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會是我國社會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由於中央賦予廣東“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廣東成爲我國改革開放的綜合實驗區。作爲廣東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的廣州，積極把握機遇，充分發揮廣州的歷史傳統、地緣、人緣和政策優勢，一馬當先，成爲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取得令人矚目的輝煌成就。本文擬對廣州成爲改革開放前沿地所具備的四大優勢進行初淺分析。

　　一、傳統歷史優勢

　　廣州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廣州文化在土著越族文化的基礎上，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吸納外來先進文化，發展爲嶺南文化的主流，自成一體，獨樹一幟。唐宋以來，特别是明清和近現代時期，風氣開通，新事物、新風氣易於輸入和傳播，從而使這裏的文化在諸多方面處在全國領先地位：鴉片戰争前後，廣州在吸收、學習西方文化科學方面居全國前列。在廣州産生了一批企圖引進西方文明改造中國的愛國志士，他們被列入“先進的中國人”的最早行列。林則徐雖不是廣州人，但他在廣州接觸到新的思想，成爲中國第一個開眼看世界的人，也是第一個向西方學習文化科技的人。中國最早的留學生容閎是香山南屏鄉（今珠海）人，他是近代中國派遣的第一批留學生的提倡者和組織者，對西方文化的傳入，作出了很大貢獻。中國最早最著名的工程師爲南海人詹天佑，他早年留學美國，爲我國鐵路事業的發展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以廣州文化爲代表的嶺南文化以其獨特的内涵爲中華文化增添了許多絢麗的篇章。

　　廣州是一座革命英雄城市，近百年來，廣州在反帝反封建鬥争和資産階級改良、資産階級革命運動中，一直站在全國的最前列。廣州是最早遭帝國主義欺凌的地方，也是最早舉起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旗幟的地方。1839年6月，林則徐虎門銷煙，拉開了中國人民反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序幕。1841年鴉片戰争時期，三元里人民英勇抗擊英國侵略軍，譜寫了中國人民反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第一樂章。近代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深遠的太平天國革命醖釀於廣州北面的花縣（今花都區），其領袖洪秀全、馮雲山、洪仁軒反清革命思想、革命理論和革命組織，最早誕生在花縣，後轉到廣西。由於近代中國民族工業龢民族資産階級最早出現於廣州，廣州出現了一批早期的資産階級維新派人物容閎、鄭觀應、何啓、胡禮垣等，他們提倡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科學技術，用以改造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引起社會極大反響。19世紀80—90年代，中國變法維新運動的領袖康有爲首先在廣州從事變法維新的理論探索，出版了《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等，爲變法維新奠定了理論基礎。1891年康有爲在廣州創辦了培養維新志士的摇籃—萬木草堂，促進了一代中國人的覺醒，爲中國近代化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礎。中國資産階級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不僅在廣州接受教育，而且在廣州鼓吹革命，從事革命鬥争，使廣州成爲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尤以領導的辛亥“三·二九”廣州起義影響最大，震動全國，打擊了封建統治的基礎，吹響了武昌起義的前奏曲。辛亥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曾三次在廣州建立革命政權，不懈進行革命鬥争。

　　新民主主義時期的廣州，民衆的覺悟和行動從不後人，廣州是工人階級最早誕生地。早在1921年3月，廣州成爲國内最早成立共産黨組織的六個地區之一。廣州是第一次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運動的策源地：對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具有决定性意義的中國共産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先後在廣州召開，標誌着廣州成爲當時全國革命的中心；著名的黄埔軍校在廣州舉辦，標誌着新的革命武裝力量的出現，爲中國革命培養了大批軍事骨幹力量，爲革命軍隊的建立打下了重要的基礎；在廣州開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對推動廣東和全國農民運動的開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926年廣州逐漸成爲當時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1925年5月，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廣州成立，標誌着廣州成爲全國工人運動的中心；1925年6月—1926年10月的省港工人大罷工，震動世界，表明中國工人運動已進入巔峰；二次東征（陳炯明）、南討（鄧本殷）和北伐是從廣州這個革命基地出發的，國民革命由此迅速推進。國民革命失敗後，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舉行了廣州起義，建立了廣州蘇維埃政權，廣州起義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光輝篇章，它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相銜接，成爲中共獨立領導武裝起義，建立革命政權的一次偉大嘗試。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都曾在廣州從事過革命活動，留下光輝的業績。

　　歷史文化傳統和光榮的革命傳統，是廣州在新的歷史時期繼往開來的社會基礎，在新的歷史時期，秉承光榮的革命歷史傳統，廣州解放思想，堅定不移執行黨的路綫和方針，率先成爲改革開放的前沿地。

　　二、地緣優勢

　　廣州位居我國大陸的南疆，素有祖國“南大門”之稱，自古以來，一直是華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中心。廣州瀕臨南海，地處珠江三角洲北緣，中國第三大河流—珠江穿城而過，兼有海港和河港之利，是我國對外交往的門户；廣州毗鄰香港澳門，獲得了内地其它地區無法比擬的、與高度開放地區相連、而具有的直接借鑒其經驗的便利，並通過港澳更快捷瞭解有關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新信息、新技術。從世界範圍看，廣州雄踞亞洲太平洋西岸，居亞洲、歐洲、澳洲三大洲之間的交通要衝上，爲三大洲政治、經濟、文化聯繫的必經之地。

