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29日，第八屆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決定2005年在馬來西亞舉行首屆東亞峰會。東盟與中日韓等國領導人認為：在當前國際和地區形勢下，東亞各國應繼續採取切實措施，加強在政治、經貿、投資、社會、人文等領域的合作，推動本地區的和平、穩定和發展，共同朝著東亞共同體的目標邁進。這一決定，標誌著東亞區域整合進入新的重大提升階段。正確認識這一階段東亞區域整合的宏觀形勢，對東亞區域整合的順利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東亞區域整合的基本條件趨向成熟

　　平等的多邊合作是現代國際秩序的重要特點之一。縱觀東亞歷史，從未有過現代意義上的較為全面的多邊合作。東亞歷史上有過三種國際秩序：華夷秩序、「大東亞共榮圈」、冷戰秩序。

　　華夷秩序是東亞以中國為中心、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一種國際秩序，這種秩序「雖然是若干國家的聯合體制，但其中各國之間並不發生直接關係，而是完全由『中華帝國』的直接關係規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構成的。」〔1〕

　　「大東亞共榮圈」是當年日本政府企圖在東亞建立的一種國際秩序。1940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岡洋右首次用「大東亞共榮圈」的提法，取代了「大東亞新秩序」的口號，企圖通過武力征服，在亞洲和大洋州建立起殖民地半殖民地統治秩序，並以此為基礎，與英美爭奪世界霸權。 因此，遭到了亞洲和大洋洲各國的堅決反抗。

　　冷戰秩序是以美蘇爭霸和在美蘇「相互確保摧毀戰略」基礎上形成的一種相對平衡的國際秩序。這種國際秩序，導致東亞屬於不同陣營的國家在意識形態、軍事、經濟上的全面分裂與對抗。

　　但是戰後特別是冷戰以來，有利於東亞多邊合作的條件在不斷增加。這些條件可以歸納為三大類，即：1，國家發展目標的接近；2，區域經濟規模的擴大和區域內經濟依存度的增強；3，共同安全利益的增加。

　　1. 國家發展目標的接近

　　（1） 日本的民主改革。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走上對外擴張道路的原因是複雜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政治上的封建專制與軍國主義化。戰後日本進行了民主改革。戰前的明治憲法以天皇主權為根本原則，天皇與議會共同行使立法權。以天皇為最高統帥的軍部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佔據了中心地位。而戰後的日本憲法規定主權在國民，國會兩院議員由民選產生，立法權歸國會。同時，戰後日本憲法規定放棄戰爭、不持有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雖然日本的右翼勢力企圖改變戰後日本憲法的和平原則，但2005年4月15日日本眾議院憲法調查會出臺的最終報告書，根據大多數人的意見，仍然表示要堅持憲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的「放棄戰爭」條款。戰後日本的民主改革與和平發展為日本與東亞各國建立平等的多邊合作提供了基礎。

　　（2） 中國的改革開放。

　　以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改革開放的基本要求如下，對內：在經濟上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系，政治上推進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建設。對外：全面進入國際社會，在尊重現行國際秩序的同時，與世界各國一起促使現行國際秩序向著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中國改革開放所追求的目標有三：1，中國的現代化；2，中國的統一；3，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中國改革開放路線的提出與實行，反映中國放棄了原來的對內以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為指導的繼續革命、對外以三個世界理論為指導的世界革命，轉而採取了以實現中國現代化為核心要求的、順應世界市場經濟與民主潮流的路線與方針。這為中國與東亞各國建立平等的多邊合作提供了基礎。

　　（3）越南選擇了與中國類似的改革開放道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民主法制建設都有了明顯進步。朝鮮也開始了經濟政策的調整，擴大了市場經濟原則對朝鮮國民經濟體系的影響。

　　2. 區域經濟規模擴大和區域內經濟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強

　　（1）區域經濟規模擴大。根據2003年的統計，中國、日本、韓國、東盟以及中國的香港、臺灣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總和達到7.7萬億美元，佔世界GDP總額的21.2％。 〔2〕

　　東亞地區的對外貿易也不斷發展。據統計，1960年日本、中國、「亞洲四小」以及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的進口額與出口額僅分別為128億美圓和117億美圓，分別相當於同期美國進出口額的和78.1%和56.89%，但到1997年，上述國家和地區的進口額與出口額便分別上升為13387億美圓和14184億美圓，分別相當於同期美國進出口額的1.49倍和2.06倍。分別佔同期世界總進出口貿易額的24.3%和26.3%。1990-2003年期間，亞洲經濟在世界出口中所佔的比重從23.8%上升到29.4%。〔3〕

