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經濟奇蹟到金融危機

　　過去幾十年來，東亞是世界上經濟成長最快速、最穩定的地區之一。這樣的成就源自於本地區政治領袖在歷經早年的政治動盪後，逐漸發展出擱置政治爭議、全力發展經濟的共識。然而經濟快速成長帶來的泡沫化效應，再加上金融市場不健全與開放速度過快，使得東亞許多國家在面臨投機性外國資金急速抽出時無法應變，導致國內經濟秩序的崩潰。1997年7月，泰國中央銀行由於市場壓力與外匯存底不足，在耗盡了僅存的300億美元外匯存底後，決定放棄維持13年將其貨幣泰銖(Baht)與美元掛勾的固定匯率政策，改為浮動管理。這一政策立刻導致泰銖劇貶百分之二十，全國金融秩序大亂。8月初，泰國央行勒令42家金融機構關閉，連帶使許多原靠舉借外債來發展的企業紛紛倒閉。最後泰國政府不得不接受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所提出的嚴苛貸款條件，以重整金融秩序。原本以為泰國的金融危機只是個案，未料在短短幾個月之內，這樣的情形迅速蔓延到東亞其他國家，造成各國貨幣大幅貶值，股市大跌，成為前所未有的區域性經濟危機。〔1〕該年10月，危機進一步向北擴散，香港股市恆生指數在四天內由一萬六千多點狂跌至九千多點，10月28日一天更是狂瀉一千四百點，跌幅高達13.7%。到了11月，原本就忙於面臨內部一系列大企業破產倒閉問題的韓國也成為此次金融危機的受害者，韓國貨幣對美元匯率從890韓圜兌換一美元開始下滑，竟然跌到1891韓圜兌換一美元的地步。受外匯市場影響，韓國股票指數也下跌至10年來最低點。雖然韓國政府即時宣佈了一系列穩定金融情勢的措施，如放寬韓圜匯率的浮動限度，提前開放中長期債券市場，對金融機構實行限令改革和兼併，但股匯市仍然持續下跌，使得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社會求援。12月3日，韓國接受由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提供的500億美元貸款，其代價是接受對方所要求的嚴厲經濟整頓計畫，這也象徵著韓國經濟自主權的喪失。

　　亞洲金融危機的最大特徵，是發生在某一國家內的突發事件竟然能在短短的時間內對區域內的其他國家、甚至在全球範圍產生相當大的震撼效果，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世人對世界局勢的既定看法。這種效果在人類過去歷史上極為少見。〔2〕歷史上發生過的重大戰爭多半都有跡可循；戰爭爆發之前，衝突各方大都經過一段時間的談判和折衝。但是亞洲金融危機不僅在發生前毫無徵兆，而且「襲擊」的效果又不亞於一場局部戰爭。〔3〕這類事件之所以會在極短的時間內對世界造成如此大的衝擊，和當今資訊的傳播方式、各國在經濟上整合的程度、以及資本主義經濟所帶來的價值扭曲現象都有關係。簡而言之，這類新形態的危機事件是在人類社會進入經濟全球化階段後所出現的必然趨勢。

　　二、全球化趨勢下的經濟與安全

　　經濟全球化現象對當代國際政治學者的最大啟示是：未來許多國際政治上的重大變化將不再源於大國之間軍事實的力量消長或政治關係的改變，而與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有密切關係。可惜的是，研究國際政治理論的學者大多對國際經濟與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缺乏系統的研究。Michael Mastanduno指出，國際政治學者大約在1970年代初開始對經濟議題感到興趣，但是這樣的興趣卻使得研究經濟與安全之間的關係走向不同於傳統國際安全研究的另一條路。自此以後，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和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成為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4〕研究國際經濟如何影響國際政治的學者很少會把分析結果延伸到安全議題上，而專注在國際安全領域的學者也很少會引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分析其研究對象。這樣的分野不僅在冷戰結束之後繼續存在，而且深深地妨礙了經濟因素與傳統國際安全研究的進一步整合。以亞洲金融危機為例，國際經濟學者大多專注於探討危機發生的原因，特別是金融危機是否肇因於資本主義市場內部機制運作失衡；〔5〕而政治學者則將關注焦點放在金融危機對國家的影響，特別是政府在面對金融危機時的處理能力。〔6〕其實將經濟與安全劃分為完全不同的領域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國際政治學者與經濟學者進一步合作的機會。正如James Caporaso所言：將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國際安全劃為兩個單獨的研究領域是當今國際政治理論的一個重大錯誤。〔7〕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大師Gilpin也認為：雖然經濟與安全可以被視為兩個不同的政策領域，但在實際上要將二者截然劃分有其困難。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國際政治與安全體系為國際經濟提供了穩定的運作環境，而經濟活動產生的利益與財富又進一步強化了國家的力量與國際政治的穩定。〔8〕

