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下達了關於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文件，其指導思想是放寬政策，給兩省更多的自主權，使兩省能抓緊當前有利的國際形勢，發揮優越條件，先行一步，大膽地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擴大對外經濟活動，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發展對外經濟技術貿易，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作爲廣東省會城市，廣州處於中心地位，在全國城市改革開放中肩負着探路的重任，在對外開放的實踐探索中，利用其獨特的區位優勢，成爲外引内聯的橋樑和紐帶，取得了輝煌成就。對此，值得我們從理論上探索其成功的經驗。本文擬探討廣州的區位特别是海洋區位優勢對其改革開放前沿地形成的作用。 

　　廣州位於華南弧形海岸地帶的中央、珠江流域的西、北、東三江匯流入海處，瀕臨南海，自古以來便得舟楫之利，有“越人善舟”之歷史。古代人們很早已認識到廣州的海洋區位所帶來的優越條件。酈道元《水經注》中曰：水（西江）“又東至南海番禺西，分爲二，其一南放於海，其一又東過縣東，南入海”，交州刺史步騭觀趙佗舊治番禺城乃“負山帶海，博敞涉目，高則桑土，下則沃衍，林麓鳥獸，於何不有？海怪魚鱉，黿鼉鮮鰐，珍怪异物，千種萬類，不可勝記。”元代大德《南海志》曰：“廣東南邊大海，控引諸蕃，西通牂牁，接連巴蜀，北限庾嶺，東界閩甌，或産於風土之宜，或來自异國之遠；皆聚於廣州。”這種特殊的海洋區位爲廣州改革開放帶來的交通運輸、經濟、人文等方面的優勢，是廣州成爲改革開放前沿地的先决條件，亦是廣州改革開放先行一步成功的基礎。

　　　　一、海洋區位形成的交通運輸優勢

　　廣州所在的珠江口天然航道與南海相通，南海是我國遠洋航行的重要通道。南海通過其四周的海峽與太平洋、印度洋相通，從而成爲中國與南亞、西亞、非洲、歐洲、南北美洲等世界各地進行海上交通的最近通道。南海東北面過巴士海峽、巴林塘海峽可直接進入太平洋；東面以民都洛海峽、巴拉巴克海峽與蘇禄海相通，經蘇拉威西海入太平洋，是我國經菲律賓的馬尼拉港口而轉航至北美、南美太平洋沿岸各大港口的重要航綫；西南面的馬六甲海峽和安達曼海，是溝通太平洋與印度洋的一條國際性重要航道。因此，南海航道是我國自古以來與海外交往的一條重要通道，廣州成爲我國通往南亞、西亞、非洲、歐洲等諸國航綫最短的貿易大港，2005年的港口吞吐量達2.72億噸〔1〕。從古代至改革開放初，由廣州出發的遠洋航綫從南中國海沿岸漸次擴展至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沿岸，遍及世界五大洲的130多個國家和地區。

