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幫助香港振興經濟的政策，如CEPA、個人遊、人民幣業務等等。對此，絕大多數港人都是高興的、讚賞的。但是，也有人不高興，有輿論甚至稱，這是中央在偏幫富人，普通市民得不到多大的利益。

　　這樣的輿論，不知為何會產生。

　　是因為事實就如此嗎?顯然不是。無論是CEPA，還是個人遊，或者人民幣業務，全部是上涉香港整體經濟利益，下及全體市民經濟生活的大事。無論階層，無論貧富，人人受益。舉例而言，CEPA的執行，不僅是厰商通過零關税獲利，如醫生、律師等專業人士也得以進入内地執業，普通民眾也因商機增加而多了就業機會。更重要的是，啟動了香港經濟，使之從低沉轉為活躍，為經濟復甦打下了基礎。如此重大的政策，豈有專益富人之理?

　　是因為意向就如此嗎?當然不是。中央政府絕對不會愚蠢到出台偏幫富人的政策，即損害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的利益，去維護財團富商的一己之利。犧牲民眾的利益，就是犧牲香港的利益，就是損害一國兩制。中央政府過去是明白的，現在應該更加明白。如個人遊，帶來的不僅是酒店業的興旺，連小餐館、雜貨店、計程車等等直接涉及市民利益的各行各業都趨興旺。中央的這項政策，幫的不是我們大家嗎？
　　
　　是因為效果就如此嗎?絕對不是。綜觀中央政府出台幾項政策措施後香港經濟的狀況，我們可以發現一種令人鼓舞的趨勢——香港經濟基本止跌回穩了，房地產的好轉勢頭最為明顯。我們並不期望香港的經濟能夠迅速反彈，祇要能夠迅速止跌，已經是令人鼓舞的了。如果僅僅出台幫助富人解困的政策，不是從香港整體經濟利益出發，是收不到這樣突出的效果的。

　　從理性的角度，是不可能產生中央偏幫富人這種荒誕的結論的。但是這樣的輿論又如何會產生呢?我們可能祇好在非理性範疇或者香港的特殊政治環境中去找答案了。

　　是不是香港已經產生了嚴重的階級對立情緖?長期來香港社會安定的主要原因是中產階級的發展壯大，使香港進入了結構性穩定時期。難道持續六年多的經濟低迷期，就使多數中產階級淪為勞工階級了嗎?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結構已經被調整了嗎？如是，階級情緖對立必然大大增強，很多政策就會得出截然不同的解讀。

　　是不是香港已經完全進入了政黨政治時代?香港現在有條件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嗎?政黨政治的模式是甚麽?作用是甚麽?特點是甚麽?不僅是普通的市民，甚至許多所謂在玩政治的人恐怕也不知所以然。如果香港陷入了為反對而反對的政治運動，逢政府必反，那麽，事與非、對與錯，恐怕就不是那麽重要的原則立場了。

　　是不是香港市民不願意香港與内地的經貿關係緊密結合?事實上，過去在香港社會上確實存在爭論，尤其是在公務員體系和一些學者中間，存有疑慮者不乏其人。但是，在香港市民中間，加快速度與内地經濟融合，是主流民意，是不可阻擋的。内地經濟已經是其他的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助力，香港更是無法置之度外。

　　或者說，稱中央偏幫富人，祇不過是某種程度的情緖發洩，沒有甚麽實際的意義，大可不必就此討論甚麽。這也是在理的一方面。但是，我認為，關注這樣的輿論有具體的意義。

　　一方面，提醒了中央政府，在任何時候，出台任何有關香港的政策，不管是經濟的、文化的，還是政治的，都必須以香港的整體利益、以香港市民的整體利益為根本的依歸。

　　二方面，香港回歸後，不是萬事大吉，而是具體問題更多，香港市民的疑慮同樣存在。釋疑解惑，不僅僅是特區政府的工作，也是中央政府必須關心的問題。

　　三方面，香港不是一成不變的，世界在變，中國在變，香港何以不變?中央政府對内地提出了“與時俱進”的思想，這種思想，同樣適用於香港。特區政府需要“與時俱進”，中央對香港的政策，也需要“與時俱進”。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希望今後更是這樣。

　　（原载《中國評論》2004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