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廣州是中外海上貿易的最主要港口，開元年間，朝廷在廣州設置市舶使院，開中央設專門機構管理海外貿易之先河。德宗貞元間宰相賈耽的《皇華四達記》描述了唐通四夷的七條國際綫路，其中“廣州通海夷道”對從廣州啓航，通往東南亞、印度等南亞諸國、米羅國（今伊拉克）等西亞諸國以及東非沿岸的海上航綫作了具體的記載〔1〕。唐代廣州進入對外貿易的鼎盛期，廣州港内帆檣如織，奇貨如山。對此，韓愈有詩吟道：“貨通獅子國，樂奏粤王臺。”〔2〕然而，隨夷船番舶而來的，不僅是珍珠瑪瑙、奇花异石等有形商品，更多的則是影響中華文化至深至遠的無形精神産品，佛教文化即是其中之一。本文擬對海路傳入之密宗在廣州的流傳情况作一勾勒，以考見當時中印佛教文化交流之一斑，求正於方家。

　　一、 廣州爲海路密宗入華之初地

　　佛教分海陸兩途東傳震旦，海路沿海上絲綢之路（即廣州通海夷道），經南洋諸國從嶺南沿海地區傳入中國。非常巧合的是，密宗傳入中國也分爲陸路和海路：陸路密教爲善無畏所傳之胎藏界密藏（以善無畏所譯之《大日經》爲主要經典）；海路密教則爲金剛智和不空師徒所傳之金剛界密藏（以不空所譯之《金剛頂經》爲主要經典）。廣州則是金剛界密藏東傳中國之門户和初地。

　　密宗，又稱密教或真言宗，是公元6—7世紀興起於印度的佛教部派之一。在此之前，佛教各派雖然也有宣講咒語神通之經典，咒語、神通也曾是早期佛教僧侣的傳教手段之一，然而真正理論化、系統化的密教，作爲一正式宗派的密宗，却是在7世紀前後才形成的。學界將此前的密教活動稱爲“雜密”，將7世紀之後正式的密宗稱爲“純密”。湯用彤説“密教之傳實起自唐玄宗。雖密咒翻譯自漢以來即有之，然至此始有完全之密教傳入。……實可知密教之完成，蓋在唐時也。”〔3〕

　　唐代密宗的傳播，與善無畏（637—735年）、金剛智（669—741年）和不空（705—774年）“開元三大士”的活動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而三大士中，金剛智和不空就是由海路而來，首先在廣州登陸，並在廣州傳教。因此，可以説廣州是密宗入華之初地。也有著作謂善無畏也曾到過廣州〔4〕，但語焉不詳。

　　事實上，在開元三大士來華之前，就有中印度僧人般刺密帝（意譯極量）於神龍元年（705年）泛海來華，在廣州制止道場（今光孝寺）傳譯密教經典。《宋高僧傳》載：

　　釋極量，中印度人也。梵名般刺密帝，此言極量。懷道觀方，隨緣濟物，展轉遊化，漸達支那，（原注：印度俗呼廣州爲支那，名帝京爲摩訶支那。）乃於廣州制止道場（今廣州光孝寺）駐錫。衆知博達，祈請頗多，量以利樂爲心，因敷秘賾。

　　神龍元年乙巳五月二十三日，於《灌頂部》中誦出一品，名《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证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譯成一部十卷。烏萇國少門彌伽釋迦（原注：釋迦稍訛，正雲鑠，此雲峰。）譯語，菩薩戒弟子前正義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筆受，循州羅浮山南樓沙門懷迪证譯。量翻傳事畢，會本國王怒其擅出經本，遣人追攝，泛海西歸。後因南使放京，經遂流佈。有惟慤法師、資中公各著疏解之。〔5〕[HK]

　　這次在廣州制止寺的譯經應該是一次很有影響的活動，因爲參與其事者均非等閒之輩。筆受房融曾任宰相，证譯沙門懷迪亦是學通梵漢的高僧。《宋高僧傳·懷迪傳》記載如下：[HTF][GK2！]

