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12月到2006年，廣東改革開放經歷了歷史性的發展階段。鄧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作爲華南地區的中心城市，廣州的改革開放成績不僅客觀地反映了二十七年來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變化，同時也是瞭解和認識改革開放基本規律及其偉大意義的重要個案。本文通過對廣州二十七年來的當代發展史進行全面的回顧和重新思考，分析這個過程中兩個重要經濟模式：“深圳模式”、“蘇州模式”與廣州經濟發展面貌的不同對比，體現出廣州作爲改革開放前沿地對全國的示範作用和輻射效應。决策者的指導思想、城市面貌改變的關鍵事件和重要突破、探索和發展進程中物質和精神文明成果的檢驗、廣州在全國經濟發展格局中的位置和當代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以及和諧社會“人本”思想視野下中心城市如何繼續發揮前沿地優勢等問題，都從不同角度展現了這一特殊時空内城市發展的嶄新面貌。

　　自“十一五”時期至2020年是廣州發展的關鍵時期。2006年廣州市政府的《廣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一五規劃》就指出廣州要打造經濟中心、文化名城、山水之都，建成帶動全省，輻射華南，影響東南亞的現代化大都市。廣州市委、市政府在二十七年的改革開放歷程中，吸取寶貴的實踐經驗，在新時代、新形勢的要求下，創造更良好的宏觀環境、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依靠市場主體的自主行爲，綜合運用各種政策引導社會資源配置，並有效運用行政力量保证其實現。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廣州的改革開放歷程留給後人不僅是一筆珍貴的歷史資源，更促使我們思考和總結改革開放建設的得失，爲今後的可持續發展和和諧社會的進步提供借鑒。

　　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思想的指導下，開始探索社會主義新模式的實踐。中央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一開始是參照世界上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舉辦出口加工區、加快經濟發展的經驗，爲發展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擴大出口貿易，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鄧小平曾經跟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説：“特區不是僅僅指深圳、厦門、珠海、汕頭那幾個地方，而是指廣東、福建兩個省。單搞那一點地方不行，中央講的是兩個省，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你們要充分發揮這個有利條件，摸出規律，搞出個樣子來。”政策上的變通一方面在於符合國家、中央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在此基礎上的探索和更新。改革開放初期（1980年以前）廣東經濟仍然以内向型爲主，但廣州則選取了流通作爲改革的突破口，放開物價，搞活流通，努力建立市場體系。而深圳經濟特區的規劃，在於搞好了硬件設施：平整土地、水電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爲吸引外資創造了良好條件；中央的政策扶持和資金、人才的大量進入，使得深圳迅速成長爲一個外向型經濟城市，率先在經濟特區和沿海地區發展爲以引進外資和出口導向爲主要内容的“外向型”經濟，成功地對計劃經濟時代以計劃調撥和自給自足爲主要内容的“内向型經濟”實現改造昇華。

　　深圳發展模式是以“速度深圳”爲口號，幾乎是從零起步，以高度的能源消耗和密集的勞動力投入促進了深圳經濟的發展。相應地，對資源需求的擴大，人口密度的增大，也會帶來一系列相關的問題，如交通、污染、治安等，因此深圳模式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即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和資源、人才的優化配置問題。

　　與之相比，廣州作爲廣東省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華南地區的交通樞紐和貿易口岸，它的經濟以及社會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基礎，在全國也有一定的影響。但是當時的綜合排名不高，在全國大城市中居於6～9位（據1973年數據），遠遠落後於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盡管如此，它的經濟發展規劃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更難能可貴的是廣州人在此過程中體現出的探索意識和勇於創新的精神。1978年底，廣州在全省率先放開了部分水産品市場，并且建立了全國第一家鮮魚交易市場——廣州市河鮮貨棧。這一改革措施，爲打破長期以來所有商品由政府指令性定價的局面邁出了大膽的一步。從此各種商品的價格逐步放開，各種計劃票证逐漸取消。在放開物價的同時，廣州十分重視搞活流通環節。從1979年開始，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允許農民直接進城經商，鼓勵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户與國營商店和集體商店開展競争，吸引外地企業和境外企業到廣州設店經營。從1980年開始，廣州就着手建立一批規模較大的市場，培育和發展生活資料、生産資料市場如農貿、服裝、原材料等，培育和發展生産要素市場如資金、房地産、技術、勞務、人才、産權交易、信息等。市場體系逐步形成和完善，是廣州經濟騰飛的重要成因。