　　三、三種研究取向

　　以全球化的角度來審視國家安全與區域安全，吾人將發現：經濟與貿易自由化的政策並不一定如自由主義學者所宣稱的，只會促進國與國之間的經濟聯繫、強化經濟相互依賴的程度，進而消滅導致國際衝突的禍根。主權國家所追求的經濟繁榮與國家安全兩大目標並不是隨時都能保持平衡。由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相關文獻中，可以歸類出三種不同研究取向（analytical approach），每一種取向都自成為研究經濟與安全關係的一個獨立面向。

　　 第一種觀點，是以一種歷史的角度，來檢視全球化潮流下的資本主義經濟如何強化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以保障此一體系內主要國家的利益。Robert Cox 將西方馬克斯主義理論家 Antonio Gramsci的「霸權」概念（或譯為文化霸權）應用到其分析之中，分析全球化與國家之間的關係。霸權是Gramsci是論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統治階級維持其統治地位的主要方法。他認為在現代條件下，統治階級能維持其地位不全然是其對反對者使用暴力的結果，而是在照顧其利益集團之外，運用知識、道德、社會制度等種種力量，造就出一種整合各種社會勢力的「歷史集團」（historical bloc）。在此一歷史集團內，社會其他階級的要求獲得某種程度的滿足，而統治階級也得以建立一個支持其繼續統治的集體意識。Cox把此一推論運用到整個國際體系之中，認為世界經濟其實是「主要生產方式」（dominant modes of production）滲透到所有國家之中，與各種「次要生產方式」（subordinate modes of production）產生連結的過程中，所創造出的一種秩序，而經濟全球化其實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高等階段。〔9〕在此一過程中，強權內部統治階級所創造出來的霸權逐漸擴散到社會所有階級，再擴散到其他國家。領導霸權的國家必須創造並維護這個過程中所建構出來的秩序，而其他國家統治階級對霸權的同意也是因為其能在此一過程中獲得利益並繼續保持統治地位。〔10〕 

　　 第二個研究方向，是分析個別國家如何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並根據其社會狀況與政治環境擬定出回應之道。早在1970年代初期部分學者便開始注意個別國家對外經濟依存程度增加時所必須面對的脆弱度(vulnerability)和敏感度(sensibility)問題。在這些被稱為「國家經濟戰略」(economic statecraft)的研究中，比較著名的是Klaus Knorr 和Robert Gilpin。Knorr的研究著重在國際經濟相互依賴程度加深的過程中，個別國家如何採取相應政策以避免國內的經濟與社會秩序受到更大傷害。〔11〕Robert Gilpin的研究重點則在國際經濟關係的變化如何影響國際上的政治關係，而個別國家又會採取何種政策來影響國際經濟。他以這個原則提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三個主要傳統：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國家經濟主義。〔12〕隨著國際局勢的演變，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國家傾向於以經濟的方法而非軍事行動來為達到政治的目的，使得研究「國家經濟戰略」(economic statecraft)又再度成為一種熱門的研究趨勢。〔13〕

