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成爲中國20世紀改革開放前沿地，與她具有獨特的地理條件有密切關係，絶非偶然。正因爲廣州具有海洋性、邊遠性的特殊地理區位，使她形成獨特的“廣州文化”，使她可以“先行一步”，可以作爲“試驗地”。

　　廣州是位於南海之濱的華南大都會。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港，是我國對外貿易和對外交往的門户，自漢以來，歷朝莫不如此。爲什麽廣州可以長期擁有這樣的地位呢?筆者認爲，廣州具有海洋性和邊遠性的特殊地理區位條件，是最重要的原因。

　　中國歷代首都大多在内陸、在北方，這與中國民族發源於北方、人口聚集在中原有關。廣州位於五嶺之南，地處珠江出海口。早在東漢，交州刺史步騭就説：“騭到南海，見土地形勢，觀尉佗舊治處，負山帶海，博敞渺目，高則桑土，下則沃野，林麓鳥獸，於何不有？海怪魚鱉，黿鼉鮮鰐，珍怪异物，千種萬類”，“登高遠望，覩鉅海之浩茫，觀原藪之殷阜”。“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爲都邑”(見《水經注》泿水條)。廣州具備土地肥沃、物産豐富的物質條件和“負山帶海”的河口三角洲出海口，有水深浪低、潮汐通道的優良河口港條件，外可以通達世界各國，内有廣闊的珠江流域腹地，故而歷代被選爲對外貿易、對外交往的口岸。

　　廣州的海洋性决定了廣州文化和經濟的開放性。海洋居民思想、文化、經濟普遍具有開放性，迥异於内陸居民之内向性，對此已有不少學者作過詳細討論，筆者不再贅述。但是，爲什麽同在海濱的中國衆多亦具開放性的城市未能成爲改革開放的前沿地而唯獨廣州獲選呢?筆者認爲，廣州兼具有邊遠性及歷史形成的華僑衆多與毗鄰港澳的特殊地理環境有重要關係。

　　邊遠性者，既在國土之邊緣，又遠離中央政府所在地。廣州古爲南蠻之地，五嶺阻隔，居民“斷發文身”。《淮南子·原道訓》説：“九嶷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人民被發文身，以象鱗蟲”。生長於嶺南海濱的廣州人，自古就有异於中原内陸的獨特文化和風俗習慣。這種“邊遠性”使廣州人向來思想、文化、經濟少受中原傳統文化和中央政府的束縛，崇尚開放，喜歡向外發展。

　　當然，20世紀70-80年代的廣州早已在中國共産黨和中央政府的統一領導下，不再“斷發文身”，不再是“南蠻之地”。但千百年形成的海洋性與邊遠性結合的廣州文化經濟仍具有其獨特性。

　　首先是自古以來的向外交往、對外貿易的口岸特性並没有改變。廣州漢代是絲綢之路樞紐港，唐代爲“通海夷道”起點，宋元明有懷遠驛、市舶司和航海門，清有十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有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一脈相承，廣州對外開放、對外通商、對外交往的口岸城市功能始終不變。這種歷史淵源，造就了對外開放的廣州文化。對外開放的廣州文化是廣州之所以能够成爲改革開放前沿地的思想、文化、經濟的重要基礎。

　　其次，華僑衆多是廣州文化與經濟具開放性的重要因素。10世紀阿拉伯旅行家馬素提撰的遊記《黄金牧地》説：公元942年(五代漢光天元年)他在蘇門答臘巨港一帶見到許多爲避黄巢之亂而來的廣州華僑。表明最遲唐代廣州已有成批華人移居海外成爲華僑。這些身居海外、根在廣州的華僑，有機會接觸世界各地的社會、文化、經濟，他們通過書信和回鄉傳遞外域的信息，使廣州文化具有開放性、融合性和世界性。廣州文化這些特性，促使中央選擇廣州爲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試驗地。

　　第三，毗鄰港澳的地理區位優勢爲全國獨一無二。20世紀70-80年代的中國仍處於西方國家的封鎖、包圍之中。但香港、澳門有其兩面性：當時既是英、葡的殖民地或海外領地，歷來與世界各國有密切的經濟、文化往來；而港澳同胞與廣州普遍有密切的血緣、親緣、地緣關係，他們愛國愛鄉，又有長期積聚的資金和擁有世界各國現代管理經驗及先進技術，他們樂於投資家鄉，在廣州辦廠、經商。廣州得此文化、技術、經濟的外援，又有中央賦予的“先行一步”的特殊政策，廣州原有的文化、經濟又較容易接受和融合港澳的資本、技術、管理，因而廣州成爲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地有其必然性。據廣州日報載：港澳投資占廣州外資的八成。可見毗鄰港澳具何等重要的作用。

　　邊遠性亦是廣州能够成爲改革開放前沿地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地處邊緣，傳統束縛必少，當地可以放膽創新。中國是個大國，改革開放之初還是“摸着石頭過河”的試探階段。在南方邊遠城市廣州搞改革開放試驗，成功當然對全國有利；萬一失敗，出了漏子，也因遠離中土，便於控制，不致波及全國，影響大局。中央是有深慮的。

　　至於廣州向來商貿發達、交通方便、又是省會城市等地理條件是人所共知的，毋庸多説。這些有利地理條件當然有助於廣州成爲改革開放前沿地。但這些只是次要因素。國內不少城市都具備這些方面的地理條件。而歷代均爲主要口岸、華僑衆多、毗鄰港澳三方面兼備的大城市，似乎就只有廣州了。因而，獨具特色的廣州文化及成爲改革開放前沿地，廣州確有其歷史必然性和獨具的地理環境條件。

　　（作者：李平日，廣州地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