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九五年以來，以李登輝為首的台灣執政當局不斷在兩岸關係中製造事端，挑釁“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關係急劇惡化。當“兩國論”出台後，引發了祖國大陸民意的強烈反彈，是否用武力手段解決台灣問題成了輿論焦點。甚至有人懷疑：祖國大陸堅持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是否已失去了效用？該方針可以用來解決港澳問題，是否解決不了台灣問題？“和平統一”是否助紂為虐，給台灣帶來了從和平走向分裂的機遇？等等，難以細論。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在新世紀到來之際，從宏觀角度觀察“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作用與意義，尤其需要將此方針放置於國内國際的大環境中以及過去和未來的大時空中加以辨析。

　　 “和平統一、一國两制”方針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關係

　　中共幾代領導人為最終解決台灣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對策，如毛澤東、周恩來時期的“武力解放台灣”，“和平解放台灣”，直至一九七八年底、一九七九年初鄧小平正式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並最後將此方針載入憲法，作為中國的國策。期間經歷了漫長的三十多年，我們可以將此時期定位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理論醞釀期。

　　一九七九年後至今，應當稱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實踐期。在此期間的二十年中，中國在此方針的指導下，恢復在港澳地區行使主權。事實證明，“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是成功的，對實現完全統一具有指導意義，是決不能隨意放棄、必須堅定執行的重要國策之一。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成功運用，除了歸功於此方針的科學性、正確性等等之外，尤為不可忽視的，是要分析此方針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基本因素之間的相互關係。

　　其實，“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並不僅僅是遵循著解決台灣問題的策略的、單線的、單向的方向發展的，它的提出乃至它的成功運用，都與改革開放密不可分。或者可以這樣形容兩者之間的關係：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和平統一；沒有和平統一，就沒有成功的改革開放。

　　試想，如果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中國沒有改革開放的思路，仍然停留在閉關鎖國、以西方為敵、以階級鬥爭為纲的年代裡，會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這樣高度開放、巨大包容的方針來嗎？同樣，在隨後的二十多年裡，如果中國沒有堅定不移地走改革開放的道路，一有風吹草動就閉門逐客，又如何頂得住八九年的北京風波、九一年的蘇東風波？又如何能堅定不動搖地將“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成功地實踐於港澳回歸之中呢？

　　因為及早而且明確地把“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作為解決港澳問題的方針，中國政府在最大程度上確保了港澳地區的穩定，尤其是確保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不動搖。港澳地區也因此向中國内地做了最大、最有成效的回報，那就是為内地引進了大量的西方資金、技術、設備、人才。可以肯定，中國二十多年改革開放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得益於港澳地區的相助。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又為當時尚未回歸的港澳地區、至今尚未統一的台灣地區的人民以及海外的華僑華人提供了創造巨大財富的良機。

　　所以，如果站在民族利益的更高角度來看，可以得出這種結論：“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不僅是解決港澳問題的方針，還是維護中國改革開放、維護

　　中華民族利益的重要方針之一。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與國際社會的關係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看起來是解決國内問題的方針，作用應限於國内事務中，但其實大不然。二十多年來，此方針的運用與實施，在協助中國處理與國際社會的關係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不可忽視的作用。也可以這樣形容此方針與中國和國際社會的關係：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實力確保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實施，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運用又獲得了國際社會的理解與支持，密切了中國與西方各國的關係。

　　香港的回歸，是運用和平的手段，化解了中國與英國長達一個半世紀的矛盾，既成功地恢復在香港行使主權，又通過“一國兩制”的方式，保持了香港的穩定，維護了中國與英國之間的友好關係。

　　澳門的回歸亦具有同樣性質的意義。

　　港澳回歸為中國與英國、葡萄牙甚至是整個歐洲國家在二十一世紀友好相處提供了保证。展望二十一世紀中葉之前，可知，中國與歐洲、美國是三足鼎立之勢，中國需要歐洲這個朋友。在歐盟的組合之下，中國與歐洲的關係，是和美中關係同等重要的。由此可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在中國營造寬鬆的國際環境中起到了重大的、具有戰略意義的作用。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與中國的外交戰略是緊密聯繫的，是中國立足國際社會的根本思想的具體體現。

