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堅持歷史地理學的研究

　　歷史地理作爲一門地理學、歷史學和古漢語有非常密切關係的高度綜合性的學科，它必須在同一個人的身上具備有這三種學科修養，才能够復原幾千年地理面貌。司徒1988年評爲副教授後，作爲歷史地理方向的導師開始招收研究生，但每年報考的人少之又少，有時候只有一個人報考，有時候甚至没有人報考，顯得非常蕭條、冷落。這個學科在全國没有開設本科專業，只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在復旦大學譚其驤教授主持下的歷史係曾經招收過一個歷史地理的本科專業。但是後來這個專業又被取消了，所以這個專業的生源非常困難。這種本科教育的斷層使得報考的人一看到這個專業的要求難免躊躇再三，報名者非常寥落。 

　　1990年司徒終於有了第一個碩士研究生，頭兩年，這個學生倒還專心於這個學科的學習，但是後來爲了出國，提出了停學的要求。司徒抱着一種寬容的態度，給他寫了推薦信和同意停學的要求，後來由於某種原因，這位學生没有達到出國的目的，繼續他的學業，但是畢業後也没有從事專業相關的工作。

　　1996年又有一位湖北大學的女學生投進了這個專業的懷抱，她倒還是非常熱愛這個專業，并且發表相關的論文，以《珠江三角洲桑基魚塘文化地理研究》爲題，拿到了碩士學位。她後來在廣州大學任教，工作還干得很出色，并且以文采風流著稱，在學生之中有才女之稱。這也是作爲指導教師的一點安慰。

　　雖然這個專業的生源非常困難，但是司徒對歷史地理的研究决心一直没有動摇，并且在事實上一直堅持這個研究方向。1997年，司徒擔任廣東省地理學會副理事長，蟬聯兩届，並任這個學會歷史地理分會的主任。在他的領導下，團結了分散在暨南大學、華南農業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廣東省博物館、廣州地理研究所、廣東省、廣州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的專家學者，對以廣州爲中心的歷史地理作了很多研究，并且以他爲帶頭人，每年至少有一次的學術活動。廣東省地理學會這十多年來的經費非常困難，很多分會都停止了活動，一片荒蕪，他主持的歷史地理分會雖然人數單薄，但活動却是最積極的，成果也是最顯著的。没有經費，他到處活動，聯絡有關人員，依靠廣州市歷史文化名城辦公室、廣州市地方誌辦公室、海珠區科協和其他有關部門，堅持了多年曆史地理的活動。比如他們曾經和海珠區科協人員考察了1937年中山大學地理係吴尚時教授發現的廣州海珠區七星崗的四五千年前廣州古海岸遺址，即海蝕洞遺址。這個遺址見证了廣州幾千年滄海桑田，具有重大的科學、科普教育和科學旅遊等意義，中外地學界一致認同是從事地貌學、第四紀地質、環境變遷等研究的一個國際性的基地，1963年被評爲廣州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983年又爲廣東省地理學會樹碑、建亭紀念。但是近年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房地産業的興旺，這個遺址失於管理，附近垃圾成堆，盲流聚集，一片烏烟瘴氣。司徒聞之這種情况，非常義憤，聯合海珠區科協組織了一次科學考察，再一次肯定了這個遺址重大的科學價值，並針對糟踏這個文化遺産的現象，向傳媒作了披露，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後來周圍的環境有所改變，歷史地理在這裏起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蔚爲風氣。廣州作爲我國最早對外通商的城市，早在秦漢時代，廣州人就揚帆南下，到東南亞從事海上經濟、文化、外交、宗教等交流活動。海上絲綢之路的史迹遍佈廣州，留下了豐厚的文化積澱層，是廣州城市最可寶貴的歷史遺産。歷史地理在其中最能够發揮它的作用，并且也是不可代替的。1993年5月司徒和海珠區科協的幹部曾經就明末以來廣州黄埔港的變遷進行了考察。在海珠島的黄埔村附近發現了古港的港址、海旁街等地名，還在大路上發現了被抛棄的關於港口的碑文。他和廣州市方誌辦唐文雅研究員，海珠區科協樑爲鐵先生等在烈日下蹲在大路邊考察了這塊久經風雨侵蝕、行人磨損的碑刻。這個照片後用在他編著的《地理學在廣東發展史》一書中。後來廣州市南武中學有一位地理老師帶了一批學生，花了一天的時間，在烈日下把這塊碑刻拓了下來，補上了被磨損的文字，對研究廣州歷史上港址的變遷提供了有力的憑证。後來有關方面還出了一本《鳳浦古今》畫册，鳳浦是古代黄埔村的另一個稱呼，裏面記載了關於黄埔港的一個歷史考察的成果，歷史地理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也爲近年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獻上了一份厚禮。

　　最突出的是1996年當廣州市有關部門要慶祝廣州建城的時候，歷史地理就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當地一些政府部門、宣傳部門、旅遊部門和其他一些文化部門的人，大多數都主張廣州建城的起點應該以周夷王八年，即公元前887年。傳説中的五位仙人從楚國騎五只羊銜稻穗降臨廣州，祝願這裏的人永無飢渴。這個來源於神話的故事，後來成爲在越秀山建楚亭（庭）的依據。人們把這個神話傳説定爲廣州建城的起點，按照這個時間推算，1996年廣州建城應該是2883年。

　　但是司徒和廣州其他歷史地理工作者都認爲這僅僅是一個神話而已。先秦時，嶺南還是處在部落社會的階段，還没有出現國家、階級、没有私有財産，哪怕是有奴隸社會，也是一種不發達的奴隸社會，不可能形成爲作爲行政中心，或者軍事城堡類型的城市。他們認爲廣州建城以五羊傳説爲起點缺乏考古的支持，論據不够堅挺，不能令人信服。

　　司徒和暨南大學的陳代光教授、華南師範大學的曾昭璇教授、廣東省博物館的楊式挺研究員等力排衆議，認爲應從整個嶺南社會發展的程度、從歷史事實出發，而不能從神話傳説出發，最後確定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始皇五十萬大軍南下平定嶺南，在廣州地區建立了南海郡和番禺縣，郡縣治同在番禺，即今廣州市城區。從此廣州作爲一座城市，具有政治、軍事防衛等功能，作爲城市産生的起點，才是有足够的理由。由於在確定廣州建城時間和廣州作爲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上的杰出貢獻，1999年9月，司徒和曾昭璇教授等15人被廣州市歷史文化名城辦公室聘爲廣州名城保護專家理事，經常參與名城保護、規劃、建設等工作，充分發揮歷史地理學在其中的作用。

　　後來秦漢考古出土的文物也證實了這個城市的存在和它的功能發揮。他們以充分的論據，説服了其他不同意見者，這個建議得到了廣州市政府的認可，1996年爲廣州建城2210年。有關方面舉行了各種活動慶祝嶺南最早的城市，也是中國歷史上城市的中心很少變遷的廣州城誕生的光輝節日。這個成果對於廣州城市的規劃、廣州作爲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起了重要作用。它不僅僅是一個年代的起點，而且背後有着大量的科學根據在支撑。這個年份的意義怎麽估計都不過分。歷史地理作用不是簡單地用多少經濟收入來衡量的，它的社會效益是很明顯的，并且它也經受了時間的考驗。從這裏可以看出歷史地理不僅在地理科學研究中，而且在社會生活中、在經濟建設中、在城市規劃、在區域規劃各個層面都可以發揮作用。這更加堅定了司徒繼續從事徐俊鳴教授所開拓的嶺南歷史地理的研究，也不辜負侯仁之導師在來信中再三鼓勵他堅持嶺南歷史地理研究的教導和分工。

　　二、開闢文化地理學研究方向

　　文化地理在我國有悠久的歷史和光榮的傳統，嶺南地理學的先輩們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即開始從事文化地理的研究，如著名地理學家吴尚時在區域地理研究中穿插介紹粤北、雷州半島聚落、地名等文化現象，曾昭璇關於客家屋式的研究，更是一篇聚落文化地理力作。時爲中山大學地理係學生的鐘衍威（後爲中山大學地理係副主任），其1941年畢業論文即爲《武水之文化地理》。但是建國以後，文化地理作爲人文地理的一部分受到踐踏，受到批判，銷聲匿迹了差不多三十年。直到上世紀80年代人文地理在我國復興，文化地理得到了轉機，但是嶺南文化地理研究還是處於一種草創的階段。

　　在一個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地區，以追求功利爲目標的氛圍和學術背景之下，文化地理的研究跟歷史地理的研究一樣，有某些相似的地方，所以起步較晚。司徒在從事歷史地理的研究中，深感歷史地理和歷史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任何一種文化現象必需要聯繫歷史，而歷史地理所研究的除了自然變遷以外，很多現象還是文化現象，歷史地理和文化地理從來都是一種兄弟的關係。

　　司徒在從事歷史地理研究的過程中，認爲有必要配合當時全國方興未艾的“文化熱”的高潮，開展區域文化研究。他在參加了多次的城市與區域規劃後，深感到這種規劃雖然有很大的實用性，但是也常常受到行政的干預，特别是某些長官意志，在裏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對自己所從事的研究方向，發展幫助不大，他决定少參與這些規劃的活動，轉而從事文化地理的研究。

　　1990年他以《廣東文化地理研究》爲題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獲得批準，這是他所得到的第一筆基金，雖然金額只有三萬元，但是在當時也是一個不小的數目。問題倒不一定在於經濟資助的多少，而在於它是第一次得到的國家級項目的資助。那時，得到資助的人很少，即使是以後，這種資助也是爲數不多，命中率也是很低的。他得到資助後，興高采烈，暫時放棄了其他方面的研究，把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這個項目之中。項目雖然名義上是一個研究小組，實際上是他一個人“包打天下”，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就完成了。而按照項目的要求是兩年半。1992年的秋天，他的《廣東文化地理》專著脱稿了。當時正是廣東最大一項出版工程“嶺南文庫”叢書啓動的時候，這個文庫叢書的主編是廣東人民出版社總編輯、著名的詩人岑桑。當司徒拿着兩本厚厚的打印稿，走進廣東人民出版社的時候，得到這位老詩人的熱情接待。

　　岑主編看了司徒的稿子，非常高興，據説專門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離開廣州，回到順德老家，閲讀了全文。讀後認爲此書深刻、全面地反映了廣東歷史文化的風貌，特别是長期以來，出於偏見或者無知，北方人對廣東歷史文化評價都很低，甚至説廣東是“文化沙漠”，廣東人是很富有，但是精神是貧乏的，各種奇談怪論像髒水一樣向廣東潑來。這部著作從時空結合的角度，提供廣東歷史文化發展一系列的時代剖面，特别是把被湮没了很多歷史文化現象，重新發掘出來，抹去了歷史的灰塵，擦亮了它的品牌，不但弘揚了嶺南歷史文化，而且對外地人瞭解廣東提供了一盞指路明燈。這部書作爲“嶺南文庫”叢書的一種面世後，得到高度的評價。

　　1993年12月《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廣州日報》，還有其他一些傳媒都做了報導，并且還發表了一些書評。以不同形式發表評論的有中山大學人類係的張壽祺教授、容觀瓊教授，華南師大的曾昭璇教授、廣州美術學院的李公明（天葵）教授，以及其他一些評論者。如亦欣評論：“《廣東文化地理》一書才問世就引起海内外有關讀者的極大興趣。……使該書遠勝於同類著作，難怪香港的同行稱之爲難得的好書”（見羊城晚報，1993年12月25日報導）。1994年6月29日，《羊城晚報》以《嶺南文庫：響當當的金字招牌》爲題，稱《廣東文化地理》選題“新穎”，歸入主要推介之列。

　　曾昭璇教授還專門爲這本書寫了序言，指出“餘觀中山大學地理係諸子，著述文章，司徒君恐爲成果最多一位，可見其勤奮好學，有過人者”，全書“囊括文化地理學之主要内容，亦表明作者對文化地理學學科體系的思想，是亦本書爲文化地理學創一個良好體系，使後來者有所參考也”。

　　1993年在廣州舉行第一届“南國書香節”上，司徒和“嶺南文庫”叢書的其他作者一樣，被書香節組委會邀請到設在廣州流花湖“南國書香節”現場，爲讀者簽名售書。對嶺南文化感興趣的各個層面的讀者都圍在他的身邊，他一一給予簽名留念。

　　這本書被認爲是文化地理的理論最成熟、體例最完備、方法最科學的一部著作，因而具有文化地理學的經典性，後來在廣東高校系統的作爲博士研究生學習廣東文化地理的基本教材，後來又獲得廣東省高校科技進步二等奬。它的最高榮譽是1997年作爲“嶺南文庫”叢書的一種，得到了國家圖書最高奬“國家圖書奬”。雖然這是對於整套叢書而言的，但是他的這部著作無疑是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1997年，這本書又被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廣東省文化廳等幾個單位聯合入選“百書育英才”書目，與很多古今中外的名著一起並列，作爲培養文化精英人才的一個基本材料，并且頒發了證書，當時傳媒也給予了充分的報導。它的價值在於再現了廣東長達三千多年的歷史文化，從新石器時期以來，特别是宋代，主要是明清以來廣東文化在全國的地位、作用和影響，提供廣東歷史文化的一系列時代剖面，展現了廣東土地利用、建築、語言、風俗、宗教、地名等文化景觀，第一次劃分了廣東歷史文化區，也是瞭解廣東、認識廣東基本的材料。後來聽説很多人，特别是外地人瞭解廣東的歷史文化大多是從這本書開始的。第一次印了4000本，很快銷售一空。2001年再版。“嶺南文庫”叢書已出版的六十多種書中，再版只有三種，一本是《簡明廣東史》、一本是《嶺南文化》，第三本是《廣東文化地理》。再版時司徒對書作了一些修正，增加了“廣東的文化生態”一章，并且增加了一些彩照，使本書增色不少。自從1993年出版以來，到現在已經13年了，這本書一直擁有廣大的讀者。它雖然不是暢銷書，但却是長命書，現仍在全國各地的大小書店，特别是廣東的圖書市場上流通。

　　文化地理方向開闢以後，司徒對嶺南區域文化研究不遺餘力，先後研究了嶺南黎、瑶、畲、壯、回等少數民族文化及其與漢文化交流融合、嶺南廣府、客家、福佬等族群文化比較，西江、北江、南江、東江、珠江水系以及漠陽江、鑒江等流域文化、冼夫人、媽祖、龍母等風俗文化、港澳文化、華僑文化、海外文化，以及泛珠三角文化等，爲此發表大量論著，並接受多種傳媒采訪，包括《人民日報》、《南方日報》、《廣州日報》、《南方都市報》、日本《朝日新聞》、香港鳳凰衛視中文臺、南方電視臺、廣東電視臺、廣州電視臺、湛江、韶關、陽江等地方電視臺，以及《南方》月刊、香港《中國評論》、《大公報》、《南華早報》等報刊。司徒就區域文化研究决策、文化資源開發、利用、保護，建設廣東文化大省等問題發表自己見解，在公衆面前樹立自己形象，獲得良好評價。

　　三、爲老科學家樹碑立傳

　　出於對地理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熱愛，司徒在大學時代就深深地爲那些獻身科學事業的老科學家治學的精神和輝煌的成就所感動和震撼，特别是進入研究生階段以後，隨着對地理科學的深入瞭解，科學視野的擴大，知識面的拓展，對這些科學巨匠們的崇敬之情又上昇到新的高度。如著名的地質地理學家張相文、丁文江，翁文灝等在他心目中佔有重要位置。但是在司徒接觸到的中國地理學史的著作之中，對嶺南地理學者的貢獻和他們論著的評價表達非常少，特别是廣東作爲中西文化交流最早的一個中心，也是西風東漸以來近代地理學傳進我國的第一站，在地理學上很多新的理論、思想、知識、方法都首先通過港澳再進入廣州，再向北方輻射，而且事實上嶺南地理學界對中國近現代地理學的貢獻，也是有口皆碑，但中國地理學史對這些成就没有給予充分的表達。司徒雖然撰寫了《簡明中國地理學史》，并且對這些成就進行瞭高度的評價。但是隨着研究的深入，他還是感到書中對嶺南地理學者的貢獻表達力度還不够。恰好在這個時候，1992年，“嶺南文庫”叢書編輯部在傳媒上公開徵集關於“嶺南文庫”叢書的選題，其中有一類是人物傳記，在《羊城晚報》上公開招標。

　　司徒得到這個消息以後，馬上提出原中山大學地理學係主任、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奠基者之一，著名學者吴尚時應該作爲嶺南杰出的歷史人物收入“嶺南文庫”叢書之中，作爲人物傳記類撰寫他的專著。這個建議很快獲得通過，被列入選題。雖然“嶺南文庫”叢書作爲人物傳記出版的書也有幾本，但都是近現代的思想家或者是軍事家、革命家爲題材的，比如葉劍英、蘇兆征、葉挺等，而作爲科學人物的傳記還没有問世。特别是地理學，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體系之中，地理學向來不受重視，可能社會上對地理學充滿了偏見，有些人甚至把地理學者和風水先生等同起來，地理學成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弘揚，著名的地理學家也没有享有應有的地位。司徒深感於此，很快寫出了爲吴尚時樹碑立傳的立項的依據、寫作的體例、框架、章節、目録等。由於思想深邃、搆思精密、立論有據、技術路綫清楚，指出吴尚時能够代表嶺南科學發展的水平，特别是地理學長期爲人所忽視的一個領域，應該大聲疾呼，廣爲傳播，以争得應有的地盤。在衆多的歷史人物的選題中，《吴尚時》這個選題脱穎而出，很快被立項，列入1995年“嶺南文庫”叢書的出版計劃。

　　司徒接到了這個寫作任務後，以飽滿的熱情、嚴肅的科學的態度，從事資料的收集、梳理，校正等工作。爲了瞭解吴尚時生平，他多次走訪了吴尚時的坐床弟子曾昭璇教授、吴尚時的夫人李慰慈教授、吴尚時的哥哥吴尚勢、吴尚時的兒子吴超羽博士、曾經和吴尚時一起工作、生活過的，或者受他教育、培養過的同事、學生，以及受他思想感召而有感而發的地質學、物理海洋學、水文學、氣象氣候學、地圖學等方面，在廣州、在北京的專家學者。吴尚時的有關論著，有一部分收藏在中山大學地理係，但是長期没有開發利用，都堆放在灰塵撲鼻的書庫之中。

　　爲了從這些書堆裏把它們鈎沉出來，無論是炎熱的夏天，還是寒冷的冬天，司徒常常一個人置身於書庫裏，專心致志地一點點的整理、爬梳，把建國前的中山大學地理係出版的《地理學刊》、《自然科學學報》、《中山大學學刊》，以及當年科學考察報告等一一加以收集、使用。有些著作在戰亂時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圖書館，司徒不辭勞苦、不怕麻煩，通過各種渠道，從武漢、上海、北京、昆明等圖書館裏複印、收集過來，還專門抽出時間和他的哥哥吴尚勢作了兩次長談。這位94歲的先生對他弟弟的生平、爲人等非常瞭解，提供了大量的實物的和口述的素材，爲本書的完成奠定了資料的基礎。

　　在資料完備以後，司徒開始了寫作。他夜以繼日地浸淫於資料之中，哪怕是一條記録、一則日記、一個簡短的報導、個人一條有價值的回憶等，都不放過。

　　爲了突出這位科學家的的學術成就、歷史地位和影響，司徒並不是孤立地進行寫作，而是把人物放在一個特定的歷史範圍内，放在全國地理學界，乃至世界地理學界，從一個學科的制高點上來鳥瞰這位科學家的學術貢獻。這樣寫出來的作品，不是囿於個人，而是從中可以瞭解到整個中國地理學所處的當時的水平、發展道路、規律和它的走向等。

　　這本書從吴尚時的青少年時代寫起，從一個鄉村的小孩怎麽走出五邑僑鄉，從一位原本學英文的學生，改學地理的一個過程。特别是他在法國裏昂、波爾多等城市留學期間如何師從A.阿爾克斯、R·布朗夏爾等教授專攻地理學的認真、刻苦，一位來自東方古國的青年學生虚懷若谷、孜孜以求，掌握近現代的科學來報效國家的雄心壯志，寫出了吴尚時作爲一個愛國者的形象，特别是寫出了他在地理科學上的創新成就，包括了地形學（地貌學）、水文學、氣候學、讀圖學、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區域地理各個領域的成就，熱情地謳歌了他那種不計較個人得失，獻身科學精神。特别寫到他的家庭背景爲他進入仕途鋪平了道路，但是他抛棄了這些榮華富貴，不厠身於官場，而義無返顧朝着爲獻身中國近代地理學既定目標前進的氣節。吴尚時個性甚强，他一旦决定攻讀地理學，就專心致志地朝着既定的目標前進，不爲他人，不爲環境，不爲生活困苦所左右。吴尚時生活隨便，不拘小節，不追求物質享受，爲人處事嚴肅、不浮夸，故能屏棄生活中很多瑣事，减少許多應酬，集中時間和精力於事業。他耿正不阿，爲人忠厚，光明磊落，從不文過飾非，這種作風用於對友，深淂信任，用於作學問，不好高騖遠，不畏權威，實事求是，多有所成。吴尚時思想縝密，精明善斷，透過現象，看清本質，導出規律，故每次調查、考察，能見他人所未見，發前人所未發。他所撰的論著，無論是精悍考察報導，還是大塊文章，皆有骨有肉，鏗鏘有力，能經得起推敲和時間的考驗，現在已經被奉爲地理學的經典。吴尚時能喫苦耐勞，清清白白地做人，認認真真地工作，十多年如一日，考察不停、筆耕不輟，故能碩果纍累，爲人景仰。他看清了舊中國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知識分子的生活本無坦途，而吴氏的個性使他受到人爲的排擠和舍棄，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由於過度積勞成疾，最後成爲舊時代的犧牲者。如果吴氏能活長些，事業將更加有成，無怪乎吴氏臨終前戀戀不舍他的大好前途和大有作爲的事業，這正是他一生熱愛生活，追求光明，不斷進取，獻身科學的表現。

　　這本書雖然寫的是一位科學家的一生，但裏面所洋溢的司徒對科學的熱愛，對這位科學家的崇敬，處處見於字裏行間。吴氏逝世，他是這樣寫道：“一盞理智的明燈熄滅了，一顆偉大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吴尚時以自己生命的光輝，照亮了我國近代科學的園地，只可惜他走得過早了，至今仍讓人嘆息不已。如新中國建立後，事隔多年，廣東省地理學會在廣州河南七星崗古海岸遺址舉行野外現場研討會，羅開富教授發言時，提及恩師仍泣不成聲，每年清明時節，羅開富務必到吴氏墓前拜祭，放上一束鮮花，可見師生感情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而是終身不能忘懷也”。

