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如何發展?這是一九九七年發生亞洲金融風暴後全社會共同面對的問題，在長達四年多的時間裡，香港各界在深受困擾之時，也積極尋找解決的對策。但是，因為思路的局限，社會各界更多是從微觀角度提出辦法和爭論，香港特區政府正處在從港英時期政策執行者的角色轉向自主決策的轉型階段，所以，在宏觀思路方面也顯得滯後、被動。

　　這個局面的打破，標誌是去年底董建華向中央政府提出建立自貿區的構想。此構想得到香港各界的積極回應及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現在有關研究已在内地和香港展開。

　　當然，自貿區形式如何確定?如何具體運作?如何有利密切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如何同時處理好澳門以及台灣的利益?問題一籮籮，不是短期内就能夠完全解決的，更非自貿區一宣佈成立，香港樓價就會猛躥，炒樓時期又回來。那麽，意義究竟何在呢?

　　本刊認為，董建華向中央政府提出建立自貿區的構想，有幾項值得肯定的意義：

　　首先最值得肯定的是，此舉表明香港特區政府能從“一國”的角度來思考香港經濟的發展方向，把香港經濟的發展與内地經濟的發展密切聯繫起來。不自外於內地，尽量獲取内地的政策、市場資源，其對香港發展的意義不可謂不大。　　

　　無需諱言，回歸初期，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對如何發展與内地的關係，當然包括經貿關係的認識並不一致，甚至有人認為與内地保持距離越大越好。所以，走了不少決策的彎路。或者僅從皮毛入手，撓不到痒處。這對香港經濟的發展明顯不利，對市民的信心打擊頗大，導致製造出“中國好、香港不好”的輿論來。其實，祇要與内地密切合作，充分利用內地的資源與市場優勢，香港不會不好。若認識上有誤區，對內地敬而遠之，又如何能夠好?

　　其次，意義還在於，對完善“一國兩制”，對香港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有積極的推動作用，有助香港今後更靈活地爭取中央政府的支持。

　　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恪守“一國兩制”的國策，遵守香港基本法，不干預的同時，中央政府也積極幫助香港，對香港有求必應。比較突出的例子是：因經濟衰退，外來遊客減少，特區政府請求中央政府放寬内地遊客赴港，中央政府立即接納，大幅放寬限制。此例說明，中央政府在把握不干預與積極支持兩方面的關係是非常成熟的。此次，當董建華代表香港提出建立自貿區的構想，中央政府又多次表態支持。所以，如何把握時機，從香港的角度出發，爭取内地更大的支持，同時避免發生内地干預香港的問題，香港也同樣掌握著主動權。

　　此外，還有一個重大的意義就是，香港特區政府已經能夠從宏觀角度思考政策，作出決策。這對帶領著港人治港的特區政府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轉變，是走向成熟的表現。

　　記得有位高官對傳媒說過，香港剛回歸時他很不習慣，因為過去每天一上班，倫敦的指示已經傳來厚厚一疊了，你照辦就是；但回歸後，北京絕對沒有電報指示，一切要你自己去想，去解決。在過去漫長的歲月裡，華人公務員都是不必作宏觀思考的執行官，回歸後要獨立自主治港，難道沒有學習過程嗎?處理問題必然會從微觀著手，慢慢過渡到從宏觀著眼。當香港特區政府完全能夠從宏觀出發，解決微觀問題，這個政府就走向成熟了。如果特區政府一直糾纏在是否二十四小時通關等細節上，沒有類似華南自貿區之類的宏觀構想，那就很難說是成熟了。

　　因此，不管自貿區最終如何發展，董建華以及香港特區政府的努力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的，對香港今後的發展影響深遠。

　　（原载《中國評論》2002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