　　釋懷迪，循州人也。先入法於南樓寺，其山半在海涯，半連陸岸，乃仙聖游居之靈府也。迪久探經論，多所該通，七略九流，粗加尋究。以海隅之地，津濟之前，數有梵僧寓止於此，迪學其書語，自兹通利。菩提流志初譯《寶積》，召迪至京義证，事畢南歸。後於廣府遇一梵僧，賫多羅葉經一夾，請共翻傳，勒成十卷，名《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是也。迪筆受經旨，輯綴文理，後因南使附經入京，即開元中也。〔6〕[HK]

　　從這兩段有關這次譯經活動的記載，我們可以發現：第一，該《楞嚴經》是從密教《灌頂部》中譯出的秘密經典之一，極量將梵本帶到廣州後，其本國王才會“怒其擅出經本，遣人追攝。”他才不得不“泛舶西歸”；第二，該經譯出後，很快由“南使附經入京”，“經遂流佈”，在中國流傳開來；第三，廣州爲當時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樞紐之一，是海路傳法僧之出入港和集散地。廣州很早就以“支那”之名知名於印度。《極量傳》原注“印度俗呼廣州爲支那，名帝京摩訶支那。”義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在記載印度一座“支那寺”遺址時也曾注雲：“支那即廣州也。莫訶支那即京師也。亦雲提婆佛羅，唐雲天子也。”〔7〕羅浮一帶“以海隅之地，津濟之前，數有梵僧寓止，”懷迪才得以“學其書語，自兹利通。”説明當時梵華僧人間交往十分密切。梵僧約華僧一起翻譯經典，華僧從梵僧學習梵文，這種雙向的佛教文化交流氛圍，也爲密宗在廣州的傳播提供了便利和條件。

　　極量、彌伽釋迦、房融和懷迪所譯十卷《楞嚴經》是否爲密教經典，學界有不同看法。但許多人將其視爲密宗典籍之一。吕福建謂：“不少人將此看作密教經典，副題亦稱‘從中印度那爛陀《大道場經》灌頂部誦出一品。’但從其内容看，其中只有大佛頂如來放光悉怛多鉢恒陀羅尼三百四十九句，與題爲不空譯的人佛頂咒的篇幅相當，餘則與密教無關。此經雖可疑，但從傳譯的記載看，般刺密帝在廣州制止道場傳密，恐非空穴來風。”〔8〕

　　我們認爲此經如不能視爲密宗的正式經典的話，至少是與密宗密切相關的重要經典。它的傳譯實開廣州密教傳播之先河，也拉開了中國密宗之大規模傳播活動的序幕。事實上，這次譯經活動和所譯經典在廣州佛教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影響。爲了紀念這次譯經活動，後人在傳譯所在地制止寺修建了譯經臺和洗硯池。據清顧光《光孝寺志》載：

　　譯經臺本唐相國房融譯經處，已廢。舊志（指明朝所修《光孝志》——本文作者注）載，臺爲宋經略蔣之奇建，有譯經大石硯，銘雲厚重君子，久失去。

　　洗耳恭聽硯池碑今在水亭左，白蓮池邊。舊志未載，相傳房融譯經，有洗硯池，在今東菜園内，池已廢，尚存一碑，廣一尺許，長三尺，飧洗硯池三大字，傍鎸廣露二小字。大字隸體，小字草體，書廣露不知何許人。今碑入白蓮池左側壁門。〔9〕

　　據上述記載可知，譯經臺建於宋代。而所紀念之房融譯經事，就是他與極量、懷迪一起譯經的史事，説明到了宋代，這段發生於唐初的譯經故事仍在廣州流傳，仍然引起佛門弟子們的興趣和重視，要建臺加以紀念。所譯《楞嚴經》也受到佛門弟子的重視。近年有著作謂“中天竺僧般刺密帝携帶梵文《楞嚴經》到廣州，會同中外僧人共譯，此經日後流傳甚廣，影響頗大，近年仍有現代僧人的注釋本流行。”〔10〕

