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遣派回母校

　　當初他剛踏入燕園的大門，侯仁之先生告訴他畢業後必須回廣東工作。他本來就没有到其他地方工作的願望，但是按照當時的規定，他的組織、户口等關係都脱離了原地，遷來北京。現在畢業了，他必須服從工作分配。

　　當時反饋回來的用人的消息，能够容納他的只有兩個地方，一個是新疆，另一個是山西，只有這兩個地方需要歷史地理的畢業生。本來他是一個志在四海的人，但是他又是一個眷戀故鄉的人，所謂“月是故鄉明”是也。但是如果他一旦放棄了這兩種選擇，等待他的並不是簡單的回歸，而是按照教育部有關文件規定“遣派”回原單位。這在很多人看來至少是一件很不體面的事情，但是當人事幹部告訴他這個規定時，他不以爲然，只是淡淡一笑：“那你們按規定把我遣派回原單位吧，我還巴不得這樣處理呢。”因爲他負笈北上並不是爲了改變生活的環境，也不是爲了謀取功利，而是充實和提高自己，現在學業完成，把他遣派回原點，並没有什麽不好，倒反而省去很多麻煩。他愉快地接受了這種安排，終於在1986年最後一天拿上他的報到证回到了原來的母校，重新開始了新的生活。

　　回來以後，等待司徒的並不是鮮花和美酒，他雖然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成爲中大地理係建係以來的第五個博士。建國前有四個，一個是留英的，一個留德，一個留美，一個留法的。司徒是地理係建國以後第一個博士，但是像他當初曆史地理碩士畢業一樣，領導並不歡迎他回來，他們還是堅持以往的態度，這裏不需要歷史地理。

　　司徒被“遣派”回來無所適從，根本找不到一個落脚的地方，他感到非常爲難。倒不是因爲這個學校不適合從事這種專業的研究，也不是因爲這門學科在這裏没有市場，實際上當時還開設歷史地理課程，并且聽的人還不少。但是他在地理係竟找不到立錐之地，一種强大的力量把他往外擠。個中原因還是跟過去一樣，也是他原來的導師跟前任領導過去有很大的矛盾。

　　導師徐俊鳴先生當時還健在，也不止一次向原來的老校長提出應接收司徒回來工作，并且寫信給曾昭璇教授，希望曾先生也出面干預。曾先生一直珍藏着這封信，直到2004年，即徐先生去世14年以後司徒才看到這封信。信上有徐先生對司徒工作安排的意見。

　　徐先生在信中寫道：

　　我本是性情怯懦，自忖我從未錯對過他人，不知何故竟遭某些掌權人的如此嫉妒，使華南歷史地理遭受如斯大厄。今幸得弟臺等大力協助，始得重振旗鼓，此豈特使我個人感到欣慰，同時也使全國歷史地理界不致失望。

　　信中徐先生對有關領導不能容忍一門學科的存在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和無奈，在字裏行間流露出一個正直學者對這種學閥作風、門户之見、黨同伐异的極大的不滿。在信中可以看到學術界，跟政界一樣，風浪也不亞於政治上的風雲。這種態勢，曾昭璇先生也非常無奈。

　　這個事也驚動了侯仁之先生，在司徒保存的侯先生的信裏大概有三四次談到了歷史地理力量在全國的部署和司徒的工作安排問題，并且非常惋惜地指出如果中大不能容忍司徒的話，那如果暨南大學的校長比較開明，也可以到那裏和陳代光教授一起把這個點的火種燃燒起來。侯先生兩天内連寫了兩封信：

　　尚紀同志：

　　我總算趕在五月底以前把這篇序文（按指爲司徒學位論文出版寫的序言）寫出來了，只是比答應您交稿的時間晚了20天，希望能用得上。如果您認爲還有應加修改的地方，務請告訴我。又序文的末尾一節，要加上出版社的全名。

　　現在有回信説，海南大學尚未設地理係，這樣也好，您用全力於培養研究生，同時多要考慮如何以廣州爲中心，以地理學會爲機構，把我國最南方的歷史地理研究基地進一步發展起來，這就需要在中山大學加强培養歷史地理的專門人才，並和當地從事歷史地理研究的同志們加强聯繫，更應多向曾昭璇教授請教。

　　專此 順祝

　　闔府均安  

　　侯仁之

　　 1987年5月27日

　　請代達張克東同志。來信已收到，正與您研究他信中提出的計劃。容後作復。還有，如須寫信給暨大校長呼吁此事時，還得請您在來信中註明暨大校長的大名（最好有他的“號”）。又及

　　尚紀同志：

　　寫好的“序”尚未及發，又接到廣州社科院張克東同志的5月20日的來信，講到在中山大學發展歷史地理學的困難，因此曾和昭璇同志研究，是否可由陳代光同志牽頭在暨大成立一個“（華南）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因爲暨大“校領導開明”，“只有暨大條件好”，爲此希望我給“暨南大學的校長專門寫封信”，（該校我没有其他熟人，至少目前我不知道是否有熟人在那裏）“從旁起一個敦促作用”。您知道，我一直認爲從歷史地理學的發展來看，在廣州建立一個研究中心，具備戰略布局的重要意義。中山大學地理係有困難去承擔這一極有前途的重要任務，實在可惜；而暨南大學除去有開明的校領導外，又有專攻歷史地理的陳代光同志參加主持歷史係的領導，如能承擔起這一重要任務，應該是没有什麽問題的。克東同志建議我給暨大校長寫信從旁推動此事，不知是否確有必要，請把您的意見寫信告訴我。如認爲有此必要時，也請您和代光同志進行聯繫，並徵求他的意見，我願意做我一切可能做的事以推動這一設想的實現。如果在暨大的“（華南）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能够建立起來，克東同志希望您和他自己都能調到那裏，以支持代光同志辦好這個研究中心，對此設想，您有如何考慮。信中請見告爲盼。

　　大作何時可以付印？大約何時可以出書？是否最後應由您本人看一次清樣？届時如能把“序”文的清樣寄我看一下最好。

　　近來工作，有增無已。十月還得去美國出席國際古建文物保護會議，還兼有另外一項□□收集流傳域外的我國古地圖以便匯集復製品出版的任務，須與國家測繪局的領導同行。

　　匆匆順祝

　　撰安

　　侯仁之

　　1987年5月28日

　　侯先生這種高瞻遠矚和對某些人那種狹小的氣量和封閉、排他的作爲表示極大的遺憾。由此可以看出一個地方的學風，一個學校的學術空氣是寬容？是排他？是一支獨秀，還是萬紫千紅？ 

　　所有的努力都失敗了。地理係没有接受司徒。這時恰好成立了一個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它是兩個牌子，一套人馬，實際上是没有編制的、掛名的機構。鑒於司徒的具體情况，時任中心主任的許學强教授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向學校建議把司徒安排在這個中心。

　　好事多磨，經過很多曲折和磨合，學校終於作出司徒的人事關係放在學校，工作在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的决定。因此多少年來，司徒的編制在學校，工作却在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形成一種編制與使用分離的局面，這也許是多少年來中大的第一例。

　　查其原因，等到事情過去和安定以後，他才明白問題不在這個學科本身，而是應了多少年來一直流行的一句老話：“武大郎開店”。因爲當時定職稱的指標很緊，大家都往獨木橋上擠，司徒有他的優勢，難免有人不容他人染指那有限的副教授職稱。

　　司徒只能在中心這裏呆下去，一直到1995年，這個中心從地理係分離出來作爲一個實體，他的人事關係才從學校回到中心來。此前，由於這個關係長期没有理順，這個學科也受到壓抑，長期得不到發展，他一個人處於孤軍奮戰的狀態。這個學科也只能在夾縫之中，利用裏面有限的土壤，滋潤和壯大自己，但始終不能長出參天大樹，更没有辦法推翻上面的石頭，於是造成了這個學科的這種格局。不管怎樣，司徒對這些也滿不在乎，因爲這種外部條件，只能够提供一種學術背景，當然如果有了良好的背景，可能會有利於他個人或者學科的成長。

