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古稱番禺，自從秦漢形成港市以後，逐步發展成爲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大始發港和重要港口，歷2000多年而不衰。這種情况，不僅在中國港口史上是絶無僅有，而且在世界港口發展史上亦是十分罕見的。唯其如此，本文擬就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軌迹及其緣由作一探討。

　　一、廣州港市的形成和發展

　　1.秦漢時期廣州港市的形成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統一嶺南後，由南海郡尉任囂在現在廣州處建立任囂城；漢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平定南越，仍設南海郡，治所在番禺。從此，番禺形成港市，而且成爲中國九大都會之一。《漢書·地理志八下》説：

　　“粤地……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凑，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

　　到了東漢，已發展成爲對外貿易的港口了。據史料載，東漢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以下略去公元二字），大秦（東羅馬，今地中海東岸的土耳其、叙利亞至埃及一帶）國王馬·奥·安東尼努斯（Marcus Aurtlius Antoninus)派遺使臣沿着西漢開闢的“海上絲綢之路”從日南徼外經廣東進入中國，向東漢王朝“進獻”象牙、犀角之類的商品，從而開闢了廣州至東羅馬的航綫，中國史料記載稱：

　　“（大秦）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正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至東漢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1〕

　　德國學者夏德（F·Hirth)也記載廣州與羅馬通商貿易的情况：

　　“中國與羅馬等西方國家之海上貿易，要以廣州爲終點；蓋自紀元三世紀以前，廣州即已成爲海上貿易之要衝矣。〔2〕

　　2.魏晋南北朝時期廣州成爲“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

　　吴黄武五年（226年），孫權分交州合浦以北的南海、蒼梧、鬱林、高樑四郡立爲廣州。廣州開始正名。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大秦遣使來中國京城洛陽，即循海道而來廣州上岸，史載：

　　“惟太康二年，安南將軍、廣州牧騰侯作鎮南方，……俄而大秦國奉獻琛，來經於廣（州），衆寶既麗，火布尤奇”。〔3〕

　　到了南朝宋、齊、樑、陳均定都（南京），使廣州獲得對外貿易的機遇。於是，外國的貢使、商人和僧侣紛至沓來廣州貿易和播道。元嘉七年（430年），訶曼陀國（今印尼蘇門答臘島）國王向宋文帝上表稱：

　　“伏願聖王，遠乘覆護，兼市往反，不爲禁閉，……願來廣州時遣舶還，不令所在陵奪”。〔4〕

　　“宋末，扶南王姓忄喬陳如，名阇耶跋摩，遣商貨至廣州。

　　“永明二年，……忄喬陳如……曰：臣前遣使賫雜物行廣州貨易，……海中風漂至林邑，國王奪臣貨易，並那伽仙私財。”〔5〕

　　與此同時，中國名僧法顯、李勇和天竺僧人亦取海道“於南天竺泛海達廣州”〔6〕。這就説明，兩晋南北朝時（265-589年），廣州已取代徐聞、合浦港口而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了。

　　3.隋、唐、宋時期廣州發展爲“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大港和世界東方大港

　　隋唐宋歷朝政府實行“開懷納戎，張袖延敵”的開放貿易政策，使海外貿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隋煬帝繼位後即派遣常駿、王君政從廣東出發往赤土國（今馬來西亞吉打）貿易：

　　“煬帝繼位，募能通絶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悦，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西襲而遣。賫物（絲綢）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至於赤土之界”。〔7〕

