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多年前，一位英國記者，《大陸報》特派員埃德温·丁格爾（Edwin J．Dingle）寫道：“中國革命給世界上了實際的一課，那就是人們熱愛祖國和渴望自由的力量能够使一個飽受壓迫的苦力變成勇猛而富有激情的戰士。”〔1〕是甚麽因素誘導他們的思想、形成他們的信仰、唤發他們的力量呢?廣州報刊在歷史的大變革中，究竟扮演怎樣的角色？對後繼者又有什麽啓迪？這就是本文所要論证的命題。

　　一

　　事實上，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完全意義的偉大民主運動。它的作用是巨大的，它的意義是深遠的。孫先生稱之爲“中國之大事，其得失利害，實影響以後全體國民之禍福，不可不深論也。”〔2〕辛亥革命不僅盪滌了268年的清王朝的專制統治和2000多年來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而且在其全過程中不斷激發起全體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熱忱，孕育了自由、平等龢民主的思潮，使得日後的袁世凱的稱帝野心、張勛的復辟醜劇、馮國璋徐世昌的毁法專權、曹錕吴佩孚的竊位盗國、蔣介石的專制獨裁，都因爲欠缺廣泛的社會基礎而遭到强烈的扺制和反對，像孫中山所説“此後復辟帝制諸幻想，皆爲得罪於國人而不能存在”〔3〕；也像毛澤東所説：“誰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4〕

　　不僅如此，辛亥革命還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時代，促成了日後一系列重大的歷史事件的連鎖反應。辛亥革命爲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産黨的成立鋪墊了廣泛而厚實的社會思想政治基礎，辛亥革命所造就的一大批杰出人物，他們當中有的人後來成爲中國共産黨和新中國政府的領導核心人物，如毛澤東、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譚平山等。1911年10月下旬，18歲的毛澤東，走出課堂參加湖南新軍，接受革命的熏陶；後來在建黨和建軍的實踐中又借鑒了辛亥革命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他所倡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辛亥革命的延續和深化。而孫中山本人既領導了革命，又在革命中受到鍛造：從“大寇”到“國父”，從醫生到元帥，從尋常百姓到民族英雄。他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最崇高、最偉大、最杰出、最受到普遍尊敬和愛戴的先驅人物。

　　他著名的三民主義的理論，就是在革命運動中醖釀、形成並完善起來的；反過來又指導了革命，成爲民主革命派的共同綱領。其理論博大精深，“有因襲吾國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説事迹者，有吾所獨見而獲創者”，〔5〕融匯了中國古代儒家傳統文化和l 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歐洲政治思想學説，是一個“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6〕的完整的理論體系——即孫先生稱之爲“救國主義”的三民主義。正如馬克思所説：“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7〕這一理論體系，後來成爲民主革命派的奮斗目標和行動綱領，它曾經吸引了並指引着億萬人民去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國。

　　何謂“主義”？毛澤東打過一個比方：“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人家才有所指望，有所趨赴。”〔8〕孫中山則解釋道，“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思想貫通了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9〕孫中山這番闡述，不僅詮釋了“主義”的概念内涵，而且提示了宣傳工作的目的和對象、内容和方法、意義和作用。列寧也曾指出：“没有革命理論，就没有革命的運動。”〔10〕的確，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舊譯《民約論》）奠定了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基礎，是托馬斯·杰克遜的《自由與人權辯護》誘發了一場反對英王的美國獨立戰争，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産黨宣言》及其剩餘價值的學説煽起了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狂瀾烈焰。由此可見，“理論一旦掌握群衆，就會變成巨大的物質力量。”〔11〕

　　孫中山縱覽了世界政治鬥争的歷史，又“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國民革命勝利的“目的”，就“必須唤起民衆”。〔12〕他認爲“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13〕而思想的變化則有賴於宣傳，只有宣傳才能“唤起民衆”。因此，“首創宣傳機關”爲第一要義的工作。他認爲“革命成功極快的方法，宣傳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14〕毛澤東就提到：戰勝敵人，要靠“筆杆子”和“槍杆子”，要靠文化戰綫和軍事戰綫的協同作戰。〔15〕，孫中山也説：“此次民國成功，輿論之勢力與軍隊之勢力相輔而行，故曾不數月，遂竟全功。我報界諸公鼓吹宣導於前，尤望指引維持於後，俾我國民得所指南，是則文所屬望報界諸公者。”〔16〕在當時的條件下，報刊是最重要的甚至幾乎是唯一的思想武器。“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煽動者，也是集體的組織者。”〔17〕孫中山總結國民革命經驗時説：“革命成功，全仗報界鼓吹之力。”〔18〕要“創穩健之輿論與透進吾同胞”，“則報館自不可不設”。〔19〕