　　（2）區域內經濟的相互依存度不斷增強。

　　東亞地區的區域內貿易增長速度超過全球貿易增長速度，在1985到2001年期間，東亞地區區域內貿易在世界貿易總量中的比重增長了三倍達到6.5%?熏區域內貿易在出口中所佔的比重也增加到35%， 2004年，中國從亞洲國家的進口額達到2540.7億美元，比上年又增長35.7%。

　　日本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雖然有所下降，但其與區域內的貿易額在上升。據日本財務省貿易統計，2004年貿易年度，日本對中國貿易總額為22．2005萬億日元，超過了與美國的20．4795萬億日元，佔日本整個對外貿易額的20．1％。

　　區域內經濟相互依存度的不斷增強，不但表現在貿易額的增加，還表現在區域內大體形成了一個多層次聯繫的產業分工體系。

　　（3） 中國、中國臺北共同加入APEC與WTO。

　　3. 共同安全利益的增加

　　（1）中美、中日建交。

　　冷戰時期中蘇與美日兩大軍事同盟的對立，使東亞分裂成兩大對立的陣營。20世紀60年代後期，中蘇同盟實際破裂。70年代中美、中日關係改善並相繼建立外交關係。這使東亞不但有美日這樣雙邊的軍事同盟關係，也有了超越雙邊軍事同盟關係的中美日三角關係。相對平衡的中美日三角關係在東亞發揮著重要的穩定作用。這種超越雙邊軍事同盟關係的大國多邊關係使東亞多邊合作的形成具備了新的可能。

　　（2） 冷戰結束，陣營對立消失。

　　1989年柏林牆倒塌，1991年蘇聯解體。國際格局發生重大變化，蘇東市場與美歐日市場的界限打破，中國在80年代即採取了對外開放的方針，這使國際市場融為一體，原來東方陣營與西方陣營的對立也從根本上消失。

　　（3）反恐、打擊海上犯罪、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環境保護等需要東亞乃至世界各國合作的問題增加。九一一事件發生一周年後，美國總統布什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說：「今天，世界大國發現他們站在一起——恐怖主義暴力和混亂的共同威脅把它們團結了起來」。〔4〕

　　二、東亞區域整合具有了緊迫性

　　戰後特別是冷戰後，發展東亞多邊合作的有利條件在增加。同時，國際形勢的演變，也將這個問題更加緊迫地提到了東亞各國面前。

　　1. 經濟全球化對東亞各國形成發展多邊合作的壓力

　　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直接後果之一是區域經濟合作的迅速興起。造成這種情況的基本原因有二：其一，發展的不平衡，使不同的國家和地區處於經濟全球化的不同層次之上，從而產生了不同的合作夥伴需求。其二，經濟全球化使得生產要素在世界範圍內流動與配置，從而使競爭變得更加激烈。在這種情況下，獲得超國界的更大範圍內的生產要素流動與配置的優惠條件，便成為在競爭中獲得勝利的必要前提。這使區域經濟合作迅速興起。而區域經濟合作的不斷發展，將使經濟全球化不斷向著更加密切的方向提升。

　　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歐美兩大區域經濟集團速猛發展的情況。

　　歐洲在1957年簽定《羅馬條約》後，歷經40年的努力，終於聯合歐洲15國3.8億人，建成了單一市場的歐盟（EC）。在這裏，貨物、勞動力、資金、資訊、貨幣可以自由流動。其佔世界總量將近30%。而且可能進一步擴大為包括東歐與俄羅斯在內的區域統合。

　　美洲則計畫在2005年前，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發展為包括西半球34個國家、8億人口的全美洲自由貿易協定(FTAA)。