　　唐代天寶十年（751年），與怛邏斯交戰，唐軍大敗，勢力退出中亞，加之天寶十四年（755年）發生安史之亂，使陸上絲綢之路中斷。於是，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往來貿易空前繁榮。貞元年間（785-804年），地理學家賈耽在《皇華四達記》一書記述唐代從廣州出發的“海上絲綢之路”航綫有兩條：一條是通往日本；另一條是通往波斯灣的末羅國（今伊拉克巴士拉港）。後者稱爲“廣州通海夷道”。此航綫又分爲東西兩條航道：東航道從廣州起碇後，途經門毒國（今越南芽莊）、古笪國（今越南慶和省一帶），過馬六甲海峽，到羅越國（今馬來西亞半島南部），佛逝國（今印尼蘇門答臘巨港），訶陵國（今印尼爪哇島），婆露國（蘇門答臘西岸），獅子國（今斯裏蘭卡），再而行至提羅盧國（今伊朗河巴丹），烏刺國（今幼發拉底河俄婆拉），最後扺達末羅國（今伊拉克巴士拉港）；西航道自廣州起航後，到阿拉伯海沿岸、亞丁灣和紅海，終點仍是巴士拉港。全航程經過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全長爲14000公里（今縮短爲10320公里）。這是16世紀以前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綫，標誌着廣州（也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先進地位。從此，廣州成爲聞名全世界的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和世界東方大港〔8〕。其時來廣州旅遊的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考爾大貝（ibn Khordadhbeh,830-912年），在其著《道裏幫國志》一書中，記載了阿拉伯商人到廣州貿易，稱廣州爲廣府（khanfu）是中國最大的港口。於是前來廣州貿易之“國以百數”〔9〕計。真是“連天浪静長鯨息，映日船多寶舶來”〔10〕。據史料記載，開元年間（713-741年），停留在珠江中的商船：

　　“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獅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11〕

　　到了大曆年間（766-779年），來廣州貿易的外國商船更多了。據著名交通史專家張星烺估計，每日有11艘，全年到港者達4000艘次，商人達到80萬人次〔12〕；“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13〕。至唐末，廣州已成爲一個國際性的城市，住在蕃坊的外國人數達到12-20萬之多〔14〕。波斯人從廣州販運回去的絲綢，除供應本國民衆消費外，有一部分販賣到非洲。

　　五代時，中國紛争削據，但廣東經濟自成一體，獨立發展。因此，仍然招徠外商貿易和鼓勵廣商下海，使廣州對外貿易仍繼續繁榮。

　　兩宋時期，政府仍然推行對外開放貿易政策，而且一改唐代坐等外商前來廣州貿易的被動策略，采取主動走出去貿易的辦法，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北宋雍熙四年（987年），宋政府特派内侍8人，分爲四綱（隊）從廣州出發，“往南海諸蕃國”招商貿易。宋真宗還特派“中使”到廣州設宴招待慰勞能招徠海舶的廣州地方官吏〔15〕。因此，自北宋至南宋前中期，廣州仍然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大港，和正式設置市舶司的最重要港口，呈現出“多蕃漢大商”、“舶船歲至”和“外國香貨及海南旅客所聚”〔16〕的一片外貿繁榮景象。而且是進口商品（乳香）最多的一個港口，史稱：

　　“《備對》所言，三州市舶司乳香三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廣州所收者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七十三斤。雖是三處置司，實是廣州最盛也”。〔17〕

　　按此，廣州市舶司博買的乳香數占三地總額的98%，從而使廣州市舶司的課税收入“倍於他路”〔18〕，達到120萬緡〔19〕。當時，從外國輸入廣州的商品以香藥爲多，其次是海産品、金屬、動物、木藤品等；從廣州輸出到50多個國家的商品，以絲綢爲大宗，其次是陶瓷製品和茶、糖、酒等副食品。

　　4.元代廣州屈居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二大港

　　南宋遷都杭州，政治中心向東南轉移，對於與杭州密邇的泉州崛起並與廣州競争對外貿易大有裨益。因此，南宋末年至元初，廣州雖然保持“海上絲綢之路”第一大港的地位，但却面臨泉州的挑戰。元朝中葉以降，隨着元朝社會經濟、政治偏向東南發展，泉州逐漸取代廣州而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大港，廣州只好屈居其次了。但是廣州仍不失爲“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港市。據元人陳大震於大德年間（1297-1308年）所撰的《南海志》一書記載，來廣州貿易的國家和地區有140多個，占元代全國外貿“涉及國家和地區達220餘個”的64%，很多貨物都集散於廣州，史稱：