　　書中還寫道：“吴尚時壯志未酬，早騎黄鶴，使我國地理界遭受無窮損失，但吴氏的成就和風格却在中國地理學史上樹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鼓舞着後來者沿着他開創的華南地理研究的道路繼續前進。”由於這本書無論在學術内容上，還是在寫作的風格上，都有其獨到之處，所以得到地理界同行的高度評價。如吴尚時的四兄，94歲的吴尚勢閲後，曾經給司徒寫信説：“舍弟評傳很詳細、翔實，拜讀一遍，竟不能再置一詞。” 曾昭璇教授也這樣評價：“今司徒尚紀博士，中山大學地理係教授也，以治歷史地理學著，執筆撰寫，深慶得人，經營三載，立見成效，今以是書示餘，並囑爲序，乃欣然從命也。”所以這本書作爲“嶺南文庫”叢書的一種，到現在仍是已經出版的唯一一部關於科學家的傳記，它同樣在1997年作爲“嶺南文庫”叢書一種，入選“國家圖書奬”的名列。

　　吴尚時，他不僅是個人，而且在他的周邊還集聚着一個巨大的地理學的人才群體。司徒把吴尚時作爲主角撰寫的同時，也别開生面地把吴尚時的主要弟子分别給予單篇立傳，作爲《吴尚時》一書的附録。這裏面分列了吴尚時的主要弟子，包括氣候學家何大章、地理教育學者陳小澄、自然地理學家羅開富、地理教育學家和旅行家林嘉秀（女）、地貌學家羅來興、地貌學家和醫學地理研究先驅張保昇、農業區劃和生態農業地理學者鐘功甫、人文地理學者鐘衍威（原中山大學地理係副主任，也是吴尚時弟子中命運最爲悲慘的一位，文革中受到迫害，後來死於地理係大樓）、歷史地理學家徐俊鳴、世界自然地理學家梅甸初、地理學名家曾昭璇、地圖學家繆鴻基等十二位弟子。他們在地理學的各個領域都是成就卓著、名重一時的地理學家，在中國地理學的學壇上都佔有一席之地。但是他們各自的命運又不相同，有些在建國以前，就受到舊社會艱難困苦生活的折磨，過早地損害了自己的健康；有些是在建國以後“反右”和“四清”、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迫害，乃至死亡，都有坎坷的經歷。有些人在歷經劫難以後，在夾縫之中開展一些科學活動，在非常險惡的環境裏，堅持科學研究，終於能够碩果纍累。如著名的曾昭璇教授、徐俊鳴教授、何大章教授、鐘功甫教授等，都在《吴尚時》一書中佔有相當的篇幅。這個地理學者群體是近代中國地理學精英中的一部分，他們的學術成就、學術風格搆成了地理學嶺南學派的主要支柱，是他們的學術成就、學術風格鑄造了這個學派的靈魂，使之在中國地理學舞臺上佔有自己的地位而蜚聲海内外，有不少人至今還活躍在地理科學的舞臺上，成爲吴尚時事業的繼承者。

　　司徒作爲一位對中國地理學史深有研究的學者，完成了《吴尚時》及相關的弟子的傳記，在地理學的道路上又向前邁進了一步。但是在中國地理學家群體中，曾昭璇教授是一個非常出類拔萃的人物。

　　雖然在《吴尚時》傳記中，曾昭璇教授也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司徒仍然感到意氣未盡，應該有專門的篇幅爲曾教授作傳記。1991年，曾教授70華誕的時候，司徒特别表示要爲曾先生寫一篇傳記，後寫成了兩萬多字，交給了曾教授，全文收在他1994年面世的《嶺南史地論集》中。該文采取傳記的形式，介紹了曾昭璇先生秉承家教，志在山水，15歲考上中山大學攻讀地理，矢志不渝，在吴尚時的麾下，師生携手開創了一系列的野外考察和各種研究，在自然地理學，特别是地貌學、經濟地理、氣候學、水文學、地圖學等領域碩果纍累。曾昭璇教授除了在地理學方面的彪炳史册的學術成果以外，還拓展了研究方向，攻讀人類學，曾先生不但是一位地理學家，也是一位人類學家和文化地理學家。作爲一位老科學家，曾昭璇教授追求真理、追求光明，歷經坎坷，在新社會，特别是改革開放以來，獻身科學，取得的纍累碩果。司徒在其傳記中都作了鋪陳和謳歌。特别是曾昭璇在十年動亂期間不忘進取，在粤北五七干校，在極端險惡的條件下仍然堅持研究，在科學春天到來時，老樹開出新花，晚年還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并且在學術上不斷獨辟蹊徑，開創了歷史地貌學研究方向。作爲一位博通古今、融會中西、在方志學、地名學、考古學、中西交通史，史地等，曾先生都有所建樹。曾昭璇教授遊歷之廣，知識之深，在地理界中是少見的。這個傳記後來成爲華南師大地理係和曾昭璇學生爲他寫傳記的主要依據，雖然曾先生傳記有很多版本，它們的題目也不盡相同，但都在它們的題材、體例、甚至它們的用詞、風格、評價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迹。這篇傳記至今讀之，仍使人倍感親切。

　　四、編纂第一部廣東歷史地圖集

　　地圖是地理學的第二語言，地圖所表示的内容可以代替很多文字，歷史地圖是歷史地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既是歷史地理研究的手段，也是歷史地理研究的成果，故中國古代地方誌曾被稱爲圖經。宋以後，圖的比例越來越少，而以文字爲主體，但是這些不叫歷史地圖，我們一般稱它爲古地圖。

　　歷史地圖是建國後，以侯仁之教授爲首的一批歷史地理學者把原來的沿革地理改造成爲歷史地理，歷史地圖成爲歷史地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編纂歷史地圖是我們國家歷史地理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個主要成果。建國後，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高瞻遠矚，指示要編纂中國歷史地圖，以復旦大學譚其驤教授爲首的歷史地理學者花了30年時間編纂了8大册《中國歷史地圖集》，在上世紀70年代内部出版，上世紀80年代公開發行，以歷史地圖的方式表達了中國疆域的歷代變遷，獲得了國家最高的科學技術奬。

　　以侯仁之教授爲首的北大的歷史地理學家以首都北京爲對象，從80年代以來不斷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編纂了《北京歷史地圖集》，迄今爲止，已經出了三册，反映關於首都的自然、人文地理歷史的變遷，也獲得了北京市重大的科研成果奬。類似的歷史地圖集還有西安、上海、天津等城市歷史地圖集，但是以省區爲對象的歷史地理圖集，全國還没有先例。如果從司徒1978年攻讀學位算起，到1992年，司徒已有了十多年曆史地理研究的經驗，歷史地圖一直是他注意的中心。他很想使用地圖語言，首先把廣東歷史變遷用歷史地圖的方式表達出來，提供廣東在各個斷代的歷史剖面。這是一項很有意義，也是難度相當大的工作。這種願望隨着他從事區域與城市規劃的减少和對嶺南歷史地理和廣東文化地理研究的深入和拓展而與日俱增。

　　司徒在不同的場合，表達了希望廣東能够有人共同合作來完成這項工作。因爲歷史地圖的編纂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靠一個人單槍匹馬是不能完成的，它需要一個團隊，需要一個機構，需要一批致力於這個學科的歷史地理工作者，並團結、吸收其他相關學科的科學工作者才能完成任務。所以在他領導的省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分會同行們中間，他也不止一次地表達了這種强烈的願望，特别是曾昭璇教授、陳代光教授也有共同的想法，并且也不止一次地表示了極大的熱情和鼎力的支持。但是由於各種原因，在幾年的時間裏，這種願望始終未能實現。

　　事情往往帶有某種偶然性，它又孕育了某種必然性。司徒因多年以來與廣東省地圖出版社由於著作出版的關係，有很多往來，與那裏的主編、編輯部、領導的關係也很融洽。1992年夏，有一天下午，司徒爲了一本書的編纂來到出版社大樓時，在樓梯口碰上了出版社的總編馮深泉先生，他一把拉住司徒的手，問他想不想編纂廣東歷史地圖集。此語正中司徒的下懷。他們兩人簡單地作了交談。這位主編提出要由司徒作爲主編組織人力，編纂廣東歷史地圖集，所需的一切費用由出版社承擔。這兩人一個是歷史地理學者，一個是出版社的總編輯，對圖集的選題和出版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兩人越談越入港，即達成了意向性的承諾，各自回去抓緊時間組織人力，實施這項計劃。

　　當晚司徒回到家裏，反復搆思，揮筆寫下了廣東歷史地圖集編纂大綱，包括編纂的依據、體例、内容、框架、主要的圖組、主要的圖幅和整個設計的思想等，他都胸有成竹，很快構建出一個完整方案。爲了使這個方案更具科學性和藝術性，他在這件事定下來的頭幾天，馬上投進了中山大學圖書館，檢索有關同類的國内外已經出版的歷史地理圖集。當時在國内除了譚其驤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侯仁之的《北京歷史地圖集》、史念海的《西安歷史地圖集》以外，作爲省區的歷史地理圖集還没有先例可援。

　　司徒在圖書館裏詳細地參閲了《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這是英國1982年出版的以世界爲範圍，主要反映歐亞美洲重大曆史事件的一部最權威、最詳盡的歷史地理圖集。司徒又參考了前蘇聯出版的《蘇聯歷史地圖集》，也翻閲了一些美國、日本的國家地圖册。雖然這些圖集不完全是歷史地圖集，但是裏面包含了相當的圖幅是反映國家歷史的變遷的。他吸收了國内外已有歷史地圖集編纂的經驗，圖幅的内容、設計等，並加以修改、完善，以提昇自己圖幅的質量。

　　經過了大概半個月左右深入的思考和精心的設計，一份頗爲新穎的《廣東歷史地圖集》的編纂大綱和圖組的分類、圖幅的名稱等送到了廣東省地圖出版社手裏。爲了使這部圖集有廣泛的科學基礎，他就發動、串連了廣東省相關部門的專家學者，包括華南師範大學的曾昭璇教授、暨南大學的陳代光教授、廣州地理研究所的樑國昭研究員、李平日研究員、廣東省博物館的楊式挺研究員、華南農業大學農史研究所的彭世奬教授、還有廣東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的侯國隆先生、侯月祥先生，以及省市文博、文物管理，廣東省中山圖書館等專家學者。這個計劃很快上報到廣東省新聞出版局，廣東省新聞出版局表示了熱情的大力的支持，并且撥了2萬元的啓動費，列爲1995年重點出版的書目。很快地以司徒爲首的一批專家學者組成《廣東歷史地圖集》的編纂委員會和編輯部。司徒作爲編輯部的主編，承擔起這個地圖集具體的領導和組織工作，更重要的是親自組織資料來完成這部廣東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歷史地圖集。

　　爲了保证質量，真正編出高水平，代表廣東歷史地理界的成果，在全國歷史地圖編纂方面能够一比高下，按他設計好的圖幅的内容，分爲政區沿革、軍事政治鬥争、人口、民族、經濟、文化、城鎮、區域開發、自然等九大部分。其中他一個人就參加了六個部分主要的圖幅編纂和文字撰寫等工作，最後還作爲圖集的實際統稿人，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説，這部圖集實際上他一個人獨立承擔了相當大的編纂任務。爲了争取按時按質完成編纂任務，他采取圖幅包干的辦法，在廣東歷史界、地理界等，根據他所掌握的這些不同學科人的專長，分别物色、發動、説服這些同行們來承擔相關的任務。他利用地圖出版社所提供的底圖、編寫的大綱、要求等，落實到每一位作者身上。這些同行們都不計報酬，充滿了熱情和獻身科學事業的精神。這些底圖到了他們手裏，很快得到了同行們的支持和響應，一切都按既定計劃順利推進。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大概有100多幅草圖和20多萬字的文字説明送到了地圖出版社清繪室。爲了保证圖幅的質量，他們召開了多次全體編委會議，從開始的組織、發動，落實任務，到後來的圖件的審查、圖幅的設計等各個環節，他都作爲主要的負責人參與其中。從1992年起，前後三年左右的時間，他每個月差不多有兩次要到地圖出版社去研究工作。

　　那時候，由於經濟拮據，他每次都是騎着那部已經用了差不多二十年的舊自行車，從學校到出版社，大概要花上45分鐘，甚至一個鐘頭。他頂着烈日、狂風，冒着大雨，穿梭於學校和出版社之間。在兩年多的時間裏，圖集的稿件很快就定下來。地圖出版社用傳統手工清繪的辦法把這130多幅地圖非常精細地清繪出來，并且以最好的質量、最快的速度，在1995年9月，作爲全國第一部省級《廣東歷史地圖集》隆重面世。出版社還把它帶到了北京，參加全國圖書博覽會，受到了各方面的關注，後來還得到了裝幀設計的奬勵。

　　這部圖集出版以後，發行到全國各地。印數只有2000册，在不到兩三年的時間裏，已銷售一空。由於它是全國第一部省級的歷史地圖集，出版以後，各方面都很關注，《羊城晚報》、《南方日報》等傳媒都作了報導，廣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的有關專家還發表了評論文章，指出這是“我國史地科研重大成果”。

　　曾昭璇先生作爲這個圖集的顧問在《熱帶地理》1995年第2期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指出這是“一本全國性優秀圖書”。拿在手裏有相當份量的歷史地圖集全面地展現了廣東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三千多年曆史發展過程，再現了廣東政區的建置沿革，歷代軍事和政治上的鬥争、人口遷移、民族的分佈、經濟的興衰、文化的發展、城鎮的勃興、區域的開發、自然的變遷等各個層面景觀，廣東幾千年曆史變遷的時間和空間的演變規律都濃縮在這部作品之中。司徒爲此付出的巨大的勞動。但是他在經濟上没有得到多少回報，按照當時的稿費，每一張圖只給100元的報酬。他承擔了大量的工作，得到了2000元左右的稿費。但是這本書定價爲128元，按照九折的優惠，大概也要100元左右。他把全部的稿費買了圖集，送給他的導師、同行友人和學生。20本已揮耗了他全部的稿費，如果從功利出發，他經濟上是負債纍累的，但是他在精神上是富有的，得到了很大的滿足。因爲這裏體現了他歷史地理研究的功底、水平，也給廣東父老鄉親獻上了厚禮。這部圖集爲廣東社會經濟的發展、地方的文化建設，編纂地方誌、制定有關的規劃、計劃提供了决策上的重要參考，當然也爲政區的劃分、邊界一些矛盾的解决提供了歷史依據。所以各地修地方誌都把它作爲一個很重要的參考資料。例如關於兩廣省區分界，歷代廣東和廣西都有自己的看法，有時候把漢代廣信作爲兩廣劃分的地點，有時候標在廣西的梧州，有時候標在廣東的封開，兩個省區爲這些事争執不下。這本歷史地圖集正確地把它表達在廣東封開縣，後來也得到了兩省區同行的認可，爲解决這些歷史的懸案，也爲兩廣的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因此得到了各界的歡迎。廣東地方史專家陳乃良先生在所著《封中史話》一書中高度肯定圖集爲解决這個歷史懸案所作貢獻。

　　這部圖集後來傳到了港澳和海外，很多同行通過不同的渠道來索取，一直到近年，還有全國的同行，特别是歷史工作者、方誌工作者，以及與地方歷史相關的各個學科、政府部門、計劃部門、城市規劃部門、環保部門、水利部門等各行各業都提出購買，或者重版等要求。當然由於經費等原因，它雖然暫時還不能重印，但是作爲一部長命書，仍然表現出它頑强的生命力，擁有它自己忠實的讀者群體。司徒作爲主編完成了這項重大的製圖工程，感到很自豪。他所付出的勞動已經深深地銘刻在這些散發着墨香的紙頁之中。每當讀者拿起這部精美的圖集的時候，一種崇敬的心情便油然而生。

　　在這部圖集出版以後，全國才出版了《山西歷史地圖集》，但這是花了三十多年才編纂出來的。早在1958年，山西省就成立了山西省歷史地圖集編纂委員會，并且建立了常設的辦公室，聽説當年就有固定的編制，出版的費用差不多花了400萬。而這部圖集全部的費用才40萬，僅僅是它的十分之一，時間也只有它的十分之一。當然不能簡單地進行類比，但是從這些簡單的數字也可以看出他們在何等艱難的情况下，主要還是依靠各位作者義務性的勞動，才完成了這部杰構。這部圖集也是司徒著作清單裏最有份量的作品，忠實底記録了他的學術歷程。

　　五、地名學研究的貢獻

　　地名學是地理學一個組成部分，但又與語言學、歷史學、民族學等有密切聯繫，是一門綜合性、邊緣性很强學科。司徒以其淵博學識，綜合科學修養，在這門學科裏縱横馳騁，成就斐然，是廣東一位著名地名學專家。

　　上世紀80年代初，司徒即參加省國土廳組織的南海諸島地名調查論证，初步涉足地名學領域，積累了豐富的海洋地名資料。後結合海上絲綢之路研究，2001年，在《雲南社會科學》上發表《海上絲綢之路與我國在南海傳統疆域的形成》論文，主要從南海諸島地名内涵論证南海諸島自古以來爲我國領土主權，被認爲是别開生面之作，獲得有關方面高度評價。

　　在嶺南歷史地理和文化地理研究中，司徒發現嶺南地名有很多獨特命名特點，其内涵也不能用漢語來解讀，這是屬於壯侗語系的地名，是古越語地名的遺存，具有通名在前，專名在後命名方式，即所謂齊頭式，與漢語齊尾式恰好相反，並各有其特定内涵。如以“馬”、“麻”、“都”、“古”、“思”、“雲”等表示村落，以“冲”、“埗”、“埔”、“步”、“禄”（六、鹿）、“瀝”、“榃”等表示河谷地貌及其利用方式，後演變爲聚落地名：以“那”表示水田，後引申爲村落，還以“羅”、“洞”、“垌”、“播”、“富”等表示山谷或山體某個部位，後也演變爲村落。這類地名既有表示自然地理實體，也表示人文地理現象，且大量分佈在北江以西，尤以粤西、高雷、海南島和廣西等爲普遍，粤東則很個别，具有明顯地帶性，與古越族地區分佈基本一致。司徒對這類地名作了認真爬梳、分類、考訂其意義，主要成果發表在《廣東文化地理》地名文化景觀章節中，1999年《廣東省誌·地名志》出版，其中《概述》主要取材於他的研究成果。

　　1997年，司徒受肇慶市地名委員會委托，主編《肇慶市地名志》，僅用一年，這部總詞目達2541條，60萬字地名工具書即告竣事。此前，曾委托某高校負責編纂，三年未果，可見司徒地名學功力之深厚，辦事效率之快、質量之高。該志出版後，1999年9月18日《讀書人報》發表章羅蘭評論文章，指出該志“系統、客觀、中肯”，具有收集條目十分系統、全面；考證、分析地名要素尊重歷史和現實，力求客觀，對各家之見兼容并包，不分厚薄，穩妥中肯等優點，爲同類地名志中翹楚。在廣東已出版21部地級市地名志中是最爲出色的一部，爲肇慶各縣市和省内外有關部門廣泛使用。

　　嶺南地名還與民係（族群）分佈格局相聯繫，每個民係都有自己地名特色。司徒對此研究更不遺餘力，在《嶺南歷史人文地理——廣府、客家、福佬民係比較研究》這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成果著作中，即辟專章分論各民係地名，如廣府係地名多古越語（那、洞、羅、古、都、思、良等），藍色（水）文化地名（涌、塱、埔、滘、塘）占優勢；商業文化地名（欄爲代表）至爲觸目等；客家係地名反映山區環境特點（嶂、崠、崀、坂等），多用“畲”字地名反映客家梯田文化；福佬係聚落地名“厝”反映移民文化，以海、汕、町、塭等與海相關地名反映福佬係海洋文化等，透過這些地名，折射各民係文化特質，這是司徒將地名研究揭示區域文化差异的一個重要成果。他爲此發表多篇論文，如《嶺南稻作文化起源在地名上的反映》（中國農史，1993年第1期）、《廣東地名歷史地理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1期）、《嶺南地名文化的區域特色》（嶺南文史，1997年第3期）等，這都是前人甚少注意的領域，司徒已捷足先登。由於他的出色成果，1990年被推選爲廣東省地名學研究會副會長，蟬聯到1998年。

　　近年隨着城市拓展、社區開發，地名應用和管理顯得日益迫切，司徒被聘爲廣州市地名管理委員會專家，對地名問題發表很多有益意見。如1998年底，廣州東北屏障瘦狗嶺，當地居民認爲其名粗俗，申請改稱“壽高嶺”或“錦綉嶺”，結果在《廣州日報》上引起一場争論。司徒從地名學、歷史學、民俗學等立場出發，堅决主張維持原來地名，不能輕易更改。此舉得到市地名委員會和有關專家高度肯定，從而維持了瘦狗嶺地名至今，再無人動議更改。（詳見1998年12月3日《廣州日報》頭版頭條）。又湛江海灣上特呈島，是胡錦濤書記2003年4月10日考察過小島，現已成爲人們心目中聖潔而神秘之島。但對這個島名稱含義無人知曉，給解讀小島歷史文化帶來很大困難。2006年5月底，他到島上考察，並查閲相關文獻，終於解讀出特呈是古越語，特，指地方、地址；呈，亦作情。特呈意爲和諧、團結、友愛之意。後來文學家洪三泰在《南方日報》上撰文《總書記來到特呈島》（2006年6月11日第7版），把司徒這個解釋寫進文中，千年地名之謎得以焕然冰釋。

　　六、初訪香港

　　司徒生活在廣東，從小時候就聞知香港作爲一個大港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在我國建立的一個橋頭堡。特别是在他意識中，那些從香港回來的人都被認爲是腰纏萬貫、發了洋財的，香港被認爲是一個發財致富之地。在他周圍的人中也有不少人通過各種渠道到香港謀生的。當然，發財致富者有之，但更多的還是作爲勞動力輸出，並不都是萬貫家財。有些人爲了光宗耀祖，不惜打腫臉充胖子，人們對從香港回來的人都投以一種羡慕的眼光。在他幼小的心中，也曾把香港視爲一個燈紅酒緑、非常富有魅力的城市，但在我國閉關鎖國的時代，香港是内地人難以越雷池一步的。