　　廣州處在三江匯流入海的特殊位置上，其腹地通過珠江可自沿海深入流域各地，使内陸、沿海、海外搆成一個不可分割經濟貿易地域體系。通過珠江三角洲河網叉道、西江、北江、東江編織成以廣州爲中心的扇形市場網絡，形成了以廣州爲中心的多層次經濟腹地，即内層的珠江三角洲；中層的東、西、北江流域地區，即粤西、粤東、粤北及廣西部分地區；外層的珠江上游地區的雲、貴、川、湘、贛以及中原、江南地區，即其經濟腹地可從珠江流域延伸至長江流域甚至黄河流域。這種海河聯運的形式，在古代尤其爲人們所重視，成爲廣州對外貿易商品集散的主要運輸渠道。據史料記載，秦始皇平定百越與漢武帝平定南越王時出兵所走的主要交通要道，有（1）越城嶺道，即由漢水、長江入湘江，沿湘桂走廊，溯湘江至全州，經興安縣靈渠入灕江，順流南下，入西江，可直達番禺；（2）萌渚嶺道，即賀江道。由瀟水上溯，經湖南道縣、江永，越過萌渚嶺隘口，到達廣西的賀縣，由此沿賀江順流而下至西江，順西江而至廣州。（3）騎田嶺道，此道自湖南衡陽沿耒水上溯，至湖南省郴州，轉旱路向西南行廣東連州市；或南下坪石，再西南行，經星子也可至廣東省連州市。這段陸路没有崇山峻嶺，進入廣東連州後，可從洭水（今連江）、北江水路直下廣州。（4）零陵、桂陽嶠道，即從湖南永州（零陵）沿湘江支流瀟水上溯，至道縣與萌渚嶺道分途；在萌渚嶺與九嶷山之間穿行，東至廣東連州市，再由連江順流而下，沿北江而扺廣州。（5）大庾嶺道，即梅嶺道，由贛江上溯，經陸路梅關至南雄，後沿湞江下北江直扺廣州。以後各朝代，基本沿襲這幾條交通綫路進行人員與商品貿易往來。明清時期，水道仍是主要的對外通道，以廣州爲出發點，溯西江，經桂江，過靈渠，進湘江可與中原相通，循西江一直上溯可扺雲貴川地區；溯東江，經惠州，潮州，入韓江，在大埔縣的石上埠可與福建上杭縣的汀江相通，可沿陸路達粤東而通閩南；溯北江直上，沿湞水到粤北南雄，上岸經大庾嶺古道，入贛江上游章水可通長江流域，是由廣州北行的最短通道。除西、北、東等三江和五嶺交通綫路外，廣州至福建、江浙沿海航綫早已通航，如東晋時盧循就是從福州航海而來攻破廣州的。近、現代廣州依然憑藉其廣闊的經濟腹地及雄厚的經濟基礎，成爲華南地區最大的交通運輸主樞紐。至改革開放初期，廣州已成爲南北向交通大動脈京廣鐵路的終點及廣三、廣深鐵路的起點、華南民用航空交通中心、珠江三角洲公路網的中心，内河航運可通達珠江水系的西、北、東三江及珠江三角洲的各個港口，近海、遠洋運輸貨物在此地集散十分便捷。至今，這種立體的交通運輸網絡仍然是對外交往中貨物、人員及信息交流必要的保证。

　　　　二、海洋區位形成的海外貿易優勢

　　廣州位於珠江三角洲北部邊緣、珠江的三條幹流匯流入海處，兼備河海港之利。特殊的海洋區位，使廣州在先秦時期已成爲交通方便、外貿活動頻繁的聚落。《竹書紀年》記載，公元前11世紀（約周成王時期）越裳氏（今馬來西亞半島南部）已來廣州朝俸。春秋戰國時期，廣州已有船舶出海貿易，從馬來西亞進口甘蔗、檳榔等。《淮南子·人間訓》記載秦始皇經略嶺南的經濟動機便是 “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秦漢時期，《史記》記載“番禺亦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凑，”廣州已成爲一個全國性的貿易都會。唐代的“廣州通海夷道”可遠至西亞、東非乃至歐洲各地，廣州從此成爲世界性貿易港口城市，商業貿易成爲各朝代廣州經濟繁榮的主要支撑點。唐代開元年間平均一年之中往來廣州的客商達80萬人次，有“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的記載〔2〕，王鍔曾任“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吏……，鍔能計居人之業而權其利，所得與兩税相埒”〔3〕，王鍔收購舶貨牟利所得，竟與唐代主要税收兩税相等。南宋初，市舶歲入200萬緡，約占國家年度財政收入的1/20，而廣州市舶收入約占市舶總收入的70%左右，由此可略知廣州市舶收入在地方乃至國家收入中的地位。宋代城垣修繕達10多次，所耗巨資相當一部分來源於外貿收入，又據《宋史·大食傳》稱：熙寧年間廣州修西城時“大食國使辛押陁羅乞統察蕃長司公事，詔廣州裁度。又進錢銀助修廣州城，不許。”説明富有的外商主動捐資修城，因地方官員不允才作罷。元代，來廣州進行貿易的國家和地區已達到140多個。明代，曾一度實行海禁。到嘉靖年間，全國撤銷了浙江、福建兩個口岸，獨留廣州口岸，從而使廣州在全國對外貿易的中心地位得到恢復。對外貿易的繁榮，促進了廣州工農業的發展，特别是以冶鐵、紡織、陶器、造船業爲主的手工業獲得了較大發展。清代，干隆二十二年至鴉片戰争前的近80多年間，獨留廣州一口通商，廣州的對外貿易迅速發展，已擴展至全球，作爲進出口商品集散地其輻射範圍延伸至全國各地，建立起廣闊的市場銷售網絡體系。鴉片戰争後，隨着國門打開，廣州對外貿易中心地位被上海所取代。洋務運動和外國資本不斷輸入，促進了本地工業興起，經濟繁榮，廣州仍不失爲全國重要的對外貿易口岸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由於國際和國内的諸因素的影響，廣州很難發揮出其曾爲“海上絲綢之路”第一大港和重要港口的歷史優勢。 1957年，中央政府决定在廣州每年春、秋舉辦兩届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交易會成爲我國對外經濟和貿易交往的唯一的重要場所和窗口，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交易會的出口成交額一直保持在全國外貿出口總額的20％到50％的水平上〔4〕。廣州再次成爲我國對外經濟活動的主要中心之一。

