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潮波濤中崛起的客家商幫

　　明朝以前，廣東的商人經商活動多是分散的、個體的行爲，是“人自爲戰”，没有出現具有特色的商人群體。就是説，有“商”而無“幫”。但到明清時期，特别是明中葉（15世紀中葉）以後，由於貿易全球化的推動，加上中國是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和廣東是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所以廣東商人十分活躍，人數大增，成爲中國十大商幫之一的顯赫廣東商幫。而廣東商幫又按地域和語言區别爲廣州商幫、潮州商幫和客家商幫。在這裏，我們專門介紹客家商幫崛起的人文地理和社會背景。

　　1.優越的文人地理環境

　　廣東是中國的海洋大省，揹負五嶺，東、西、南三面臨海，境内河網密佈，無論是通向海外、省外和省内各地，交通非常便利，兩千多年來都是一個海内外商業貿易發達的省份。

　　海外貿易通過廣州（漢稱番禺）等港口出海，西行可到印度洋，再通西亞、北非和南歐各國；南行直達東南亞各國，過太平洋可通南北美洲諸國。明中葉至清前期（16-19世紀），廣東已成爲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海外貿易蓬勃發展，居全國首位。

　　國内貿易，可分東、西、北、南路通往全國各地。

　　東路，從廣州出發，溯東江（全長517公里）經河源、龍川，翻過大帽山的藍關到長樂縣（今五華縣）、興寧縣，與梅溪、韓江、潭河三河流相接，再經大埔縣的石上埠，然後與福建上杭縣的鄞江、汀水相接通。石上埠是明嘉靖以後通往福建、浙江、江蘇到北方的樞紐，所以，從廣州乘船經東江均在石上埠轉入鄞江、汀水，一路船隻絡繹不絶。清朝，經此埠與福建、浙江、江蘇貿易往來更加繁忙。

　　西路，由廣州出發，逆西江（全長2200公里）而上，可通廣西、貴州、雲南；經潯江、桂江過靈渠可通湖南、湖北與長江相連；再逆漢水而上，可通陝西等北方地區。

　　北路，由廣州出發，沿北江（全長460公里）而上至韶州、南雄，過大庾嶺古道，到江西、浙江、江蘇等地。

　　南路、梅州地區經廣州後，可通過河流與高州、雷州（今湛江市）、廉州、瓊州（今海南省）相連接。

　　以上廣東的内外交通便利，就爲客家商幫的形成提供天然的“地利”條件。

　　2.手工業生産發展

　　明清時期，廣東的手工業生産在宋元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而梅州客家地區的礦冶業和棉紡織業等的長足發展，更爲客家商幫的崛起創造良好的條件。據史料記載，明清時期，客家人集中居住的梅州、大埔、興寧、五華、平遠、蕉嶺、惠陽等縣發現的鐵礦産地已有20個，即程鄉縣（今梅州市）的鐵礦産地有鬆口、神沙鋪、義化、平頂山、龍坑等5個；長樂縣（今五華縣）有梅子潭、客思磜、嵩螺山等3個；興寧縣有西厢甘塘沼、上莊堡等2個；平遠縣有東石卓筆山1個；大埔縣有九龍、代富、大富林、九曲、三河、蘭沙甲雙溪、南銀瓶咀劉公坑等7個；豐順縣有蟾蜍山1個，歸善縣（今惠陽縣）有洋烏潭1個。〔1〕於是清代在客家地區開採冶煉生鐵的冶爐就有32個，現列表如下，以見一斑。

　　此外，其他礦冶手工業等也發展了，如豐順、大埔、長樂（今五華縣）、嘉應州的銅礦；大埔、豐順的钖礦；大埔、鎮平（今蕉嶺縣）、嘉應州的鉛礦；鎮平（蕉嶺縣）、興寧的煤礦；程鄉（梅州市）、興寧、平遠縣的絲棉麻紡織業；長樂（今五華縣）、興寧、連平的造紙業；嘉應州的制煙業；興寧的染料業等均有發展。這些手工業生産的産品，自然爲客家商幫貿易提供充足的貨源。

　　3.明清政府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

　　總體而論，明清政府基本上是實行“時禁時開”的對外貿易政策，嚴格管制海外貿易。

　　明朝初年，朱元璋曾屢次下令禁止民間入海“通番”，把對外貿易限制在海禁政策範圍以内的“朝貢”貿易（亦稱貢舶貿易），由市舶司主管。

　　洪武三年（1370），明朝政府設寧波、泉州、廣州三市舶司，並規定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今越南南部）、暹羅（今泰國）、西洋諸國。廣州事實上成爲中國三個享受經濟特殊政策的地區之一。永樂元年（1403），又在廣州西關十八鋪置懷遠驛，建有房屋120間，招待外國使者和“番商”居住。到正德年間（1506-1521），官府設立牙行，由牙行負責在外國商人和中國商人之間議定商品價格。到了嘉靖元年（1522），因爲寧波發生“争貢之役”，明政府撤銷浙江、福建二市舶司，獨留廣東市舶司一口對外貿易。萬曆年間（1573-1620），廣東三十六行受明政府委托，出面代替市舶司主持對外貿易。它已不是早期單純的買賣中介商行，而是一種主持和操縱外國商船來廣州貿易的商業團體了。客家商人在明清時期崛起，實際上與此有一定程度的直接聯繫，而且更有相當重要的間接聯繫。其實，時人已看出廣東對外貿易的好處。嘉靖年間（1522-1566），林富上疏請求恢復廣州的貢舶貿易時曾説：“廣東舊稱富庶，良以此耳。”黄佐也説過：廣東魚米價格本賤，又有番舶貿易之利，容易賺錢，而物價又平穩，所以，人們日常費用可以自足，生活可以得到温飽。其言雖有夸大，但大體上亦反映出當時廣東社會經濟的實際情况。

　　清初全國局勢穩定之後，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宣佈取消海禁，實行“開海貿易”，並設立粤海關、閩海關、浙海關和江海關管理對外貿易和征收關税事務。實際上却采取了許多限制對外貿易的政策，並對各國航海商人的船隻大小、載運貨物、航海人數、商務活動、居住處所、貿易期限、出口貨物等等，都有很多禁例，目的就是爲了不讓中國人和外國商人接觸，防止所謂“隱患”。後來，外商特别是英國商人多違禁例，他們自雍正末年起已有“移市入浙”的趨勢，企圖打開中國絲茶産區。干隆二十年（1755）左右，洋船到寧波貿易的很多，寧波有成爲又一個澳門的可能，這種情况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因此，干隆皇帝諭令，增加浙海關税收，以抑制外商北上，使其無利可圖而返廣東，雖增税一倍，但仍然没有效果。於是干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清政府宣佈封閉閩、浙、江三海關，僅保留粤海關對外通商。從此，粤海關成爲中國對海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全國的進出口商品交易，都由廣州一口經營。

　　一口通商以後，中國和西方列國的全部貿易都匯集在廣州。爲了便於管理，清政府在廣州委托半官半商性質的“十三行”協助粤海關經營和管理對外貿易。按當時清政府的規定，外國商人的直接交易對象，只能是十三行的行商，而不得與任何其他中國商人交易。十三行行商成爲中國商人與外商之間的中介商，其業務範圍明確規定爲經營外洋販來的貨物及出海貿易貨物，即既承銷進口洋貨，又購銷出口土貨。業務内容包括：爲外商交納税收及所有的費用；爲外商出售進口貨物以及代買出口商品；監督外商在廣州期間的一切活動及充當地方官員與外商之間的聯繫人員，即外商在廣州的全權代理人。就是説，他們成了經營與外商之間的聯繫人員，即外商在廣州的全權代理人。此外，他們除了經營對外貿易的商務外，還負有辦理外交的責任。因此，十三行具有半官半商的性質。

　　廣州一口通商外，商船日漸增多，買賣日繁，税課日旺。由此引起廣州的商行在干隆二十五年（1760年）開始分門别類管理，分出三類專業商行；第一類是洋貨行（即十三行），專門辦理對外進出口貿易；第二類是本港行，專管暹羅貢舶貿易及南洋貿易；第三類是福潮行，專辦福建、潮州的國内貿易。除本港行業務範圍外，全國對外貿易都要經過十三行行商之手。後來本港行被撤銷，其業務便劃歸洋貨行辦理。從此，對外貿易全歸十三等壟斷。

　　廣州一口通商和十三行貿易壟斷一直延續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在這一時期，廣州的海外貿易以其得天獨厚的地位，處於高度發展的黄金時代。

　　廣州一口通商制度和十三行壟斷貿易制度，不僅促進了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和繁榮，推動了廣東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促使了廣東商業以及廣東商人的崛起。由於廣州是中國對外貿易的唯一口岸，中國内地的商品就大批地源源不斷地運至廣州出口，而外國商品也通過廣州集散，然後銷往全國各地，廣州因而更成爲“洋貨”和“土特産”的集散中心；佛山成爲 “廣貨”和“北貨”的集散中心。於是，廣東商人便成群結幫地把洋貨販運到全國各地，並購買大批土特産回到廣州出口；而外省商人也成幫結隊地把本地的土特産販運到廣州來出口，而把洋貨、廣貨運回本地銷售，當時稱爲“走廣”。這麽一來，客家商人就自然成爲溝通廣東與福建、浙江、江蘇以至全國商人的長途販運者而活躍起來。

　　與此同時，清朝初年，清政府大力鼓勵廣東和福建人遷入四川墾殖，也是誘惑抱求富心理的大批客家商人到四川經商貿易的因素。

　　4.人多田少之驅動

　　廣東是一個有山地、丘陵、平原、臺地而以山地和丘陵爲主的地區，僅有一個6000平方公里的珠江三角洲平原，和一個915平方公里的韓江三角洲平原，形成了“三山六水一分田”的格局。據人口學者研究表明，廣東歷史上的人口分佈密度不一，總的態勢是人多地少。唐代，廣州府每平方公里爲1.2户，潮州府12户。北宋時，廣州府每平方公里爲4.8户，韶州府每平方公里5.5户，連州和潮州府爲每平方公里4.5户。元代，廣州府每平方公里爲36.6人，潮州府每平方公里爲27人，韶州府每平方公里21.6人。明清時期，隨着經濟的發展，人口不斷增加，人口密度相應提高，人口對土地的壓力越來越大，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鋭化。嘉慶二十五年（1820），廣州府每平方公里達到306.84人，包括程鄉（梅縣）、鎮平（蕉嶺）、大埔、平遠、興寧在内的潮州府每平方公里151.45人，韶州府每平方公里64.24人，連州每平方公里49.84人，〔2〕廣州府的總人口達到5878501人，全省人口達到21558239人，而全省耕地僅有34300709畝，人平均耕地不到1.6畝，其中廣州府的南海縣人均耕地不足1.5畝。清末，全省人口增至2800多萬人，人均耕地只有1.3畝。可見，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耕地增長的速度，使人多田少的矛盾成爲廣東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和韓江三角洲的嚴重社會問題。明朝中葉以降，廣東逐步由歷史上糧食輸出省變爲缺糧省，而且成爲中國一個糧食輸入大省，因而發出“廣東地廣人稠，專仰給廣西之米”〔3〕的感嘆。在這種情况下，死守土地，繼續發展傳統農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已經不能解决問題。於是，不少客家人想方設法另覓生計。他們有的人改革和優化生産結構，在有限的土地上種植經濟作物，以取得較好的經濟效益；有的人則轉而從事手工業生産，專門進行商品生産；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則棄農逐末，直接經營國内外商業貿易，成爲商人：或爲小商販，或爲長途販運批發商，或爲牙商、行商，或爲海商，足迹遍天下。正如《大埔縣誌》所記：

　　土田少，人競經商於吴、於越、於荆、於閩、於豫章，名稱資本多寡以争錙銖利益，至長治甲民名爲販川生者，則足迹幾遍天下矣。〔4〕

　　可見，明清時期，廣東人多田少的矛盾亦是客家商人崛起和形成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二、客家商幫的地域和社會搆成

