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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與宗教關係管窺

  孫中山逝世不久,其家屬請路透社發表電文雲:

  上海某某數報,對於孫中山之殯禮,有重大之誤會,孫之家屬,不能不加以聲明。孫於彌留之際,曾言彼當以基督教徒而死,且一再言其一生主張政教分離,孫之家屬亦奉基督教,因孫有遺言,决議雖其黨中同志多非基督教徒,而仍舉行宗教式家祭禮。在舉殯時,曾有人聲明孫之信奉基督教,乃重精神而輕形式,凡束縛之教義與教士之儀制,彼均不表同情,孫於一年前嘗貽書某友,謂彼信基督乃革命家及爲刬除一切不平等者。〔1〕

  有“基督將軍”之稱的馮玉祥謂孫中山:“一生照基督徒的樣子生活着,照基督徒的樣子而死,照基督徒的樣子而葬”。〔2〕康德黎稱“孫先生革命的抱負,及由此抱負所産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磨,大有耶穌救世的精神”。〔3〕林百克稱孫中山爲“世界之大師傅也,人間之活上帝也”。〔4〕更有人譽其爲“中國近代基督教的發明者”〔5〕。

  的確,孫中山一生在民主革命進程中與宗教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研究其與宗教的關係亦是比較有意義的選題。他年少時受基督教影響頗深,早早皈依了基督教。革命時期,教會中人給予他無私援助。中華民國成立後,力倡政教分離、信教自由,同時對宗教在道德建設方面的作用垂注較多。晚年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和視野的漸闊,在吸收宗教有利於革命的因素之外,對宗教作爲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急先鋒有深刻認識,並提出尖鋭批評。但逝世前夕,又坦然承認自己是基督教徒,並希望按基督教徒的儀式舉行葬禮(事實上亦做到了)〔6〕。

  客觀來看,對孫中山與宗教的關係,尤其與基督教的關係,學者關注得較多,成果亦頗爲豐碩。主要著作有:耶穌會士德禮賢著的《孫中山先生對於基督教的態度》(香港,聖類斯實業學校印,1931年再版),毛拔著《中山先生是基督徒嗎》(上海,中華浸會書局,1928年6月初版,1930年8月3版),謝頌羔的《孫總理與基督教》(上海,廣學會,1940年12月),習賢德的《孫中山先生與基督教》(臺北,浸宜出版社,1992年),王治心的《孫文主義與耶穌主義》(上海,博物青年協會書局,出版日期不詳)。論文方面亦不乏佳作,有數十篇之多。此外,相關的著述中,論及該課題的也不少。〔7〕

  本文試圖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之上,對孫中山與宗教的關係,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與基督教義的關係,孫中山信仰宗教與無神論的關係,孫中山與其他教派的關係,作綜合的考察,提出一些看法供討論參考。

  一

  1.早年虔誠信仰時期

  孫中山最早與西方傳教士的接觸,是他12歲時,“在香山翠亨鄉,從美教士克爾習英文。這位克爾教士,可以説是他開始認識西方文化的啓蒙師,同時也可以説他最初和基督教接觸的開端”。〔8〕

  1878年5月初,孫中山跟隨母親赴檀香山投奔哥哥孫眉。從此,一個新的世界展現在眼前。第一次海上之行,他看到了許多新奇的事物……船長爲一位死去的水手念聖經做祈禱……〔9〕。

  孫對基督教的興趣和崇信,萌發於在檀香山讀書的1879~1882年間。他當時就讀的意奥蘭尼學校,《聖經》是必修課,學生早晚和星期天都要到教堂做祈禱。校長韋禮士主教對孫格外親熱和十分器重,曾邀請他同桌喫飯,親自講授聖經。〔10〕 他漸漸對基督教發生了興趣,“在基督教教義中,找到了更多的道理,而這些正是他早年信奉村神所不能滿足的”。〔11〕

  1882年秋,他轉入奥阿厚書院學習,牧師教員鞭蘭諦文又對其“循循善誘”,孫“久受宗教教義熏陶,信道漸篤,至翌年春夏間遂有克日受洗禮之議”。〔12〕因孫眉阻撓未果。1883年7月孫眉因其弟“切慕耶穌之道,恐文進教爲新督責”〔13〕,責令孫中山返鄉。

  返鄉不久,孫進入香港拔萃書室,此間深受美國宣教師喜嘉理博士常識。喜牧師知他“服膺基督真理而未受洗,遂日勸其早日受禮奉教,以爲衆倡”。〔14〕1883年11月孫正式加入了基督教,取號日新,在回答“是否崇信基督”的提問時,明確表示:“基督之道,餘固深信”。〔15〕

  受洗之後,孫中山“常隨喜牧師往香山傳道,招得三人入教,蓋初欲習傳道也。”〔16〕 喜本人也回憶:孫曾邀請他和一位英國人去翠亨村一游,他們携帶了許多福音書沿途出售。孫中山熱心“爲基督作证”,很快説服兩位朋友信奉了基督教。〔17〕

  1884年4月,孫轉入香港中央書院,“每星期日行至鄰近道濟會聆聽王煜初牧師説教”。〔18〕1886年夏入廣州博濟醫院附高的南華醫學堂就讀。次年10月轉入香港西醫書院。1892年畢業,期間於1891年3月27日成立教友少年會,并發表《教友少年會紀事》一文。

  附:孫1879~1892年接受教育的教會學校:

  2.從興中會成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利用宗教進行革命 

  此時期,孫中山與宗教的關係,主要凸顯在以下三個方面。

  (1)利用宗教組織革命。孫“革命之初,往往借教堂爲革命機關”,僅以廣州爲例,有史可查的曾做爲革命據點的就有:雙門底基督教徒左斗山的聖教書樓,永漢路四牌樓的長老會福音堂、河南的巴陵會福音堂、花地格致書院、芳村培英書院,仁濟大街的博濟醫院、油欄門天主教徒胡心泉的鴻興客棧等處。〔20〕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到同盟會組建,有姓名可考的近三百名會員中,教徒幾占三分之一。興中會、同盟會的“誓約”中均有“對天發誓”、“神明察之”的字樣,入會宣誓儀式亦如受洗入教之禮。〔21〕在興中會入會宣誓儀式上,“孫博士第一個宣誓,把他的手放在聖經上,請上帝爲他的誓言作证,其它人旋即照辦”。〔22〕