　　由是觀之，廣州對外貿易延續2000多年，除特殊時期外，幾乎從没間斷。這種優勢的延續，爲改革開放初期，探索出對外開放的道路、發展對外經濟技術貿易提供了經濟與管理的基礎，其體現在：首先，建立起外銷市場網絡，1978年廣州外貿出口遍及亞洲、非洲、歐洲、美洲、大洋洲的132個國家和地區，從出口額所占的百分比看，亞洲占70%，非洲占15%，歐洲占12%，南美洲占2%〔5〕，基本上是以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爲主。其次，建立了較爲穩定的出口貨源體系，包括國家計劃調撥及穩定的出口商品基地供貨體系，使改革開放初期擴大出口貿易具有穩定的貨源基礎。再次，已建立起來的對外貿易計劃管理體制成爲日後外貿體制穩步改革的基礎，使廣州能逐步建立起一套開放型的外經貿管理制度與具體措施，促使廣州外貿從單純的互通有無、調劑餘缺向參與國際分工、競争轉型。

　　　　三、海洋區位帶來的資金優勢

　　廣州位於珠江口出南海的交通要道上，成爲中國對外交往的重要門户。隨着對外貿易的發展，有許多人出洋經商。由於近海的地利因素，因政權更迭或政治原因而避居海外的廣州居民也有相當數量。此外，香港、澳門爲珠江口東西兩側的自由港，與位於珠江口頂點的廣州搆成三角鼎立之勢，三地水陸相連，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形成了特殊的人文關係，爲外貿出口及外來資金的引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有利優勢。這些海外華僑及港澳同胞成爲改革開放初期廣州對外交往的紐帶與橋樑，是廣州引進外資的主要來源。

　　廣州人移居海外由來已久。唐宋時期廣州已有商人出洋經商而定居國外，明代廣東的海外移民有所增加，但規模仍較小，主要是移居鄰近的東南亞國家。清代廣東向海外移民逐步形成高潮。鴉片戰争後，廣州許多破産農民、城市貧民、手工業者和小商販，因生活所迫，離鄉背井到海外謀生，還有衆多勞工被“賣猪仔”出國。戊戌變法後，一批有志救國知識分子到海外尋求救國途徑。民國時期，戰亂頻繁，有爲數不少的廣州人逃難到海外謀生。廣州因此成爲全國華僑最多的城市，據1988年統計，祖籍廣州的海外華僑、華人有50多萬人，分佈約90多個國家和地區〔6〕。這些海外華僑在异國他鄉艱苦創業，致富後不忘祖國，聚資回國辦實業、發展廣州，廣州成爲海外華人投資最早的城市。從清朝同治年間以來，華僑在廣州市創辦了許多“第一家”，如第一家電燈公司、第一家火柴廠、第一家橡膠廠、第一家汽車公司、第一座高層建築等，推動了廣州經濟的發展。解放初期，華僑和港澳同胞積極回廣州投資辦企業，如廣州華僑糖廠、廣州苧麻紡織廠、南方針織廠等。“文革”期間海外華人回國投資中斷。改革開放後，落實了華僑政策，廣大華僑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投資興辦工商企業和各項事業熱潮， 1978~1990年，海外華僑、港澳同胞在廣州投資的項目1547個、金額22.86億美元，分别占全市同期外商投資總額的87.3%和77.43%〔7〕。

