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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海雄風 氣貫長虹——廣州“四地”概述

  南海之濱的東方明珠——廣州,是一座具有二千多年曆史的文化名城。古代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近現代廣州,是中國民主革命策源地;當代廣州,是全國改革開放前沿地;在區域文明史的進程中,廣州又是嶺南文化的中心地。

  2001年8月,市委、市政府召開“廣州市第六次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明確提出要研究廣州“四地”的課題,深入挖掘和優化整合歷史文化資源,建設現代化中心城市文化體系,以提昇廣州的文化形象和文化品位。據此精神,廣州炎黄文化研究會與其他單位合作,從2002年1月至2006年初,依次召開了“海上絲綢之路與廣州港”、“中國民主革命策源地與廣州文化”、“改革開放前沿地與廣州文化”、“嶺南文化中心地與廣州文化”等廣州“四地”學術研討會。這一系列的文化學術活動,突顯了廣州作爲國務院第一批公佈的歷史文化名城的形象,向世人昭示了廣州的歷史文化原來如此絢麗多姿,璀璨奪目!

  通過學術研討,弄清“四地”的歷史成因與内涵,發現了一些被塵封的史迹,澄清了一些學術上的疑難與論争問題,使人們進一步認識到廣州歷史文化底藴的深度與厚度。

  一、古代廣州 “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

  “絲綢之路”是二千多年前,中國與歐亞非國家進行絲綢貿易、後成爲經濟文化交往主要通道的代稱。“絲綢之路”有陸路與海路之分,前者的發祥地在長安(西安),後者的發祥地在番禺(廣州)。

  據史籍記載,秦漢時期,番禺已成港市,並稱中國九大都會之一。粤地“處近海,多犀、象、玳冒、珠璣、銀、銅、果布之凑,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1〕東漢,番禺已發展成爲對外貿易港口。三國吴黄武五年(226),分交州爲交、廣二州,廣州治所在番禺。從此,以廣州爲啓航港的“海上絲綢之路”確立,對外貿易蓬勃發展。這首先體現在航綫的海程以廣州爲計算起點;其次,各國商貨從大秦(東羅馬帝國)經印度支那半島沿岸雲集廣州,大秦等國所需絲綢亦由廣州輸出。“中國與羅馬等西方國家之海上貿易,要以廣州爲終止點;蓋自紀元三世紀以前,廣州即已成爲海上貿易之要衝矣。”〔2〕至魏晋南北朝,廣州成爲“海上絲綢之路”始發大港。這一時期,到廣州經商有大秦(東羅馬)、天竺(印度)、獅子國(斯裏蘭卡)等15個國家和地區。

  唐宋時期,廣州發展爲“海上絲綢之路”第一大港和世界東方大港。由於政府實行對外開放貿易政策,並允許私人出海貿易,海路通商貿易空前繁榮。據唐人賈耽在《皇華四達記》記載,唐代“海上絲綢之路”航綫有兩條:一條是從廣州起航到日本;另一條是從廣州起航經南海、印度洋沿岸到達紅海地區。後者稱爲“廣州通海夷道”,是當時從廣州出海直到波斯灣、東非和歐洲的“海上絲綢之路”,全長14,000公里,這是16世紀前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綫,標誌着廣州港口在“海上絲綢之路”的首要地位。其時,廣州“江中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3〕當時的廣州,享有“雄藩夷之寶貨,冠吴越之繁華”的盛譽。宋時仍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加之西夏佔有河西走廊,陸上絲路受阻,政府更倚重海上絲路,對外交往通商以海路爲主。廣州作爲“海上絲綢之路”第一大港的地位進一步加强,宋王朝在廣州設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海關——提舉市舶司,初由知州兼任市舶使,後由朝廷任命專職官員,負責外貿管理。其管轄範圍包括雷州、徐聞、瓊州等地的對外貿易,以後歷代相沿此制。

  元代,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第一大港的地位雖面臨崛起的泉州挑戰,但廣州對外貿易的頻仍與繁盛未受影響。元王朝多次派遣廣東招討使前往東南亞、南亞訪問,以圖發展對外貿易。據元人陳大震所撰大德《南海志》記載,來廣州貿易的國家和地區有140多個,占元代全國對外貿易的國家和地區總數64%,超越宋朝時三倍以上。

