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叢林居民》（Bushman）和可樂瓶

　　為了擺脫現實生活所帶來的壓抑，我們經常會彷徨。在大學時代曾經看過一部叫《叢林居民》（Bushman）的電影，該電影表現了現實和欲望的差距。提到這個電影，大多數人可能會覺得陌生。《叢林居民》（Bushman）描述的是在一個一望無際的平原過著「盡其所能，按需所取」快樂生活的樂園。有一天，一向過著和平生活的叢林居民們，因為從飛機上掉下的一個「可樂瓶」導致了分裂和對立，他們最後決定把「可樂瓶」送回天空，矛盾方才解決。這部電影告訴我們人類社會所存在的「鬥爭」、「災難」正是因為人類對「強」的佔有欲。

　　在跨向21世紀的千禧聯歡之際，世界體現了暫時性的和平，充滿著新千年的歡喜，暫時中止了因思想傾向的不同而導致的冷戰， 進入共贏和共存的新世紀。然而，沒過多久曼哈頓的世界貿易中心(WTC)發生了毀滅性的恐怖主義事件，世界頓時充滿了對恐怖分子的恐慌。這證實了希望其實是怎樣一件絕望的事情。事件發生的徵兆其實很久以前就出現了。國際社會一如既往地在民族、國家、人種、宗教等的差別與差異上存在紛爭。西歐對於非西歐地區，強大民族對於弱小民族，美國對中國，以色列對與巴基斯坦始終企圖干涉和支配。

　　因此，各個地區對九一一恐怖事件的看法也就大有差異：從表面上這是恐怖主義，但其本質是對霸權主義的挑戰，但西方除了極少數國家，都不同意此看法。對隨後的美國對阿富汗實施的殘酷性的軍事打擊，大部分國家都保持了沉默。且不管這是否只是一種對霸權的挑釁和幼稚的報復行為，在這場戰爭中，誰都沒能得到勝利。因為無論是勝者還是敗者，其行為都失去了正當性。

　　在2002年美國鹽湖城冬奧會上，美國代表團高舉著在世貿大廈廢墟中挖掘出來的一面傷痕累累的星條旗走入了場內，這或許是美國人重建家園的精神象徵，也是對試圖把恐怖主義正當化的一種警告。試問通過「國旗」、「國歌」等一系列象徵物所粉飾的「國家主義」能是純潔的嗎？越強調國家主義，隨之而來的根本的、民族的、傳統的抵抗也只能是越強烈，而這些所引發的挑釁和暴力也就是21世紀最大隱患。

　　二、失衡的文明

　　當今世界的文明是以前所有文明融合的結晶，因此也是人類跨越時間和空間共同創造的文明。從文明的層面上看，世界地圖上所畫出來的國家的界限是虛幻的，因為種族與宗教、民族與國家、政治與經濟、社會與文化都是在文化傳授（acculturation）的基礎上形成的混合物，並且還在不斷的交流之中。

　　絲綢之路(Silk Road)作為文化溝通的象徵，其意義並不在於它是一條實在的路，而在於它是使文明溝通多樣化、雙向化、平等化的通路。數千年的溝通和交流使文化和文明以及國家、社會、政治和經濟等各個方面都實現了全球化，因此全球化文明的結果是不能為某一個地區或國家排他性的佔有的。

　　但是自從近代國家建立以來，各國之間的利益關係的衝突變得更加頻繁。本以為20世紀的矛盾和對立會消失，將進入一個和平互動的新世紀，但事實並非如此。宗教矛盾與種族矛盾、強大國家與弱小國家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和更加頻繁的恐怖主義以及戰爭的劇增，是因什麼而導致這些後果？難道不是由文明間的對話與溝通失去了均衡，傾向於一方所致嗎？

　　人類所嚮往的是大家一起來創造共同價值，但這些現已脫離了軌道。在當今世界，國家之間、民族之間、文明之間的對抗越來越明顯，但是早已完成工業化和民主化的西方社會自居主導地位，國際社會秩序也以西方利益為主。因此國際社會的對等關係已破壞，隨之而來只能是對於這偏向一方的，傾斜的文化傳授的抵抗與拒絕。少數的地域性（locality）被漠視，由西歐所主張的全球標準（global standard）所要求的這個「傾斜」，無法再復原了。西歐式的普遍主義開始貶低非西歐民族和國家所蘊藏的特殊性，其所引起的衝突與災難，在短期內看來難以減免。這是必須由人類共同努力來阻止的嚴肅課題。〔1〕