　　般刺密帝這次在廣州傳譯密教經典的活動，見諸文獻和文物，不容置疑。但他是否進行過開壇灌頂等密教傳教活動，由於文獻缺載，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這次密典的傳譯活動可視爲金剛智、不空廣州大規模傳法活動的先聲。

　　二、 不空在廣州的傳密活動

　　密宗真正在廣州大規模弘傳則應歸功於開元、天寶年間金剛智、不空師徒。金剛智與善無畏幾乎是同時來華。善無畏“開元四年（716年）丙辰，賫梵夾”。〔11〕金剛智則於”開元已未負（719年），達於廣府，敕迎就慈恩寺，尋徙薦福寺。”〔12〕兩人入華時間相隔僅僅三年。

　　與金剛智一起到達廣州的還有其弟子，亦爲“開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而不空實爲推動密宗在華迅速發展關鍵人物。“密宗之大弘，要在不空。不空受代宗之隆禮，爲古今所罕見，其教之風行可知”〔13〕《宋高僧傳》的作者贊寧謂其“生榮死哀，西域傳法僧至此，今古少類矣。”〔14〕而史載不空曾三度到廣州傳法。

　　不空“天假聰明，幼而慕道。遠離父母，落發壞衣。至開元六年（718年），歲在戊午，年甫十四，於婆國（今印尼爪哇）見弘教三藏金剛智而師事之。隨侍南溟，乘航駕險，驚波鼓浪，如影隨形。開元八年（720年）方至東洛，十二年（724年）甲子年，方弱冠於廣福寺，依一切有部石戒壇所而受近圓。”〔15〕

　　金剛智與不空於開元七年（719年）第一次泛海到廣州時，就受到士紳及四衆弟子的熱忱歡迎。“計海程十餘萬裏，逐波泛浪，約以三年，緣歷异國種種艱辛，方始得至大唐聖境。行至廣府，重遭暴雨。時節度使使二、三千人乘小船數百只，並以香花、音樂海口遠迎。”〔16〕可見金剛智師徒人未到達，聲名先至，不然，廣州官民就不可能預先“乘小船數百只，並以香花、音樂”到海口去迎接他們了。

　　金剛智、不空於開元七年扺穗，第二年即開元八年才扺達洛陽。應該在廣州有幾個月的停留。他們是否在廣州弘法傳教，史無明載，但不空後來又兩度到廣州，並在廣州開壇灌頂、傳法收徒。

　　金剛智偕不空北上東都洛陽後，受到唐玄宗的召見，並敕令安置，供養四事。先後譯出《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唸誦法》（簡稱《略出經》）、《千手千眼觀自在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咒本》、《金剛頂經》（全稱《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证大教王經》，是爲密宗三經之一）等密宗重要經典。特别是不空，“前後共譯者111部140卷。“歷經玄宗、肅宗、代宗三朝，深得寵倖，屢加恩賜。使密宗得以大弘天下、風行一時者，實賴不空之力。其弟子趙遷所撰《大唐故大德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行狀》説他“其存也，三朝帝師。其殁也，萬人哀痛。教法懸於日月，生死沾於雨露。三七僧人常入天宫之會，三千門士猶存聖上之恩。且佛法東向近二千年，傳勝法，沐光榮，實未有與大師同年而語者也。”〔17〕語雖有所夸張，但所述不空對密宗在華傳播之貢獻則大體是事實。