　　1980年樑靈光就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中共廣州市委第一書記，次年被選爲廣州市長。鄧小平、葉劍英等中央領導對任仲夷、樑靈光等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他們進一步解放思想，發揮廣東優勢，發展國民經濟，改善人民生活，闖出一條新路。總的精神是希望廣東在全國的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成爲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廣東省充分利用中央賦予的特殊政策，積極參與國際産業分工，以出口導向型經濟帶動經濟高速發展。中央在有關文件中，還特别提到了抓好廣州也就抓好了廣東的一半。樑靈光就任期間主要抓廣州工作，他發現幾個怪現象：一是黨内外民主生活極不正常。廣州市上一届黨代會1971年召開，相隔十年了；廣州市上一届人代會1965年召開，前後十五年了。二是國民經濟落後。廣東工農業發展速度連續十四年低於全國平均水平，1979年人均工農業生産總值比全國還要低。三是人民生活必需品供應緊張。家庭主婦上街購物，袋裏要帶二十多種票证，糧、油、糖、魚、肉、布憑证限量購買不用説，連肥皂、香菸、火柴等也要憑证。人們諷刺説：“廣州人周身都是症（证）”。因爲貨源奇缺，市場裏到處排“長龍”，而且往往不能兑現。樑靈光清醒地認識到，這些問題關鍵在於“左”的思想長期居於支配地位的結果，不擺脱“左”的束縛，無法實現根本的轉變。1981年6月中央十一届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决議》，同年9月廣州市先後召開了黨代會和人代會，總結了過去的經驗教訓，制定了今後的方針任務，進一步調動了全市上下的積極性，也加快了改革開放步伐。

　　廣州的改革開放不僅體現在忠實執行中央領導政策上，其關鍵還在於對人民生活、社會福利等具體措施的落實。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在花大力氣抓緊經濟建設的同時，竭力直接改善人民群衆生活。除了加快住宅建設，擴建供水設施，改善交通狀况等外，廣州市政府還具體執行了三項措施：

　　第一，减少商品流通環節。打破長期由國營、供銷社“一統天下”的舊傳統，恢復和興辦各種農副産品、日用百貨貿易貨棧，購銷方便，信息靈通，聯繫廣泛。這一招，很快顯示出生命力，對活躍城鄉市場，促進物資交流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第二，放開物價。以往的農副産品實行統購統銷，價格由國家制定，生産者既没有生産自主權，又没有銷售自主權，價格受限制，生産積極性受抑制，出現了“魚米之鄉無魚吃”等怪事。經過周密調查研究，决定率先放開魚價。1981年夏天，廣州從鮮魚開始，逐步放開農副産品價格。一時間，廣州的草魚從每市斤1元猛昇至4元，引來怨聲載道。中共廣東省委、廣州市委相信這只是轉彎道上的短暫不平衡，堅持既定的改革方針，没有淺嘗輒止。放開的魚價立即調動了養魚的熱情，當年冬天，廣州市市郊就增加了3000畝魚塘。1982年，廣州農貿市場的塘魚上市量就已經從1979年的19萬擔上昇到49萬擔。魚價隨之開始回落，不多久就掉回到老百姓可以接受的位置，而此時市場的繁榮業已乘機形成。粤味電影《雅馬哈魚檔》忠實地反映了當年這段歷史。三年後，出現了廣州市在全國大中城市中市民吃魚最多、價格最便宜和史無前例的“南魚北運”的新景象。從放開魚價起，治好了廣州人的周身“症”。1992年，廣州全部票证取消。接着大幅度縮小計劃産品範圍，並逐步放開商品價格。

