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是19世紀80年代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中國》一書中提出並得到人們的普遍接受，本意是指以絲綢爲主的中國與西方之間貿易的交通路綫。隨着研究的深入，人們已將其内涵延伸，把絲綢之路看作在歷史時期中國與世界各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關係的橋樑和影響及推動亞洲、非洲和歐洲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古代中國有陸上絲綢之路，這是指東起長安，經新疆至中亞、西亞及南歐的交通路綫。自唐代以來，由於歷代中原地區多次戰亂破壞，中國河西走廊及隴右一帶也不暢通，同時長江流域經濟迅速興起，促使政治、經濟重心南移，使陸上絲綢之路幾度阻滯，逐步衰弱。而幾乎與之同時興起的以廣州爲發祥地的海上絲綢之路則長盛不衰，從公元前2世紀形成的由廣州至南洋各國及印度和西亞的海上交通是我國從古代到近代的主要對外貿易通道。建國以來多次陸地和水下考古發掘的大量文物表明，海上絲綢之路源遠流長，是我國對外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亞洲及世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作爲古代廣州港口的扶胥港，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及發展過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南海神廟更是反映了朝廷對扶胥港的重視，顯示了廣州扶胥港在全國對外貿易中的地位，因爲海神的地位與港口的地位是相一致的。因此，南海神廟見证了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的重要歷史，見证了海上絲綢之路在漫長歲月中的發展歷程。開展海上絲綢之路的專題研究和宣傳，對於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改革開放宣傳，文化旅遊發展都有積極的作用，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一、扶胥港形成的地理、經濟條件

　　廣州地區位於珠江三角洲北緣，地處東江、北江和西江注入南海的匯合處，三江匯於這裏形成珠江。由於廣東雨量充沛，珠江水流量特别豐盈，僅次於長江居全國第二位，使廣州航運條件非常便利，同時由於廣東具有石灰岩地貌使潜流得以過濾的特點及温和的氣候條件，使江河含沙量少，爲廣州水上運輸提供了一個水量足、水位高、淤淺少的優良條件。在交通工具不發達的古代，只有水運是最具有經濟效益的運輸方式。組成珠江水系的東江、北江和西江不僅使整個廣東連成一個整體網絡，而且還通過三江上游及支流連接廣西、貴州、雲南、湖南、江西等内陸廣大地區，尤其是秦代開通的靈渠，把西江與湘江相接，使珠江水系與長江水系連在一起，再通過貫穿南北的大運河，形成了包含黄河、長江和珠江三大水系的縱橫交錯的水運交通網絡。廣州地處太平洋、印度洋之間海上航綫要衝，與海外交通十分便捷，可直達東南亞、南洋、印度洋沿岸及西亞、南歐各國。在國内的海上航綫可直達福建、浙江、江蘇及北方沿海各港口。由於廣州直通東南亞、印度等國的運輸距離最短，這些優越的自然條件樹立了廣州作爲外貿大港的難以替代的優勢。廣州正當珠江水系的中心，既是河口港又是海口港，是國内貿易和海外貿易的中心城市，是古代全國九大都會城市之一。

　　從1974年在廣州中山四路出土的秦漢造船工場遺址估計當時可製造寬6至8米，長30米，載重50到60噸的木船，反映了秦漢朝代嶺南造船業已有了相當的水平，反映了海上運輸業對造船業的需求及商業活動的發展。在指南針尚未應用的古代，海上航綫主要在近海，季風氣候的應用也是廣州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的有利自然條件。廣州面臨熱帶海洋，天氣和氣候受亞洲季風支配。每年3月至8月，以海洋氣候影響爲主，盛吹南風、東南風和西南風，而9月至來年2月，受大陸氣候控制主要吹北風和西北風，往來廣州的帆船在古代全依賴於這種季風氣候沿近海連通與東南亞、印度洋印度半島及西亞的航綫，利用季風風力，一年往返一次。爲了驗证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遠洋航綫，1980年11月23日，一艘仿照唐代的古木雙桅三帆船從阿曼出發，采用羅盤針、牽星術等古代航行工具，不裝現代動力設施，全憑季風鼓帆航行，沿唐代大食國至廣州的航綫，歷時216天，到達廣州港洲頭咀碼頭，證明瞭唐代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這些優越地理條件，奠定了廣州作爲對外貿易大港的堅實基礎。

　　以廣州爲中心的多層次廣闊經濟腹地，是廣州扶胥港形成的必要條件。珠江三角州是河流沉積而成，這裏土地肥沃，河網密集，水源豐富，氣候温和，適應於塘魚及蠶桑等經濟作物的生長，加上從秦代開始數十萬軍民入粤帶來先進的中原生産技術和文化在這裏開花結果，爲港口的形成及對外貿易準備了充足的貨源。珠江流域地區和依仗河流觸角輻射到達的雲南、貴州、四川、廣西、湖南、江西、福建等内地的豐富土特産，如絲綢、茶葉、陶瓷等爲廣州提供了更爲豐富的物質資源，使廣州具有其他嶺南地區及港口所没有的優越條件。

