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使廣州成爲外貿名城，也造就了名揚海外的廣州港。在《世界名港》一書中，列了幾十個名港，象廣州港這樣歷史悠久而長盛不衰是少有的。

　　在廣州港二千多年的歷史畫卷中，有着許多閃光點，其中較輝煌的一頁是17~19世紀，  因爲當時廣州實際處於中國海上對外貿易的中心地位，至今仍被西方國家譽之爲“對華貿易的黄金時代”。

　　在這個黄金時代，古黄埔港和廣州十三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兩者同時存在和發展，互相依存，互相促進。

　　一、優越的地理環境，政策的獨開一面，使古黄埔港成爲廣州對外貿易的外港

　　

　　古黄埔港位於海珠區黄埔村(古名鳳浦)、石基村一帶水域，它位於珠江出海口，北依琶洲塔、南臨珠江主水道，背靠小山，三面環水，珠江主水道和黄埔涌在黄埔村前分流而去。在村之東南西向形成了一大片寬闊之水域。據歷史記載，  當時黄埔港水域水深不過20米左右，是一個天然淺水灣，極適合木制帆船行使錨泊。

　　黄埔村不僅地利，也得天時。由於廣州屬季風氣候帶，每年1O月至次年2月吹北風，4月至1O月吹南風或東南風，十分有利帆船航行。每年夏季外國商船乘東南風航行而來，秋天借北風返航而去，十分方便。由於黄埔村優越的地理環境，再加上當時黄埔村所在的廣州地區發達的農業、手工業生産，和當時國際上以木帆船爲主體的海上貿易的生産力水平極相匹配，這樣一個小漁村繼續成爲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並逐漸發展成爲聞名於世的繁榮大港，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

　　古黄埔港之繁盛，除天時地利之外，更得於人和——明清政府實行海禁政策時却對廣東網開一面，從而使廣州尤其古黄埔港對外貿易進入黄金時期。廣州自秦漢時期已是貿易口岸，但鼎盛時期則出現於清政府“一口通商”時期。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撤銷江、浙、閩三海關，全國僅留粵海關，從此全中國對外貿易就主要集中於廣州一地進行，各省貨物源源不斷地運進廣州，使廣州的對外貿易進入一個高度發展時期，而且一直延伸至鴉片戰争前夕。這一期間廣州乃至全國對外貿易相當大的份額是古黄埔港的對外貿易。“從1685年至1842年簽定《南京條約》止，150餘年時間内，中外史書上所指的廣州對西方的貿易，實際上是廣州外港古黄埔港的貿易”。清政府明文規定“凡載洋貨物入口之外國商船……必須下錨黄埔”，“於黄埔地方啓其所帶砲位，然後交易。”其時，清政府還對粤海關實行减免税政策，優待外國商人貿易，洋船税賦一减(20％)，再减(20％)。這樣粵海關關税長期保持在平均4％左右，最高不過7％，從而吸引更多的外國商人到廣州經商。古黄埔港當年繁華程度，可謂風光萬裏，盛極之至。據史料記載，清前期康熙二十四年至干隆二十二年(1685~1757年)72年間，  外國來華商船312艘、錨泊駛過古黄埔港進入中國的外國商船就有289艘，占了全國89％。古黄埔港最昌盛時，同時錨泊的外國商船達6個國家86艘之多。如《黄埔樑氏家譜·藝文譜》雲“所居鳳浦，地雖偏隅，南濱大洋，夷舟蟻泊，奇觀萃焉。”

　　從對外貿易出口總值看，古黄埔港也佔有絶對比例，以1817年爲例，廣東外貿出口總值爲2348萬元，  占全國的60％，而通過古黄埔港出口的就有1971萬元，  占廣東外貿出口總值的80％以上，也就是説接近一半的全國外貿出口總值是通過古黄埔港實現的。

　　從海關布局亦可見古黄埔港地位之重要。當時粤海關是全國唯一的通商口岸，設家人4名(“家人”乃當時海關辦事人員的總管、掌權人物之稱呼)，而在黄埔村分設的黄埔掛號口，就設有家人2名，僅次於省城(廣州)大關而與澳門總口(亦只有家人2名)相同，可見黄埔掛號口的顯要地位。我們從《粵海關志》一幅地圖中看到，  當時該處的建築物有：夷務所，負責辦理外國商船進出口黄埔港和外商由黄埔港往返廣州城以及貿易方面的事宜。在夷務所旁邊是北帝廟，該廟位於黄埔村口，至今仍在，廟内一塊重修於干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碑記中有黄埔税口及一些商號捐款的記載。在標有碼頭字樣的東邊，畫有一大船，寫明此由外洋進黄埔。西邊是黄埔税館，負責征收外國商船的船鈔、引水費、船規銀、通事買辦費和掛號銀等。税館旁邊的是永靖營，駐有兵丁，保衛港口的安全。再西邊是買辦館，主要爲停泊在黄埔港的商人提供服務。