　　強調資本的全球化和世界標準的統一的21世紀，不知為何令人感到絕望。世界仍存在強弱之分、所有制和分配制之分、勞資之分，這些都是很明確的，當然也不能公平的協調，因此當今世界也就暗淡、動盪。以西方為主的世界結構應予以否定，東西方文明要進行充分的溝通，要進一步深思與陌生文明的接觸以及與其創造共同價值。要讓中央和地方、國家之間、地區之間互相溝通，從而實現全球化，從這一點看，在21世紀，國際關係這一概念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當今世界十分活躍的本質主義、傳統主義、民族主義正是對抗以西方為主的霸權主義文化而產生的，因此反西方主義、反全球化運動等可謂是試圖調整失衡文化的自然結果。

　　三、 作為「我們 」的「我」

　　當今國際社會文化的傳播是跨越種族和國界的，隨著貿易市場的國際化，勞資流動很活躍，例如在韓國的外國勞動者也達50萬之多，這也是我們社會不斷發展的課題之一。

　　西方對中國的快速發展緊張不安，韓國和日本提出中國西部的黃沙可導致重金屬污染；東亞海域的海洋資源瀕臨耗竭和破壞已成為十分嚴重的問題。日本對韓國的獨島和中國的釣魚島的領土侵害，以及中國主張韓國古代史中高句麗史歸中國古代史等問題已經成為東亞三國的矛盾。而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也給亞洲各國帶來負面的影響。地區間的相互依存度不斷增加的同時，能源與環境的問題，颱風等自然災害和SARS一類超越國境的醫療防災等問題，更前所未有的需要國際間的協力。這一類問題不僅超越了單一國家的界限，更迫切要求國際共同合作和商討對策。

　　21世紀要求本質地改變社會現有的價值，要拋去對過去的羞愧和對未來的幻想，要使傳統和現代互相影響。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裏所指的「我」並不是說作為物質性主體的「我」，而是指正確的主體意識上的「我」；而且也不是指作為個體的「我」，而是指作為集體的「我們」。這裏的「我」是以複數的形式存在的，而非是單數，換言之，為了人類共同的希望和繁榮，應當有「我們一起」的主體意識。在這一個層面上講，「承認不同之處，嚮往和諧世界」，在日常生活中實現不同的價值是極為重要的。〔2〕

　　首先，需要關心「邊境」，要發展關心周圍瑣事的「和諧發展運動」，要否定固定不變的「大陸式」思維，提倡不斷更新發展的「流水式」思維，這正是21世紀需要的新型思維模式。〔3〕

　　要克服過去和現在、民族和國家、社會和文明的不連續性、斷層性與差異性，同時要爭取實現真正的連續性、多樣化、同質性。就如「蝴蝶理論」所說，貝加爾湖的蝴蝶煽動翅膀，就有可能會在巴西密林引起一場龍捲風，這或許就是「和諧發展」的大同世界所認可的思維模式。

　　四、基於共存的兩個文明的對話

　　隨著資本的全球化，市場和國家的干預會加強，這個預測是正確的，但市場和國家發揮的作用肯定是受制約的。因此21世紀的國際關係並不是像國家之間、民族之間這樣的大模組之間的交流，而是通過很多民間的點來形成的網路（network）發揮更加強大的作用?

　　也有21世紀是亞洲世紀說，因此韓國的選擇尤為重要。

　　韓國位於以朝鮮半島為中心，往西通過絲綢之路到達土耳其，一直延伸到地中海；往東則通過日本、美國，一直到歐洲的一條線上。另一方面，朝鮮半島正好位於中國大陸和日本島的包圍之中，三國的位置、關係等方面同歐洲的地中海地區的希臘、賽普勒斯、土耳其三國非常的相似。可以說，韓中日三國所共同創造的未來從始至終都源於這個東亞的地中海，也終結於此。

　　為了掙脫20世紀所帶給東亞地中海三國的桎梏，作新世紀的主人，需要十分慎重的選擇和努力。韓中日三國要在合作與和諧的基礎上，為溝通與對話的世紀結成一體，發揮 「我們」的「我」的主體作用，創造和諧的新世紀而努力。