　　（一）“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是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的具體體現之一。

　　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以來，中國一直努力遵守和運用之；特别是近二十多年來，更是努力去實踐之。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這一基本原則使中國團結了大多數不發達國家和地區，即“第三世界”，為中國在一九七一年恢復在聯合國的地位創造了條件。而從七十年代末至今，中國將這一基本原則擴大為與西方發達國家處理相互關係的基本原則，事實證明是成功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對國際社會的重大影響，是充分體現了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的基本精神。

　　（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是和平與發展思想的具體體現之一。

　　七十年代末期，中國在極其嚴峻的國際形勢下，把和平與發展定性為世界主題和時代特徵，並根據這一判斷制定了百年不變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和改革開放政策。和平與發展的思想順利堅持了二十年沒有動搖，儘管這二十年重大危機接踵而來，最嚴峻的如前蘇聯解體等等，中國的改革開放都沒有受到干擾。但是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美國及北約襲擊後，中國國内思想界對和平與發展是不是時代主流產生了爭議。不過，現在冷靜下來之後，相信絕大多數人仍把和平與發展視為時代主流。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與和平發展思想之間的關係，應該說是先有和平與發展的思想，後有“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後者是前者的實踐。

　　我們還必須明瞭的是，和平與發展的思想，是趨勢性的，而非世界已經完全成為和平與發展的世界，中國才得出這個結論。也就是說，這種思想雖然抓住了時代的主流特徵，但包含有許多理想的成分，還需要通過具體的努力，排除困難，才能達致理想的境界。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這種前無古人的構想，正是和平與發展的具體體現之一。通過港澳的順利回歸，中國在更廣泛的範圍内，改善了與歐洲乃至整個西方的關係，也在更高的層次上樹立了中國開放的形象，贏得了世界更大的支持。由此證明，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流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但和平與發展的環境需要具體的實踐去充實之。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與中華民族大團結的關係

　　我個人認為，中國共產黨建黨以至建國以來，排除階段性的策略之外，所提出並切實執行的最成功的統戰方針就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這一方針最廣泛地團結了海内外中國人。

　　（一）“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制止了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歷史悲劇。

　　以往的歷史不再回顧，僅算一算二十世紀的一百年中，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時間佔了一半以上，中國險些被二十世紀的文明進步踢出門檻。今天我們總覺得中國還不是先進的，這又能怨誰呢？自“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提出之後，局面大為改觀。海峽兩岸基本上處於和平狀態，中國人内部的矛盾沒有繼續惡化。由此可以知道，以和平手段促進統一、達致統一，是兩岸絕大多數中國人的願望。

　　（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為台港澳地區民眾及海外華僑華人提供了創造財富、積累財富的機遇。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實施之後的二十年，究竟為台港澳地區民眾和海外華僑華人提供了多大的創造、積累財富的機遇？這用數量統計的方法是很難解決的，但從宏觀上可以評估出來。我們可以肯定，這是二十世紀以來、甚至是近兩三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最富足、最安寧、最愉快的二十年，中國的綜合國力提高了數倍，海内外中國人的財富焉能不水漲船高？

　　（三）“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豐富和發展了民族文化的大團結思想。

　　中國文化的和合理論，“和”是指和諧、和平、祥和；“合”是指結合、合作、融合（見《中國評論》月刊一九九八年總第六期，張立文）。和合兩字都見諸於甲骨文、金文，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各家各派幾乎無不講和合，可以說和合精神對中華民族影響至深，是中華民族大團結的傳統理論基礎。“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正是和合傳統思想的最新體現。經過二十年實踐所檢驗，它已成功地為香港民眾接受，為澳門民眾接受，為海内外中國人接受，實乃深得中華民族文化思想之助。

　　（四）“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有效抑制了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

　　在港澳問題上，如果沒有此一方針的指導，極容易引發國内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及活動，港澳回歸就會定位在“雪恥”的基調上，若此港澳就會難以穩定，中國與英國、葡萄牙的關係也無望保持穩定。