　　“海外真臘、占城、流求諸國蕃舶歲至，象、犀、珠璣、金、貝、名香、寶布諸凡瑰奇珍异之物寶於中州者，咸萃於是（廣州）。”〔20〕

　　所以，廣州仍然呈現出一片外貿的繁榮景象。正如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Odoric)於1322年（至治二年）到廣州旅遊所看到的情景所説：

　　“該城有數量極龐大的船隻，以致有人視爲不足信。確實，整個意大利都没有這一個城市的船隻多”。〔21〕

　　另一個旅遊家阿拉伯人伊本·白圖泰在1346（至正元年）來廣州遊覽之後所寫的《遊記》一書，也爲廣州的繁榮而爲之驚嘆：

　　“秦克蘭（廣州）城久已慕名，故必須親歷其境，方足顧所望。……餘由河道乘船而往，船之外觀，大似吾國戰艦，……秦克蘭城者，世界大城中之一也。市場優美，爲世界大城所不能及。其間最大者，莫過於陶瓷物。由此，商人轉運磁器到中國各省及印度、夜門”。〔22〕

　　5.明至清前期廣州是“海上絲綢之路”環球貿易的唯一大港

　　明代朱氏政權，一反中國歷代對外開放貿易的政策，實行“時禁時開”的海禁政策。但對廣東則實行比較靈活的政策，“洪武初，令番商止集（廣州）舶所”〔23〕。到嘉靖元年（1522年），在撤消浙江和福建兩市舶司而禁海時，又僅允存廣東市舶司對外貿易，於是廣州成爲中國唯一開放對外貿易大港。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進入和租居澳門後，迅速發展成爲廣州對外貿易的外港和東西方國際貿易的中繼港，把廣州與國際貿易緊密聯結起來。隆慶（1567-1572年）時實行部份開海貿易政策後，“廣州幾壟斷西南海之航綫，西洋海舶常泊廣州”〔24〕。到了清朝，政府於順治十二年（1655年）後五次頒佈禁海令，和康熙元年（1662年）後三次下達遷海令，實行海禁政策；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宣佈撤消江海關、浙海江和閩海關，但對廣東仍然實行特殊政策，决定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25〕，保留粤海關管理對外貿易事務。這樣一來，使具有深厚的對外貿易歷史底藴的廣州重新恢復青春，成爲中國對外貿易的唯一大港，而泉州却因失去元代距離政治中心近的優异條件，加上港口經濟腹地小和晋江航道失修淤塞等原因，貿易一蹶不振，淪爲一個地方的小港口。於是，明清兩代，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比唐、宋獲得更大的發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環貿易，并且一直延續到鴉片戰争前夕而不衰。

　　明清時期，從廣州起航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航綫有：1.廣州—澳門—長崎航綫；2.廣州—澳門—果阿—裏斯本航綫；3.廣州—澳門—馬尼拉—墨西哥航綫；4.廣州—澳門—帝汶航綫；5.廣州—紐約航綫；6.廣州—俄羅斯航綫；7.廣州—澳洲航綫。於是從廣州起航到世界各國貿易的商船大爲增加，據統計，從康熙二十三年至干隆二十二年（1684-1757年），去日本貿易的商船總數達到3017艘〔26〕。外國商船來廣州貿易更是不可勝數，據有關資料統計，康熙二十四年至干隆二十二年（1685-1757年），歐美各國到廣州貿易的商船達312艘〔27〕，干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1749-1838年）外國到廣州貿易商船的達到5266艘，平均每年爲591艘，其中以英國商船最多，爲2951艘，占56%；美國次之，爲1190艘，占22%〔28〕。這些商船來到廣州貿易，在明代主要是購買中國的生絲和絲織品等；到了清代，主要是購買茶葉，其次才是絲織品和土布等。進出口貿易商品量值不斷增加，據統計，雍正七年至干隆二十二年（1729-1757年），向粤海關納税後貿易商品總值達到4548825銀兩；干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七年（1758-1837年）增至422716895銀兩〔29〕。如此之多的外國商船和商品來廣州進行貿易，使珠江岸邊的廣州呈現出一派外貿繁榮的景象。英國人威廉·希克都爲之驚奇，而抒發廣州珠江的商船可以與倫敦泰晤士河相比美的感嘆：