　　開元二十年（732年），金剛智示滅，不空在料理後事之後，“曾奉遺旨，令往五天並獅子國。”〔18〕遂往廣州候船，曾在廣州弘傳密教。“初至南海郡，采訪使劉巨鱗懇請灌頂，乃於法性寺（今光孝寺）相次度人百千萬衆。”〔19〕趙遷《行狀》對其在廣州之傳法活動有更爲具體的描述：“因劉公也，四衆咸賴，度人億千。大師之未往也，入曼陀羅（壇場），封本尊像，金剛三密以加持，唸誦經行，未逾旬日，文殊師利現身。因識大願不孤，夙心已遂，便率門人含光、惠辯，僧俗三七，杖錫登舟。采訪以下，舉州士庶，大會陳設，香花遍於海浦，蠡梵栝於天涯，奉送大師，凡數百裏。”〔20〕

　　不空這次在廣州市的傳密活動規模空前，影響巨大。然而，關於不空在穗傳法時間的長短，各處史料記載不一，有謂八年者，有謂一年者，出入很大。

　　不空是在乃師金剛智滅後，才奉敕前往五天竺和獅子國求取經藏的。而關於其師金剛智圓寂的時間，趙遷之《行狀》和《宋高僧傳》所記差别很大。《行狀》謂“至河南府，祖師示疾而終。是於開元二十九年（741年）仲秋矣。影塔既成，以先奉先師遺言，令往獅子國。天寶初，到南海郡。”〔21〕《宋高僧傳》則雲：“厥後師往洛陽，隨侍之際，遇其示滅，即開元二十年矣。影堂既成，追謚已畢，曾奉遺旨，令往五天並獅子國，遂議遐征。”〔22〕兩處記載相差九年。而飛錫之《大唐故大德開府儀同三司試鴻臚卿肅國公大興善寺大廣智三藏和上之碑》和吕向《金剛智行記》亦謂智於開元二十九年寂滅。

　　《行記》、《碑文》與《行狀》雖分别爲金剛智和不空之弟子所記，但幾處的記載不無可疑之處。首先，《金剛智行記》記金剛智開元十九年（731年）年做之事甚詳，支他譯《金剛頂經瑜珈修習毗盧遮那三麽地法》等四部重要密教經典。而開元二十年（732年）之後，除講他“隨駕西京”外，無任何記述〔23〕。其次，《行狀》謂不空“影塔既成，以先奉先師遺言，令往獅子國。”而《金剛智行記》雲：“天寶二年（743年）癸未之歲二月辛未朔二十七日丁酉，龍門起塔。”〔24〕則天寶二年才開始起塔，不空最快也得天寶三年纔可能在廣州啓程。而《行狀》又説他航海到獅子國後，開壇弘法，收集經藏。後來“又游五天竺，巡歷諸國。”於“天寶五載，歸還上京。”〔25〕如此則不空要在二年時間内，航海到獅子國，傳弘密教，收集經藏，還要遊歷五天竺諸國，最後航海回歸中國，且能於天寶五年（746年）“還歸上京”，以當時的交通條件和航海速度，证之以其他海路取經僧之行程和時間，完全不可能做到，史載他當初與其師金剛智來華時單程就用了三年時間。“逐波泛海，約以三年，緣歷异國種種艱辛，方始得至大唐聖境。”而這次他却能在三年時間内航海去、來，還要求法獅子國，遊歷五天竺，實屬不太可能。金剛智與不空的弟子們之所以要將祖師的圓寂時間推後九年，似乎其中有重大隱情，然隱情何在，由於史料的缺乏，我們難以猜度。

　　然而，比較起來，還是《宋高僧傳》記載更合乎情理：即金剛智於開元二十年（732年）圓寂，不空在料理完後事之後便動身前往南海（廣州），“二十九年（741年）十二月，附崑崙舶，”前往獅子國，“至天寶五載（746年）還京。”從去到回，前後五年，在這樣的時間跨度内，不空才有可能完成他那些耗費時日的使命。這樣，不空這次在廣州逗留了七八年之久〔26〕

　　因爲前後在廣州逗留了七、八年時間，纔可能“度人億千”，“度人百千萬衆”。當然，這些記載屬夸張之辭，但亦可以想象不空在廣州開壇灌頂、傳法收徒，其規模之大，影響之深廣。