　　“人争一口氣，佛争一炷香”，這種壓抑激發了司徒瘋狂的熱情和百倍增長的勇氣，來奪取一個又一個的學術高地。他站住脚跟後，馬上着手於論文的整理和出版。

　　二、關於海南島的處女作問世

　　1987年的初春，改革開放的大潮汹涌澎湃，席捲南粤大地。特别是海南在改革開放以後，很快成爲全國注目的焦點。總結歷史的經驗，海南作爲一個海島，在一個封閉、孤立的環境裏，長期得不到發展，也正如司徒學位論文中所指出的行政級别過低是導致海南島長期落後於大陸的一個重要根源。

　　實際上，孫中山曾多次提出海南要單獨建省，1923年還親自給它定名爲“廣南省”。但是孫中山這個良好的願望在軍閥混戰、社會動盪不安的年代裏，並没有兑現。解放初期，這個動議也曾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但是由於各種原因，海南建省的這個願望一直未能實現。改革開放以後，海南重新打開了自己的大門，誘發了開發高潮，到了1987年社會輿論對海南建省的呼聲越來越高，海南在躁動，人們翹首以待一個春天的到來。這個時候，作爲一個對海南有相當研究的青年學者，已經嗅到了一股清流和春天的氣息。司徒拿着他厚厚論文的油印本和十七位論文評閲人的評語，找到了當時的某高校出版社，希望能够出版。

　　料想不到的是，接待的人連他論文看都没有看，就把它推在一邊，用一種不屑一顧的、又有點輕蔑的口氣説：“先交五千元出版費，再討論具體的出版事宜。”司徒一聽，感到受了極大的委屈，這裏面的一字一句都浸透了他兩年多的汗水，并且得到了評閲者高度評價的心血之作，豈能如此傲慢！司徒憤憤地拿回他的文稿，頭也不回離開了這個出版社的大門。

　　回到家裏，他想到了剛剛成立不久的海南人民出版社，於是給出版社的領導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出版的願望，特别在信中重申了他的著作對海南建省的意義和影響。雖然海南建省是1988年的事情，但是他已經預見了這種結果。也許是這封信起了作用，半個月後，司徒收到了稿件送審的通知，他滿懷希望地把稿件寄到了他兩次踏勘的寶島。

　　在這裏特别要提到的是，侯仁之先生對這部書的出版作了很大的努力，并且提供了很多幫助。侯先生憑着他多年參政議政的經驗，深感海南遲早要建省，這本書將是一個厚厚的獻禮。當時給司徒選定海南作爲論文的選題，已有了這種深謀遠慮。

　　論文一通過，侯先生即刻把這個作品送給了當時的國家農牧漁業部的部長何康。何康早年在海南當過華南熱帶作物學院院長，對海南的歷史和現實有深切的瞭解，後來榮任國家農牧漁業部部長，和侯先生同是學術界的名人，也是政協裏的同事，侯先生把這本書打印稿交給了何康。

　　何康看了書稿以後，非常重視，指示海南的有關領導應該給予出版。另外侯先生見到當時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副署長劉果時，也向他説明瞭出版的願望，特别提到關於出版經費的困難，這些後來在侯仁之先生給司徒的信裏也談到了。

　　尚紀同志：

　　大作訂單已收到，歷史地理研究室將以我的名義，預購三十册，書到之後，再分别出售。

　　九月八日我見到農牧漁部何康部長，當面推薦大作，他當在部内廣爲介紹，事後我又寄他訂單一張供參考。

　　我也曾向新成立的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劉果同志提到預訂圖書困難的問題，他説大作定價有限，當不致爲海南出版社造成過大困難。他還提到和海南出版社的領導同志如何相識，因此我也提到學術著作出版多是虧本的，海南出版社成立之初，即致力於科學專著的傳佈，也是很值得稱贊的。這一點我記得在序文中也提到了。請轉告海南出版社，務要注意印稿清樣的校對工作，盡一切可能减少錯誤。書印出後，最好由出版社盡早寄贈何康部長一册，他曾在海南島工作多年，對地方發展至爲關懷。海南建省確是一件好事，大作正好可以作爲慶祝建省的紀念了——實際上也可作爲海南出版社爲建省的獻禮，如何？

　　我將於10月4日赴美先出席在華府召開的國際文物古迹保護協會的學術討論會，歸途還要參加在夏威夷舉行的亞太地區文化遺産保護問題的座談會，10日底返京。

　　祝闔府均安！

　　侯仁之

　　1987年9月11日

　　讀到這些熱情洋溢的信件，司徒心裏非常感激。在侯先生的推動和當時背景下，更重要的是他論文本身的内涵和價值，這本書在1987年的秋天正式出版發行。當時印了一萬册，其中1000册是精裝本。作爲學術書籍，能够達到這個印數，在當時簡直是鳳毛麟角。出版社爲了縮短出版週期，還特别讓司徒從廣州乘飛機到海口，並租了專門的房間，讓他親自校對。從稿件的送審到該書投放市場，在當時出版條件下，僅僅用了三四個月。

　　1987年9月，正是稻花飄香、秋實纍累之日，也是司徒這本處女作呱呱墜地之時。像老農看到開鐮收割，打漁人拉着滿艙的活蹦亂跳的魚蝦，莘莘學子拿着高校録取通知書一樣，他心裏有按耐不住的喜悦。

　　司徒首先把書寄給了侯仁之先生，侯先生親自指示他的助手買了30本，作爲北大曆史地理研究室使用，包括送給當時的農牧漁業部部長何康，以及他圈子裏的一些政要，爲第二年海南建省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當然，這部著作付梓，也是交上好機遇的。海南人民出版社在海南建省的前夕，急需要出版一批反映海南歷史文化、經濟建設等方面的著作，作爲海南建省决策的參考，也爲海内外人士瞭解海南提供基本的材料。司徒這部以海南歷史開發爲對象的作品，寄到海南人民出版社，大概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得到了對方的首肯，答應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質量把它面世。

　　司徒得到這個答復以後，非常高興，很快和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協作和出版關係。這個出版的消息確定以後，他請侯先生爲這本書寫一篇序言，侯先生欣然同意，並寫信祝賀：

　　尚紀同志：

　　欣奉3月3日信，得悉論文將由海南出版社印行出版，十分高興。囑我寫篇短序，不知可否在“五一”節後數日内寄來？今天全國政協會議閉幕，校内積壓了不少工作，必須在4月底處理完畢。過了“五一”我才有可能擠出一點時間來，可否參考答辯前諸家評語，再加拙見，希望有助於該書的廣爲傳播。

　　友人（也是全國政協委員）已將您的論文轉交海南大學，希望您能有機會到該校作短期講學，但尚不知該校領導如何考慮，論文的出版，可能有助於促進其事。

　　曾昭璇先生和我同住香山飯店，有晚長談。上次我去中山所拍照片，在取出膠卷時，不慎曝光，甚是可惜，請轉告老友黎秀石先生和夫人，還有繆鴻基先生，所以未能把像片寄來。

　　匆匆順祝

　　儷安！

　　孩子可好，可惜未見到她們。

　　侯仁之

　　1987年4月9日

　　代問徐俊鳴先生好、曹廷藩先生好！

　　又及

　　尚紀同志：

　　6月24日信悉。“七·七”前後特忙，未即復，請諒。

　　海南人民出版社建議在出版大作的同時，寫一出版報導、連同拙作序文，争取在雜誌或報紙上發表，這是可取的。我的意見：

　　如送雜誌，可考慮給《地理知識》，可寄編輯部鄭平同志（北京北郊北沙灘，中科院917大樓）

　　如送報紙，可考慮下列二者之一：

　　（1）《光明日報》，寄 金濤 同志。

　　（2）《中國科技報》，寄 王化君 同志（北京西三環中路18號）。

　　並附函説明是徵求了我的同意的。以上三者，請與出版社商量，只能擇其中之一（如第一處同意發去，即不要再投他處）。稿件就請您校閲後直接寄去，不要由我轉了。暑假中我須外出，寄我代轉，難免延誤。