　　“珠江上船舶運行忙碌的情景，就象倫敦橋下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一，還有大帆船，在外國人眼裏再没有比排列在長達幾哩的帆船更爲壯觀的了”。〔30〕

　　而且，外國商人認爲在廣州做生意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好做。正如道光十年（1830年），英國議會對在廣州進行貿易的商人進行調查後得出結論説：

　　“絶大多數在廣州進行貿易作證人都一致聲稱，廣州的生意幾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好做”。〔31〕

　　鴉片戰争，中國失敗。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之後，中國開放了廣州、厦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個港口爲對外通商口岸，加上香港割讓給英國等原因，因此外國商人不再集中在廣州做生意了。於是廣州的外貿逐漸走下坡路，大約到咸豐三年（1853年），廣州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的第一大港的地位爲上海港所取代，正如馬克思所説：

　　“五口通商和佔領香港僅僅産生 了一個結果：貿易從廣州轉移到上海”。〔32〕

　　雖然如此，但廣州仍然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據統計，同治十六年至光緒二十年（1867-1894年），廣州進出口貿易商品量值仍占全國各港口進出口貿易商品量值的10-134%；1926年占1016%；1949年占2142%〔33〕。

　　縱觀廣州“海上絲綢之路”形成和發展的歷史軌迹，顯而易見，它是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地位實居首要，而且長盛不衰。從某種意義上説，一部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史，就寫在廣州的記録上。

　　二、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經久不衰的原因

　　廣州之所以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和重要港口而且歷久不衰，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自然的、經濟的、社會的多方面原因的。可謂是天時、地利、人和所致。

　　1.優异而豐富的海洋國土資源

　　廣東地處中國最南端，背枕五嶺，東、南、西三面環南海，海岸綫綿長，據統計，全省有大陸和海島嶼海岸綫長達81947公里，占全國大陸海岸綫的315%和島嶼海岸綫的328%，居全國有海岸綫的11個省區的第一位〔34〕。偌長的海岸綫，面向太平洋，自古以來就是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依託，可謂廣州是内聯外通的“黄金海岸”，爲廣州“海上絲綢之路”提供豐富的海洋國土資源。第一，提供遠洋航行的海峽資源。廣東以東北部的巴士、巴林塘海峽；東面的民都洛、巴拉巴克海峽；南面的卡裏馬塔、加斯帕海峽；西南面的馬六甲、安達曼海峽溝通印度洋、太平洋，成爲中國與南亞、西亞、非洲、澳洲和北美洲、南美洲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海上貿易的最近起航站。

　　第二，提供衆多優良的河口港灣資源。廣東省内河流衆多，全省計有大小河流1343條〔35〕，從而形成了大小港口219個和港灣96個〔36〕。這些河口港灣，既可以内聯廣東全省以至全國各地，爲“海上絲綢之路”供應絲綢、瓷器、茶葉等充足的貨源，又爲古代帆船航行提供避風防濤、供給淡水糧食和裝卸貨物極大的便利和安全。

　　第三，提供季風和海流資源。廣東處於亞熱帶和熱帶海岸，使南海具有季風氣候的特點。每年3至8月，盛吹夏季風（Summer monsoon），其氣流來自太平洋和印度洋；9至翌年2月，盛吹冬季風（Winter monsoon）。這種季風氣候非常有利於古代帆船來往出海。每年夏季，中外商船乘夏季風緩緩駛來廣東；冬季，乘冬季風離廣東出海西去。這可以説是廣州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而歷久不衰的得天獨厚的恩惠。