　　第三種研究取向，是分析跨國間經濟活動與國家安全地位之間的關係。這種研究也可追溯到1970年代政治經濟學者研究國家對外經濟依存程度的興趣，但其實更牽涉到的是國際政治理論中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經濟互賴是否有助於消除國家間政治紛爭。Joanne Gowa與Edward Mansfield 的研究檢視了各種國際貿易的類型，並發現一個國家與盟國（或是政治關係相對友好的國家）之間貿易所產生的結果與對非盟國（或政治關係敵對的國家）貿易完全不同。因為貿易在相當程度上會把一個國家的經濟資源從軍事領域轉移到非軍事領域，因此與敵國貿易量增加不僅不會降低與敵國之間的緊張關係，還會削弱本身的軍事實力。〔14〕由這樣的研究來看，國際貿易是否會促進彼此間的關係端賴兩國原本的政治關係而定，尤其是當貿易發生在兩個實力不對等的國家之間時，小國所感受到的威脅比大國更為明顯。因為力量較小的一方在貿易的過程中往往比較吃虧，也因此會做出反對進一步貿易的舉動，也比較傾向把大國視為本身的安全威脅。

　　以上三種分析取向都可以在當前的東亞找到實際的範例。其中「霸權」的觀點最適用於當前的美國。政治民主與市場經濟一直是冷戰結束後美國極力向全世界推銷的兩大價值體系，不僅因為此二者運作的方式完全符合美國自身的利益，而且美國在全球化潮流下可充分運用其媒體、文化、知識、技術等優勢強化其對世界其他國家人民對美國的認同。而全球化更提供了一個讓民主自由與市場經濟充分發揮的平臺。換言之，只要全世界都接受了全球化、以及全球化潮流所隱含的文化與制度，以美國為首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便得以繼續維持。但這種運作方式也使得美國必須為全球化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付出代價。特別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不平等現象、及後者所引發的各種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美國竟拒絕與國際社會合作，反而選擇以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式的外交政策來解決。其實自由經濟所根據的市場原理與競爭機制並不能使資源完全達到最有效的配置，也不能解決社會不平等的根本問題。David Goldfischer便指出，美國決策者認定其國家利益基於自由主義經濟原則，但美國處理外交問題的方式仍然是基於現實主義國家中心原則，此一矛盾終將衝擊到美國作為一個成功的同質性社會的核心價值。〔15〕 Chalmers Johnson也認為：亞洲國家的經濟成功必須仰賴一個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體系統與封閉的金融體系來維持其運作，這樣的形式在冷戰時期運作得極為成功，但在冷戰後美國為了平衡其貿易赤字而打破此一規律，而且進一步要求亞洲仿效美國開放金融市場。因此亞洲金融危機其實是美國在過去幾十年來在此一地區強行美國資本主義意識型態的必然結果。〔16〕

　　相對於美國在「軟權力」（soft power）上的優勢，中國的對外經濟政策比較符合傳統「國家經濟戰略」的觀點。由於大陸在過去二十年來，逐漸發展出以依賴外國資本與技術來促進國內經濟成長的發展策略，因此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唯有持續利用其豐沛的勞動力與廣大市場來吸引外資，以便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佔據最有利的地位。同時中國領導人對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展現出極大的憂慮。首先，由於國家與國家之間經濟相互依存度增加，使得國內經濟的穩定比以往更容易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更增加了中國領導人的戒心，深怕全面開放外資進入會增加國際投機客淘空國內經濟資本的風險。此外，隨著資訊的快速傳播，中共控制社會的能力也將大幅度降低，使得各種外來思潮的思想更容易滲透，進而動搖中共政權的統治基礎。這也是過去數年來中共領導人一再強調西方國家不應該利用經濟全球化的機會向中國強行推行自己的價值觀、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的原因。因此中國領導人在推行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採取的是把國家應付全球化挑戰的能力納入國家安全戰略之內。這種觀點是認為國家安全的目的不應只是保障國家的基本生存，還必須保證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不受任何形式的威脅。因此舉凡生存環境惡化、經濟秩序崩潰、甚至族群衝突所導致的政治動蕩等可能對一個社會的正常發展構成威脅的議題也可以是國家安全的研究範圍。這種「新安全觀」縱然在定義上仍有許多不明確之處，但儼然已經成為當前大陸學界的主流意見，連領導人也多次採用。〔17〕未來可繼續觀察的重點是中共這種強調國家應付危機能力的作法是否會轉化為人民對威權式政治體制的支持。

