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區域主義，簡單的說，就是一種政治過程，為的是促進國家經濟政策的合作和協調。〔1〕換句話說，區域主義指的是那些由國家所引導的合作計畫（projects），是政府間對話和簽訂條約所導致的結果。〔2〕就東亞國家而言，自由貿易協定（無論是已簽訂、協商中或研究中）可說是所在多有、琳瑯滿目（圖一是東亞各種貿易自由化的協定或措施）。大體上，除了單邊行動外（如香港和新加坡採取各種不同貿易自由化措施，以及亞太經合會下的個別行動計畫，IAPs），各國的合作計畫，到2005年5月止，可分為五類，簡述如下。

　　就雙邊協定而言，地理上比較集中的協定尚未成熟但在進行中，包括兩個：正在協商中的日、南韓自由貿易協定，以及正在研究中的中、南韓自由貿易協定；而地理上比較分散的協定則有七個：新加坡與紐西蘭的更緊密經濟夥伴協定（2000）、日本與新加坡的經濟夥伴協定（2002）、南韓與智利的自由貿易協定（2002）、美國與新加坡的自由貿易協定（2003）、臺灣與巴拿馬的自由貿易協定（2003）、日本與墨西哥的自由貿易協定（2004）、以及南韓與新加坡的自由貿易協定（2004）。以上這些雙邊協定，學者一般稱之為「新雙邊主義」（new bilateralism），與二次大戰後，在舊金山合約簽訂下，所形成的美國雙邊主義（亦即美國分別與各國的雙邊關係）有所不同。

　　就迷你型的（minilateral）合作或對話關係而言，亦可從地理上分為兩類：一是地理集中，包括三項：東南亞國家協會（簡稱東南亞國協或東協，於1967年成立）、東南亞國協自由貿易協定（簽訂於1991年）、以及中國與東南亞國協的自由貿易協定架構（或框架，於2003年簽署）；二是地理分散的迷你協定（也就是，參與的國家在數目上比不上全球性的多邊組織）則有四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1989年正式上路，目前有21個會員）、東亞經濟預備會議（源自於東亞經濟團體，而於1994年召開）、亞歐會議（是某些亞洲國家與歐洲國家的會議，於1996年首度召開）、以及東南亞加三（即東南亞國協的十國加上中、日、南韓三國，於1998年首度舉行會談）。

　　至於東亞國家參與和貿易有關的世界性多邊組織，自然包括世界貿易組織（前身為1974年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而於1995年改為世界貿易組織），另外還有資訊技術協定（1997）、基本電信協定（1998）、以及金融服務協定（1999）。

　　照目前的情勢看，東亞國家簽訂那麼多的自由貿易協定，從雙邊到多邊各種形式都有，那麼有沒有可能未來東亞國家，如同歐洲聯盟一樣，會走向整合的地步？有些論者認為，亞洲與歐洲的文化不一樣，所以期待東亞經濟整合是癡人作夢。但也有論者主張，如果東協加三都能成形，實踐了1990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的倡議「東亞經濟團體」（EAEC），並打破了當時取笑這種想法的人的斷言（認為是不可能），那麼東亞國家進一步努力難道不會成功？

　　雖然未來不可預測，但有趣的是，阿瓜爾沃（Vinod Aggarwal）及古明橋（譯音，Min Gyo Koo）則探討各種不同的途徑走向東北亞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性（見圖二）。〔3〕圖二中，總共列出十二種可能性。在這麼多的可能性當中，我們要問的是，到底哪一種（或兩種或以上），根據目前的情勢研判，才最有可能？為了進一步瞭解真實情況的演變，本文以下將分別探討中國、日本與南韓的地緣經濟策略。之後，再從分析的結論中檢視上述兩位學者的圖形，研判是否東北亞自由貿易協定將有可能。不過，本文最後的結論是：東北亞三國不太可能形成次級區域的自由貿易區；東協加三即使在中國和日本同床異夢的情形下仍不致於分裂；東南亞國家會在東協加三的架構下得利；以及東亞經濟的整合仍有待各國的共同努力。