　　歐美兩大區域經濟集團的發展，給東亞各國造成了相當大的壓力。

　　對這種壓力感覺最強烈的是與歐美處於同一發展層面上的日本。

　　曾在1965年提出「太平洋圈構想」的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小島清認為：面對歐美區域經濟集團的發展，日本不得不思考「EU和FTAA，歐元和美圓將建立什麼樣的後冷戰新世界經濟通貨秩序呢？ 」〔5〕他認為：美國在將北美貿易協定擴大為全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同時，「以APEC為軸心，將亞太地區以自由貿易協定加以組織化。從而以FTAA和APEC這兩翼勢力圈作為基礎」，建立一個「壓倒於擴大的歐洲的美國所主導的和平」。〔6〕為此，他主張：「美國在APEC的指導作用太強，必須抑制美國出風頭的領導」。「要把APEC變成由東亞主導的組織」，並主張：「最好的選擇是建立一個開放的亞洲經濟圈(AEC)」，「使其發展成為能夠與歐洲及西半球對等協商」的一極。〔7〕

　　2. 恐怖主義及美國單邊主義傾向的加強，使東亞如不發展多邊合作，有可能出現新的動盪

　　美國攻打阿富汗、伊拉克後，恐怖主義活動並沒有消聲匿跡，而且出現了向東亞等地蔓延的趨勢，印度尼西、菲律賓等地發生的嚴重爆炸事件和麻六甲海峽被襲，就是這種趨勢的反映。

　　當今世界已經形成了反對恐怖主義的聯盟，美國在這個聯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美國對外政策中一直存在的單邊主義傾向也有所加強。世界進步輿論擔憂美國單邊主義傾向的加強導致世界的動盪。這種動盪不僅會發生在美國與阿拉伯世界之間，而且會波及東亞及世界其他地區。

　　2000年10月，美國副國務卿阿米蒂奇發表了題為《要建立日美成熟的夥伴關係》的報告，主張：為對付亞洲可能發生的危機，美國與日本應建立類似美英那樣的親密關係。這一主張基本為布什政府所接受，成為美國對日政策的重要指導思想。 九一一事件後，由於反恐與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成為美國的頭號戰略目標，中美關係有所改善，但美國並沒有放棄鼓勵日本在東亞乃至世界範圍內更加充分地發揮美國軍事盟友作用的思想。

　　伊拉克戰爭後，美國的主要力量被牽制在了伊拉克和中東地區。據美國有關專家估計，在布什總統第二屆任期內，美國也難以實現從伊拉克撤軍，而且在10年以內，美國的軍事重點可能無法從中東地區轉移。而這段時期，正是中國力量發展的關鍵時期，也是正在興起的東亞多邊合作發展的關鍵時期。上述形勢的發展，有可能導致兩個結果：其一，中國軍事力量的發展，震懾住臺獨，中國得以實現和平統一。其二，以東亞多邊合作的發展為基礎，中日實現和解，奠定東亞共同體的基礎。這兩種結果都是美國不願看到的。為了防止這兩種結果的產生，美國更加積極地要求日本在東亞地區擴大軍事作用。這樣，一則可以利用日本力量，彌補美國在東亞力量的不足；二則日本在東亞地區擴大軍事作用，會惡化與中國及東亞其他國家的關係，從而可以達到阻滯中日和解以及東亞多邊合作發展的目的。

　　美國出於單邊主義目的的上述行為，必然擴大中日矛盾，加劇東亞多邊合作的困難。

　　為了防止與減少上述負面影響，一個有效的辦法是在支持美國反對恐怖主義的同時，發展世界以及東亞的多邊合作。以多邊合作限制美國的單邊主義，減少乃至克服世界與東亞因恐怖主義與美國的單邊主義而可能發生的經濟與政治動盪。

　　3. 中日處於發展的重要時期，只有在東亞多邊合作中才能謀求中日關係的穩定發展

　　自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獲得了近代以來實現現代化的最好的國內外條件，經過20餘年的改革開放，現代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中國處在上升的趨勢中。

　　日本是一個發達國家，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經濟上日本在東亞仍然會居於領先地位。與此同時，日本提出了成為「正常國家」乃至政治大國的目標。

　　上述情況，使東亞可能出現兩個在政治經濟上都具有強大地位的國家。這是東亞前所未有的變局。這種變局可能導致兩種後果：其一，中日加強合作，並推進東亞區域合作，使東亞與歐洲、北美一起，在推進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發揮重要的積極作用。其二，中日互相把對方當作爭奪東亞主導權的對手，互不信任，互相對立，甚至陷入軍備競賽之中，從而導致東亞新的對立與分裂。