  明清時期,朝廷對海路取時開時禁,只許廣州對外開放的特殊政策,使廣州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環球貿易的唯一大港。明世宗嘉靖元年至穆宗隆慶元年(1522~1567),因倭寇入侵,政府實行海禁,撤消寧波、泉州兩地市舶提舉司,廣州成爲全國唯一對外開放港口。清高宗干隆二十二年(1757),朝廷因西方殖民者在中國沿海從事非法活動而實行海禁,撤消江、浙、閩三海關,獨保留粤海關,廣州再次成爲唯一對外開放港口,並特許十三行商人統一經營全國對外貿易。這種狀况,使廣州成爲明清時期“朝貢貿易”與市舶貿易最重要的口岸。從廣州起航到世界各國貿易的商船大增,外國商舶來廣州貿易更是不可勝數。干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1749~1838),到廣州貿易的外國商船達5266艘,平均每年近60艘〔4〕。由此,廣州進出口貿易商品量值不斷增加,干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七年(1758~1837),向粤海關納税後貿易商品總值達白銀422,716,895兩〔5〕。廣州,時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庫”之譽。

  對於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和第一大港的地位,學界及不同地區的人們或有不同的看法。這並不奇怪,只要能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去研究歷史,終將會取得共識。馬克思説:“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的過程”〔6〕。應當把“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闢以及航綫上各港市的形成,看作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而廣州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的獨特地位,正是在這種歷史過程中形成,而不是由什麽人任意編造出來的。因爲廣州這種地位形成有其獨特的地理、歷史與人文社會的條件。如有豐富的海洋國土資源,廣深的經濟腹地,城市有悠久的商都歷史和市民有濃烈的重商意識,加之歷代王朝尤其明清對廣州開放的特殊政策等等。這些條件的總和,决定廣州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而“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和第一大港的地位,是這種“自然歷史的過程”一個鮮明的標記。

  二、近現代廣州 中國民主革命策源地

  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争開始,在中國近代史上發生的重大社會政治變革運動,其中心人物及事件的發生、發展過程,無不與廣州發生緊密的聯繫。從洪秀全、康有爲到孫中山,他們震驚中外的起義、變法、革命活動,使得廣州的政治舞臺成爲中國近現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廣府花縣人洪秀全,本是一介塾師,早年深受儒文化熏陶,視科舉爲正途,後因科場腐敗,四度赴考失意,才萌生反清之志。他在廣州研讀了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的助手樑發編寫的《勸世良言》後,與表弟馮雲山、表兄李敬芳、族弟洪仁玕創立拜上帝會,宣傳獨尊上帝的教義,發展信徒會衆。於1844~1846年,寫出《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等著作。1847年3月,他在廣州浸信會參加美國傳教士羅孝全的聖經班後,又寫了《原道覺世訓》和《太平天日》兩篇代表作。以經過他演繹的基督教教義思想灌輸給他的信徒,進行反清宣傳活動。終於,1851年,洪秀全在廣西金田發動農民起義,所向披靡,兩年後攻克南京,建立太平天國政權。太平天國運動席捲半個中國,歷時18年,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戰争,以迅雷狂飈之勢給予清王朝以沉重的打擊。雖然在洪秀全成爲“天王”後終未能跳出“皇權定律”,但在他的教義思想和攻克南京後頒佈的《天朝田畝制度》以及干王洪仁玕所撰的《資政新篇》中,不僅看到反對封建專制統治和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并且還透射出西方資本主義政治與經濟文明的一絲曙光。