　　廣州毗鄰港澳，屬同一經濟區，據1988年統計，祖籍廣州的港澳同胞有約61萬人〔8〕，穗港澳三地人員往來密切，這種特殊的地緣關係和人緣關係，使三地的經濟結成一體。歷史上，鴉片戰争前廣州的進出口貿易幾乎全部經澳門港轉運至東南亞、日本、非洲、歐洲及美洲各國；鴉片戰争後，香港取代了澳門的地位，香港已成爲著名的國際貿易中轉港口城市，廣州是其最重要的貿易伙伴；民國時期，工商業互設分支機構進行經濟貿易活動；20世紀50年代，香港、澳門作爲廣州的外港，長期承擔轉口港的任務，共同開拓進出口與轉口業務。改革開放初期，廣州成爲港澳商人回國投資最多的地區之一，如前所述，占外商投資總額的8成以上，同時港澳成爲廣州主要的對外貿易對象，如1981年對港澳出口值達1.62億美元，占廣州出口總值的55%〔9〕。大量的港澳資本引進及貿易往來，爲廣州帶來了先進技術、人才、管理經驗、國際信息及營銷渠道，促進了廣州的經濟繁榮。

　　　　四、海洋區位形成的人文環境優勢

　　人文因素是廣州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基本前提。一方面，廣州所擁有的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有利於開放的環境，得以被選擇爲改革開放的實驗場所，有中央特殊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廣州特定環境中所固有的文化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多元的經濟、發達的商業培育了人們的經濟意識及開放務實的文化性格，使人們易於解放思想，迅速理解、接受、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抓住機遇，付諸實踐。

　　廣州地處南海之濱，臨海和江海相通的地理區位，自古促使廣州先民假道江海，走上與海内外交往、從事商業貿易的道路，商業貿易活動成爲一種重要的生産生活方式。持久和迅速發展的商業使廣州人逐漸淡化了中國傳統“貴義賤利”觀念，賦予廣州人重商的精神，商人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唐玄宗時，爲四海之神封王，給廣州的南海神封號是“廣利王”，“廣利”二字，就是廣招天下貿易之利的意思。明清時期，廣州官吏經商習以爲常，《廣東新語》曰：“無官不賈，且又無賈而不官”，“民賈十三，而官之賈十七”，“廣州望縣，人多務賈與時逐”。鴉片戰争後産生的“興商務”、發展民族工商業的主張，形成重商思潮，同時，西方文化通過港澳地區輸入廣州，在商品經濟環境中，儒家文化中的刻苦耐勞精神與西方文化中競争、開拓精神結合起來，對廣州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産生深刻的影響。這種歷史積澱下來的重商傳統與競争意識成爲一種重要的文化特質體現在廣州人開放務實的性格中。人們的政治意識較弱，而經濟意識較强，思想開放、靈活，抓住了改革開放千載難逢的機遇，敢爲天下先，積極吸取海内外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形成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格局，所呈現的開放態勢，與其他比較封閉地區形成鮮明的對比。

　　注　釋：

　　〔1〕廣州年鑒編纂委員會《廣州年鑒》，2006年。第292頁。

　　〔2〕韓愈《送鄭尚書序》。

　　〔3〕《舊唐書》卷一五一《王鍔傳》。

　　〔4〕〔5〕〔7〕〔9〕廣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廣州市志·卷七》，廣州出版社，2000年。第277~278頁，第230頁，第27頁，第231頁。

　　〔6〕〔8〕廣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廣州市志·卷十八》，廣州出版社，1996年。第4頁，第254頁。
　　（作者：曾新，廣州市地方誌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