　　記得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在貼滿中山大學校園的大字報中，有一些是披露一些教師向往資本主義世界，追求那裏的價值和生活方式的。其中有雲：香港，一提起你的名字，我就會想起自由、平等、繁華。這些拔高溢美之詞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對内地普通百姓來説，香港封閉得象罐頭一樣。聽説，那時候從香港獲准進入深圳的旅客，連一盒清凉油都必須留在境外。據説這是爲了保持内地意識形態的純潔性，認爲清凉油是在境外生産的，它打上了資本主義的烙印。對於他這位没有海外和港澳關係的人來説，香港雖然就在珠江口，從廣州也不過是150公里的路程，但是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别，在他的心中，它好像在遥遠的天邊，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那裏發生的一切似乎與他的生活毫無關係。

　　1978年改革開放，司徒回到了與香港比鄰的廣州，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從香港傳進來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化，早期的録音機、太陽眼鏡、牛仔褲和各種時尚用品，到後來的影視作品、CD、影碟機，各種録像帶、雜誌、報紙、書刊和從那邊過來的各種歌星、影星等，都使他對香港的印象越來越接近，特别是他所從事的歷史地理研究與近代的香港都有很密切的關係。在深圳特區建立之初，他在從事寶安縣城鎮規劃的時候，不止一次站在羅湖橋、站在大鵬灣、大亞灣、王母灣海岸上眺望燈火輝煌的香港不夜城。

　　特别是有一次，那是1980年的一個夏天，他爲了收集碩士學位論文的資料，曾沿着深圳河邊散步。在夕陽下，水量很少的深圳河宛若一條白練從羅湖橋下流過，深圳這岸似乎看不到巡邏的邊防警察或者海關人員，而對面新界却是布滿了鐵絲網，每隔一段距離就是一座碉堡，邊境綫上的鐵絲網附近燈光璀璨，不時有探照燈從哨所裏照射過來。鐵絲網的背後是萬家燈火，展示出香港這座不夜城璀璨的夜景，無怪乎人稱之爲“東方之珠”。

　　1983年前後，他參加了寶安縣多個城鎮的規劃，有更多的機會瞭解香港的情况。在上世紀60年代初，内地經濟困難的時候，曾經掀起一股偷渡香港的風潮，那一代人後成爲香港的居民，并且不少人後來衣錦還鄉。改革開放之初，又引發了第二次逃港高潮，特别是珠江口一帶的城鄉，幾乎男性青壯年都非法越境到香港。他們爲香港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付出了辛勤的勞動，香港能够進入亞洲“四小龍”之列（另有臺灣、韓國和新加坡），與這些非法勞工的付出是不可分割的。在耳濡目染之中，他確實感到了那些從香港回來的人表面上看來是非常富有，也看到了他們走路行色匆匆，舉止言談似乎表現出一種講效率，講速度，珍惜時間和講究法治、講究規矩的精神風貌。當然也有好些人鑲着一口金牙，穿着當時被認爲是奇裝异服，被内地傳媒認爲是資産階級的香風臭氣。形形色色的這些人和事是他對香港的最初印象。

　　在改革開放以後，這些信息不斷地進入他的腦海里，特别是當他得到學位，回到中山大學任教以來，有更多的機會接觸香港的同行。中山大學地理係與香港中文大學地理係、香港大學地理地質係，以及浸會大學建立了學術關係以後，中大地理係和這些學校同行之間就有了更多的往來和瞭解。終於在1991年5月他得到一個機會，到香港中文大學作學術交流。與他同行的還有本係的另一位教授。

　　他們踏上開往香港的列車，很快地就通過了兩地分界的羅湖橋。這雖然是一座只有二三十米長普通的木橋，但這是兩種社會制度截然不同的世界的分界，内地有多少人爲了超越這座橋和它所象徵的分界綫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甚至於葬身於大海。這次他們只用了幾分鐘，非常容易地跨越了這座小橋。他心裏感到很輕鬆，一看是一座很普通的小橋，下邊深圳河水流量也很小，甚至還散發出一種死水特有的水草的腥味。如果不是兩邊嚴密的防守，根本就看不出這座橋樑的意義。把它放在内地，只不過是一座很普通的木橋，就像鄉下很多小河的木橋一樣，每天都有耕種的農民和耕牛緩緩地走過，但是一旦它建在深圳河上就成爲一個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地標物和兩種制度的分界綫。

　　他們這次肩負着學術交流的任務。過了羅湖橋，他們才算是真正踏上香港的土地。爲了給香港的同行帶一點禮物，更重要的是作爲自己的成果，他帶去了那本《海南島歷史上土地開發研究》。爲了使每位教師得到他的這部著作，他特别裝滿了一個很大的肥皂箱，外邊胡亂地捆着指頭般粗的麻繩，把它扛在肩膀上。當時已經廣泛使用的手推車和行李車，但他仍然使用這種古老捆綁材料，活像一個搬運工在幫旅客運送貨物，以索取微薄的報酬。

　　海關人員和身邊走過的旅客都以一種奇异的目光注視着這位大陸學者，他們有些人很少或者是從没有見過用這麽粗大的繩子捆綁東西，深圳、香港海關人員檢查他携帶物品的時特别注意，以爲裏面放的一定是不尋常的物品。書是最重的，他們看到他扛在肩膀上這個差不多有點壓彎腰的紙箱，輕輕把手一揮，讓他過了關口。

　　在通往新界的輕軌上，人們也非常注意這位還在使用麻繩捆綁行李的旅客。到了沙田火車站，他和他的同行没有第二種運輸工具，而只能把書扛在肩膀上，走了大概1裏多路，纔來到接待他們的香港中文大學地理係的所在地。這時初夏的太陽非常猛烈，這沉甸甸的一大包書使得他汗流浹背，從裏到外都是濕漉漉的一片，額頭上汗珠像大雨淋過一樣，不斷地往下掉。香港中文大學接待他們的人非常感動，説没有到車站去接他們，帶了這麽沉重的行李。

　　他們被安排在一個“教師之家”的住所裏，第二天，司徒給每位教師送上了自己的學術作品。在那裏舉行了兩次學術研討會，在會上聽取了中文大學地理係創辦的歷史、學制、教學的方式、學生、教授，他們主要的研究方向、研究成果，承擔的課題等。作爲一種回報，司徒也介紹了自己學術研究方面的有關問題，特别重點介紹了對海南島歷史開發，以及正在進行的文化地理方面的研究，引起了與會者極大興趣。會後，他們還參觀了中文大學的校園，這座位處新界丘陵地帶著名的學府，環境優雅、空氣清新，校園交通方便，學習氛圍非常濃厚，學生的自覺性很强、自立性也很高。他們在學生飯堂裏用餐的時候，學生都一個接一個，秩序井然，排隊買飯，絶對没有插隊的現象。

　　學生的社會活動相當活躍，經常舉行各種文娱、體育和社會宣傳、慈善等學術的和社會的、娱樂康體方面的活動。這時候香港雖然還没有回歸，但是這所大學辦學的模式，學生的思維、思想和學術研究的熱情和他們研究的成果都體現了香港和内地的不可分割的地緣、史緣和血緣關係，表現了許多共同的特點和可以溝通、交流的地方。雖然只有短短的兩三天的學術交流，但他對這所大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結交了很多同行，包括中文大學從事文化地理研究吴仁德教授、人文地理的黄鈞堯教授、水文地理的林健枝教授等，爲以後的學術往來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在交流期間，他們在香港同仁的陪同下，瀏覽了香港的市容，特别是到了作爲香港中軸綫的彌敦道、旺角和港島的灣仔，看到了這座華洋共處、到處都是石屎森林的城市的景觀，看到了這裏的人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的生活方式。在摩天大樓寫字樓裏開着空調的白領階層和在碼頭、汽車、電車，在工業大厦勞作的藍領的工人，看到了他們之間經濟收入、勞動方式等的差异，感受到香港小市民的意識。在那裏，金錢成了很多人追求的最大的目標，無處不體現出金錢的力量和地位，也造成了人對金錢的崇拜，從大的超市，到小巷裏的鷄毛小店到處都彌漫着求神致富的、崇拜偶像的氛圍。當然除了土地公、財神爺等本地的神只以外，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還有一些不知名的教派都在香港佔有自己的地盤。

　　司徒住的中文大學“教師之家”對面是一個崇基學院的教堂，那天正好是周六，來自港九新界的信徒們紛紛穿上禮服，集中在教堂裏，從事虔誠的禮拜活動。這天司徒懷着一種特别的興趣參與了這個禮拜活動，看這些教徒怎樣作彌撒，怎樣唱聖詩，怎樣捐贈。禮拜結束，這些信徒們就在他下榻的“教師之家”用餐。他當初還以爲這是教會招待信徒們的，但是吃了以後，這些信徒都把自己應交的餐費整整齊齊地放在座位前面，由一個人統一收取。他也正好坐在餐桌上，看見别人這樣做，他才意識到這是一種會餐的方式，跟内地的請客是截然不同的。這些事例使他深感香港和内地在禮儀和價值觀念等文化形態方面的差异。

　　在香港他遊覽了女人街、太平山、香港大學和維多利亞港等地。在改革開放之初，從香港歸來的，到香港旅遊的内地遊客大包小包的時尚用品、食品，很多都是來自女人街。在香港這個非常普通的市場，那裏買賣的物品也是很普通的，但是一進入内地，聽説是香港帶進來的，馬上增加了它的品位，抬高了它的身價。特别是内地一些城鄉，一塊手錶，一件西裝、一個收音機，一個牙刷、一把刮臉刀，一個電子錶等日常用品，在這裏很多都是擺在地攤上的，但是一進入内地，往往被認爲是進口的商品，身價倍增，給那些掮客、二道販子創造了大發横財的機會。他在女人街作了詳細的考察，作爲香港市井文化的薈萃之地，女人街體現了香港下層社會的風情。

　　司徒在這次訪港後多次路過香港，曾經參加過在香港科技大學舉行的“南中國經濟發展研討會”，廣東省地理學會組織的參加“香港地理活動日”，1999年參加中國地理學會組織的大陸地理學者訪問臺灣學術交流團，往返都在香港作了停留，2004年又在香港參加了“粤港澳經濟和空間關係”學術研討會，以及2000年底、2002年夏到英國作學術交流和探親也取道香港，對其認識日益深入，特别是對香港文化有較多的瞭解。2002年，司徒作爲主持人的“粤港澳區域文化綜合體的結構、文化交流和整合研究”項目，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對香港的認識隨而上昇到學術的層面。2001年當他《珠江傳》出版的時候，特别爲香港寫上了一節《東方之珠的光芒》，概述了香港的歷史和文化。

　　七、教授與博導

　　1993年正是司徒年滿半百的時候，他參加了全校教授職稱的聘任的競争。溯自1988年他被聘爲副教授以來，已經過了五年，在這段時間裏，他努力拼搏，在歷史地理領域裏嶄露頭角，縱横馳騁，特别是這幾年來他繼《海南島歷史上土地開發研究》以後，連續出版了《海南開發》、《簡明中國地理學史》和《廣東文化地理》等。特别是《廣東文化地理》作爲一部區域文化地理的力作，由於他具有深厚的歷史地理和文化地理的學術造詣，達到很高的學術水平。在教學方面不但給本科生上課，而且培養了歷史地理的碩士研究生，牢牢地在歷史地理這個領域裏站住了脚跟，在《歷史地理》、《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經濟地理》、《熱帶地理》、《東南文化》、《農史研究》、《北京大學學報》、《中山大學學報》等各個雜誌發表了不少頗有見地的論文。有些論文還被中國人民大學資料複印處重新發行，奠定了他在全國的學術地位。也基於此，他於1992年10月起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並先後被收入《中國當代地球科學家大辭典》、《中國當代自然科學人物總傳》、《中國社會科學家大辭典》（英文版）、《中國當代歷史學者辭典》、《中國專家》、《中國當代教育名人大辭典》等。

　　1993年按照有關規定可以提出晋昇教授，在當時的背景下，全校公開競争教授的名額却是很有限。而由於“僧多粥少”，參加競争的人很多，特别是由於不少人受到十年動亂的影響，失去了申報教授的最佳年齡。很多年老的教師差不多已届退休，有些還是講師，有些是副教授，按照他們資歷和成果，他們不少人應該成爲教授，但是名額限制，造成中老年人和青年人在應聘教授之間激烈的競争。這時司徒已經是50歲了，如果是在過去，按照這個年齡和他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和所享有的學術地位，或許提前十年就應該是這個職位的獲得者。但是歷史的發展並不是一條直綫的，十年動亂拖了他很長的時間，當後來者在不到四十歲的時候，很多人已經成爲某個學科的帶頭人，或者獲得了教授的職稱。但十年動亂，他考研究生的時候，早就過了自立之年，當他北上的時候已經是不惑之年，現在已經到了知天命的年齡才參加這種職位的競争。

　　話又説回來，按照有關的條款，副教授晋昇教授如果時間不到五年的話，也可以采取破格的辦法，參加競争。1992年司徒的《廣東文化地理》尚未出版，但已經被納入“嶺南文庫”叢書的一種。他帶着這種已經承諾出版的成果，參加全校教授的競争，按照成果可以得到破格的晋昇，但是出於對年長者的關照，他仍未能如願以償。

　　1993年，司徒的《廣東文化地理》面世了，并且給他帶來了很高的學術聲譽。這一年整個地理係只有他一個人晋昇了教授，這在當時簡直是鳳毛麟角。這時他恰好是五十歲，爲了慶祝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他接到受聘的通知以後，興高采烈地邀請了他的一些知心朋友和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在中大水上餐廳舉行了一個小小的聚餐會，作爲人生事業一個里程碑。

　　在慶祝聲中司徒度過了他50周歲生日。第二年10月他順利地被聘爲博士生導師。那時，中山大學的博士生導師的人數是很少的，大概在全校四五百名教授中，取得博士生導師資格的也不過是三四十人，這一年全校有13位教授被聘爲博士生導師，包括後來據報導説解開世界百年數學難題龐加萊猜想的朱熹平、長江學者桑兵、語言學家李新魁等。來自全國著名高校的學者在評定他作爲導師的招生方向時，最後把他定位爲區域文化地理。本來他最擅長的應該是歷史地理，但是評審委員會來自上海、北京的專家認爲歷史地理在全國的博士點已經比較多，而當時“文化熱”正在全國方興未艾，區域文化地理是一個亟待填補、加强的研究領域，而歷史地理和文化地理本來就有着非同尋常的密切的學科關係，從事歷史地理研究大部分學者也從事區域文化地理的研究。復旦大學、陝西師範大學、北京大學、杭州大學等歷史地理工作者，在文化地理方面也都很有造詣，先後出版了不少專著。如復旦大學盧雲的《漢晋文化地理》、周振鶴的《方言與中國文化》等都反映了兩門學科之間的互相滲透、互相交融，不可分割的血肉關係。

　　司徒也感到從自己的知識結構、學術修養和研究基礎，以及已取得的成果來看，把區域文化地理作爲自己的招生和研究方向是恰當的。這樣，區域文化地理在中山大學地理係人文地理專業之下作爲一個方向被定下來，司徒成爲這個研究方向唯一的指導教師，不但在全省，當時在全國，乃至到現在仍然保持這個格局。這個研究方向確定以後，他從1996年開始招收這個方向的博士生，到2005年，已連續招收博士生10届，共26人，已畢業並取得博士學位14人。他們已成爲相關學科的教學、科研工作骨幹，一些人學位論文被國家和省級出版社出版發行，産生較大社會影響。這其中有許桂靈《中國泛珠三角區域的歷史地理回歸》（科學出版社，2005）、李燕《港澳與珠三角文化透析》（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江金波《客地風物——粤東北客家文化生態系統研究》（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2004）、李寧利《相約獨身：珠江三角洲自梳女文化地理探究》（中華書局，2006）等。這些學位論文涉及文化地理、歷史地理各個方面，包括地域龢民族文化交流整合、文化生態、飲食、服飾、宗教、地名、軍事、書法、華僑、文學、旅遊、海島、區域、城市等文化與歷史地理等。司徒獨力指導項目和地域範圍如此廣泛的論文，非有淵博理論和知識、深厚底藴和豐富積累不足以勝任，從這個意義上説，他作爲一學問大家，應受之無愧。而他指導的碩士、博士生也非常滿意，在論文最後都表述深深感激和崇敬之情，如2003届江金波博士寫道：“他系統分析、時空貫通、注意運用的授業方法極大地夯實了我的文化地理基礎。……以淡泊明志的精神境界、淵博的專業知識、敏鋭的學術思維，因材施教和不時詼諧中化解抽象的爲師之道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受益匪淺。”2006届彭静博士説：“三年一路走過來，一直很欽佩司徒老師踏實嚴謹的學風、活躍敏鋭的思維、‘破履仍思上遠峰’的精神境界，……—爲人治學的風範，給了我太多的啓迪和教育，我將永遠銘刻在心。”這代表了他培養的學生的心聲。

　　司徒作爲全國唯一區域文化地理方向博士生導師，除了給他指導的博士生講授有關課程以外，還擔任中山大學教育學院特聘教授，爲全校理科博士生講授公共課，以“地理環境與區域文化”爲題，講解兩者關係，聽者數百人，坐無虚席。他旁征博引，既有高深理論，又有案例，贏得博士生陣陣掌聲。每次演講完畢，聽者紛紛上前拷下題綱，或提出討論問題，他一一給予令人滿意解答。此外，他還給廣東省府參事室、廣東省文史館、廣東省警官學院、香港中華商會等各階層人士演講廣東歷史文化，深受歡迎，是嶺南文化研究的權威之一。

　　這個方向定下來以後，司徒在歷史地理的基礎上，把歷史地理和文化地理緊緊地扭在一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這個方向的設置對他的學術研究起了推動和拓展的作用，顯示這個方向對他來説是非常恰當，也是最能發揮他的潜力和他的特長，以後他所取得的成果都充分地體現了這一點。

　　1994年年底，他同時被任命爲中山大學的學術委員和中山大學的學位委員，這兩個委員會在學校裏是最高的學術和學位機構，組成委員會的都是各個學科的帶頭人，并且在學術上有很高的造詣，取得相當的成果，爲同行所公認，這兩個委員會各由25個人組成。司徒所在地學院只有他和另一位地質係的科學家是這兩個委員會的成員。事關學校各個學科設置的决策、成果鑒别、學制的設定、學位的評審等都在這兩個委員會裏進行討論和决定。司徒每每在委員會上大膽的陳述自己的觀點，特别是對一些學術腐敗現象，對一些不公平的現象提出尖鋭的批評，爲一些受壓制的中年學者大聲疾呼，爲他們的成長鳴鑼開道。他在這兩個委員會連續擔任了兩届委員，前後達六年之久。人們都懷着一種崇敬的心情和他交换、討論學術和學位的一些意見，他也有機會參與了學校這些重大問題决策的討論，提出一些建議，有機會接觸到學校、省内，乃至全國在這個領域的高層。因此他不僅僅在校内，而且不止一次地被聘爲廣東省高校系統高級職稱的評委，也被聘爲廣東省學位委員會委員，參與省屬院校的教授、副教授職稱的評定，以及省内各高校碩士研究生專業的設置或者調整。他以敢於針砭一些不良現象，能够公正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而贏得同行的敬重。他曾不止一次在學校學術或者學位委員會上對一些夸大事實、虚報成果、違背科學道德的人和事，給予大膽的披露並進行不懈的鬥争。由此也遭到了一些人流言蜚語的中傷，甚至威脅、恐嚇，但是正如俗話説的：“根深不怕風吹動，樹正何愁日影斜”，這些瓦釜之鳴絲毫不令他讓步退縮。後來按照有關的規定，一個人擔任學術或者學位委員不能超過兩届，2000年他退出了這兩個委員會，作爲一位普通的教授和博士生導師，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潜心於學術研究，以後的成果源源而出。

　　八、馳騁於海洋地理領域

　　長期以來，在我國很多人意識中，海洋國土的概念是非常薄弱的，不用説普通百姓，就連一些政府官員對國家的疆域都只局限於陸地國土。長期以來，我們都説中國的面積是960萬平方公里，這指的是陸地國土，但是在我們沿邊的五大海區中，除了傳統的12海里的領海範圍以外，這條界綫以外大片的海洋一般都作爲公海。哪怕是在這個傳統領海的範圍内，由於歷史條件所限，舊中國對海疆的管轄是很鬆弛、虚弱的，也正由於此，近代西方列强用堅船利砲打開舊中國的大門，像蝗蟲一樣從海上爬上我國的海岸，從事各種罪惡的活動。這與人們的海權意識澹薄、武備不足不無關係。辛亥革命的志士、女革命家秋瑾有一句著名的詩“領海無權悲寂寞，磨刀有日快恩仇”，表達了她憂國憂民，對捍衛國家的海洋主權的大無畏的精神。

　　建國以後，我國領海無權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但是由於我們國力有限，對海疆的防衛、海洋的開發利用還遠遠的不如陸地國土。特别是我們傳統的南海諸島，遠離大陸、孤懸海外，很多鑲嵌在碧波萬頃的南海海洋上島礁沙灘長期爲外國勢力所采集、窺視、霸佔而蒙受屈辱，而我們的海防政策還是以近岸防衛爲主，主要力量是保護12海里領海的範圍。長期以來我國海洋開發、海防戰略、戰術思想，都是建立在這種近岸防衛的基礎之上。

　　隨着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通過和1994年11月6日這個公約正式生效，每一個聯合國成員的沿海國家都可以擁有除了傳統的12海里領海以外，以這個領海基綫向外一側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或者是大陸架。這樣我國海洋國土的範圍從傳統的12海里領海擴大到總面積約300萬平方公里，相當於我國陸地國土的三分之一。這是一個尚未開發的、擁有無窮無盡資源空間新的海洋國土，也是我國進入一個以海洋開發和海洋産業爲龍頭的海洋時代的標誌。

