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作爲改革開放前沿地决非偶然，這是由多種因素决定的。它除了在自然條件方面具有無比的優越性之外，在歷史上，兩千年來，一直是嶺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就有助於對外交往，因而我國歷史上三次大規模的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即漢晋以來同印度地區、唐宋以來同阿拉伯地區、明清以來同歐美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均以廣州爲主要基地。

　　廣州從未閉關鎖國。這是因爲：儒家的政治理論强調對外交往；歷代政府設置外事機構，積極進行外事活動，重視對外貿易。由於戰争關係，明、清兩朝曾短期實行海禁，但對廣州没有影響。嶺南文化一向强調改革開放，華僑對廣州地區的改革開放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一

　　廣州的自然條件可謂得天獨厚。它面臨南海，港口不凍少淤，能直接通向世界各地。同沿海其他港口相比，前往東南亞、南亞、西亞、非洲、歐洲、美洲的航程較短。

　　它位於運輸量較大的西江、北江、東江匯合處附近，腹地深廣。溯北江而上，越過大庾嶺進入贛江，或越過騎田嶺進入湘江，均可能入長江、大運河、黄河，前往華中、華東、華北、西北、西南等廣大地區。溯東江而上可通往贛南、閩西地區。這使全國貨物均可通過水運在廣州出口，而從廣州進口的貨物也可以銷往全國。再者，它位於珠江三角洲水網地區，在北回歸綫附近，氣候温熱，雨量充沛，土壤肥沃，農、林、牧、副、漁業産品豐富，手工業技藝高超，産品種類繁多，被譽爲“廣貨”，與“京貨”齊名，暢銷海内外。我國主要外銷貨物如絲綢、瓷器、茶葉等，珠江三角洲及廣東沿海地區均大量生産，從而能够保证出口貨源，有利於對外貿易。它還是我國造船基地之一，所造“廣船”首尖體長，喫水較深，有較好的適航性與續航力，爲廣州的海外交往提供得力工具。1976年在廣州市中山四路附近發現秦漢時期造船工坊遺址，能够製造載重數十噸的海船，就是物证。

　　有人認爲：西漢時，嶺南海船的始發港是現今廣東徐聞和廣西合浦，這是對班固《漢書·地理志》的誤解。該書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最後來到黄支國（今印度東南建志補羅）。“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國（在錫蘭島），漢之譯使自此還矣。”其回程的經點是：“到日南象林界雲”。在此要加以説明：日南是郡的名稱，障塞乃邊防營壘，並非港口；徐聞在雷州半島最南端，爲海防要地；合浦設有關亭，乃邊防前哨。象林現爲越南廣南——峴港省維川縣南茶橋鎮。上述地點没有能力吞吐大量進出口貨物，不是外貿港口，日南障塞、徐聞、合浦只是出境檢查站，日南象林只是入境檢查站。班固曾任軍職，故重視海防記載。作爲嶺南對外交往的重要港口，仍然要推番禺（今廣州），因爲《史記》説是全國19個都會之一，是嶺南唯一經濟繁榮的都會。《漢書》説中原地區來番禺貿易的很多成了富户。

　　1983年在廣州市區象崗山發現南越文王墓。其中出土有産自非洲的大象牙、紅海沿岸的乳香、波斯風格的圓形銀盒、始創於兩河（底格裏斯河與幼發拉底河）流域的金花泡飾，以及燃燒東南亞龍腦香的薰爐。據《史記》、《漢書》記載，番禺（今廣州）市坊上有珍貴的舶來品出售，從而顯示出一派國際性都會的風光。所以德國著名學者夏德（F·Hirth）説：“中國與羅馬等國貿易，自公元三世紀以前，即以廣州及其附近爲終止點，是時廣州已爲海上貿易要衝。”可見兩千多年前，番禺（今廣州）就對外開放。

　　                              二

　　我國對外交往，主要是西北陸路和東南海路。由於西北陸路要經過很多國家龢民族區域，其中一處發生變亂或進行操縱壟斷，就影響全綫暢通，南方海路則不致如是；而且，我國主要外銷貨物，如絲綢、瓷器、茶葉等多出自東南地區，由西北陸路輸出，路程遥遠，南方海路則較便捷；再者，我國西北陸路要越過高山大漠，行旅艱辛，費用高昂，南方海路運費較爲低廉。一頭駱駝最多只運300公斤，一艘百噸海船相當於300多頭駱駝的運力。三兩百噸的海船很平常。僅説太平洋、印度洋上許多島國，只有南方海路才能與之聯繫。由於西北陸路沿綫各國的政局經常波動，影響貿易；而造船和航海技術不斷發展，東南海路貿易日益興旺，廣州對外交往也就愈加活躍。

　　漢晋以來，廣州是我國同印度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時，我國船隊在黄門官員、譯員和應募者率領下，携帶黄金和絲綢從嶺南的港口啓碇，來到印度半島南部，我國商品以此爲中轉站，再由安息（今伊朗）、羅馬商人運往南阿拉伯、埃及並輾轉運往歐洲各地。而埃及的玻璃製品、南亞和東南亞的寶石、珠璣、玳瑁、琥珀、瑪瑙、象牙、犀角等，也販運到番禺（今廣州）的市坊上出售。