　　1.地域搆成

　　廣東客家人先民來自中原地區。兩晋時代，中原人爲逃避戰亂，逐步遷往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唐末五代時遷到廣東北部和東部。南宋時繼續遷移。明清時期向西遷至西部、廣西和四川。這裏所説明清時期的客家商人，應該是包括明屬潮州府管轄的程鄉（今梅州市）、鎮平（今蕉嶺縣）、大埔、平遠和惠州府管轄的長樂（今五華縣）、興寧、歸善（今惠陽縣）、永安（今紫金縣）、龍川、河源、和平、連平等縣；清朝屬嘉應直隸州管的平遠、鎮平（今蕉嶺縣）、長樂（今五華縣）、興寧；潮州府管的大埔、豐順；惠州府管的連平、歸善（今惠陽縣）、龍川、永安（今紫金縣）、河源、和平等12個縣的商人（現在統計，廣東省客家人居住者爲15個縣市）。其中以程鄉（今梅州市）、大埔、平遠、鎮平（今蕉嶺縣）、長樂（今五華縣）、興寧等六縣商人爲多。因爲這些縣均操客家話語言，故與廣州幫、潮州幫對稱爲客家幫商人。客家幫商人有多少，限於當時没有統計資料，是很難統計準確。現只能將涉獵到的有關資料的商人列表如下，以見一斑。

　　上表所列客家商人78例，僅是掛一漏萬，其實未見於或未尋找到文獻記載的商人不知凡幾。但從上表所列的客家商人可知，他們是分佈在今天客家人集中居住的梅州市範圍的六縣市爲主，計五華縣12人，梅縣13人，興寧、大埔縣各10人，蕉嶺、平遠縣各5人，共55人，占總數的70%强。其他如連平、龍川、河源、惠陽等縣也有一些客家商人。 

　　同時，從上表也可看出，地處廣東東北部山區的客家商人的形成，比廣州幫、潮州幫商人稍爲晚一些，除了少數商人在明嘉靖年間（1522-1566）開始出現外，主要的客家商人在清朝才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

　　2.社會搆成

　　客家幫商人的搆成不僅有地域上的差别，而且有不同的社會階層搆成。除了專業商人外，還有棄農經商、棄儒而商、亦工亦商、亦官亦商者，“均梯航登笈，鱗萃雲集，偕來卜居者不計其人”。這説明客家商人來源於不同的社會階層，從事或兼做過各種各樣社會職業的，其中較顯著者有如下幾種。

　　①專業商人

　　客家幫商人中，有相當部分是世代爲商的。例如長樂縣（今五華縣）人巫作江，於雍正年間（1723-1735）隨其父親到四川永川縣，伙同其叔父巫钖俊在落帶鎮經商貿易，歷十多年，發家致富，然後遷到永川縣城居住，繼續經商。〔5〕

　　梅縣商人周作賓，在家經營小商販爲生，康熙二十一年至四十九年（1682-1710）移民四川時沿途經商，到四川後繼續以經商爲業。英籍華裔著名作家韓素音（原名周月賓）在談到自己的祖輩家景時説：

　　[GK2！][HTF]我的祖先姓周，來自廣東梅縣，約在一六八二至一七一0年間遷移到四川省。我們的家譜記載着先祖移來四川時，是個沿途叫賣的小販，後來到四川亦以經商爲業來維持生活。〔6〕

　　梅縣商人張煜南（1851-1911），少時入私塾讀書，稍長即幫其父親經營小雜貨店維持生計。但因小本生意利微，難於維持十口之家的生活，於是只身跋涉重洋，到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投奔大埔縣富商張弼士門下做伙計，有了積蓄後，自立門户，發展商業。光緒四年（1878），與張弼士合資開辦笠旺公司，經營茶葉、咖啡、橡膠等；然後又開設日裏銀行和永昌商號，經營各類商品。經過10多年的苦心經營，終於發財致富，總資産達到4萬盾（印度尼西亞貨幣），成爲印度尼西亞棉蘭老地區華僑社會的富商。荷蘭殖民當局，鑒於張煜南對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有功，授予他華人“雪珍蘭”和“甲必丹”（均爲荷蘭殖民政府之軍職衔）。張氏也因此成爲棉蘭老地區公認的華僑首領。〔7〕

　　興寧人陳永祥，道光年間（1821-1850）入四川榮昌縣經商布業，因缺乏資本，得其堂兄永守不惜資金資助營業，在榮昌、隆昌兩縣之間代購布匹運往嘉定縣（今樂山市）販賣；並開設糖局，到農村收購蔗糖匯總後大批運到重慶，再順長江運往武昌直扺中下游的江蘇、浙江等地出售，發家致富。〔8〕

　　平遠縣商人張貫宗，干隆五十七年（1795）入四川，後發展支係30餘支，其族譜明確記載“貿易獲金”、“貿易發家”、“貿易立宅起家”者達15支之多。〔9〕

　　大埔縣人，張弼士（1841-1916），咸豐六年（1856）到印度尼西亞做買賣雜貨，後開設代銷各國酒類的商行，並經航海運輸，商務擴張到馬來西亞等國家，成爲東南亞地區的華僑首富（詳後）。

　　②棄農經商

　　如前述明清時期客家地區也屬人多田地少的地方，同時隨着商品貨幣經濟的日益發展，在客家地區的自耕農或佃農，眼見經商有利可圖和有利快圖，往往積累少量資本棄農經商，以圖賺取比耕種田地更多的財富。

　　客家人張國桂，稍長即棄耕從事商業貿易，挑賣黄糖，獲利不多，始改做布匹生意，於是賺數百金。後在四川綿西縣永興集資開雜貨商店，後又開米鋪。到其第三子、六子，繼續開絲綢商鋪，於是發財致富，顯赫一方。〔10〕

　　五華縣人巫俊堂，干隆時移入四川資陽縣，初耕種爲業，凡四世，至光緒十年（1884），其第四代孫巫佃王遷至資中縣城西街從事商業貿易爲生。〔11〕

　　③棄儒而商

　　在明清時期廣東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時勢下，不少客家人讀書入仕的傳統觀念大有改變，經商致富的思想驟長，於是棄儒而商者不乏其人。

　　興寧人羅慶薌，移民四川内江，少年十分聰穎，讀書過目成誦，但稍長之後，其父即要其“棄學就商”，〔12〕奔走市場。鐘高，剛十四歲，放棄讀書，到簡陽縣學商經商。〔13〕

　　客家人廖振雄，年幼時聰明過人，好交書友，但剛滿十歲即奉父命棄儒料理商務，繼承父業，奔馳於資中縣上下左右經商貿易。〔14〕

　　客家人陳洲，遷居四川内江縣，少年讀書頗有學歷，但稍長成人，即“棄儒而賈”，經營鹽業，凡十餘載，發財致富，囊金數萬，遠近親戚、朋友稱著一時，皆説其不爲功名，而爲財理。〔15〕又監生林元玉，本來“幼好儒書”，但其六個兒子中，就有中興、中煜、中産、中上四人皆棄學善賈，貨殖萬金，成爲仁邑富家世族。〔16〕

　　蕉嶺縣藍坊産大地村人羅壽環（1887-1944），其父羅經鑾，是清朝監生。壽環少年遵父命攻讀詩文，熟背《四書》、《五經》，精通《左傳句解》。但稍長，由於家貧無法維持生活，只好棄儒從商，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漂洋渡海，到南洋從商，在孟加勿石辦起一間雜貨店。由於經營有方，生意日益興隆。1927年，在爪哇將部分商業資本投資工業，擴建廠房，設豆醬、醬油、豉油等加工項目，營業數額大增，産品暢銷南洋各國，資本積累大增，使廠房附近兩裏的大街命名爲“羅壽環街”。〔17〕

　　④亦工亦商

　　客家幫商人也不少是從事工業又兼做生意的，可稱之爲工商業經營者。例如，雍正十一年至干隆二十一年（1733-1756）期間，梅縣人卜紹基、王長興、李世業、李鴻逵、張際盛、李鴻綸、黄鼎豐等既分别在鬆口堡潭頭角、鬆源堡蔡坑、寶坑，附下堡、瑶上堡、石坑堡、螺子塘、四都堡等地開採鐵礦砂爲礦主，又將鐵礦沙運往興寧、佛山、羅定等地出售，從中大賺工商業的利潤。〔18〕

　　干隆五十年（1790），興寧縣商人羅展成和嘉慶四年（1799）五華縣商人張寶興兩人，在太平堡和青村分别自開鐵冶作坊冶煉生鐵，又將所煉生鐵運往各縣出售，一身而二任：既是作坊主，又是商人。

　　還有一些客家商人先做工人，後發展成小業主，然後兼營商業貿易。平遠縣大枯鄉高甸村人姚德勝（1859-1915），19歲告别父母，隨同餘宗二等人，從壩頭坐小民船到潮州及汕頭，轉船到香港，再轉乘“夾板船”，過“七洲洋”，到新加坡，再轉到馬來西亞芙蓉埠，通過同鄉的介紹，進一家钖礦公司當礦工。僅一年多的時間，他不僅瞭解採钖礦的生産流程和炒煉技術，更瞭解钖礦産品外銷賺錢的情况。不久，他離開芙蓉埠到钖礦藏量更豐富的怡保埠，自己開了一個钖礦場，並利用自己積累的資本，開了一間德和商店，兼做銷售生意成爲老闆。由於既開钖礦又兼經商，生意蒸蒸日上，不數年成爲當地的富商。〔19〕

　　⑤亦官亦商

　　有些客家幫商人，經商發財後走入仕途爲官，但又不放棄經商貿易賺錢，成爲亦官亦商。如大埔縣富商張弼士，他經商致富後，於光緒十八年（1892）接受清政府委托爲清朝駐檳榔嶼首任領事，二年後昇任駐新加坡總領事。光緒二十九年（1903），清廷兩次召其進北京，賞給侍郎銜，以三品京堂候補。後以又被清廷任命爲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兼檳榔嶼管學大臣。民國後歷任南洋宣慰使、參政院參政、全國商會聯合會會長。但他仍堅持經商貿易（詳後）。

　　從以上的歷史事實表明，明清時期客家商人是多種社會階層搆成的。這就是説明，當時商業貿易已經成爲客家地區社會的熱門職業，人人向往，不少人積極參與。所謂“非經商不能昌業”、“無商不富”，即是當時社會上輿論對商業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也是當時客家商幫形成和發展的一種反映。

　　三、客家幫商人經營活動的地域範圍

　　明清時期，客家商人經商活動的地域範圍相當寬廣。他們不僅在客家地區做生意，面明還跨越省内各縣、全國各地和世界許多國家去經商貿易。可以這樣説，客家商人是足迹遍天下、遐邇聞名的。

　　1.省外經商

　　客家幫商人是廣東商幫的一支勁旅，但他們鑒於廣州商幫、潮州商幫在省内珠江三角洲、韓江三角商品經濟發達地區經商貿易的優勢和自身形成稍晚的情况，所以客家商人經商一開始就利用自己處於福建、江西交界的的地理區位優勢，十分注重到内地各省經商貿易。大埔、蕉嶺縣商人競相到福建、浙江、江西、江蘇、湖北等省去經商，而且“各稱資本多寡，以争錙銖利益、至長治甲民名爲販川生者，則足迹幾遍天下矣”。〔20〕興寧、梅縣、五華等縣的商人則多貿易於四川、廣西、湖南、湖北、北京以至東北等省市。〔21〕其中尤以經湖南、湖北入“天府之國”的四川省貿易爲多。

　　興寧縣人羅慶宗善於經商，經常於四川的成都、滬州、資中等處設立鴻興商店，收購囤積貨物，其次子奕楨則往來四川和湖北專做商貨運輸，不數年，生意蒸蒸日上，積累資本巨萬。〔22〕

　　另一位商業巨子陳國喬，干隆元年（1736）率子女入四川榮昌貿易，嘉道年間（1796-1850）轉到重慶經商，生意極盛，名譽甚隆，經常來往於四川、湖北、湖南進行貿易，發家致富，直到近代，成爲中國近代商業史的一個重要商人。〔23〕