　　匆匆祝

　　闔府均安

　　　侯仁之

　　7月9日

　　寫有您家中住址的一個筆記本不慎遺失，此信只好寄地理係。下次來信寫明詳址。

　　又及

　　侯仁之先生寫的序言全文如下：

　　《海南島歷史上土地開發研究》作爲一部區域歷史地理的專著即將出版，這是很可慶幸的一件事。這部專著既爲目前至關重要的海南島的開發，在决策上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參考，同時也爲區域歷史地理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

　　新中國自成立以來的三十多年間，歷史地理學在我國的迅速發展是有目共睹的。主要原因是已經認識到歷史地理學乃是科學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過去把在我國具有悠久傳統的沿革地理和歷史地理學等同起來是錯誤的，但是把兩者截然分開也是不明智的。實際上，只有和歷史地理學的研究結合起來，沿革地理才會有進一步的發展。其次，祖國方興未艾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也爲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在不同的領域内和不同的程度上，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只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以及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就一定會爲歷史地理學的發展作出新貢獻。正是在這種客觀形勢下，我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已經涉及到歷史時期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廣闊領域，上自遠古，下迄近世，專題研究範圍之廣，在這裏實難一一列舉。只是關於較大範圍的區域歷史地理的系統研究，爲數不多。正是在這一點上，司徒尚紀同志的這部專著，提供了值得重視的一例。

　　首先是作者力求在辯證唯物主義的原則指導下來研究祖國建設中所面臨的實際問題，從而選擇了海南島這個具有極大特點而又急待開發的一個獨立的地理單元作爲研究對象。在長達三千多年的歷史過程中，從錯綜復雜的各種自然和人文的因素中，抓住了土地開發這一中心環節，解開了這個號稱我國一大寶島却又是經濟開發最爲緩慢的地方，利用可能掌握的一切古今文獻，並藉助於歷史學、考古學、民俗學和地名學的知識，以及現代科學技術所提供的資料，再加上前後兩次野外的實地考察，進行了在一定程度上的深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這裏還應該着重指出的是這部專著的框架結構。

　　在區域歷史地理的寫作中，根據縱向研究或地理演進的方法論，如何通過一系列的不同時代的地理剖面，來有效地進行區域描述，在我國還是一個有待驗证的問題。司徒尚紀同志這部專著，利用一種完全可能的框架結構，通過一項專題的研究，提供了地理學上的透視，同時也顯示了沿革地理在現代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中，被有機結合的可能性。

　　此外，大家都知道地圖乃是地理學的第二語言，這個“語言”在這部專著中也得到了盡可能的應用。

　　實際上這部專著乃是作者在北京大學地理係歷史地理研究室進修時的博士論文，已經答辯委員會一致通過，頗多好評。我作爲論文寫作的導師，則難免有偏愛之處，以上評述不一定完全正確，僅供讀者參考。

　　近年以來，專門學術論著的出版，遇到了一定的困難，這也是科學文化發展中亟待解决的一個問題。海南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這樣一部學術專著，也是值得稱道的。

　　 　侯仁之

　　1995年5月於北京大學

　　這篇序言寫好以後，海南人民出版社非常重視，首先把它以《爲海南島開發提供决策參考的重要著作》爲題全文登在1987年7月4日的《海南日報》第二版上。但是這裏有一個波折，海南人民出版社也可能爲了這本書的商業效益，未經作者同意，更没有徵求侯先生的意見，擅自將書易名爲《海南島土地開發史》，并且以這個爲標題，刊登了侯先生的序言。刊登出來以後，司徒對他們這種行爲感到很不滿意，特别是把這個消息告訴侯先生。侯先生非常憤慨，專門爲此給司徒寫了兩封信。

　　尚紀同志：

　　14日信及附件已收到。

　　出版社把書名改作《海南島土地開發史》很不妥當，混淆了歷史地理學與歷史學的性質，是原則性的錯誤。如能把書名中的“史”字改爲“過程”二字（作《海南島土地開發過程》）也還勉强可以。

　　我最近爲中國大百科全書歷史地理卷寫《歷史地理學》的大條目還把葛劍雄的《西漢人口地理》和您的《海南島歷史上土地開發的研究》作了對比，説明兩個不同的歷史地理學的發展方向，没想到這一改，從字面上看就把兩個方向顛倒過來了。這樣，我得把這一比較在“大百科”一文中割掉，奈何！

　　又出版社的介紹寫作“第一位地理學博士”也不妥。在地理係畢業的博士生只能作“理學博士”，（請看您的畢業證書是怎樣寫的）。真正懂行的人，或外國學者看來“地理學博士”一稱是個笑話。其次，也無需强調“第一位”。……請奉告出版社再將介紹的第一改作些修改。又第二段中“特殊的歷史、地理條件出發”不應在“歷史”與“地理”中間加“、”，加上這一“、”就抹煞了書的科學性質。

　　我個人的意見是説服出版社負責同志，把書名後面兩個字改爲（開發）“過程”，否則請把我寫的序文抽掉。

　　祝

　　安好

　　侯仁之

　　1987年7月17日晚

　　尚紀同志：

　　昨晚趕寫一信，附上。

　　現在是18日凌晨4時，即起，又把昨夜寫好的信作了删改。原因是我再三考慮：書名的改變雖僅一、兩字之差却涉及到學科性質的問題，我寫序文時不知如此改變。我認爲這是個嚴肅的問題。（如果當初我知道書名改變，序文中已作説明，或應另一種寫法）。如果堅持用《海南島土地開發史》，請向出版社説明必須抽掉我寫的序文。如果書名改爲《海南島土地開發過程》，則此序文也還勉强可用。

　　又報導中寫“第一位地理學博士”是錯誤的，第二行“著名”二字也不可用，更重要的是第二段第一行：“特殊的歷史、地理條件”當中的“、”也是完全多餘的，反映對“歷史地理學”這一新興學科不了解。餘不贅多。

　　侯仁之

　　　1987年7月18日早4：15

　　侯先生説這樣一改，把歷史地理學科的性質變爲了歷史學，不再是地理學的一部分，違背了原作的原意。侯先生説一定要改回原來的名字，否則寧可不出版。

　　司徒看到這兩封信後，馬上反饋給海南人民出版社。海南人民出版社很尊重這位老科學家的意見，很快作了糾正，還是按原來學位論文的名稱更改過來。

　　這場由於命名所引起的風波總算過去了，這裏也可以看到侯仁之先生嚴謹的學風、堅定的立場，那種在學問、是非面前决不退讓，堅决捍衛學術的尊嚴，維護方興未艾的、既年輕又古老的歷史地理學科學性質的科學精神，表現了這位科學家大義凛然、不爲功利、不爲經濟效益所驅動，而是以學術爲第一生命的高尚情操。

　　通過這件事情，司徒也深深地感到了老一輩的科學家做學問的執着，那種刻意的追求，那種維護學術尊嚴的嚴肅態度，給司徒予强烈的震撼。從另一方面來説，海南人民出版社聞過則改，有錯就糾，這部書順利出版了。海南人民出版社還在《海南日報》作了宣傳和發行廣告，並把書寄了一本給侯仁之先生，侯仁之先生即寫信告知司徒：

　　尚紀同志：

　　幾次收到您的來信和刊物，都未能及時作復，務要請您原諒。這次在您最近來信的第二天就收到了海南人民出版社寄來大作一册，甚是高興。今天是五一，今後三天，已經排滿了北大九十年校慶的活動。因此，我趕寫此信給您，怕一躭擱又不知何時才能動筆。

　　去年10月我去美國華府出席世界文物古迹學術討論會，行前曾交現款給武弘麟，囑爲預訂大作若干册，便於轉發給此間歷史地理研究生。（因爲當時收到了您寄來的訂書卡片，方托他爲預訂）我也曾囑於希賢同志爲研究生預訂若干册。希望不久即可有書寄來。