　　目前來看，導致上述兩種後果的因素都存在，導致第一種後果的因素主要存在於經濟方面：中日兩國的經濟依存度大大增強，已到了誰都無法缺少誰的程度。導致第二種後果的因素主要存在於政治安全方面：據統計，日本每天約有300艘船隻經過臺灣海峽，承擔著為日本運送石油等資源和貨物的任務，臺灣海峽一旦發生戰事，日本認為其安全利益將受到重大影響。如果臺灣回歸祖國，從地緣戰略的角度看，日本在東亞的戰略地位會受到削弱，這也非日本所願意看到。此外，中日存在釣魚島所屬和東海劃界等爭端，這些爭端由於中國由原來的對日本供油國轉變為日本在能源領域的競爭國，而變得更為嚴重。因此，日本在安全上對中國抱有日益強烈的戒備心理，加強了對美國制約中國的戰略意圖的配合。

　　無論對中日兩國還是對東亞來說，顯然第一種後果是應該爭取的，第二種後果是必須避免的。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出路就在推進東亞多邊合作中發展中日關係。

　　其一，發展東亞多邊合作，才能淡化中日圍繞美日軍事同盟產生的對立，增強中日在政治安全上的相互信任感。

　　對中國來說，作為一個被美國視為潛在對手的國家、作為一個在軍事力量上弱於美日軍事同盟的國家、作為一個在國家統一問題上受到美日軍事同盟制約的國家，必然以美日軍事同盟的存在為中日在政治安全上互不信任的重要原因。對日本來說，作為一個有世界規模經濟的國家、一個在能源資源上大部分依靠外來進口的國家，同時又是一個必須把軍事力量限制在自衛範圍內的國家，在沒有一種更確定的安全環境以前，是難以放棄美日軍事同盟的。這使得中日圍繞美日軍事同盟產生的分歧與對立，幾乎變成死結。

　　要解開這個死結，淡化甚至最終解決中日圍繞這一問題產生的分歧與對立，只有在東亞更加密切的多邊經濟合作基礎上，發展東亞多邊的政治安全合作，爭取在東亞形成機制化的多邊政治安全合作。有了這樣的機制，才可能在根本上增強中日在政治安全上的信任感，從而淡化雙方圍繞美日安全同盟產生的分歧與對立。 

　　其二，發展東亞多邊合作，有利於為中日關係提供更加廣闊而堅實的基礎。

　　中日關係以前主要在雙邊領域內發展，很少在多邊領域內合作。非但如此，中日兩國對對方的多邊活動還表示出強烈的戒備心。1996年日本提出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美國反對，中國也不贊成。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領導人商定在10年內建立自由貿易區，日本便有輿論認為這是為了與日本競爭。

　　但實踐證明，發展東亞多邊合作，有利於中日關係。因為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中日已3年多未有首腦互訪和會談。但由於冷戰後，東亞和世界的多邊合作有了明顯發展，使中日首腦仍可利用多邊活動的場合交換意見。而且由於東亞多邊合作已成為東亞越來越多的國家的共同要求，對中日關係的惡化，許多國家表示了不安，在今年4月召開的亞非峰會上，不少國家勸和。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小泉在會議上表明了按村山講話對待和處理歷史問題的立場。

　　如果中日兩國能確立在推進東亞多邊合作的過程中發展中日關係的目標，將中日雙邊合作，擴大為在多邊框架內的合作，中日關係將獲得更加廣闊而堅實的基礎。

　　其三，在發展東亞多邊合作的過程中發展中日關係，可以減少東亞其他國家對中日關係發展的戒心，有利於中日兩國密切合作，推進東亞多邊合作。

　　中日兩國是東亞綜合國力最強的兩個國家，周邊的一些國家希望中日兩國關係保持一定程度的緊張，以利於它們獲得外交空間和平衡手段。這是在東亞多邊合作不發展情況下形成的外交觀念和策略。這種情況的存在，對中日關係的進一步發展無疑會產生負面影響。如果東亞多邊合作能夠得到充分發展，上述外交觀念和策略顯然會改變。那時，中日的密切合作將因有利於東亞地區的多邊合作而受到東亞各國的歡迎與支援。

　　三、東亞區域整合面臨的主要困難及解決方針

　　東亞多邊合作必須發展，但發展東亞多邊合作面臨許多困難。目前最大的困難有以下幾個方面：

　　1. 相互信任的缺乏

　　東亞地區歷史上只有過華夷秩序、「大東亞共榮圈」、冷戰秩序等不平等的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對立分裂的國際秩序，從未在整個東亞地區形成過平等的多邊合作。這份歷史遺產留下了巨大的負面影響，至今尚未徹底清除。這種負面影響又與某些現實因素相結合，阻礙了東亞各國建立起充分的相互信任，特別是在東亞兩個最大的國家中國與日本之間。