　　黄埔村古港對外貿易的鼎盛，不僅推動十三行商商承制的發展，更有黄埔村人涉足行商，擠入“十三行”之列。他就是“十三行”之一——天寶行行商樑經國(號左垣)。“天寶行創立於嘉慶十三年(1808年），先是樑經國本是馮氏洋行伙計，深得馮氏信任，充當司事。其後馮氏適赴外洋，以行務托之者十餘年，頗有贏餘，馮氏感焉。經國尺累寸積，至是始自設行承商”。  以後由其子綸樞(商名承禧、樑經官)接任行務。  當時“十三行”漸呈頽勢，鴉片侵略日盛，外貿競争激烈，政府苛捐勒索，商賈偷税走私，行商驕奢淫逸，頻年破産者屢出。天寶行於此時誕生，並經樑氏苦心經營，從無到有攀扶直上。道光年間竟昇至第五位，一直到咸豐六年，十三行煙飛灰滅前始終在五、六位徘徊，從未掉落過六名以外，此乃實屬不易。這裏面，固然有樑氏父子苦心經營之功，與古黄埔港對外貿易之長盛不衰亦不無關係。

　　二、廣州十三行行商商承制度的不斷完善，爲古黄埔港的繁榮提供了相對有序的條件，兩者互相配合，一居外港，一居貿易中心

　　

　　廣州“十三行”，其實非專指十三個行商，而是領有商承牌照的行商的統稱，一種半官半商性質的外貿管理和代辦服務的機構。“他們對外商在廣州貿易，代爲交納關税，購銷商品，代辦一切交涉事務，並設辦商館招待外商，向外商提供商業信息，大大方便了不熟悉中國情况和不懂漢語的外商，對中外商人貿易起了溝通作用”。

　　清政府對外國商船進入黄埔貿易的手續相當嚴格：“進入黄埔港之前，必須先下錨於虎門口外洋面，在澳門辦理手續，領取進港牌照，聘雇引水員、通事、買辦，將船開進虎門檢查，然後才能進黄埔港開倉貿易。進出口貨物，皆由領有牌照的駁船往來於黄埔與十三行倉庫之間進行運輸”。道光十五年(1835年)兩廣總督、粤海關又頒佈《防夷新規八條》加强黄埔掛號口對外貿易的管理。規定“外國商船先駛到澳門，在澳門聘雇引水、通事、買辦各一名並領到粤海關頒發的‘部票’(印照)後才能駛入虎門，經丈量船隻後方能進入古黄埔港水域。在黄埔掛號口交納清各類税款後才能進入廣州貿易或就地貿易”。商船則指定停泊黄埔村海面，由領有牌照的駁船往來於黄埔與十三行倉庫之間進行運輸。這等嚴格手續，繁文縟節，没有一個代辦、服務機構，對於不熟悉中國及當地情况的外國商人來説，貿易是極其難於開展的，於是半官半商、“領有專利牌照”之廣州十三行就應運而生，充當了這其中的代辦和服務的角色。

　　關於古黄埔港與廣州十三行的關係，以下例子可以説明一些問題。樑碧瑩編譯的《美國“中國皇后號”首行廣州》一文介紹了船上大班山茂召回憶來華經商的過程：“商業活動的第一階段開始於黄埔，美國人根據中國的規定，爲他們的船雇了一名保商”，“9月10日上午，一名官員和隨從，以及公行的主要商人來到‘中國皇后號’上測量船位……船丈量完畢，保商取出一張卸貨的通行证，行商立即將貨物轉運到駁船送往廣州。貨物運到廣州後，一位公行商人和他的助理過稱和檢查貨物。一切處理完畢，這些貨物就可以由中國商人隨意出售了，如碰上大批貨物，一時照顧不過來，而公行又安排不了，就只好由通事和保商幫忙解决問題，大班山茂召隨船到廣州，與公行商人談妥回程的貨物，當公行商人把回程貨物購置完畢後，便隨船送往黄埔”，運回美國。

　　古黄埔港還造就了一大批善於外貿經營的商人，村民傳説黄埔村歷史上有48個買辦，這些人“熟地、熟情、熟官、熟商”，遊刃有餘地周旋於國内外商人之間，有着中介、代辦、服務、經紀等多種功能，成爲外商來廣州進行外貿活動的“拐杖”、“帶路人”。加之，清代前期，  已經出現了爲世人矚目的“廣州幫”商人，他們足迹遍天下，“同外國船舶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廣州十三行行商商承制度日趨完善，一個善營的商人群體出現，大大改善了當時廣州的貿易環境，推動了古黄埔港繁榮。