  (2)利用宗教發動起義。1895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孫中山、鄭士良、陸皓東、陳少白、鄧蔭南、謝纘泰等主要領導人均爲教徒。教中人士也給予了無私援助,助餉最力者爲鄧蔭南、李紀堂;提供場所做爲秘密機關者爲左斗山、王質甫等人;負責草擬文告及對外聯絡與宣傳者爲何啓等。事敗之後,這些人又因教徒身份才得到西方國家一些傳教士及教友的營救。1900年與當時北方的義和團起義相呼應,孫中山决定在南方發動惠州起義,據當事人崔通約言,“參與是役之人,大約洪門人占其七,基督教人占其三”。〔23〕

  (3)利用教徒身份兩次脱險。1896年10月倫敦蒙難之初,孫中山“想望已絶,惟有坐以待斃而已”,後“惟有一意祈禱,聊用自慰”,10月16日“祈禱既竟,起立後覺方寸爲之一舒,一若所禱者已上達帝聽”,最終以宗教情理打動英僕柯爾,與外界取得聯繫,不久獲釋。按孫説此即“禱告之誠,果上達於天也”,“上帝固默然加呵護者也”。〔24〕11月致區鳳墀的信中談及此事時謂:“弟遭此大故,如蕩子還家,亡羊復獲,此皆天父大恩”。〔25〕1904年4月,孫中山在舊金山再度蒙難,被美舊金山移民局扣押於海關木屋内,幸得當地教友伍盤照、司徒南達會同致公堂領袖黄三德等聘請律師勝訴方準登岸入境。

  3. 1912年後力主政教分立、宗教自由,極其重視宗教之道德建設功效

  民國肇建後,孫中山與宗教的關係顯著者有二,一爲力主政教分立、宗教自由,一爲着重論述宗教在道德建設中的特殊功效。

  孫中山的政教分立思想,表現於其平日的言論中。1912年2月6日,美以美會高翼聖、韋亞杰上書,論述成立中國自立耶教會事宜,孫中山復函談到,“政教分立,幾爲近世文明國之公例。蓋分立則信教傳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紛擾之原因,且使教會得發揮其真美之宗旨。外國教士傳教中國者,或有時溢出範圍,涉及内政,此自滿清法令不修,人民程度不高有以致之。即有一二野心之國,借宗教爲前驅之諜者,然不能舉以擬政教分立之例也。今但聽人民自由奉教,一切平等,即傾軋之見無自而生,而熱心向道者亦能登峰造極,放大光明於塵世”。認爲此舉“自爲振興真教起見,事屬可行,發自爲之,有厚望焉。”〔26〕

  1912年3月24日《令教育部準佛教會立案》文中明確闡述了政教分立的原則。“查近世各國政教之分甚嚴,在教徒苦心修持,絶不干與政治,而在國家盡力保護,不稍吝异。此種美風,最可傚法”。並引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的若干規定來强調此等條文“雖簡而含義甚宏”,“該會要求者,盡爲約法所容許,有行政之責者,自當力體斯旨,一律奉行”。〔27〕

  政教分立必然要求宗教自由,這在上面亦有論及。宗教自由是孫中山長期堅持的一項原則。早在1904年《中國問題的真解决》一文中就有傳教自由的表述,孫中山認爲西安府的景教碑可“説明早在公元第七世紀外國傳教士在當地人民間所進行的傳播福音的工作;再者,佛教乃是漢朝皇帝傳入中國的,人民以很大的熱情歡迎這個新宗教,此後它便日漸繁盛”,教士“被許可在帝國内部自由地縱横遊歷”,“當時的大學士徐光啓,其本人皈依了天主教,而他的密友、即在北京傳教的耶穌會教士利瑪竇,曾深得人民的尊敬”。〔28〕

  1912年1月5日孫中山在《對外宣言》中明示:“許國人以信教自由”。〔29〕1912年3月10日公佈的《南京府官制》中,特設“民治科”,其重要一項職責就是“關於宗教寺廟行政事項”,〔30〕次日公佈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明文規定“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别”,“人民有信教之自由”。〔31〕此舉把信教自由昇至憲法的高度,對信仰自由起到了强有力的保障。此思想一以貫之,延至1924年1月23日,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再次明確宣佈:“確定人民有……信仰之完全自由權。”〔32〕

  孫中山認識到宗教在道德建設方面的作用,可溯至1891年孫起草的《教友少年會紀事》一文,“此會之設,所以防微杜漸,消邪僞於無形,培道德於有基”。〔33〕民元後,孫中山愈加重視宗教在道德建設方面的獨特作用。1912年4月21日,在福州出席耶穌教會歡迎會曾謂:“此次革命,雖與宗教無甚關係,然外人來華傳教,殊能增進道德觀念,使吾人盡具純净之愛國心。此後同胞盡力造成良善政府,則民教相安,中外感情愈厚,世界或即基此永保和平。且今日民國建設伊始,尤賴諸同胞注意道德,而後邦基可固”。〔34〕1912年8月23日,孫中山由滬扺津,翌晨有某君往謁,詢以近日中國全局大勢,自改革故土以來,並未見有何等效果,但屢見腐敗之現象,非擅權用事,即黨派相争,無以國利民福爲前提者。何也?先生答雲:“此由人人有利己心,無道德心故也”。某君雲:“先生遊歷外洋數十年,於外洋政治學問道德上,必有實在心得,而所謂道德者何在?先生雲:“在宗教”,某君雲,宗教名目太多,必何種宗教始有道德?”先生雲:“據兄弟所調查,惟天主教,天主教之化人,非人所能言,天主教之道德,更非人所能意料,不特爲治國之精神,實爲吾人之性命,我國振興,必賴宗教,此時擴張宗教,爲治國不二法門。吾因奔走海外,無暇及此,今稍有餘暇,即研究宗教道理雲”。〔35〕此番話極大可能爲教中人士所爲,但孫中山對宗教對道德建設作用的認識可窺一斑。

  隨後,孫中山對此屢有闡述,有人因稱其爲“基督徒的演説家”。〔36〕1912年9月5日,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會歡迎會的演説中强調宗教可補政治之不及,“宗教與政治,有連帶之關係。國家政治之進行,全賴宗教以補助其所不及,蓋宗教富於道德故也。兄弟希望大衆以宗教上之道德,補政治之所不及”〔37〕。是月中旬,在回教俱樂部的歡迎會上又希望宗教人士同發愛國心,“今日之中華民國,乃五族同胞合力造成。國家政體既經改良,不惟五族平等,即宗教亦均平等。當初地球上最有力量者爲回教,崇信回教之國亦不少。現宜以宗教感情,聯絡全國回教中人,發其愛國思想,擴充回教勢力,恢復回教狀態。”〔38〕是年,在法教堂歡迎會的演説中再次强調宗教可補政治之不逮:“今幸有西方教士爲先覺,以開導吾國。惟願將來全國皆欽崇至尊全能之宗教,以補民國政令之不逮。願國政改良,宗教亦漸改良,務使政治與宗教互相提挈,中外人民愈相親睦。僕今在此與諸君相會,更願諸君同發愛國心,對於民國各盡其應負之責任,有願望焉雲”。〔39〕“同發愛國心”,誠哉斯言!此乃孫中山對宗教在道德建設作用的高度概括。