　　文明(civilization)包括物質與精神兩個方面，文化(culture)又是構成文明的因素，包括飲食、服飾、樂器、宗教、地理、環境、種族等。文化可以自生，同時也可以通過互相模仿、傳播或收容發生變化。也會通過融合，創造另外一種新的文明或者被同化，被別的文明所吸收。當今世界已形成了多樣的文明圈，帶著獨特的時代性與地域性，在歷史長河中，展示其無限的生命力。尤其是，東亞三國之間，歷史、文化、思想上有史以來有著極其深遠的聯繫。其中有很多令人遺憾的回憶，也不乏交流與協力的時代。大體上來說，大同小異的三國之間也並不總是充滿和睦和協力，引發衝突與對立，甚至於戰爭的情況也很多。

　　現在，韓中日知識分子聚在一起構想東亞地中海的美好未來。通過文明之間的交流和溝通以求共生共存，這是21世紀人類的全球化的前景課題。為了解決這個課題，要克服地域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要互相尊重和信賴。為此要實現亞洲各文化能真正溝通，彼此寬容的tolerance。〔4〕

　　最近隨著資訊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加速開放化，全球化普及程度很高。其中對單方面全球化的弊端也有不少憂慮，如果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離心力和區域化(Localization)的向心力無法平衡，排斥同等地位的溝通和交流，強調單方面全球化或區域化，其結果並不能是共生共存，而極可能是相互蠶食。世界文化與民居文化，中心文化與地域文化的交流比任何時候都活躍，此時更迫切需要深刻考慮地區內部的文化交流。

　　世界體系已通過資本逐漸實現統一，而且通過互聯網和旅遊交流，世界急劇變成跨越階級和民族、國境和國家的世界。要成為真正的世界人，可以通過兩個文化之間「關係的認識」， 使之實現溝通。這可以歸結為，通過對於歷史的記憶和共識、小地域之間的交流，對「互異」的寬容以及合作交流的態度，體現出對世界的一種「大我」的認識，這個大我的世界或許就是和而不同的世界。

　　五、 韓流，漢流，和流：通過文化交流形成的共鳴

　　在21世紀，國家與民族的概念逐漸模糊，相對而言地域之間的交流和溝通更加活躍。比如，中國人用三星手機、日本人喜歡中國料理、韓國人開豐田汽車。

　　 更重要的是，對於這些文化和經濟的全球化趨勢的理解要跨越中國、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的範疇，要視之為以世界為背景的變化過程。而且只有要通過脫西方主義，把握文化的整體性和多樣性，把西方當成第三者，提高對東亞的認識與理解，才可以做到這一點。

　　 文化本身不能直接改變國際關係，只是在協調的同時，通過傳播和轉移進行溝通。文化僅僅是文化，無論什麼國家或者企業都無法直接介入和干涉，文化產業是通過文化自身的力量與相互關係中成長或者消逝的。要根據脫西方主義把握文化的整體性和多樣性，把西方當成第三者，提高對於東亞的認識和理解，希望通過這些，促進東亞地中海各文明的溝通和交流。〔5〕

　　文化本身並不直接改變國際關係。只是在合而不同的前提下，通過傳播和轉移進行溝通。文化只是文化而已。任何國家與企業都無法直接介入和干涉。所謂文化產業，是因為文化在自己的力量與相互關係中生長和消亡。對於東亞文化的整體性，應認清它是不同於脫西方主義的多樣化的脈絡，把西方當成第三者，提高對於「具有東亞性質的」這一概念的認識。由此有望構築東亞地中海較為活躍的文化高速通路。

　　政治、經濟、環境、歷史、社會文化等多樣的現實問題應當從現在開始商討了。東亞地中海沿岸的港口城市攜手共同努力的時候，東亞地中海，將以溝通與交流，和睦與協力的嶄新海洋面貌重生。為此，我鄭重地提出宣導「東亞地中海學會」的創立。在東亞地中海沿岸的港口城市的各位學者積極參與的50年以後，100年以後，期待我們的子孫後代作為一個共同體而生活的那一天。今天在此播下這一美好夢想的種子。

　　我們海洋大學東亞系的學生自發舉行的每年一度的東亞學術祭所出現的「東亞共同貨幣」是大學生們自己的創造發明。他們也提出了義務進行外語互助教育的主張。在走道佈告欄上刊登各地的文字包括漢字，增進相互之間的親切感。將大學生之間的交流廣義化，應制造更多這樣的契機，從小開始拋卻誤會與排他思想，感受同質化。釜山與福岡，木浦與上海，仁川與青島間的海底隧道已被打通。對於大學生們來說，韓中日已經不是隔海相望的空間，而是由海域相連的一個空間。為了大學生們的未來，需要我們更多的奉獻和支援。