　　狹隘民族主義思想是改革開放的大敵，也是中華民族與世界各民族團結的障礙。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是二十一世紀中葉中华民族復興的重要保障

　　一九九九年十月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訪問英國前夕，接受英國《泰晤士報》專訪，以書面形式答覆了六個問題。其中第一個問題是“中國在千禧年的主要政策目標是甚麽？”江澤民的答覆分三段：1.中國“仍需艱苦奮鬥”；2.除繼續發展經濟外，“下個世紀之前”，將中國變成一個強大、繁榮、民主和文明的社會主義先進國家；3.繼續與各國進行科技經貿合作並“解決台灣問題，完成國家偉大的再統一。”

　　江澤民最重要的意思，是把二十一世紀中葉前作為中華民族實現復興的“時間表”。而在這段時期内，也就是今後五十年，中國要繼續做好三件大事：

　　（一）中國繼續執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在未來的五十年内，中國的對外政策不會有大的改變，不當頭、韜光養晦仍是中國奉行的策略。

　　（二）中國繼續推行深入的改革開放策略，國門將會開得更大，与世界經貿的聯繫將更加緊密，絕不自外於經濟全球化。中國正在努力爭取加入WTO就是明证之一。

　　（三）五十年内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兩岸不統一，中國不可能順利地實現現代化，更不可能變成強大、繁榮、民主和文明的國家。而且兩岸統一必須提前，不可能到二○五○年才解決，否則會拖累中國的發展速度。

　　要做好這三件大事，就必須繼續執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這個方針在今後五十年中，將仍然發揮重要作用，絕對不會過時。為甚麽呢？

　　（一）港澳回歸後按照“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精神，必須做到五十年不變，這五十年恰恰處在二十一世紀中葉之前，五十年不變是中國向世界作出的莊嚴承諾。所以，“一國兩制”在今後的五十年内，也是極待完善、豐富的時期，而非到了可有可無的時期。

　　（二）中國需要繼續發展經濟，就必須有良好的、穩定的、安全的國内外環境，對内實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對外才能取信於世界，獲得更好的國際資金和市場。今後五十年，“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將繼續為新世紀中國的改革開放服務。

　　（三）“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仍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不到萬不得已，不會輕言放棄。

　　在解決台灣問題上，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應該像堅持改革開放、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樣有信心、有決心、不動搖，不到萬不得已，絕不要輕言放棄。

　　回顧兩岸關係二十多年的發展歷程，應下一個判斷，總的趨勢是向好的方面發展的，至少，兩岸民眾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已經結束；兩岸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兩岸文化有了交流融合的跡象……等等。就算李登輝、民進黨在分裂中國方面做了很多事，說了很多話，幾度造成了兩岸關係的緊張，但如果從歷史潮流的高度判斷，他們的影響與能力是有限的，他們危害台灣安定的一切言行都是不會為台灣主流社會所接受的，他們的所做所為，還達不到祖國大陸需要犧牲“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程度。

　　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的是，不排除台灣少數有目的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為私利觸怒大陸，以誘使大陸放棄“和平統一”的方針及手段，從而使中國失去改革開放的方向，亂了加速實現現代化的陣腳，打破亞太乃至世界的安全格局。如果真是這樣，中華民族在二十一世紀中葉之前復興祇是一個空想而已！

　　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與不放棄武力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應當把武力看作是和平統一的保障。武力是用來堵死分裂、獨立這條死胡同的，如果死胡同不堵死，台灣的一些人就會鑽死胡同；如果死胡同堵死了，無法可鑽，他們就會考慮走陽光大道——和平統一，不管他們情願或不情願。所以在和平統一與武力之間，不能作A或B之類的選擇性思考。

　　結論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有利於中國的完全統一，有利於中國改善與國際社會的關係，有利於中華民族的大團結，有利於中華民族在二十一世紀中葉之前的偉大復興。四個有利於，乃為本文之結論。

　（原载《中國評論》2000年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