　　扶胥港位於廣州市黄埔區廟頭村西，北面是丘陵臺地，南面的黄埔港灣古時候屬溺谷灣，扶胥港位於廣州溺谷灣北緣，古時候珠江前後航道在溺谷灣匯合後向南沿獅子洋直通虎門入南海。扶胥港江面寬達2500米，唐代著名詩人韓愈在《南海神廣利王廟碑》稱爲“扶胥之口，黄木之灣”，故又稱黄木灣。據《廣州記》説“廣州東百裏有村，名曰古鬥，自此出海，浩淼無際”。《明一統志》也説，“自此（古鬥)出海，浩淼無際，東連閩浙，南通島夷。”這些都説明，在晋代廟頭村已是放洋啓航的地點，也是外國船隻到達廣州的第一個停靠站。這些都是扶胥港形成港口的自然條件。

　　  二、隋唐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在廣州

　　在秦朝實行了向嶺南大規模移民，同時也輸入了先進的生産技術。在南越國時代，廣州地區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並已和海外進行貿易。到了漢代，由於實行休養生息，手工業、農業和商業都得到發展，廣州已成爲全國九大繁榮都市之一，此此時已開通了連接廣州與東南亞、印度、波斯的海上交通路綫。在魏晋南北朝時期，中原地區戰事頻繁，而廣州地區則保持相對穩定，大批移民南下，推動了廣州地區的開發，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繁榮，給扶胥港的建立提供了必要與可能的條件。隋唐封建帝國的建立，對社會經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出現了《開元傳信録》所描寫的“河清海晏，物殷俗阜，財物山積，不可勝數，四方豐稔，百姓殷富”的開元盛世的空前繁榮景象，特别是大運河的開通，使江南的經濟發展超過以前任何時期。古鬥村已發展爲南海鎮，隨後又改爲扶胥鎮。爲减輕廣州内港的壓力，扶胥港成爲廣州外港，是中外船舶進出廣州的必經之地，而且能爲遠航船隻提供淡水、食品及日用品，既是中外商船的停泊場所，也是進出口商船的檢查站，廣州是全國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

　　在科學技術不發達的古代，人們將海上航行安全和海事活動的成敗看成受到海神主宰，人們出海前都要祈禱海不揚波，一帆風順。隨着海上運輸的越來越頻繁，人們與海洋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對海神的祭拜也變得更爲隆重。隋開皇十四年（594年)隋文帝下詔在南海鎮建立南海神廟，南海神廟建在扶胥港上，因此南海神廟成爲廣州扶胥港的標誌。海員在進出港口時，到南海神廟祈求得到海神的庇佑，祈禱一帆風順和貿易興旺，並使心靈得到慰借。扶胥港形成於何時，没有明確的歷史記載，但應該是比南海神廟還要早。韓愈在《南海神廣利王廟碑》記載“海於天地間爲物最巨，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反映了在唐朝時期廣州扶胥港在全國對外貿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海神的地位與港口的地位是相一致的。在南海神廟浴日亭出土了很多海南紫荆木片，經考證是碼頭枕木，是唐代産物。1973年在南海神廟西側發掘出經考證爲扶胥港碼頭枕木，枕木出土的地方今天仍叫碼頭園。

　　隋煬帝初步實施對外開放，唐代中國進入了一個對外開放的新時期，賈耽在《新唐書·地理志》中所記載了聞名遐邇的“廣州通海夷道”是一條從廣州起航途徑30多個國家和地區到達波斯灣、東非和歐洲的海上絲綢之路，該遠洋航綫全長14000公里，是16世紀前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綫，顯示了廣州作爲東方第一大港的重要地位。賈耽的記載，確鑿地表明中國對外貿易的海船是從廣州啓航的，廣州是隋唐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

　　  三、南海神廟見证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

　　隋朝結束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國家重新統一，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帶動了對外貿易的發展，海上運輸與社會經濟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對海神的祭祀也變得更爲隆重，南海神廟的設立，正是反映了當時海上貿易的發展。把南海神尊爲其他神河伯之上的神，更是體現廣州港在全國的重要地位。

　　唐朝廣州港口已設立了市舶使，專門管理海路對外貿易。市舶使由皇帝的親信擔任，朝廷對廣州的對外貿易管理是非常重視的，因爲對外貿易能給朝廷帶來物質上的利益和財政收入，當時對進口貨征收30％的實物税。唐王朝在廣州對外貿易中獲利甚厚，南海神在唐天保十年（751年)也被册封爲“廣利王”，封建統治者希望這個海上保護神廣招天下之財利。著名文學家韓愈爲南海神廟寫下遐邇聞名的《南海神廣利王廟碑》，唐代對南海神廟如此尊崇，因爲廣州外貿帶來了十分可觀的利潤，廣招財利的南海神廣利王自然得到崇敬，南海神也就成爲四海神中位次最貴的海神。