　　現在您的寫作任務甚重，在深入的基礎上注意科學知識的普及寫作是很重要的。希望您能兩者並重，爲人民作貢獻。

　　您能接待臺灣《大地》記者郭娟秋和陳淑華，要對她們大力幫助。海峽兩岸的形勢都有新發展，文化學術界的相互來往已是必然的趨勢，您能把研究範圍再從海南擴大到臺灣，那就太好了。近來看到臺灣出版的兩種《中國歷史地理》（王恢著和石璋如主編各一種）主要内容還是屬於沿革地理的範圍。如果再見到臺灣的同行，應將您對於海南的珍寶書介紹給他們。也是因爲這個原因，我才介紹《大地》的郭、陳二位來看您。最近還有臺灣《文星》期刊記者李絢如（女）和《大地》記者郭雲唐曾來北大看我，我因去泰安和徐州，未得一見，留話説還要再來。如能見到，我也要介紹他們路過廣州時來拜訪您。

　　我準備本年九月退休，因此本學期我答應爲全校同學開一門選修課：《北京歷史地理》，作爲我任教五十五年的“最後一課”。（我是1933年秋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又因一偶然的機會被改到校園内的附屬初中任教。我的教書經歷即從此開始，未曾間斷）没想到選課同學來自二十五個係，共一百多人（還有幾位旁聽生和兩位外國留學生），如何照顧到專業如此廣泛的同學們，也是頗費心機的。不過，我還是很高興我有這樣一個機會來結束我的“教師生活”。好的是身體健康，一口氣站着講一個半小時毫無問題。教課之外，社會活動有增無已，這也是很少給您寫信的原因。

　　如來信所述，有償社會服務、自我改善等，爲學校教育帶來很大的問題，這樣下去如何是好！望諸多保重。秋間來京時，務請預先告我，定當暢叙闊别，專此關問。

　　闔府均安！

　　 仁之

　　1988年5月1日晨

　　侯先生爲司徒一書廣爲推介，並稱“對於海南的珍寶書”，諒也是侯先生對他衆多學生論文很少使用的一個定位。

　　後司徒又把另寄了幾册書給侯仁之先生，以表達自己對導師的感激之情，侯仁之收到後非常高興，寫信説：

　　尚紀同志：

　　承寄贈《海南島歷史上土地開發研究》精裝2册與平裝本3册，已妥收，十分高興，謹此致謝。武弘麟同志代我預定若干册，他已留話給在北京新華書店的友人，書一到後，便可取得，（現在弘麟去漳州帶學生實習去了，8月中可望返京）。您這部大作正趕上海南建省，甚可紀念。最近有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的人從海南歸來，也在當地看到了您的書，他説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的第一部專著，這對出版社來説，也同樣是很可紀念的。有此基礎，再加上您尚未寫入這本書的資料，一定會不斷有新作出版，一定要考慮到在深入後，還要力求淺出，務使科學知識普及到廣大讀者中去。目前國家正處在改革中，也會遇到很多困難，甚至還刮起一些不正之風。普及科學知識，特别是我們所從事的業務範圍内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提高人的素質，乃是百年大計，我們正應該爲此而加倍努力。

　　韓光輝繼您之後，也已取得博士學位，並將由教委於本年九月派送蘇聯進修一年，附此奉聞，並祝全家安好！

　　仁之

　　1988年7月25日

　　在這裏，還需要提到的是華南師範大學曾昭璇教授，司徒的論文評閲人之一，爲這本書題寫了書名。曾先生的書法爲這本書增色不少。司徒從這個時候起，對曾先生也更加敬重，以後每碰到學術問題，都虚心地向他請教，這也是本書的一段佳話。

　　這本書出版後的第二年的4月13日，七届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决議，海南行政區從廣東省分出，單獨成立海南省，除了海南本島，還包括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和南沙群島，作爲中國第三十一個省區出現在中國的版圖上。這本書由於它總結了歷代海南開發的經驗，對海南建省决策起了重要的參考作用。正如前面所説的，侯仁之先生把它推薦給何康部長，何康部長也是中央政府的官員，對海南建省的决策無疑是起了良好的參考作用，同時也是獻給海南建省的一個禮物。

　　正因爲如此，海南建省的當年，由於很多行政事務還不能够離開原來的廣東省，海南人民出版社在1988年推薦這本書參評廣東省自然科學奬，結果得了三等奬，這是當時僅有的一本屬於省部級奬勵的科學著作，也是不容易的。這本書同時獲得了廣東省高校科技進步二等奬。1989年，收入中國科協編的《中國優秀科技圖書要覽》第一輯，能够入選中國科協優秀圖書的作品也是鳳毛麟角，廣東省除了司徒這本書以外，還有曾昭璇教授的《歷史地貌學淺論》。

　　司徒這本書後來影響很大，凡是研究海南的歷史、經濟、文化、環境變遷等，都把它作爲一部經典之作，如2004年問世的廣東技術師範學院陳光良副教授著《海南經濟史研究》中多處引用該書的地圖和重要結論。

　　這部書出版後，發行面很廣，不但在海南島各個書店出現，也發行到海外一些地方。據説就後來反饋一些消息，日本、法國、美國、加拿大、新加坡、還有港澳臺地區的一些圖書館、大專院校和研究海南歷史文化、民族等學科的有關人員經常來信來函索求這本書。多年以來，它一直作爲一本長命書，爲研究海南的人多次運用。後來編寫海南的各種讀物，都把它作爲一種工具書使用，也是評價海南歷史開發成敗得失的一種基本觀點。1988年臺灣《大地》地理雜誌第5期刊登陳淑華、郭娟秋撰寫《轉捩點上的海南》一文，多處引用該書觀點，指出司徒“完成博士論文，他的分析非常客觀，令我的心爲之一顫”，代表了許多讀者的心聲。

　　1992年，海南建省不久，爲了把海南作爲全國最大的經濟特區建設好，由當時省領導牽頭，出版了一套《海南建設叢書》，這部書又被重新包裝，作爲其中的一册，并且設計了新的裝幀和封面，作爲這套叢書的一本，再次出版，與原來的版本同時在市場上流通。這套《海南建設叢書》大概不到10本，其他那些都是介紹海南的某一個要素、某一個層面，比如海南的行政建置、海南的地理區位、海南的海洋等，爲某一個方面開發建設提供參考材料。但真正達到很高學術水準的恐怕也惟有司徒的這本書了。多年以來，當這部書在市面上已銷售得差不多，也還經常有讀者來信向司徒索取。司徒也把它作爲一種珍貴的禮物，贈送給他的朋友和有關的圖書館、檔案部門，筆者也非常有幸地得到的這部書的兩種版本。因爲這是司徒的處女作，所以顯得特别珍貴。

　　1988年，即得到學位兩年後，司徒順利地評上了副教授。記得那一年，分配到地理係的副教授指標是相當少的，由於司徒的編制在學校，所以避開了人事的糾紛，按照正常的年限，在全校有數的副教授名單中，佔有一個名額。這部著作對此無疑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這也是他多年辛勤勞動、執着追求的一種結果。由於這部處女作的成功，成爲他以後一發不可收拾地向着科學研究、撰寫科學著作道路邁進的一個重要起點。

　　三、遠離孔方兄

　　司徒拿到學位、定了職稱，以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一員的身份，開設了“中國地理學史”這門課。這是在有着悠久歷史的中山大學地理係第一次開設的課程。以往只是在某一門地理學課程中會談到某個分支的發展歷史，但是從來没有把整個地理學發展的歷史作爲一門獨立的課程爲本科生、研究生開設，往届畢業生並没有受過系統中國地理學史的專業訓練，從對一個地理學畢業的學生要求和他們的知識結構來説，他認爲這是不够完整的。

　　正如任何一門科學都有它的起源，有它的萌芽、發展、成熟這樣一個歷史過程一樣。地理學作爲一門古老的學科，在人類認識地理環境、改造自然、處理人與環境的關係的過程中，會産生對自然界、對人與自然環境的相互關係的各種不同的思想，也産生了不少卓有成就的學者，如司馬遷、酈道元、李吉甫、徐霞客、王士性、屈大均等古代、近代，乃至現代卓有成就的地理學家，産生了《漢書·地理志》、《水經注》、《元和郡縣圖志》、《徐霞客遊記》、《廣東新語》、《廣志繹》等地理學的煌煌巨著。也在測量、繪圖方面留下了很多地理學的成就。作爲一個學地理的學生，應該而且必須具有這方面的知識。