　　開元二十九年十二月，不空從廣州港出發後，經南洋諸國到斯裏蘭卡，“始見普賢阿梨，遂奉獻金寶錦鄉之屬，請開《十八會金剛頂瑜珈法六毗盧遮那大悲胎藏建立壇法》，並許含光、慧辯等同五部灌頂。空自爾學無常師，廣求密藏及諸經論五百餘部，本三昧耶諸尊密印儀形色像壇法標幟，文義性相，無不盡源。”〔27〕

　　不空後又游五天竺。“至天寶五載還京，進獅子國王尸羅迷伽表及金寶瓔珞、般若梵夾、雜珠白等，奉敕權止鴻臚。”〔28〕這次史料雖未言明其是否在廣州停留，然不空啓航於廣州，海路去海路回，肯定會經過廣州。想到五年前赴印離穗時弘法盛况，這次逗留廣州，很可能又進行法事活動。

　　不空起航赴師子國之前在廣州的傳密活動，“是不空首次傳法度人，也是密宗首次傳播於嶺南。“〔29〕可以説，廣州是不空傳法度人之初地。

　　三、 廣州官紳與弘密僧之關係

　　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統治者的扶持和支持分不開，佛門弟子對此亦有清楚的認識，古德雲“不依人主，則法事難立“，就是其傳教經驗的總結。密宗在華的迅速傳播和發展更是凸顯了“法事”與人主“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

　　唐中期，密宗在華迅速傳播，獨領風騷，盛極一時，不空三藏權傾三朝，位極人臣，實與玄宗、代宗、肅宗三朝帝王的大力支持、扶持關係極大；也與密教領袖積極疏通與統治者的關係，迎合統治者的意願密切相關。不空不僅利用密教法術爲皇帝祈風求雨，而且在理論上處處維護皇帝的權威。其所譯《仁王經》便用佛祖的名義説：“我以是經付囑國王，不付囑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所以者何？無王威力，不能建立。”〔30〕代宗則親自爲不空所譯經典作序，對其譯經、傳教予以全力支持。

　　有了帝王的全力支持，不空纔可能“據灌頂師位四十餘年，入壇弟子，授法六人，三朝宰臣、五京大德、緇素士流、放牧岳主、農商庶類，蓋以萬計”〔31〕，將密教傳法事業推向高潮。

　　上有所好，下有所效。京城裏的帝王重臣對密教僧徒大力支持。廣府的大小官員當然不會後人，更何况地處海路交通要道的嶺南地方官員從魏晋六朝以來就有爲好佛的帝王羅致、迎送高僧大德的傳統。南朝劉宋時，梵僧求那跋摩在南海婆國（今印尼爪哇）傳法，“宋文帝遠聞其風，剌交刺吏稱旨迎致。”〔32〕後跋摩接受邀請，附商舶扺達廣州。“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赦州郡，令資發下京。”〔33〕廣府官員有關注海路弘法僧人動向、瞭解南海諸國僧人情况的傳統，也有接待、迎送來往高僧的經驗。是以，當金剛智、不空師徒還在佛逝國的時候，廣州節度使就對他們的情况有了大致的瞭解。當他們來到珠江口的時候，廣州節度使派二三千人，“乘小船數百只，並以香花、音樂海口遠迎”，爲他們舉行隆重的歡迎儀式，並很快送他們師徒上京弘法。

　　當不空再次莅臨廣州時，南海太守劉巨鱗更是作爲精心安排，爲不空在廣州的傳法活動提供種種方便，並請不空爲自己灌頂。當不空師徒37人準備啓程時，劉巨鱗又“召誡番禺界蕃客大首領伊習賓等曰：‘今三藏往南天竺獅子國，宜約束船主，好將三藏並弟子含光、慧辯等三七人、國信等達彼，無令疏失。’”〔34〕對不空師徒的關懷可謂無微不致。