　　第三，開放農貿市場。政府撥款擴建、新建農貿市場，打開城門允許農民進城擺檔經營，彌補國營商業不足，有效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同時促使國營商業進行自我改革。

　　以上開創全國先河的“改革”，不僅繁榮了市場，較好地滿足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生活必需品的需要，而且促進了經濟發展，受到普遍歡迎和讚揚。1979年至1987年，廣州城鄉個體工商户增長了17倍；1993年，中共廣州市委、市政府制定了《關於加快個體和私營經濟發展的决定》，在全國最先提出個體私營經濟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2003年，廣東個體龢民營企業總户數和註册資金總量位居全國第一。

　　廣州通過合資、合作的方式興建的白天鵝賓館、中國大酒店和花園酒店三家五星級酒店，不但開創了中國酒店業引進外資的先河，而且成爲當年廣州開放的“樣板工程”。這些項目的成功，同樣也爲廣州進一步引進外資提供了範例和經驗。這三家酒店連續一二十年被評爲中國一流酒店，對改善廣州投資環境、促進全國酒店業、旅遊業發展都起到了很大推動作用。

　　1984年鄧小平南巡還鼓勵了廣州的改革開放，爲即將竣工開業的花園酒店題寫了店名。鄧小平的題字，是對廣州大膽引資的鼓勵，更是對改革開放新生事物和經驗的肯定。見证了花園酒店建設與發展的樑靈光也認爲，小平同志之所以爲花園酒店題字，絶非興之所致，而是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對廣州大膽引資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同時也向國際社會和國内的人們表明他對利用外資的態度和看法。同時，鄧小平在廣州的所見所聞所感所爲，也爲廣州進一步擴大開放寫下了潜臺詞。但當時的廣州在所享有的對外開放的政策、開放的力度和速度，還無法與四個經濟特區相比，因此也需要更加寬鬆的政策環境，以進一步加快對外開放的步伐。經過幾天考察，鄧小平回到北京與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討論時指出：“現在搞特區，搞改革開放，有一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放’，而不是‘收’”。不久中央就把廣州等14個沿海城市定爲開放城市，進一步放寬了地方的權限，並給予外商投資者更多的優惠政策。自此，廣州引資工作如虎添翼，對外開放蒸蒸日上。 

　　1992年鄧小平第二次南巡，“南巡談話”不僅充分肯定了廣東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績，並對這一實踐經驗進行了理論概括，形成當代社會主義發展新模式，也回答了改革開放十多年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若干重大理論問題。毫無疑問，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好的發展模式具有極强的帶動作用。對於我們當前的發展階段來説，借鑒成功模式可以少走好些彎路，因爲，成功模式都有一個共同點：從大量探索和實踐而來，并且經得起檢驗。鄧小平南巡前，廣州在解放思想方面面臨了許多阻力，在討論再造廣州新優勢、向長江三角洲學習等問題上仍有許多分歧。但任仲夷等中共廣東省委、中共廣州市委領導提出了“對外開放，對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十六字方針，並在此基礎上改成了“對外開放，對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可以説，廣州的變化，就是鄧小平南巡强調的100年不變的具體縮影和有力證明。