  需補及的是,孫中山在國外亦持此論。强調宗教不僅能培養個人道德,還可維護國際間和平與正義。1913年2月11日至3月25日,孫東渡扶桑,此間他在東京、大阪、長崎等基督教青年會上多次演講,“在往昔野蠻時代,個人間道德不甚發達,而在文明的今日,個人間漸講道德,但文明程度尚有優劣,因此在國際上並不像個人間講求道德。此時,重視正義、人道者唯獨基督教;是即基督教具有增進全世界和平與鼓吹正義觀念的很大力量”。〔40〕

  4.1919年後對宗教的重新認識與强烈批判

  二次革命、護國運動、護法運動過程中,孫中山因忙於捍衛共和而無暇關注宗教,故該時期有關宗教的言論較少。經過這些運動的洗禮,孫中山發出“南與北如一丘之貉”〔41〕感慨之後,旋赴上海,埋頭向學,希冀通過著述立説來唤起人民大衆的覺醒。考此時期孫中山潜心研讀的相關書籍,有關宗教方面的著述竟達15種之多〔42〕。雖不能斷言此時期孫中山的宗教知識全部來源於這些書籍,但受此等書籍的深刻影響是勿庸置疑的。是故,在此後一段時間内,孫中山有關宗教的論述日漸增多。孫中山對宗教的認識陷入一個怪圈之中:一方面對宗教愈發深刻,從中汲取有利於革命的營養成份;另一方面對宗教作爲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急先鋒有着清醒的認識和强烈的批判。

  1923年12月在廣州對國民黨員的演説中,孫中山對宗教能够流傳到世界各地非常艷羡,拿宗教與革命來比較,佛教“自印度流行到亞洲全部,信仰的人數比那一種教都要多些呢,都是由於釋迦牟尼善於宣傳的效果。再象耶穌教,從前自歐洲傳到美洲,近代傳到亞洲,流行於中國,世界上到處都有他們的教堂。這樣普遍的道理,也是由於耶穌教徒善於宣傳。”後指出:“宗教之所以能够感化人的道理,便是在他們有一種主義,令人信仰。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義,便深入刻骨,便能够爲主義去死。因爲這個原因,傳教的人往往爲本教奮鬥,犧牲生命亦所不辭。所以宗教的勢力,比政治的勢力還要更大”。〔43〕

  該時期孫中山對宗教的正面認識多體現在《三民主義》演講中。民族主義第一講把宗教與血統、生活、語言、風俗習慣並稱爲民族形成的五大自然力。指出“大凡人類奉拜相同的神,或信仰相同的祖宗,也可結合成一個民族。宗教在造成民族的力量中,也很雄大。像阿剌伯和猶太國已經亡了許久,但是阿剌伯人和猶太人,至今還是存在。他們國家雖亡,而民族之所以能够存在的道理,就是因爲各有各的宗教”。“猶太民族的天質是很聰明的,加以宗教之信仰,故雖流離遷徙於各國,猶能維持其民族於長久。阿剌伯人所以能够存在的道理,也是因爲他們有穆罕默德的宗教。其他信仰佛教極深的民族像印度,國家雖然亡到英國,種族還是永遠不能消滅”。〔44〕

  《民族主義》第三講把耶穌與革命聯繫起來,“猶太人在耶穌未生之前,已經被人征服了。及耶穌傳教的時候,他的門徒當他是革命,把耶穌當作革命的首領,所以當時稱他爲猶太人之王”。“所以猶太人亡了國之後,耶穌的門徒以爲耶穌是革命”,“耶穌的革命,是宗教革命,所以稱其國爲天國。故自耶穌以後,猶太的國雖然滅亡,猶太的民族至今還在”。〔45〕

  他晚年還引用聖經中的故事去激勵教友。在《勉中國基督教青年》一文中説:“夫教會之入中國,既開闢中國之風氣,啓發人民之感覺,使吾人卒能脱异族專制之羈厄,如摩西之解放以色列入於埃及者然。以色列人出埃及後,猶流離困苦於荒凉沙漠間四十年,而必待約西亞以領之,而至加南之地。”他希望基督教青年會“擔負約西亞之責任,以救此四萬萬人出水火之中而登之袵席之上”。〔46〕

  孫中山對宗教的懷疑早年就有表露,“予於耶穌教之信心,隨研究科學而薄弱。予在香港醫學校時,頗感耶穌教之不合倫理,固不安於心,遂至翻閲哲學書籍。當時予之所信,大傾於進化論”。〔47〕晚年,這種思想愈加明顯,在《廣州全國青年聯合會的演説》中把宗教與科學相比,“古時人類的知識,多是宗教的感覺”,而“宗教的感覺,專是服從古人的經傳。古人所説的話,不管他是對不對,總是服從,所以説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學比較起來,科學自然較優”。〔48〕

  在表示懷疑的同時,孫對宗教做爲帝國主義侵華急先鋒進行了嚴厲批判。自1922年京滬穗等大城市“非基督運動”勃興後,孫中山發表談話,反對帝國主義者操縱控制教會,要教會好自反省和“决計不作帝國主義者之工具”。〔49〕對帝國主義打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幟,大干侵略勾當,表示了極大憤慨,“教會在現制度下,誠有不免麻醉青年及被帝國主義者利用之可能。然如何起而改良教會,謀獨立自主,脱去各帝國主義之羈絆,此教友人人應負之天責,亦爲一般從事宗教運動者應急起之者也”。〔50〕 1924年9月7日《中國國民黨爲九七國耻宣言》指出,帝國主義除了政治和經濟侵略之處,還有宗教的侵略,“他們用政治力和經濟力來掠奪中國人的物質還不算,又用宗教來耗奪中國人的精神。一班神甫牧師倚仗着他們的國力,包庇教民,干與詞訟,欺壓吃教以外的人,無所不至,受其虐者飲心刺骨”。〔51〕