  廣府南海人康有爲,19歲到廣州師從嶺南著名理學大師朱次琦三年,受朱師治學旨在經世致用的影響,鄙棄繁瑣考據漢學,立下救世大志,覽盡群書,鑽研經世致用學問。1879年,康有爲到香港遊覽,此行令他眼界大開,對西學産生濃厚興趣,“乃復閲《海國圖志》、《瀛環志略》,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爲講西學之基矣。”〔7〕這是康有爲自覺努力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開始。1882年,他赴京會試途經上海,大購西書以歸,此後十年間,系統研讀了西方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書籍,爲其維新變法思想體系形成奠定基礎。1891年,康有爲在廣州長興裏創辦“萬木草堂”,采取新式教學體制和教學方法,教學内容既有中學,也有西學,先後培養了千餘名新式學子,成爲“維新志士的摇籃”。1859年,康有爲與樑啓超赴京參加會試,發動轟動全國的“公車上書”,揭開了戊戌維新變法的序幕。康有爲先後七次上書,促使光緒皇帝下决心變法,頒佈“定國是”詔,接連60多道變法“上諭”,内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諸方面。“變法”雖以失敗告終,但康有爲倡導的維新變法運動深入人心,在全國産生巨大影響,冲破了封建政治思想的箝制,成爲導致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啓蒙運動,客觀上也爲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爆發埋下了導火綫。

  廣府香山人孫中山,中學和大學時代曾系統接受西式近代教育。他目睹帝國主義列强入侵,清政府賣國、腐敗,早期曾抱着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與民主政制改造中國的宗旨,當他在1894年到天津上書李鴻章失敗後,决然摒棄改良主義幻想,走上武裝反對清王朝的民主革命道路。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創立中國最早的反清革命團體興中會,首次提出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資産階級民主共和國的理想。次年10月便在廣州發動首次武裝起義,建立秘密機關數十處,聯絡防營、水師和附城會黨,以陸皓東設計的青天白日旗爲起義旗幟。乙未廣州起義雖因事洩流産,却是孫中山武裝反清鬥争的起點。1905年8月,孫中山與黄興等人在日本 東京創立中國第一個資産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宗旨;並在《民報》發刊詞中首次提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確立了中國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綱領。1906~1911年,同盟會在嶺南地區先後八次發動反清武裝起義,其中尤以1911年4月(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黄花崗之役影響最大,直至同年10月武昌起義勝利,推翻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延續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辛亥革命勝利果實被袁世凱篡奪後,孫中山又高舉護法旗幟,於1917年、1921年和1923年,先後三次在廣州建立革命政權,爲捍衛民主共和制度,與封建軍閥進行不屈不撓的鬥争。當他第三次回廣州重建陸海軍大元帥府大本營時,深有感觸地説:“十三年以前,我們都是用廣州做革命的起點,廣州是革命黨的發源地,是很光榮的。我們想再造民國,還要這個有光榮的地方做起點,好比做新屋一樣,須選定一個好屋基,廣州就是我們創造新民國的好屋基。”〔8〕 

  陳炯明叛變後,孫中山决心接受共産國際和中國共産黨的幫助,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推進國民革命。1923年4月,中共中央由上海遷到廣州。同年6月,中國共産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出席這次大會的有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蔡和森等30多人。大會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决案》等决議案,確定國共合作的方針,决定共産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幫助國民黨改組。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標誌着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實現。國共合作實現後,各地革命志士紛紛奔赴南國,廣州成爲國民革命運動的中心和根據地。

  廣州成爲中國近、現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是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有着深刻的歷史成因。

  廣州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展較早、較快,明清時期,已是具有世界影響的商業大都市。隨着商品經濟發展,封建的自然經濟逐步瓦解,其腹地珠江三角洲,也突破了小農經濟的模式,朝着農業商品生産的方向發展。鴉片戰争後,外國資本不斷輸入和洋務運動興起,促進了廣州近代工業的發展。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主義工業企業——繼昌隆繅絲廠,中國民族資本創辦的第一家電燈公司——廣州電燈公司,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火柴廠——巧明火柴廠等民族資本企業,相繼在廣州地區創辦。廣州地區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及其發展,要求打破封建制度的束縛;隨着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新興民族資産階級和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臺。這便是廣州成爲民主革命策源地和大革命根據地的社會經濟基礎。