　　爲此，因倫敦蒙難獲救而深切地體會到報紙的社會輿論作用的孫中山，於第一次武裝起義失敗後，就隨即創辦多種報刊，宣傳“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解釋民族主義龢民權主義的真諦，鼓舞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鬥争。

　　二

　　1900年1月，在孫中山的倡議和直接領導下，革命黨人創辦了民主革命派的第一份報紙《中國日報》，它被稱爲“革命機關報之元祖”。〔20〕社址在香港中環丹利街24號（1911年11月25日遷回廣州）。該報在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時旋即爲該會的機關報。同盟會的南方支部，就設立在報社内。從報頭命名、編輯方針、人事安排、印刷設備、出版發行、資金籌劃到報社選址，孫中山都親自策劃並辦理。後來，只因港英政府1895年的禁制令（禁止他入境）尚未到期，1899年底才委派陳少白（化名“服部二郎”）潜入香港代他主持報社工作。以後相繼任社長的有馮自由、謝英伯；先後在該報擔任編輯撰稿的有鄭貫公、洪孝充、陸伯周、黄世仲、謝英伯、陳詩仲、馮自由、王軍演、廖平庵、陳春生、盧信等；經常寫稿的還有胡漢民、朱執信、汪精衛、張繼等；英文翻譯有郭鴻奎，周靈生、馮扶。

　　陳少白，名聞韶，號夔石，新會縣外海鄉（今屬江門市）人，1869年生。任社長兼總編輯時還未滿30歲。他國學根底深，通曉中、日、英三國文字。擅文學，能歌賦，嗜書畫，懂交際，詞鋒犀利。與樑啓超是同鄉且交往甚密，嘗與之争辯維新與立憲問題，竟使樑屈於理而訥於言。有一次，他甩開清兵追捕，躲進廣州河南海幢寺的大鐵鍋裏，讓和尚假裝燒火煮粥而免遭一劫。這大智大勇的事迹，廣爲員工知曉而深獲敬重。他主持社務，嚴於紀律，敢於創新，善於溝通。報社創辦肇始，經濟拮據，難以爲繼，後來吸收香港富商李紀堂加入興中會，獲每月800元（每年近萬元）的長期資助，使報紙得以正常出版，且擴大了組織。他1906年8月離職。

　　馮自由繼任社長兼總編輯。他是記者，理論家，史學家。14歲時就參加興中會，在日本東京時經常到孫中山寓所聆聽教導。他原名懋龍，因抗拒校長秉承改良派康有爲意旨限制學生自由而憤然改名“自由”。1903年任《中國日報》駐日特派記者，在留日學生中做過很多宣傳工作。曾創立並領導過反抗俄國侵略的小團體。著述甚豐。他1910年春辭職，往加拿大對華僑做宣傳工作，由謝英伯繼任；至1911年5月，又由盧信接任主編。

　　報社選址香港，其目的是規避清廷對輿論的箝制和封殺，同時又爲了凝聚革命力量，籌劃武裝起義。因爲香港“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往來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詞，無所忌諱” 。〔21〕香港割讓給英帝國之前，原屬廣州府轄區之内，而廣州“遠在嶺外，地處邊徼，”“得風氣之先，人心傾向革命”，“與港澳密邇，於我更爲有利”，〔22〕廣州就以其地理優勢而成爲中國民主革命策源地。然而，如果没有《中國日報》等一批廣州革命報刊鼓吹革命，造成一種輿論的聲勢，一種組織的作用，一種政治的大氣候，“把三民主義的道理注射到人民心内”，〔23〕“把三民主義的精神同化到全國”，〔24〕那麽，廣州就難以成其爲策源地了。