　　兩晋南朝期間，不少天竺（今印度）高僧前來廣州譯經傳教，第一個由海道前來的天竺高僧耆域，於晋惠帝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年到達廣州，他爲人治病，很有效驗。這以後，天竺高僧絡繹而至，其中著名的有罽賓國（今克什爾米）高僧曇摩耶舍、求那跋摩，中天竺高僧求那跋陀羅、求那毗地、曇摩伽陀耶舍等人。梁武帝時（503——547年），有兩位對我國佛教頗具影響的天竺高僧來到廣州，一是菩提達摩（簡稱達摩），傳説是我國佛教禪宗的始祖；另一是波羅末陀（又名真諦），他是我國四大譯經家之一（其餘爲鳩摩羅什、玄奘、義净）；而廣州也成爲當時我國三大譯經中心之一（其餘爲建康、洛陽）。

　　唐宋以來，廣州是我國同阿拉伯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地理志》轉載唐德宗時宰相賈耽著《皇華四達記》，其中“廣州通海夷道”明確記録：我國船隊由廣州揚帆到印度半島西部，再分兩路；一路進入波斯灣，來到烏刺國（今伊拉克巴士拉），我國商品由此轉運至世界商業中心之一的縛達城（今巴格達）；另一路横渡印度洋，到達東非三蘭國（今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一帶）。這是當時世界最長的一條遠洋航綫，全長一萬多公里，溝通亞非兩大洲，大批外國商船沿着這條航綫來到廣州。據日本作者真人元開著《唐大和上東征傳》説：廣州“江中有婆羅門（今印度）、波斯、崑崙（今馬來半島、馬來群島）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在錫蘭島）、大石國（阿拉伯國家）、骨唐國（在今吕宋島或蘇門答臘島）、白蠻（指歐州人）、赤蠻（指非洲黑人）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對此，唐朝在廣州設置市舶使，由嶺南節度使兼任，任命宦官充當市舶官員，管理外貿事務。還在廣州設置“蕃坊”，供外僑居留，因而傳入伊斯蘭教和阿拉伯文化。阿拉伯人推崇中華文化，成爲中華文化西傳的橋樑。宋元兩朝，廣州設市舶司，有專職官員負責，同阿拉伯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有了進一步發展。宋朝廣州蕃坊的外僑比前增加，外僑主要是阿拉伯人。

　　明清以來，廣州是我國同歐美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主要基地。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人首次來到廣州貿易 。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詭稱商船遇風破損，請求暫租廣州府香山縣蚝鏡澳（即澳門）晾曬貨物，其後竟占爲對華貿易據點，大批基督教傳教士也絡繹而來，在傳教的同時傳入歐洲文化，設立西方近代化的醫院，學校和出版機構，介紹西方音樂，美術、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

　　清高宗干隆四十九年（1784年），美國第一艘來華商船“中國皇后號”到達廣州，獲利甚豐，因而美國商船争相來華。至清宣宗道光十三年（1833年），美國前來廣州的商船達1040艘之多，可見廣州同美國的貿易發展十分迅速。

　　爲瞭解决外國商船在廣州的維修問題，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英國商人柯拜（J·Couper）在廣州黄埔建造近代化的“柯拜船塢”。因而我國近代工業和近代産業工人均最早在廣州黄埔出現。

　　廣州歷史上的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爲今天的對外經濟文化交流打下了良好基礎。

　　                              三

　　明清兩朝均曾實行“海禁”，但是廣州仍然對外開放，從未“閉關鎖國”。

　　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封建主大内民與細川氏各自遣使來華，在寧波發生衝突，竟然殺戮我國官民，大肆焚擄掠，寧波等沿海城鎮受到嚴重破壞。爲此，明朝下令停止閩、浙對外貿易，嚴行海禁，出兵平亂。據張廷玉等撰《明史·職官志》載：“給事中夏言奏，倭禍起於市舶，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這時廣州成了我國南方對外貿易的唯一港口。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基本平定倭寇侵擾，立即撤消海禁。

　　清朝初年，明軍鄭成功據守臺灣，繼續扺抗。爲此，清世祖順治十八年（1661年）頌布“遷海令”，實行海禁。這時廣州府香山縣澳門因有葡萄人數萬居留。故澳門居民没有内遷，廣州繼續對外開放。清聖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統一臺灣，次年十月解除海禁。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設立江（雲臺山）、浙（寧波）、閩（漳州）、粤（廣州）4個海關，管理對外貿易。後因西方殖民者在我國沿海地區進行違法勾當，清高宗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撤消江、浙、閩3個海關，廣州再次成爲我國南方對外貿易的唯一港口，至第一次鴉片戰争後（1842年）“五口通商”時止。

　　　　　　　　　　　　　　　　　四

　　廣州地處邊陲，遠離中央政權所在地的京城，政治思想上所受桎梏較輕，加以位居海疆，容易接受外來影響，思想比較活躍，因此在我國歷史上，每當朝政黑闇腐敗、社會停滯衰退的時候，廣州地區就有一批志士仁人挺身而出，要求改革。到了近代，帝國主義者交相入侵，我國處境十分險惡，廣州地區的覺醒者，要求改革圖强之聲更爲突出。