　　1995年至今是廣東經濟面臨挑戰和機遇，以結構調整爲要務的發展階段。在歷次改革之中，廣州都敢爲天下之先，開一時之風氣；隨着時代的發展，珠三角、長江三角洲的新興城市和新型經濟發展模式都帶來了新的挑戰和衝擊。我國加入WTO過渡期結束，各地呈現出全面開放、競相發展的態勢；區域之間的競争已經成爲包括産業、基礎設施、文化、管理、人才、形象等多種因素在内的綜合競争，城市“軟實力”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廣州全面提昇發展水平的任務十分艱巨。改革進入了攻堅階段，國企改造，社會商品形成低水平的飽和，在經濟上急需進行産業結構的重大調整。而社會上也出現一系列急需解决的矛盾，如城市治安、污染、就業、安居、城市建設配套設施的完善等一系列的問題。在這個關係到改革開放成敗的節點上，作爲改革開放前沿地的廣州的决策者並没有怨天尤人、消極等待，而是以科學的態度，大膽創新的勇氣，進入新一輪的改革。

　　2004年蘇州的GDP首超深圳，躍居全國第四，它的前身是“蘇南模式”，通過發展鄉鎮企業進行非農業化的方式和路徑。後來藉助浦東發展的外在動力，外向型經濟成爲蘇州的主要發展模式，外嚮化、結構調整、産權改革和城市化等相繼賦予了“蘇南模式”新的内涵，並抓住了國際産業資本加速向長三角地區轉移的機遇，積極實施招商引資戰略，使區域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蘇州模式”是典型的引進發展型，以强勢政府和有效政府爲基礎，以招商引資爲手段，以土地换資金，以空間求發展。 

　　但是這樣的發展模式存在着與深圳模式類似的問題：即如何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包括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設都得到了提昇？在長三角的十幾個大中城市中，蘇州GDP總量超過浙江省的任何一個城市，但論人均收入，統計專家指出，與相鄰浙滬比較，蘇州的城市居民收入靠後。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黄奇帆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一次演講中公開質疑：“蘇州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萬多元人民幣（據江蘇省統計局2005年數據顯示）；而同等的人均GDP規模，上海人均收入2萬多元人民幣；即使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重慶，城市人均收入也達到了8000元人民幣。這是典型的‘只長骨頭不長肉’。”在由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總隊、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評出的“中國綜合實力百强城市排名”中，蘇州没有進入前10名。 因此在2004年江蘇省十届人大二次會議期間，省委書記李源潮正式提出“富民優先”的口號，江蘇省富民運動從此開始。相應地，蘇州經濟發展的優先目標就是“富民”，實行“内外並重、富民優先”的發展新思路，政府部門還具體提出了“率先建設高水平小康社會，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兩個率先目標。

　　而像深圳模式以經濟特區起家的發展面臨着總部經濟的産業結構昇級，培育新的增長點，新出臺的《深圳市落實科學發展觀調控指標體系》（以下簡稱《指標體系》）將“效益深圳”具體化了，變成了可以考核的工作效果。照此，今後深圳將不再看重單純的GDP排名，而是更加看重發展的效益指標。這主要包括“宏觀效益”、“生態環境”和“創新動力”三個方面共41項考核指標，其中“生態環境”的指標最多，達16項。提出了由“速度深圳”轉變爲“效益深圳”的口號。

　　這些現象提醒廣州改革開放的建設者注意廣州城市經濟發展創新優勢的前瞻和發展。成功模式的經驗可以借鑒，但模式本身絶對不能克隆。每一個成功都離不開客觀環境，想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和不同發展階段上，簡單地克隆舊有成功模式，顯然不符合模式推廣的本意。廣州改革開放發展歷程並不存在任何一個固定的模式藍本，它的發展也不僅僅涉及經濟方面，政治體制、政治意識、市場規則、文化範疇、思想領域的開放都是在“改革”之列，因此也賦予了廣州的改革開放以更多的“解放思想”的前沿意義，也無疑是第二場的“改革開放”。像展開南沙開發，1990年6月，廣東省、廣州市分别確定南沙爲重點對外開發區域和經濟開發區。林樹森指出，南沙是廣州的第四個輪子，是廣州實現由沿江城市向現代化濱海新城轉變的希望所在，它與廣州未來經濟命脈息息相關。北部京津聯合，東部浦東崛起，蘇滬杭聯手，給珠三角出了一道難題，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的珠三角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受到空前考驗。在幾何中心的南沙則成爲珠三角尋找新優勢的一個砝碼：通過南沙開發，將拉近港澳合作距離，粤港企業可以通過南沙進行交流；南沙還可以推進穗港合作，整合雙方優勢，以高科技和工業帶動産業調整和經濟發展。决策者的大膽嘗試，爲廣州的經濟在短時間内找到新增長點創造了機遇。