　　孫中山親自給該報命名，取義於“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其辦報方針，如《中國報序》所宣示：“因報主人見衆人之皆醉而欲醒之”，“欲使中國之人明外交之道”，“識内治之理”，“知農工商礦之利弊”，“開中國人之風氣識力，祛中國人之萎靡頽庸，增中國人奮興之熱心，破中國人拘泥之舊習，而欲中國維新之機勃然以興。”〔25〕序文提到“衆人之皆醉”，並不是無的放矢。古聖人把人分爲三類：一曰“先知先覺者”，二曰“後知後覺者”，三曰“不知不覺者”。孫中山認爲“多數人總是不知不覺的”。〔26〕的確，所謂“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客觀地説來，當時的人心並不是一開始就普遍傾向革命的，一般人不理解革命和革命者，認爲反清就是“圖謀造反”，“犯上作亂"，把他們看成是“大逆不道”的“亂臣賊子”，以致“雖親戚故舊亦多掩耳却走”。〔27〕多次武裝起義失敗之後，革命和革命者更處於艱難時期。孫中山回憶説：“由於乙未初敗壞以至庚子，此五年之間（按：即1905一1910年），實爲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也。蓋餘既遭失敗，則國内之根基、個人之事業、活動之地位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皆完全消滅，而海外之鼓吹，又毫無效果。適於其時又有保皇黨發生，與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之清廷爲尤甚。當此之時，革命前途，黑闇無似，希望幾絶。”〔28〕際此時刻，《中國日報》等許多革命報刊應運而生，但路漫漫其修遠兮。

　　《中國日報》駐足香港伊始，未審港英政府對民主革命派報刊的政策和態度，又未與改良派劃清界綫，故初期内容平緩，只登載一般的新聞消息，甚或稱義和團爲“亂匪”、“拳匪”。半年之後，言論始漸趨激烈。它譴責列强的凌辱和侵略，清政府的腐敗和專制，它曆數粤城之戰、閩江之熸、天津之立款、馬關之乞和、九江之租、旅順大連之借、膠州灣之據、廣州灣之奪、黑龍江之賺，大小臺灣之割等喪權辱國的歷史，促國人猛醒，“聞鷄起舞，奮發有爲”。

　　1906年後，《中國日報》對萍鄉、黄岡、防城、欽廉、鎮南關等地一連串的武裝起義，都派出從軍特派員（隨軍記者，戰地記者）前往，做到深入采訪，及時報導。消息靈通而翔實，高居各報之首，因而海内外各黨報均以《中國日報》所載爲依據。其戰地新聞報導，特别着重反映革命軍紀律之嚴明，戰鬥之英勇。如1907年9月28日《北海訪函》報導防城之役：革命軍7月26日攻入防城，只是處决反動縣令和燒燬衙門監獄，而對所有居民，概不驚擾，且派員往各店鋪勸慰，令照常營業，秋毫無犯。百姓皆鳴爆竹以慶賀，狀極歡欣。除新聞消息外，《中國日報》還刊登革命軍的文告，如防城戰役時，全文刊登“中華國民軍”都督王和順署名的文告：《告粤省同胞文》、《告海外同胞書》、《中華革命軍四言告示》、《招降滿洲將士布告》等。《告粤省同胞文》譴責清廷“政猛於虎，窮奢極侈於内，割地棄民於外，貪官污吏率獸食人於天下，民不聊生，死生無日，豺狼當道，魑魅公行”的滔天罪惡，所以“非摧廓震盪之，不足成恢復之業”。申明國民革命的最終目標就是“以自由、平等、博愛爲根本，掃專制不平之政治，建民主立憲之政體，行土地國有之制度，使四萬萬人無一不得其所。”這些新聞消息和安民告示突破了清王朝的新聞封鎖，廣爲傳播，深入人心，鼓舞鬥志。

　　《中國日報》並没有停留在純客觀的報道上，它還運用社論、短評、專論、雜文、編者按等形式，直接地闡明編者對國民革命的立場、觀點、態度。當然，像孫中山所説：“先有事實，然後才發生言論。”〔29〕即是有的放矢，針砭時弊而不是“空對空”的泛泛之談。1900年8月，《中國旬刊》（第19期）刊載了章太炎的《請嚴拒滿蒙人入國會狀》、《解辮發》兩文，以及章太炎給《中國日報》的《來書》，末附編者按語：“章君炳麟餘杭人也，藴結孤憤，發爲罪言，霹靂半天，壯者失色，長槍大戟，一往無前，有清以來，士氣之壯，文字之痛，當推此爲第一。隸此野蠻政府之下，追而思及前明，耿耿寸心，當已屢碎矣。……”好一個“編者按"，好一個“野蠻政府”！這是該報第一批刊登的最激烈的排滿文章。