　　2.廣深的經濟腹地

　　廣州“海上絲綢之路”2000年經久不衰是同它具有廣深的經濟腹地至關重要。廣東省憑藉珠江、西江、北江和東江等1343條大小河流入海的便利和内河航運，編織成以柘林港、三百門港、汕尾港、廣州港、赤灣港、澳門港、香港港、海口港、三亞港、八所港、海安港、湛江港、北海港、欽州港、防城港等爲中心的内外貿易網絡，和形成了以這些港口爲中心的多層次的經濟腹地，使“海上絲綢之路”獲得多種多樣的充足貨源。首先，西、北、東江入海形成的珠江三角洲，成爲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層經濟腹地；其次，西、北、東江流域地區成爲第二層經濟腹地；再次，西、北、東江上游的雲南、貴州、湖南、江西、福建等内地成爲第三層經濟腹地；最後，東海、黄海、渤海沿岸地區成爲第四層經濟腹地。廣州就是依仗其千百條河流的觸角使其經濟腹地延伸至全省乃至全國，使之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和第一大港而且歷2000年不衰，創世界港口史的歷史記録。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和外國的香料等商品都聚會於廣州貿易交换。正如19世紀30年代，一個外國人在廣東出版的報紙所報導説：

　　“中華帝國與西方列國的全部貿易都聚會於廣州。中國各地的物産都運來此地，各省的商賈貨棧在此經營着很賺錢的買賣。東京、交趾支那、柬埔寨、緬甸、麻六甲或馬來半島、東印度群島，印度各口岸、歐洲各國、南北美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的商貨，也都薈集到此城。”〔37〕

　　3.絲織業生産的發展爲“海上絲綢之路”提供充足的貨源

　　廣東種桑養蠶和紡織絲綢源遠流長。漢代海南島地區就出現“男子耕農，種禾稻、麻，女子桑蠶織績”〔38〕的生産了。唐代，阿拉伯人來廣州，已看到廣種桑樹養蠶的情况，而潮州已有“桑蠶五收”〔39〕了。宋代，廣東的養蠶絲織業又進一步發展。據《元豐九域志》記載，已經有三個州向朝廷進貢絲綢，即韶州“土貢絹一十匹”；循州（惠州）“土貢絹一十匹”；南雄州“土貢絹一十匹”。而粤西的蠶絲“在高州所産爲佳”〔40〕。明代，廣東的養蠶每年已達八、九收，産量之高，已居全國前列。而且廣州、佛山、潮洲、南海、順德、崖州等地的絲織技術相當高超，在織錦上可以織出人物、花鳥等圖案。廣州除了生産的純絲織品外，還紡織一種以麻爲經、以絲爲緯的織錦新産品，使廣東“在絲産、紡織、染色……等方面，明代中國所達到的技術水準，是比世界其他絶大多數地區人民遥遥領先”〔41〕。從而與三吴、福建成爲全國三大絲織中心。到了清朝康熙年間（1662-1722年），廣東“計一婦歲治蠶可得絲四十餘斤，凡桑葉一月一摘，計地一畝，月可得桑五百斤，蠶食之可得絲四斤”〔42〕。干隆年間（1336-1795年），廣東的絲織業又進一步發展，其絲織品質超過蘇州和杭州，史稱：

　　“廣紗甲天下，緞次之”；“粤緞之質密而匀，真色鮮華，克輝滑澤”，“金陵蘇杭皆不及”〔43〕。

　　其中又以順德縣絲織品最佳，史記：“坡山之絲綫良，龍江之綫綢良。然龍江蠶種皆購九江，而爲綫爲綢特良”〔44〕。其他各地的絲織品質量也相當好，如陽江的“抽絲長七、八尺，色如金，堅韌异常”〔45〕。至道光年間（1821-1850年），佛山、廣州的絲織業蓬勃發展，據道光十年（1830年）怡文堂編印的《佛山街略》統計，佛山有主要街巷45條，其中涉及絲織、印染的街道有34條，占總數的80%，其中絲織業街巷又占60%以上。廣州絲織業則集中在西關下九甫一帶，全盛時期，絲織工人大約有三四萬人之多。清末，廣東的絲織業已從手工業逐步發展爲機器絲織業了。同治十二年（1873），南海縣陳啓沅、陳啓樞兄弟在簡村創辦了“繼昌隆”機器繅絲廠後，使廣東的絲織業更加發達。據不完全統計，光緒十三年（1887年），僅順德縣的機器繅絲廠就達到42家〔46〕，宣統三年（1911年）增至142家〔47〕。“光緒季年，佛山大機房二十餘家，小者六七十家，工人二千餘，多織絲織品”〔48〕，“出品一般都很精緻”〔49〕。如上所述，廣東如此發展的絲織業生産，必然爲廣州“海上絲綢之路”提供充足的貨源，從而推動廣州“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