　　當不空“率門人含光、惠辯，僧俗三七，杖錫登舟”時，“采訪以下，舉州士庶，大會陳設，香花遍於海浦，蠡梵栝於天涯，奉送大師，凡數百裏。”〔35〕説明追趕這趟密教熱潮的，除了劉巨鱗等高級官員外，廣州的士紳商賈幾乎是全體動員。弘密僧人與廣州官商士紳的密切關係於此可見一斑。

　　求法僧人從廣州啓程出海，常常得到廣州三寶弟子和官員商賈的大筆布施和資助。義净從廣州啓程時就曾得到龔州（今廣西南平縣）刺使馮孝詮一家的大力資助。馮孝詮“及弟孝誕使君、孝使君、郡君寧氏、郡君彭氏等合門眷屬，咸見資贈，争抽上賄，各舍奇餐。”〔36〕可以説，廣州官商士紳有向弘法僧人布施的傳統。不空這次廣州傳法，轟動一時，赴獅子國求取經藏，是時又是大唐國使的身份，按理，他在廣州傳法進會得到包括劉巨鱗在内的官商士紳的大筆布施和資助。史無明載，不好妄加推測。但後來劉巨鱗因貪污而被朝廷處死，而同時不空也被令回國，滯留韶州一事，則透露出劉巨鱗與不空的關係非同尋常。

　　不空從獅子國回京之後，受到玄宗的高度禮遇：在皇宫建曼陀羅，玄宗親受五部灌頂；後又賜不空‘大廣智三藏“的名號；後又在内道場和净影寺設譯場翻譯經典。然而就在此時，玄宗却在天寶八年（749年）突然敕其“許歸本國”。

　　趙遷《行狀》載：“八載，恩旨許歸本國，垂驛騎之五匹，到南海郡，後敕令且住。〔37〕

　　圓照《貞元録》（卷十五）謂：“八載已醜，復有恩旨，放令却歸。”〔38〕

　　《宋高僧傳》亦謂：“天寶八年（749年）許回本國，乘驛騎五匹，至南海郡，有敕再留。”〔39〕

　　不空從獅子國回來才二三年，正值其事業之高峰，爲何突然被“許歸本國”呢？“許歸本國”、“放令却歸”實際上就是“逐客令”，限期離境或遣送回國的代名詞。身爲皇上的灌頂國師，爲何頓失恩寵，個中原因，《行狀》和《貞元録》等都有避而不談。究竟原因何在？《舊唐書·玄宗本紀》的一條史料對此作了最好解釋：“（天寶八年）戊子，南海太守劉巨鱗從贜，决死之。”〔40〕

　　身爲大檀越的劉巨鱗因貪污被處死之後，不空馬上被勒令回國、驅逐出境。説明劉與不空關係密切，非同尋常，不空一定得到劉經濟上的大筆資助、布施，并且深深卷入案中。不然，玄宗是不會對自己的灌頂國師如此不留情面。好在不空朝裏朝外有許多人爲其説情打點，最後玄宗才“敕令暫住”韶州，没有真將其遣送回國。不過，仍然在韶州呆了四年，直到天寶十二年（453年），因“河隴節度使哥舒翰之請，離開韶州，前往武威，重新走近了政治權力中心。

　　這件事從一個側面説明，從海路來華傳法的僧侣與廣府官商階層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

　　四、 密宗在廣州流傳的時間及影響

　　不空之後，泛海來廣州活動的密宗僧人較爲知名的有般刺若（智慧）。僧傳載他爲北天竺迦畢試國人，精通大乘和密教經典，泛海前來廣州，屢爲風暴所阻，歷經種種挫折，最後才於德宗建中（780—783）初年扺廣州。“屬帝爲難，奉於貞元二年（786年）始届京師。”〔41〕