　　廣州位於熱帶亞熱帶地區，爲典型的南亞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區。由於受地形、緯度等因素的影響，廣州的氣候具有夏無酷暑，冬無嚴寒，陽光充足，雨量充沛，四季如春的特點，水、熱、生物資源、礦産資源相當豐富。

　　優越的地理條件和自然環境，爲廣州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條件。廣州在歷史上開放較早，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發源地之一。秦漢時期，這裏是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城市。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載道：“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凑”〔1〕，《漢書·地理志》補充道：“粤地……處近海，多犀角、象牙、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凑。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2〕著名德國學者夏德説：“中國與羅馬等國貿易，自公元3世紀以前，即以廣州及其附近爲終止點，是時廣州已爲海上貿易要衝。” 當時廣州造船業頗具規模，1976年在廣州城區中山四路附近發現秦漢期間造船工場遺址，它能建造載重數十噸位的大型木船，沿着海岸作遠洋航行。

　　唐宋時期，這裏發展成爲中國最大的港口城市和世界著名的港口。唐朝廷在廣州設置我國第一個市舶使，對外貿易高潮迭起，形成了以廣州、西拉夫、蘇哈爾諸港爲中心，連結中國、日本、訶陵、室利佛逝、印度、獅子國、波斯、大食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東西方海洋貿易圈。〔3〕宋朝的對外貿易遠遠超過唐代，宋首先在廣州設立市舶司，廣州對外貿易空前繁榮，《宋史·馬亮傳》稱當時的廣州“珍貨大集”。元人陳大震在《南海志》中稱：“廣爲蕃舶凑集之所，寶貨叢聚，實爲外府，島夷諸國，名不可碑，前志所臷四十餘。……而珍貨之盛亦倍於前志之所書者。”〔4〕

　　明清時，這裏成爲國際貿易的中心。明代海運航綫四通八達，海上絲綢之路開始向全球擴展，出現了“廣州之貨，天下未必有；而天下之貨，廣州盡有之”的繁榮景象。清代，實行一口通商政策，廣州成爲唯一的對外開放城市。一直延續到1842年（清道光2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五口通商前），廣州獨佔全國對外貿易80多年，對外貿易空前發展，進口貨物150多種，出口商品也達80多種，以“廣彩”、“廣綉”、“廣緞”、牙雕、紅木傢具等爲代表的“廣貨”聞名中外。

　　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和自然環境，成就了廣州歷史上對外貿易的輝煌。同樣憑藉其堅實的地緣基礎，廣州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率先成爲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再創輝煌。當今世界，太平洋沿岸是經濟最具活力，發展速度最快的地區，這當中，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廣州恰好是這個地緣帶（華南地區）的中樞，加上毗鄰香港澳門的優勢，毫無疑問廣州有責任和義務承擔起這個地區吸納人才、資金、産品，傳承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以及物資交流和流通的使命。

　　三、人緣優勢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地域的人有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特性，廣州獨特的地理環境和2000多年的發展歷程，鑄造了廣州人政治上較强的開放性和靈活性，思維上的活躍性和創造性，以及經濟上的通融性和實效性。

　　廣州人對海洋的文明追求帶來海外貿易，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帶來西方先進的文化，廣州人最早接收、吸納海洋文化，開拓了眼界和增長瞭見識，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在各個領域都勇於探索嘗試，追求真理，不僅敢做，而且先做，屢開風氣之先。

　　廣州人講求實際、實效、精明能幹，不慕虚榮，不尚空談。在長期以來，廣州發達的商品經濟培養了廣州人具有極强的求真務實的意識，商品、市場、價格、盈利等觀念在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歷朝歷代廣州有一些思想家倡導實用的理念，如東漢時期經學大師——陳欽和陳元父子，唐以來的思想家惠能、陳少白等。廣州的務實意識在一些文化典借中也略見一斑，如東漢時楊孚的《异物志》，漢晋時王範的《交廣春秋》，清初屈大均的《廣東新語》，陳澧的《漢地理志水道圖説》、《水經注西南諸水考》等。廣州人務實的品格，吸引中外商人雲集廣州，商貿經久不衰，唐宋時期，廣州的“番坊”就聚集了幾十萬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出現了“雲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的盛况，而在世界各國打拼的廣州人，更是以務實、誠信的品質，贏得了一片讚揚。

　　古代廣州位處中國的邊陲嶺南，五嶺阻隔，經濟和文化發展比中原落後，史稱爲“南蠻之地”，惡劣環境造就了廣州人勇於開拓冒險、通過創新改善生活條件的特點。而面向海洋,毗鄰港澳的地理優勢，又使廣州人傳統思想相對於内地較爲淡化，少些束縛，有革新精神，容易吸收西學，得風氣之先。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主義工業企業誕生在廣州，近代中國報刊的出版開始於廣州……凡此種種都印证了廣州人堅韌不拔的創新精神。