　　《中國日報》在宣傳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時率先使用了“三民主義”的簡稱，遂成一專有名詞，以後爲各報刊所采用，連孫中山本人也樂於使用。1901年春，經孫中山介紹，鄭貫公由日赴港任《中國日報》記者，他撰文介紹歐美資産階級自由民主、天賦人權等學説，立論新穎，説理透徹，頗受讀者歡迎，因而該報銷量漸增，影響日趨擴大。該報的專論《民生主義與中國革命之前途》洋洋十數萬言，具體而深刻地闡述了民生主義的内涵，解釋了平均地權、土地國有等經濟政策，預示中國人民自由、平等、幸福的政治前景。連中央機關報《民報》及舊金山華人進步報紙《大同日報》均全文轉載。

　　該報主編陳少白主張“每日必著一論”。爲此，《中國旬刊》就陸續發表了一系列對當時革命有指導意義和激勵作用的評論，如：《英雄與時説》、《法不能變於上即宜變於下》、《滿漢不能並治説》、《論民權》、《原中原》、《論世界長進之理》、《中國輕重論》、《主權篇》、《論爲朝廷死與爲國死之不同》等。

　　1902年4月，革命黨和留日學生在東京舉行“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週年紀念會”，據報導：“莅會者形極踴躍”。章太炎負責起草宣言聲稱：“明祚既移，則炎黄姬漢之邦族亦因以澌滅。……維兹元首，不知誰氏，……吾屬孑遺，越在東海，念延年之所長，瞻梨洲之所乞師，頽然不怡，永懷疇昔。……願吾滇人，毋忘李定國；願吾閩人，毋忘鄭成功；願吾越人，毋忘張煌言；願吾桂人，毋忘瞿式耜；願吾楚人，毋忘何騰蛟；願吾遼人，毋忘李成樑。……”陳少白亦於當日率領全體員工在報社内集會紀念，並在《中國日報》上刊登《宣言》全文。這類文章煽動力頗强，發聾震聵，赤子之心，躍然紙上！

　　1903年，廣州保皇派報紙《嶺海報》攻擊民主革命爲“大逆不道”。對此，《中國日報》與《廣州日報》密切配合，著論反駁，廣東讀者紛紛投稿支持，彼此舌劍唇槍，持續了一個多月，揭開革命與保皇之間的大論戰的序幕。因爲保皇派康有爲其得意口號“革命足以召瓜分”，頗能迷惑好些人；樑啓超主持《新民叢刊》，其文辭頗爲犀利，説理也很透徹，筆鋒常帶有感情，更贏得不少人的信服。如果没有這場論戰，留日學生及國内知識分子的思想將會一直被保皇和改良的逆流所支配。在論戰過程中，保皇派被批駁得體無完膚，人心大快，爲繼之而來的革命高潮，作好社會群衆蓄勢待發之心理準備。

　　整體説來，《中國日報》的評論文章，都能做到喻之以理、動之以情、曉之以義、促之以行，起着是旗幟也是炸彈的作用，至今還有其理論價值和歷史意義。不過，也應該指出，由於歷史的局限和基於策略上的考慮，當時民主革命派的報刊宣傳，往往帶有一種狹隘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的過激的色彩和偏向；然而，我們不應也不能離開對具體情况的具體分析而苛求於前人。

　　三

　　爲了提高民主革命派報刊聯合作戰之能力，1902年9月《中國日報》社論《謹擬各報館公共章程》對報紙如何處理評論、來稿以新聞編輯工作上的一些重大問題，綜合提出了11點有益的意見，以統一思想和步調。其中講到報體、報品、報德的概念和輿論監督的原則，指出當時報館的通病：“雜亂無章”，“毫無紀律”，“未諳業務”，“以報紙爲射利之工具，故報體日陋，報品日卑”，“報德日漓。大爲風俗人心之害”。“當今貪官酷吏，充塞朝野，百姓受虐，呼訴無門。惟賴各報紙秉公辦事，尚可延民權一綫未絶之路。”《中國日報》這篇社論不僅對昔日民主革命報刊有指引性，而且對今天的報刊工作還有借鑒價值和鞭策作用。