　　作爲一個歷史地理工作者，司徒從西方列强争先恐後地從海上打開國門，把罪惡的雙手伸進了祖國的河山近代歷史出發，深深地感到《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實施，不但爲我國提供了面積非常寬廣的新海洋國土，也由此會産生與周邊一些國家，在海洋權益方面的矛盾、争端、甚至戰争。他從歷史地理的視野，結合現實所發生的和可能發生的新的情况，感到有責任、有必要唤醒國民的海洋意識，應該撰寫一部反映我國海洋開發歷史和海洋地理方面的著作。他自小就生活在波濤汹涌的南海之濱，從海洋的風雲變幻之中，從海洋博大的胸懷、壯麗的景色，無窮的資源中，深深地感到海洋的魅力。海洋鑄造了廣東人，特别是沿海居民超越海洋、適應海洋的海洋文化的風格。他暗暗下了决心，應該發揮他在地理學和歷史學以及文學藝術等方面的積累和潜力。

　　這種良好的願望隨着1998年“世界海洋年”的臨近而日益强烈。當他在撰寫了《廣東文化地理》和《吴尚時》這兩本“嶺南文庫”叢書以後，在1995年，他向“嶺南文庫”叢書編輯部提出把《嶺南海洋國土》作爲文庫的另一個選題。爲了説服出版社的負責人，他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頒佈，嶺南人揚帆南溟，長期取之於海洋，用之於海洋，創造了嶺南文化海洋風格的一系列的事實入手，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終於説服了“嶺南文庫”叢書的主編和責任編輯，很快把《嶺南海洋國土》作爲“嶺南文庫”叢書的一個選題。這個選題定下來以後，司徒投入了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進行了這個具有開拓性領域的寫作。因爲海洋地理在我國也是一個很薄弱的領域，我國300萬平方公里海洋國土約有200萬平方公里分佈在南海上，也是海洋權益争端最多的一個海區。他選擇南海作爲寫作的對象，具有很高的學術、應用以及國民素質教育方面的意義。

　　爲了寫好我國第一部區域海洋地理的著作，他專門收集了大量關於海洋學、海洋氣象、海洋水文、海洋物理、物理海洋、海洋化學、海洋地質，以及相關的海洋開發的歷史、海洋石油、海洋資源等各方面相關的基本資料，充實了相關海洋知識。有時爲了弄通一些基本概念和科學的詞語，他走訪了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中國科學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地質部廣州海洋地質大隊等單位，以及與之相關海洋、生物、近岸海洋、海洋動力等方面的專家，作了各方面充分的準備。

　　爲了瞭解南海海洋開發和權益争端的歷史，司徒在圖書館裏閲讀了有關中國人在南海海洋活動的大量資料，特别是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近代帝國主義列强掠奪南海的資源和空間，以及中國人民反對外來勢力侵略、干預我國的海洋主權的歷史，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發動的太平洋戰争，奪取南海諸島的一系列歷史事實，乃至上世紀70年代中葉，爲了争奪西沙群島，以及最近一段時間在南沙群島所發生的以海洋石油爲核心的海洋權益争端等一系列問題。完成了對海洋地理、海洋開發歷史等基本科學知識和資料的積累以後，他才有條不紊地按照擬就的綱目一步一歩地把寫作的計劃向前推進。

　　這部三十多萬字的著作，他首先把寫作的框架定好，從海洋國土的概念，南海海洋資源的基本概况，到中國人民，特别是嶺南人民開發、利用、捍衛南海領土主權和資源的歷史過程介紹出發，闡述嶺南人民反對外來勢力對海洋的侵略，認識、利用、管理、捍衛南海正當權益的歷史過程，然後分門别類從海洋動力、化學、礦産、生物、空間、港口、島嶼、環境等全方位地開展了海洋國土的論述。這本書由於它的作者有扎實的海洋地理基礎、海洋知識的修養、深厚的與此相關的各個學科的功底，以及有了多年寫作的經驗，可以説是一氣呵成。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洋洋三十多萬字的手稿很快送到了廣東人民出版社。

　　責任編輯是一個北大中文系畢業的女同志，她在文字上有很高的造詣，由於這是一部牽涉到地理科學、歷史科學、海洋科學，以及技術科學，乃至海洋法方面的知識的書籍，她作爲責任編輯，在閲讀和審稿的過程中，經常提出有關的問題進行商榷，司徒憑着他深厚的功底，給責任編輯和文庫的主編以滿意的回答。這部書從審稿到出版的週期很短，在1998年海洋年到來之前的1997年，投放市場，並作爲國際海洋年的一個獻禮。

　　要增加這部著作的可讀性，必須把刻板的科學的道理，變爲既有科學性，又有趣味性、普及性，能够成爲老百姓容易掌握的科普性的作品，這是有相當難度的。這需要作者不僅要有廣博的相關的專業知識，又要具備高超的寫作藝術水平。這些都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比如他描述的各種海洋生物的生態屬性，描寫海洋資源開發利用、歷代嶺南人對南海發現、經營、管理、捍衛祖國海洋的歷史事實，都能够以一種博大的智慧，流暢的筆法和充沛的感情，把海洋寫得活靈活現，不但爲專業工作者，也爲青少年所喜愛。這部書一出版，恰好是在海洋年到來之前，廣州市一些中學舉行了海洋年的科普活動，特别是對海洋意識的教育。司徒應邀來到廣州市天河區藍天中學等三四所中學，給他們講授海洋國土的知識、加强海洋意識教育的必要性，也是對公民的愛國主義教育。他在這些演講之中，大聲疾呼要提高國民的海洋意識，加强對海洋國土的研究，對海洋權益的捍衛等。很多人對這些概念還是處在朦朧之中，一無所知，或者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司徒已經在這些方面已有深切瞭解，遠遠地走在他們的前面。

　　這部書很快得到有關方面的重視，一些從事海洋研究、海洋開發的部門，以及當時廣東省和南海沿岸一些省區在海洋開發的所謂“藍色計劃”，以海興粤，以海興瓊，以海興桂等開發海洋戰略的制定中，這部書成爲一種重要的參考書。特别是沿海一些地方紛紛瞄準沿海的旅遊資源，發展海上旅遊業，書中所羅列的大量海洋地理的資料也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上的參考。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陳清潮研究員在《熱帶地理》（1997年第3期），以《一部海洋國土力作》爲題，指出“其作爲一部填補我國海洋國土專著空白之作，不但爲嶺南各省區開發海洋提供基本資料和决策上不可或缺參考，而且對認識嶺南各省（區）情、市情，加强公民海洋意識教育，維護海洋權益，都有重要作用”，“要瞭解嶺南海洋國土的基本特徵和全貌，該書不可不讀”，“作爲我國海洋國土方面的開拓性著作，本書受之無愧”。在這本書出版多少年以後，2003年在司徒的另一部書《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論文集首髮式上，曾經擔任廣東省主要領導的張漢青同志高度評價和肯定了司徒提出要提高國民的海洋意識的觀點。中山大學的前副校長、歷史係主任張榮芳教授也就司徒提出加强對國民海洋意識教育的卓識遠見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這本書作爲“嶺南文庫”叢書的一種在出版的當年，整套叢書獲得了“國家圖書奬”，也受到了沿海一些地方有關部門和海洋工作者的重視。到1996年，作爲“八五”國家重點出版項目“嶺南文庫”叢書，共出書43種，司徒占了三種，占總數的7％，在作者群體中獨領風騷，在廣東出版史上諒是獨一無二的。

　　臺灣海洋戰略研究所的一位學者有一次來中大做學術訪問，聞知司徒寫了這方面的論文，專門和他作者作了2個多鐘頭的長談，從南海諸島的權益談到了釣魚島的一些問題，顯然司徒的這部作品已經引起了國内同行的注意。它投入到市場以後，銷路看好。在出版的幾年以内，就很難看到它的踪影了。

　　這部書出版以後，作者在海洋地理方面有了更多的發言權。這部著作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項目研究成果。通過這項研究和寫作，他在海洋資源、海洋開發、海洋戰略、海洋權益等方面有了相當多的修養和積累。爲此，他不止一次地出席了在香港、内地等處舉行的以南中國海海洋經濟爲對象的一系列的學術會議，提交了以海洋開發爲中心的多篇學術論文。這些論文一個基本思想就是要把區域經濟的發展從陸地轉向海洋，不但要利用海洋的資源，還要保護海洋的生態環境，實現海洋的可持續發展，特别是對方興未艾的海洋油氣資源的開發利用，以及圍遶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和由此引起的權益争端，應該未雨綢繆，制定相應的國策，對付可能出現的各種矛盾和争端。

　　海洋時代到來，海洋資源和空間的利用已經越來越爲沿岸省區所重視，制定海洋發展戰略和規劃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2004年廣東省新聞出版局和廣東經濟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中國南海海洋經濟》叢書，同年9月，專門聘任司徒作爲這套叢書編委會委員。在這套叢書編委的名單中，有這方面的院士、海洋學家、地理學家、生態學家、生物學家、海洋經濟學家等，司徒早在這套叢書編寫7年以前就已經推出了他第一部海洋地理著作，成爲這方面很有造詣的專家，作爲這個項目的策劃人，也是理所當然、順理成章的。

　　這套叢書一系列的選題，從海洋的自然屬性、經濟屬性和生態屬性等各個層面在司徒《嶺南海洋國土》中都作了程度不一的介紹，但鑒於它已售罄，而海洋國土撰述對這套叢書具有統攝全局的意義，所以廣東經濟出版社决定將《嶺南海洋國土》易名《中國南海海洋國土》重新出版，很快就會與廣大讀者見面。當然，司徒在書中作了許多修改和補充，使之更具時代性和現實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司徒《嶺南海洋國土》這部書可以説是這套叢書的前奏和開了先河作用的，也是他對嶺南海洋國土研究的一個總結。 

　　隨着對海洋國土研究深入和擴大，海洋權益争端問題也進入了他的學術視野。上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和日本關於釣魚島群島歸屬的争端日益尖鋭化。在香港、臺灣和一些海外華僑之中，掀起了一個“保釣”運動，對日本侵佔領我國釣魚島群島進行各種抗争活動。中國政府對此不止一次發表聲明，譴責日本侵佔我國釣魚島群島的行爲。司徒在研究南海諸島權益的同時，也把目光轉向了釣魚島群島的争端問題。爲此他閲讀了包括臺灣、香港和内地出版的有關釣魚島群島的專著和論文，也查閲了中外出版的歷史地圖集和有關的條款。他先後在《南方日報》（1996年9月26日）、《中國評論》（2003年第5期）、《嶺南文史》（1997年第1期）等報刊發表了關於釣魚島群島歷史地理論文，對釣魚島地名來源、自然環境資源、釣魚島問題來龍去脈，特别是釣魚島群島爲中國領土的歷史地理依據、國際法根據等多個層面論证了釣魚島群島歷爲中國領土主權不可分割一部分。他在1997年“保釣”運動高潮期間，還爲中山大學地學院和化工學院的師生作了關於釣魚島群島歷史地理的演説，使聽衆深受啓發和教育。

　　司徒對海洋國土的關注和研究是有目共睹的。繼釣魚島群島文章發表以後，他更加注意到日益加劇的南海海洋權益的矛盾和争奪，在1999年香港科技大學舉行的“99海岸海洋資源與環境學術研討會”上，他發表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實施後南海海洋研究的若干問題》論文，根據這一公約公佈和實施以後，改變了傳統的海洋國土觀念，南海海洋權益的矛盾和争奪將變得更加尖鋭復雜，提出了這個公約促使了我國海防戰略方針的重大轉變，即從近岸防衛轉到範圍更加廣泛的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以及200海里專屬經濟區新的海洋國土的防衛和管理等問題。他鮮明地指出這個公約的實質，提出了海洋科學研究新的任務，包括海疆研究、大陸架的研究、海洋權益意識的教育研究等。在很多人的海洋意識還是朦朧、甚至認識不清的背景下，這無疑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

　　他特别關注本來屬於中國領土的北部灣白龍尾島（即夜鶯島）歷史地理問題。那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初，由於特殊的政治背景，這個島轉讓給越南，這是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呼吁應該加强對公民的海洋權益的思想教育，提出海洋國土與大陸國土一樣，寸土不能丢失。

　　與這個問題聯在一起的，近年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日益昇温，研究内容主要是東南亞、乃至北美、西歐各個國家與我國歷史上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外交等相互往來及其所帶來的區域效應。他的目光特别注意海上絲綢之路與我國在南海傳統疆域形成的關係，爲此他在2001年在昆明舉行的“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上，獨具慧眼，提交了《海上絲綢之路與我國在南海傳統疆域的形成》的論文，根據南海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闡述了這條絲綢之路在所經過的海區對我國在南海諸島領土主權、疆域形成的一系列科學的見解。除了利用考古的材料、文獻的記載等以外，他獨辟蹊徑，從南海諸島的地名，特别是以明初鄭和下西洋相關的島嶼的名稱，歷代旅行家、文化名人，兩廣的江河、沿海港口、州縣的地名等，從多個層面充分有力地證明南海諸島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地名上依據。他的論文得到有關方面的認同，《雲南社會科學》雜誌見到這篇文章，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刊登出來，也爲其他一些傳媒和報刊所轉用，説明作者從地名學的視野，在挖掘絲綢之路文化内涵方面，有自己卓越的見解，這恐怕是其他同行所不及的。又上述廣東經濟出版社擬出版一套《中國南海海洋經濟》叢書，其中有一部香港、澳門的書，他指出同類名稱的出版物非常多，這次要突出香港與澳門跟海洋的關係，大家都顯得很爲難。司徒即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提出以《海洋香港》與《海洋澳門》作爲書名，把這兩個城市與海洋結合起來，突出了海洋産業、海洋經濟、海洋文化對香港和澳門的作用。編委會的成員都感到很滿意，顯示了他寬廣的學術視野和對海洋經濟獨到的理解。

　　九、政區地理研究

　　 政區地理在地理學中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建國以來由於特殊的背景，它作爲人文地理一個分支，政區地理研究也是相當薄弱的。只是由於某種需要，政區地理的某一部分在建國後也不得不要研究，無非是曆數一個地區的行政建置沿革，作爲行政區域變遷的一種依據，但是這種研究還不能够脱離沿革地理的範圍。建國以後，政區地理研究就局限在這麽一個簡單的層面。

　　隨着人文地理的復興，特别是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高潮的興起，撤縣設市成爲一種社會風氣，全國有相當一部分的縣都變成了市。特别是在廣東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比如珠江三角洲，幾乎所有的縣都變成了市。這種以政區職能的轉變，以人口的城鎮化爲標誌的政區體制的改變，既有它正面社會經濟效應，也同時誘發了一些社會不正之風問題。司徒深感在我國現有的體制下，一切社會、經濟、文化等行爲都是以政區爲基本地域單位來實施的，所以有人説，我們的經濟是政區經濟，這句話一點也不過分。這也反映了我國歷史上長期形成的政區在社會生活中佔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市場經濟剛剛興起或者建立中，政區還是起到主導的作用。

　　司徒認爲政區的地理研究具有不同尋常的科學應用價值，1995年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題爲“廣東政區體系空間結構及其效應的區域比較研究”，從1995年到1997年底，爲期三年。

　　司徒從廣東政區建置的地理的、政治的、經濟的、人口龢民族分佈、語言、風俗、國防安全、歷史習慣和綜合考慮等要素的地理基礎出發，闡述了廣東政區體系的歷史演變，從先秦時代的土邦小國，秦漢廣東政區的開始，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廣東政區的成熟，乃至民國時期近代政區的格局，以及建國後廣東政區的的變動和市管縣的體制的建立，歷時2000年左右廣東政區體系的演變，進行了全新的闡述，爲我們理順了廣東政區體系空間演變的規律，特别指出廣東行政建置基本上都是河流對政區體系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調控作用，所以州縣一級的行政單位擺佈完全是按照河流的流向和河谷平原，乃至三角洲地理特徵等建立歷史的政區；繼而談到了廣東政區體系的空間結構，包括它的類型、各種政區的功能，含城市型的、區域型的、民族型的政區在廣東分佈的格局，并且對上世紀80年代以來，廣東政區體系改革所出現的新的形勢、新的問題，以撤縣設市爲標誌的城鎮化的發展，以及政區在經濟低谷、在僑鄉等設置所引起的經濟效應，對城鎮建設推動作用，特别把目光注意到市管縣這種體制的建立和廣東區域點軸發展和梯度推進的關係；也同時提出了政區轉型與區域多極化和輻射發展的區域效應；闡述了市管縣比例的地區不平衡所引起的不同的結果，以及市管縣體制之下産業結構變化帶來的區域效應；提出了撤縣設市對推動城鄉一體化，加快經濟要素的流動，便於産業地域結構的空間轉移，對於密切城鄉關係，綜合地推動城鄉的産業交融和發展，使城鄉産業結構日趨接近和合理，從而取得良好的整體效應。特别是以珠江三角洲撤縣設市爲例，對於近年珠江三角洲經濟在全省、全國崛起的重大的作用；政區設置作爲一種動力，起到了區域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杠杆和加速器的作用，及其所帶來的其他各種效應。這也是别開生面的研究思路。因爲人們研究一個區域往往都是從交通、産業結構、勞動力、特殊政策、特殊措施等方面入手，很少從政區體制的改變所帶來的效應方面開展科學的研究，司徒以他對政區地理特有的眼光，提出了這方面的研究技術路綫，可謂深得要領。

　　這個課題在執行的過程中，正好是港澳回歸的時期，他特别注意廣東與香港、澳門這兩個特别行政區的空間關係，回顧了它們作爲廣東政區一部分歷史淵源和被外國殖民主義者侵佔的歷史過程，闡述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爲收復港澳所作出的努力和鬥争，并且從政區空間關係視野闡述了廣東和兩地經濟、政治、文化的空間關係，熱情地謳歌了港澳回歸重大的歷史意義和對祖國領土主權完整的貢獻；提出了港澳回歸與内地在經濟和空間一體化方面應該關注的問題；最後提出爲了保護“一國兩制”，港澳和内地的邊界不應削弱，應繼續加强，以維護“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等一系列重大的方針、政策以保证港澳的穩定和繁榮等真知灼見。他的這項研究成果1998年獲得了中山大學出版基金的贊助，以《廣東政區體系——歷史·現實·改革》爲書名，作爲中山大學學術研究成果的一種，由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在學術界和社會各界中流通發行。香港的“一國兩制”研究所很重視這部書，曾經專信來索取。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華南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特别引用該書關於先秦廣東土邦小國對秦漢政區設置的基礎作用觀點。這都成爲他繼《廣東文化地理研究》以後，第二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的項目的成果，記載了他在政區地理這個領域裏重要建樹。

　　實際上，沿革地理也可歸入政區地理範疇，而司徒所主攻歷史地理，也是從沿革地理改造、演變而成的。他在沿革地理研究上，繼承導師徐俊鳴先生事業，成果十分顯著，舉凡城市、區域、文化、地名、邊疆等地理研究，無不發端於建置沿革，再論這些地理要素本身。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司徒在《湘潭日報》上連載《湘潭歷史地理管窺》（共6篇），即發端於湘潭縣歷史沿革，繼及它的社會、經濟、文化等歷史發展問題，得到當地方誌界、歷史界好評，也是他研究沿革地理之嚆矢。以後研究廣東斷代經濟地理、海南島、臺灣島區域比較、香港、澳門歷史文化地理、珠三角和廣州、增城、順德、龍川、肇慶等區域開發和城市變遷等，無不涉及它們建置沿革，特别是其中建置興廢，他有不少見解，是頗具創新的。如發表在1988年第1期《海南大學學報》上的論文《海南島和臺灣島歷史開發的差异及其原因初探》，在論及臺灣開發水平超過海南問題，即指出海南建置時間早，但行政級别低，而臺灣建置遲，但行政級别高，臺灣在清光緒十三年（1887）建省，比海南早100年（海南1988年建省），行政力量成爲兩島開發水平差异一個最重要原因，從而爲認識兩島發展差异提供重要參考。又如廣州作爲建制城市，一般從1921年成立“廣州市政廳”開始，也是近代中國最早建立的市，比北京、上海等還早。司徒從《元史·百官志》、《元史·地理志》、元陳大震《南海志》等文獻中發現，元代成立“廣州録事司”已是一個獨立城市型政區，具有獨立人口統計、産業結構、税收、治安管理、市政建設等，具備城市獨立各種職能和特定空間，從而提出元代廣州録事司應爲廣州作爲建制城市之始，比近代廣州設市提前642年（元至元十六年，即1279年成立廣州録事司）。此説已得到史地、城市規劃、文博、名城部門認同，對提高廣州城市知名度、弘揚其優秀文化傳統，作用匪淺。他這一成果，見於1996年第1期《熱帶地理》上發表《元代廣州作爲建制城市的歷史地理初探》。又在關於釣魚島群島歸屬上，他先後在上述各種報刊上發表系列論文，指出釣魚島群島領土主權屬於中國是不争事實，其中最重要一個歷史根據是釣魚島群島歷爲中國政府管轄。

　　沿革地理往往被視爲單調、枯燥，很少人感興趣。但到司徒手裏，却可引申、發掘出很多内容，甚有利於歷史地理、區域地理、城市地理等研究和教學。他把沿革地理歸結於三大部分，一是行政隸屬關係，二是政區管轄範圍，三是行政中心位置，由此再旁及政區等級昇遷，以及與周邊地區關係等。綜合這些政區要素，可以看出政區政治、經濟地位變化，從而得出一系列科學結論。他這一自成體系理論，把沿革地理講透講活，無愧爲一位政區和沿革地理專家。

　　十、一個方志學者

　　　

　　方誌作爲地方百科全書，有着豐富自然、人文和區域地理内容，是歷史地理、文化地理和區域歷史地理研究一個重要資料來源。司徒不僅在讀書時期大量接觸方誌，受過方志學熏陶，而且在以後研究工作中，經常使用方誌，參加編寫、評審方誌，對方志學頗有研究，成績斐然，成爲省内頗負盛名的一位方志學者。

　　上世紀80年代末，他在編寫《簡明中國地理學史》教材時，已把方誌歷史、内容、體例、價值和使用等收入其中，向學生講解，把刻板方誌説得有聲有色，頗受學生歡迎。地理係很多本科生、研究生或多或少受過方志學訓練，在城市和區域規劃中得以自覺地使用方誌材料，獲益匪淺。

　　方誌既爲地方百科全書式作品，對編寫百科全書也提供不可或缺參考。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約請徐俊鳴教授撰《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地理》卷有關廣東地名條目46個，約2.7萬字，徐俊鳴先生以健康原因，委托司徒撰寫，直到1993年，中國地理卷才出版發行，惜徐俊鳴先生已經作古，未能見到該書面世。司徒所撰有關廣東省31個縣市、海南省4縣市，以及海峽、半島、群島、自然保護區等地名11個，記載了他的貢獻。2004年，該書再版，他對某些條目内容作了修改，使之至臻完善。