  廣州是中國被西方列强最早入侵的地方,廣州人民遭受侵略禍害最慘烈。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争爆發,英軍在廣州地區大肆燒殺,姦淫擄掠。1856年,英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争,翌年英法聯軍攻陷廣州城,商店民居均遭洗劫,火燒十三行千餘户,城内外難民遍地,慘不忍睹。廣州地區人民,又是最早自發進行武裝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鬥争。1841年,三元里人民的抗英鬥争,震驚中外,是中國近代史上人民群衆第一次自發的大規模武裝反對侵略者。1843~1849年,廣州人民堅持長達七年反對英國侵略者進入廣州城的鬥争,終於取得勝利。1854年,廣州地區爆發大規模的天地會洪兵起義,圍攻廣州城,清政府與英國侵略者勾結,“借師助剿”,鎮壓起義軍。1858年,英法侵略軍攻陷廣州城,組成“聯軍委員會”,讓投降了的廣東巡撫柏貴照常供職,維持殖民統治,這是近代史上外國侵略者在中國製造的第一個傀儡政權。備受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者雙重壓迫,促使廣州地區人民普遍政治覺醒,敢於反抗鬥争,并且孕育出一代代敢於帶頭“造反”的先進人物。這是廣州所以成爲民主革命策源地的政治環境。

  鴉片戰争前後,廣州成爲西學東漸的主要通道和中西文化交匯的要衝。隨着西方列强政治、經濟侵入,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以前所未有態勢擴展它的地盤和影響,使廣州文化全方位置於西方先進文化的參照係中。歐洲從文藝復興到爆發一系列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資産階級革命,民主主義已成爲西歐各國思想文化主潮。深受西方文化浸潤的近代廣州文化,具有鮮明的民主主義思想特徵。嶺南地區,由於地理和歷史的緣故,封建傳統文化本來已較澹薄,一旦民主主義思想文化生成,便對封建正統産生很强的反叛性。其集中表現,就是嶺南地區的先進分子,無論是社會改良主義者還是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派,在民族危亡的關頭,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在民主主義思想文化啓蒙下覺醒,向封建專制統治發出有力的投槍。從洪秀全、康有爲到孫中山,他們能够超越傳統文化導向,敢於“離經叛道”,帶頭發起驚天動地的鬥争,正是體現了廣州(廣府)文化中民主主義思想的先導作用。由此可見,廣州所以成爲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是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

  三、當代廣州 全國改革開放前沿地

  1979年7月,中央賦予廣東省采取“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權限。廣州作爲廣東的省會市,因而能在全國城市改革中先行一步,率先探索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對外貿易。1984年4月,中央把廣州列爲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同年10月,又批準廣州爲計劃單列市,給予廣州相當省一級的經濟管理權限。這使得廣州市能更靈活、有效地運用“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的各項政策,實施沿海經濟發展戰略,興辦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充分發揮毗鄰港澳和華僑之鄉的優勢,積極引進外資、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迅速發展外向型經濟。與此同時,廣州的經濟體制改革從局部的單項改革向綜合配套改革的方向發展。例如:率先改革所有制形式,積極扶持個體龢民營經濟,發展“三資”企業,爲以公有制爲主、多種經濟共同發展探路;改革分配制度,以按勞分配爲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構建按勞分配與按生産要素分配相結合的社會分配體系;改革商品流通體制,形成多渠道、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商品市場,尤其率先放開農副産品價格,激活農貿市場之舉,在全國産生很大影響。等等。

  1988年,經歷了三年經濟治理整頓和全面深化改革時期。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廣州市幹部和群衆的思想進一步大解放,掀起新一輪改革開放熱潮。市委、市政府根據中央和省的部署,制定1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總體發展規劃,確立在全國率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到2000年“九五”計劃完成時,廣州市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市國内生産總值達2375.91億元,年增長13.1%,增幅躍居全國十大城市首位;人均生産總值達3.43萬元,達到上中等發達地區水平,實現了小康向初步富裕階段邁進。20年的發展歷程説明:廣州不愧是改革開放的前沿地,以其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巨大成就,向全國展示了豐富多彩的可資借鑒的經驗。

  廣州爲什麽能够成爲改革開放前沿地,對全國的改革開放起着試驗和示範作用呢?前提條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綫和戰略决策正確,并且把廣東(廣州)作爲改革開放試驗地區,賦予改革開放先行的特殊政策。此外,就是廣州的自然和人文條件,藴含着其所以成爲改革開放前沿地的巨大優勢:

  (一)河、海港兼備的地理優勢與一脈相承的對外開放貿易傳統

  廣州位於西、北、東三江匯流入海處,兼備河、海港之利。珠江横貫市區,河港與省内衆多河道相通,形成縱横交錯的内河航運系統,廣闊的珠江流域及其富饒的三角洲,成爲廣州經濟發展的腹地。珠江口天然航道與南海相通,南海航道是我國遠洋航行的必經通道,廣州成爲我國通往南亞、西亞、非洲、歐洲國家航程最近的貿易大港,由廣州出發的遠洋航綫,可通世界五大洲的130多個國家和地區。河、海港兼備的區位優勢,不僅可使廣州與發達的陸空交通聯結成爲華南最大的交通運輸樞紐,并且是珠江流域各港口和近海、遠洋的貨運物流集散地。加之廣州自古以來是“海上絲綢之路”最大口岸和世界著名的東方港市,二千多年來對外開放、對外交往與對外通商貿易從未中斷,直至新中國成立後已舉辦了一百届的“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對外開放、貿易一脈相承。這種歷史地理條件,使廣州占盡天時地利,成爲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前驅。

  (二)著名的華僑之鄉與毗鄰港澳的優勢

  廣州是全國華僑最多的城市,祖籍廣州的海外華僑與外籍華人有近60萬,他們分佈於世界90多個國家和地區。廣州籍的港澳同胞有近百萬,廣州與港澳地緣貼近,人緣相通,三地之間聯繫緊密,交往頻繁。由於旅外僑胞和港澳同胞衆多,廣州與港澳地區和海外華人社會,形成一種特殊的人文關係,使廣州常得海外風氣之先,對廣州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産生重大影響。在歷史上,華僑與港澳同胞對廣州的城市建設和經濟、文化發展有過許多貢獻;解放後,他們依然關心着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廣州與港澳地區和海外華人社會的聯繫,成爲中外經濟、文化聯繫的橋樑和紐帶。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華僑與港澳同胞更是熱心在引進外資、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據1999年《廣州年鑒》載:1998年共有46個國家和地區前來投資,其中香港的合同投資額爲13.4億美元,占全市合同外資額的54.7%;又據2001年《廣州年鑒》載:到2000年底,廣州累計批準境外企業203家,其中港澳企業有81家,占總數近40%。可見,僑鄉與毗鄰港澳,使廣州盡得人和,成爲改革開放前沿地得天獨厚的條件。

  (三)廣州文化精神的原動力作用

  廣州成爲改革開放前沿地,與廣州文化精神密切相關。廣州文化,具有開放、兼容、務實、嬗變的特質,這些文化特質,經過長久的傳承發展,形成一種代表其總體價值取向的文化精神——與時俱進性。與時俱進的文化精神,與封閉自矜、因循守舊、凝滯不前的保守思想相對立,其品格特徵是:不甘落伍於時代,開拓進取敢爲天下先;不甘封閉與禁錮,力争與世界歷史潮流融匯。

  與時俱進的文化精神,對於廣州成爲全國改革開放前沿地産生何種影響?具有决定意義的主要體現在這幾方面:其一,促進廣州地區率先完成由傳統農業文化向現代文化轉型,使廣州人的思想觀念和行爲範式得到更新换代,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營造了寬鬆、協調、穩定發展的人文環境。其二,促使廣州人首先在理論上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行性,並在實踐上突破計劃經濟的模式,從而對全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起了先導和示範作用。其三,引領着廣州人敢於帶頭在經濟、文化諸領域進行體制改革試驗,向内地提供範式;並在不斷加大改革開放力度、全面深化改革的發展過程中,成爲全國綜合改革和全方位開放試驗地區。其四,驅動着廣州人率先大膽引進外資、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貫徹實施沿海經濟發展戰略,積極發展外向型經濟,從而在探索國内經濟發展與國際經濟全球化接軌方面起着先導作用。

  四、文明昌盛的廣州 嶺南文化中心地

  嶺南文化,與齊魯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等地域文化,同是燦爛的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嶺南文化包含廣府文化、客家文化、福佬文化,以廣府文化爲主體。以珠江三角洲爲主要區域範圍的廣府文化,又以廣州爲中心地。廣州歷史上因曾爲“廣州都督府”、“廣州府”治所而俗稱“廣府”。所以,“廣府”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指明時轄16州縣、清時轄14州縣的廣州府,狹義指“省城”的廣州。唯此,這裏所論及的廣府文化與廣州文化,其概念是相通的。