　　其次，廣州改革開放歷程一直注重“人”的作用，關注“人”的生活，提高“人”的素質。歷届政府都以狠抓民心工程爲己任。構建和諧社會，必須解决好與人民利益相關的各種問題，維護社會穩定，重視環境建設，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三年一中變”歸根到底就是實施了一個以民爲本、爲民謀利的“十大民心工程”：全民安居工程、擴大與促進就業工程、農民减負增收工程、教育扶貧工程、濟困助殘工程、外來員工合法權益保護工程、全民安康工程（每個街道都有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治污保潔工程、農村飲水工程、城鄉防灾减灾工程。政府把民心工程，作爲公共産品提供給公衆，通過公共産品供給的增加，既爲困難群體排憂解難，也滿足普羅大衆對公共産品的需求。公共産品是相對於私人産品而言的，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争性特點。私人産品由企業生産、市場提供，滿足我們吃穿用之類的生活需要。公共産品則相反，企業、市場提供不了，或不想提供，只能由政府提供，它包括教育、醫療、治安、環保、公共基礎設施等等。在進入小康之後，我國社會矛盾出現了新的特點，即群衆對公共産品的需要日增，但供給一時却跟不上，由過去物質産品短缺爲主變爲公共産品短缺爲主。在這樣的背景下，廣東、廣州實施十大民心工程，並用公共産品形式滿足社會需要，抓住了主要矛盾，體現出政府提供公共産品的主動性、創造性。十大項目中，從全民安居安康、農民减負、教育扶貧到濟困助殘、擴大就業、保護外來工權益，都充分考慮到困難群體的利益訴求，把滿足其需求作爲基點，通過公共財政的傾斜使用，爲他們雪中送炭。2006年8月朱小丹書記上任不久就專門用了一天的時間深入調研，提出要把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作爲“民生之本、公平之器、和諧之基、穩定之策”，要求各級黨委政府認真抓好。先抓城市治安、就業保障等民生熱點；市政府還拔專款解决早期下海離職人員的社保養老金、農轉居民社保養老金、安居小區等一系列建設化解社會矛盾，建設和諧社會的舉措。

　　以上論述都深刻體現了廣州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勇於思考和探索前進路上的創新精神。廣州作爲我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綜合經濟實力居全國第三位的現代化城市，脚踏實地貫徹科學發展觀尤爲重要。200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把進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確定爲今年的基本工作目標，以此來全面落實以人爲本的科學發展觀，這是今年報告的一個重要的亮點。從政府工作報告中，我們看到，這一目標又具體化爲兩個方面：一是從城市發展角度看，要按照“兩個適宜”（適宜創業發展，適宜生活居住）的要求，一手抓經濟發展，一手抓環境建設；二是從政府治理角度看，要把重點放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轉型上，既要優化經濟結構，又要强化社會管理。前者把環境優化放在了與經濟建設同等的地位，後者則追求實現經濟社會同步轉型、同步發展的進步模式，這個認識同以往相比可以説是前進了一大步。確立這樣的發展目標並在實際工作中落實，廣州走上可持續的科學發展道路就有了保障。