　　早在清朝道光十五年（1835年），廣州府順德縣樑廷柟（1796—1861）在廣東海防書局任職，有機會瞭解國外情况，他編寫《海國四説》，推崇歐美的民主政治和生産技術；他稱贊凡事通過立法，反對終身擔任最高職務，這明顯是否定封建制度。其後，廣州府香山縣南屏鎮（今珠海市）容閎（1828—1912），建議派遣公費留學生去國外學習。清穆宗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采納其建議，先後派遣120名少年去美國學習，爲國家造就了鐵路、船舶、礦冶、機械、電報、教育、海事、外交等方面的第一批專家。這是我國教育史上的重大改革，是對傳統的封建教育制度和科舉制度的衝擊，創立了向西方學習的良好開端，此後出國留學蔚然成風，爲國家培養了大批人才。

　　具有强烈愛國思想的廣州府香山縣雍陌鄉（今屬珠海市）鄭觀應（1842—1921），大力宣傳變法維新，主張君主立憲，同治元年（1862年）在江蘇出版《救時揭要》；同治十年（1871年）增補後在香港出版，改名《易言》；光緒十九年（1893年）在廣州再經删定，改名《盛世危言》。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皇帝下令譯署出版給官員閲讀，因而此書在全國影響很大。廣州府三水縣人胡禮垣（1847—1916）和南海縣人何啓（1859—1914），因都在香港出生，很早就接觸西方文化，認爲我國如要富强，最好是仿傚英國，實行君主立憲，設立議院，大辦教育和發展實業。他們在光緒十三年至二十七年（1887—1901）發表一批政論，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彚刻爲《新政真詮》（又名《新政全書》）出版，積極推動社會改革。倡議變法維新，影響最大的要推廣州府南海人康有爲（1858—1927）和新會人樑啓超（1873—1929）等人發起的戊戌維新運動。康有爲撰寫《經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托古改制，作爲變法的理論根據。樑啓超則在上海《中外經聞》、《時務報》和在日本横濱《清議報》上發表一批政論，鼓吹變法。“戊戌變法”因慈禧太后發動政變而失敗，但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其重要意義，它促使廣大群衆的政治覺醒，進行辛亥革命。

　　上述一系列情况的出現，使廣州成爲民主革命策源地。

　　                               五

　　廣州的改革開放和華僑有密切關係。據劉權《廣東華僑華人史》説：“海外華僑、華人約3000多萬，其中廣東籍占2200多萬；廣東還有歸僑、僑眷約2000萬人，主要居住於廣州地區。因而對廣州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均有重大影響。

　　華僑遠處海外，深受帝國主義者剥削壓迫，於是熱切盼望祖國强大繁榮，故不怕犧牲，奮勇獻身革命；不少人利用在當地學會的先進技術，回國參加經濟建設；至於捐資興學，舉辦慈善福利事業，更是不勝枚舉。

　　早在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年），廣州府南海縣西樵簡村的東南亞歸僑樑啓源，曾在安南（今越南）、暹羅（今泰國）等地考察外國機器繅絲廠，其後回到本村，用自己設計的機器創辦繅絲廠，成本低，效率高，獲利甚豐。他還設計小型繅絲機，交給小生産者在家繅絲，他設立貨棧收購蠶絲。附近各縣相繼仿傚，使當時廣州地區成爲中國民族資本機器繅絲産業的重心（華東地區機器繅絲業控制在外資手中）。光緒五年，（1879年）旅日華僑衛省軒在佛山首創巧明火柴廠，因投資少，獲利快，附近各縣争相興辦火柴廠。光緒八年（1889年），南海縣鹽步商人首創宏遠堂選紙廠，因紙張用途廣泛，兩廣總督岑春煊藉端并吞其大量商股，改爲官商合辦。光緒十六年（1890年），臺山旅美華僑黄秉常在廣州首創電燈公司，因買的是舊機器，經常發生故障，只好改爲鋸木廠。光緒三十年（1904年），廣州府新寧縣（今臺山）旅美歸僑陳宜禧倡議修築新寧鐵路，他痛恨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公開提出：“不招洋股，不借洋錢，不用洋工程師。”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施工，1920年完成。以臺山縣城爲中心，北至江門北街，南至斗門，西到白沙，共長137公里，並附設碼頭、船塢、機器廠、電燈廠和印刷廠等，這對促進當地經濟繁榮和文化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華僑除在廣州地區創辦近代工業外，還積極捐資興學。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廣州大學、國民大學以及培正中學、知用中學等，均獲得華僑的慷慨贊助。

　　以上所述，可見華僑、歸僑對廣州地區的改革開放，做出了很大貢獻。

　　歷史在不斷前進，今天的廣州是由昨天的廣州發展而成。因此，研究廣州作爲改革開放前沿地的歷史成因，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瞭解：今天廣州實行改革開放何以能獲取如此豐碩的成果，從而更好地發揚優良的歷史傳統。

　　（作者：袁鐘仁，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