986年11月4日，答辯在北大學校辦公大樓的小禮堂裏舉行。上午9時準時開始，大概來了三四十人，以北大地理係的博士生爲主，有地質的、地貌的、自然地理的、經濟地理的和歷史地理的，還有歷史地理的碩士生，整個小會議室座無虚席。

　　參加答辯的委員都是全國地理界名宿。除了導師侯仁之教授，還有古地理學者羅來興教授、自然地理學者林超教授、經濟地理學者胡兆量教授、人口地理學者仇爲之教授、歷史地理學者王北辰教授和經濟地理家曹廷藩教授等，一共是9個人。

　　按照程序，他作了簡短的報告以後，答辯委員開始提問，其中提問最多的是林超教授、侯仁之教授、羅來興教授等。他們都是對海南比較熟悉的地理學者，答辯委員對論文所展現的海南兩千多年曆史開發的各個時代的剖面，它的各個地理要素、地域的差异和海南開發的成敗得失，特别肯定了這些方面，也就論文的時間跨度過長提了一些不同意見。

　　司徒針對各個委員所提的問題，侃侃而談，使他們露出了滿意的表情。論文最後以全票通過，并且給出了一個優秀論文的總體評價。但是當時作爲答辯委員會的决議，只是宣讀 ，而没有複印下來。地理係專門派人照像，但是他個人没有照相機，非常遺憾没有留下一個鏡頭。

　　論文通過以後， 北大的校刊登了一份簡短的消息，稱他是建國以來北大培養的第一位博士。這張校刊現在已經泛黄了，但是現在還是珍存下來，它畢竟是一種歷史的見证。這也是差不多三年研究的一次大檢閲、工作成就的總結，顯示自己的存在和實力，向同行們宣告自己的成果。

　　第三天，他懷着非常崇敬的心情把曹廷藩先生送上了南下的列車，這是曹廷藩先生最後一次上北京。四年以後，曹廷藩先生帶着許多没有完成的工作離開了這個世界。但是一位年近八十高齡的老人，居然爲他的一位學生，不遠千裏來到北京參加答辯，這還是很罕見的，也在司徒心裏竪起了一座高大的豐碑。

　　論文答辯通過以後，等待着他的將是另一種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