　　早在二十一年前廣州就在“和諧社會”方面做出了實際的社會探索，涌現了一批典型人物、典型活動。這些典型都是廣州在走向市場經濟後最先涌現出來的事物。他們在今天的和諧社會建設中仍然具有借鑒意義。比如“微笑的廣州”、“友愛在車厢”、“誠暖顧客心”等活動從上世紀80年代起就深入到廣州的各行各業、千家萬户，真誠服務、微笑友愛等温馨之風改變了從計劃經濟時代走過來的廣州人的觀念，微笑待人，上車禮讓、真誠服務等行爲逐漸融入廣州人的生活。1987年元旦,共青團廣州市委員會、少先隊廣州市工作委員會發起了一項活動，名字就叫做“微笑的廣州”，全稱是“微笑在廣州青少年建設精神文明系列活動”，内容包括宣傳職業道德、堅持優質服務，推廣“友愛”活動，熱心造福社會，開展便民服務，豐富文化生活，倡導移風易俗。1986年11月15日，一汽公司的5路綫與沿綫南方大厦、東昇醫院等12個單位聯合發起倡議，開展“友愛在車厢”活動。自此，“友愛在車厢，真誠爲乘客”這一服務行動19年風雨不改，最終被評選爲廣州市精神文明建設十件大事之一、廣州改革開放十大成就之一等。又如南華西街爲搆築和諧的社區於2002年在全市率先開展創建緑色社區活動。他們按照具有嶺南特色的生態文化古巷的模式開展舊城區的改造，先後在聚龍社區、兆龍里社區等地開展美化環境活動，建設了一批園林小景。通過創建活動，使社區成爲群衆休閒鍛煉的好地方，2萬多平方的洲頭咀公園更成爲海珠區十景之一。

　　當市場經濟大潮席捲整個社會之時，人們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等，都隨之出現了許多新變化。在個體利益最大化爲基本價值傾向的市場經濟下，如何構建新型的人際關係？人與人之間如何和諧相處？最先經歷市場經濟洗禮的廣州，也最先遇到了這些問題。而這些問題，其實也是我們今天在建設和諧社會中仍然要面對的。前不久，温家寶總理在視察廣東時指出，東部沿海地區建設和諧社會要走在前面。作爲廣東中心城市的廣州，當然也要在“和諧廣東”的建設中，率先垂範，做全省和諧社會建設的開路先鋒。這些典型雄辯地説明，正像我們在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設中爲全國提供了許多寶貴經驗一樣，廣州也完全可以在和諧社會的構建中，交出一份滿意的答卷。

　　在回顧廣州二十七年來的發展過程中，我們既有總結，也有展望，既有反思，也有探索，不難發現，走過的每一步都是突破性的、創造性的，影響深遠，這裏既有對中央政策的深切領會和决策、執行者的思想睿智，同時也有廣州人民面對改革開放所表現出來的大度、包容和吸收，“人”的作用深得人心，同時在各個領域的前進步伐也與此密切相關，造成了廣州的“改革”既有政治、經濟、文化的廣度，也有思想、創新的深度，不拘泥、不依賴某一類型的發展模式，走出了有模範作用的特色之路，這也必爲二十一世紀的城市發展和改革開放的繼續前進提供更具參考價值的實踐和思想總結。

　　參考資料：

　　1.江澤民，《設置經濟特區，加快經濟發展》（1980年8月21日），引自《江澤民文選（第一捲）》。

　　2.關山，《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載《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

　　3.黎子流訪談，《讓生動傳承歷史，原廣州市市長談鄧小平南巡》。

　　4. 樑桂全，《社會主義創新與社會主義命運——廣東改革開放20年的歷史大突破》，《學術研究》1998年第12期

　　5. 林若，《廣東改革開放的實踐與思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

　　6. 《廣東統計年鑒1998》，中國統計出版社，1997年。

　　7. 《廣州二十一世紀議程》，廣州市人民政府白皮書。

　　8. 《政府工作報告》，《廣州日報》2006年4月2日。

　　9. 廣州市計委，《邁向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廣州市“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廣州經濟出版社，1996年。

　　10.　王永平，《廣州改革開放20年回眸》，《開放時代》2000年第2期。

　　（作者：劉焱鴻，中山大學歷史係；謝少聰，廣州炎黄文化研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