　　曾秀清，長樂（今五華縣）人，隨父入四川金堂縣，有巨鎮姚家渡、越家渡，水陸交通頻繁，秀清善長經營糧食，來往姚、趙兩渡之間，與親戚合伙經營，糴糶糧食。嘉慶五年（1800），王三板蹂躪四川中部，鶴唳風聲。於是曾秀清乘此動亂之機，收賣莊稼而屯積大量糧食，並在形勢穩定、糧價上昇之際抛售出去，從中獲取高利，成爲巨富。又在此基礎上，擴大經商規模，走出四川，販糧到湖北、湖南及東南沿海各省，資産日益雄厚，成爲巨富，聞名四川金堂縣。〔24〕

　　興寧縣人黄彩若，入四川在榮昌縣開鋪經商，亦經常去重慶賣扇。〔25〕

　　張正超，他來往於廣東與四川做生意。干隆年間（1736-1795），他入四川綿西縣經商，開始時在本地開雜貨店，嫌錢發財後，回到興寧縣老家開辦織綾機房，請工匠教導其子侄紡織棉布，然後販運入四川綿西等地銷售。〔26〕

　　興寧縣羅金蓮一族客家商人，專門經營廣東嘉應州和潮州的工藝精湛扇子到湖南、湖北、四川等省貿易，大賺其錢，據其族譜記載：“制扇，族内如寨福嶺扇、羅屋勛公嶺坪上花生累墩蝙蝠形，郭袁嶺大圳上高坡子等處多以此爲業，扇子種類不一，就五族各處所有出品，如十四根茶甲扇、寶員扇、七根如意扇、九根大甲扇、十一根櫛甲扇、十四根分櫛甲扇、十六根排伽扇、十八羅漢扇、二四赤紙扇、三六棕甲烏紙扇、三六金棕烏紙扇等類。其施工程序亦繁，大概吾族工作，如削扇骨子、排骨子、锧扇、露扇骨、削甲子、出胎子、創梗子、削尾子、扎扇枝、糊扇紙，各種爲多。從前扇行生意旺時，各屋扇工非常忙碌，全家大小均勞動無暇……族人多在縣城開辦扇號，收買各商制成之扇，每歲運鋪長沙、湘潭、常德、漢口等處，頗爲大宗，扇已售完，往川采辦各種時令貨物回粤批銷。長沙、湘潭、常德、漢口各口岸均設有扇莊。”其族人經常到四川重慶、滬州、資州、内江、涪州等地傾銷廣東扇子。因此發財致富，最後該族有150人“落籍西蜀”，定居於涪州、瀘州、内江等地。〔27〕

　　干隆年間（1736-1795），平遠縣出産的葛麻布和生鐵質量較優，當縣客商即將葛布運往蘇州、杭州等華東地區去販賣；又將生鐵運至安徽省的蕪湖等地出售。〔28〕客家商人還深入到四川的偏僻少數民族地區去經商，干嘉時期（1736-1820）客家商人到雷坡廳（今雷波縣）少數民族地區銷售鹽布，收購皮革山貨販賣。

　　與此同時，梅縣、興寧的客家商人也到廣西的邊遠山區城鎮經商貿易，如到思陵州（今廣西寧明縣東南思陵）和思樂土州（今寧明縣）。咸豐同治年間（1862-1874），梅縣黄姓商人在宜山懷遠鎮經商並定居，後來又到柳城、忻城等縣做生意。〔29〕

　　2.海外經商

　　如上所述，明清時期雖然實行多次海禁，但對廣東則實行開放海外貿易的政策，允許中外商人從廣州及其他口岸進出貿易。因此，客家商人也利用這一得天獨厚的“天時”機遇和廣東出海方便的“地利”條件，紛紛出海到世界各國經商貿易。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程鄉縣（今梅州市）的商人林朝曦、大埔縣的肖雪峰、羅袍等人，與饒平縣的張璉拜結聯盟，自號“飛龍主人”，先在福建和廣東交界地區經商，萬曆初年，林朝曦和張璉一起到三佛齊貿易，列肆爲番艦長。〔30〕

　　清朝，客家商人到海外國家特别是到東南亞各國貿易更日益增多了，甚至形成了熱潮。五華縣岐嶺區王化鄉商人鐘木賢，於同治二年（1863）作爲契約華工到南洋，後轉去美國夏威夷，光緒四年（1878）與土王血裔瑪莉結婚，後於十年（1880），偕夫人遷居檀香山經商，商務蒸蒸日上，賺錢致富，成爲巨商，並被選爲檀香山商會會長。〔31〕

　　大埔縣商人戴春榮，同治十一年（1872），到馬來西亞檳城做小販生意，繼而轉到怡何太平市當中藥店店員，積累資本後頂購這間中藥店，命名曰“杏春堂”。後來隨着商務日益發展，在怡保太平市和檳城開設分店，經營典當業，不數年發財致富，成爲巨商。之後他慷慨解囊，資助公益事業，在檳城、新加坡、大埔、潮州、汕頭捐資興建學堂10間；又資助檳城南華醫院、玻璃池滑療養院和在北京、汕關、潮州等地設立貧民醫院。光緒三十三年（1907），大埔縣受灾，他捐購米糧數十萬擔，平糶給灾民渡過難關，深受民衆稱贊。〔32〕

　　蕉嶺縣三圳鎮東嶺村商人吴德馨，嘉慶年間（1796-1820）到印度尼西亞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經營小攤販謀生，因爲經營得法，生意日隆，稍有積蓄，便接其弟吴友祖去雅加達，共同經營“元合公司”，生意更加興隆，資本積累更加雄厚。光緒二十七年（1901），吴友祖回家接其子吴清亭及孫吴鬱青、吴香初到爪哇經商，擴設“順合公司”和“太成公司”二個子公司，經營豆醬、鼓油、米粉、咖啡、洋雜貨等生意。之後商務日益發展，再興建一間肥皂廠及經營房地産生意，於是生意越做越大，資本積累越來越多。上世紀30年代，吴鬱青回香港九龍深水埗投資經營房地産業，擁有樓宇60-70幢，成爲深水埗三大地産商之一。還在新界八鄉創建“吴家村”，擁有大量土地；在九龍及新界興建織布廠生産布匹，又開設中藥、百貨等商店多間。吴鬱青發財後，熱心公益事業，1928年任港九最大的慈善機構之一的“廣華醫院”董事長時，曾捐資免收或减收貧苦病人之醫療費用。又在新界捐資興建“錦全學校”。生前立下遺囑，以其資産的5%捐作基金作爲國内及九龍慈善事業費用。30年代初，在蕉嶺中學捐建2間寬敞的“鬱青、香初教室”和“清亭教室”。〔33〕

　　梅縣人伍淼源，他與澄海人許必濟利用曾在航行於南洋航綫的“紅頭船”上服務多年的機會，移居泰國曼谷，初在酒店服務，後創立廣源隆商行經營木材業，生意十分興旺，不數年發財致富，成爲巨商，聞名泰國。他因熱心捐資公益慈善事業，獲泰國王賜予泰姓“藍三”（Lamsam），成爲著名的泰國藍三家族始祖。1904年，他與劉繼宗、高暈石等合資創辦曼谷天華醫院，任該醫院董事長多届。其子伍佐南（1879-1939），早年助其父經營廣源隆商行，後繼承父業，逐漸拓展商務，經營碾米、鋸木、輪船、保險和長途汽車運輸等，進而經營進出口貿易，其分公司或代辦處遍及巴城、星洲、印度、古巴、南非、倫敦和國内的廣州、汕頭、香港、上海等城市。至其孫子伍柏林，商務更爲隆盛，並把商務擴展到金融行業，創辦泰華農民銀行，成爲泰國第二大銀行。其次孫伍竹林既經營商業，又參與政治活動，獲泰國王賜予勛章，後被委托爲泰國上議院議員。於是整個藍三家族聞名泰國，並成爲泰國的華僑華人首領，伍佐南歷任泰國中華總商會會長、天華醫院董事長、泰國客屬總會會長和泰國紅十字會董事長等，蜚聲遐邇。〔34〕

　　3.省内經商

　　據現在看到的歷史文獻資料，明清時期，由於廣州商幫勢力甚强的緣故，所以處於崛起稍晚、勢力較弱的客家商幫在省内的經商活動，在明代及清初中期，除了進出口貿易外，是比較少到珠江三角洲地區貿易的。比較多的是將梅州地區的土特産如興寧的棉布、五華的生鐵等運往附近的潮汕地區進行貿易。但到了晚清時期，才逐步向廣州等地區擴展。例如，蕉嶺縣三圳上鎮伍湖村人吴德馨（1877-1949），先到爪哇吻哩洞打工，後經商發財，積累雄厚資本，然後回到家鄉繼續經商。他先在汕頭開辦四大公司之一的“振源百貨公司”，賺取大利之後，又到廣州興辦“德利汽車行”，生意更加興隆，資本積累更加雄厚，然後又回汕頭開拓房地産生意，獨資在汕頭興建48座四五層的樓房出售，並將這條街命名爲“德馨街”。又分别在家鄉蕉嶺縣城和南京興建總面積達幾萬平方米的10多幢樓房，大做房地産生意。〔35〕

　　與此同時，亦有部分客家商人奔往南雄、韶州（今韶關）等地做生意。

　　從上所述可以看出，明清時期客家商人的經商活動主要是以進行長途販運爲主，表現在：

　　第一，他們利用地處廣東省東北部和東南部惠陽地區與閩、贛交界的區位優勢，走梅縣—五華—興寧—雲水—平遠—長寧（尋烏）—會昌筠門嶺—於都—貢江—虔州（贛州）—南昌的綫路到福建、江西、浙江、江蘇、安徽等省以至北方經商貿易。

　　第二，利用清初政府“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政策大量到湖南、湖北入四川經商，而且不少客家商人在四川經商致富後而定居入籍四川，據劉正剛教授研究統計，清代康、雍、干時期（1644-1795），客家人由於經商及其他原因入四川之後入籍四川者至少達75萬之多。〔36〕

　　第三，利用清政府特準開放廣東海外貿易的特殊政策的“天時” 之機，客家商人紛紛到東南亞以及美洲國家經商貿易，而且亦有無數客家商人在經商發財之後定居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等國家而成爲華僑、華人，據統計，明清時期客家人由於經商及其他原因而定居於這些國家者約有300萬人之多。〔37〕[KH*3/4D][JZ][XC0.tif]

　　四、客家幫商人的資本搆成和經營方式

　　上述如此活躍於國内外市場的客家商人，是怎樣經營他們的商業貿易呢？就我看到的文獻資料，按資本搆成可以分爲獨資型和合資型等經營方式。

　　1.獨資型

　　這是指那些有較多資本而由自己獨出資本經營較大的商業貿易；亦指有小本錢獨資經營小商販的客家商人。這類獨資型的客家商人包括在國内和出海經商在内。例如嘉應州（今梅州市）人劉盛芳，道光年間（1521-1850）到四川南川縣獨資白手起家，在南街設店號廣興館經商，生意興隆，獲大利潤，到咸豐同治年間（1851-1874），成爲本縣富族之一。〔38〕

　　梅縣商人張正安，當緒年間（1875-1908）入四川綿西縣城，獨資經營絲綢生意，由於善於經營，生意興旺，財源廣進，不數年，家積數千金。其子女亦繼操商業，從廣東販賣黄糖，獲利甚豐；其子張國桂又獨立商户，回興寧收購土棉布販運到綿西傾銷，賺錢百金，又到永興地區合伙開雜貨商店，獲利甚豐。〔39〕

　　大埔縣西河鎮東龍村人張弼士，他隨父母到印度尼亞謀生，繼承其岳父温老闆的大量財産後，將一半資本獨資開辦一間經營各國酒類的商行，並承辦當地的酒税以及新加坡的典當業，經營賺利後，又擴展承包荷屬東印度（印度尼西亞）一些島嶼的煙税，從而成爲印尼富商（詳後）。