　　《中國日報》早期還增出《中國旬刊》（1902年2月第31期）。日報與旬刊統稱《中國報》。爲了針砭時弊，激勵鬥志，該報特設副刊《鼓吹録》。形式多樣，計有詩歌、小説、戲劇、粤謳、雜文、諧文、史談、詞苑、雜俎等專欄。隨後港穗及海内外中文報刊，均紛紛仿傚增設副刊與專欄。1908年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死去，未滿三歲的溥儀繼承皇位，改元宣統。《中國日報》值此在所刊贈的己酉（1909年)月份牌附聯曰：“漢家何日重頒歷，滿族於今又改元。”接着針對攝政王載灃重用滿族宗室、厲行排漢政策，舉辦春節征聯活動，以朱執信所擬“未離乳臭先排漢”爲上聯，向讀者征對。海内外應徵者竟超過10萬人！經評議入選者共200件。冠軍是“將到長毛又剪清”；亞軍是“横掃膻腥獨立旗”；季軍是“一洗辮污大革新”。這次“跨越國界”的活動非常成功，密切了報社（其實是革命派）同廣大讀者的聯繫，提高了人民群衆的反封建意識和革命熱忱。廣州民主革命派還這樣利用報刊上老百姓喜聞樂見的鄉土文藝樣式（如粤劇、木魚、南音、龍舟、童謡、講古等）和諧文趣話以及圖片漫畫等作爲宣傳武器，《國民報》的“拉雜談”之一節寫道：“强盗劫財以刀，貪吏詐贜以勢，同此肝腸；政府迫於强鄰，奴僕制於惡主，同此情狀。黨人暗殺以尋死，官吏避炸以逃生，各具肝腸；國窮借債有門，民困呼冤無路，各具情狀。”一個“同此”，一個“各具”，對偶工整，對比鮮明，鞭辟入裏，寓莊於諧，這類“雜談”，能起着號角和旗幟、匕首和投槍的作用。此外，還有不少詩文爲廣大市民所説唱傳誦，擴大了報刊的利用率和影響力，使報刊成爲團結並教育人民、揭露並打擊敵人的有力工具和武器。

　　隨着時局的演變，廣州革命報刊猛增至幾十份。主要有《嘻笑報》（1898）、《時敏報》（1898）、《嶺東日報》（1902）、《亞洲日報》（1902）、《省港通報》（1903）、《警鐘日報》（1904）、《群報》（1905）、《時事畫報》（1905）、《國民日報》（1906）、《珠江鏡》（1906）、《二十世紀報》（1906）、《二十世紀軍國民報》（1907)、《時諧畫報》（1907）、《廣東白話報》（1907）、《半星期報》（1908）、《嶺南白話雜誌》（週刊）（1908）、《南越報》（1909）、《時敏新報》（1909）、《佗城日報》（1910）、《平民日報》（1910）、《粤東公報》（1910）、《人權報》（1911）、《中原報》（1911）、《天民報》（1911）、《齊民報》（1911）、《震旦日報》（1911）、《平民畫報》（1911）、《可報》（1911）等等。

　　此外，在同盟會成立之前，香港已有《中國日報》、《廣東日報》、《有所謂報》、《世界公益報》等；之後又增出了《日日新報》（1906）、《香港少年報》（1906）、《東方日報》（1906）、《社會公報》（1907）、《人道報》（1908）、《時事畫報》（1909）等一批報刊，擴大了反清宣傳的陣容和聲勢。

　　四

　　懾於革命輿論難以容忍和扺禦的强大威力，早在1901年，管學大臣張百熙（冶秋）在應詔上疏中，就促請清廷創辦官報以控制輿論，扺制民辦報刊；並建議粗定報律：一、不得輕議宫廷；二、不得立論怪誕；三、不得有意攻訐；四、不得妄受賄賂。此外則宜少寬禁制，使得改革立論；風聞紀事；不然，則恐徒塞銷售之途，不足間讒慝之口也。”〔30〕1911年2月清廷批準並頒佈了由民政部擬定的《大清報律》。但真正的革命者是不畏强權的，《半星期報》發表了題爲《本報持論之旨趣及對國民的生計政治兩大問題之意見》的評論，提出質疑和批評：“新聞條例頒矣，報律定矣，政府汲汲於鬻國之不暇，混人民自保權利與囂張惡習爲一談。若蘇浙鐵路問題，西江緝捕問題，二辰丸問題，國民方欲以其强大輿論爲政府外交後援，自以爲至馴良至忠愛矣，庸知政府不惟不德也，且疾視若仇，劫制威嚇，不遺餘力……”，表現出革命黨人的義正詞嚴、浩氣凛然！