　　般刺若建中初即780年或781年扺達廣州，“貞元二始届京師”，則他在廣州至少滯留了四五年。在這四五年時間内，他在廣州有否進行傳法或譯經活動，史無明載。但有上次不空規模傳法運動的影響，他應該進行過傳密活動。有著作謂他“携帶梵文佛經到廣州，居留多時，譯出《般若心經》等3部10多卷。”〔42〕未註明出處，不知何本。般刺若後北上長安，在德宗的支持下開場譯經。“先後翻譯了九部經典，其中除四十卷《華嚴經》和一捲《那羅延力經》爲依敕所譯之大乘經典外，其餘均爲密教經典或密教化了的大乘經典。”〔43〕

　　在不空大規模傳法之後近半個世紀，作爲一個來自天竺佛國的密宗傳教師，般剌若在廣州的四五年間，無論其傳法或譯經活動的規模如何，定會留下一定的影響。同時也説明在會昌滅佛之前，廣州一直有密教僧活動。

　　不空等密教大師在廣州的弘法活動，其影響很快波及整個嶺南地區，特别是東江、潮汕地區，在不空廣州傳法之後很快掀起一股弘傳密教的熱潮。現存不多的文物資料也證明瞭唐時密教曾在廣州和嶺南地區留下了廣泛的影響。

　　嶺南現存的密宗石刻有二：一是廣州光孝寺石經幢，稱大悲心陀羅尼經幢，立於大雄寶殿外西南角：一是潮州開元寺石經幢，稱尊勝經幢，立於大雄寶殿月臺前東側。

　　據清顧光《光孝寺志》載：“幢以青石爲身，高三尺許，形如短柱，下石跌座高二尺許，上寶蓋高一入許。幢身八面鎸大悲咒，字多漫漶殘缺。……東面款一行雲：寶曆二年（826年），歲次丙午，十二月一日，法性寺住持天德兼蒲澗寺大德僧欽造。”〔44〕不空最後一次至廣州爲天寶五年（746年），光孝寺石經幢的造立時間爲寶曆二年（826年），前後相隔整整八十年，説明密宗在廣州流傳盛行了很長時間。

　　開元寺石經幢較光寺内的高大，“高約4.15米，座基周徑約5.15米，幢身八面刻《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身上下部分，有佛像、護法神、蟠龍等浮雕，亦漫漶模糊。”〔45〕饒宗頤先生謂：“潮州開元寺此幢採不空譯文，惟不著明年月。盧志（指清光緒年間盧蔚猷所修之《海陽縣誌》）稱：據隴州開元寺經幢，末係開元十六年（728年），而經文同此，益足证爲唐物。……惟於粤中經幢信顯最古而可貴之鴻寶。”〔46〕可見，密宗很快傳到了粤東地區。

　　另據《海陽縣誌·卷三十·金石略一》載：“粤中經幢，廣州光孝寺有唐寶曆石幢；羅浮寶積寺有南漢石幢。”〔47〕

　　廣州光孝寺和潮州開元寺的陀羅尼石經幢均建於會昌（845—846）滅佛之前，而羅浮山寶積寺經幛建於會昌之後的南漢則尤其值得注意。説明會昌滅佛之後至南漢時期（907—971），嶺南仍有密教流行。這也表明從不空廣州傳法之後，密宗（純密）在嶺南地區流傳了近二百年的時間。

　　金剛智、不空和般剌若等阿梨在廣州的傳法活動，是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大事，在很長時期内影響了廣州以至整個嶺南佛教的發展進程。

　　注　釋：

　　〔1〕《新唐書》卷43《地理志》，中華書局標點本。

　　〔2〕見韓愈詩《送鄭尚書權赴南海》，載《全唐詩》卷344韓愈九。引自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編：《中國載籍中南亞史料匯編》，第52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3〕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195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