　　80年代以來，各地興起修志高潮，歷史地理在其中發揮不可或缺作用。他也借此大顯身手，參加編修廣東省誌有關分卷和市縣誌，成果顯著，備受有關方面好評。

　　方誌編寫有特殊要求，不同於科學論文，也有别於文學藝術作品。它要求遵循“述而不作”原則，即如實記事，而不作評論，體例上横排縱述，有一套比較穩定寫作程式。自《漢書·地理志》以來，歷代修志基本都按照這種格式進行，并且以官修爲主。參加修志人員多爲鴻儒碩學，即使近現代也是各方面專家學者。司徒多次受省市各級修志部門委托，參與修志，充分凸現他在這一領域水平、地位和影響。

　　1991年受順德縣縣誌辦之托，撰寫《順德縣誌·自然環境·地質地貌》部分，該著1997年由中華書局出版，2004年獲廣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奬勵。

　　1992年，作爲《陽江縣誌》特約編寫人員，司徒編修該志地質部分。該志2000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爲繼民國《陽江縣誌》以來最近一次修志。

　　這兩部縣誌所涉及的地質内容，專業性很强，非對地質專業有修養的人士難以勝任。司徒憑着他的專業知識和區域地質調查的經驗，同時參考相關文獻，很快完成修纂任務，爲有關縣市滿意。

　　80年代末，司徒作爲主要撰稿人參加《廣東省誌·旅遊志》編修，負責廣東旅遊歷史概述，湛江市和海南行政區有關旅遊的條目，約2萬字，是該志衆多編修人員中，提供篇幅内容最多的一位作者。該志1999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爲廣東旅遊業的發展提供重要參考。

　　80年代末，司徒作爲《廣東省誌·科學技術志·地理學》主筆，參加省誌中卷帙最浩大、涉及問題最多、最復雜一捲的編修工作。在收集、爬梳大量資料的基礎上，他走訪廣東各地地理教育、科研單位，將初稿反復徵求有關部門、單位的意見，多次修改，始竣其事。全文約4.3萬字。該書2002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社會影響甚好，2004年12月被省社科聯、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評爲“廣東省第一届新編地方誌書”一等奬。現續修第二届新編地方誌書已經開始，他仍爲《廣東省誌·科學技術志·地理學》主筆，同時擔任《陽江市志》、《雲浮市地名志》顧問，繼續爲志書編修貢獻力量。

　　司徒不僅親自參加修志，而且對修志的理論、體例、疑難等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常被認可，樹立起自己的學術地位。他先後發表《城市志體系刍議》（廣東史志，1990年第2期）、《新方誌的<地理志>應反映人文地理》（羊城今古，1992年第2期）、《地方誌編寫的一個典範——讀<廣州市志·自然地理志>》（羊城今古，1999年第6期）等理論和評價文章，頗多見地。如《關於增城縣建置時間之管見》（廣東史志，1995年1－2期）即對有争議的增城設縣的時間提出最晚應爲東漢永和五年（140年），比通常認爲建於漢獻帝建安六年（201年）提早61年。此説與其他支持者一樣，寫進新編《增城縣誌·大事記》（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並作爲學術論文收入該志《附録》之中。

　　基於司徒在方誌方面的學術造詣和影響，他深得省市修志部門的信賴，被省方誌辦公室收入“修志專家庫”，2007年1月被聘爲“廣東省地方誌專家”，多次應邀參加修志規劃、評審等會議，發表自己的學術見解，在全省方誌界贏得重要的一席之地。

　　十一、粤東科學考察

　　繼上一個國家自然基金完成並獨立出版專著以後，他又馬不停蹄地開展了1997年到1999年所實施的另一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嶺南廣府、客家、福佬民係的歷史人文地理比較研究”。這一項横向的民係歷史人文地理比較研究，以立論堅挺、見解新穎和特有的創新而獲得了評委一致的通過資助，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的競争中能够脱穎而出，這在衆多申請人中也是不容易的。司徒從廣東特有的三大民係文化的個性和共性出發，闡述不同民係處理人地關係的差异和規律，這在全國也是很特殊的。如按照方言作爲劃分民係的主要的依據，那麽全國有七大方言區，而嶺南就占了三種，幾乎過半，這説明廣東族群的文化是比較復雜的，選擇民係的横向比較作爲課題有相當的難度。他得到了這個基金的資助以後，首先從已有的歷史文獻出發，經過認真收集、爬梳，整理了民係比較的基本資料，確定比較的相應框架。

　　爲了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他1997年盛夏花了差不多一個月時間，和中山大學人類學係課題組成員遠赴粤東，包括惠州、汕尾、汕頭、潮州、梅州等地做實地考察。每到一地，他們除了瞭解當地的地理環境、歷史沿革，還特别重視民係文化的比較。在惠州，這是一個粤方言和客家方言交匯的地帶，也是廣府民係和客家民係比較集中的地區，兩種文化都在這裏平行不悖、和而不同地發展，以至有人把惠州的客家文化也視爲廣府文化的一部分。當然是持不同意見者占了上風，惠州作爲廣府和客家交界的地方，通常還是把它放在客家民係。

　　對這種帶有過渡性文化特徵地區，司徒投入了相當多的精力。他們和當地政府、政協、方誌辦和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以及當地一些對地方歷史有研究的人舉行座談會，向他們請教這種文化過渡現象，聽取他們的意見，特别留意當地所保留的歷史文化的遺址遺迹。

　　他們深入到惠州老城，觀察那裏的民居，瞭解當地的社會生活，到農貿市場和販夫走卒、農家主婦、打鐵佬、修鎖匠、江湖佬等交談，從他們的音容笑貌、衣冠履帶來判斷他們民係的歸屬，從他們身上反映的民性和文化風格。他們還憑弔了一些歷代貶謫惠州的歷史文化名人的遺迹遺址。比如在惠州西湖，他們瞻仰了蘇東坡當年流放惠州所建造的蘇堤。走在蘇堤的路上，望着波光瀲灧的惠州西湖，仿佛回到了1000多年前，蘇東坡垂老投荒，來到嶺南第一站，在這裏度過了一段生涯的情景歷歷在目。蘇東坡帶去的侍女王朝雲和他朝夕相處，王朝雲由此受到當地人的禮遇，後來被告知吃了蛇，受到驚嚇，加上染上風寒，病死在惠州。當地百姓對蘇東坡和王朝雲懷着一種非常崇敬的心情，把王朝雲葬在西湖邊孤山上。每到清明，惠州傾城的百姓都來到西湖邊憑弔王朝雲。王朝雲的墓至今還静静地矗立在西湖邊上，成爲惠州文物保護單位。

　　蘇東坡留給當地的人文資源，也是他們的課題所要表達的流寓文化對當地文化的推動和貢獻。走在蘇堤上，看着蘇東坡當年種下的摇曳的楊柳，疏浚西湖，發明和推廣秧馬等，他的心情像盪漾的湖水一樣，良久不能平静。

　　離開惠州，到了汕尾，這是福佬民係的地區，但是也帶有客家文化的特徵。汕尾人很多都是從潮州和福建，不止一次遷移過來。當地的捕魚業相當發達，這種海洋文化的個性非常明顯，所以那裏的人對媽祖的崇拜是非常虔誠的，有廣東一座最大的媽祖廟，還有屬於道教的玄武山，香火非常興旺。每年的春節期間，來自東南亞，特别是泰國一帶的華僑，都懷着一種尋根的虔誠的信念，不遠萬裏來到玄武山朝拜他們的偶像，給當地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收入。據當地旅遊部門介紹，由於玄武山所帶來的財政收入每年有2000多萬元以上，比起西江德慶的龍母廟還要可觀。本來是一塊普通的木材，當它雕刻成一個神像，並被涂上某種神話色彩以後，就變爲群衆、信徒心目中神聖、不可侵犯的神，并且賦予一種超人的力量，可以滿足人們各種追求。這種宗教力量，哪怕是在科學昌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發展的當代，也是非常巨大的。毛澤東説：“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丢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丢菩薩。共産黨對於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躍如也。’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丢，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對的。”（《毛澤東選集》第一捲《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3月）。特别是從當地人的口述中知道，每到拜祭的時間，萬人空巷，附近宗教場所，人山人海，真是匪夷所思。

　　的確這種風靡城鄉的偶像崇拜在這裏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這個地方有那麽多人崇拜媽祖就是如此，以致人們取名字的時候，都要跟媽祖或者佛祖聯繫起來，男孩取名常以“媽”、“娘”、“佛”爲通名，過去男孩不是叫“佛泉”、 “佛水”，就是叫“娘包”、“娘興”、“娘溪”，或稱“媽禄”、“媽水”、“媽吉”、“媽炎”等，希望得到媽祖保祐，也是媽祖崇拜反映。這種現象在别的地方是比較少的，這些都是媽祖文化的延伸，在這個地方相當流行，這説明潮汕是一個海洋文化非常發達的地區。

　　他們離開了汕尾，約兩個鐘頭來到了汕頭。沿着粤東海岸綫延伸的汕頭是鴉片戰争以後開闢的近代城市，騎樓建築非常觸目，頗有近代城市的氣派，馬路寬廣，人聲鼎沸，街景非常鮮明。特别是汕頭港的避風港灣非常寬廣，避風條件也很良好，海風輕拂，帶來海藻的腥味和海水的鹹味，帶來海洋親切的氣息。他們一下汽車，馬上感到海洋文化的氛圍。特别是當地人的飲食大多取之於海洋，包括各種藻類、貝類、魚類、頭足類、兩栖類，在市場上，所見盡是海鮮店，要吃海鮮，汕頭與湛江一樣，比廣州更勝一籌。他們得到了當地政府部門和潮學研究中心、政協、方誌辦等單位的熱情接待，他們把出版的《潮州史志》、《潮學研究》（論文集）和各種有關專著和資料非常慷慨地送給他們，他們滿載而歸。

　　在汕頭他們聽到了一種宛如來自陌生國度的語言。潮汕話聲調特别多，有人説外地人可能一輩子都學不會這種語言，此話不無道理。他們在那裏深深地感受到民係文化的差异，特别是潮汕還有“親閩疏粤”的傳統，這在於它的鄰居是福建泉州和漳州，那裏正是閩南話盛行的地方。他們深感地理上的鄰近和歷史政區隸屬關係的同一性是地域文化相近的一個重要因素。唐代差不多有近百年潮汕和福建的漳州、泉州都同在一個政區的管轄範圍内。這種歷史的慣性，一直影響着兩地人民的來往和文化的交融，由此形成的文化的共同性，把兩個不同地域的文化以一種無形的力量連成一個整體。在那裏他們與在惠州所見相比，很明顯看到了海洋文化的品格，不但當地人崇拜媽祖成風，也同時崇拜蛇神，不過蛇被稱爲青龍，廟宇不少，過去有把路上拾到小蛇送到青龍廟供奉習慣。生活資料大部分取之於海洋，資仰於海洋，經濟生活來源也是海洋運輸、水産捕撈和其他海洋水産增殖。這一點和其他山居的民係有明顯的差异。他們耳濡目染，所見所聞，大大地增加了對這個民係的理解。給他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是，當地的女性幾乎不從事體力勞動，而男子則承擔了除了家務以外的一切繁重的體力勞動。他們在那裏看着農民腰間係着一條很長的毛巾，俗稱水腰布，聽説是當年韓愈在潮州的時候所帶來，用於圍住腰間，便於在水下作業，同時也作爲毛巾和遮頭部使用，是這個地方百姓特有的一種服飾和作爲民係文化的一個重要標誌。而女性可能是由於人多地少，勞動力充裕，一般只從事家務勞動，或者是女紅，這種自然分工跟别的地方有很大的差异，不到其地是得不到這種感性的認識。他們還在一位同行的成員家裏度過了一個難忘的晚上。

　　揭西縣登崗鎮當地一個小學校長的家，那正在典型的潮汕農村，但又有小城鎮的生活風貌。當地人既種田又從商。那裏的土地利用是立體的，田野里長着緑油油的莊稼，田埂上栽種着蠶荳、緑荳和其他蔬菜，水塘裏養魚，而且塘基還搭上了花棚，花棚上葫蘆瓜、水瓜碩果纍累，没有一寸荒蕪休閒的土地，哪怕是田埂也被利用來種植各種作物，所以這種立體農業，種田如綉花的景觀，在别的地方見所未見，觸目都體現了當地人精明的文化風格。

　　他們住的那位小學校長的家附近正好有一位探親回來的臺灣老兵，他是1949年國民黨政權撤出大陸時，被抓壯丁到了臺灣，退伍以後獲得了一筆可觀的安家費，但是在臺灣幾十年還是孑然一身，後來還是回到大陸成親。聽説和他結婚的女子的年齡很小，形成老夫少妻的强烈反差。這位臺灣老兵回到大陸以後，這裏寬鬆的環境和良好的社會治安，他不願意再回臺灣，在當地定居下來，還開了一爿日用品商店，就在這位小學校長的樓下。

　　有一次司徒和同行路過他的小店，看到這位臺灣的老兵。這位臺灣老兵對大陸很有好感，特别難以忘懷他童年時代的朋友。他説在臺灣雖然收入比較高，安家費也很可觀，但是感到非常孤單，故决定回到故鄉來度過自己的餘年，這是中國人“安土重遷，葉落歸根”的一種表現。這種鄉土的意識、本根的思想何等的根深蒂固。從這位臺灣老兵的身上，司徒看到了當地人對家鄉、對國家解不開的情結。

　　他們在汕頭、在潮州，跟在汕尾、惠州一樣，每到一地都收到大量的材料，以致難以隨身携帶。每到一地，每隔幾天，他們就往郵局裏跑，把一袋袋資料寄回學校。結束了在潮州的行程，他們馬上又沿着韓江的河谷北上梅州，開始了客家地區歷史文化的考察。

　　梅州市有着悠久的歷史和文化，被認爲是客家文化之鄉。多少年來司徒在研究廣東文化地理的時候，夢寐以求要來這個客家之都，進行實地考察。今天終於有機會來到這座美麗的山城，他們住在市政府的一個招待所裏，登高遠眺，梅江景色遼闊，雖然是山區河流，但是在亞熱帶環境下，仍然水量豐盈，流域的植被經過20多年的治理，覆蓋率顯著提高，水土保持良好，青山掩映，十分可人。梅江墨緑色的水静静地流淌，活像一條戴在梅州脖子上的項鏈，襯托出這座山城的美麗的風姿，以致從南北朝建城以來，梅州就逐步成爲客家人落脚的城市。歷代的慘淡經營，富有較高文化素質的客家人一直把梅州作爲自己的大本營，留下豐富的歷史文化遺迹和遺存。梅州爲1996年國務院公佈的第三批國家級的歷史文化名城，是廣東僅有的六個同類文化名城之一。它最特殊的地方是一座客家文化薈萃的城市，在這裏可以領略到客家文化的風格，特别是客家人的刻苦、耐勞，對學業的追求，尊師重教、客家婦女的特殊地位。

　　他們走在寬闊的大街上，在濃茂的大樹下，觀察着這裏的建築、風土人情，又出現在老城區彎彎曲曲的小巷裏，尋找那已經逝去了的文化遺存，哪怕是一座小橋、一棟老房子、一個碑刻、一片殘垣斷壁、一個拐彎點上的神只等。這座山城特有的文化氛圍，處處使人感到文化的魅力。他們在山城經常看到古老的房子裏的老年人在閲讀綫裝書，或者是過去出版的圖書，也有小孩在朗誦《幼學瓊林》、《三字經》之類的舊的教材，學校裏不時傳出琅琅書聲。

　　當地政府部門也很注意收集、整理客家的歷史文化。他們在梅縣縣誌辦、梅州市和梅縣市政協看到當地人對自己的文化充滿了驕傲和自豪。他們的老祖宗在中原就自以爲是華夏之胄、世家望族，在歷代戰亂壓迫之下，千裏迢迢進入嶺南，環境改變了，仍然保持着中原的重教的學風。華南理工大學譚元亨教授編寫的《客家聖典》用大量的篇幅從各個層面上展現了客家人慎終追遠、尊師重教、艱苦創業的精神，並稱之爲客家魂。這是一部偏重歷史的著作，還被拍成了電視連續劇，在全國播放，得到很高的評價。

　　他們在山城裏，找到了原生態的客家人文景觀。在大街小巷，客家婦女蹬着三輪車，載着沉重的貨物和遊客穿梭於大街小巷之中。她們頭戴客家人特有的係上飄帶的帽子，穿着單色或者花花緑緑的衣裳，頂着烈日，冒着狂風暴雨，行走在街上，絶大多數的人力車夫都是這樣的女性，成爲這座城市最亮麗的風景綫。她們和其他城市的女性有着不一樣的性格，對外來的遊客不卑不亢，既穩重，又熱情大方，富有客家婦女矯健强壯體格和勤勞的美德，令外來人感到非常喫驚。這是客家婦女地位較高的一個原因。

　　在城外，同樣看到客家婦女挑着沉重的水桶，往來於田頭地角、屋前屋後，手扶着犁耙，或者彎腰從事各種粗重的大田作業。一年四季從不歇息，無論是相夫教子，操持家務，裏裏外外都是一個好把式，這都映入了他們的眼簾，並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們在梅州參觀了創辦不久的嘉應大學，特别是客家文化研究中心，那裏保存着客家文化的豐富的典籍，包括海外學術機關、華僑團體、港澳臺有關單位捐送給這所學校的有關客家文化的圖書。以嘉應大學房學嘉副教授爲首的一批青年學者，以一種濃厚的興趣和執着的精神，年復一年地浸淫於客家文化的收集、整理、研究等工作，並取得不少重要的成果。他們出版的《客家研究輯刊》發行到海外，已先後被國内外100多所大學的圖書館及研究院所列爲核心刊物收藏。這批主要是來自客家地區的中青年學者把自己美好的年華、智慧和力量都貢獻給客家學的研究，爲這個被稱爲“東方的猶太人”的族群保存他們的歷史文化、弘揚他們的優良傳統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他們駐足在這所地方院校的校園，它高高地座落在這座山城的一塊較爲平緩的丘陵上，以華僑名字命名的建築物特别多。客家華僑對教育事業情有獨鐘，即使他們收入並不豐厚，寧可節衣縮食，積累財富，捐送給家鄉的父老，爲培育客家的後裔，繼承光榮的文化傳統貢獻力量。這種現象不僅現在有之，在建國以前，甚至更早的時間，客家華僑捐贈的各種建築物、圖書、橋樑和其他公共事業都是有案可稽，彪炳地方史册的。

　　他們在嘉應大學所見的一棟棟樓房是那些默默無聞的海外赤子或者聲名顯赫的僑領們貢獻的一座座豐碑，一種肅然起敬的感情油然而生。在那裏他們懷着非常崇敬的心情瞻仰了近代著名的外交家、詩人，詩界革命的發起人黄遵憲的故居人境廬，這棟兩層的舊式小樓房是一代客家名人出生、成長的地方。在這裏的歷史文物，展現了黄遵憲青少年時代的生活軌迹和光輝的一生。正因爲有了黄遵憲這樣著名的文化精英和他們時代先進的思想、豐富的文學和外交等著作，爲梅州名城增色不少。這棟建築物已經被列爲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力地支持了梅州成爲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

　　在梅州具有同樣意義的是南華又廬，它的主人原先建了一棟南華廬，上世紀初又花了數年的時間，建立了第二棟南華廬，故稱爲南華又廬。它是客家屋的典型代表，但是立面與傳統的客家圍龍屋又有很大區别。在它正前方，建立了中西合壁式的門樓、窗户、羅馬式的圓柱和其他西洋風格的建築構建和碎部，展現了客家文化和海外文化的有機的融合，南華又廬代表了一種新時代的建築的風格。

　　在梅州城裏，還保存了典型的客家大屋，或者叫做圍龍屋，是一圍又一圍所搆成的一種半圓形的建築群。它適應客家人聚族而居，適應山區的地理環境，適應和土著民係之間相處的需要，具有很高的建築文化品位，還特别體現了天人合一的生態觀，它的布局也體現了和諧的人地關係和以花胎爲中心的宗法社會的關係。這次雖然他們没有機會很深入地詳細調研客家大屋深刻的文化内涵，但哪怕是走馬觀花式的觀察也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還有機會參觀了這座山城附近其他客家文化的景點，如聞名中外的陰那山、靈光寺等。這些活生生的材料都被收入他後來所完成的項目的研究成果之中。

　　差不多半個多月的考察，他們經歷了廣府、客家、福佬三個民係的地區的自然、人文景觀，特别對比了三個族群文化的差异，把一袋袋資料郵寄回學校，他們才頗感輕鬆，完成了這次帶有重要文化意義的粤東之行。

　　8月初他們帶着疲倦的身心回到了學校，又馬不停蹄地展開資料的梳理和研究，並結合已經收集好的資料終於在千禧之年，20世紀最後一個月如期完成了這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研究任務，并發表了一系列論文，以及完成名爲《嶺南歷史人文地理——廣府、客家、福佬民係比較研究》的研究報告。這個報告繼而在21世紀的頭一年以同樣的題目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出版基金資助，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指定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那時司徒正在英國樸次茅斯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專著獲得出版的信息傳到了樸次茅斯，這時正好是新世紀第一個春節，司徒在英國清冷的樸次茅斯市一棟租賃的華人小房完成了這部著作的前言，這也是他得到的第四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的金額雖然不多，但是當年偌大一個中山大學獲得出版基金的也僅僅是兩項（另一項是管理學院管理科學項目研究成果）。

　　中山大學和廣東新聞出版局也在司徒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出版基金的資助以後也同樣給予資助。書稿交到中山大學出版社以後，在半年的時間裏完成了編纂出版的任務，很快投入流通領域。曾昭璇教授又一次應邀爲這部著作寫了序言，指出該著“其對嶺南民係地理的研究，立論有據、見解獨到、論説有力、考證周詳、材料翔實”，“是我國第一部民係地理著作，達到國際學術水平，因爲在國外也未見如此系統、全面地對嶺南民係的歷史地理考察的研究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説，該書也爲同類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範例。這部以民係的横向比較而著稱的科學著作洋洋三十五萬言，從嶺南民係形成的歷史地理基礎出發，闡述了這些民係形成、發展的過程，它們對所在地區歷史生態環境的調適，資源的開發利用，特别着重於他們之間的歷史生態環境和資源開發方式的比較，民係地區交通網絡、歷史發展和分佈的比較，地區聚落與建築文化的比較，漢語廣府話、客家話、福佬話方言特色的比較，風俗、宗教的地理比較，最後歸結到各個民係文化間的接觸和它們的文化整合，並提出了建設各民係文化地理網絡的建議，認爲這種新的網絡對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提高自身文化的信心，它們作爲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都大有裨益。這部書出版以後，得到了多方面的好評，人們紛紛從民係文化的共性和個性，特别是文化地理分异的現象來剖析這部書的長處和價值，認爲它至少在民係文化的横向比較上有所創新，對於民係共性和個性的差异作了詳細的披露，並對民係文化的優勢和劣勢，正面和負面的效應作了認真的剖析，具有很高的學術和應用價值，因此是當前民係地理比較的一部卓越的著作。他向資助他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地球科學部提交了一份滿意的答卷，也是近十年來他從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研究的一份碩果。