　　從理論層面上説，商人的資本有多有少，做生意有大有小，所以客家商人獨資經商業者當然不少，除上述之例外，如前文“明清客家商人姓名列表”中所列的78個商人，獨資經營商業者還有五華縣商人巫作江、魏吉廉、巫俊堂、張復興；梅縣商人伍淼源、伍佐南、姚德勝、劉盛芳、張煜南、張鴻南；蕉嶺縣商人曾稚商、羅壽環、吴鬱芳、吴德馨、徐佛進、吴香初；興寧縣商人陳永祥、羅拔元、羅慶宗、陳國喬；平遠縣商人彭貫宗、林樹荆等等，均是獨資型的商人。

　　2.合資型

　　這是指一些大、中、小客家商人，因資本不够或其他原因而合資經營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大致可以説是相當於今天的股份制經營方式的雛形。諸如梅縣商人丘燮亭，十六七歲隨親戚去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初爲親戚當雜工，積累些小資本後，與一位朋友合資開辦聯興公司，專門經營糧食生意。

　　丘元榮是梅縣商人，14歲去巴達維亞，在他叔父丘燮亭幫助下，自己開辦一個小商店，經營布匹生意，後又與朋友合資興辦更大的商店，專門代理日本的紗布生意，最後發財致富。〔40〕

　　這種合資型的客家商人，由資本多寡而决定其經商的規模，從文獻資料看，有一些大資本合資型商人，除自己當老闆掌握商店外，還雇請職員伙計幫助經商。這種合資型的商人，一般按其出資多寡而分配所賺得之利潤（相當於今天的分紅利）。從這方面來説，這種合資型的客家商人已經有點兒類似於1553年英格蘭的合資形式進行海外貿易的莫斯科公司了。這種經營方式，在明清時期，應該説是相當超前進步的了。它不僅可以解决經商資本不足的困難，也能少擔經商風險，减少經濟上的損失。

　　五、客家幫商人會館

　　明清時期，隨着客家商人的不斷發展及其經營商業的日益擴大與繁榮，他們在省内外和外國各經商的城鎮均建立自己的地緣性社會組織，名曰會館。現將其建立會館、組織結構和功能介紹如下：

　　1.會館組織的發展

　　從理論上説，會館是明清時期發展起來的一種社會組織，它是根植於傳統市場經濟的擴展、人口的遷移和流動頻繁、商人子弟不斷入仕的經濟社會大環境中，形成整合流動社會的功能和機制。它既是明清時期社會變遷的産物，亦爲傳統社會結構的更新起着一定的作用。具體地説，會館是明清時期流寓或定居在外鄉從事商業、手工業等活動的人們自願建立起來的一種同鄉性質的或同鄉、同業性質兼而有之的社會組織。其中由商人創建的同鄉會館，稱之爲商人會館。在四川建立的客家商人會館稱“南華宫”。所以，商人會館是供同鄉商人一起活動的公共場所，亦有人稱爲“公所”，所謂“會館者，集邑人而立公所也”，“會館設在市廛，爲衆商公所。”嘉應州商人在蘇州創立嘉應會館時，當時蘇州人就稱其“將此房賣與廣東嘉應府衆仕商王仰蓮等爲公所”〔41〕。所以，會館是明清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産物，凡商務繁盛之區，商旅輻輳之市，會館、公所莫不林立。足迹遍天下的客家商人，在北京、上海、蘇州、四川、廣州、汕頭、馬來西亞、新加坡、加拿大、美國等地，均建立有自己的商人會館。而在四川建立的會館則統稱“南華宫”。現就瀏覽到的資料，將客家商人在國内外建立的商人會館列表如下，以見一斑。

　　上表所列客家商人的會館，當然是掛一漏萬，但可以看出具有强烈的商業性質。同時可以看出，明清時期，梅縣、興寧、平遠、蕉嶺、大埔、豐順、惠陽等縣客家商人在全國和外國經商的地區和國家的相關城市都建立自己的地緣性會館，以便聯繫鄉情，團結互助，互相支持，共同發展商業貿易。

　　2.會館的組織結構

　　商人會館的組織結構大同小异，一般是設“堂”、“綱”、“福”等下屬機構，以設“堂”最爲普遍。如博羅縣客家商人會館下設博善堂；美國舊金山的人和會館下設應福堂等。

　　會館的領導人各地稱謂不一，北京和省内的會館一般稱爲“首事”；蘇州、上海稱“董事”或“客長”，嘉慶十年（1805）建立的嘉應會館碑記，董事爲王泰亭，並記有下屬程鄉縣（今梅州市）的總理李鈞、興寧縣總理羅清滉、平遠縣總理黄振賢、長樂縣（今五華縣）總理温祥氣〔42〕。這裏的總理似乎是會館下屬縣的領導人，理應在董事領導下協助董事管理本縣會衆的有關事宜。 四川的會館（南華宫）多稱“客長”，所謂“縣城暨所屬場鎮多建有房省會館，會館均設有客長”，如榮昌縣會館的陳昌平，咸豐年間（1851-1861），曾任客家會館的客長及本族的總理〔43〕。客長總攬會館的庻務，如祭祀、議事、辦教育等，爲同鄉會衆排擾解難，調解同鄉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糾紛，維持同鄉會衆治安等。

　　海外各國會館的領導人稱謂各不相同，美國有稱爐主、總董、總理、主席之類；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稱“所長”。

　　會館的領導人一般都是實行選舉産生和任期制，一般來説，大家均是挑選資歷深、名聲大、資本厚的會衆來擔任。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客家商人會館在選舉主席時，則需要有自己的房屋或商店，以及能帶頭捐獻大筆款項來作爲會館舉辦各種活動之用爲條件。而且這種選舉還帶有濃烈的宗教色彩。在選舉會館主席當日，會衆來到會館，把參加侯選主席的名字寫在紙條上，然後將紙條卷起來放進一個箱子裏，每次取出一張紙條，拿一付“筶”在會館神祖牌前抛擲，如果“筶”飄落成一個平面和一個凸面，即被認爲有神靈保祐，如果三次連續同型，則紙條上所寫的候選人即被視爲獲得神靈的認可，即當場在會館前向會衆宣佈其姓名，成爲會館的主席。當選的會館主席要在任内會館慶典上捐資出力，以便樹立良好的榜樣。這種選舉辦法實際上排斥了經濟低微的會衆當選爲會館領導人主席的權利。所以，選出的會館主席實際上是富豪商人。 

　　馬來西亞嘉屬會館，是嘉應州五屬（梅縣、蕉嶺、興寧、五華、平遠）同鄉的會館，共統領全馬來西亞各埠21個下屬會館，其領導機構是實行各埠會館輪流值年制（一年）。凡是值年會館便是馬來西亞嘉屬會館的辦事機構，值年會館的會長、總務、財政、稽核、秘書自然成爲該會常務領導機構。每年召開一次各埠嘉屬會館代表大會，向大會報告工作和研究通過有關事項。該會館的常年經費，亦由值年會館負責，如必要時則向各會館征捐解决。

　　3.會館的功能

　　客家商人會館的功能有以下四方面。

　　①敦鄉情，聯鄉誼。

　　這就是會館以歲時聚會、宴娱爲主要形式的一種聯絡鄉情的功能。因爲客家商人離鄉背景，异地經商，只身或一家寓居外地，好不寂寞，十分需要精神上的寄託和心理安慰，因此，敦鄉情的會館活動應運而生，合符人情。如在四川的客家商人會館，“歲時祭祀、演劇、燕會，用聯鄉誼。歲常各鄉鎮皆有之。”而且嘉應州會館“自正月十五發始，至二三月歇，銀花火樹，舞榭歌臺；魚龍漫遊之觀……價廉工省，而人樂從，通宵聚觀，至曉方散”〔44〕

　　②維護商人利益。

　　會館廣爲聯絡鄉情，加强會衆團結，共同保護，自謀發展商機，增强實力，擴展商務。可以説，明清時期客家商人在國内外各地經商貿易，正是在會館旗幟下不斷發展壯大起來的。正如《健爲縣誌》所記的“道咸時……治城及所屬場鎮亦多建各省會館，故省籍雖异而無種界上之分歧，用能各安於無事，以生以息，相助相友，縣境遂成樂土彬彬然”。〔45〕

　　③祀神只。

　　會館是把祀神只與聯鄉情聯繫在一起的。在明清封建社會末期的情况下，到外地經商的客家商人總是企望有神靈保祐發財和平安。所以熱心建立會館的會衆，總是希望通過祭祀祖先及神靈，求得平安發財。嘉慶十八年（1813）在蘇州建立嘉會館時，就在其碑記上直言不諱宣稱：

　　會館之設，所以展成奠價，聯同鄉之誼，以連神府也。

　　故蘇爲東南一大都會。五方商賈，輻輳雲集。百貨充盈，交易得所。故各省郡邑貿易於斯者，莫不建立會館，恭祀神明，使同鄉之人，聚集有地，菘沐神恩。〔46〕

　　道光二十二年（1842），客家商人在非洲毛裏求斯建立會館時，由會衆富商捐款購買地皮，向當地政府申請批準，在路易港修建一座關帝廟，供奉關羽，並以此廟作爲“商人行善之所”。〔47〕

　　④舉慈善。

　　這是會館一個深得會衆歡迎的功能。例如美國舊金山建立客家人和會館和陽和會館時，在會館章程中就有舉慈善的規定：

　　不能勞動的傷病者和貧窮無親者，由公司（會館）資助其旅費返回中國，但糧秣及其費用，須由捐助來解决。窮困者身亡，由公司負責棺木，其遺物要慎爲保持。

　　會員被人危害，公司應懸賞緝拿兇手提出起訴。〔48〕

　　咸豐同治年間（1851-1874），四川一些縣的客家商人會館聯合一起，以重慶八省會館歸納會館的功能爲：1.警衛事項；2.慈善救濟事項如育嬰、掩埋、救生、賑灾、救濟、積谷；3.公用事項，如修理碼頭等；4.商務事項如訂立商規等。可見會館對商人的保護和發展是十分重要的。

　　六、著名客家幫商人家族

　　明清時期，到國内外經商的客家商人，經過他們長期的經商貿易，賺利巨大而發財至富，成爲富豪者不乏其人，在此介紹四個著名商人家族於下。

　　1.梅縣富商張煜南、張鴻南。

　　[TP15.tif；S1;Z1,YX,PZ]梅縣鬆口鎮鬆南圳商人張煜南（1851-1911）又名張榕軒、張鴻南（1861-1921），又名張耀軒，是同胞兄弟。張煜南少年時讀過幾年私塾，相當於初小文化，後棄儒從商，幫助父親在本鄉經營一個小雜貨店維持全傢生活，但難以維繼。同治七年（1868），年僅十七歲的張煜南，只身涉海漂泊，去印度印西亞巴達維亞（今雅加達）謀生。初時在大埔縣商人張弼士的企業當伙計，由於他刻苦耐勞和誠實，工作積極，不久昇爲高級職員。當他稍有積蓄後，便離開巴達維亞，轉到蘇門答臘棉蘭老，自立門户，經營小商業，積累相當資本後，他於光緒四年（1878），與初時的老闆張弼士合資數萬在爪哇日裏開辦笠旺墾殖公司，種植咖啡、茶葉、椰子和橡膠等，計有橡膠園七八所，茶葉加工場一個，規模相當大。由於缺乏人手，他請其弟張鴻南放棄在家經營其父親去世後的小雜貨店生意，於光緒五年（1879）從梅縣來到棉蘭老，協助經營笠旺墾殖公司業務，在兩兄弟共同努力經營下，公司業務蒸蒸日上，發展迅速，利潤不斷增加。於是又與張弼士合資開設萬永昌商號和日裏銀行，經營各種商品貿易，又用銀行承包煙、酒、賭等捐税，還投資房地産、航運、軍需品的生意。經過10多年的鋭意經營，與張弼士分紅，賺利甚巨，總資産達到數千萬盾（印度尼西亞貨幣單位），終於成爲棉蘭老地區華僑社會中的首富。