　　1905年清廷軍機處各省督撫查禁所謂“悖逆書刊”。包括表明革命黨人的《革命軍》〔31〕、《浙江潮》、《自由書》、《中國魂》、《新民叢刊》、《支那革命運動》等20多種。爲此，《中國日報》旋即針鋒相對地發表題爲《清廷之示禁書報》的社論，譴責清朝當局禁錮言論，限制報刊出版事業。另外又發表評論文章《促日本外交家之反醒》，對所傳日本政府應奉天巡撫派赴美特使唐紹儀要求對《民報》實行限禁一事，加以有力的抨擊。〔32〕然而，由於廣州是革命黨人起義的地方，當局對報刊管制甚嚴，當年革命報刊，經常遭到查封和迫害，有的報刊如《平民日報》等的壽命只不過2—3個月。《二十世紀軍國民報》創刊號即發表《軍國民報弁言》，公開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號召“鋤非種，驅异族”、“推專制，誅獨夫”、“均地權，重共産”。後來更因一篇評論署名“盧騷之徒”，語調激烈，爲廣州官方所患，飭令警署緝拿。主筆盧諤生及時逃逸，幸免於難。該報只出7期就停刊；《可報》因爲報導温生才刺殺廣州將軍孚琦事件而被查封，只出版了半個月；最短的要算《天民報》，出版僅兩天便被封禁。革命報人被罰款、被恐嚇、被拘禁、被殺害，時有所聞。

　　清廷大興文字獄，用盡高壓手段扼殺言論，歷史上是出名的。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廣州，却出現了“地下報紙”！1906年7月7日香港《有所謂報》以《喜聞秘密活動版報將出現於羊城》爲題的訪稿披露：“志士何某”主辦的《飛炸日報》正在積極籌備中，即將在廣州出版。這份報紙，將“仿俄國虚無黨辦法”出版。其宗旨爲：“提倡民族，痛斥官場，監督惡棍，驅除群蠹。”其方式爲：“神出鬼没，使官吏知其有紙出，不知其發行印刷之所在，而無從封禁。”魯迅有句詩“怒向刀叢覓小詩”，的確，那時革命報刊的編輯記者就是在刀叢中奮鬥的！

　　隨着形勢的發展，廣州革命報刊的言論也越來越尖鋭，越激烈，越有戰鬥性和號召力。如榮獲孫中山特頒褒許狀的《南越報》，它的辦報宗旨，從《本報創刊一週年紀念》一文中，就可以看到：“若夫曠觀全國，悵望神京，借改革權集中央，原非良策。稱預備（立憲)考查外國，徒事虚名。故資政稱立憲之基，轉瞬已門堪羅雀。即刑律樹改良之譽，翻手而海滿冤鱗。同人觀政局之堪憂，懼狂瀾之莫挽。拊膺斫地，搔首傷時。欲在滄海之横流，勉作疾風之勁草，皆準時勢以立言。莊諧並進，實作文明之先導。警勸交諫，無不痛下針砭。”深刻地抨擊清王朝專制統治的殘酷性與君主立憲的欺騙性。《南越報》還以廣告的形式評介廣州的革命報刊，如指出《震旦報》以“誘導輿論，扶植人權，奬進民德，提倡實業”爲宗旨，“政府有背理舉動，足害吾民者，必痛加批詆。”它不惜“爲他人作嫁”。

　　1910年廣州新軍起義失敗，槍聲雖斂，但該報以激烈的評論與詩篇，繼續轟鳴！1911年4月27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革命黨人廣州起義失敗，“是役也，碧血横飛，浩氣四塞，草木爲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孫中山語）〔33〕該報又刊登了不少悲憤激昂的詩文。如連載黄世仲的《五月風聲》（名爲“近事小説”，實質是報告文學），詳細地記述起義的經過；刊登粤謳《黄花影》：“黄花影，尚帶住的血痕鮮。顧影知是英雄，且屬美少年。試睇英姿瀟灑，婀娜含剛健，枝傲枝横，可見得渠骨節堅。秋風秋雨，日把黄魂練，不比春花娥媚只傺乞人憐。人見渠自由花放，極個個心欽羡，須知有許多萌孽，蹴損在春天。呢下北顧燕雲，總傺多幻變，須整鞭，齊與金風戰，待至凱歌唱，痛飲在花前。”這些哀悼黄花崗死難烈士的詩文，感人至深，能激勵人們繼續戰鬥。爲浩然正氣所感召，在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情勢下，廣州就有人冒死結伴祭拜黄花崗烈士墓，憑弔英靈；報社也膽敢照登有關的新聞，而竟然没有被查禁。看來自經此役，清廷對廣東的局勢（特别是城郊和低層社會)已經基本失控。事實上，地方官員要干預也無計可施了，有時只好裝糊涂了事。