　　4.明清政府對廣東實行開放對外貿易的特殊政策

　　中國自漢唐至元代均實行開放對外貿易的政策，廣東自然利用此政策發展對外貿易，使“海上絲綢之路”得以最早發展和長期延續。到明清時期，專制政府曾幾度實行海禁政策，但唯獨不禁廣東對外貿易。“洪武初年，令番商止集（廣東）舶所”貿易。嘉靖元年（1522年），撤銷浙江、福建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50〕。到了清朝順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四年（1665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頒佈禁海令，〔51〕和順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下達“遷海令”，禁止沿海居民出海經商貿易和“令濱海民悉徙内地五十裏”〔52〕。但却准予澳門爲“化外教門”的特殊地區，予以免遷免禁。到了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於去年（1756年）發生“洪任輝”事件而撤銷江海關、閩海關和浙江關，却保留粤海關，並規定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53〕。於是，使廣州“海上絲綢之路”在明清時期得以發展，並達到鼎盛階段。

　　5.悠久的商業傳統和濃烈的重商意識

　　廣東人處於依山面水的自然環境，素有重商貿易的傳統。《山海經》記載，“番禺始爲舟”；《南越志》説“越王造大舟”。這説明廣東人很早就造船打魚經商。至西漢，番禺已成爲大商業都會，“商賈者多取富焉”〔54〕。而且當時民間已有“欲拔貧，詣徐聞”〔55〕的諺語。以後經魏晋南朝、隋、唐、宋、元、明、清2000年，廣東一直發揚經商的傳統。而且在長期的經商中，形成了濃烈的重商文化意識，交换價值觀念滲透到社會生活之中，重利思想潮流衝擊着中原農業文化的“重義輕利”的傳統思想，動摇儒家文化“君子謀道不謀利”的教條，形成了“逐番舶之利，不務本業”的觀念，選擇“以商致富”的道路。就連廣東的地方官吏也受到廣東人商品意識的熏陶，而提出重商的主張和政策，如明代廣東巡撫林富向朝廷上書，大談特談通商貿易可以“足供御用”，“悉充軍餉”，“救濟廣西”和“民可自肥”的四大好處〔56〕；兵俞大猷也説，開放對外貿易“可行於廣東，……計貨抽分，故市舶之利甚廣”〔57〕。在這種官民重商意識驅動下，到了明末清初，形成了全民經商熱潮。屈大均在《廣東新語》就記述了廣東社會各個階層經商的盛况：

　　“於是民之賈十三，而官之賈十七，……官之賈本多而廢居易……官之賈日富。而官之賈日多，偏於山海之間，成坐或行，近而廣之十郡，遠而東西二洋，無不有也。民賈於官，官復賈於民，官與賈固無别也。賈與官亦復無别也，賈與官亦復無别。無官不賈，且又無賈不官”。〔58〕

　　於是形成了“廣州幫”，“潮州幫”和“客家幫”三大地域商人集團。而且以出海經商貿易爲主要動向，從而出現了“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廣進達三江”的“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景象。

　　注　釋：

　　〔1〕《後漢書》卷88，《西域傳·大秦》。

　　〔2〕轉引武堉干：《中國國際貿易史》第2章。

　　〔3〕殷巨：《奇布賦及序》，見《藝文類聚》卷85，《布部》。

　　〔4〕《宋書》卷97，《夷蠻·西南夷·訶羅陀國》。

　　〔5〕《南齊書》卷58，《東南夷》。

　　〔6〕慧皎：《高僧傳》卷3，見《高僧傳合集》第1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7〕《隋書》卷82，《南蠻》。