  5.逝世前夕對基督教的回歸

  在逝世前的一段時間内,孫中山曾對宗教進行過嚴厲的批判,但辭世前夕却坦然承認自已爲基督徒,有關此方面的言論並不是很多,但其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的確值得特書一筆。

  在去世前,孫中山對孔祥熙言到:“上主遣我到中國爲救中國不受囚禁與欺壓,我並没有違反上主的使命”。〔52〕在病榻上執着徐謙的手説道:“我是基督教徒,上主遣我爲我國人民和罪惡奮鬥。耶穌是革命家,我也是一樣。”〔53〕對包世杰講到:“初時,予因從事革命,教會深恐連累,故不敢認識予,予非不認識教會也,予始終是基督教信徒。不僅予爲基督教信徒,予之兒、予之媳、予之家庭、予之岳丈、岳母、予妻、予妻之姊、之弟、之妹、甚至連襟至戚,固無一非基督信(徒)也。予有家庭禮拜,予常就有道之牧師領袖聞道講學,孰謂予非基督徒乎?”〔54〕孫中山原配夫人盧慕貞在答香山商會的函中講到:“科父返天國,得聞離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與魔鬼奮鬥四十餘年,爾等亦要如是奮鬥,更當信上帝’,此乃科兒手書所言,十分多謝天父,允氏祈求,復賜科父信上帝之心,此乃氏至安慰者。”〔55〕

  除此之外,孫中山還特别爲宋慶齡擔心,深恐“同黨反對他的夫人是耶穌教徒,即囑托同志勿以基督教徒而行欺侮”。〔56〕孫中山早年受洗加入基督教,中間曾對宗教産生過懷疑甚至進行了猛烈批判,但棄世前又回歸基督教,坦然承認自己是一基督徒,這的確是饒有意味的課題。

  二

  在梳理孫中山與宗教的關係,縈繞其中的四個問題尤其值得矚目:孫中山究竟是否爲一基督教徒,其革命思想與基督教的教義關係如何,孫中山的無神論思想與其信教關係如何看待,與其他教派關係如何。竊以爲,以上四點,係研究孫中山與宗教關係之關鍵所在。

  1.孫中山是否爲基督徒

  孫中山究竟是不是基督教徒,看似簡單的問題回答起來實非易事。自20世紀20年代“非基督教運動”勃興之後,該問題就一直争論不休。

  孫中山是否爲基督教徒,早有人做了總結。他認爲至少有三種意見。第一種説,中山先生並非基督徒,説中山先生是基督徒的,都是基督教里人胡亂造出來的。第二種説,中山先生是個基督徒,却不是個忠實的基督徒。他的皈依基督教,並非中心悦而誠服之,完全是他政治上的一種手段。第三種説,中山先生是基督徒,也是個忠實的基督徒。因爲他的言行和思想,無不與基督教的精神吻合。然後,對這三種觀點進行了一一批駁,最後得出結論:“中山先生是否(是)基督徒,這是事實問題,第一種人否認中山先生爲基督徒,這是毁滅事實;第二種人以中山先生並非忠實之基督徒,這是曲解事實;第三種人以爲中山主義可取基督教而代之,這是顛倒事實。毁滅事實者妄,曲解事實者誣,顛倒事實者誤,都非善解中山先生之爲人者!”〔57〕。

  早年與孫中山交往密切的張永福回憶,在新加坡時“先生勞於國事,平居非與外界接觸,幾忘年節日。對耶穌教最重要之聖誕亦然。先生爲教徒,但永不見其至教堂一步”。〔58〕馮自由在《孫總理信奉耶穌教之經過》一文中談到:“餘在日本及美洲與總理相處多年,見其除假座基督教堂講演革命外,足迹從未履禮拜堂一步”。〔59〕孫中山也承認:“弟初信教於本港,……别後二十餘年,爲國事奔走,甚少聚於教會,故於會中儀文,多所忘記”。〔60〕憑藉上面臚列材料,難免會有人對孫中山是否爲基督教徒産生疑問。

  但承認孫中山是基督徒的仍占主流。倫敦蒙難時參與積極搶救孫中山的孟生博士曾説:“他是一個天生的基督教徒”。〔61〕主持孫中山葬禮的劉廷芳雲:“就孫先生一生功業言,約可得與聖經相合之數點,(一)信仰心,(二)希望心,(三)博愛,即與聖經所雲信望愛三點,完全相同。足征孫先生爲基督教徒”。〔62〕晚年與之過往甚密的徐謙就持肯定態度,“當民六護法之役,我任廣東政府之秘書長。與先生閒談時,先生亦雲彼是基督教徒”,“舉世之人只知孫先生爲革命黨,須知耶穌亦爲革命黨,耶穌之天國主義、反帝國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實行共産主義、愛讎敵主義,與三民主義完全符合”。〔63〕素來反對基督教的汪精衛有言:“中山先生曾説他是基督徒,臨終並不否認。”〔64〕教徒黨人沈縵雲在遭叛徒張復生毒害時説“孫中山先生和我都是不怕舍身的基督徒!”〔65〕孫中山對自己認識非常清楚,“我是革命黨,恐行動上與基督教以不便,故只中心崇拜。”〔66〕“我不屬於教堂的基督教徒,而屬於耶穌的基督教徒,耶穌是個革命者”。〔67〕孫中山還謂包世杰:“數十年來,餘常作秘密革命,是政治上一種非常之運動,日在亡命之中,餘何能隨衆作公開禮拜乎?”〔68〕

  在事實面前,我們不能不承認,孫中山確爲基督徒。孫中山對基督教研究還頗有造詣。1900年在新加坡進行革命活動時,一位名叫黄乃裳的虔誠的基督教徒“心向往孫君已久,因造其寓晤談數四,見其人謙遜鎮静、學問淵博,湛懷悲憫,流露於言行舉止之外,且於基督教有深造之功,有堅卓之信。〔69〕 馮自由講到“有中西教士與之討論宗教問題,則總理議論風生,恒列舉新舊宗派歷史及經典,詳征博引,透闢异常,聞者均無以難之。此又可見總理對於宗教常識之淵博,殊非常人所及矣”。〔70〕