　　五

　　孫中山根據“中國的新聞紙和最近的出版物裏，也已經充滿了民治的思想”而樂觀地預見：“吾們敢下一斷言，傾覆滿清政府，不過時間上的問題罷了。”〔34〕的確，所謂“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等到武昌的砲聲一響，全國各地雲集而響應，歸向而景從，摧枯而拉朽，清王朝這座封建大厦就土崩瓦解地倒塌了。而清廷亦有感於此：“……民軍起事，各省響應，九夏沸騰，……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35〕這場革命之所以傷亡不多，也没有經歷像過去歷史上改朝换代時那樣的曠日持久的内戰（例如“太平天國”打了14年還是以失敗告終），這是因爲“一國之趨勢，爲萬衆之心理所造成。”〔36〕而“宣傳之功，勝於武力。”〔37〕中國之命運已經到了一個必然性的歷史轉捩點。

　　然而，封建勢力是“不打不倒”、“不推不翻”的。爲此，辛亥革命前夕，廣州地區民主革命派的許多報社，不僅僅是個宣傳機關，而且，實際上已經成爲革命黨人的聯絡處，聚會點，情報站，招待所，後勤部甚至司令部和大本營。革命派的意圖和行踪是秘密的，而報社的存在和活動則是公開的。這樣一來，報社就變成了革命黨人同社會進行聯繫的紐帶。如果能設想到報社那種熙熙攘攘的情景，人們也許會驚呼“秀才造反”！《中國日報》爲了支援革命，在香港設立了5個招待所，專門招待來往聯絡和參加起義的革命黨人；1906年爲準備起義而發行的軍事債券；1907年爲潮州黄岡起義的旗幟；1910年爲廣州新軍起義而準備的傳單和小册子……也都是在這裏秘密印刷和縫制的。這個報社還負責酬款並轉運起義時所需要的一部分軍火。它的3樓曾作指揮部；它的4樓曾經被用爲試製炸彈的工場。革命黨人像馬克斯所倡導的，由運用“批判的武器”轉入到“武器的批判”!清宣統三年，辛亥八月十九日，（西歷1911年10月10日）繼黄花崗起義之後，歷史發展到一個偉大的轉折點，民主革命派一手拿筆杆子，一手拿槍杆子，爲全民族的自由平等、爲民主共和國的誕生而獻身。這批革命報人，他們的精神何等壯烈!他們的英風何等凛冽!

　　把公開的活動與秘密的活動、思想工作與組織工作、宣傳工作與武裝起義、革命黨人的活動與群衆的參與，巧妙地緊密結合起來——這是廣州革命報刊最大的特點和優點，這也是廣州革命報刊同其他地方革命報刊最大差异之處。另外，在中國革命史上，廣州報刊之多，形式之活，讀者之衆，影響之大，蔚爲奇觀。

　　斯大林在總結蘇共歷史時，曾着重地説了這麽一句：“1912年的真理報奠定了布爾塞維克主義在1917年勝利底基礎。”〔38〕1912年，孫中山對廣州記者發表演説時也鄭重指出：“此次中國推倒滿清，固賴軍人之力，而人心一致，則由於各報鼓吹之功。”〔39〕（按：斯大林爲了搞個人崇拜，撇開列寧主編的《火星報》及其他諸多報刊不提，而孫中山則認爲是“各報之功”。事實上，要有多個報刊才能搆成革命輿論的合力。）由於這些報刊的星羅棋佈的存在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廣州，這個華南中心城市，才能成其爲中國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更由於廣州連同全國其他地區以及海外的革命派報刊，對華僑，對會黨，對新軍，對留日學生，對廣大人民，〔40〕多年來持續不斷地大造革命輿論，“使中國四萬萬人的心都傾向我黨”，〔41〕中國，才能以最短的時間和最少的傷亡完成歷史上最偉大的變革！

　　注　釋：

　　〔1〕 《辛亥革命目擊記1911-1912》中譯本（圖片説明），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2〕〔3〕 《中國革命史》，《孫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66頁。