　　〔4〕廣州市宗教志編纂委員會編：《廣州宗教志》第一章《佛教》載：“開元七年（719），南天竺僧金剛智（669-714）偕同弟子、獅子國（斯裏蘭卡）人不空（705-774）到廣州，轉往洛陽傳播密宗，他們與稍早到達廣州的善無畏（637-735）同是中國佛教密宗創始人。”此語未註明出處，不知何本。見該志第3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贊寧：《宋高僧傳》卷2《極量傳》，第30-31頁，中華書局，1995年版。

　　〔6〕《宋高僧傳》卷3《懷迪傳》，第44頁。

　　〔7〕義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第103頁，王邦維校注本，中華書局，1988年版。

　　〔8〕吕福建：《中國密教史》第187-18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

　　〔9〕〔清〕顧光：《光孝寺志》卷3《古迹志》，廣東省立編印局，民國24年（1935）影印本。

　　〔10〕廣州市宗教志編纂委員會編：《廣州宗教志》，第3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1〕《宋高僧傳》卷2《善無畏傳》第20頁。

　　〔12〕《宋高僧傳》卷1《金剛智傳》，第4頁。

　　〔13〕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195頁。

　　〔14《宋高僧傳》卷1《不空傳》，第12頁。

　　〔15〕唐·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録》，引自吕福建《中國密教史》，第24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

　　〔16〕吕向：《金剛智行記》，引自吕福建《中國密教史》第671頁。

　　〔17〕趙遷撰：《大唐故大德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行狀》，引自吕福建《中國密教史》，第682-683頁。

　　〔18〕〔19〕《宋高僧傳》卷1《不空傳》，第6-7頁。

　　〔20〕〔21〕趙遷：《大唐故在德司空大辨正廣智不空藏行狀》。

　　〔22〕《宋高僧傳》卷1《不空傳》第7頁。

　　〔23〕〔24〕吕向：《金剛智行記》，引自吕福建《中國密教史》第668-671頁。

　　〔25〕趙遷：《大唐故大德司空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行狀》

　　〔26〕馮承鈞先生持此説，見氏著《中國南洋交通史》第58頁，謂金剛智“開元七年（719）達於廣州。開元二十年（723）卒於洛陽。”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唐普式居士亦持此説，見氏著《唐密與廣東》（一），載《廣東佛教》1991年第6期，第37-40頁。

　　〔27〕〔28〕《宋高僧傳》卷1《不空傳》，第6頁，第8頁。

　　〔29〕吕福建：《中國密教史》，第250頁。

　　〔30〕不空譯：《仁王護國般若經》，引自杜繼文主編《佛教史》第32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

　　〔31〕趙遷：《大唐故大德司空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行狀》

　　〔32〕《出三藏記集》傳14《求那跋摩傳》，第543-544頁，中華書局，1995年版。

　　〔33〕樑慧皎：《高僧傳》卷3《求那跋摩》，第107頁，中華書局，1992年版。

　　〔34〕《宋高僧傳》卷1《不空傳》第7頁。

　　〔35〕趙遷：《大唐故大德司空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行狀》。

　　〔36〕義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第152頁。

　　〔37〕趙遷：《大唐故大德司空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行狀》。

　　〔38〕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録》，引自吕福建《中國密教史》第525頁。

　　〔39〕《宋高僧傳》卷1《不空傳》，第9頁。

　　〔40〕《舊唐書》卷9《玄宗本紀》下，第223頁，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版。

　　〔41〕《宋高僧傳》卷2《智慧傳》，第23頁。

　　〔42〕廣州市宗教志編撰委員會編：《廣州宗教志》，第3頁。

　　〔43〕 吕福建：《中國密教史》，第320頁。

　　〔44〕〔清〕顧光：《光孝寺志》卷3《古迹志》。

　　〔45〕釋慧原：《潮洲開元寺志》第六章《文物》，第487頁，1992年潮洲開元寺出版。

　　〔46〕饒宗頤：《潮洲開元寺志·序》，《潮洲開元寺志》第1—6頁。

　　〔47〕《潮洲開元寺志》，第487頁。

　　（作者：何方耀、胡巧利，廣州市地方誌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