  2.孫中山革命思想與基督教教義關係

  孫中山的革命思想與基督教教義的關係,有人認爲孫中山從中吸取了有利於革命的營養成份,有論者在承認上述觀點的基礎上認爲其革命思想完完全全來自於基督教教義之中。

  在香港西醫書院讀書時,孫中山常與教友“互相研討耶穌與革命之理想”,認爲“耶穌之理想爲舍己救人,革命之理想爲舍己救國,其犧牲小我,求謀大衆福利之精神,原屬一致。〔71〕1896年11月,孫在一份自傳中鄭重地談到宗教信仰是“至於教則崇耶穌”。〔72〕同時,也表示:“餘深信餘之革命精神,得力於基督徒者實多”。〔73〕民初,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會歡迎會的演説中親口承認:“兄弟數年前倡革命,奔走呼號,始終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會所得來”。〔74〕晚年孫中山更是把基督教宣揚的“博愛”同中國古時的“仁愛”揉和起來,所謂“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穌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75〕

  看來,孫中山的確從基督教的教義中吸取了革命的營養成份。馮自由評論孫中山的宗教思想“完全出於基督救世之宗旨,然其所信奉之教義,爲進步的及革新的,與世俗之墨守舊章思想陳腐者迥然不同”。〔76〕宫崎滔天就此曾拿孫中山與康有爲做比較,“惟孫取泰西之學,康發漢土之微,彼養於耶教,此育於儒教,前者質,後者華,質則尊實行,華則尚談論,二者見地雖同,其素養性格不相同也”。〔77〕

  在承認上述觀點的同時,有論者有着更高的評價,認爲基督教義,不但和革命没有絲毫的反對,“簡直可以説是革命的原動力了”。〔78〕更有甚者,走向了極端的一面,以爲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完全來源於基督教思想。這種觀點以王治心最爲代表,認爲孫中山“從小就受着基督教思想的薰陶,獲得基督教革命的精神,做成他一生犧牲的原動力量”,“我們可以肯定的説,孫總理的革命精神,完全出發於耶穌的救世精神而來”,并且十分武斷地説,“這在平心静氣加一番研究的人,决不會説是穿鑿附會的”。〔79〕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更加强調到:“孫文的主張與耶穌的主張,不但没有絲毫的衝突,而且都是從耶穌的精神中産出的”,“惟宗教精神,乃能成爲一種‘犧牲’、‘勇敢’、‘無畏’、‘堅忍’的本源,所以孫文的革命精神,完全根據於耶穌而來”。〔80〕更有學者直接主張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來代替基督教教義。〔81〕

  評價孫中山的革命思想的來源,德國學者海法特評説中肯:“孫中山受着兩種力量的驅使:一是宗教的,一是倫理的。這兩種觀念,在孫中山一生的博愛觀念中没有顯著的分野。换句話説:孫中山一方面保持他祖國孔夫子的傳統,一方面他熏染了基督教的信仰”。〔82〕 1923年1月,孫中山在談到自己革命思想來源時給出了完整的答案,“餘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説事迹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83〕在此問題上,我們無需更多置喙。承認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從基督教教義吸取了營養成份的觀點是正確的,但强調其完全來源於基督教教義的論點明顯悖離事實且有失偏頗。

  3.孫中山的無神論思想

  孫中山在對宗教信仰的同時,又對宗教神學進行了無情批判。青少年時代,游家鄉北帝廟時,孫中山曾折斷佛手,“褻瀆”神聖。並對同行的幾個朋友説:“佛若果有靈,能即禍我!木偶由人而作,豈能操人禍福哉?”〔84〕有學者據此認爲孫中山無神思想初顯端倪。

  孫中山對宗教神學的批判,多在其後期的革命生涯中。在1921年的《軍人精神教育》中,對“君權神授”論進行了批判,“前此帝制時代,以天下奉一人,皇帝之於國家,直視爲自己之私産,且謂皇帝爲天生者,如天子受命於天,及天睿聰明諸説,皆假此欺人,以证皇帝之至尊無上。甚或托諸神話鬼話,堅人民之信仰,中國歷史上固多有之”。〔85〕兩年後的演説中直言“神權、君權都是過去的陳迹”。〔86〕

  隨着科學知識的增長,在考察人類起源時,孫中山把宇宙的形成分成三個進化時期,“其一爲物質進化之時期,其二爲物種進化之時期,其三則爲人類進化之時期”,所謂人類進化時期,是指人類出現至今的社會歷史時期,即由洪荒時代,經過神權時代,君權時代到民權時代。孫中山自覺地運用科學知識來闡發人與自然的關係,“當科學未發明之前,固全屬不知而行,及行之而猶有不知者。故凡事無不委之於天數氣運,而不敢以人力爲之轉移也。迨人類漸起覺悟,始有由行而後知者,乃甫有欲盡人事者矣,然亦不能不聽之於天也。至今科學昌明,始知人事可以勝天”。〔87〕

  1923年10月21日在廣州全國青年聯合會的演説中,孫中山對宗教神學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就人類的來源講,基督教説世界人類是上帝六日造成的。近來科學中的進化論家説,人類是由極簡單的動物,慢慢變成復雜的動物,以至於猩猩,更進而成人。……科學與宗教衝突之點,就在所見人類來源之不同。由這一點所見之不同,便生出科學與宗教之争”。12月30日在廣州對國民黨員的演説中,孫中山用三民主義與宗教進行比較,批評到宗教的主義,是講將來的事和在世界以外的事,宗教是爲將來靈魂謀幸福的,説到將來的靈魂,自然是近於空虚。〔88〕

  孫中山的無神論思想,是值得肯定的。在人類歷史上,蜚聲世界的自然科學家而深信宗教有之,一生信奉基督教、以基督徒自居的孫中山却能够擁有無神論思想,這的確難能可貴。孫中山把批判封建神權與反對封建君權結合起來,以自然科學知識批判宗教神學,“要比古代無神論思想深刻”,他“要比近代哲學史上一些具有無神論思想的著名哲學家高明”,“在中國無神論思想史上應有一定的地位”。〔89〕他的無神論具有實踐者無神論的新特點,“他把科學、民主、無神論三者統一起來,爲民主革命服務,成爲近代無神論者的寶貴經驗。”〔90〕孫中山批判了“神權”,也批判了“皇權思想”,他是“我國近代史上没有帝王思想的革命家”,可稱之爲“戰鬥的無神論”。〔91〕

  結合孫中山一生信仰基督教的事實,我們似乎不應該對此給予過高的評價。做爲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驅,孫中山一方面對宗教展開了嚴厲的批判,一方面却對基督教始終保持着信奉。衆所周知,基督教屬一神論,與無神論是格格不入的,兩者在孫中山身上如何做到了統一,的確是難解之謎,也許只有他自己明白。在基於一生信奉基督教的事實上,我們只好承認“孫中山决不是徹底的無神論者”,〔92〕“他只是説科學比宗教‘較優’,没有明確斷定宗教神學根本上就是荒誕的,有時還肯定神權有一定的歷史作用”。他“不可能指出消除宗教神學産生的階級根源及其經濟基礎,這就難免會使他的無神論思想的深刻性和戰鬥性有所减弱”。〔93〕這就是孫中山無神論思想的内在矛盾,比較切合其思想實際。