　　光緒二十三年（1897），張煜南與張弼士應清政府邀請，回國籌辦中國通商銀行，於是將印度尼西亞的全部企業債權委托其弟張鴻南管理。光緒二十四年（1898），張煜南又與張弼士合資到新加坡開拓商務，合資開辦裕昌、廣福兩家遠洋運輸公司，承擔新加坡到世界各地的遠洋運輸生意，賺取更多利潤。宣統二年（1910）前後，張鴻南又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創辦中華銀行，自認股份三份之一（三分之二是張弼士）。從此以後，張煜南、張鴻南兄弟的商務更加發展，資本積累雄厚，一時成爲東南亞地區舉足輕重的華商富豪財團之一。

　　當時統治印度尼西亞的荷蘭殖民政府，鑒於張煜南、張鴻南兄弟操縱了當地金融等經濟命脈和開發促進當地經濟，又深得廣大華僑擁護，於是先後授予張氏兄弟爲華人“甲必丹”和“雷珍蘭”（屬殖民地當局的軍職衔稱），從而成爲棉蘭老地區的華僑領袖。

　　[TP16.tif;X*1,BP#]由於張煜南在東南亞地區具有極高威望，光緒三十年（1894），當黄遵憲出任中國駐新加坡總領事時，極力推薦張煜南爲中國駐馬來西亞檳榔嶼（Penag）的副領事職務，從此步入清朝仕途。張煜南在公務之暇，對檳榔嶼的歷史沿革、風俗民情、地理環境和經濟情况進行調查研究，參考國内著述，編輯成《海國公餘輯録》6册和《海國公餘雜著》3册專書，内容豐富，資料翔實，爲後人留下寶貴的研究資料。

　　張煜南兄弟是真誠的愛國者，他們在印度尼西亞、新加坡經商發達致富後，不遺餘力振興祖國實業。光緒二十九年（1903），他熱情發動客家客商人集資興起潮汕鐵路，發展潮汕交通事業。首先是成立潮汕鐵路公司，經協商和籌算决定全綫投資金額紋銀100萬兩，由張煜南、張鴻南、謝榮光、樑廷芳四人各出資25萬兩。後經調查，獲悉建築、設備等所需用款均超出原計劃，公司乃於光緒三十年（1904）2月，向清政府商部申請核准增資100萬元，後又再增設股本100萬元，實收股本302.587萬元，不久，又再增設股本100萬元。由於港商林麗生投資股金100萬元，成爲潮汕鐵路公司大股東之一。所以，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12月，在香港召開第一次股東會議，選舉林麗生爲鐵路倡建總理兼總司理（後於1909年退股）。因林麗生與日本人愛久澤直哉相熟，他把潮汕鐵路的全部工程介紹給愛久澤直哉承包。於三十年（1904）七月訂立合同，報請清政府批準，後於當年八月正式動工興建。之前，張煜南承鐵路督辦大臣盛宣懷介紹，經直隸總督兼鐵路督辦大臣袁世凱同意，借用任職於山海關内外鐵路總局的工程師詹天佑，經香港返汕頭勘測路綫，歷時兩個月完成，提出甲、乙兩綫方案，後按甲綫方案動工興建，全長42公里。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七月底峻工，十月十日舉行通車典禮，開始營運。

　　張氏兄弟還爲國内灾害及國防軍費捐款贊助。當時清政府曾到處籌募海軍經費和籌辦京師醫局及陝西旱、河北一帶饑荒救濟款項，張氏兄弟聞訊，慷慨解囊，捐贈巨款。因此得到清政府多次嘉奬，兄弟分别被授予花翎二品頂載侯補四品京堂和花翎三品卿銜。潮汕鐵路興辦之後，張煜南又被清政府授爲三品京堂後補，並昇任爲考察南洋商務大臣；張鴻南被授爲四品京堂候補。

　　張氏兄弟對孫中山領導的民族民主革命活動也極力支持。宣統三年（1911），辛亥革命剛勝利，中華民國政府面臨財政困難，張鴻南在同盟會員謝逸橋的鼓勵下，捐巨款支持孫中山，而且在他帶動下，南洋華僑也紛紛踴躍捐款資助，使孫中山領導的新政府渡過難關。爲此，1912年，孫中山特别親手題寫“博愛”一辭，送給張鴻南，以資表彰他對中華民國新政府的幫助。

　　張氏兄弟十分熱心於國内外的公益事業。在棉蘭老，他們獨資創建了敦本學校，又捐資給各埠的中華學校增建校舍；捐資100萬盾興建棉蘭日裏河大鐵橋、建設棉蘭老灣海口麻瘋醫院。在國内，他們捐款4000元資助家鄉的鬆口公學；捐贈10萬元資助香港大學、捐資興建嶺南大學“耀軒樓”（在今中山大學内）。

　　張氏兄弟亦熱心於中國傳統文化事業。他們出資整理編輯梅縣自宋朝至明清先賢的遺詩400多首，名曰《梅水詩傳》初集、續集13卷出版；又資助《光緒嘉應州志》出版。張煜南還將自己漫遊歐美國等寫成的《海國泳事詩》出版。他在古巴遊歷所寫一首詩，描述自己對古巴的奴隸寄予極大的同情：

　　同一昂藏七尺軀，投荒萬裏作人奴；

　　團蕉爲屋居貧甚，歲歲長載談巴菇。

　　張煜南年老因病於宣統三年（1911）逝世於棉蘭老。國人爲他寫了一幅高度評價的挽聯，曰：

　　潮汕辟路，日裏殖民，中外失老成，豈徒泪灑葭莩，我痛自關人物計，考察未終，實業待振，朝野方屬望，忽爾噩耗桑梓，公魂應向國家還。

　　張煜南逝世後，其弟張鴻南繼任棉蘭老華人“甲必丹”，後又昇爲“瑪腰”，其商業仍日益發展，被稱爲“雄視一方的張瑪腰”，資産達4000萬盾，成爲東南亞國家三大巨富之一（其餘二大巨富是新加坡的陸佑和中爪哇的黄仲涵）。1921年2月，張鴻南亦病逝於棉蘭老〔49〕。

　　2.大埔富商張弼士。

　　[TP17.tif;Z1,Y,PZ#]大埔縣西河鎮車龍坪村商人張弼士（1841-1916）原名肇燮，别名振勛。少年時跟其當私塾老師的父親張蘭軒讀過三年私塾，算是具有小學文化。咸豐九年（1859），大埔遭受嚴重灾荒，剛滿18歲的張弼士爲逃荒離開父母和新婚妻子，飄海南下到印度尼西亞巴城（今雅加達）謀生，開始時在一位温姓老闆的商鋪做伙計。因爲他努力工作，深得温老闆賞識，讓他管理賬房工作。温老闆看到他爲人誠實、正直、可靠，便將自己唯一的女兒許配給他。若干年後，温老闆病逝，張弼士夫婦得以繼承全部財産。於是張弼士與妻子商量，决定將一半財産開辦一間經營各國灑類的商行，做買賣酒業生意。同時承辦當地的酒税和新加坡的典當税。經營成功後，又承包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另外一些島嶼的煙税，於是逐步走上富商的道路。

　　同治五年（1866），張弼士將積累起來的商業資本，在荷屬葛羅巴埠，大量投殖墾殖業，創辦裕和墾殖公司，招募民工，大規模開墾荒地，種植橡膠、胡椒、咖啡、椰子和茶葉等熱帶作物，並間種雜糧，獲得很好的經濟效益。光緒六年（1875），張弼士又在蘇門答臘的亞齊創辦另一間墾殖公司，繼續發展種植業，開墾土地面積比前一間墾殖公司大一倍。到了光緒三年至四年（1877-1878），他又在荷屬怡厘創辦裕業墾殖公司和爪哇日裏笠旺墾殖公司，雇用約1萬多民工經營橡膠園8處。光緒二十四年（1898），張弼士又把部分商業資本投向採礦業，在英屬馬來西亞彭州文東埠開辦東興公司開採钖礦，賺利甚豐。不久，他又與前述梅縣商人張煜南、張鴻南兄弟合資在巴城、亞齊創辦裕昌、廣福遠洋航運輪船公司，經營從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香港、上海間的遠洋運輸業務，生意越做越大。此後，張弼士又在日裏開辦日裏銀行，專門辦理華僑儲兑信貸及僑匯業務，爲當地華僑存款及匯款提供方便，深受廣大華僑歡迎和讚揚。

　　與此同時，張弼士還在棉蘭老檳榔嶼經營房地産業，興建大批中西合璧的住宅出售。同時，他又在新加坡、巴城、香港、廣州等地開設藥店，溝通國内外的藥材市場，將海外名貴西藥運回中國批銷，又將中國名貴中藥材批銷海外各國。在華僑集中居住的外國城市，如泰國曼谷，越南河内、東京，美國舊金山、檀香山，菲律賓等的中藥行，均經張氏藥店訂貨，形成了一個國際藥材批發網絡。

　　經過張弼士30多年的商業、墾殖業、採礦業、金融業和運輸業等亦商亦農亦工的苦心經營，賺得了巨大的驚人利潤，據統計，在全盛時期，其資産達到7000-8000萬盾（印尼貨幣名）和大量不動産，成爲東南亞華僑的首富，被美國人稱爲“中國的洛克菲勒”。

　　張弼士發達後，鑒於他在華僑華人中享有崇高威望，荷、英殖民當局企圖利用他來統治華人，曾幾次給他封賜官爵，但他却一一拒絶了。他説：“吾華人當爲祖國效力也。”

　　張弼士確實是一位愛國的客家商人，他説到做到。當清朝政府駐英國公使龔照瑗於光緒八年（1882），經印度尼西亞赴歐美考察時，張弼士前往拜訪，龔氏詢問張弼士發財致富有何秘訣時，張坦然回答説：

　　吾於荷屬，則法李克（悝），務盡地利。吾於英屬，則法白圭，樂觀事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征貴販賤，操奇致贏，力行則勤，擇人任時，能發能收，亦如吕尚之謀，孫吴用兵，商鞅行法，若志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决斷，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終不足以學斯術。吾服膺斯言，本此爲務，遂至饒裕，非有异術新法也。

　　龔照瑗聽後大爲讚揚和欣佩，臨别握手時稱贊説：“君非商界中人，乃天下奇才，何不歸救國家呢？”。龔氏回國後，極力向清政府舉薦張弼士之才能，使張氏從此走上亦商亦官的道路。

　　光緒十八年（1892），清政府委派張弼士爲檳榔嶼首任領事。光緒二十年（1894），昇任爲新加坡總領事。他在任内組織中華總商會，團結僑胞，維護華僑利益，宣傳灌輸熱愛祖國的民族傳統思想。

　　光緒二十三年（1897），又經李鴻章大力舉薦，張弼士得予參加籌辦中國通商銀行，並出任總董。該銀行註册定額資本爲500萬兩，張氏投資10萬兩。第二年，李電召張返國，擔任粤漢鐵路幫辦。

　　光緒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1899-1902），清政府先後任命張弼士爲粤漢鐵路總辦、廣東佛山鐵路總辦和粤漢鐵路督辦。於是他爲修建鐵路出謀劃策。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他策動下，如前述張煜南、張鴻南兄弟投資建成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條華僑自辦的潮汕鐵路。光緒三十年（1904），張氏奏請修建廣（州）厦（門）跌路，計劃先集資80萬兩修築廣州至黄埔路段，繼由黄埔修至潮安與潮汕鐵路接軌，再由潮州築至厦門。此議得到清廷批準：“如所議行。”

　　光緒二十九年（1903），光緒帝兩次召見張弼士，賜侍郎銜。第二年十月，他上書提出興辦農業、水利、路礦等12條建議，得到清廷接納，並賜給他頭品頂戴、光禄大夫、補授太僕寺卿，又任命其爲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兼檳榔嶼管學大臣，并兼督辦閩、廣農工路礦事宜。光緒三十三年（1907），被任命爲督辦鐵路大臣。