　　〔4〕《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346頁。

　　〔5〕〔6〕《中國革命史》，《孫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121頁。

　　〔8〕《致羅璈階信》（1920年11月25日），《毛澤東早期文摘》，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54頁。

　　〔9〕《民族主義》第1講，《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頁。

　　〔10〕《怎麽辦？》《列寧選集》第1卷（中譯本），莫斯科1950年版，第241頁。

　　〔11〕馬克思：《黑格爾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2〕《總理遺囑》，《孫中山全集》第1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639-640頁。

　　〔13〕《爲創設英文雜誌及印刷機關致海外同志書》，《孫中山全集》。

　　〔14〕 《國民黨奮鬥之法宜注重宣傳不宜只注重軍事》，《孫中山全集》。

　　〔15〕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關於文化戰綫和軍事戰綫的論述，《毛澤東選集》。

　　〔16〕1912年4月9日《致武漢報界聯合會函》，《孫中山全集》。

　　〔17〕《列寧選集》第3卷（中譯本），莫斯科1950年版，第35頁。

　　〔18〕《建國方略》，《孫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

　　〔19〕孫中山：《中國同盟會募集基本金啓事》，《孫中山全集》。

　　〔20〕1906年《民報》在摘引《共産黨宣言》結束語的同時，刊登《代理中國日報廣告》：“香港《中國日報》，爲中國革命機關報之元祖，自已亥年創始以來，其間經歷幾許大風潮，屹然不少變動，其名譽其價值，久爲一般社會稱道不置……該報言論之精闢，資料之密豐，均臻絶頂……”

　　〔21〕《孫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29頁。

　　〔22〕《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

　　〔23〕孫中山：《女子要明白三民主義》，《孫中山全集》。

　　〔24〕《造成真中華民國》（講詞），《孫中山全集》。

　　〔25〕《中國旬刊》第1期，1900年1月25日。

　　〔26〕孫中山：《學生要努力宣傳，擔當革命重任》（講詞），《孫中山全集》。

　　〔27〕〔28〕《建國方略》，《孫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

　　〔29〕《孫中山選集》下卷，第671頁。

　　〔30〕據朱壽明《東華續録》，中華書局，1981年版，

　　〔31〕《革命軍》，全書2萬餘字，洋洋灑灑，慷慨激昂，很有革命鼓動力。深獲孫中山重視，認爲“其開導華僑風氣，爲力甚大”，“必能打動人心”，囑咐“宜從速印之，分派各地”。遂印過萬份寄發海外，影響極大。其作者鄒容，年僅19歲，四川人。因《蘇報》案於1905年4月3日瘐於獄中。

　　〔32〕據馮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27頁：港英政府亦有類似禁律。1907年8月，“香港徇清政府之請，通過禁止報紙煽惑友邦作亂文章專律，殆爲中國報而發。”所以“對華文報紙取締甚嚴，批評時政，動輒得咎。”（又據同書初集第114頁）

　　〔33〕《黄花崗烈士書略（序）》，《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50頁。

　　〔34〕1904年答紐約記者問，發表英文評論《中國問題的真解决》，指出“全國革命的時機現已成熟”，“中國現今正處在一次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譯文載《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卷，第245-248頁。

　　〔35〕《清帝退位詔令》，《清通鑒》，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40頁。

　　〔36〕《孫文學説》第6章《能知必能行》，《孫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

　　〔37〕《復朱乃斌何漢强囑寄宣傳畫片函》，《孫中山全集》。

　　〔38〕《聯共（布）黨史簡明章程》（中譯本），莫斯科1950年版，第187頁。

　　〔39〕孫中山：《對粤報記者演説》，《孫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84頁。再則，孫中山《在上海〈民立報〉之答詞》中又説：“此次革命事業，數十年間，屢起屢僕，而卒睹成於今日，實報紙鼓吹之力也。”（同書第337頁）

　　〔40〕著名歷史學家周谷城把辛亥革命的社會勢力概括爲五種：會黨，華僑，知識分子，進步的軍人，地主官吏之最進步且已轉變爲資産階級者。（見周著《中國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4-439頁）本文采納了周氏的見解。

　　〔41〕《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改進大會上的演説》，《孫中山全集》第7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6-7頁。

　　（作者：葛蘭禎,廣東省歸國華僑作家聯誼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