  廣州是嶺南地區歷代郡、州、府、省的治所,從秦代作爲南海郡治起,歷經廣州、廣州都督府、廣州路、廣州府及嶺南道、廣南東路等治所沿革。新中國建立後,又是廣東省省會所在地。并且,廣州還是封建古都之一,南越王趙佗、南漢王劉岩和南明紹武帝,曾在此建立封建王朝,三朝十主,共148載。其中尤以南越王趙佗影響最大,傳五世,歷時93年。“治所”和“古都”所在地,促進了政治、經濟、文化的集中和發展,使廣州歷來成爲嶺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大都會。

  地域文化是在特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嶺南與中原大地因五嶺阻隔,相對封閉、獨立,經濟、文化發展較中原遲晚;又因瀕臨南海,海路交通發達,很早便與海外有經濟、文化交往,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在繼承華夏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吸收外來文化精華,形成富有特色的嶺南文化。自西晋末年起,先後三次發生因戰亂使中原人口和文化大南移,大大促進了嶺南的開發。在開發嶺南的過程中,廣州發展成爲嶺南文化的中心地。公元前204年,趙佗在番禺(廣州)建立南越國都,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嶺南,使中原先進的生産工具和技術以及各種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開始大量傳入,中間經歷了兩晋南北朝漢越文化大融合,到唐宋時期廣府民係和廣府文化形成,這時候廣州文化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真正成爲嶺南文化的代表。鴉片戰争後,廣州成爲中西文化交匯的中心,廣州(廣府)文化成了一種窗口文化和通道文化。在這一過程中,“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廣州文化曾與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文化發生接觸,印度和阿拉伯的古代文明以及近代西歐、北美的宗教、哲學、文化、藝術、科學技術很早就傳入廣州,並被吸收改造成廣州傳統文化的一部份”。〔9〕其輻射範圍,已不止於嶺南的客家文化和福佬文化地區,而是遍及長江中下游的湖湘文化和吴越文化地區,以至跨越長江,播及中原大地。

  廣州成爲嶺南文化中心地,薈萃着嶺南文化的精華,體現在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領域各個方面。例如:

  文化教育方面。漢代番禺(廣州)作爲郡治,已開始設置官學和創辦學校,並提倡私人興學授徒。唐宋時期,廣州的文化教育有較大發展。唐代嶺南地方官學除設立府學、州學、縣學外,縣以下還設立鄉學、裏學等。宋代廣州已有書院,如宋寧宗時創辦的禺山書院,宋理宗時創辦的番山書院。明清兩朝,廣州的文化教育進一步發展。明代廣府新建書院46所,省城廣州更是全省書院集中之地,連同前朝所建共有29所。城内著名官立書院有崇正、濂溪、粤洲、五羊等;城外白雲、月溪、景泰三書院,爲鴻儒黄佐、黄衷、湛若水所創,常講學其間。清代廣府新建書院124所,連前朝建的有152所之多。城内書院林立,以粤秀書院最著名,是全省最高學府。兩廣總督阮元在廣州創辦學海堂,提倡獨立探討學問,是爲培養檏學人才的新型書院開始。此後菊坡精舍、廣雅書院等相繼建立,秉承學海堂宗旨,成爲廣東書院主流。廣州的官學、書院培養出大批人才,如陳澧、廖廷相、樑鼎芬等,這些人成爲嶺南教育和學術研究的骨幹。