　　張弼士有志於“實業興邦”，雖然屢受清廷委以重任，但他却看透了清廷的腐敗無能，於是便轉向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他支持兒子張秩捃參加同盟會，還暗示南洋所屬各企業支持在海外活動的革命黨人。張弼士回到新加坡後，通過胡漢民暗中幫助孫中山30萬元，支持孫中山進行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爆發後，張弼士與張鴻南以南洋中華總商會和他們本人的名義，又捐贈一筆巨款給孫中山，另捐7萬元給福建軍民。

　　[JZ][XC18.tif]

　　張弼士雖然做了清朝的官吏，但他却念念不忘經營自己的商業和工業。光緒十七年（1891），張弼士應盛宣懷之邀到煙臺商討興辦鐵路、開發礦山事宜。張在煙臺作了實地考察後，瞭解到當地盛産葡萄，氣候、環境也適宜種植葡萄，於是决定在煙臺開辦酒廠，盛亦表示支持。但因爲找不到釀造葡萄酒的工藝參考資料，只得轉請外國人酒師。第一位英國人，未到職就中途病逝；第二位荷蘭籍人，到職後，發現是騙子，張把他趕走了；第三位是奥地利人哇務。張弼士接受哇務的建議，在煙臺購置占地一千畝的兩座荒山，從德、法、意國家引進124個品種的120萬株葡萄苗，並購進壓榨機、蒸溜機、發酵機、白橡木貯酒桶等。當一切準備就緒、要開工生産時，哇務要退休了。後在一次宴會上，張弼士與奥地利駐煙臺的領事説起擬辦釀造酒廠之事，該領事説自己就是釀造葡萄酒的專家，願辭去領事職務，盡力幫助張創辦酒廠。就在該領事的具體幫助和指導下，他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創辦了張裕葡萄釀酒廠（今煙臺張裕釀酒股份有限公司），出産葡萄酒，資本300萬元，擁有葡萄園700多畝。1912年8月20日，孫中山到煙臺參觀張裕葡萄釀酒廠後，爲之題辭“品重醴泉”，以示鼓勵（見上圖）。該廠所釀的可雅白蘭地（金奬白蘭地）、瓊漿液（美味思）和解納（玫瑰香）三種葡萄酒，在1915年舊金山舉辦的巴馬拿萬國博覽會上，獲得金質最優等奬。這是中國商品在國際上首次獲奬。從此，可雅白蘭地被命名曰“金奬白蘭地”而聞名世界，成爲國際市場的暢銷名酒。

　　光緒三十三年（1907），張弼士增資10萬兩白銀接辦譚日章、陳慶昌的廣西華興三岔銀礦，改名爲寶興公司，聘請外國採礦工程師勘測礦區，添買採礦機器，修建龍山公路，擴大採礦規模，獲大利潤。之後，他又創辦廣東金礦公司，從事開採金礦。

　　宣統二年（1909）以後，他在廣州西關彩紅橋開辦亞通公司，生産機械、各種布匹及玻璃；在佛山創辦裕益公司，生産機械砂磚；在雷州半島遂溪縣創辦普生公司，生産墾牧機械火犂，成爲最早引進和生産農業機械的先驅；又創辦惠州福裕鹽田公司和惠州平海白沙湖機器製造玻璃廠。在廣州靖海路第1、3、5、7、9號一連五間樓房開辦張裕安堂國藥行，在米市路崔府街建造“孝友堂”。爲辦好這些工廠，張弼士大膽聘請外國技術專家進企業作設計和指導工人生産，爲改變當時中國的工業設備和生産技術落後而加促發展中國民族工業做出了貢獻。同年，張氏與廣東勸業公所伍申三等人投資50萬兩，創辦廣東集大公司出口協會，經營廣東以至全國的出口貿易。[KH*1D][JZ][XC19.tif][KH*3/4]張弼士經商發財致富後，好善樂施，慷慨解囊，多所捐款給僑居地、家鄉和國内舉辦公益慈善事。光緒二十六年（1900），黄河缺堤成灾，張氏在南洋募捐100萬銀兩寄回國内賑灾。清廷爲此建立“急公好施”牌坊，樹立在大埔縣其家鄉處，以資表彰。光緒三十年（1904），他在馬來西亞檳城捐資創建中華學堂。宣統元年（1909），他贊助香港大學10萬元，建築“張弼士堂”。之後，又遺囑其子女捐資在嶺南大學（今中山大學内，見上頁圖）興建一座學生宿舍“張弼士堂”（1921年建成）；在廣州今海珠區新莊裏2號建造“五知堂”。

　　辛亥革命勝利次年（1912），奉孫中山大總統命召到京，被任命赴南洋考察商務和籌辦國内開埠事宜，受工商部聘爲高級顧問。1913年，被任命爲約法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賞賜二等嘉禾勛章，並充任美國實業團團長赴美考察商務，與美國政府協商聯合美國資本家籌辦中美銀行一事，妥訂章程，决定資本1000萬元，除張弼士投資300萬元，由兩國政府對半分擔1500萬元，餘200萬元由各省商會募捐。爲急於成立銀行，張氏於1916年親返南洋各埠，勸導華僑入股。此期間，張氏在巴城自己住宅内設中秋宴會，慶祝“白蘭地”榮獲金奬，因敬酒過於興奮，導致心肌梗塞，不幸逝世，享年75歲，其遺體運回祖籍大埔縣安葬。當靈樞運經檳城、新加坡和香港時，荷、英殖民政府均下半旗表示致哀。1917年，黎元洪大總統還特派廣東省長朱公蘭到大埔縣爲張弼士致祭。孫中山特派代表敬獻花圈，並送挽聯曰：

　　[GK2！][HTF]美酒獲金奬，飄香萬國；怪杰贏人心，流芳千古。

　　國學大師章炳麟敬送挽聯曰：

　　[GK2！][HTF]南人光祖國，天際以歸魂。

　　孫中山和章炳麟的挽聯高度表彰了張氏爲國争光、爲民造福的愛國精神。

　　張弼士生前有子八人，即應兆、應暄、應煜、應鉁、應珍、應銘、應釗、應銓；孫九人：世鋈、世宴、世琯、世尚、世樽、世訪、世環、世鋒、世培。〔50〕

　　張弼士是一位愛國僑胞和僑領，在國内外享有很高聲譽，影響甚大。解放後特别是開放改革以來，政府非常重視宣傳他的愛國主義精神和保護其遺迹。1999年6月《中國文化報》用整版篇幅刊登《中國葡萄酒王張弼士》長篇報導；2001年，北京大學召開《張弼士誕辰160週年暨張弼士學術研討會》；2003年，廣東省歷史學會舉辦《張弼士研究專業委員會成立大會暨紀念張弼士誕辰162週年學術報告會》；2005年9月，在大埔縣召開《張弼士學術討論會》；2006年10月，北京舉行《張弼士學術研討會》，决定出版《張弼士研究專輯》和拍攝《張弼士》電視影片，以作紀念和宣傳；2006年12月，廣州舉行《紀念愛國僑領、南粤先賢張弼士誕辰165週年暨學術研討會》。同時，張弼士故居及其捐建的建築物也被列入文物保護單位加以保護，1989年他捐建的今中山大學内的“張弼士堂”列入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大埔縣的故居“光禄第”列入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在廣州的故居“五知堂”的修復亦受到廣州市文化局的重視，正在積極籌備修葺中。

　　3.平遠商人張德勝。

　　[TP20.tif;X*2；Z1,Y,PZ#]平遠縣大柘鄉高鐸村商人姚德勝（1859-1915）。光緒三年（1877），年剛18歲的姚德勝隨父親姚芝庭挑鹽到江西尋鄔等地販賣，長途跋涉，十分艱苦，但所得甚菲。次年，19歲的他隨同餘宗二，從壩頭乘民船到潮州、汕頭，轉船至香港，轉乘“夾板船”過七洲洋，到達馬來西亞的芙蓉埠。開始在一家钖礦工公司當礦工。不久，他轉到怡保，利用當礦工的微薄積蓄資金，做小販生意，走村串户，不辭勞苦，終於賺了點錢，積累點資本，於是自開了一間雜貨店，當了個小老闆。由於經營得法，生意日益興旺，數年之後，成爲當地一個富商。同時，他在經商期間，對怡保地方的钖礦進了調查，掌握怡保地區钖礦藏量豐富，於是他决心把部分商業資本投資開採钖礦業。他收購許多钖礦山，購置新式採钖礦機器，以50多萬銀元購買水力設備，利用河流的水力採礦，大大提高效率，擴大採钖礦規模。經近十年的努力經營，至光緒十四年（1888），姚德勝已經擁有數千英畝的钖礦山，雇用採钖礦工30000多人開採钖礦。與此同時，他又與當地富商鄭貴、陸佑合資承包森美豐、叱叻各邦的酒税和典當税，使財源更加寬廣，資本積累更雄厚，成爲全邦的富商，人們稱他爲“姚百萬”。

　　光緒三十年（1904），姚德勝投資房地産和市政建設業，在怡保投資巨款新建店鋪300多間，重建數十間和戲院一所。三十二年（1906），又投資一條建設216間店鋪、長約一公里的街道，被怡保市議會分别命名爲“姚德勝街”和“姚德勝市場”。因此，英殖民當局受英皇之命賜予他“和平爵士”的稱號。

　　姚氏發財致富之後，十分關心當地的客家商人。爲了團結客家商人僑胞，他出資創建森美半、雪美莪和叱叻等地的嘉慶會館，並連任叱叻嘉應會館會長達10年之久。他又倡建叱叻中華總商會和礦務總商會，以維護客家商人的利益。同時，他以又獨資或合資在怡保創辦育才學校和明德學校以及新加坡的應新小學，方便客家商人子弟上學讀書。

　　姚德勝是一位愛國的客家商人，他多次捐資幫助國内的救灾，興辦實業和創建學校等公益事業。

　　光緒二十三年（1900），他從南洋回家侍奉病重的父親時，看到家鄉大旱，農業失收，米價上漲至5元一石，出現有餓死人的現象。於是他撥出巨款賑灾。他又召集平遠縣的富商鄉紳商議，在縣城大柘及15個鄉鎮設立太平義倉，帶動大家爲義倉捐谷數千石，救濟全縣窮人渡過大旱灾害難關，深得全縣人民歡迎和讚揚。清廷爲此曾賜他“樂善好施”牌匾，以資表彰。

　　光緒三十二年（1906），他得知鄰縣蕉嶺縣傅、丘兩姓因争執山場而引起械鬥，雙方各有傷亡，縣政府無法解决。他捐巨資解决紛争。他捐資3000多文銀洋買下山場，給兩姓作爲公地，各得一半價款；雙方傷亡人員，亦由他捐資撫恤。他最後邀兩姓當事人，訂立和解協約，化干戈爲玉帛，受到傅、丘兩姓民衆的讚揚。

　　清朝末年，黄河水灾泛濫，姚德勝曾捐白銀6萬兩賑濟灾民，清廷爲他誥授資政大夫候選道職衔；辛亥革命時期，姚德勝捐獻白銀7萬元資助孫中山作爲軍餉。民國初年，政府財政困難，地方負擔極重，姚德勝有感百姓生活困難，因此，平遠駐軍餉糧和地方團警伙食，由他出一半，其他才由全縣分攤。

　　與此同時，姚德勝在黄遵憲的鼓勵下，積極捐資興辦梅縣地區各縣的教育事業。首先，他捐出10餘萬元，在家鄉羊子甸興建了當時全縣第一流的芝蘭小學；民國初年，他捐出5千元作爲平遠縣立中學開辦經費；1913年，他又捐出資金410萬元給平遠中學建造校舍，購置田地作爲校産。此外，姚德勝還捐獻不少資金資助梅縣東山中學、蕉嶺縣立中學、平遠大柘景德中學和四民小學等。可以説他爲興學育才是不遺餘力的。

　　他還積極在家鄉興辦實業。他在故鄉羊子甸建造了寬敞華麗的住宅3所，西式店鋪數十間，開設萬和餉當和印刷廠、織布廠等，並計劃依照怡保市建設新的平遠縣城。他在家鄉居住時，指示在南洋的代理人，每月必須匯款10萬元，作爲實現建設計劃的費用。