　　爲了上好這門課，他花了差不多一個學期的時間編寫了《簡明中國地理學史》講義，并親自送給了導師徐俊鳴教授和曹廷藩教授。

　　這兩位對中國地理學發展的歷史深有研究的專家看過後，都認爲這部講義編得條理清楚，對中國地理學發展的歷史階段的劃分科學合理，簡明扼要，特别適合於本科生掌握地理學史的需要。後來這部講義又交給了華南師範大學的曾昭璇教授，曾教授看了以後，也給予了充分肯定。

　　1993年，當他這部講義經過修改，以同名在廣東省地圖出版社出版時，曾昭璇教授專門爲其寫了一個序言，特别指出已有的地理學史都是嶺北人寫的，對地理學在廣東所取得的成就談得很少，尤其是明清、近代，西方地理學在廣東登陸，以及廣東地理學者在地理學方面取得的成果，都得不到應有的張揚，這是一種不公正的現象。故曾先生在序言之中特别指出“司徒君爲南人，曾受業徐俊鳴師之門，故對南方成績瞭解較多，能寫得傳神入化也”，還針對已有地理學史重視歷史自然地理而輕歷史人文地理傾向，而“今司徒君敢於强調斯學（即歷史人文地理），與（譚）其驤（復旦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同志所倡，有一共識，是可賀者矣”。從該書序言，可以看到這部嶺南人所寫的中國地理學史，跟以往已經出版了的大概不下四五種地理學史，它的風格、體例和内容等都有其個性，是第二代中國地理學史，“寫得有聲有色，嘉惠學子誠不淺者”，曾先生這個評價是公允的。

　　司徒給地理係的學生開設中國地理學史，有四五年之久。這本書印了一千册，很快銷售告馨。以後由於某種原因，這門“中國地理學史”跟他所學的中國歷史地理的命運一樣，再也没有在課程表上佔有一席之地。隨着它的銷聲匿迹，90年代後的地理係畢業生再也没有受過這方面的訓練。

　　司徒在開設這門課程之餘，感到自己原來所學的經濟地理還有很扎實的理論基礎、基本知識和基本技能。改革開放之初，廣東正處在百廢待興階段，社會經濟，特别是區域發展向區域規劃提出了多種要求。

　　在到北大攻讀學位之前，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司徒和經濟地理教研室的鄭天祥老師、測繪教研室的邱燕昌老師等參加了寶安縣的城鎮規劃。當時經濟特區成立不久，寶安縣有十多個鎮都與深圳特區産業和其他各方面的關係都需要作出科學合理的規劃。司徒參加了寶安縣當時16個鎮之中的10個鎮的規劃，如觀瀾鎮、福永鎮、王母鎮、大鵬鎮、鬆崗鎮等，有些是獨立完成的。對政區的土地利用、交通、商業、教育、公共服務、衛生、體育等，緑化、管綫、房地産等的擺佈、人口的規模、發展的目標等都一一做了科學的規劃，恰如俗話説：“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些規劃得到了當地政府和規劃部門的認可。

　　這差不多一年的經歷，爲參加區域規劃和發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1986年《寶安縣村鎮規劃地圖册》出版，司徒是編者之一，爲深圳鄉村城市化作出了貢獻。

　　這是他在去北大讀書之前“小試牛刀”。得到博士學位後，他的羽毛更加豐滿了，和教研室其他老師先後參加了珠江三角洲的新會、順德、南海、增城，以及陽春等縣域規劃的研究，前後大概有兩年左右的時間。特别是陽春的規劃中，他作爲主要負責人之一，根據前幾次規劃的理論提昇和實踐總結，與劉琦教授、倪兆球教授合著《縣域規劃的理論方法與實踐》一書，由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他作爲主要作者之一，對自己參加的這些實踐進行了理論上的昇華。這部書在理論框架、寫作的宗旨和規劃的要素、目標、技術和操作等各個層面，都爲縣域規劃提供理論的重要指導和實踐的參考，也得到了有關方面恰當的評價。

　　但參加了幾個規劃以後，司徒越來越發現這種規劃雖然也爲地方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描繪了它的藍圖，規定了發展的階段、各個階段的目標、指標，爲達到這些目標，實現這些指標應該采取的對策和措施等，但是由於這些規劃經常隨着領導的變更而改變，另外有時候也不得不受到某些領導的長官意志的干擾，而使科學合理的主張得不到反映，往往有時候不得不違心把明顯有悖科學規律或者其他不合理的東西塞進規劃裏面，并且經常隨着領導的人事變更而修改，有時候又成爲個别領導意志的代言人，因而缺乏權威性和嚴肅性。當時有一句流行的口頭禪説：“規劃，規劃，紙上寫寫、墻上掛掛，不如領導一句話。”即使花了很多功夫，最後做出來的規劃還經常被個别人的一兩句話給否定了。大量的勞動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對學術是一種褻瀆，對規劃者的自尊心也造成了極大的傷害。

　　另外，這種規劃雖然地區不同，但其基本理論、基本結構、基本程序、工作方法，大同小异，到後來，幾乎變成一種公式、一種固定的程序、一種僵化的東西。其中還夾有不少經濟利益的驅動，很多人都熱衷於這種重復的勞動。有時候往往是把一個縣名改爲另一個縣名，内容再稍加變通，一個“新規劃方案”便新鮮“出爐”了。雖然他在實踐中也學到了不少東西，也掌握了規劃的要領，但幾年這種重復的實踐，又使他對這種工作缺少理論的昇華感到厭煩。一門學科，如果僅僅停留在爲實踐服務，或“任務帶學科”上，忽視基礎研究，忽視理論思維和科學思維的指導作用，那是很難提高學科水平的。那些規劃，便有這種情况。經過兩三年的實踐以後，他越來越感到這個工作對於他這個不善交際、不善辭令，特别是不仰人鼻息的性格，更主要是與他所從事的歷史地理的工作顯然是有很大距離。

　　到1991年前後，司徒不再參加這種區域規劃，决心回到歷史地理研究領域。雖然這種研究要坐冷板凳，没有多少經濟效益，付出的多，積累得慢，却不一定能很快見到成果，并且要在灰塵撲鼻的歷史文獻之中，要在荆棘叢生的野外考察之中，要在大自然、要在社會中一點一點的積累、爬梳、思考，要耐得住寂寞，要擋得住外部世界的誘惑，要把心安定下來，就要克制自我，要擯棄來自各個方面的利益的誘惑。他回首這兩三年的經歷，感到再按那樣走下去，肯定不會有多少成果。90年代初以後，他以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爲主要目標，回到歷史地理研究方面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四、痛失導師

　　徐俊鳴教授積勞成疾，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開始一直抱病在床，經過了很多努力，排除了很多障礙，才使司徒成爲他的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碩士研究生。徐先生一直帶病工作，直到司徒畢業，使司徒深爲感動。當司徒北上，徐先生又受侯仁之先生委托，協助指導關於海南島的博士論文。司徒能够完成學位論文，裏面凝聚着徐先生的大量心血。司徒每次遇到疑難向徐先生請教，徐先生都盡其所知，悉心講授，答疑解難。特别是海南黎族的漢化問題，海南的土地利用、歷史開發跟海南的地理環境的關係，徐先生都有很精闢的見解。

　　按照侯先生關於歷史地理研究力量在全國的部署，司徒博士畢業後的最合適選擇是回到他的母校繼續工作，但是由於人事的關係和歷史的原因，這件事情困難重重。徐先生爲此也作了很大努力，專門給中大老校長寫了信，還特别囑托曾昭璇先生幫助司徒實現從事歷史地理研究的志願。這個願望最終實現了，病榻上的徐先生聞之，爲此感到高興。

　　司徒回來後，也離不開徐先生的教誨。上述他爲了開設中國地理學史，編寫《簡明中國地理學史》講義，送到徐先生那裏，徐先生在病床上批閲了全文，對講義提出不少修改意見，特别指出以往的地理學史的作者都是北方人或者是江南人，對地理學在嶺南的發展瞭解不多，不但談不上説充分，連主要的地理學在嶺南的成果也得不到反映，很多卓有建樹的地理學者的名字都没有寫上去。