　　為了推進這種相互信任的建立，東亞各國應該記住歷史，但更應該超越歷史，從現實和未來的根本利益出發，加強各國之間的相互信任。「以史為鑒」是必要的，否則難以正確總結歷史教訓。但是「以史為鑒」的目的在於「面向未來」，與歷史相比，現實與未來應該佔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2. 美國的地位

　　美國不是東亞國家，但美國依靠它在世界首屈一指的綜合國力，依靠它在東亞的駐軍，依靠它在東亞的盟國，依靠它與東亞巨大的經濟聯繫，在東亞地區具有重要影響。這就使得東亞各國在考慮東亞的多邊合作時，不得不考慮美國的地位。

　　美國是一個具有兩面性的國家，一方面，它在當今的國際經濟與安全秩序中發揮著穩定作用；另一方面，美國又是一個單邊主義嚴重的國家。解決美國在東亞多邊合作中的地位問題，應該從美國的兩面性出發。

　　首先，應該承認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建設性作用。這種建設性作用主要表現在反對恐怖主義，防止核武器及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以及在資金、技術、市場等方面與東亞經濟的相互支持。正是因為美國在東亞地區有這種建設性作用，因此，無論現在還是將來，東亞都應謀求與美國的合作，實行對美國開放的東亞多邊合作。

　　其次，應該看到美國的單邊主義在東亞有不可忽視的負面作用。這種負面作用主要表現為在東亞各國之間制造矛盾；表現為干涉他國內政；表現為對東亞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等。中日關於釣魚島領土爭端的形成，就和美國的政策有關。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長期分裂，也是因美國插手而形成的。1990年馬來西亞總統馬哈蒂爾提出建立「東亞經濟協議體」（EAEC），1996年日本提出建立亞洲貨幣基金(AMF)，都因受到美國的反對而流產。因此，在實行對美國開放的東亞多邊合作的同時，對美國的單邊主義應該保持警惕和距離，必要的時候應該進行適當的鬥爭。

　　如果東亞各國在對於美國的態度上能夠達成上述共識，那麼應該可以限制美國的消極作用，促進美國的建設性作用，推動東亞多邊的合作。

　　3. 朝鮮半島與臺灣問題

　　朝鮮半島與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分裂問題，是東亞多邊合作特別是多邊政治安全合作難以回避的問題。日本防衛大學校長西原正曾認為 「分裂國家間的未承認問題」， 「成為該地區緊張的原因」，影響地區多邊安全合作的形成與發展。但實際上，冷戰後，朝鮮半島雙方都加入了東亞多邊合作的進程。朝鮮繼韓國之後參加了ARF的活動。圍繞朝半島核問題，又舉行了六方會談。中國大陸與臺灣共同參加多邊合作的進程也已開始，臺灣以獨立關稅區的名義與中國大陸先後加入了APEC 與WTO。這一事實提供了中國大陸與臺灣共同參加世界或地區多邊合作的一種模式。這一模式最重要的前提便是一個中國的原則。一個中國的原則已經成為東亞地區保持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基石，只要不動搖這個原則，中國大陸與臺灣應該可以尋找到在東亞多邊合作進程中進一步共同發揮作用的途徑。

　　四、結語　

　　東亞區域整合的宏觀形勢表明，東亞峰會的召開，適應了東亞各國的共同需要，反映東亞多邊合作的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但是，要使東亞峰會的召開，對東亞多邊合作特別是東亞共同體的形成發揮實質性作用，還有許多工作要作，不是一次兩次峰會就能解決問題的，需要東亞各國長期不懈的努力。 

　　註   釋：

　　〔1〕（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冊，12-13頁，商務印書館，1980。

　　〔2〕《國際經濟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

　　〔3〕《國際經濟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 1999年。

　　〔4〕（美）《紐約時報》網站，2002年9月20日。

　　〔5〕（日）小島清《太平洋經濟圈的生成》序2，日本經濟新聞社 1995年版。

　　〔6〕同上，第47、96、97頁。

　　〔7〕同上，第97頁、82頁及序2。

　　（作者：王少普，上海社科院亞太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