　　辛亥革命後，姚德勝曾匯款70000銀元支援北伐軍餉，孫中山爲此頒佈給他一等嘉禾勛章，表彰他對革命事業的功績。

　　姚德勝晚年回鄉定居，1915年1月8日病逝於家，享年僅57歲。平遠民衆莫不爲之惋惜。〔51〕 

　　4.五華商人鐘木賢。

　　五華縣岐嶺區王化鄉商人鐘木賢（1846-1922），同治二年（1863），17歲的他以契約華工先赴南洋做工，後到美國夏威夷茂宜從事種植業。一個機遇，光緒四年（1878），他與土王血裔瑪莉（Mali）結婚，從而繼承其岳父的大批土地。光緒七年（1881），成爲忌亞奶一個莊園的園主。到了光緒十年（1884），偕夫人移居檀香山經商貿易，生意興旺，商務日益發展。幾年工夫變成巨富。被選舉爲檀香山商會會長和國安會主席，甚受華僑華人的歡迎和擁護。

　　光緒二十九年（1903），孫中山在檀香山鼓吹推翻清朝的民族民主革命，遭到保皇黨阻梗，鐘木賢大力支持孫中山，介紹孫中山入國安會並作保證人。後來，孫中山遭到三藩市移民局的留難，鐘木賢又不遺餘力捐款資助獲釋。

　　1914年，68歲的鐘木賢離開檀香山回到五華家鄉定居養老，但他十分熱心於家鄉的各種公益事業，先是捐資修築聖藪坑、塘尾山水塘，又捐資興建防洪堤長達1公里，使周圍450多畝田地解除旱澇之患。與此同時，他捐資新建益智小學，新建教室2間和房屋5間，受到家鄉父老兄弟的歡迎和高度讚揚。1922年在家鄉病逝，享年76歲。〔52〕

　　七、客家幫商人資本的流向

　　明清時期，客家幫商人資本（即商業資本）屬一種商品經營資本，指專門從事商品買賣的資本。它是以賤買貴賣賺取小生産者的剩餘價值爲特點，從而促進了商品生産的發展和地域之間的經濟聯繫，促進小生産者的分化和貨幣資本的積累。所以，隨着客家商人經營商業貿易的發展，商業資本亦不斷積累和日益增大，這些巨大的商業資本除一部分繼續在流通領域投資運作外，另外一部分商業資本則流向其他領域而發展成爲産業資本，土地資本、金融資本、宗族資産，等等。

　　1.産業資本。

　　明清時期特别是明中葉以後，隨着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客家商人的商業資本已有一部分從流通領域投入手工業生産領域，而成爲産業資本（包括賺取商業利潤和産業利潤的商業資本以及獨立的産業資本），於是出現不少客家商人投資經營手工業生産的現象，特别是在東南亞等外國的客家商人更是如此。例如前述的大埔縣富商張弼士，他在印度尼西亞經商致富後，先投資種植業，後又把積累的商業資本到馬來西亞彭州文東埠開辦東興公司開採钖礦。光緒十七年（1891），又在山東煙臺投資創辦了張裕葡萄釀酒廠，生産可雅白蘭地（金奬白蘭地）、瓊奬液（美味思）和解納（玫瑰香）三種葡萄灑，賺取更多利潤。可見工商業資本結合在一起了。

　　梅縣商人張煜南和張鴻南兄弟在南洋經商發財之後，回到家鄉，將其商業資本25萬兩銀子與謝榮光、樑廷芳等合資，於光緒三十年（1904）8月興建42公里長的潮汕鐵路，爲中國的鐵路建設作出了貢獻。平遠商人姚德勝，也將其相當部分商業資本投資購買數千英畝钖礦山，雇用30000工人開採钖礦。

　　客家商人張正超，到四川經商發財後，將其商業資本携回家鄉創辦織綾機房，請良工紡織棉布，然運又販運到四川去出售，成爲亦商亦工的工商業家。

　　2.土地資本。

　　[JP2]明清時期，以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爲基礎的封建經濟結構依然占主導地位，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整個生産體系中仍然占統治地位。所以，客家商人經商賺利而積累起來的商業資本，有部分用來購買土地而轉化爲土資本，也是一種必然的現象。例如客家商人謝復英，入四川簡陽做小本生意後，旋即轉到建昌縣與人合資販運白蠟等長途販運生意，獲利甚豐，積累商業資本數千餘兩，之後將其所得利潤的三分之二給兄弟在文家河置田數十畝。〔53〕

　　[JP]龍川縣商人鐘氏，到四川奔走市廛，一日而趕數場圩者，兼做多種生意，獲利甚夥，特别是販運蒲草到温江縣大墳壩出售，利潤競至幾倍。於是他把商業資本購置田地一千畝，成爲地主兼商人。〔54〕前述大埔是商人張弼士，經商發達後，於同治五年（1766）持大量商業資本到荷屬葛羅巴埠購買山地，招募民工開墾種植橡膠、胡椒、咖啡等熱帶作物，自己也變成種植園的園主，一身而二任。

　　3.金融資本。

　　客家商人崛起較之廣州商幫、潮州商幫爲時稍晚，但發展迅速。在當時東南亞國家甚至在國内的貨幣經濟已相當發展的情况下，於是有不少客家商人亦將部分商業資本投資到金融業而轉化成金融資本。例如前述梅縣商人張煜南、張鴻南兄弟到印度尼西亞經商發達之後，光緒四年（1878），亦將其部分商業資本投資金融業而開辦日理銀行，還承包新加坡的典當税。光緒二十三年（1897）以後又回國籌辦中國通商銀行。大埔縣富商張弼士經商發財之後，同樣抽出部分商業資本與張煜南兄弟合資擴展日裏銀行業務，增開專門辦理華僑的儲兑信貸及僑匯業務，既爲當地華僑提供存款及匯款的方便，同時兼理典當税，從中賺取甚爲可觀的金融利潤，進一步增加自己的資本積累。

　　4.宗族資産。

　　明清時期，廣東的商品貨利經濟雖然比較發達，但封建宗法勢力亦相當强大，加上客家商人的家族傳統觀念尚牢固，所以當客家商人經商發達之後，亦有不少商人將部分商業資本與宗法勢力相結合而轉化爲宗族資産，其主要形式是投資購買土地、興建祠堂和購買祠田。例如五華縣商人李梓勛，在瀘州經商發財之後，至干嘉年間（1736-1820），將部分商業資本“興置家業千畝，公上成都，見半邊街數十州縣爲我祖廣東敏公修祠，捐銀六十兩，上爲祖宗輝煌，下爲子孫鄉試榮耀”。〔55〕

　　平遠商人李氏，在入四川經商後，在成都、羅江、綿陽購地修建了三座李氏祠堂，其族記載説：

　　嘉慶十一年（1806），丙寅歲三月中，我族承羅江南街奎星閣邊沈姓街基菜園一段修建李氏宗祠，合族同心，未久祠宇造成。龕供主牌一座，房竪二牌，列載三十六公，上懸一匾。係張淮泗書奉先恩孝四字，兩廊房屋頗寬，前挽後推有鋪面十間，每年收盡是焚獻及各至祀祖之用。至道光十二年（1832）稍有餘積，合族又在綿陽神仙街買基一段，重建李氏宗祠，同治末年工乃造成。外有鋪面數間，至今猶存。〔56〕

　　客家商人謝復英入簡陽經商後，亦將部分商業資本購置田産爲宗祠爲祠田，以提供本族在宗祠進行各種謝姓宗族活動的經費作保证。〔57〕

　　此外，也有不少客家商人，將商業資本投資捐官入仕或慈善事業等。

　　從上所述，可以看到，明清時期客家商人的商業資本流向是多元的，其中以産業、土地、金融爲主要方向。如此商業資本的投資流向，對於拉動當時的手工業、農業和貨幣金融業以至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是有重要促進作用的，正如清朝思想家鄭觀應所説：

　　商務者國家之元氣也，通商者流暢其血脈也。土無商則格致之學不宏，農無商則種植之類不廣，工無商則製造之物不能銷。是商賈具生財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綱領也。商之義大矣哉。〔58〕

　　八、客家幫商人的歷史作用

　　馬克思曾經對商業和商人資本的歷史作用作過科學的論述，指出：

　　商業對各種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産使用價值的生産組織，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體的作用。但是它對舊生産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體作用，這首先取决於這些生産方式的堅固性和内部結構。

　　商人資本的存在和發展到一定水平，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發展的歷史前提。1.因爲這種存在和發展是貨幣財産集中的先决條件；2.因爲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前提是爲貿易而生産，是大規模的銷售，而不是面向個别顧客的銷售，因而需要有這樣的商人，他不是爲滿足他個人需要而購買，而是把許多人的購買行爲集中到他的購買行爲上。另一方面，商人資本的任何一種發展，會促使生産越來越具有以交换價值的目的的性質，促使産品越來越轉化爲商品。〔59〕

　　以馬克思這個觀點來分析明清時期客家商人對於當時客家地區、廣東以至中國以及世界社會經濟和科學文化的發展，自然起着重要的歷史作用。

　　1.促進客家地區手工業生産發展。

　　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商業貿易的擴張往往是先於手工業生産的發展。明清時期，客家商人的國内外商業貿易活動，大大拉動了手工業生産的興起和發展。例如，出於不少客家商人投資鐵礦冶煉，使清朝嘉應州冶鐵爐煉鐵增加了。據《光緒嘉應州志》記載，雍正十一年（1733），嘉應州有煉鐵爐5座，干隆以後，發展到6座，而且許多均是客家商人投資經營的。史稱：

　　本州額溢鐵爐六座。商人卜紹基，在鬆口堡潭頭角承開復興爐一座；商人王長興伙李世業，在鬆源堡分煽葵坑寶坑承開玉漿爐一座；商人李鴻逵，在磜下堡承開員潭爐一座；商人張際盛，在瑶上堡承開廣興爐一座；又溢爐商李鴻綸，在石坑堡螺子塘承開永源一座；商人黄鼎豐，在四都堡承開金坑爐一座，遞年各認納銀五十兩。……至各爐所用礦砂，係在本州鬆源堡、寶坑、石坑堡、鐵山嶂兩處地方産礦山場採運，供爐煽鑄。〔60〕

　　鎮平縣（今蕉嶺縣）的鐵礦也大量運往嘉應州鬆口的幾個工場鑄造大鐵鍋，鬆口生産的鐵鍋運到嘉應州城，並通過東江水運至廣州，有的沿着韓江的西支流運到潮府出售。

　　大埔縣商人李裕昌也於干隆二十七年（1762）承開採禾坪鉛山冶煉鉛礦，一年間共獲礦砂7527斤；〔61〕豐順縣李樹灣商人譚陳盛、鎮平縣（今蕉嶺縣）縣新山屻商人張振盛，於干隆四十三年（1778）共煎煉出鉛12668.11斤。〔62〕

　　興寧縣的土布紡織業更發展了，成爲清代直至民國初年廣東棉布紡織業的三大中心之一（其餘是廣州、佛山）。在最興盛的年代，興寧縣的紡織布女工人達10萬之多，年産量約5萬匹，所産的土布運銷江西、福建直至東北三省等地。〔63〕