　　具體的方案有，創立由香港亞太學會，福岡東亞學會，以及作為韓國釜山代表的知識分子、學者和現場專家共同參與的國際性的「東亞地中海學會」。每三年一次，在香港、釜山、臺北、福岡等東亞地中海海港城市輪流舉辦的大型討論會。並且經常舉辦地區間的小型學術交流會，增進相互瞭解，最終求得東亞地中海海港城市市民的共同繁榮。

　　註   釋：

　　〔1〕金泰萬，《21世紀東亞和中華主義的反思》，中國現代文學，2000年，漢城。

　　〔2〕為構築以連帶與和平為基礎，實現溝通與談話的網路體系，克服周邊與中心的一些「地區」應成為這一網路體系的主體。這些地區從「我」出發，與其他「點」相遇，構成「複數」時，則可以構築「和平共存」的新世紀。這裏所講的「我」並非是指某一個物質性的個體，而是主體意識確定意義上的「我」。而且，這個「我」也並非是指某一個個體的「我」，而是具有集體意義的「我們」的意思。即，並非單數意義上的「我」，而是複數意義上的「我們」。講得更寬一點的話，我們要構築的網路體系是為人類的共同希望與繁榮考慮的「我們一起」的意思。從這個意義上講，創造「求同存異，和平共處的世界」的這種「和而不同」的價值觀顯得格外重要，需要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的努力。金泰萬，《從地域看世界-東亞連帶及其可能性-》， 2002年12月，大同哲學會，釜山。

　　〔3〕概括的講人類歷史是由大陸中心的思維類型和海洋中心的思維類型而存在的。可以把它看作「大陸型思考」和「海洋型思考」。大陸型思考是具有固體的、定著的、權威的、一元的、攻擊的、固著性、閉鎖的、征伐的、破壞的模式。反而海洋性思考是具有液體的、移動的、民族的、多元的、和解的、柔軟性、開放的、連帶的、生態的模式。兩類的思考類型中，在物質觀念或態度上會有些差異，以固體思考特徵為大陸型思考是可見的、物型的財產，就是說土地或建築物等所有的執著。反面以液體思考為特徵的海洋性思考是創出非可視的、流動的財產，既高科技知識情報等地的財產為主力的。又這兩種類型思考所擁有的生命觀也有很大的差異。大陸型思考是側重以追求個體生命幸福而努力。結果是享樂、樂觀的、現實的。海洋性思考是側重於連鎖的。接著，側重於帶著對於未來的希望，殷勤和毅力為將來而儲存。對於在這種帶有過度流行語的形式化的憂慮，這些例子也可以確認人類歷史上許多的情況。金泰萬，〈釜山性、周邊性、海洋性〉，《今天的文藝批評》42號，2001年秋，釜山。金泰萬，〈海洋文化的意義和作用〉，《海洋和文化》5號，海洋文化財團，2001年秋，首爾。

　　〔4〕21世紀要求我們從根本的改變現有社會所接受和信奉的既有的價值觀。構築一個新的通話管道，它既能對過去的缺點與失誤進行反省，同時又能激起人們幻想美好未來的激情，這一新的通話管道應該能夠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形成雙向的溝通。由於現存的「對中心的盲從思想」即「中心至上主義」的思想支配著一切。從而造成地區發展的落後和「地區研究」的不足。要大膽的拒絕中心對地區的支配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地區居民的思想，贏得他們的理解。為克服這一點，必須改變一貫的以漢城為中心的既往的處事態度，去尋求與其他地區的合作。各地區應強調加強地區間的連帶和交流合作才是真正的出發點。另一方面，不應該只把注意力放在考慮一個國家內的中心與周邊，有必要加強與超越國家和民族概念的與周邊國家地區的合作。 金泰萬，《從地域看世界-東亞連帶及其可能性-》， 2002，12，大同哲學會，釜山。

　　〔5〕濱下武志, 〈香港回歸和東亞新秩序-脫國家世代的地域研究〉, 《創作與批評》, 1997年夏, 漢城. 

　　（作者：金泰萬，韓國海洋大學東亞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