  文學藝術方面。廣府(廣州)人文薈萃,嶺南的文學藝術創作,均以廣府(廣州)爲基地,其影響超越嶺南,遍及全國,享譽國内外。“嶺南的散文,其特點爲檏素平實,明白流暢,不事修飾,重在實用。”〔10〕如明代南海倫文叙(號迂岡),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連中會元、狀元,撰有《迂岡集》,“爲文宗韓(愈)、楊(雄),悠長宛轉,蔚有真趣”;〔11〕其長子倫以諒,撰《石溪集》,“爲文不求奇而理自足,句不求琢而格自工。”〔12〕清代作者衆多,著名的有順德温汝能(號謙山)撰有《謙山文鈔》,南海曾釗,撰有《面城樓文存》,番禺張維屏,撰有《鬆心文集》,順德樑廷柟,撰有《藤花亭文集》,番禺陳澧,撰《東塾集》,南海朱次琦,撰《九江集》等。康有爲和樑啓超是聞名全國的散文大家。康有爲的政治論文,内容充實,説理透徹,采用中外典故和排比句法,形成一種新的文風,其散文後人輯爲《康南海文鈔》。樑啓超學識淵博,才華卓越,倡導“文界革命”,其作品深受廣大讀者歡迎,輯有《飲冰室合集》。

  嶺南詩人衆多,尤以廣府爲最,詩作氣勢雄直,明人對於獨特的嶺南詩風,稱之爲“嶺南詩派”。清人洪亮吉的《論詩絶句》,盛贊廣府樑佩蘭、陳恭尹等人詩作,“尚得昔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明初,著名詩人孫蕡、趙介、黄佐、黄哲、李德,在廣州南園抗風軒組織“南園詩社”,世稱“南園五子”,孫蕡爲首,享“嶺南詩宗”美譽,其詩爲後人推崇。嘉靖年間,又有區大任、樑有譽、黎民表、吴旦、李時行嶺南五詩人,聚抗風軒,重結“南園詩社”,世稱“南園後五子”。“明末清初,廣州及嶺南詩壇興盛,新人輩出,又形成了屈大均、陳恭尹、樑佩蘭爲成員的‘嶺南三大家’,他們將廣州及嶺南詩歌的發展推向更加繁榮昌盛的新階段。”〔13〕

  嶺南的藝術接受中原各地及外來影響,又能結合本地特點,自成派系,獨具一格,富有濃厚的地方色彩。粤劇是嶺南四大劇種之一,流行於廣東、廣西的粤語區和香港、澳門以及美洲、歐洲、澳洲、東南亞粤語華人社區,影響最大,有“南國紅豆”之美譽。粤劇既繼承中國傳統的戲曲藝術,又深受西洋音樂、電影、話劇的影響,其藝術風格與内地的傳統戲曲明顯不同。唱腔有大喉、平喉、子喉,以梆子、二黄爲主,兼用大量曲牌和廣東民間説唱音樂。曲調有正綫、反綫、乙反綫,兼具慷慨激昂與哀怨悲嘆之感染力。伴奏除民族樂器外,還采用了小提琴、大提琴、薩克斯號等西洋樂器,增强了烘托唱腔和戲劇動作效果。服飾與舞臺布景花樣翻新、層出不窮。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著名粤劇演員薛覺先、馬師曾領衔演出了從美國電影、莎士比亞的戲劇和阿拉伯民間故事中取材改編成粤劇的《白金龍》、《璇宫艷史》、《賊王子》、《刁蠻公主戇駙馬》等劇目,轟動戲劇藝壇,反映了廣州文化善於吸納與兼容的特性。

  “嶺南畫派”的繪畫,與粤劇和廣東音樂並稱嶺南文化的三大特色。清朝後期,嶺南最著名畫家番禺人居巢、居廉兄弟,在廣州建“十香園”,居巢病故後,居廉在此設館授徒,培養了一批美術高才。上世紀初,在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影響下,廣州畫壇涌現了一批革新人物,以“居派”傳人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爲代表,創立了“嶺南畫派”。他們主張折衷中西,融貫古今,在繼承中國畫傳統技法的基礎上,吸收日本、歐洲畫法和攝影的優點,對傳統國畫進行改造;强調師法自然,重視寫生,注意畫面整體色調,色彩鮮麗;提倡繪新題材,認爲生活中各種新事物皆可入畫。從而,創造了内容與形式均有新意的現代化、民族化、大衆化的新國畫,使日漸脱離現實的中國繪畫獲得新生,“嶺南畫派”也由此享譽大江南北。

