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經濟現在面臨著極大的難關。客觀公正地講，特區政府長期以來作出了極之努力的奮鬥，不斷地為香港經濟的發展尋找新動力。其中一個重要的措施，就是尋找新的定位。

　　我們記得很清楚，在每年的施政報告中，特首總是有些新的提法，關於中心之類的定位式提法也不少見。至少，在中藥貿易中心、科技發展中心等方面，確實有過定位式的思考。

　　但是至今為止，我們不得不遗憾地看到，新的定位一個也沒有找到，一個也沒有落實。除了主觀的因素外，客觀因素問題也多。

　　例如，發展中藥貿易，但是中藥目前的生產水平還遠遠達不到西方社會的認可，市場非常有限。又如，推動高科技產業的發展，本地人才卻嚴重缺乏，不僅是無米之炊，“巧婦”更無處可覓，如何發展?所以，一個又一個的發展設想遭到無情的客觀現實的打擊，一個又一個的定位成了空中樓閣。

　　更加嚴重的是，新的定位沒有找到，原有的定位又受到了嚴重的挑戰。香港地區性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受到了經濟不景的嚴重衝擊，問題嚴峻。至於歷史悠久的内地與國際的經貿橋樑地位，也因為內地的日益開放而開始動搖，令人憂心。

　　總結前段時期的定位行動，我們可以發現存在的幾個問題：

　　一、新的定位脱離現實，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無法凝聚社會共識，得不到市場的支持。

　　比如決定發展高科技中心，發現缺乏人才，於是從内地輸入，但是限制多多，内地人才願意來港者寥寥無幾。發展高科技，需要資金，願意賺快錢的香港財團，有幾個願意承擔投資大、見效慢的項目?

　　沒有錢又沒有人，再好的設想，還不是白紙一張。

　　又如在香港成立中藥貿易中心的設想，海外市場不接受，香港本地市場微小；内地市場雖然巨大，但是沒有需要、更沒有必要借助香港進行貿易。沒有市場依托，何來經濟發展動力?

　　二、新的定位沒有配合内地經濟發展的大勢，沒有融合内地經濟的實力，反而一味強調劃地為牢，以港為主，結果勢單力薄，發展無繼。

　　毋庸諱言，一直到去年，香港對採取新的方式，加強與内地的經濟貿易關係都沒有非常大的興趣。記得香港本地的專家學者與内地的有識之士反復提出在港深之間共同設立高科技園區，以解決内地人才難於入港以及海外資金問題，但是特區政府始終沒有關注，錯失良機。至於反對二十四小時通關、徵收赴内地的離境税等等對兩地經濟貿易發展不利的小動作卻頻頻提出。

　　長時期來，香港自覺不自覺地期望成為内地唯一可以依靠的國際金融中心，所以對上海金融中心的發展過於敏感，過於緊張，一直把上海作為香港金融發展的假想敵。其實内地經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速度，已經決定了上海金融中心發展的速度，不是香港願意不願意看見的事。香港金融中心的新定位，不是建立在與上海的惡性競爭上，應該是建立在合作的、互補的基礎上。

　　三、香港經濟的新定位，還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央政府的理解支持，內地的資源配合協調。

　　長期來，香港以為在一國兩制之下，兩制最為重要，與内地少一些聯絡，對維繫兩制有利。所以，連運用内地資源，為發展香港經濟服務，也成了敏感的事情。直到不久前，董建華提出香港經濟與珠三角要融合，還有很多人不以為然。所以，香港到底需要甚麽，中央不清楚，要支持也不知從何處下手，白白浪費了無數時光。

　　現在，中央政府開始理解了，香港要求甚麽就給甚麽，香港的定位也好辦了。CEPA的簽訂，給香港打開了找到真正的經濟新定位的大門。如在香港設立人民幣離岸中心的新定位，現在成了香港社會上下的新共識，中央政府也在進行積極的評估。待以時日，香港將是長時期國際上唯一的人民幣離岸中心，既鞏固了現在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也使香港同時成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這樣宏偉的經濟新定位，不憑借内地經濟的優勢能成嗎?僅僅靠本港的地產樓市能成嗎?靠政府喊喊口號就能成嗎?

　　古詩云：“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香港不登上内地經濟的最高樓，尋找新定位的視野必然受到限制，在内地經濟快速融入世界體系的過程中，香港會迷失了方向感，丢掉了發展的重大機遇。

　　（原载《中國評論》2003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