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中國近二十年來的崛起對泛亞太經濟體系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是國際資本 (尤其是直接投資) 的取向加速由東南亞及東北亞轉移到中國大陸。第二是投資與貿易形影相隨，帶動了中國對外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相對地削減了其他經濟實體的經貿能量。第三是隨著工業化程度的提高及經濟實力的加強，中國也緊隨日本成為進一步帶動亞太地區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此可見證於近年來中國對外(尤其是對東盟國家) 投資及技術轉移的持續增長。

　　本文著重研究中國的新興產業的發展，如何帶動整個亞太地區經貿格局的調整與重構。以電子工業為例，分析研究中國與其他亞太地區近十年來對美歐各國的出口如何此消彼長，彼此之間又如何試圖掌握技術上的優勢，進行更深層次的分工，以提高或維持各自的競爭性優勢。又以汽車工業為例，探討中國將如何加速由「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及其可能對東盟國家，尤其是泰國和馬來西亞的汽車工業的影響。

　　透過對新興產業的實證分析，本文將探討中國的崛起對整個亞太地區的經濟體系，以致於對其政治格局和外交關係的長期影響。討論的一個主要焦點是，周邊的其他經濟實體會不會因為中國的崛起而被邊緣化。

　　二、 新興工業的崛起

　　電子工業很顯然是當今最突出的高科技產業。中國的電子工業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開始發展以來，大有急起直追之勢。雖然主要受惠於外商直接投資，但電子工業的發展除了帶動國內的工業改造之外，更很快地成為中國的出口支柱產業之一。而且在國際市場上大有取代日本、南韓、 臺灣、 馬來西亞、 新加坡等主要出口國家/地區之勢。此一現象與亞洲其他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國家/地區的政策，即先由「進口替代」型的外商投資入手，發展到一定的生產成熟階段後，才轉向「出口導向」的作法，可謂大相徑庭，也與外商投資於中國的汽車工業的政策截然不同。表1展示了有關中國電子工業出口的主要資料。


　　幾個重要的結論： 

　　第一，在美國的主要電子/資訊產品進口市場上，中國在短短的十年中幾乎完全取代了日本與新加坡的市場份額； 也許積體電路除外 (此之謂 「替代作用」， substitution effect)。

　　第二，來自中國的競爭很顯然也抑製了韓國、 臺灣，以及馬來西亞的市場份額的發展； 並驅使了此等國家/地區轉而集中生產與出口比較佔有優勢的產品，如顯示器(臺灣)，印表機 (馬來西亞) 和攝錄影機 (韓國) 等 (轉移作用- diversion effect)。

　　第三，日，韓，臺，馬等在積體電路方面顯然還佔有一定的出口優勢，但問題是能否持之以恆。

　　以上的情況也很清楚地反映在各國/地區對美出口的所謂 「顯示性比較優勢」 指數的變化上。表2顯示了： 相對於其他國家/地區而言，中國在多種出口產品上，其指數皆由十年前的「競爭力較弱」 ( < 0.8 ) 或 「中等」 ( 0.8 ~ 1.25 ) 提升至「競爭力極強」 ( > 2.25 ) 或 「較強」 (1.25~ 2.25 )。表中所顯示的 「彩電」 的優勢指數 (0.63) 雖仍然偏底，但其近年來對美出口的急速增加，已導致了美國於前年年中開始對中國的幾大電視機廠商進行 「傾銷調查」。當然，在積體電路的出口方面，中國的相對優勢 (指數 0.30) 目前仍然遠遠落後於東亞其他國家/地區。 

　　表2  中國與東亞各國家/地區在美國1995-2004年的電子/資訊產品進口市場上的「顯示性比較優勢」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指數的變化

　　

　　

　　（續上表）

　　

　　

　　

　　

　　

　　註： 數據出處如表1。

　　再反觀中國對日本的電子/資訊產品的出口，對比美國而言，其市場份額與 「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的增長速度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見表3)。很顯然，表3的資料也同時反映了，此等高新科技產品強有力地帶動了中國對日本的總出口 (含所有貨物) 在日本的總進口中的比重急速地由十年前的11%上升到目前的21%。單就彩電而言，中國在日本的市場份額便由十年前的低於10%上升至2003年的將近50%，或2004年的36%。這遠比對美國的8%為高。據瞭解，目前日本國內市場上銷售的許多日本名牌電視機，都是各大日本著名公司在中國大陸投資生產後返銷到日本的。