　　臺灣與大陸的經貿互動是分析跨國貿易關係與國家安全之間關係的最佳實例。臺灣在過去十多年來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貿易急速成長。依2003年統計，大陸市場已經佔臺灣全年出口總量的24.5％，大陸躍升成為臺灣最大的貿易夥伴；同時臺灣對大陸投資的累積金額也達343億美元，佔臺灣對外投資總額之47 %。〔18〕臺灣在經濟上逐漸與中國大陸產生相互依賴的態勢已經十分明顯。近年來大陸投資熱逐漸成為臺灣的國家安全問題，不僅因為資金大舉流向大陸的現象可能加速淘空臺灣經濟基礎，也因為對大陸投資的臺灣企業已從勞力密集產業轉型到技術密集產業。經濟學人週刊指出：2003年大陸前二百大出口企業中有28家為臺資企業，全部都是高科技廠商。其中高居前三名的分別是鴻海集團投資之鴻富錦精密機械公司（年出口金額達64億美元）、廣達（53億美元）、華碩（32億美元）。〔19〕 臺灣與大陸之間的經濟關係究竟是區域經濟整合的成功範例還是臺灣國家安全上的重大漏洞？政治學者與經濟學者似乎提供了不同的答案，而臺灣政壇上統獨兩大勢力的消長也往往影響了決策者對此一問題的判斷。〔20〕

　　四、結論：東亞經濟整合的展望

　　美國、中國、臺灣對經濟與安全的考慮不同，突顯出建立東亞經濟圈的困難性。目前的東北亞呈現出經濟合作與政治緊張並存的怪異現象。特別是中國與日本、美國、臺灣之間經濟關係極為密切，但在政治上卻隱然出現競爭甚至衝突的態勢。〔21〕自從1999年7月臺灣前總統李登輝發表「兩國論」之後，兩岸之間的正式對話就陷入停頓。2000年5月民進黨上臺執政之後，僵局依然存在，且隨著臺灣政府不斷公開強調臺灣主體性與拒絕接受一個中國原則而有越演越烈之勢。北京當局對陳水扁政府企圖以制憲、正名、公投等手段一步步將臺灣帶向法理獨立的舉動也十分憂心，因此在近年來積極向美國下手，期望透過美國的力量阻止陳水扁的「危險」舉動。2005年12月舉行的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將美國排除在外，顯示一個沒有美國參與的「亞洲區域主義」隱然成型。過去國際政治學者習慣以「極」（polarity）的概念來表述國際政治的現況，如十九世紀歐洲的多極體系（英、法、德、義、俄等）、冷戰時期的兩極體系（美國與蘇聯），但在二十一世紀初期的東北亞，這樣的概念已經無法精確敘述此區域各國之間複雜的政治與經濟關係。Joseph Nye認為當前世界權力分配類似一種三層次的棋局。在最頂層的軍事關係上，世界是美國超強主導的單極結構；在中層的經濟關係上呈現出多極體系的特徵，美國、日本、中國、歐盟等國就囊括了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生產力，美國往往必須與其他強權合作才能保障應有的利益。在最底層的全球化世界，各種非國家組織以各種形式（銀行、慈善團體、甚至是恐怖份子）進行各種活動，將國與國之間的疆界化於無形，而國家對這類活動的掌控能力逐漸降低。〔22〕甚至使部分學者認定「主權」的概念最終會消失。〔23〕

　　經濟富裕與國家安全是過去數百來所有國家所追求的共同目標，由東亞的經驗來看，區域內各國一直嘗試著在二者之間維持平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出現顯示了一個符合自由主義經濟原則的市場並不能保證國家的絕對安全，而各國對經濟與安全的不同詮釋更進一步的凸顯了東亞經濟整合的困難。簡而言之，東亞國家在嘗試建立一個類似歐洲聯盟的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的過程中，如何有效解決彼此間的政治歧見，建立一個經濟繁榮與區域安全兼顧的正式架構，將是各國必須先跨出的第一步。

　　註   釋：

　　〔1〕至1997年底，菲律賓披索已經劇貶41％，馬來西亞幣貶值41％，印尼盾更貶值了61％。就連經濟狀況較好的臺灣與新加坡貨幣也貶值了16％。

　　〔2〕1973年間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宣佈大幅提高油價所引發的全球石油危機是一個例子。

　　〔3〕閻學通，〈對中國安全環境的分析與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0年2期），頁9。

　　〔4〕Michael Mastanduno, “Economics and Security in Statecraft and Scholarship”,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4 (Autumn 1998), 826.