  4.與其他教派的關係

  孫中山與基督教關係顯著且材料易找,自然成爲學者們關注之重點。實際上,孫中山與回教、佛教等其他教派也有着密切的關係,可惜存世材料較少,並未引起人們的足够重視。

  1912年8月24日,擔任北京回教俱樂部負責人的伊斯蘭教進步學者王寬、張子文等組織歡迎孫中山先生從天津乘火車到達北京的活動。9月15日,孫中山和黄興等應邀莅臨歡迎大會,受到與會的伊斯蘭教徒熱烈歡迎。孫中山在會上發表了熱情的講話,他動員廣大回族群衆積極參與國家政治,“聯絡全國回教中人,發其愛國思想”,爲振興中華而努力奮鬥。〔94〕此爲孫中山與回教發生關係的最直接明证。

  民元3月,孫中山以國家元首的身份致函佛教會,闡述了他領導下的政府對宗教的態度以及對宗教信仰者的要求。有人據此稱孫中山爲“實踐宗教信仰自由原則的革命先驅”〔95〕。孫中山與佛教關係,另一重要表現在於孫氏爲某佛寺及某僧人的題詞。民初,曾爲雲南賓縣祝聖寺題“飲光儼然”。〔96〕1912年5月爲廣州六榕寺題“闡揚佛教”、爲該寺主持鐵禪和尚題“自由、平等、博愛”,〔97〕 1916年8月孫中山一行游浙江象山群島時,應普陀寺山僧之請,題“與佛有緣”、“常樂”、“我净法堂”等四件。另外,1920年還爲佛教中人錢化佛題“作如是觀”及“無量佛”,1921年爲廣州大佛寺題“闡揚三密”,1924年爲蘇曼殊畫册題“曼殊遺墨”等。〔98〕題詞言簡意賅,寓意深遠,從而反映了孫中山深邃的佛學思想。

  1924年4月4日《廣州民國日報》載孫中山接見美國新聞記者、大同教〔99〕傳教士瑪莎·路特女士。近年來,隨着材料的不斷挖掘,有學者根據1930年9月瑪莎·路特在中山大學的演講、1931年瑪莎·路特在《中國文化與大同教》一書中的回憶及《澳洲大同教簡報》的記載,充分證明瞭此事當屬史實。“孫中山的世界主義大同理想使其對一切優秀文明采取了開放態度。以他爲首的中國政界人物和知識分子對大同教的豁達與寬容精神,使路特女士對中國及其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極爲崇敬,也對大同教在華人中的傳播充滿了信心”。孫中山先生同瑪莎·路特的會見,在大同教的傳播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影響。〔100〕

  透過以上材料可知,孫中山與宗教的關係非常復雜,除了與基督教關係密切外,還與回教、佛教、大同教等其他教派有着各種各樣的聯繫,而這正是研究者容易忽略的領域。

  三

  孫中山年少時早早受洗加入了基督教,之後曾有短暫的虔誠信仰,後因革命鬥争的需要,對基督教有所離异,棄世前夕又數次强調自己是教中人士,逝世後得到了教友的充分認可並享受了一個基督徒的隆重葬禮。

  在大量的事實面前,我們不能不承認孫中山爲一個基督徒;孫中山自己承認從基督教教義中汲取了不少營養成份,但那種認爲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完完全全來自於基督教教義的説法是不够客觀的;孫中山在保持對宗教信奉的同時,逐漸對宗教産生了懷疑、批判甚至否定,運用自己擁有的科學知識對“君權神授”論、對宗教做爲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急先鋒進行了猛烈批判;他還與回教、佛教、大同教等其他教派發生着各種各樣的關係。

  作爲教徒革命家,孫中山信仰宗教的經歷、方式與内容都與世俗教徒有所不同而獨具特色。他入教之初篤信基督教,走上革命道路後,對基督教的信奉重精神而輕形式;他長期采取了不參加教堂禮儀而存内心信仰的方式;他不怎麽信仰神化的上帝而崇信作爲革命救世者的耶穌;他不屬守基督教義中的神學信條而取其濟世救衆人的積極内容;他對基督教的神學内容雖表示疑惑甚至否定,但又不是徹底的無神論者〔101〕。但認爲“他對基督教是信仰重於利用”的結論却不敢苟同。孫中山對基督教除了早期短暫的虔誠信仰外,一生之中基本上都是在利用,只是利用的方式不同而已,在革命征程中,對宗教利用的成份遠大於對宗教的信仰。與其説是“信仰大於利用”,毋寧説是孫中山更加重視宗教在現實生活中的實用性,凡是一切有利於革命的東西均拿來爲其所用。這恰恰反映了以近代廣州文化爲中心的近代嶺南文化的實用性特質。

  孫中山宗教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離不開近代嶺南獨特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不見夫基督教首先傳至之地爲廣東乎?故首先倡革命者,亦廣東也”。〔102〕而廣州做爲華南地區的心臟,孫中山更是與之結下了不解之緣。1886年曾入長老會主辦的廣州博濟醫院就讀,與三合會首領、基督徒鄭士良結交。1895年發動第一次廣州起義中,教會中人給予了無私支持,除了支援財物、協助籌劃、負責宣傳、提供指揮場所外,還直接加入了戰鬥,甚至獻出了寶貴生命。被孫中山稱爲“中國有史以來爲共和革命而犧牲者之第一人”的陸皓東,乃在香港與孫中山同時入教,參加1895年廣州起義而死。1912年5月和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曾爲六榕寺和大佛寺親筆題詞。1924年4月在大元帥府接見美國新聞記者、大同教傳教士瑪莎·路特女士。除此之外,在廣州期間,孫中山還多次到教會學校演講,鼓勵學生參與和支持其革命事業。以上所列,無不從側面反映了近代廣府文化的開放性、兼容性、多元性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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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釋