　　三、古黄埔港與廣州十三行相互補充，互爲促進，共同造就了廣州成爲輝煌名城、繁華名港

　　古黄埔港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廣州十三行比較完善和有效的商承制度，廣州地區比較發達的生産力水平，當時廣州經濟社會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比較協調適配的關係，極大地促進了以對外貿易爲龍頭的廣州經濟發展，使廣州這個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始發港對外貿易事業不但獨佔全國鰲頭，而且從1685年至1862年，長達近200年的時間裏，甚至成爲了當時世界上最繁盛的港口城市：一是，對外貿易航綫增加，四通八達。當時廣州除原已通航的歐洲航綫、拉丁美洲航綫、印度洋航綫、東南亞航綫、日本航綫等暢通發達外，還開闢了3條航綫：美國“中國皇后號”首航開闢的北美航綫；俄羅斯“希望號”、“涅瓦號”處女航開闢的俄羅斯航綫；澳大利亞“哈斯丁堡”號新航開闢的大洋洲航綫，遍佈五大洲四大洋，可謂盛况空前。二是，出洋門户激增，星羅棋佈。粤海關設立後100年間，粤境形成了一個以廣州爲中心，向全粵輻射的對外貿易口岸網絡。“粤海廣東，東起潮州、西盡廉南、南盡瓊崖，凡分三路，在均有出海門户”。據《粤海關志》記載，當時廣州周邊有大小出口岸達69個之多，大有衆星拱月之勢。三是，來往商船頻繁，蔚爲壯觀，據統計，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干隆二十二年(1757年)73年間，從中國開出的商船3017艘，大部分從廣州開出，其中絶大部分是經古黄埔港開出的；一時廣州到古黄埔港一帶江面“帆影綽綽，往來穿梭，十分壯觀，連外國人也爲之驚嘆”。干隆三十四年(1769年)，英國人威廉·希克感嘆説：“珠江上船舶運行忙碌的情景，就象倫敦橋下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一，還有大帆船，在外國人眼裏再没有比排列在長達幾英里的帆船更爲壯觀的了”。四是，貿易種類繁多，不可勝數。廣州對外貿易輻射到全國各地，“當時全國各省的貨物源源不斷地運到廣州出口，與外國直接貿易”。福建茶，浙江絲綢，蘇杭織品，山東皮貨，川陝礦産，兩湖大米，江西瓷器，雲桂禽鳥、木材等等，應有盡有。而外國商品，如米、象牙、織品、工藝品、玻璃製品、珊瑚、瑪瑙、皮貨凡150個品目，也源源不絶地入穗。肩貨來往於南嶺者不下十萬人，真是“商賈如雲，貨物如雨”。尤其要注意的是，其中最大的入口爲銀元，“夷船來時，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據統計，從康熙三十年(170O年)至道光十年（1830年)130年間，廣州净進口白銀達4億兩之多，占中國進口白銀80％以上，其次才是毛織品和棉花。“白銀是不斷地從印度、不列顛和美國向中國輸出的”(馬克思語)。五是，貿易額逐年遞增，大幅攀昇。粤海關設置後，廣州的對外貿易商品量值逐年增加。例如道光八年至十七年(1828~1837年)的貿易商品量值爲7.85億兩，比雍正、干隆時期2.27億兩增長2.4倍。六是，商賈交往頻繁，接踵來去。空前繁盛的貿易活動，外國商人紛紛來穗設商館。英、法、荷、丹(麥)、瑞(典)、美、西(班牙)等國都在廣州建立商館，史稱“十三夷館”，與十三行緊鄰，互相倚靠，方便至極。同時，駐穗外國人也急劇增加。與此同時，也引發了中國人出洋經商熱潮，廣州及廣東商人也相争出海貿易。

　　鴉片戰争後，中國社會發生劇變，  以及淺水港灣與取代木帆船的鐵殻大輪船爲外貿運輸重要工具的變化不相適應，和廣州十三行行商“驕奢淫逸”、“破産頻盈”至“大火一炬”等原因，古黄埔港和廣州十三行，最終被歷史所湮没。但它們當年的輝煌和至關重要之地位，却始終在廣州乃至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上佔有重要的一頁。重視研究廣州名城名港的發展過程中這一極具地方特色和歷史色彩的特點，聯繫今日廣州政治、經濟發展的形勢和機遇，發掘出其中帶規律性的東西，對廣州在21世紀的發展不無啓迪，大有裨益。

　　參考資料：

　　1．廣州華僑研究會、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海珠區政協合編：《鳳浦古今一古黄埔港尋踪》，廣州出版社2000年版。

　　2．樑嘉彬：《廣東十三行考》，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  黄啓臣：《清代前期廣州的對外貿易》，載《廣州外貿兩千年》，廣州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

　　4．  樑碧瑩：《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首航廣州的歷史背景及其影響》，載《學術研究》1985年第二期。

　　5．《番禺黄埔樑氏家譜》

　　6．蔡鴻生主編：《廣州與海洋文明·序》，中山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黄爲民、黄鋭光、黄銀英，廣州市僑務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