　　〔5〕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264-267.

　　〔6〕Stephan Haggard, “The Politics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1, no. 2, April 2000, pp.131-144.

　　〔7〕James A. Caporaso, “False Divisions: Security Studies an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995) 39, 117-122.

　　〔8〕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2000), 22-23.

　　〔9〕Robert W. Cox and Timothy J. Sinclair,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3-137; 276-295.

　　〔10〕此一觀點與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霸權穩定理論（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類似但並不相同。霸權穩定理論所強調的是霸權如何為了保障其利益建立國際與政治經濟秩序，該理論中的「霸權」指涉的是「國家」。Gramsci霸權理論中的「霸權」其實更是一種統治的意識型態。

　　〔11〕Klaus Knorr and Frank N. Trager, Economic Issues and National Security (Kansas: Regents Press, 1977).

　　〔12〕Robert Gilpin的新著作已經不再強調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國家經濟主義之間的絕對差別，轉而專注再探討國家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見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3〕國家經濟戰略可簡單定義為一國政府以經濟手段來達到影響他國政府行為或政策的目的。經濟制裁是常用的負面手段，而正面手段通常包括主動在商業上的讓步與技術轉移等。有關這方面的介紹，請見Jean-Marc F. Blanchard, Edward D. Mansfield, and Norrin M. Ripsman eds., “Power and the Purse: Economic Statecraft, Interdepend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Security Studies, vol. 9, no. 1&2 (Autumn 1999-Winter 2000).

　　〔14〕Joanne Gowa and Edward D. Mansfield, “Power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7, no.2 (June 1993), 408-420.

　　〔15〕David Goldfischer, “Resurrecting E.H. Carr: A Historical Realist Approach for the Globalisation Er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8, no. 4 (2002), 697-717?

　　〔16〕Chalmers Johnson, Blowback，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Owl Books, 2000), 193-215.

　　〔17〕中國官方正式將新安全觀列為國策首見於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所做的報告（2002年11月）。原文是：各國政治上應相互尊重，共同協商，而不應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經濟上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而不應造成貧富懸殊；文化上應相互借鑒，共同繁榮，而不應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應相互信任，共同維護，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協作的新安全觀，通過對話和合作解決爭端，而不應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

　　〔18〕一般估計實際金額遠高於此數。依照大陸官方的統計數字，臺灣對大陸投資的協議金額已達614.7億美元（實際到位資金331.1億美元），佔大陸境外投資者第四位。如加上經由第三地轉投資，臺資在大陸應該可名列第二位。另根據臺灣「投資中國」雜誌統計，實際臺商投資金額可能高達1394億美元。

　　〔19〕“A Survey of Taiwan”, special issue in Economist, January 15-21, 2005, p.7.

　　〔20〕Chien-min Chao, “Will Economic Integr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Lead to a Congenial Political Culture?” Asian Survey, Vol.43, No. 2 (March/April 2003), 280-304; Wei-chin Lee, “The Buck Starts Here: Cross-Strait Economic Transactions and Taiwan』s Domestic Politics,” American Asian Review, vol. 21, no.3 (Fall 2003), 107-152. 

　　〔21〕依世界貿易組織（WTO）統計資料，美國與日本現為中國產品的第一與第四大出口對象，佔中國對外出口的33.5％；而日本、臺灣、美國又分別為中國的第一、第三與第五大進口國，佔中國總進口的36.3％。[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countries_e/china_e.htm]

　　〔22〕Joseph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not Get it Alone? (UK, Oxford: 2002), 39.

　　〔23〕Richard N. Haass, “Sovereignty,” Foreign Policy, Sep/Oct. 2005, no. 150, 54.

　　（作者：陳牧民，彰化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