　　十二、歷史地理學專業被取銷

　　前面曾經交代過歷史地理在中山大學發展一貫存在着很多困難，主要是從學校到基層院係個别領導人對學科的片面理解和人事的積怨所致，也由於它與一些追求功利的人意圖相背離，存在招生、分配上很多困難。司徒和廣州一些同行，關心歷史地理前途和命運的一系列問題，果然在司徒所在的單位接二連三的發生。最初如果説招生生源的困難是由於多種原因所造成的話，那麽，當司徒在1994年取得博士生導師的資格以後，不止一次地向地理係和地球與環境科學學院，乃至學校主管人事的校長提出應該加强歷史地理的教學和研究的力量，情况也没有多少改變。這個要求是非常合理的，按照中山大學在全國，特别是在華南的地位，它的歷史傳統，它的學科繼承，向學生宣講歷史地理的理論和知識的意義等，都是最恰當不過的。如果説在暨南大學建立歷史地理的基地也是可行的，但是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説，最恰當的還是在中山大學，實際上碰到的那些所謂困難都是無可奈何的一種解釋。但不管怎麽説，倘若能够在暨南大學，讓這面學術旗幟繼續飄颺也是一件再好不過的事情，也是廣東歷史地理界、中國歷史地理界一件幸事。

　　但是事情並不如他想象的那樣，他每次提出要求，要麽在口頭上遭到婉言拒絶，要麽口頭上得到肯定的答復，但是實際上却在磨盤中放置了很多砂子，這個學科的輪子仍然不能正常轉動。1995年前後，當時擔任中山大學副校長的一位歷史學出身的教授，由於對歷史地理有着深切的理解，當司徒提出要調人進入這個學科的時候，他非常支持這種要求，并且還聽説專門給了指標，用於這個學科的建設。但是這些指標一到基層就被移作他用，這個要求實際上落空了。

　　事情還不止於此，更爲嚴重的是，1996年上半年，全國正在進行研究生專業的調整，一些冷門的、生源困難、力量單薄的專業被合併或取銷了。這個厄運很快落在歷史地理的頭上，學校研究生院在學校衆多研究生專業中，很快選擇了其中的歷史地理和語言學作爲調整的對象。這一年6月份，在全校召開的學術委員會的會議上，有關領導抛出了歷史地理和語言學碩士點下馬的方案。司徒當時是學校的學術委員，這個方案一出來，他馬上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反對意見。

　　會議的組織者是一位年輕的副校長，他提出這個專業下馬的理由，一個是生源困難，二是没有形成梯隊，三是經濟效益差，它的下馬可以補上另外兩個專業，即下一個補一個，再增加一個，中山大學如果下了歷史地理和語言學，就可以增加兩個新的專業。聽説一個是宗教學，一個是大學生德智教育兩個專業。這個方案提出以後，除了司徒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駁以外，他的申述也得到會上一些老的學術委員的支持，比如原任中山大學一位校長站出來旗幟鮮明地支持他的申述，認爲在中山大學保留這樣一種專業是非常必要的，不能有短視的眼光，以生源困難，特别是經濟效益差等爲理由予以取銷，是站不住脚的。其他一些年紀稍長的、對這個學科有較多的瞭解的學術委員都站在司徒的立場上，充分發表了意見。但是會議的主持人以教學創新、加大改革力度等冠冕堂皇的口號爲理由，采取投票的辦法，决定這個專業的命運。在他的鼓動下，一些對這個學科瞭解不多，特别是理科的、年青的、經濟的、管理的等方面的委員轉向支持這位副校長。投票的結果是取消歷史地理和語言學碩士點的動議獲得通過，不管司徒怎麽抗争，最後還是以行政的方式把歷史地理取銷了。這樣一來，建國前由中山大學地理係徐俊鳴教授所開創的，在建國初成長、壯大，哪怕是在文革這樣嚴酷的日子裏，仍然在夾縫中發展，并且在爲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發展服務，特别是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在中越西沙之戰爲論证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作出重要貢獻的學科，在改革開放十多年後草率地被取銷了。

　　現在回顧這個專業廢存與否而發生在校學術委員會的一次交鋒是饒有興味的。正如上述，在全校學術委員會會議上，在這個方案抛出以後，大概有二十多位學術委員發表不同意見，很明顯的分成兩條陣綫，一些年紀比較大的，對歷史地理瞭解比較多的人文社會科學，尤其是歷史學出身的委員，基本上都不贊成采取這種草率的方式，把整個華南唯一的歷史地理碩士點加以撤銷，如上述那位老校長就力主保存這樣一個專業；另一些主張撤銷的是一些從事經濟科學或者管理科學的年輕一點的學術委員，他們多半是從功利主義的立場出發，認爲這個專業只有一兩個教師，尚未形成梯隊，不是學校的優勢學科，并且生源相當困難，經濟效益更談不上，他們特别强調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學科的設置和招生都應該以市場的需要爲轉移，像歷史地理這樣的專業在市場上不可能有它的位置，撤銷這個專業理所當然，不可避免的。另外有一些對這個專業瞭解不多而持中立態度的是理科的學術委員，他們動摇、徘徊於兩派之間，故能不能争取到這些人的支持，也是决定這個專業存廢與否的關鍵的一環。

　　在這個學術會議上，司徒身兼學校的學術委員和學位委員，無論從學術或者學位出發，他都堅定地認爲不能够把這個碩士點取銷。他在會議上力排衆議，和主張撤銷的一派進行了激烈的交鋒。他針對有人説這個專業的經濟效益差，反駁道：“經濟效益差的不只是這個專業，還有很多，如一些冷門的學科，包括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等，凡是一些傳統的、基礎的研究都是爲其他學科研究鳴鑼開道的，它不可能像那些應用學科一樣，可以拿到市場上現買現賣，這樣的學科雖然一時可以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但是如果没有基礎學科的支撑，它們就像一副對聯所説的‘墻上蘆葦頭重脚輕根底淺，山間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而像歷史地理這樣一種有着明顯的邊緣性和交叉性的學科，它是建立在地理學、歷史學、考古學、古文獻學和文化人類學等相互交融、相互交叉基礎上的，這樣的學科正好反映了當代學科發展的交叉性、滲透性和融合性，也是當今科學發展一個必然的趨勢，如果説由於它的經濟利益差而取銷的話，那麽同樣不具有經濟效益，或者經濟效益很微小的那些學科爲什麽又不在取消之列呢？所以以市場需要爲理由，這是一種短視的行爲，是一種功利的行爲，與像中山大學這所以基礎研究爲自己一個辦學方向的綜合性大學是背道而馳的，也是令人難以信服的。”

　　其實，如果這個專業下馬，可以補充一個宗教專業，或者大學生德育教育的專業，那麽宗教學是否就可以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呢？當然現在有些寺廟的經濟效益的確是很可觀，那些慷慨解囊的大有人在，多的可以一擲千金，少的就像祥林嫂捐了一條門檻一樣，也是爲了求得心理的某種平衡，或者追求佛的保佑，保佑他們的官運、財運亨通，保佑他們長命百歲，如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宗教學可以取代歷史地理的話，那倒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相信没有人會同意以這種香火錢爲標準，代替有着悠久歷史的、具有高度綜合性和邊緣性的，并且不是一般人能够勝任的歷史地理學。

　　司徒又針對一些人説這個學科的梯隊在學校還没有形成，針鋒相對地説：“正因爲個别人對這個學科充滿了偏見，所以當他們掌握了一定權力的時候，不是扶持、搶救，而是采取一種架空的辦法，使它的隊伍得不到發展，從而出現青黄不接，或者用他們的話來説，人力單薄、未形成梯隊的情况”。

　　司徒列舉：“本來中山大學地理係的徐俊鳴教授就多年致力於歷史地理的研究，學校曾經爲他配備了助手，但是却被個别掌權者由於歷史的積怨而在職稱的問題上，把他的助手給調開了，從而瓦解了他的研究隊伍。另外在中山大學從事歷史地理研究的個别人，分散在各個院係裏的人是不少的，如在歷史係、在圖書館、在東南亞研究所等，都有學者在非常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堅持研究，但是他們取得的成果却是很輝煌的。如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山大學的岑仲勉教授，研究南海交通、西北史地，特别是研究黄河的歷代變遷，1957年所編纂的《黄河變遷史》是一部中外聞名的歷史地理的作品；圖書館的周連寬教授研究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對這部中外聞名的唐代地理作品進行了詳細的考證，所寫《大唐西域記史地研究叢稿》（1984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以後，得到了同行的廣泛注意，類似這樣的事例還不少。又如原來徐俊鳴教授的助手郭培忠副研究員中文系出身，轉到地理係來，通過刻苦地補課，終於成爲一位在歷史地理上嶄露頭角的教師，他在研究廣東的區域開發，研究二十四史中地理志詮釋，編纂《廣東歷史地圖集》中負責廣東歷史人口地圖都很有成就。這些人雖然成長在不同時期，但是這個隊伍並没有斷層，如果不是出於偏見，或者是放棄個人的積怨，這個學科的梯隊完全可以形成的。”又如司徒本人也好事多磨，有兩次差點離開這個校園，最後得到各方面的支援，他才非常艱難的回到自己專業的崗位上，所以説這個梯隊的形成在於領導是否有意的扶持、壯大這個專業，否則人數再多，也可能被肢解。

　　又比如説招生困難，確是事實。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一些人浮躁和功利可能會占了上風，一些牟利之徒，當然不會、也不可能把歷史地理作爲他專業的選擇，但是一門有生命力的學科，一門有着深刻的科學内涵和寬廣前景的科學，社會上總會有一些有識之士，摒棄利禄，也要獻身這門科學作爲自己人生的目標。自有人以人生的價值、精神的追求作爲自己專業的方向，這樣有志於這門學科的青年在社會上是大有人在的。如果説生源困難，只是一種暫時的現象，一旦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當人的物質追求達到滿足，精神的需求成爲主流的話，這門學科就會産生更大的吸引力。何况在大學本科的招生中，就没有一門歷史地理的專業，所以本科教育與研究生教育之間本來就存在着脱節的現象，一些人懾於這個學科的邊緣性、交叉性，加上上述所説的兩種教育階段之間的斷層，就難免使一些人存在恐懼心理而不敢投考這個專業，由此造成的招生困難，也是由於這種不同階段的教育還未形成對接所形成的，完全不是這個專業本身的問題。以上述這幾點爲理由，讓這個專業下馬的决定，太過輕率、簡單，何况在全國歷史地理的力量部署之中，最適合歷史地理研究、最有基礎、最有發展前途的在華南、在廣州地區，最適合還是中山大學。如果就這麽匆匆下馬，不僅僅是學校的損失，也是全國歷史地理界的損失，恐怕也會引起全國同行的不安和批評。

　　司徒陳述這些理由，贊成者有之，舉棋不定者有之、反對者當然也不孤單。在經過一陣騷動以後，大會主持人按慣例用投票表决的辦法來决定這個專業的命運。結果還是以合法的票數通過了取銷歷史地理和語言學專業碩士點的决定。盡管司徒再次重申自己的觀點，大聲疾呼不能這樣簡單草率、不公平地對待這個專業，但是行政的力量畢竟是强大的，徒呼奈何。

　　會議就這樣匆匆結束，散會以後，司徒憤憤地拂袖而去。這是1996年的一個夏天，一個風雨無情的日子，記載了這個專業被草率取銷的歷史。在中山大學、在華南失去了歷史地理人才培養的基地。

　　這個消息後來傳到北京、傳到上海、傳到西安、傳到武漢，當然也更多地是在廣東的地理界，在校園内廣爲流傳。一些人在嘆息，爲有關的部門對這個專業的處理不當而感到憤憤不平，但是批評、建議都無法改變既成的事實。從此以後，這個專業在中山大學研究生招生的目録上消失了，京滬杭等地的同行爲此深感惋惜。

　　過了不久，國務院所公佈的歷史地理的學科歸類中，把它算到了歷史學，不再在地理學的範圍之内，這樣更加增强了那些要撤銷這個專業的理由。本來歷史地理作爲現代地理學一部分，這是多少年以來歷史地理學工作者長期科學論证和研究並爲實踐所檢驗的正確的結果。但由於歷史的原因，即從事歷史地理的人，相當一部分是從歷史學出身的，他們習慣用歷史學的觀點看待歷史地理的現象，并且總是要把它作爲歷史學研究的一種工具，采取一種固定的思維和僵死的思想方法，很容易把它歸到歷史學的範疇。

　　以北京大學侯仁之教授爲首的歷史地理學者雖然作了大量的工作，并且事實上已經把它從沿革地理轉變爲現代地理學一部分，歷史地理成爲人文地理的一個組成部分，並形成了以復原歷史時期地理現象爲自己的研究任務的現代歷史地理學。但是以此作爲學科發展的方向，並認定學科性質的人，畢竟還是以北京大學、杭州大學和中山大學歷史地理學者爲主，兩種對學科性質歸屬的認識差别本來就是客觀存在，只要尊重事實，尊重歷史，按照不同的方向來發展，讓時間來檢驗，這倒是學科發展的一條正確的道路，而采取簡單的、行政的歸類，倒不一定是可取的。但是行政的力量又如此强大，盡管侯仁之先生爲此曾經向有關部門多次申述和呼吁，都無濟於事。結果到現在歷史地理的招生、管理等有關事宜，還是放在歷史學範疇裏。

　　事情回到中山大學，歷史學作爲一級學科，可以招收歷史地理的博士生和碩士生，但是没有導師，多少年來，它僅僅存在於歷史係對外的宣傳上，而實際上没有招收過一個研究生。這種無形資源的浪費，實在令人嘆息、無可奈何，只有説：“只此而已，只此而已，豈有他哉！”從司徒深邃的目光中，時常能發現那裏面閃動着某種令人扼腕的憂思。有幸的是，最近中大曆史係引進復旦大學的歷史地理導師，終於開始招收這方面的碩士生。在中大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人文地理專業博士點之下，也補設歷史地理方向，使這門學科在中大有了復蘇的開端。

　　在這場針鋒相對的交鋒之後，司徒從此停止了歷史地理的招生，但是他自己對這個專業的研究不但没有放棄，反而加强。他很快調整了自己的心態和戰略部署，堅定不移地按照已經選擇了的專業方向走下去。學生可以不招，這種研究必須繼續，哪怕是上面壓着一座大山，他都不能彎腰，要咬緊牙關挺下去。

　　爲了争這一口氣，他默默地耕耘，成果源源而出。繼1995年《廣東歷史地圖集》、《吴尚時》出版以後，他相繼出版了《嶺南海洋國土》、《廣東政區體系》、《開創·探索·前進》、《肇慶市地名志》、《地理學在中山大學70年》、《廣東省誌·旅遊志》（主要撰稿人之一）、《曹廷藩教授紀念文集》、《廣東省誌·科學技術志·地理學》（主筆）、《嶺南歷史人文地理——廣府、客家、福佬民係比較研究》、《珠江傳》、《珠江文化與史地研究》、《暮鼓晨鐘——佛教寺院文化人類學考察》、《文化禪林》、《泛珠三角與珠江文化》等一系列專著，都以很大的篇幅穿插地體現了歷史自然地理、歷史人文地理各個部門豐碩的成果，從而被全國的同行，被地方的有關部門公認爲歷史地理在南方的一位卓越的研究者。

　　早在1996年，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劉盛佳教授在《回顧與展望——紀念中山大學經濟地理學城鄉區域規劃專業創建40週年》一文中就指出：“司徒尚紀是全國知名的歷史地理和地理學史的專家，他先後師承徐俊鳴和侯仁之兩位大師，受過嚴格的專業訓練，加之他刻苦鑽研，論著之多，在同齡人中鮮有其比。……嶺南歷史地理是先師徐俊鳴教授首創的學術領域，前輩曾昭璇教授也有杰出貢獻，然集其大成者則是司徒尚紀。在歷史地理學術研究中，如侯仁之院士的北京研究，譚其驤院士的上海研究，史念海教授的關中和黄土高原研究，石泉教授的荆楚研究等，無不將區域研究放在頭等重要的地位。因此，司徒尚紀的嶺南歷史地理研究，實可同京、滬、陝、鄂等研究相媲美，成爲國内一大家。”這個評價是十分中肯的，充分顯示了司徒不怕挫折、不怕壓制，不怕孤立，奮勇直前的氣概和義無返顧的精神，對學科的執着要求，不達目的决不罷休的堅强意志，使他迎來這個學科一個又一個的豐收之年。僅是1998年到2006年初這8年中，他所出版的或者主編的專著已達13部，每一部專著都在不同程度上注入了大量的歷史地理研究成果。到中山大學2004年80週年校慶，在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全體教師專著統計中，司徒一個人的作品占了三分之一，不但在學院是數一數二的，即使是在全校恐怕也是絶無僅有的。

　　十三、臺灣之行

　　1985年8月，司徒在沿海南島海岸考察的過程中，也同時注意到祖國的另一只眼睛——臺灣。把海南島和臺灣島作一個區域對比的研究，他早就有這種想法。當年他在北京大學讀書的時候，曾經就兩個寶島的區域地理研究請教過我國著名的地理學家林超先生，和這位原中山大學地理係第二届畢業生長談了一個上午，從中山大學地理係建置沿革，到雲南的考察，中山大學地理係抗戰時候遷移到雲南澄江，後來到粤北坪石等一系列重大的歷史滄桑，中大地理係在全國的地位和作用等。

　　林超先生非常健談，只是由於身體的關係，怕影響老先生的健康，司徒才依依不舍地離開了這位著名的地理學家。後來，林超先生還參加了他的學位論文的評議和答辯，對司徒的文章給予瞭高度的評價，也以嚴肅的科學態度指出其中的不足。司徒非常感謝這位老科學家的幫助。

　　林超先生曾提醒司徒，臺灣和海南的對比研究的必要性是毫無疑義的。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兩岸關係雖然和解，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障礙的條件下，很多具體問題操作起來還有很多困難，不過作爲一個區域研究的項目，是一個很有意義的選題。

　　司徒回到嶺南後，一直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並寫過一篇海南島和臺灣島區域開發的對比研究論文，發表在1988年第一期《海南大學學報》上。這篇論文對海南島和臺灣島地理的共性、開發的歷史過程、它們的差异等作了比較，特别指出海南島開發時間早，但是發展水平低；臺灣開發遲，但是後來居上。兩者開發的方式不同，臺灣島在日本人佔領時期，曾經采取殖民主義的開發方式，在50年代以後又在臺灣當局經營下，變爲了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發展水平遠遠地超過了海南島。

　　按照上世紀80年代初的統計，海南島的國民生産總值只有臺灣的十二分之一，這種强烈的反差，促使司徒深思：臺灣島和海南島地理條件相類似，歷史過程也有很多共同之處，爲什麽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如此懸殊？一系列的問題，他不得其解。這種願望，到了1999年，兩岸的關係日見改善，社會文化各方面的交流也日漸頻繁，臺海兩岸地理學界有了進行學術交流的願望，由中國地理學會牽頭，組織大陸地理學界代表團到臺灣作爲期一周的學術交流和訪問。廣東方面主要是由廣東省地理學會專家組成，共有6人，司徒作爲省地理學會的副理事長也作爲成員之一。

　　在這一年的8月初，他們經過一系列繁瑣的手續，終於獲准經香港踏上臺灣的土地。司徒爲了更好地與寶島的同行交流地理學術的成果，特地帶去了他所寫的包括《海南島歷史上土地開發研究》、《海南開發》、《肇慶市地名志》、《廣東歷史地圖集》、《吴尚時》、《嶺南海洋國土》、《廣東文化地理》、《嶺南史地論集》等1999年初以前出版的主要專著都收入了他的行李箱，一起飛過了海峽，送給了主辦單位臺灣師範大學地理係，同時在兩岸學術交流展覽會上展出。在展覽會上提供成果的作者很多，有相當一部分是臺灣本島的地理界學者，也有大陸各個省區代表團成員。他厚厚的十多本專著格外引人注目，臺灣的同行都爲司徒爲了地理科學的繁榮而筆耕不輟感到由衷的敬佩。

　　踏上寶島的第一天晚上，他們在臺灣同行的引導下，遊覽了臺北的市容，看到那裏到處燈光璀璨，熱鬧非凡、車流、人流川流不息，雖然很少見到警察，但是交通秩序有條不紊，社會生活也很安定。從臺北市來看，經濟興旺，老百姓安居樂業，有人安閒地在樹蔭下聊天、乘凉，小孩子背着書包，有的去夜校補習，有些在家長的陪同下，參加各種藝術文娱活動，臺北給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第二天，學術交流會在臺灣大學的禮堂裏舉行。會議前由於兩地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差异，結果就爲掛相片的問題，産生了分歧。原來學校當局在會場的左右兩邊掛上了李登輝的照片和已故的蔣經國的照片，正面是孫中山的照片。但是按照原來兩岸所達成的協議，這個會場除了孫中山的照片以外，不允許掛任何政治人物的照片。

　　經過兩岸學術代表團的協商，最後把李登輝和蔣經國的照片從禮堂的兩邊摘下來。大會上，兩岸代表團表現了友好合作的誠意和願望，在發言中都深刻地闡述了他們都是炎黄子孫的文化的根源，都是從事地理科學研究的共同的職業，都是爲了振興祖國地理科學事業，也是爲了取長補短，互相學習、共同提高這種良好的願望。不但兩岸的學者，而且來自美、加等地華人地理學家也在會議上表達了自己的意願。