　　表3  中國的電子資訊產品在日本1995-2004年的進口市場上所佔的份額(%)及其「顯示性的比較優勢」(RCA) 指數的變化

　　

　　

　　（續上表）

　　

　　

　　

　　

　　

　　註： 總份額 (%) 乃指中國對日本的總出口量 (含所有貨品) 在日本的總進口中所佔的比重。數據出處如表1。

　　中國的電子工業產品對歐洲各國的出口也顯示了類似對美國與日本出口的現象。比如歐洲市場上所見到的許多名牌手提電話機 (西門子、 菲力普、 諾基亞等)，實際上都是在中國大陸生產的。這已經是家喻戶曉的事。

　　這種新的經貿交流模式顯然代表著因為中國的崛起而形成的一種嶄新的亞太地區的經濟、科技、投資與貿易的格局。首先是中國大陸的電子工業的生產與出口主要還是依賴日、韓、臺商的投資；從而很快地擴展到歐美的資本與技術的引進。所以中國電子工業的出口實際上等同於有關各國家/地區本身的出口。這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不應該存在所謂 「邊緣化」 問題。當然，對同樣依靠出口加工為主的東南亞國家，如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則另當別論。

　　同樣的問題在汽車工業方面也日漸形成。上面提到的為國際開發研究中心所作的專题研究報告中曾作過較為詳盡的分析。此處只扼要提出一點看法。記得一兩年前，德國的大眾汽車公司駐中國的總裁曾經講過，在不久的將來，該公司在大陸所生產的轎車將行銷世界各地。實際上自去年以來大眾轎車已先後對澳洲及東南亞出口。更為甚者，中國自己的品牌，吉利汽車也已積極地進軍西歐市場。可以想像的是，豐田與本田雖然是晚來了一步，但遲早必須在中國與泰國之間作一定的取捨決定，或至少在汽車模型與零配件的生產上進行一定的分工安排； 因為總不能自己創造一個佛蘭克恩司坦 (Frankenstein) 在第三市場上自我競爭吧。

　　在這方面，中國對比泰國，顯然擁有強大的優勢。中國國內市場龐大，世界各大汽車生產商彙聚，競爭劇烈，有利於提高產品品質與規格，因此較易於由「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馬來亞西方面則比泰國更處於劣勢。多年來，該國在東盟的自由貿易框架下，已不斷力求延緩進口關稅的減讓，以保護其國產品牌「普驣」(Proton)，免遭泰國及其他外來汽車的競爭。同理，「東盟10+1」(中國)自由貿易協議今年年初在落實關稅減免政策時，汽車進口稅仍然居高不下，顯然也考慮到中國汽車工業實力的因素。

　　三、長期的影響

　　中國的崛起對整個亞太地區的經濟、科技、投資與貿易交流的格局顯然正在發生深刻的影響。但是，在研究其可能的長期轉換方式時，不可避免地必須同時考慮經濟與政治因素的交叉作用。這裏謹扼要提出幾個觀點。 

　　其一，中國整體經濟規模龐大，而且由東而西，或由南而北，更涵蓋著不同經濟發展階段或不同經濟成熟程度的亞經濟實體。因此，其本身可說是整個亞太地區內經濟梯級差別的一個寫照。或者說中國大陸上既含有類似亞洲四小龍 (香港、新加坡、臺灣及韓國) 等中上發達經濟體的成分，也有相等於馬來西亞與泰國等中等發展中國家，和較為落後的印尼及菲律賓的經濟區域。

　　換言之，在國際經濟舞臺上，中國對其他亞太國家/區域而言，將構成一定的長期競爭關係。近年來，在世貿組織與亞太經合組織的經貿自由化的框架下，中國的「驟然而起」，顯然已經強有力地令周邊國家/地區趨向 「邊緣化」。這是本文針對電子工業的分析所得出的一個主要結論。汽車工業方面也正在展示同樣的趨勢。

　　其二，從地緣政治的考慮，中國顯然不願意見到東盟各國被逐漸「邊緣化」；何況近二十年來，在中國積極大力「出口創匯」，以「引進技術」的對外經貿策略下，其對歐美與日本的雙邊貿易的發展，可謂一日千里，致使對東盟國家的貿易額相形見絀。這或可理解為中國積極倡導建立 「東盟10+1」 自由貿易區的經濟與政治背景。務求透過開放通商門戶，對東盟國家進行一定的 「經濟補償」；同時也籍以推動國內企業擴大對東盟各國的投資，以協同促進其工業化的進程。