  現代西方醫學傳播方面。在引進西方先進的醫療技術,開辦現代醫療衛生事業和創辦現代醫學教育方面,典型地體現了廣州是嶺南文化的中心地,以及嶺南文化對於中國文化近現代化發展的先導作用。180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醫生皮爾遜到廣州傳授牛痘接種技術,廣府南海人邱熺學得此術後,在廣州專事施種牛痘十餘年。1823年,他編著《引痘略》一書推廣種痘術,各地相繼翻刻印行。1828年,廣府人將痘苗送至北京,在米市胡衕南海會館開設京都種痘公局,公開傳授種痘技術。從此,牛痘接種術便向全國推廣。

  1835年,美國傳教醫生伯駕到廣州,在十三行新豆欄設立眼科醫局,後發展爲博濟醫院,這是中國第一家西醫醫院。鴉片戰争後,外國人在廣州開辦的醫院逐漸增多,1897年,博濟醫院院長嘉約翰在芳村建立專門收容精神病人的惠愛醫院,成爲中國第一家精神病醫院。1900年,美國長老會委派女醫生富馬利在廣州西關創辦了全國首倡新法接生的柔濟醫院。此後,還有兩廣浸信會在廣州南關開辦的宏濟醫院、法國天主教會在廣州長堤創立的中法韜美醫院等。這些全國最早設立的西醫醫院采用先進的醫療設備和醫療技術,對中國近現代醫療事業發展有很大促進作用。例如:1844年,博濟醫院施行全國首例割治泌尿道結石手術;1847至1848年,相繼在外科手術中采用“乙醚”和“氯仿”麻醉;1875年,由該院院長嘉約翰施行中國首例卵巢腫瘤切除的剖腹手術等。

  西方醫學傳播,還通過創辦現代醫學教育得到推廣。博濟醫院、柔濟醫院和中法韜美醫院,曾先後在廣州開辦醫科學校。1865年,博濟醫院開設附屬醫校,1902年改爲南華醫學堂,成爲中國最早的西醫專科學校(孫中山曾就讀於此校)。南華醫學堂培養了中國第一批掌握西方醫學的醫生,他們把先進的醫療技術傳遍祖國各地。1907年,廣州西醫學界樑培基、陳衍芬、鄭豪等創辦了光華醫院和光華醫校,打破外國教會操縱西醫醫療事業的局面,開創了由中國人自辦西醫醫學教育的先河。

  除上述幾個方面,還有學術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建築文化、飲食文化,以及著名的“廣彩”、“廣綉”、“廣雕”等工藝美術和馳名中外的各種“廣貨”,不勝枚舉,這裏不一一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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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四地”從學術研討到叢書結集出版,集中了廣州地區以及外地許多專家、學者的智慧和凝聚了他們的心血。願廣州“四地”叢書出版,有助於廣大讀者對歷史文化名城廣州有更全面、深刻的認識,從而促進對廣州歷史文化遺産的發掘、保護、開發龢利用。在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的過程中,推進文化創新,賦予嶺南——廣府——廣州文化以時代精神。“尤其要注重整合廣州具有民族和世界意義的獨特歷史文化資源,使之更好地爲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和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服務,爲促進國内外文化交流和現代商貿、服務和旅遊業的發展服務,爲提昇廣州的文化形象和國際知名度服務”。〔14〕

  2007年1月於廣州麓湖畔

  注 釋:

  〔1〕《漢書·地理志第八下》

  〔2〕《廣東考古輯要·廣東得名考》

  〔3〕《唐大和尚東征傳》

  〔4〕樑廷柟:《粤海關志》卷24

  〔5〕樑廷柟:《粤海關志》卷10

  〔6〕馬克思:《資本論(第一捲)第一版序言》

  〔7〕康有爲:《康南海自編年譜》

  〔8〕孫中山:《孫中山選集》第574頁,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9〕《廣州的文化風格》,廣州文化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

  〔10〕[ZK(#]袁鐘仁:《嶺南文化》177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

  〔11〕〔12〕阮元:《廣東通誌·列傳》

  〔13〕陳代光:《廣州城市發展史》481頁,暨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4月出版。

  〔14〕朱小丹:《廣州市第六次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閉幕詞》,2001年8月3日。

  (作者:甄人,廣州炎黄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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