　　在臺北的三天的會議進行得非常順利和成功。司徒宣讀了題爲《嶺南廣府、客家、福佬文化差异與區域社會經濟發展關係初探》論文，這篇論文收在了會後出版的論文集中。他和臺灣的同行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如臺灣師範大學地理係係主任陳國彦教授、臺灣大學的薑蘭虹教授、徐勝一教授等。他們有的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平時也有不少往來，這次在寶島相見，分外高興，大有“他鄉遇故知”的感慨。

　　臺灣同行熱情地接待了這些海峽對岸的朋友，並作爲導遊，對臺北的主要景觀、歷史的變遷和著名的風景旅遊點都進行了科學的、很有品位的介紹。最難忘的是他們在中國文化大學和臺灣師範大學同仁的帶領下參觀了臺灣郊區的陽明山國家公園。陽明山位處臺北市北部，是一個著名的風景旅遊區，原稱草山，蔣介石遷臺，以明代理學家王陽明重新命名。這是一座死火山，山體覆蓋着大量肥沃的火山灰，植被很繁茂，保存着主要是日本統治時期的一些建築。但是更主要的是山上的自然景觀，特别是火山地質現象。

　　當他們一行乘着小車行駛到半山腰，看到了山頂上冒着騰騰的熱氣，走近山麓，一股硫磺的味道撲鼻而來。他們在向導的帶領下，來到了死火山口附近。火山口兩邊堆積着大量的玄武岩，一個個氣孔像蜂窩一樣，不時冒出一股股濃濃的白煙，熾熱的氣體可以烤熟鷄蛋，遊人不敢輕易靠近。

　　在方圓數百裏的地方有幾十處火山氣體噴出，從遠處看，就像一條條水柱，彌漫在半山腰。火山後期出露帶有多種微量元素的泉水帶旺了當地的旅遊業。這一帶的賓館，休閒中心非常多，每到週末和節假日，成了臺北人休閒的一個去處，當然更多的是達官貴人和富豪們别墅所在。

　　臺灣正處在環太平洋火山帶的部位，火山和地震都是很常見的，陽明山火山景觀無論在内地還是在臺灣都是非常罕見的。火山雖然也會給人類帶來突然的灾難，但同時給人類帶來恩惠，如陽明山的温泉和硫磺等礦産資源都是火山後期作用所形成的，火山灰所覆蓋的土地，非常肥沃，種上農作物，無須施肥，都可以獲得豐收。

　　他們離開火山口，來到山腰附近的國家森林公園。本來按照當地的規定，任何人都不準進入公園。這天晌午，天空突然下起毛毛細雨，陰雲四合。他們一邊走，一邊欣賞公園附近鮮緑的植物和各種奇花异草。也許是守門人一時疏忽，偌大的一個公園大門敞開着，不見一個管理人員。那位來自中國文化大學的女教師興致勃勃地帶領着這批大陸的遊客進入了公園，大概深入五十米左右。兩邊飄盪着不知名的鮮花的清香，各種顔色的蝴蝶翩翩起舞，在花叢中追逐嬉戲，各種昆蟲在樹叢中鳴奏出天籟般的音樂。遊人來到這裏，呼吸沁人肺腑的清新的空氣，聽着醉人的協奏，似乎到了人間天堂。

　　這時，公園的守門人突然從遠處追來，喝令遊人停止前進。大家還來不及從這個令人陶醉的景色中反應過來，這位腆着大肚子的女管理員不顧額角上流淌着雨水，氣喘吁吁地趕到他們的面前，命令他們轉身回去，因爲這是當局的規定。

　　導遊只好婉轉地解釋，也許這位管理員也意識到自己的疏忽，没有對他們進行過多的指責。司徒依依不舍地離開了這片大自然的樂土，踏上了返回市區的歸途。

　　三天的臺北之行，給他們留下了另一個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在臺灣還保留的相當完整，儒家的禮樂教化深入到學生和普通的百姓之中。他們在臺灣師範大學看到孔子的塑像立在校園的中央，正對着大門口，顯示儒家文化還是辦學的脊梁，在和接待他們的臺灣學生的接觸中，發現那裏學生的紀律性一般都比較自覺，個人社會交往的能力比較强，待人接物很有禮貌，在旅途中他們還充當了講解和導遊，也表現出强烈的到大陸讀書或者進行學術交流的願望。教師方面更毋庸多説了，他們有的是從海外回來的留學生，也有臺灣本土培養的，不管是那一類人，都對教師這個行業充滿了敬業、樂業的精神。原因也許是他們對教育事業的忠誠，另一個原因可能是他們的工資屬於最高的一個層次，這樣有利於穩定教師隊伍，對臺灣的教育的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在臺北的會議結束後，大陸代表團開始了自北向南的考察活動，陪同他們一起考察的有臺灣師範大學的教師。他們乘車往南的高速公路前進，在離臺北市區不遠的地方，是臺灣最大的河流濁水溪。他們的隊伍停了下來，來到公路邊一片由鵝卵石堆積而成的河漫灘和階地上，隨行的地理教師非常詳盡地講述了這片河谷地貌的形成的地質史、形態、發育的動力，濁水溪水文狀態，以及它和附近地質搆造、地層、地形等相互關係。當地的教師習慣使用手錶來代替指南針，比如説十二點的方向指正北方向，三點鐘的方向是正東的方向，六點鐘就是正南的方向等，這也是一種教學藝術。這種方法在大陸很少見，司徒後來也經常跟學生説：“九點鐘方向、三點鐘方向、六點鐘方向”，這也是一種收穫。

　　他們的車隊離開了濁水溪，直奔臺中、臺南、漳化，晚上達到臺灣第二大城市高雄。沿途兩邊盡是一個又一個工業開發區，一組又一組的建築物接連不斷，臺灣已經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省區。城市化的程度很高，居民絶大部分是城鎮人口，製造業特别發達，兩邊不時閃爍出烟囱和迎面而來的大集裝箱車，已經分不出農村和城鎮的差异。即使兩邊的水田，田埂都是用水泥路劃成方格狀，農民的耕種都實現了機械化和化學化。由於臺灣是水稻和甘蔗的主産區，稻田一塊塊非常規整，一排排的水鳥非常安閒地在田埂上啄食小蟲或者其他草籽，在繁忙的高速公路兩邊展示了一縷田園的風光。望着車窗之外，不時看到公路兩邊各種廟宇非常多，臺灣人除了崇拜大陸的神只以外，還有他們本地的崇拜的對象，不少小城鎮有牛王廟，牛王成爲一個崇拜的對象。當時已臨近中秋節了，各家商店的門前都放着一個汽油桶一樣的香爐，把大把大把的紙錢丢進爐裏，慶祝中秋團圓的節日。越往南走，兩邊的山巒一個個地映入眼簾。

　　在臺中，他們參觀了國家地理中心、玉山國家公園。在臺南參觀了鄭成功趕走荷蘭殖民主義者的遺迹遺存。大陸人民最早開發的臺南曾經是臺灣府駐地，後來被荷蘭殖民主義者侵佔，清初鄭成功一舉把荷蘭殖民主義者趕跑，收復了臺灣，并且經營開發臺灣十幾年和清政府抗衡，直到康熙時才平定臺灣，臺灣又回到了祖國的懷抱。臺南的名勝古迹很多，特别是鄭成功抗擊荷蘭殖民主義者遺迹遺址更多，是臺灣一座英雄城市。他們站在臺南的城樓憑弔鄭成功的英雄事迹，心情像臺灣海峽的波濤一樣翻滚，想起當前兩岸的局勢，同樣唤起一種感想，祖國的寶島何日像鄭成功趕走荷蘭殖民主義者一樣，和祖國大陸的同胞一起歡慶團圓的日子。他們十分希望這一天年盡快到來。

　　高雄是考察路綫的終點。高雄是臺灣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和臺北齊名的港口，它有國内和國際的航綫通往世界各地，與福建厦門、福州、漳州、泉州和浙江一些港口的商貿往來非常頻繁。臺商在大陸投資設廠，客貨流主要是從高雄啓航，扺達大陸沿海各省區。在高雄的街上，他們碰到不少在大陸投資的業主、商人，在攀談之中，這些臺灣人都表現出對大陸實行改革開放的熱情的擁護和佩服對臺商的各種優惠政策，也表現了對兩岸統一的强烈的願望。

　　司徒在旅途中利用休息間隙，和一位銀行的保安攀談起來，試探他對兩岸關係的態度。這位普通的臺灣人説，要分裂、要獨立的只是一些當官的人，因爲分裂和獨立，他們就可以當官，而普通的百姓倒不贊成什麽“臺獨”，因爲大家都是一家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戰争對雙方都没有好處，只要能够過上和平、安定的生活，實行哪種制度都並不重要。從這位普通臺灣人的回答中，司徒感到臺灣的民心所向還是和平、統一，中國人無論是大陸的，還是臺灣的，都是情同手足的親兄弟。由此他更相信，臺灣回到祖國的懷抱這一天遲早會到來。

　　在高雄，他們參觀了同樣以孫中山命名的中山大學。這所上世紀60年代建立的學校也有着深厚的文化積澱和濃厚的學術氛圍。學校占地不大，正好處在高雄的海岸邊，由於空間有限，所以建築物都沿山而上，高低錯落有致，布局得落落大方。特别是地質和海洋科學是它的强勢學科，和廣州中山大學地球與環境科學學院有很多學術往來，這根源於它們都是以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有着不可分割的文化的淵源和偉人的情結。

　　第二天，他們又從高雄北上，先到了沿途的高雄縣，參觀了那裏著名的泥火山，它就坐落在高雄師範大學深水校區附近。泥火山是一種泥質的頁岩，由於地下水的作用而被軟化，隨着噴出的火山後期的熱氣而不斷地昇高，形成一個從幾米到二三十米高的錐形的土堆。這些熾熱的泥流從泥火山口不斷地向四周溢出，堆積成一層一層的結構，就像點燃的蠟燭向周圍流出它的燭泪一樣。這是一種很奇特的火山地質現象，但它並不像岩漿噴發或者爆發那麽激烈，所以不會對人搆成危害，不但有地質研究價值，也是一種旅遊資源。他們這些大陸來客，特别是地學研究者對這種現象非常感興趣，一個個都拿起了照相機，對準了這些罕見的泥山峰。

　　從高雄北上只需要不到兩個鐘頭的路程，就進入原臺灣省政府所在地南投縣。本來臺灣作爲中國的一個省，省政府原在臺北，後來由於某種政治原因改設在南投。南投恰好是在臺灣的中南部，通往臺灣山脈的一個小盆地，也是一個戰略要衝。盆地地形開闊，隱蔽性良好，交通也很方便，附近物産豐富，也是一個區域性政治、經濟中心。

　　他們的車隊進入南投以後，映入他們眼簾的是漫山遍野的檳榔。檳榔是一種富含生物碱的經濟作物，筆直的樹干，那怕是很陡的山坡也能够扎根生長，傲岸挺立，象徵着臺灣人民不屈不饒地對抗着猛烈的海風和外國勢力的入侵的形象。檳榔自古以來即爲臺灣和大陸沿海人民的一種口果，一種社會交往的禮品，具有很高的食用價值和社會禮儀往來的價值。

　　現在臺灣是我國最大的檳榔出産地，也是最大的消費地。臺灣出産的檳榔還不够本島的需要，還要從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地進口。近年吃檳榔的風氣不但在臺灣有增無减，而且還傳佈到香港和澳門。漫山遍野的檳榔幾乎是當地土地利用唯一的方式。除了檳榔樹以外，販賣檳榔果的攤檔也隨處可見，尤其是在小城鎮馬路兩邊、公路旁、大樹下，往往有一個電話亭一樣的小攤檔，雇傭一些二十歲左右的小姑娘，穿着超短裙，掛着各種醒目的招牌，如“辣妹檳榔”、“西施檳榔”等，吸引顧客，特别是過往的司機往往由此分散注意力而釀成車禍。據説南投一帶，公路的拐彎特别多，檳榔店也多，由於檳榔西施誘發的車禍也多，也可以看作是這裏的一個特色。

　　司徒在研究海南島的土地開發中，早知道檳榔對海南的價值和它的文化意義，但從來没有親口嘗過生檳榔。這次到臺灣，他趁路過臺灣地理中心休憩的片刻，信步走到公路邊一個檳榔攤檔，花了10元新臺幣，買了五個小檳榔。店主人幫他劈開檳榔，涂上石灰之類的佐料和一片不知名的植物的葉子，教他食用的方法。他分了幾個給他的同事，自己也好奇地吃了一個，反應馬上出來了。他感到心跳加快，額上直冒冷汗，欲嘔吐，頭昏得幾乎站不住脚，好不容易才咬住牙關，一步步地横過這條公路。來到車隊，他感到頭昏目眩，躺在座位上，一直到晚上都没有恢復過來。

　　車隊經過臺灣最大的陷落湖泊日月潭，他們住進了了潭邊的鄉村教師俱樂部，這是一座專門接待附近的教師休閒和聚會的地方。同行們都到飯廳裏用膳，他還是没有完全恢復過來，這天晚上滴水未進，静静地躺在旅舍裏，直到第二天才完全清醒過來。小小一個檳榔强烈的生物碱的刺激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第二天司徒總算恢復了元氣，起了一個大早，一個人跑到湖邊的涵碧樓，這是當年蔣介石從大陸撤退以後，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所修建的一座避暑行宫。似乎自修好以後，没有怎麽裝修和使用就被放棄了。司徒信步沿着滿是苔蘚的樓梯上去，房子人去樓空，顯得非常冷落、蒼凉。前面是烟波浩淼的日月潭，清澈如鏡，四周的樹木非常繁茂，空氣十分清新，蔚藍的天空，清澈的湖水倒映着天上的片片白雲，在朝陽下閃着金光，風景非常亮麗。聽説當年蔣氏夫婦經常和他們的兒孫們在日月潭泛舟，抒發流浪海島的情懷，有不少影視作品都以涵碧樓和日月潭爲背景，描述蔣家父子在退守臺灣以後政治活動和私人的生活。但是時過境遷，一代梟雄已經過去了，涵碧樓也隨着歷史烟雲的消散，而顯得那麽孤單、零落、蒼老、衰敗，只有附近的水鳥還在樑間築巢，地上留下的一堆堆斑斑駁駁的鳥糞唤起遊人對往日老主人顯赫的歲月的一縷一縷的追憶和嘆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歷史上一頂一頂的皇冠落地了，朝代的更替，人世的滄桑，像涵碧樓一樣，經歷了它的興盛和衰敗，至今只剩下一個空空如也的架子。

　　住在附近的遊人，在晨曦中進行各種體育鍛煉，或者練氣功，有的在垂釣，不時傳來陣陣的鳥叫，都給日月潭增添了幾分生氣。在日月潭的旁邊還有蔣介石爲紀念他母親而修建的慈雲塔，這是一幢七級浮屠，和涵碧樓幾乎是遥遥相對，沿着日月潭的邊緣展開。慈雲塔周圍還有許多附屬的建築物，顯示蔣氏父子對他們先人的懷念。

　　很可惜的是，在他們離開臺灣一個月後，臺中一帶發生了7級左右的地震，涵碧樓在這次地震中倒塌了，慈雲塔也震歪了。這次地震給臺灣造成重大損失。涵碧樓作爲蔣家王朝在臺灣殘餘勢力的一個象徵，它的倒塌象徵了蔣氏政權的結束。過了幾年，臺灣政局發生重大改變，民進黨上臺，國民黨變成在野黨，統治臺灣二十多年的蔣氏政權也和國民黨的命運一樣，成了歷史的烟雲，如同涵碧樓的分崩離析一樣，似乎是國民黨政權的一個縮影。

　　他們離開日月潭沿着臺灣山脈繼續前進，目標是臺灣山脈的頂端，那是國家森林公園之所在。這條路大概有上百公里，汽車沿着陡峭的臺灣山脈的腹地蜿蜒而行，隨着海拔的昇高，檳榔越來越少。高大的喬木不斷出現在公路的兩旁。雖然臺灣山脈主要是由堅硬的花崗岩組成，但是由於公路的養護和良好的建設，盡管是斗折蛇行，遊人也並没有感到不舒服。沿途看到很多茶場，由於山上雲霧繚繞，臺灣的高山茶是很有名的。由於臺灣茶葉産量很大，需要的勞動力很多，當地工人嚴重不足。聽説臺灣需要從東南亞招募茶葉工人，以天計算，每天可得到2000元新臺幣，相當於人民幣400－500元左右，每個月可以拿到1萬多元的報酬。但是採茶是一件很辛苦的勞動，如果兩岸實現和平統一，或者是友好往來，大陸完全可以對臺灣實行勞務輸出，而不必使用東南亞的勞工。但是在當時的背景下，這個肥水也只好流到别人的田裏。司徒聽了臺灣同行的介紹，深深地感到，無論是從寶島和大陸傳統的文化關係，血濃於水的同胞情誼，還是當前經濟發展互補的需要，有一千個理由、一萬個理由進行和平統一，而没有一個理由實行分裂，更不用説獨立了。

　　他們經過一天的顛簸，終於在晚上到達臺灣山脈海拔2000多米的國家森林公園。第二天他們沿着山頂公園參觀了臺灣山脈頂上的神木。這是一種非常高大的、堅硬、珍貴檜木，有的樹齡達3000多年，胸徑大概有中巴一樣粗大，兩米、三米，甚至四米，高大挺拔達數十米，一株接一株地生長在山頂上。由於時代久遠，所以命名爲神木。凡是到臺灣參觀旅遊的人都要踏上這個神奇的植物的王國，他們在那裏一株一株地數，一棵一棵地抱。站在神木下，它高大的軀幹使得人自己的身軀顯得那麽的渺小。

　　爲了保護這片莽莽的林海，當地的管理部門制定了非常嚴格的保護措施，任何遊人都不準在神木上作破壞性的刻劃或者書寫任何文字，更不用説攀登、折枝和其他損害這些樹木的任何行爲。爲了方便遊人的觀賞，林區裏都用木板修築了一條一條的小徑，一直通往密林的深處。這些小徑邊流過潺潺的溪水，人們彎下腰來，雙手捧起這清澈的溪水，清冽甘甜、沁入肺腑，使人頓感請諒舒適。由於公園所在的地勢比較陡峭，溪水流得很急，不時激起一些小小的波瀾和浪花，給這寂寞的山林增添了一絲活力。遊人陶醉於這大片的樹林裏，感到無比的舒暢，特别是從喧囂的城市來到這山野之間，好像回歸了大自然。臺灣能够保存這麽一片莽莽林海，這些和人類文明與時俱來的不可思議的奇樹，顯示當地的主管部門爲此不知傾注了多少努力和心血。在一個經濟高度發達的地區，在人類活動相當頻繁，人的意志和力量對大自然干預非常嚴重的時代，能够維持這樣一片生態林，也是非常難得的。

　　結束瞭高山森林之行，他們的考察隊就緩緩地離開了山頂，沿着下山的公路，往臺北前進。在回程，他們還參觀了當地的一些工業開發區。這些在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時期所建立的工業區一般都沿着高速公路兩邊擺佈，圍上欄杆，劃出一片一片的土地，從事各種産業的開發，主要是電子、服裝、輕工、日用化工等的生産。在管理上都很嚴格，廠房的擺佈、生活區的設置和内部的交通都很規整，在外觀上有時還看不出它是一個製造業的場所。但是這種開發區的經營方式，的確是有很多優勢，内地改革開放之初掀起一個建設開發區的高潮，紛紛傚法“四小龍”的方式，建立了各種保税區、開發區之類的産業發展模式，也同樣獲得了良好的經濟效果。比如廣州黄埔技術經濟開發區是一個最好的範例，這恐怕也是臺灣在它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創立的一種方式，對於大陸的發展也是很有借鑒作用的。

　　他們從南投下來直奔臺北，數百公里的路程只不過是花了兩三個鐘頭的時間。他坐在汽車的前排，看着汽車的儀表，時速達110公里左右，兩邊的景物從車窗外一閃而過。這條貫通臺灣南北的高速公路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後期就已經竣工，對振興臺灣的經濟起了大動脈的作用。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初，特别是在廣東80年代後期就掀起了一個築橋修路的熱潮，并且很快就消滅了公路的渡口，實現了全廣東公路交通無輪渡和網絡化，并且修建了幾條縱横全省的高速公路，但是在時間上恐怕比臺灣晚建了十多二十年。但臺灣自從修建南北高速公路以後，這種熱潮就基本上停頓下來，而在廣東還方興未艾，並以後來居上的態勢與臺灣的經濟差不多處在一個同等的水平上。這種産業上、經濟結構的和建設模式上的相似之處，恐怕也是當前全球經濟一體化和空間一體化過程中所出現的一個共同的規律。從這點看來，無論臺灣，還是大陸，它們的經驗都是可以互相採借、互相學習和共同提高的。

　　這一次臺灣之行，使他深切感到了兩岸的地理學者在學科的發展、學科的未來、學科爲社會經濟服務等方面所表達的共同的心聲，由此也透視出兩岸同胞血濃於水的骨肉之情，和切不斷、割不開的來往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制止的，像臺灣暖流一樣，也是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擋的。

　　十四、爲珠江立傳第一人

　　司徒自小生長在漠陽江邊，漠陽江是他的母親河。這條河流像母親一樣孕育了他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對河流一貫情有獨鐘，孩提時代就在漠陽江口弄潮，與水結下了不解之緣。在年青時代，進入珠江之濱的中山大學就讀，也經常在日落西山的時候，和他的同學横渡珠江，在水中暢遊、嬉戲，愜意非常。近年隨着人類活動的加劇，河流的污染問題日益突出，成爲人類生存所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另一方面，隨着文化熱的不斷昇温，人們對江河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注意熱情遠遠地超過了對山地文化、草原文化或者沙漠文化的注意。

　　在這種背景下，河北大學出版社獨具慧眼，策劃了一套名爲“大江大河傳記叢書”，以河流爲載體，反映流域的歷史文化。這套以各大江河名字命名的傳記體的著作在世界出版史上只有上世紀30年代德國作家德維希的《尼羅河傳》，後由商務印書館作爲“萬有文庫”的一種翻譯出版，介紹給中國讀者，引起强烈的反響，後成爲江河立傳的經典著作。河北大學出版社在全國衆多的研究區域歷史文化的作者之中，第一批遴選了六位來自不同單位的寫作高手，爲黄河、長江、淮河、珠江、塔裏木河和雅魯藏布江樹碑立傳，是20世紀末我國出版界的一個里程碑式的出版工程。