　　這些意見使司徒深受震動，寫《簡明中國地理學史》的過程中，特别注意嶺南學者在這方面的貢獻，對那些被歷史的灰塵所掩蓋或者被湮没的，都盡量鈎沉出來，讓他們在中國地理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如著名的番禺人、明末清初的愛國者、嶺南文學的三大家之一屈大均，及其《廣東新語》就是一部關於廣東地理的百科全書，裏面包含着豐富的歷史自然地理、經濟地理、城市地理、民族地理、風俗地理等地理學的各個部門、各個分支的内容，有非常精闢的見解。如以榕樹生態爲標誌，指出大庾嶺爲熱帶和亞熱帶分界。但是像這樣一部地理著作，在已有的地理學史中却得不到反映，屈大均其人其書長期湮没在歷史的荒煙蔓草之中。司徒以一種歷史的責任感，在講義中給予充分的注意，并且給予高度的評價，辟了一個專門的章節，以一個醒目的標題《被湮没了的屈大均其人其書》加以表示，後來還寫成論文在《熱帶地理》上發表，爲全國同行認同和多次引用，恢復了屈大均歷史地理學者應有的地位。

　　另外在近現代地理學方面，已有的地理學史對嶺南學者談得很少，如近現代地理學的奠基人之一、原中山大學地理係吴尚時主任的貢獻，當代地理學的一位大師曹廷藩教授，他也有專門章節來反映。曹廷藩教授高舉着經濟地理“生産配置”論的大旗，在他周邊匯集了一大批經濟地理學的精英，在十多年的時間裏，和北京的學者相對立的論戰中，中山大學地理係作爲生産配置論的這面紅旗，一直飄颺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夕。這些歷史性的事件也收入了司徒的《簡明中國地理學史》這部書中。

　　徐俊鳴先生對這部書的原稿作了詳細的修正，在掛着葡萄糖注射液的病床上完成了批改，使得司徒非常感動。由於長期疾病的折磨，徐俊鳴先生1989年的12月29日不幸在中大醫院與世長辭，享年80歲。司徒聞此噩耗，悲痛不已，含泪撰《蠟炬成灰泪始干》一文悼念導師。文中數列了徐俊鳴教授在歷史地理學方面的貢獻，包括全國和各大地理區域的區域地理，如《兩廣地理》、《海南島地理》等，建國前出版歷史軍事地理，如《軍事地理學》、《國防地理學》等；以廣東縣市建置爲主體的沿革地理，從隋唐到元代廣東經濟地理，以南海諸島爲主疆域地理，以廣州、肇慶、韶關、梅州等爲主城市歷史地理；以珠江三角洲水陸變遷爲主歷史自然地理，建國前後出版多種地理教科書，以及培養地理科技人才等，表達對逝者的無尚崇敬和深切的懷念之情。

　　第二年，在徐先生逝世一週年之際，以司徒爲首，聯合了徐俊鳴先生的助手、中山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的郭培忠先生，兩人奔走呼號，以徐俊鳴先生在廣州的聲譽，得到廣州市地名辦公室支持和贊助，把徐俊鳴先生生前已經發表的和部分尚未發表的論文匯集成《嶺南歷史地理論集》一書，由中山大學學報編輯部出版，印數一千册。這是徐俊鳴先生長期以來的一個心願，把生平所寫的論文以論文集的形式出版，并且親自定名爲《嶺南歷史地理論集》。徐先生生前曾囑咐司徒請侯仁之先生題寫書名，侯先生也欣然同意。但是正如侯先生在信中所説，感到自己的書法功力不足，很久没有動筆。徐先生逝世噩耗傳到北京，侯先生在悲痛之餘，揮筆爲文集題寫了書名，作爲一種悼念。爲此，侯先生先後寫了三封信。

　　尚紀：

　　12月12日來信，囑我爲俊鳴先生大作題寫書名，我躊躇再三，不敢動筆。因爲我的書法毫無根底，遷延到歲末，忽然接到地理係辦公室打來電話，説是接到中山大學地理係電報，驚悉俊鳴先生不幸於29日謝世，已來不及看到自己的著作問世了！痛悼之餘，我才下决心，遵照俊鳴遺囑，趕用毛筆拼凑了幾個題字，如不可用棄之可也，我總算盡了一點心意了。

　　昨天元旦，此間歷史地理研究室的同志們來到舍下，我轉達了俊鳴先生不幸去世的消息。我們共同擬了一個電文由剛從蘇聯進修歸來的韓光輝同志去電報局拍發給中大地理係，表示哀悼，也務要請您代我向俊鳴先生家屬致以親切的慰問。

　　我一切都好，不要惦念。就是工作繁忙，不知老之已至也。《中山大學地理係光輝的六十年》已收到。希望您繼承俊鳴先生的事業，加以發揚光大！

　　闔府新年安好！

　　 仁之

　　1990年1月2日

　　尚紀同志：

　　年前接到來信和大作兩篇，未能及時復函致謝，請原諒。讀了您“記徐俊鳴教授”的文章：“蠟炬成灰泪始干”益增悼念之情，同時也感到您在學術道路上任務之艱巨，一定要繼承俊鳴教授爲之奮鬥一生的事業，爲發展歷史地理學在華南的中心繼續努力。爲此還應就近多向曾昭璇同志請教，他的身體情况也令人擔心，見面時務請代爲問候。

　　“廣東文化地理研究”的課題，已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甚是可喜，也可借此帶動他人進行研究工作。又俊鳴先生的《嶺南歷史地理論集》出版後，務請寄我兩册，書款隨信匯上。考慮到我國當前歷史地理學研究中心布點：華東有復旦和杭大；關中有陝西師大，人力較多。您在嶺南，有所繼承；李並成在河西，也是新起之秀。殷切希望您們兩位通過自己的研究，把華南和西北的歷史地理學帶動起來、發展起來，都是大有前途的。

　　在北京，我已年届八旬，幸體質粗健，且後繼有人，只是力量尚不足勝任日益增加科研工作。目前學校增加編制有困難，最近有希望成立“歷史地理學”博士流動站，就近吸取初獲博士學位的青年同志參加工作。同時還要繼續加强和北京社科院地理研究所負責歷史地理研究的同志們進行合作，這都是加强首都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所必需的。

　　去年十一月上海的學術討論會，我因一時感冒，未能出席，深以爲憾。事後得悉會上討論了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性質問題，您來信中也講到了這件事。十二月我在中國科學院地學部的學部委員會上也着重講了這個問題。學科性質不容懷疑，這是現代地理學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40年來這是我所極力從理論到實踐上來説明的。但是由於其前身在我國歷史學研究中有着重探討疆域和政區沿革的部分，也涉及到地區的經濟發展、民族遷移等，在今天仍當繼續。又現在復旦和陝西師大的歷史地理研究機構，也都是從歷史係分出來的。因此，有人從歷史學的研究中來進入歷史地理研究的領域，有其特點，但是把歷史地理學列爲歷史科學，真有些“望文生義”，領導機構如此認爲，實屬學術發展史的“倒退”。因此從地理係中發展起來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如在北大、中山和杭大），任務特别重要，這也是我所特别囑望於您的，務請堅持俊鳴教授嶺南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傳統，並有所發展。專此順祝

　　新春進步，闔府均安！

　　侯仁之

　　1991年1月14日

　　尚紀同志：

　　月初寄上一信不久，即接到寄來的《嶺南歷史地理論集》三册，其中一册徐梅珍夫人所贈，附上謝函一篇，請代轉至。餘兩册連同郵資共拾五元，另由郵局匯上。收到後請見告。已告韓光輝同志，如有購買俊鳴先生大著者，請他匯款給您代爲購買。此書有昭璇同志序，又有您對俊鳴先生的介紹，極有益於讀者，希望您繼續努力把嶺南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加以發揚。順祝

　　著安

　　侯仁之

　　1991年1月22日

　　這本書出版以後，廣爲流傳，爲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自然科學界，包括地方誌界、地理界、歷史界和其他相關的學科的工作者紛紛來信來函來索取，還流傳到港澳臺地區，爲地方的經濟建設、城市規劃、地名普查、撰寫地方誌、旅遊、名城保護，乃至捍衛國家的疆域、國土等都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多年後，還有人提出購買或者索取這本書，但由於印數不多，未能一一滿足需求。這本書的出版，跟司徒的努力和所付出的勞動是分不開的。這也是對導師最好的紀念。