　　二、中國的地緣經濟策略

　　就中國參與的東亞區域經濟論壇中，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簡稱亞太經合會，APEC）算是最大的了。亞太經合會雖然於1989年首度召開，但沒引起什麼特別注意，一直到1993年，作為東道主的美國總統克林頓，首度發起並於西雅圖舉行領袖高峰會議。之後，亞太經合會的年會成為亞太地區的大事，廣受媒體的關注，而且中國於2001年為舉辦經合會的地主國。雖然亞太經合會作為政治性「談論場所」（talk shop）有其重要性存在，但這種經濟論壇以促進自由貿易和投資的進展上則沒有多大的成效。而中國自加入亞太經合會後積極並不遺餘力地追求廣泛及各種經濟、政治和安全的利益，正顯示其一貫的立場與堅持：發展議題應與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等量齊觀。同時，對於美國不時地努力想將此論壇轉型為更正式、以規則為基礎的組織，中國則扮演著阻撓者的角色。〔4〕在整個1990年代，儘管亞太經合會是中國最重要的多邊貿易論壇，但自中國於2001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東協加三（或十加三，ASEAN Plus Three, APT）成形後，亞太經合會對中國的重要性就相對式微了。

　　其次，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的成立乃是2001年6月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及烏茲別克六國，於上海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所促成。其前身為五國上海合作機制，是1996年4月中、俄、哈、吉、塔五國簽署的協定。雖然中國也把上海合作組織視為經濟（也包括政治和安全）合作的區域機制，但上海合作組織主要的焦點則放在戰略議題上。而且，俄羅斯是中國在上海合作組織中最重要的經濟合作夥伴。

　　圖門江領域發展計畫（Tumen River Area Development programme, TRADP）的參與國家有中國、日本、北韓、南韓、俄羅斯和外蒙古。此計畫成形於1990年，目的是沿著圖門江促進中國、北韓和俄羅斯邊界地區的發展。中國可以說是此計畫的熱心倡導者，積極贊助此地區的多邊計畫並實施基礎結構的發展。〔5〕然而，圖門江發展計畫並未能維持初期的密集活動。而且，該計畫成功的部分則只是改善交通網絡，尚未將圖門江三角洲領域建立為貿易、金融、和交通中心。至於亞洲博熬論壇（Boao Forum for Asia），中國想將它變成為亞洲版的（瑞士）達弗斯（渡假勝地）世界經濟論壇（Davos World Economic Forum）。所以，2002年4月於海南島舉行第一次會議，除了中國、日本和泰國三國總理親臨盛會外，還有高階政府官員、企業名流、學者專家以及其他顯赫人士參與。中國總理朱鎔基於會中發表演說，強調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正代表了鄰近國家的機會，並非危險。總之，中國組成博熬論壇的目的是降低東北亞及東南亞鄰國對中國崛起的恐懼。

　　自亞洲金融危機後，東亞經濟區域主義的重心已經從亞太經合會轉移到東協加三（或十加三）。東協加三高峰會議首次於1997年12月馬來西亞首都吉倫坡召開。事實上，東協加三可以說是東亞經濟團體（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 EAEC）的實踐版。東亞經濟團體是由馬來西亞馬哈迪於1990年提出，但得到的回應卻非常冷淡，所以1991年10月改名為東亞經濟預備會議（East Asian Economic Caucus, EAEC）。當時，美國、日本、南韓和新加坡把焦點放在亞太經合會上，將其視為最重要的區域論壇。然而，金融風暴後，許多亞洲國家重新點燃了加強東亞國家間對話的興趣。例如，日本、南韓和新加坡等國，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信心而轉向未來東協加三。而美國則相對地保持沉默，並未公然地表示反對。南韓大統領金大中表現的特別積極，提出許多建議，最後導致東亞願景團體（East Asian Vision Group）和東亞研究團體（East Asian Study Group）分別地成立。2002年，東亞研究團體於金邊召開的東協加三高峰會議時提交最後研究報告，各國領袖們之後則在記者招待會上的正式宣告為：「同意對東協加三高峰會議的願景，未來將發展為東亞高峰會議，最後邁向東亞自由貿易區」。〔6〕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官方宣言仍只是原則（願景），並非已經決定的行動（具體步驟）。各國仍在研究未來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可能性。

　　中國對十加三的願景不像南韓那麼的宏大，南韓是希望更緊密的區域經濟整合可以朝東亞共同體的方向前進，而成為社會、政治和安全事務上的基礎。而中國則把十加三當作是東亞合作的主要管道，同時，十加三對外也維持開放性，並願意與世界其他區域的合作機制進一步接觸與交往。不過，中國目前對十加三的組織成員相當滿意，因為：第一，臺灣被邊緣化、排除在外；第二、美國、澳洲及紐西蘭不在行列之中，而其他亞太經合會的成員（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巴布亞新幾內亞和俄羅斯）等國也未包含在內；第三，新加坡於2000年時提議組成十加四（增加印度），但遭到中國極力地反對。

