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首先要講一個本刊記者親身接觸到的事。

　　話說九七年的金融危機，給很多香港市民帶來了不幸，我的一個鄕裡也不例外。原本他勤奮拚搏，已達安居樂業的小康水平，娶妻生子，在康怡有一套六百多呎的住宅。可是，九六年他心血來潮，又在九龍購入一套住宅，結果一年後房價狂瀉，他成了負資產者。禍不單行，公司倒閉，他又失業了，薪金一下子從幾萬元一個月掉到分文都無，此時，原本恩愛的妻子堅決與他離婚了。最後，他賣掉了康怡的房子，九龍的房子則讓給了前妻，支付了給兒子的贍養費，手頭祇有三十多萬元了。二十多年的努力，化作烏有，但是人已四十多歲了。

　　萬念俱灰的鄕裡找到了我，此時，他滿腦子想的是如何結束自己的性命。我向他提議，為何不搬到深圳去住呢?他猶猶疑疑去了。每月花一千多元，在福田租了一室一廳的房子，在香港找了一份地盤工作，每天早出晚歸，過起了“深圳香港兩棲人”的生活。

　　不久前，我到深圳公幹，順便去看了看他。好家伙，他的精神面貌與九七年完全不同了，臉色紅潤，神采飛揚，在福田買了一套面積逾千呎的大宅。還在深圳找到了女朋友，正準備結婚呢。他的話滔滔不絕，但是我深深地記住了一句：

　　“在深圳，我找回了人的尊嚴！”

　　他說，如果當時不移居深圳，在香港租不起房子，對於曾經過過好日子的他來說，無論如何都會想不通的。然而，深圳生活的廉宜，卻使他渡過了心理危機。“我最窮賤潦倒的時候，在深圳還可以去茶樓飮茶。”

　　像我這個鄕裡一樣的港人還有多少，很難有準確的統計數字。但是，在深圳，在珠江三角洲，在中國內地，居住、投資、重新覓得新生活的港人為數當頗為可觀。

　　完全可以從這樣的角度看問題：如果不是有一個深圳和更多的内地城市，為遭受金融危機重大打擊的港人提供了生活避風港，香港能保持如此的安定與平穩嗎?巨大壓力下的港人，能如此心平氣和地等待著經濟的復甦嗎?現在，每天有越來越多的港人跨過羅湖橋去消費，難道他們祇是去買一些便宜貨那麽簡單嗎?

　　過去，内地是通過輸送各種低廉的生活用品為港人的生活減壓，如“三趟列車”。現在，港人是利用内地城市的綜合生活資源為自己的生活減壓。有人說，港人到内地消費，帶走了多少多少港幣，但是很少人算過，内地又為港人在內地的居住付出了多少隱性的補貼費用呢?一家人的帳，算得清嗎?更何況，部分低下層收入之港人的北遷，為香港社會安定帶來了多大的政治利益，這筆賬，誰能算得出來?

　　現時，一些政客，始終不瞭解深圳等内地城市的減壓作用，對如何加強與内地城市的合作諸多非議，盡說些罔顧民眾利益的怪話。而一些公務員，對涉及與深圳等内地城市更有利溝通的項目拖拖拉拉，沒有積極的對策，缺乏全面的規劃。這樣下去，民眾會滿意嗎?

　（原载《中國評論》2001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