　　徐俊鳴先生逝世不久，司徒所景仰的另一位導師曹廷藩教授也在1990年1月22日不幸去世，享年84歲。曹廷藩先生在經濟地理方面很有造詣。抗戰期間，他從英國回到長沙，長期執教於湖南大學，建國後院係調整的時候，來到中山大學，擔任地理係主任多年。他除了是一位蜚聲海内外的經濟地理理論權威以外，他早年有一個很强烈的願望，就是從事歷史地理的研究。後來他到英國學習經濟地理，也不忘歷史地理的研究。建國後雖然由於負擔着繁重的行政工作和經濟地理的教學任務，没有餘力來完成他早年的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夙願，但時時關心着歷史地理的發展，徐俊鳴先生能够在中山大學佔有一個教席，并且有一定的時間保障，從事歷史地理的研究，身爲係領導的曹廷藩教授在這方面起了保護、支持的作用，也功不可没。

　　司徒對有志於歷史地理研究的曹先生非常敬重。1978年，司徒報考歷史地理碩士研究生時，身爲係主任的曹先生作爲主考官，提了很多歷史地理方面的問題，司徒作了滿意的回答。後來由於某種原因，司徒不能留在中山大學從事歷史地理研究，曹先生竭盡所能進行挽留活動。司徒終於留了下來。曹先生時時的關心着司徒所從事的研究。1986年，曹先生飛赴北京，參加了司徒的博士學位論文的答辯。自那以後，司徒對曹先生更加敬重，遣派回母校後，經常登門拜訪這位老前輩，特别是在研究方面遭到挫折，在人力單薄、經費短缺，受到各方面很大的壓力的時候，司徒正是從這位老科學家那裏得到了鼓勵、得到力量、得到了支持，才能挺着脊梁克服很多困難進行這門學科的研究。

　　最令人感動的是，司徒寫好了《簡明中國地理學史》，曾把這本書的油印稿送到了曹廷藩教授那裏。由於長期寫作和看書，雙目曾經一度失明，後來動了手術才恢復光明的曹先生把油印稿從頭至尾仔仔細細看了一遍，並提了一些意見後，關切地囑咐司徒：“以後争取出版”。

　　曹先生的這個囑咐直到1993年才得以實現，這本書由廣東省地圖出版社出版，但是斯人已逝。司徒懷着對導師的無限思念，在書的扉頁上鄭重地寫上自己的名字，把書送給了曹先生的女兒，以告慰這位老科學家的在天之靈。司徒對這位老先生的景仰一直藏在心裏。2001年，曹先生95華誕之時，司徒萌發了爲其出版論文集的想法。這很快得到曹先生的家屬和有關領導的支持，司徒多方奔走，把抗戰以來流散在檔案、各地的報刊、雜誌和一些私人通信中的關於他的專著的手稿、複印稿和發表的文章進行梳理、鑒定、校對，分門别類，最後以《曹廷藩教授紀念文集》爲書名在廣東省地圖出版社出版，并且舉行了一個首髮式，把曹廷藩先生的思想、他的學術成果向地理界的同仁廣爲張揚，收到很好的社會效果，所印的1330册很快就派發完畢，也是對這位導師最好的紀念。

　　徐俊鳴先生《嶺南歷史地理論集》出版得到了廣東省地理學會和中山大學地理係的大力支持，並以廣東省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的名義舉辦了一個“徐俊鳴教授歷史地理學術思想研討會”，來自廣東地理、方誌、歷史、名城等各界的代表人物都紛紛到場。大家懷着崇敬的心情，悼念這位遠去了的歷史地理學家，並從不同的層面，闡述了徐俊鳴先生在歷史地理方面的貢獻，司徒更是以學生的身份，從先生的學術成就、爲人、道德規範、助人爲樂、推己及人，以及“春蠶到死絲方盡”那種薪盡火傳的精神，作了一個綜合性的發言，受到與會者的肯定和好評。

　　這位獻身於歷史地理科學導師逝世，是廣東歷史地理界的一個重大損失，後來歷史地理研究的任務也就歷史性的落在了他的學生身上。司徒繼承導師未竟之志，在歷史地理方面頂着各種壓力，繼續開展這方面的研究。

　　司徒最尊敬的導師，除了侯仁之先生、徐俊鳴先生、曹廷藩先生，曾昭璇先生，還有一位對他的學術生涯影響最大的導師，他就是原來地理係經濟地理教研室的王正憲教授。

　　王正憲教授是湖南長沙人，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後來在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讀碩士研究生，抗戰勝利以後，進入英國劍橋大學，從事社會統計學的研究。這是一位對學問非常執着、自始至終都保持不倦追求的學者。司徒一進中山大學地理係就在迎新會上聽説王正憲教授向以治學嚴謹、深諳英語、俄語和其他外語而著稱。他的夫人潘孝瑞教授也是一位對數學很有研究的專家。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們放棄了在海外優越的研究條件和生活環境，從英國坐海輪，經過了漫長的航行，在香港登陸，當時嶺南大學副校長陳序經先生親自到碼頭迎接。當時王正憲教授年青倜儻，滿懷報國之志，把在海外學習的社會統計和經濟管理的學問奉獻新中國的建設。當時他在南開大學的導師卓敏教授本來就深感南開大學的學術氛圍和條件比嶺南大學要濃厚，更適合於他的發展，當時聘請他的還有武漢大學，但是他對這兩個地方，一是感到北方天氣寒冷，恐怕難以適應；另一個武漢，是長江的三大火爐之一，夏天酷熱難當。加上嶺南大學陳序經的盛情邀請，金石爲開，最後他留在了嶺南大學。

　　1952年院係調整時嶺南大學並入中山大學，王正憲教授也到了中山大學。那時他才三十多歲，正是風華正茂、意氣風發、躊躇滿志的時候，原來他以爲可以一展才華。但是五十年代初，那種特殊的政治環境，凡海外歸來的，特别是從資本主義國家歸來的知識分子，在當時還會受到懷疑，特别是所學的社會統計學和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西方資本主義背景下所産生的社會經濟的學問。在當時東西方兩大陣營對立的政治背景下，西方的社會經濟科學很難在年輕的共和國裏找到它的地位，他所學的專業，並没有發揮它應有的作用。最後學校把他安排在成立不久的中山大學地理係經濟地理教研室裏，從事工業技術經濟與工業地理、經濟地圖和統計學三門課程的教學。雖然這與他所學的專長有一定的距離，但畢竟由於他豐富的理論、淵博的知識，特别是深諳多門外語，很快成爲這幾個領域裏的專家。

　　王正憲教授早年在長沙教會學校讀書，有良好的外語修養，在大學、研究院和留英期間，更對英語産生濃厚的興趣，他在這方面的造詣，在中山大學衆多的教授中恐怕也是屈指可數的。據説，中山大學有兩位教授對外語很有造詣，一個是外語系王宗炎教授，另一位即是王正憲教授。這種説法一直流行了多年，事實也是如此。建國初，乃至後來舉凡有關英語相關的學術著作的翻譯、審訂等，王正憲教授都是一個主要的參與者，這在中山大學是有口皆碑，大家一致認同的。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在全盤蘇化的背景下，俄語成了幾乎所有高等院校絶大部分專業必修課，特别是王正憲教授所在的經濟地理教研室和1954年成立的中山大學自然地理專業和1956年成立的中山大學經濟地理學專業都是按照前蘇聯國立莫斯科大學地理係這兩個專業的模式、體制、課程等設置的。俄語成爲每個進校的學生必修的一門外語課。爲了教好學生，必須掌握這門外語的工具。而當時地理係大部分的外文資料，除了建國前留下的英文、德文、日文和其他外文以外，建國後引進的雜誌、專著、地圖等，都是俄語的。