　　另一方面，十加三也提供東北亞三國（即中國與日本、南韓）之間的對話。2002年11月的「加三」會議中（也就是，東協加三高峰會議後，另外單獨舉行東北亞三國領袖會議，同時三國外交部長也舉行會談），中國總理朱鎔基提議，針對三邊貿易自由協定的可行性，三國可進行研究。雖然三國皆同意共同研究，日本首相小泉表明，先追求與南韓的雙邊貿易自由協定後，再考慮與中國達成任何協議。其實，在「十加三」成員之間尋求自由貿易協定並非那麼容易。中國真正的興趣是透過「十加三」加強與改善區域內的對話和行動。

　　同時，十加三在金融方面的合作有明顯的成效。1997年金融風暴後，日本提議成立亞洲貨幣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 AMF）以管理區域的金融事務。可是中國跟美國的想法一樣，認為日本這種舉動，是想在危機之時利用鄰國的虛弱，以確定日本在區域中的貨幣霸權地位。儘管如此，日本仍屹立不搖地努力於非制度性的區域合作。最後，2000年5月「十加三」成員同意所謂的「清邁協定」（Chiang Mai Initiative），其中包括三個基本要素。第一，擴張當初東協五個創始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菲律賓）成立的2億美元東協金融交換協定（ASEAN Swap Arrangement）的金額並擴大到包含東協的所有會員國；第二，在日本、南韓和中國之間建立雙邊金融交換協定（bilateral swap arrangements, BSAs）；第三，東協的五個創始會員國分別與中、日、南韓建立雙邊金融交換協定。目前，中國分別與泰國（2001年12月）、日本（2002年3月）、南韓（2002年6月）及馬來西亞（2002年10月）訂立BSAs。顯然地，中國與日本的協定，形式及象徵的意義較大，因為一方面，兩國的外匯存底分別排名世界第一與第二，實在不需要這種協定，但另一方面，中國態度的轉變，從最初的反對AMF到同意以日圓為交換基礎，短短不到五年的時間。

　　雖然十加三已經成形，但有趣的是，中國2000年11月朱鎔基首先提議，成立東協與中國的聯合研究小組，研究中國即將加入世貿組織後所帶來的影響以及加強中國與東協經濟合作的各種方式。中國的舉動引起觀察者的驚訝，因為過去中國一直對次級區域的貿易協定持批判的態度。相對地，馬來西亞、印尼和越南，因為擔憂中國日益強大的力量，特別反對中國與東協訂立自由貿易協定的想法。雖然新加坡和泰國持支持的態度，但整個東協則以謹慎的態度對待這個概念。東協-中國專家小組因而組成並研究其未來的可能性。經過一年多的研究，專家小組建議雙邊達成正式協定。再經過一年的對話與談判，2002年11月雙邊簽訂「全面經濟合作的架構協定」，目標是中國與東協五個創始會員國於2010年，與東協另外四個新加入的會員國（柬埔寨、寮國、緬甸及越南）於2015年，建立自由貿易區。

　　中國積極促成與東協貿易自由化架構協定，表面上是經濟因素，但實際上則是政治因素（區域影響力）以及與日、美、南韓之間的關係。當然，中國有相當多的動機與東南亞國家建立更親密經濟關係，可是值得中國考慮與關切的是，與東北亞經濟夥伴之間的競爭最後會形成何種形式的區域主義？就美國而言，亞太經合會是美國的偏好並希望成為經濟區域主義的媒介與手段。美國也有跡象顯示支持雙邊主義，例如，美國與新加坡於2003年5月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另外，美國也於2002年公開表示支持柬埔寨、寮國與越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美國總統布什在亞太經合會高峰舉行之時，單獨與東協十國領袖會唔，這是1984年以來美國首次採取這種方式。日本同樣對亞太經合會與東協加三表達支持的態度，希望促進多邊的經濟合作。不過，日本也在東亞和拉丁美洲區域尋求訂立各種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而南韓的實際運作模式也類似日本，不但多邊而且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都是其努力的焦點。