  〔1〕 孫逸仙博士醫學院籌備委員會編:《總理開始學醫與革命運動五十週年紀念史略》,廣州,嶺南大學1935年刊印,第33頁。

  〔2〕《公教教育叢刊》,1929年,第272頁。轉引自《孫中山先生對於基督教的態度》,第30頁。

  〔3〕 抱恨生編:《中山先生逝世後中外各界之評論》,中山主義研究會1927年版,第32~33頁。

  〔4〕《中山先生逝世後中外各界之評論》,第34頁。

  〔5〕伍達光著:《孫中山評論集》,中國國民書局1927年再版,第115頁。

  〔6〕1925年3月29日在北京協和醫院的禮拜堂先有基督教殯儀的舉行,參加教徒有四百餘人之衆。見《孫總理與基督教》,第7~10頁。

  〔7〕該課題的文章主要有:馮自由:《孫總理信奉耶穌教之經過》,《革命逸史》第2集,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年2月初版,1945年4月3版;林子勛:《國父與宗教》,《三民主義半月刊》第12期,1953年;吴經熊:《國父的宗教思想論略》,《革命思想月刊》第55卷第1期,1981年;鄔昆如:《國父的宗教信仰》,臺北,《近代中國》第21期,1981年;陳建明:《孫中山與基督教》,《孫中山研究論叢》第5集,1987年;容應萸:《孫中山與香港基督徒》,《孫中山研究論叢》第5集;張子榮:《孫中山與基督教會》,《晋陽學刊》1987年第6期(總45期);[日]山根倖夫:《孫文與基督教》,《史論》第41號,1988年;黄德發:《基督教對孫中山思想之影響透視》,《學術論壇》1989年第1期;田海林:《論孫中山的宗教思想的特點》,《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1992年7月第4期;程光裕:《孫中山先生的宗教理念及其與黄乃裳的訂交》,《“孫中山與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年;吴天威:《基督教對於孫中山先生思想之影響》,見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編:《“孫中山與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鄭永福、田海林:《孫中山與基督教》,《河南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2年第4期。趙春晨:《論孫中山的宗教信仰與文化取向》,《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93年第4期;周興樑:《孫中山與西方基督教》,《文史哲》1995年第6期,又見周興樑著:《孫中山的偉大思想與實踐》,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董叢林:《孫中山宗教觀的近代政治、文化藴涵述論》,《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98年第1期;雷雨田、趙春晨:《孫中山與大同教在中國的傳播》,見張磊主編、王杰副主編:《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李吉奎:《孫中山與基督教》,見李吉奎著:《孫中山的生平及其事業》,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此外,《中國基督教史綱》(王治心著,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40年初版,1948年再版),《孫中山社會科學思想研究》(張啓承、郭志坤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香港基督教會史研究》(李志剛著,香港,道聲出版社1987年版),《基督教與近代嶺南文化》(趙春晨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書中也辟有專章論述。

  〔8〕陸丹林:《革命史譚》,南京,獨立出版社1945年8月初版,1947年10月再版,第93頁

  〔9〕見[美]林百克著、徐植仁譯:《孫逸仙傳記》,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版,第100~103頁。

  〔10〕 項定榮:《國父七訪美檀考述》,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982年版,第18~19頁。

  〔11〕 鐘工宇:《我的老友孫逸仙先生》,邱權政、杜春和選編:《辛亥革命史料選輯》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頁。

  〔12〕《革命逸史》第2集,第10頁。

  〔13〕《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47頁。

  〔14〕《革命逸史》第2集,第13頁。

  〔15〕《革命逸史》第2集,第13~14頁。

  〔16〕陸丹林:《革命史譚》,第93頁。

  〔17〕 Charles R.Hager:”Dr.Sun Yat-Sen: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The Missonarg Herald(Boston,April 1912).Reprinted in Lyon Sharman:Sun Yat-Sen,His Life and Its Meaning,pp.382-387.New York,1934.

  〔18〕 尚明軒編:《孫中山生平事業追憶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頁。

  〔19〕 參見《香港基督教會史》,第121頁。

  〔20〕 王治心:《中國基督教史綱》,第254頁。

  〔21〕見田海林:《論孫中山的宗教思想的特點》,《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1992年第4期。

  〔22〕陸燦著、傅伍儀譯:《我所瞭解的孫逸仙》,中國和平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頁。

  〔23〕崔通約:《滄海生平》,上海滄海出版社1935年版,第55頁。

  〔24〕《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62、64頁。

  〔25〕《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46頁。

  〔26〕《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66頁。

  〔27〕《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277頁。

  〔28〕《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250~251頁。

  〔29〕《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10頁。

  〔30〕《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202頁。

  〔31〕《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220頁。

  〔32〕《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24頁。

  〔33〕孫日新:《教友少年會紀事》,《中西教會報》1891年第5册。該文重刊於《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34〕《孫前總統蒞閩記》,上海《民立報》,1912年4年27日。

  〔35〕 上海《聖教雜誌》,1912年,第214頁。轉引於《孫中山先生對於基督教的態度》,第18~19頁。

  〔36〕《孫中山先生對於基督教的態度》,第12頁。

  〔37〕《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447頁。

  〔38〕《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477頁。

  〔39〕《孫中山全集》第2集,第568~569頁

  〔40〕  [日]《基督教世界》第1538期,1912年3月13日。轉引於陳鵬仁著:《孫中山先生思想初探》,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頁。

  〔41〕《孫中山全集》第4卷,第471頁。

  〔42〕 主要有:《中國傳教手册》(The China Mission Hand-Book,American Presbyteria Church.American Prebyterian Mission Press:Shanghai,1896),《世界各宗教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Religions in the World,Year Book Press:London,1913),《古代中國的宗教》(Religions of  Ancient China,Giles,Herbert Allen.Archibald Constable & Co.:London,1905),《争取無戰争世界的基督十字軍》(The Christian Crusade for a Warless World. Gulick,Sidney Lewis.Macmillan & Co.:New York,1922),《佛教及其基督教批評家》(Buddhism and its Christian Critics. Carus,Paul.Open Court Publishing Co.:Chicago.1897),《宗教問題》(Problems of Religion;an introductory survey. Drake,Durant. Houghton Mifflin Co.:Boston,New York,Chicago,1916),《招魂術研究》(Studies in Spiritism. Tanner,Amy Eliza. D.Appleton & Co. :New York,London,1910),《佛陀與佛教信條》(Buddha and the Gospel of Buddhism. Coomaraswamy,Ananda Kentish. G. P. Putnam’s Sons:New York,1916),《泛靈論》(Animism;the seed of religion. Clodd,Edward..Archibald Constable & Co. :London,1905),《禱告的意義》(The Meaning of Prayer. Fosdick,Harry Emerson.London,Association Press:London,1917),《宗教的真相》(Thuth of Religon  Fucken,Rudolf Christof. Williams & Norgate:New York/G.P.Putnam’s Sons:London,1913),《古埃及宗教》(The Religion of Ancient Egypt. Petrie,Sir William Natthew Flinders.Constable & Co.:London,1912),《基督教基礎》(Foundations of Christianity:a Study in Christian Origins by Karl Kautsky. Kautsky. Karl.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New York,1925),《聖經史話》(Bible History;containing the most remarkable events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Gilmour,Right Rev Richard. Benziger Brothers:New York,Cincinnati,Chicago.1904),《中國的彼岸世界》(Another China. Reynaud,Monseigneur. Burns & Oates:London,1897)。見上海孫中山故居管理處、日本孫文研究會合編:《上海孫中山故居藏書目録》,日本汲古書院1993年刊,第82~83頁。