　　然而，從 「東盟10+1」 協定中有關該自由貿易區未來的雙邊經貿發展的統計預測中則可以清楚地看到，該協定充其量或只可能避免東盟各國被進一步地「邊緣化」，或曰「南美化」。十九世紀德國的經濟學家李思特(Friederich List)曾斷然肯定，由於地理與氣候因素的作用，北半球的溫帶與熱帶地區相比，其經濟規模與實力將永遠處於強勢。這一「命定論」也許不能完全解答全球性的「北南差距」問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可見的未來，環亞太的經濟重心將會越發聚集於北亞太的中日韓等國。

　　其三，中國的崛起所引發的當前的北亞太的政治格局，即中國與日本(及其背後的美國)的對峙，顯然將使南亞太地區越來越成為外來勢力的政治與經濟角力的場地。這或將使東盟各國在一定程度上避開南美洲自美國實行「門羅主義」 以來，不斷地被 「邊緣化」 的命運。在這形勢之下，相信緊跟「東盟10+1」 之後，「東盟10+3」(即中日韓) 的成立也是指日可待的。換言之，東盟等國勢將坐收「漁翁之利」，尾隨北亞太地區而逐漸加強其工業及經濟發展的力度。

　　其四，環亞太的經濟體系當前很明顯地仍然受制於日本的經濟與科技優勢。不論是電子技術，汽車製造，或是冶金和化工方面，日本實際上都處於領先地位。南韓及臺灣在個別領域，尤其在電子工業方面，雖比中國大陸先進，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須依靠日本的技術協作。總體而言，處於第三技術梯級的中國大陸，更加依賴日美歐的技術轉讓，以進一步提高其經濟科技水準。近年來，中國大陸被廣泛地譽為「世界工廠」；但眾所周知，許許多多的出口加工製造業，其核心技術根本就被操縱在外商投資企業的手裏。

　　然而，中國大陸的科技潛能顯然也不容忽視。神舟五號與六號的相繼升空與成功返航，便是最好的印證。單就電子工業而言，根據業內專家的看法，目前中國大陸在集成電路的設計能量方面，雖然仍落後於美國約十至十五年，臺灣約五至十年；但是在集成電路的製造技術方面，其與美，日，臺的差距已經縮短至不足四年。相信不出二十年，大陸的整體經濟與科技成就將可媲美於東洋彼岸的日本。

　　如是，則在可見的未來，中國與日本及韓國之間的經貿往來，顯然將日漸趨近於跨大西洋的美歐之間的強強交流摸式。而南亞太各國也必然將不斷地受惠於中國經濟實力的提升所帶來的龐大市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跨大西洋的經貿交流中出現了所謂「李昂帝夫矛盾」(Leontief Paradox) 的經驗規律 (即工業國與工業國之間的商品貿易量遠大於工業化或資本密集的國家與落後的或勞力密集的國家之間的貿易量。這與傳統的建基於不同資源稟賦的國際貿易理論所設想的情況相悖)，相信隨著東盟各國工業化的進展，這一規律也將逐步地體現於北亞太與南亞太的經貿交流中；從而擺脫全球性的「北南差距」 的命運格局。

　　以上所刻畫的新的泛亞太的經濟格局也許就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國際上所流行的看法，即隨著新世紀的來臨，世界的經濟重心將由大西洋轉移到亞洲太平洋。可惜這一個 「亞太重心論」 很快地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便被「中國威脅論」所取代。姑不論中國是否有「南進」的動機，但很明顯的是，正在加速形成中的新的亞太地區的政治與經濟格局，實際上是很難提供任何客觀的條件，給任何大國 「長驅直入」。可以肯定的是，在新的格局之下，泛亞太的「經濟共榮」以後絕不可能唯日本「馬首是瞻」。

　　近幾年來，中國與日本的政治對峙頗有劍拔弩張之勢，令人擔憂。但是，相信在亞太地區經濟不斷地加強整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況下，政治的矛盾很難激化為任何正面的軍事衝突。當然，這種經濟的制衡方式，到底不可能排除有人在政治姿態上天天 「鬥志昂揚」，「不肯甘休」。看來要取得真正持久的和諧與和平，也許像上世紀九十年代中總部設於巴黎的諾貝爾得獎人協會的某會長曾經說過的，可能還需要從兩千五百年前中國先哲的治世智慧中去尋求真諦吧。 

　　（作者：郭益耀，香港珠海書院商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