　　〔8〕桑原騭藏：《中國阿拉伯海上交通》第17頁。

　　〔9〕《柳河東集》卷26，《嶺南節度使饗軍堂》卷2。

　　〔10〕《劉賓名詩集》卷4，《酬南海馬大人詩》；《全唐詩》卷13。

　　〔11〕真人元開：《唐大和尚東征傳》第74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12〕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3册第127頁。

　　〔13〕韓愈：《送鄭尚書序》，見《全唐文》卷556。

　　〔14〕蘇萊曼著、穆根來等譯：《中國印度見聞録》第60、104頁，中華書局1983年版。

　　〔15〕《宋史》卷298，《馬亮傳》。

　　〔16〕《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10。

　　〔17〕樑廷柟：《粤海關志》卷3，《前代事實二》，引畢仲衍：《中書備對》。

　　〔18〕《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十三，十四。

　　〔19〕鄧端本：《廣州港史（古代部分）》第89頁，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

　　〔20〕《珮玉齋類稿》卷4。

　　〔21〕何濟高譯：《鄂多立克東遊記》第64頁。

　　〔22〕吉朋（Gibb）：《伊本·白圖泰亞非旅行記》（英譯本），1929年版。

　　〔23〕嚴如煜：《洋防輯要》卷15。

　　〔24〕謝清高撰、馮承鈞注：《海録》卷上。

　　〔25〕《東華續録》卷46，干隆四十六年。

　　〔26〕據木宫泰彦：《中國交通史》下册第327-334頁的數字統計。

　　〔27〕陳柏堅主編：《廣州外貿兩千年》第215頁，廣州出版社1991年版。

　　〔28〕樑廷柟：《粤海關志》卷24，《市舶》。

　　〔29〕據樑廷柟：《粤海關志》卷10的關税數字統計。

　　〔30〕轉引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交流》第31頁。

　　〔31〕轉引汪敬虞：《論清前期的海禁閉關》，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年第2期。

　　〔3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8頁。

　　〔33〕《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一九四九年對外貿易報告》。

　　〔34〕司徒尚紀：《嶺南海洋國土》第13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5〕《廣東省海洋功能區别》第26頁，雲華：《海南港灣》第1卷。

　　〔36〕司徒尚紀：《嶺南海洋國土》第13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7〕《Chinese Repository》VOlⅦP289,轉引姚賢鎬主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册第305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

　　〔38〕《漢書》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上》。

　　〔39〕《太平寰宇記》。

　　〔40〕《嶺外代答》。

　　〔41〕艾維四：《明代與世界史》。此是作者於1987年3月參加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16至18世紀之中與歐洲》學術討論會的論文。

　　〔42〕範端昂：《粤中見聞》卷35，《物部十五》。

　　〔43〕張嗣衍：《干隆廣州府志》卷48。

　　〔44〕〔45〕範端昂：《粤中見聞》卷35，《物部十五》。

　　〔46〕陳啓沅：《蠶桑譜》第1-2頁。

　　〔47〕農商局編：《第一次農商統計表》（紡織業特别調查）第162-175頁，1919年；東亞同文會：《支那的工業》第190頁。

　　〔48〕《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卷6，《實業》

　　〔49〕P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Canton,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Ⅱ,No7,P305-306,1833。

　　〔50〕《明史》卷75，《職官四》。

　　〔51〕《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20第1頁；卷692第1頁；卷776第3頁。

　　〔52〕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地語》。

　　〔53〕《東華續録》卷46，《干隆朝》。

　　〔54〕《漢書·地理志》。

　　〔55〕《輿地紀勝》引《元和郡縣誌》。

　　〔56〕嚴從簡：《殊域周咨録》卷9。

　　〔57〕俞大猷：《正氣堂集》卷7。

　　〔58〕屈大均：《廣東新語》卷9，《事語》。 

　　（作者：黄啓臣，中山大學歷史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