  〔43〕《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567頁。

  〔44〕《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87~188頁。

  〔45〕《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14頁。

  〔46〕《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537~538頁。

  〔47〕 宫崎滔天:《孫逸仙傳》,《建國月刊》,第5卷第4期。

  〔48〕《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316頁。

  〔49〕 包世杰:《孫中山先生逝世私記》,《近代史資料》,總第71號,第217頁。

  〔50〕 陸丹林:《革命史譚》,第105頁。

  〔51〕 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2卷,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頁。中華版《孫中山全集》未收。

  〔52〕《公教教育叢刊》,1930年,第985頁。

  〔53〕《教務雜誌》,《孫中山死之後基督教禮儀》,1931年,第90頁。

  〔54〕 包世杰:《孫中山先生逝世私記》,《近代史資料》,總第71號,第216頁。

  〔55〕《附盧夫人答香山商會中之——孫中山先生歷史》,見張亦鏡編:《孫中山自歷明证》,上海,美華浸會印書局印,1930年1月初版,1931年6月再版,第78頁。

  〔56〕《孫中山殯儀紀詳》,《申報》,1925年3月23日。

  〔57〕《中山先生是基督徒嗎》,第1~18頁。

  〔58〕 張永福:《孫先生起居注》,見王雲五等著:《我怎樣認識國父孫先生》,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94頁。

  〔59〕《革命逸史》第2集,第12頁。

  〔60〕《補録孫中山在香港教會演説略》,《民生日報》,1912年6月22日。

  〔61〕 轉引於史扶鄰著、丘權政等譯:《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頁。

  〔62〕《孫中山評論集》,第114~115頁。

  〔63〕《孫中山評論集》,第115頁。

  〔64〕《中國基督教史綱》,第252~253頁。

  〔65〕 見政協上海市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七十週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頁。

  〔66〕《孫中山殯儀紀詳》,《申報》,1925年3月23日。

  〔67〕 Sun Yat-sen:His life and its meaning,by Lyon Sharman,The John Day Company,New York,1934年,pp.310。 

  〔68〕 包世杰:《孫中山先生逝世私記》,《近代史資料》,總第71號,第184頁。

  〔69〕 黄乃裳:《紱丞七直自叙》,劉子政編著:《黄乃裳與新福州》,新加坡南洋學會1979年版,第189頁。  

  〔70〕《革命逸史》第2集,第12頁。

  〔71〕 王寵惠:《追懷國父述略》,見“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編:《革命先烈先進闡揚國父思想論文集》第1册,臺北,編者刊,1965年版,第18頁。

  〔72〕《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48頁。

  〔73〕 陸丹林:《革命史譚》,第105頁。

  〔74〕《孫中山全集》第2集,第446頁。

  〔75〕《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頁。

  〔76〕《革命逸史》第2集,第12頁。

  〔77〕《中山先生逝世後中外各界之評論》,第36~37頁。

  〔78〕 陸丹林:《革命史譚》,第110頁。

  〔79〕《中國基督教史綱》,第247、252頁。

  〔80〕《孫文主義與耶穌主義》,第1、32頁。 

  〔81〕 參見《中山先生是基督徒嗎》,第3、14頁。

  〔82〕見H. Herrfahrdt著、王家鴻譯:《孫中山傳》,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初版,1978年2版,第65頁。 

  〔83〕《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60頁。

  〔84〕胡去非編:《總理事略》,上海,商務印書館印,1937年10月版,第10頁。

  〔85〕《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25頁。

  〔86〕《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60頁。

  〔87〕《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196、222頁。

  〔88〕《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316、567頁。

  〔89〕肖萬源:《孫中山的無神論思想初探》,《中國哲學史研究集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頁。

  〔90〕張江明主編:《孫中山哲學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158、159頁。

  〔91〕肖萐父、李錦全主編:《中國哲學史》(下),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0、441頁。

  〔92〕周興樑:《孫中山與西方基督教》,《文史哲》,1995年第6期。

  〔93〕肖萬源:《孫中山哲學思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118頁。

  〔94〕巨齡:《孫中山與中國回教俱進會》,《團結報》,1987年10月17日。

  〔95〕趙國忱:《實踐宗教信仰自由原則的革命先驅》,《法音》,1982年第1期。

  〔96〕《祝聖寺舉行重掛孫中山題匾儀式》,《法音》,1985年第1期。據載本題詞係民初該寺高僧虚雲法師赴南京同孫中山面談修改佛教會章程時,請孫所題。

  〔97〕筆者受黄彦先生委派,爲尋找孫中山給廣州六榕寺、大佛寺題詞真迹,曾數次實地考察。孫題六榕寺“闡揚佛教”、題該寺主持鐵禪和尚“自由、平等、博愛”真迹經已散失;題大佛寺“闡揚三密”經翻印,現懸掛於該寺。

  〔98〕有關以上題詞,可參見劉望齡編著:《孫中山題詞遺墨匯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99〕大同教是最年青的世界性宗教,於19世紀中期産生於伊朗,原屬伊斯蘭教的一個支派——巴布教派。該教認爲“上帝獨一、宗教同源、人類一體”,“天下一家”,主張打破信仰、偏見、種族、階級、性别、語言、地域的界限,消除紛争,實現“人類統一,世界大同”。它於20世紀20年代初最早在中國上海宣揚。1924年,美國新聞記者、大同教傳教士瑪莎·路特女士來到廣州,特地晋謁孫中山大元帥,在香港、廣州等地的廣播電臺、學校多次演講,介紹大同教義,鼓吹國際教育和世界和平。

  〔100〕雷雨田、趙春晨:《孫中山與大同教在中國的傳播》,《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下册,第660頁。

  〔101〕參見周興樑:《孫中山與西方基督教》,《文史哲》,1995年第6期。

  〔102〕《基督徒報》,1912年10月45號,第3頁。

  (作者:張金超、李紅偉,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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