　　1999年的初春，當北國還是冰封大地、寒氣襲人的季節，河北大學出版社把這幾條河流傳記的作者招集到保定，召開了一次這套叢書的策劃會議。在會上，對於這套叢書的宗旨、體例、寫作的風格和其他有關的要求都做了明確的部署。司徒長期研究嶺南地區的歷史文化，成就斐然，名動北國，被物色爲《珠江傳》的撰稿人。這些大江大河傳的作者有中央民族學院歷史係的老教授，有長江水利委員會長期辦報的老編輯，有《新疆文藝》的前任主編，也有長期研究運河歷史的北京城市問題專家，還有從事儒家思想文化研究的中年學者，人才濟濟，高手林立。他們出自不同的學科和不同的研究領域，各有所長，都争先恐後地爲孕育華夏文明的大江大河樹碑立傳。

　　司徒在選題會議上抛出了自己寫作的指導思想、宗旨、體例、風格和策劃的其他有關事宜，很快得到出版社主編的首肯。回到學校，他馬上起草了一份《珠江傳》的提綱，以最快的速度傳遞到了出版社。半個月以後，得到了對方肯定的答復，并且出版社的主編看了他試寫的一章稿件以後，感到非常滿意，約稿的合同很快畫押了。司徒把它作爲20世紀結束之前一定要完成的一個重要的寫作任務。

　　他雖然生長在珠江流域，對這條江河水系作了很多歷史文化的研究工作，但珠江之大，東、西、北江源遠流長，其中西江是它最長的支流，從雲南的馬雄山一直到廣州虎門以南出海口，長達2000多公里。這一條巨龍蜿蜒祖國的大西南和嶺南，浩浩盪盪直奔南海。爲了弄清它的自然、歷史人文的變遷和它壯麗的風物，必須要走出書齋，投入它的懷抱，作一次實地的野外考察。

　　當他在收集、整理了有關珠江的歷史文化的文獻資料以後，在這一年6月底，司徒隨同他的一位博士生踏上了考察珠江的征途。他們首先扺達西江最重要的一條支流桂江和灕江，亦稱湘桂走廊。這條走廊的北端通過興安運河，也叫靈渠，與湖南湘江的支流瀟水連結，歷史上是溝通南北的一條交通大動脈。歷代進軍嶺南，無論是秦始皇、漢武帝，還是歷史上其他中原的軍事的、政治的勢力都從這個咽喉進入嶺南，繼而向周圍發展。桂江和靈渠是研究珠江歷史文化的一個切入點，而那裏自秦漢以來所保存的歷史的文化遺迹遺址觸目皆是。這個充滿了靈氣的、有着深厚歷史文化積澱的運河深深地吸引着他。

　　他們從廣州乘車經過了整整一夜的旅行，天亮不久就扺達了桂林城。剛剛下火車，就直奔興安運河，開始了對珠江歷史文化的實地考察的第一步。他們詳細觀測了靈渠的所在海陽山分水嶺，瞭解了運河的儲水塘、降低流量的所謂犁嘴和它的水壩、分水渠，以及爲了修建這條運河而貢獻出自己生命的一些工匠、主持人所留下來的廟宇、塑像、碑刻和其他紀念物。這條運河已經成爲一個重要的歷史文化和旅遊景區，每年都有大量的中外遊客來到這裏瞻仰、訪問。人們不得不爲兩千多年前嶺南人爲了克服山川的阻隔，在萬山叢中巧妙地利用地形，開鑿了這條貫穿南北的交通大動脈所作的歷史性貢獻而讚嘆不已。這條運河直到1936年湘桂鐵路通車，才失去了它的運輸作用，成爲一條灌溉和觀賞的人工河流。

　　他們在靈渠不斷地觀測、攝影、與當地管理人員進行訪談，記録、收集了大量的文字的、圖片的資料。在天黑之前，趕回了著名的山水城市桂林。他們下榻於廣西師範大學，這是明代朱元璋所封侄孫朱守謙爲静江王的王府所在，現在是廣西師範大學校本部所在地。

　　静江城周圍還保留完整的城墻，城裏古色古香建築物已經成爲廣西重點保護對象，有些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特别是矗立在校園裏的獨秀峰，是一個石灰岩孤峰，山勢非常陡峭，周圍盡是文人墨客和落魄的政治家、戰敗的軍人、在宦海中浮沉的各色人等留下的題刻，抒發他們報國報家的情懷，或者是在落荒以後消沉的感慨，都在墻壁上史迹斑斑，成爲一個書法的長廊。其中有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20年代督師北伐，駐節桂林所留下的墨寶和各種歷史的記憶。

　　高大的静江城墻把城内和城外分割得非常清楚，城墻上頂寬6～7米，可行駛小汽車。他們登上城墻，展望城墻所包圍的王城的巍峨壯觀的宫殿建築和人文風物，和城外的普通建築形成一種强烈的反差。朱元璋後裔歷代都作爲地方的土皇帝，以桂林作爲發號施令之所在，這座城像一個小朝廷一樣，無疑是明王朝在嶺南的一個縮影。但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它們如同珠江的流水一樣，隨着時代的變遷而成爲過去，留下來的每一段城墻、每一棟建築物、每一塊磚，每一棵古樹，都凝聚着創造這個歷史的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非常值得慶幸的是，静江城在廣西師範大學附近保留着一座非常完整的城樓，底下是一個半圓形的拱門，各種車輛、行人穿梭往來，在展示這個城市文化底藴之厚重。但是極不協調的是，當地某些部門基於功利主義，居然把城墻頂上的一部分租借給個體户，他們在城樓上搭建起一個音樂茶座之類的露天娱樂場所，並用一些現代的磚木等建築材料搭了一個木棚，顯得不倫不類，與城樓的建築風格和氛圍上完全格格不入，宛如一個胖子戴上一頂瓜皮小帽，令人哭笑不得。司徒深爲這種破壞文物的現象感到惋惜，特意爬上城樓，找到正在施工的民工，詢問這個事情的决策和來龍去脈，但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司徒非常失望，只好遠遠地離開這個城樓，選擇了一個最佳的位置，把這種情景拍攝下來，作爲褻瀆歷史文化資源的一個案例。

　　他們遊覽桂林的西山、叠彩山、七星岩、蘆笛岩等溶洞和市井風情。“桂林山水甲天下”這句詩自宋代以來，已經名揚天下，成爲桂林城市的品牌，來自四面八方的遊人給這座城市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收入。由於這是一座旅遊城市，夜生活非常豐富多彩。只是由於時間非常緊迫，加上白天的勞累，他們躺下便呼呼入睡，未能欣賞這座山城的夜景。

　　離開桂林，他們買舟南下陽朔。俗話説：“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如果説桂林是灕江上的一顆明珠，陽朔就是她的一顆寶石，陽朔更以喀斯特地貌而著稱。

　　從桂林到陽朔大概是兩個小時的行程，兩岸青山叠翠，江水清澈見底，河上不時劃過打漁的竹排，上面停落着魚鷹，世世代代生活在灕江上的蛋民就用這種古老的捕魚方式養育自己，并且培養了别具一格的蛋民文化。聽説這裏的蛋民是百越族的後裔，他們世代以小船爲家，畜養着有很高捕魚本領的魚鷹，哪怕是重達數十斤的大魚，幾只魚鷹就可以把它抬出水面。漁民只要把魚鷹放入水中，一般都有收穫，但是魚鷹咬傷的魚，有一股令人不愉快的味道，所以很多人都不願意買由魚鷹捕獲的魚類，倒還是漁網捕獲的河魚得到顧客的青睞。

　　快到陽朔的河面，河岸兩旁就有不少以經營河鮮爲品牌的大排檔，大聲呼唤上岸的遊客。他的注意力都被兩岸的連綿不絶的峰林和它水中的倒影所吸引，而無暇顧及他們的吆喝。灕江的水勢有的地方非常湍急，水底下聳立着一個又一個的礁石，歷史上有不少船隻因爲觸礁而沉没。灕江的整治成爲當地航行和觀賞風景的一件大事，也有不少地方官員熱心這種公益事業而爲當地人所景仰和懷念。

　　灕江作爲一條喀斯特風景綫，和桂林、陽朔緊緊地連結在一起。到了陽朔，他們在穿行於碼頭上熙熙攘攘的旅客當中，大約長達一公里的碼頭兩邊都擺滿了販賣旅遊工藝品的攤檔，這些狡黠的小販們不斷地揚着手裏的假玉器、珠子、古玩等，向旅客兜售。

　　他們全然不理會這些人的招徠，像游蛇一樣在旅客中穿行。在找到了歇脚的旅館以後，隨即趕往陽朔的大街，觀賞這座風景冠於桂林的山城。由於陽朔正好在湘桂走廊的中央，又是西通柳州的水陸交通的一個樞紐，歷史地位非常重要。遠的不説，抗戰時期，有很多流寓桂林的文化名人來到陽朔，在這裏考察山川形勝，有的作畫，有的寫詩，有的演戲，成爲抗戰大後方桂林附近的一個重鎮。著名的畫家徐悲鴻長期住在陽朔，繪下了很多名畫，至今還保留着他的舊居，現在已經成爲當地一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是由於資金和管理的問題，這座著名的歷史建築顯得非常冷清，只有那些慕名而來的，或者有文化眼光的遊客才會在這裏留下他們的脚印。

　　陽朔城面積不大，但熱鬧非凡，其中有不少是來自世界各地，特别是西方的遊客。當地人把這條洋人經常光顧的大街，命名爲“洋人街”。街上擺賣的很多都是旅遊工藝品，特别是富有民族風情的圖畫、書法、文房四寶和竹木編制的工藝品。露天開放的咖啡館、酒吧，非常觸目。走在大街上，不時會看到三三兩兩的外國男女，他們在烈日下，很多是穿着背心，在熱帶的陽光下，皮膚曬得黝黑黝黑的，有的全家大小在大街上盤桓，和當地的店主人討價還價。當地的土特産，特别是富有文化品位的布畫、服裝、草帽等最爲搶手。不時穿梭走動着一些打扮入時、操着生硬的外語的應招女郎，也有些受雇於洋人，從事翻譯和導遊。這條數百米長的大街大概有幾百名洋人，他們有的還長期住在這裏，從事采風、從事人類學、民族學等的田野調查和研究，把陽朔作爲嶺南民俗風情的一個研究基地。

　　他們在當地人力車夫的帶領下，參觀了附近的喀斯特溶洞。這裏的溶洞非常發育，裏面無非是一些石笋、石柱、鐘乳石之類的景觀，但連綿不絶的峰林和喀斯特窪地，搆成了一個特有的喀斯特地貌區，歷史上很多旅行家都把陽朔作爲一個考察對象。明代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就到過陽朔，并且在他的《徐霞客遊記·粤西游日記》中留下了非常寶貴的文字，風光至今猶在，爲陽朔名勝。要弄清珠江的地質史和文化史，陽朔是一個不可少的觀測點。他們在往返於陽朔的公路上，看到一隊又一隊由三五個洋人組成的自行車考察隊。他們挎着厚重的背囊，弓着全身，沿着通往桂林的公路作長途旅行。他們大多數人頭戴着旅遊帽，女人也只穿着背心和短褲，白中泛紅的膚色顯示出他們健壯的體格。他們也不時地向當地的人揮手致意，田里干活的農婦、路邊的牧童、挑擔的農夫，對他們一點也不感到陌生，也没有人對他們有什麽好奇，想見陽朔人對外國遊客已經司空見慣，對他們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慣和文化的品格采取一種兼容、非常和平友善的心態，也許由於這個原因，陽朔成爲遠方客人最樂意去的地方之一。

　　司徒特别注意陽朔城裏的小巷，看到那些古老的木屋，裏面有些是深宅大院。這些木屋一般的門面都當作商店，裏面和樓上作爲主人的卧室和日常活動的空間。有些小巷寬只有1到2米，很多是用河裏的鵝卵石鋪成的小路，深巷裏也不時走動着這些外國人的身影。

　　第二天他們即趕往廣西工業重鎮柳州。柳州是湘柳運河附近的一個城市，也稱龍城，作爲廣西僅有的兩座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另一座是桂林）。柳州呈一個半島形狀，爲柳江所包圍。它現在是廣西最大的工業城市，汽車、柴油機和其他機械産品蜚聲全國。在上世紀70年代前後，柳州生産的汽車奔馳在全國的公路上，現在在很多國營企業不景氣的背景下，柳州仍然以它高質量的産品支撑着廣西的地方經濟。

　　柳州之所以聞名，更在於它的歷史文化。從唐代起，它是流放貶官罪臣的蠻荒之地，歷史上那些在政治上敗北的官員、文人墨客有很多是流放到這個地方的。唐代著名的文人柳宗元就流放在柳州，名義上是柳州刺史，實際上是一種流放在處分。柳宗元身處逆境，在柳州做了不少好事，比如釋放奴隸，改革當地一些人迷信和野蠻的風俗習慣，使當地的社會文化發生很大的改變，特别注意緑化，廣種楊柳，當地人把柳宗元在柳州修築的堤壩稱爲“柳堤”，不少詩歌都讚揚柳宗元在柳州之作爲的。當地人還寫不少種柳、戲柳的詩篇，裏面説到“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漫步柳堤的人看到這裏婀娜多姿的楊柳，他們都會想起柳宗元，不由自主地讚嘆：“啊，柳州的柳！”

　　司徒沿着柳州城外，信步於柳江邊，對這位著名詩人在柳州的政績和他留下的千古名作，浮想聯翩，饒有興趣地走訪了當地的政協、博物館和文聯、地方史志辦公室等有關部門。當地的人特别好客，不但熱情地給他們解答了各種問題，還饋贈他們大批當地的文史資料，爲他創作《珠江傳》提供了豐富的養分。柳州可以説是這次珠江之行收穫最豐的一座城市，後來在《珠江傳》裏花了很多筆墨來描述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績和他的文化貢獻。

　　和柳州的關係密不可分的，在柳州還有一條連接桂江和柳江之間的著名運河。這是中國第一個女皇帝武則天當政的時候，爲了溝通桂江和柳江，縮短東西之間的交通旅程的重大措施，即湘柳運河，又稱相思埭。這條運河興建的歷史和它的功績、關於她的歷史文獻，遊人墨客的酬唱雖不及靈渠那樣豐富多彩，但她這個富於浪漫色彩的名字，將撩起人們對她那久遠、輝煌歷史的遐想和回憶。雖然因條件所限，司徒在柳州未能親往考察，但根據已有文獻資料，在《珠江傳》中以“相思埭興衰越千年”爲題，曆數這項水利工程對開發廣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貢獻，其中有不少文字是讚揚武則天皇帝的。

　　離開柳州這座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他們乘火車直下廣西首府南寧。這座左、右江出口處城市，從宋代開始就是對雲南、四川、越南交易的重鎮，“茶馬古道”所經，尤以馬匹、海産品、手工業品等博易聞名。民國初和建國後，南寧成爲廣西首府。他們沿着邕江沿岸考察這座城市的自然、人文風貌。邕江河谷下切很深，至少20～30m，沿岸修成階梯狀，成爲市民納凉、賞景的好去處。時值盛夏，南寧酷熱難當，比廣州炎熱得多，入夜，市民都涌到江邊消暑。1958年1月，毛澤東主席暢遊邕江紀念亭座落在江邊，爲遊人仰止。南寧工商業發達，但歷史文化遺迹遺址較少。他們走訪了廣西壯族自治區史志辦，受到熱情接待。原來史志辦一位副主任是中大地理係畢業的，他給司徒提供了不少志書和相關材料。走在馬路上，但見摩托車川流不息，被紅燈分隔成若干個强大的方陣，頭盔涌涌，蔚爲壯觀，但失於管理，摩托車横冲直撞，險象横生，可以説南寧是全國最大的一個摩托車王國。

　　在這差不多半個月的珠江部分河流和城市的考察中，司徒雷厲風行的作風、强健的體魄和緊凑的安排，不但克服了野外考察的種種困難，而且滿載而歸。

　　他們在當地收集的大批資料，在回校不久不斷地從桂林、柳州、南寧和陽朔等城市寄來，爲《珠江傳》的寫作奠定堅實基礎。考察結束以後，他全力投入了室内的工作。爲了更全面瞭解珠江歷史文化，他經常出入於設在廣州的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員會、廣東省水利廳、廣東省博物館，以及與珠江歷史文化有關的部門，走訪了水利專家、水文專家，民俗學家、人類學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等，在收集了大量的文字、圖片、實物的資料以後，開始了緊張的寫作。

　　2000年4月，洋洋數十萬字的《珠江傳》的手稿寄到了河北大學出版社。即從動筆到脱稿，只用了半年多時間，可謂焚膏繼晷、一氣呵成。編輯看過全文以後，作了完全肯定的答復。司徒爲了尊重版權，對裏面所引用的一幅照片、一張地圖，都給攝影者或者作者寄了徵求意見的信件，在征得對方的同意以後，才引進書中。

　　2001年伊始，司徒這部39萬字的著作，連同《黄河傳》、《長江傳》、《運河傳》等一起在河北大學出版社面世。作爲中國出版史上第一套“大江大河傳記叢書”，很快獲得了同行和讀書界的高度評價。中央電視臺還采訪了叢書的部分作者，並在黄金時段播出了采訪的畫面和傳記中的一些風光照片。《光明日報》、《中華讀書報》等傳媒還爲這套叢書作了專門推介，約請北京大學等歷史文化的評論家，就這套叢書的内容、體例、寫作特點等發表了意見。這年夏天，在北京舉行的全國書市上，這套叢書備受書商歡迎，不久即暢銷於全國各地主要的書店。

　　司徒寫的《珠江傳》更不例外，它一面世，廣東各新華書店，如廣州天河書城、廣州古籍書店、廣州市新華書店、學而優書店、南沙的德品堂等都通過不同的渠道訂購。司徒後來出差到北京、昆明、杭州、上海、厦門、海口等地，親自到這些城市大型的書店都轉了轉，到《珠江傳》和這套叢書的其他作品整齊的擺在書架上，店員都反映這套書銷路看好，贏得很多讀者的青睞。由於這本書是在北方出版的，一些書店没有進貨，熱心的讀者不時通過電話向作者索求。爲了滿足他們的需求，司徒用稿費購買了200册，滿足了讀者的要求。這本書出版以後，引起了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和廣東省政府參事室的高度重視，在書出版當年五六月份，把它作爲“珠江文化叢書”的一種，在廣州最大一家賓館廣東酒店裏舉行了一個首髮式。來自全省各主要文化部門的文化名人都出席了，不少人發表了書評。《嶺南文史》2001年第2期發表了《新著評介》專號，刊登了這部書的評價論文。

　　這其中有中山大學著名歷史學家張榮芳教授《熱情撼山河，流筆寫春秋》一文，指出司徒“以情有獨鐘的感情，多學科知識融會貫通的博雅，蘸滿熱情的大手筆，描繪多彩的珠江的自然景觀及其豐富的人文内涵”，“作者長期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區域文化地理、地理學史的研究。地理學造詣甚深，近年對嶺南歷史文化的研究，創獲頗豐，幾部著作相繼問世。作者涉獵甚廣，知識面瞻博，涉及到的各個學科的知識，能娓娓道來，語言生動流暢，一氣呵成，渾然一體”。

　　華南理工大學教授、作家譚元亨在《尋找珠江的文化品格》中認爲，讀到司徒《珠江傳》，終於找到“一個比較完整的、貼切或中肯，且頗爲雄辯的答案”，即珠江文化是一種海洋文化的風格。

　　著名作家、詩人洪三泰從文學視角，以《母愛萬古流》爲題，熱情謳歌，“爲珠江作傳，是神聖的”，作者“詩人的氣度使珠江靈動。哲人的思想使珠江智慧。科學家的作風使珠江厚實”，“爲珠江立傳，功德無量。我們可以坦言：珠江，是我們的母親，她是具有極其深厚文化底藴的善良、勇敢、永遠不敗之地的母親。我相信，母愛萬古流”。

　　而著名歷史學家、中山大學黄啓臣教授則以《一部創新的歷史地理著作》爲題，指出《珠江傳》的内容，“遠遠超過以往寫珠江的著作。它是以珠江爲載體，綜合地理的、環境的、生態的、歷史的、經濟的、文化的、民族的、社會的、民俗的等多個學科的内容，展示珠江文化的博大精深，體現了珠江文化的歷史厚度、深邃和魅力，從而顯示了珠江母親的寬廣襟懷”。黄教授還特别提出“作者運用了史學大師陳寅恪教授的‘以詩证史’的方法，有意識地在每一關鍵問題論证時，恰如其分地選擇174首名詩人的詩作爲進一步證明，把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的資料糅合在一起，大大增强了論证的説服力，同時也大大增加了本書的文采”。

　　2002年9月，香港《中國評論》雜誌以《爲珠江立傳第一人》爲題介紹了作者其人其書。這部作品2002年又由臺灣高雄的宏文館以竪排繁體字版出版，以“全中國第一部爲母親河珠江立傳的著作”向全國讀者推介，作爲對這部書的一個總結。同年1月，《地理學報》刊登廣州地理研究所李平日研究員《歷史地理學與文化地理學融合的探索》評論文章，指出該書“展現了歷史地理學與文化地理學渾然融合的精妙，讀來引人入勝，不忍釋卷。它具有三大特點，一是用地理考察發現新材料，如唐代武則天時修築的相思埭，用優美的文筆獻給讀者；二是善用古人筆記、詩詞、故事等復原當時珠江的風貌；三是可讀性强，不但言之有據，而且讀起來興味盎然。”

　　這部書印數爲8000多册，四年過去，已銷售一空，但仍有讀者不時致函作者或出版社購買這部書。它的藝術、它的豐富的内涵、迷人的魅力，吸引了很多讀者，得到來自各方面的高度評價。著名的語言學家中山大學葉國泉教授説，這部書每一部分都是一個完整的、獨立的情節，它們連接起來又搆成一個整體，在作者筆底下寫盡了珠江的歷史文化，其中一個最大特點是一個“情”字。這裏指的是激情，作者懷着一種真正是把珠江當作一位偉大的母親，以一種兒女對母親的養育之恩的感激之情，寫出了對珠江無限的熱愛，字裏行間洋溢着作者的感情，他的筆端揮灑着激動的眼泪。這位語言學家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評價這部書的一個“情”字，作爲概括他的激情和文字的優美是最恰當不過的。2002年，廣東電視臺拍攝20集電視片《祝福珠江》即將《珠江傳》列爲主要參考書目。近年有關珠江文化報導，許多基本資料和主要學術觀點都淵源於這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