　　總之，在客家商人投資手工業情况下，梅州地區各類手工業生産獲得蓬勃發展了。爲了更好説明這一點，我們將明清時期該地區發展的各種手工業生産分布列表發下，則可見一班。

　　2.促進國内外貨幣金融業的發展。

　　隨着客家商人經營國内外貿易的發展，一些客家商人將部分商業資本投資金融業，從而促進國内外的銀行金融業的發展。例如前述大埔縣商人張弼士，他經商發達之後，一方面在印度尼西亞的日裏開辦日裏銀行，又到新加坡開辦典當業；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回國參與籌辦中國通商銀行，並出任該行總董事。梅縣商人張煜南、張鴻南兄弟，亦於光緒四年（1879）在印度尼西亞日裏與人合資開辦日裏銀行，承包煙、酒、賭等捐税等銀行業務。次年以三分之一的股分參與中華銀行的創辦。大埔縣商人戴春榮到馬尼西亞檳城、怡保等地經商發財之後，也另外經營典當。直至民國時期，五華縣的華僑商人巨子，還投資500萬元在縣内創辦五華實業信託銀行，並在臺山、新昌（今新興縣）、上海、香港設立分行。1923年豐順、惠州縣的華僑富商合資21萬元開辦了惠豐商業儲蓄銀行，〔64〕等等。這些銀行的創辦，對當時客家地區、廣東省、中國以及東南亞國家的金融業和整個貨幣商品經濟的發展都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3.促進客家地區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客家商人有興商重文的理念，所以很多出國經商的客家商人除了在南洋當地國家捐資創辦華僑學校，爲華僑子弟提供讀書方便之外，回到家鄉捐資創辦學校者亦不乏其人。大埔縣商人戴春榮，在馬來西亞檳城經商致富，回到家鄉，先後捐資在大埔、汕頭和潮州捐建學堂10多所，還在汕頭、潮州和北京投資建立貧民醫院。

　　平遠縣商人姚德勝，在馬來西亞芙蓉和恰保經商，晚年回家定居，捐資10萬銀元興建平遠中學和芝蘭小學。

　　梅縣商人丘燮亭到印度西亞巴達維亞（雅加達）經商，20世紀初年，捐資13000銀元創辦三堡學堂（今丙村中學前身），葉劍英就是該校首届畢業生。同時創建永捷高等小學。1913年又與葉子彬等合資在梅州城創辦私立東山中學。

　　梅縣商人丘元榮，到印度尼西亞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經商，1914年捐資在梅縣設立香港南華學院分校，並捐款支持東山中學和丙鎮中學建新校舍。

　　梅縣商人伍淼源及其子伍佐南，到泰國經商，他除了在曼谷捐資創辦進德華文學校外，並在家鄉多次捐資修繕鬆口高等學堂，倡辦滬上中華職業學校、溪南公學和宏育小學。

　　大埔富商張弼士，到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經商成爲巨富後，於宣統元年（1909）捐資10萬元給香港大學辦學，在汕頭購置房屋十間創辦“育英堂”。晚年還遺言其子女捐資在廣州嶺南大學（今中山大學内）興建一座四層樓的“張弼士堂”，幫助嶺南大學解决校舍不足的困難（該堂終於1921年建成）。

　　五華商人李瑞琴，隨父親李玉山到香港經商，成爲香港富商後，1913年捐款創始五華第一中學，又爲廣州中山大學遷建和香港大學辦學捐巨款。〔65〕

　　4.促進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

　　明清時期，特别是康熙元年（1662）到嘉慶二十五年（1820）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在世界上是處於領地位的，據統計，嘉慶二十五年（1820），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66〕居世界首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没有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的更先進和更優越”，〔67〕“中國乃是一個偉大、富繞、豪華、莊嚴的國家”〔68〕，從而成爲當時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而廣東則是中心市場。中國各省的商品均經廣東和廣州港輸出到世界各國貿易。

　　而在16-19世紀，東南亞的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仍然處於比中國落後的階段，有些地區尚待開發。因此，客家商人販運大量的中國先進商品和工具到這些國家貿易，首先爲這些國家人民的生活提供了物質的享受和開發經濟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特别是如前所述的無數客家人到東南亞國家貿易後，“久居不返，至長子孫”，成爲華僑定居於彼，同當地的土著居民交往，和睦相處，運用帶去的先進生産工具和生産技術、技能，共同開發和發展各國的經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他們與這些國家的人民一起建設港市，開採礦山、開墾荒地，種植甘蔗、橡膠、菸草和修築鐵路、公路、興辦工廠等，爲開發和發展這些國家的經濟立下汗馬功勞。16世紀末，西班牙人莫牙博士（Dr·Antonis Morga）就肯定客家華僑、工匠對菲律賓城市經濟建設的作用説：“凡一鎮的建成，是不能缺中國人的。他們是各種事業的經營者，而且工作十分艱苦，工資很低”。〔69〕前英屬馬來西亞總督瑞天咸（Trank Surettenham）亦高度評價客家商人華僑在開發錫礦的作用，他撰文説：

　　惟開始作錫礦之工作者，首推華僑。彼等努力之結果，世界用錫之半額，皆由半島供給。彼等之才能與勞力，造成今日之馬來半島。……英人初經營半島時，着手於建築道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皆成於華僑之手。至於開礦事業，純由華僑導其先路，投身巒荒，冒萬死，清森林，避道路，每有犧牲其性命者。此外爲煤工、伐木工、木匠、泥水匠者尚多，英政府之修鐵道築橋樑，皆由華工包辦。當時歐洲人不敢冒險投資，華僑則冒險爲之，又經營商業，開半島之航路，招致華工，開半島未啓之富源。英政府收入的十分之九，皆出華工之手。凡一事既成，應知其之所以成功。讀此文者，均知華工有造於馬來西亞各國也。”〔70〕

　　馬來西亞殖民官潑賽爾（Purcell）也承認説：

　　假如没有中國人，就没有現代的馬來西亞，而且如果没有現代的馬來西亞橡膠，歐洲和美國的汽車也就永遠不會如此巨大的發展。〔71〕

　　直到19世紀80年代，波羅洲英屬殖民地沙撈越王查理·烏拉勿格克（Charles Uyner Brooke）對華僑在該地經濟開發的作用，也認爲：“若無中國移民，我們將一事無成”〔72〕。約翰·弗爾曼（John Foreman）曾對華僑在東南亞國家經濟開發和發展的重大作用過綜合性的高度評價，説：

　　中國人的確是首先是把貿易、工業和有成果的勞動等觀念傳給當地土著人的。他們教導土著很多其他方面有用的事物，如從甘蔗榨取糖汁和鍛煉熟鐵的勞動。他們首先把用直立的石榨取糖汁和用大鐵鍋熬糖的制糖法介紹到這個殖民地。〔73〕

　　此外客家商人捐資在國内外興建船舶碼頭、遠洋輪船運輸公司（如張弼士在雅加達和亞齊興辦的裕昌遠洋航行公司和廣福遠洋輪船公司，又回國修築潮汕鐵路）等交通運輸的基礎設施，對於發展國内外的交通和貿易全球化，也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從上所述，一言以蔽之，明清時期的客家商人對於當時的梅州地區、廣東省、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和地區以及全世界的經濟發展是起了促進的歷史作用，此功不可没也。

　　注　釋：

　　〔1〕根據戴璟：《廣東通志初稿》卷30，《鐵冶》，《民國大埔縣誌》卷10、《光緒嘉應州志》卷4、6《物産》；《道光長樂縣誌》卷1；《清末興寧縣誌·礦物》；《同治豐順縣誌》等書記載。

　　〔2〕樑方仲：《中國歷代户口、田地、田賦統計》第458-462，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史澄、李光廷：《光緒廣州廣志》卷2，《訓典二》。

　　〔4〕温廷敬等：《民國新修大埔縣誌·人群志》。

　　〔5〕《民國簡陽縣誌》卷9，《士女篇》。

　　〔6〕《韓素音談自己的祖籍》，載《客家風采》第1輯，1924年版。

　　〔7〕《梅縣誌》第1110-1111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民國榮昌陳氏族譜》

　　〔9〕《同治文治益蘭祠續修張氏族譜》。

　　〔10〕《民國綿西張氏族譜》。

　　〔11〕《民國巫氏族譜》。

　　〔12〕《興寧東門羅氏族譜》卷4，《家傳譜》。

　　〔13〕《民國簡陽縣誌》卷9，《士女篇》。

　　〔14〕《民國續修資中廖氏族譜》。

　　〔15〕《宣統内江陳氏族譜》。

　　〔16〕《民國林氏家乘》。

　　〔17〕《蕉嶺縣誌》第703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8〕《光緒嘉應州志》卷13，《爐餉》。

　　〔19〕參閲《廣東省誌·華僑志》第348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0〕藺濤：《干隆大埔縣誌》卷10。

　　〔21〕鐘振覆：《嘉慶興寧縣誌》卷10，《風俗》。

　　〔22〕《興寧東門羅氏族譜》卷4，《家傳譜》。

　　〔23〕《民國榮昌陳氏族譜》。

　　〔24〕《民國金堂縣續志》卷10，《藝文志》。

　　〔25〕《巴縣檔案》全宗號6，卷號36，干隆三十三年十月。

　　〔26〕《民國綿西張氏族譜》。

　　〔27〕《興寧東門羅氏族譜》卷7，《職業譜》。

　　〔28〕《干隆嘉應州志》卷11。

　　〔29〕《江夏黄姓族譜》，1993年版。 

　　〔30〕談遷：《國榷》卷63。

　　〔31〕《五華縣誌》第642頁，《人物》，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2〕《廣東省誌·華僑志》第345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3〕《蕉嶺縣誌》第710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4〕《廣東省誌·華僑志》第348，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5〕《蕉嶺縣誌》第705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6〕劉正剛：《閩粤客家人在四川》第97頁，廣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7〕《廣東省誌·華僑志》第178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8〕《民國南川縣誌》卷11，《列傳》。

　　〔39〕《民國綿西張氏族譜》。

　　〔40〕《廣東省誌·華僑志》第349、375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1〕《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第325頁，三聯書店1959年版。

　　〔42〕碑記載《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第350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3〕羅緩香：《民國揵爲縣誌·居民志》。

　　〔44〕《干隆潮州府志》卷12，《風俗》。

　　〔45〕羅緩香：《民國揵爲縣誌·居民志》。

　　〔46〕《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第350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7〕方積根編：《非洲華僑史資料選輯》，第49頁，新華出版社1986年版。

　　〔48〕William Speer, The oldest and the Newest Empir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rtford conneeticut, S·S·Scarant）, 1870，P557-564。

　　〔49〕參考《梅縣縣誌》第1110-1111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廣東省誌·華僑志》第346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羅英祥：《飄洋過海客家人》第185-187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50〕温廷敬等：《民國新修大埔縣誌·人群志》；《張弼士君生平事略》，香港大學圖書館藏；參考《廣東省誌·華僑志》第342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1〕參考《廣東省誌·華僑志》第348-349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平遠縣誌》第717-719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2〕《五華縣誌》第642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3〕《民國簡陽縣誌》卷24，《補遺·善行傳》。

　　〔54〕《民國成都鐘氏族譜》。

　　〔55〕《宣統滬州李氏族譜》。

　　〔56〕《民國羅江李氏族譜》。

　　〔57〕《民國簡陽縣誌》卷24，《補遺·善行傳》。

　　〔58〕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第604、60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9〕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371、365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60〕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第311-312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

　　〔61〕《清代鈔檔》，干隆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武英殿大學士署理户部事務來保等題奏。

　　〔62〕《清代鈔檔》干隆四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巡撫廣東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革職從寬留任李質穎題。

　　〔63〕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3册，第462-463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

　　〔64〕《現階段中國之銀行業》，載《中行月刊》1936年第13卷第2期。

　　〔65〕以上均見前文有關商人的注釋，在此不再重復列出。

　　〔66〕Angus Maddisen, Chinese Economic pre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Decd, Development centre.

　　〔67〕保羅·肯尼迪著、蔣葆英譯：《大國的興衰》第4頁，中國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

　　〔68〕考太蘇編譯：《皮萊斯的遠東概覽》第1卷第31-32頁。

　　〔69〕轉引李長傅：《南洋華僑史》第70頁，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

　　〔70〕轉引李長傅：《南洋華僑史》第48頁，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

　　〔71〕轉引彭家禮：《十九世紀開發西方殖民的華工》，載《歷史研究》1980年第1期。

　　〔72〕轉引李長傳：《南洋華僑史》第65頁，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

　　〔73〕轉引陳翰笙主編：《華工出國史料》第4輯第50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

　　附記：本文内張煜南、張弼士、姚德勝的照片均選自羅英祥：《飄洋過海客家人》，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謹此鳴謝！

　　（本文載譚元亨主編、黄啓臣副主編：《客商》第二、三章，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