　　歷史上，開放始終是廣州的主旋律。從秦漢開始，對中原開放；海上絲綢之路，對世界各國開放；近代相當長一段時間，廣州是全國惟一對外開放的港口。2000多年開放歷程，造就了廣州人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品格，不盲目排外，亦不崇洋媚外，善於吸收中西方文化精華，使整個社會焕發出强勁的生命力。

　　廣州人特色鮮明的敢爲人先、求真務實、兼容開放、開拓創新等精神品格可謂是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正是這種歷史的傳承，使得廣州較早出現了現代化的萌芽，並在改革開放中常常先行一步，率先成爲改革開放的前沿地。

　　此外廣州還具有内地其它地區無法比擬的人緣優勢，這就是華僑（包括港澳同胞）衆多，廣大華僑具有强烈的愛國愛鄉情懷，願意爲家鄉的繁榮，國家的富强效力，落實華僑政策，發揮華僑建設家鄉的積極性，大力引進僑資僑匯，發展外向型經濟，這無疑促進了廣州經濟的騰飛。在改革開放中，廣州充分利用這個優勢，獲益匪淺。

　　四、政策優勢

　　廣州在改革開放中能先行一步，成爲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很大程度得益於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得早。

　　1976年10月，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結束。然而由於十年内亂的破壞，廣東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經濟發展緩慢，困難重重，步履艱難。1977年11月，恢復中共中央領導工作不久的鄧小平同志和葉劍英委員長來到廣東，聽取了廣東省委領導同志的工作匯報，針對廣東面臨的經濟困難問題，鄧小平同志作出了“最主要的是政策問題”的診斷，引起了廣東省委的反思，逐漸認識到，長期以來“左”的思想影響，僵化的經濟管理體制，超歷史階段的經濟政策，是導致我們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的結症所在。

　　1978年5月，廣東省委積極參與全國開展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討論中，通過對“兩個凡是”錯誤觀點的批判，解放思想，廣東省委用實事求是態度思考廣東所面臨的問題，深刻認識到廣東面臨的經濟困難，必須靠發展經濟才能解决，而要加快經濟發展，必須冲破“左”的思想的束縛、冲破舊的經濟管理體制〔5〕。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是一次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偉大轉折，會議從根本上冲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全面恢復和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綫，决定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十一届三中全會進一步解放人們思想，給廣東省委和廣大的幹部群衆以極大的鼓舞。                                                                          

　　1979年初，在貫徹執行十一届三中全會精神的過程中，以習仲勛、楊尚昆爲首的廣東省委參照當時發達國家發展經濟的經驗，從廣東的實際出發，向黨中央提出建議，要求中央給廣東更多的自主權，以便更好發揮廣東的優勢，讓廣東省在四個現代化建設中先走一步。廣東要求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設想，得到了鄧小平爲首的黨中央認同，鄧小平同志説：“對！辦一個特區，過去陝甘寧就是特區嘛”。當談到解决配套建設資金問題時，他説：“中央没有錢，你們自己去搞”。他希望廣東“殺出一條血路來”。〔6〕同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發出［1979］50號文件，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並决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厦門設置“出口特區”（後來改稱“經濟特區”）。這政策的實施，拉開了我國傳統體制改革的序幕，也爲廣州的改革順利起步提供必要的前提。

　　廣州利用黨和國家給予的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勇於實踐，超前試驗，1978年底，率先放開部分水産市場，在全國同行中辦起第一間行欄貨棧—廣州河鮮貨棧，邁開了農副産品開放的第一步，開全國價格改革和流通體制改革的先河。1984年5月15日，廣州被國務院確定爲全國沿海開放城市。1984年10月5日，中央恢復廣州爲計劃單列城市，更增加了廣州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方面的綜合協調能力。在此期間，廣州先後被國務院及有關部門確定爲全國綜合試點城市和金融、法制、科技、商業流通、國有企業股份制全面試點城市。1992年以鄧小平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爲標誌，我國改革進入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階段，廣州作爲全國第二輪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城市，全力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逐步實現了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至2000年，廣州率先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並持續向縱深層面發展。

　　廣州擁有的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爲新的歷史時期廣州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打下堅實的社會基礎，爲廣州進一步發展積蓄了巨大潜能；而“先行一步”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使廣州在國内率先獲得思想解放、自主决策的寬鬆環境。                                                                                                                                                            

　　事實證明，改革開放已給廣州發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使廣州現代化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躍居爲全國大城市的前列，在南粤大地上，一個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的雛形正在崛起；改革開放使廣州在參與國際經濟競争和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發揮出不可低估的作用。

　　注　釋：

　　〔1〕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

　　〔2〕 班固：《漢書·地理志》。

　　〔3〕 楊萬秀、鐘卓安：《廣州簡史》，1996年廣東人民出版社。第80頁。

　　〔4〕 轉引徐德志等：《廣東對外經濟貿易史》，1994年廣東人民出版社。第44頁。

　　〔5〕〔6〕廣東省人民政發展研究中心、廣東經濟雜誌社：《廣東改革開放二十年紀念文集》（1978－1998）。第19頁，第22頁。

　　（作者：何薇，廣州大學人文學院秘書學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