　　爲了適應這種轉變，王正憲教授以其杰出的的外語天賦，加之超乎常人的勤奮，在很短的時間内，成爲了專業上的俄文專家。他參與翻譯了多部前蘇聯的地理學的著作，如C.B.卡列斯尼剋的《普通地理學原理》（1954年），這部書後來對中國地理學發展産生重大作用，至今還不失其經典性意義。另外他又把蘇聯地理學家A.C.道布羅夫《英國經濟地理》（1959年）翻譯成爲中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受到迫害、受到侮辱的日子裏，他這種介紹前蘇聯先進地理學思想和研究成果的熱情未曾有絲毫减少，對學術孜孜不倦的追求的熱情並没有熄滅，他還翻譯了B.N.盧克雅諾夫《新城市總體規劃》，由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出版，此外，還有其他蘇聯的圖書。在這一點上，在我國的地理界還是爲數不多的。

　　1962年，司徒進入中山大學經濟地理專業學習，有機會聆聽了王正憲教授上面三門課程的教學，并且作爲其中工業技術經濟和工業地理學、經濟地圖學的科代表，和王正憲教授保持教與學方面的聯繫，有更多的機會到他家裏請教各種學習上的疑難。王正憲教授非常熱情地接待他，并且用一種啓發式的教授方法，給他講解有關的課程問題，很多事例都給他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比如有一次，王教授出了一道統計學上的問題，他説美國政府曾經公報在朝鮮戰場上美軍的死亡比例是2％，這個比例引起美國國内輿論的嘩然，批評美國政府在這場戰争中，美軍的傷亡過重。他援引美國政府拿出美國人的國内死亡率遠遠的高於2％的死亡率的解釋，以此來掩飾美軍死亡的高比例。他以此來啓發學生：爲什麽美國政府的解釋是站不住脚的，是反科學的、誤導人的。當時這批年青學子剛剛進入統計學的領域，有些人也不一定完全瞭解美國政府這種解釋的錯誤。後來經過他的啓發，才豁然明白，原來這種統計的對象是不一樣的，美國公民的死亡率，這是以全體社會成員爲基數的，裏面包括了各個年齡層次的人，這個數字高於2％，這完全是正常的。但是美國軍隊的死亡率，它的統計對象是軍人，在年齡結構上是以青年人爲主的，所以青年人正常的死亡率遠遠要低於2％這個數字。這個2％的死亡率分明是由於戰争所造成的惡果，所以他拿兩種統計對象的差异，用同樣的比例，統計的基本對象不同，那就會掩蓋了很多實質性的問題。這樣解釋，學生的心扉就豁然開朗。大家都很佩服他這種教學的藝術。在平凡、簡單的統計數字的表面，藴藏着深刻的哲理和重大的政治經濟問題。從這個事例，司徒感到這位年青的教授很值得尊敬，漸漸地也就成了他家裏的常客。

　　司徒和同班同學每到王正憲教授家裏作客，他就會拿出他在英國留學、生活的照片。這裏面有劍橋大學的校園、標誌性的建築物、他們學習、生活的剪影，當然也有不少倫敦、牛津、曼切斯特、伯明翰、巴斯、加的夫等英國各個城市的山川形勝、民情風俗等异域的風光。透過這些照片，看到了古老的英帝國的自然、歷史文化各個層面，當然也給這些莘莘學子一種啓迪、一種鼓舞。牛津、劍橋這些聞名世界的學府，作爲知識的摇籃，人類文明薈萃之地，培養知識精英的學府，誕生過牛頓、培根等很多近現代的科學家、政治家、哲學家、文學家等人類文化精英。這些照片對於年青的司徒來説，非常富有魅力。他每次都一本一本，一頁一頁地翻，依稀看到了王正憲教授生活的歷程、在海外學習的每一個軌迹。他對王正憲教授肅然起敬。從這個時候起，司徒成了他的忘年之交，在潜移默化之中，受其教育良多。

　　王正憲教授不但作學問嚴謹，爲人也很正直，對國内的政治變幻有深刻的洞察力，在最險惡的政治風雲之下，他能够沉住氣，保護自己，在1957年的反右鬥争和1964年的“四清”運動中使他不致於成爲這些運動的犧牲品。王正憲先生後來曾經説，雖然建國初，他没有能够找到一個機會發揮自己的專長，運用他在海外學到的經濟學知識，但是中山大學把他放在地理係，無疑給他提供了一個避風港，否則他很可能也當了右派，不知道會被投到哪一個地方勞動改造或者死在某一個地方。退一步來説，這也是實話，并且也由於這種背景，使得他多活了幾十年。在文革期間，他也不可避免地遭到抄家、批鬥、下放等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但是他和司徒之間的往來並没有中斷。司徒在從事圖書發行、礦産資源管理、地質調查、農校采購等各種工作崗位上，都和王教授保持着聯繫。每當他感到仿徨、苦悶，要尋找出路的時候，他就給王教授寫信，把自己内心的話向他傾訴，每次都得到王教授熱情地鼓勵，并且他知道司徒在俄語方面花了很多功夫，翻譯了不少論著。王正憲教授根據變化了的情况，預見到英語將來會發揮很大的作用，不止一次的勸告司徒在學好俄語的同時，應該抽出時間和精力，轉攻英語，作爲第二外語，并且還提出應該通過學俄語來學習英語，而不是一般地從中文來學習英語。爲此，他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俄英辭典》和《英俄辭典》兩部1949年出版的工具書贈給了司徒，并且還在書的扉頁上，寫上了鼓勵的留言：“版雖舊，仍不失爲通過俄語攻英語的有力工具”。下面落款“贈尚紀弟，王正憲，77年9月”。

　　雖然由於原來的基礎和各種條件所限，司徒後來在英語學習方面没有達到導師的要求，未能成爲他從事科研和對外交流的一種工具，在内疚和遺憾之餘，深深地爲王教授這種超前的眼光和諄諄教誨所感動。每回憶起這件事，他心裏都感到很不安。

　　1978年司徒回到了母校，在導師徐俊鳴、曹廷藩主任的教誨下，在學習歷史地理的同時，也經常有機會和王教授在一起相處。因爲那時研究生的數量很少，都參加教研室的政治學習、教學和科研活動，有機會聽到王正憲教授的發言，他的很多真知灼見後來都爲實踐所證實。比如六十年代，計量地理在西方已經興起，并且已用在解决一些地理現象的描述的時候，我們國内地理界大部分人對此還是麻木不仁，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但正如古詩所説的“春江水暖鴨先知”，王正憲教授憑着敏鋭的科學的嗅覺和目光，已預見到計量地理將在地理科學上有廣泛的前景，他提出應該把數學模型引入工業布局的研究上來。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計量地理從海外大量的引進，後來又發展爲地理信息系統（GIS），完全證明瞭他的預見是很有眼光的、很有水平的。

　　當司徒回到康樂園以後，經常來到王老師的家裏，縱談天下大事，探討學術的疑難，他們成了最知心的朋友。王正憲教授在地理係長期得不到重用，這雖然如他所説的找到了一個避風港，不至於被歷次的政治運動汹涌的波濤所埋葬，但畢竟没有發揮他的潜力和優勢。直到1985年，王正憲教授才被任命爲中山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這個時候，他已經六十多歲了。在這個新的職務上，他的管理才能和行政組織的能力，特别是利用他在海外所建立的學術網絡和各種人際關係，爲管理學院的發展壯大，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餘，還致力於科學的研究，這個時候，他也寫了不少經濟學和管理學的論文，直到他1989年退休了，他决定把他的生平的論文結集出版。司徒也提供了各種幫助，比如幫他校對中文，對其論文集中的體例、框架、結構等提出了個人的意見等。這些工作王教授都在自己著作的前言和後記中作了表示。王教授積勞成疾，身體非常虚弱，特别是哮喘病經常發作，不止一次地入院搶救，司徒爲他提供了不少的幫助，比如找醫生、送藥、到醫院裏探望、買藥等，他都力盡了一個學生的義務。但是天不假年，長期卧病以後，王正憲教授在2004年的9月10日1時45分教師節的那一天在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南院走完了他人生的道路。司徒在悲痛之餘，也爲有這樣一位好老師而感到驕傲和自豪。每看到他的著作上熟悉的面龐，依稀就會聽到他那諄諄的教誨，浮現出這位真正的科學家、學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