　　宋元朝代，南海神獲得的册封號最多，有“洪聖王”、“昭順王”、“威顯王”、“靈孚王”等之稱，祭海神的活動從官府到民間都達到了高潮，一方面反映了宋元代君臣對南海神的崇敬，另一方面反映了海外貿易在宋元朝經濟中占重要地位。從宋朝開始，廣州第一個設置市舶司，進一步規範了海上對外貿易管理，也反映了海上對外貿易的繁榮，其豐厚利潤亦成了國家財政的重要來源。隨着北方連年戰亂，全國經濟重心南移，先進的生産技術南下促進了嶺南經濟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廣州當然首受其惠，在北宋時期，廣州仍然是全國最大的對外貿易中心。北宋政府設《大宋新修廣利王廟之碑》於南海神廟内，希望得到南海神保佑，“限六蠻於外服，通七郡以來王”。南海神也被譽爲“海上外交之神”而大受青睞。事實上，據史籍記載，唐代與廣州通商的國家和地區有70多個，在宋代則爲75個，到元代昇至144個，朝廷對南海神廟的加封和祭祀，希望能保佑對外貿易一帆風順。由於進出廣州的一切中外船隻必須錨泊扶胥港接受檢查，因此扶胥港熱鬧非凡，加之扶胥有浴日之奇的景觀；宋代大文豪蘇東坡到南海神廟前浴日亭看到日出奇觀，詩興大發題下《浴日亭》詩一首。宋代詩人楊萬裏在《咏南海神廟》一詩中説：“大海更在小海東，西廟不如東廟雄，南來若不到東廟，西京未睹建章宫”。東廟即南海神廟，建章宮爲漢代長安宫，將東廟與建章宮相提並論，可見南海神廟當時的繁華景象。在宋元兩代，扶胥浴日都排名羊城八景之首，這都反映了扶胥港的熱鬧情景，反映了廣州對外貿易比唐代更加繁榮發展。

　　根據《波羅外記》記載：“波羅廟去海不過百步，向來風清萬頃，岸臨不測之淵。”這説明在宋元朝扶胥港仍是廣州的一個優良外港。到了明清時期，由於東江三角洲的發育淤積，商船很難再在扶胥港靠岸了，外港逐漸從扶胥港轉移到黄埔港，黄埔港成了廣州的主要對外貿易港口。明王朝的創始者朱元璋改變了前朝海上對外貿易自由的方針，實行閉關禁海的政策，在全國只保留三個對外交易港口，後來只有廣州一個港口。廣州確實保持了海舶雲集、商業繁榮的景觀，廣東的經濟發展仍與對外貿易保持密切的關係，但這掩蓋不了明代海外貿易不如宋元代，尤其是當時正是歐洲從黑闇的中世紀向近代社會轉變的歷史時代，也就是西方資本主義産生、崛起的時期。明朝這種出於小農意識的關門主義的消極政策，嚴重禁錮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唐宋元居於世界領先地位的中國海上貿易，從明代起已是江河日下，雖然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但這僅是宣揚國威，主觀上並不是爲了發展對外貿易，這使中國的海上運輸船隻已不涉足印度洋，海上絲綢之路僅剩南洋諸國了。與明朝實行海禁政策相對應，對南海神的崇敬程度又回到只作爲一般神來崇拜，洪武三年（1370年），廷詔除了歷代所册封給南海神的封號，南海神廟主要用作祈禱豐收，求雨等。

　　清初統治者也實行海禁政策，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開放海禁，海上絲綢之路又活躍起來了，南海神廟也得到了皇帝的厚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御書“萬裏波澄”頒賜廟中，雍正三年（1725年），封“南海昭明龍王之神”，復修殿宇，特别是在廣州開設十三行，統一管理外商來華貿易問題。偌大中國的對外貿易僅集中於廣州一個城市進行，史稱一口通商。廣州對外開放處於得天獨厚的地位，清代屈大均《廣州竹枝詞》雲：“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當時廣州的經濟實力在世界十大城市中已經排名第四位。對於南海神廟，宣宗道光下令重修，南海神廟現存的頭門、儀門、禮亭、後殿、大殿和兩邊碑廊皆爲當時所修。

　　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史，是中國的對外開放的縮影，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正是中國歷史上的强盛時期，南海神廟現存的歷代碑刻，反映了歷史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見证了廣州古代海外貿易興盛史。歷史已進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並未因時代的變遷而消失，因爲海上絲綢之路是對外開放的真實寫照，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起源和發展，不僅具有歷史意義，而且還具有現實意義。

　　（作者：姚海燕、易倩紅，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