　　東亞的區域主義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競爭者，而最明顯不過的是中、日的對立。例如，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於2002年1月訪問東南亞各國時，提議日本與東協訂立「全面性經濟夥伴」關係。這顯然受到中國舉動的刺激，因為2個月前（也就是，2001年11月）中國已與東協達成協議，正式進行自由貿易協定的討論。為了與中國並駕齊驅，日本與東協於2002年11月簽訂「全面性經濟夥伴聯合宣言」。不過，所不同的是，日本的提議僅涉及「可能自由貿易區的要素」將在十年中達成，但並不包含農產品。其實，日本對區域經濟合作的看法與中國不同。就「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Community）這個概念所涵蓋的範圍而言，日本認為應該包括澳洲和紐西蘭。而在東協加三之內，日本積極地主辦研討會和有關石油安全和經濟發展議題的會議。在亞洲開發銀行中，日本則針對發展援助和減少貧窮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議，目的無非是強化在亞洲區域的領導者地位。簡而言之，中日兩國在影響力方面的競爭要比經濟方面的合作強得許多。

　　中國於2001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那麼，在全球化與區域主義相較之下，中國的想法為何，如何平衡這兩股勢力？首先，中國把全球化視為日漸增強的衝突，是各國為了創造財富而引發劇烈競爭的結果。在這個意義下，全球化並未改變國際關係以國家為中心的基本性質，也就是，國家間彼此競爭以追逐權力和保障安全。而真正改變的則是，國家權力和安全的基礎已經轉移，從軍事力量的強調轉到經濟實力的增強。而且，國家的實力是透過經濟因素（如金融、科技與產業）而強化。換句話說，經濟因素已經成為中國主要的戰略思考核心。其次，全球化的重要性就是讓中國可以達到富強的地步：現代化只有透過中國與別的國家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才能達成。例如，2000年6月，江澤民公開表示，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而且是「所有國家未來經濟發展的外在環境」。〔7〕雖然中國領導人也認知到全球化帶來的負面效果，但如果透過國家政策管理得當，那麼全球化可以提供後進者（latercomers）機會，整合進入跨國生產和金融結構中，而達到經濟顯著的進步。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積極加入世貿組織的原因。不過，中國也擔心國家經濟主權將面臨外來的挑戰以及經濟整合的深化會讓不想見到的政治價值出現（也就是民主化）。所以，中國面對外在世界以「有限的開放」（controlled opening）應對，也就是，以「策略性的開放」而非「無限制的開放」來防衛中國的經濟安全。〔8〕再者，區域主義和全球化，對中國而言，是彼此互補而非矛盾的力量。中國認為，自由貿易區域是經濟全球化的另一種形式，與世界貿易組織相容。而且，中國方面現在也一改過去反對的態度，把區域經濟團體視為國際合作促進上「建築的基石」（building blocks）而非「道路的阻礙」（road blocks）。同時，中國也瞭解到，不但區域穩定非常重要，而且參與區域主義的機制也給中國帶來相當大的利益。因此，中國在對外經濟關係上，是以互相依賴作為策略，既不排斥全球化，也不拒絕區域主義。

　　三、日本的地緣經濟策略

　　日本因為缺乏自然資源，所以採取對外取得資源並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策略。而這種策略的成功則完全依賴戰後貿易體制的存在（由美國所建立）與穩定。只要自然資源能自由地貿易而且主要市場對日本的出口能維持開放的形式，那麼即使缺乏管道取得重要原料、能源和食物，也不會成為問題。然而，1980年代和1990年代，由於擔憂歐洲和北美洲貿易的限制，促使了日本重新把焦點放在東亞市場上。同時，亞洲大部分國家持續快速的經濟成長，正表示這些經濟體可以提供更多的保證，成為日本貿易和投資的終點站。就實際而言，日本大量的海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和技術轉移（technology transfer）已轉到東北亞國家，包括南韓、臺灣、中國和香港，這是因為這些國家與地區，相對於東南亞國家與地區，有更大的能力和精密度吸收資本和技術。

　　從1980年代起，日本官方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和其他官方流量（other official flows, OOF）逐漸地把焦點放在東亞新興經濟體的基本結構（infrastructure）上。這些資金提供資助於電力生產、交通及溝通網絡、道路和港口，讓日本企業更方便與這些國家建立商業的密切聯繫。的確，大部分的援助計畫是由日本公司承包完成，使其在新興市場取得重要的食物根據地。因此，官方的資金相當程度地協助了日本私人投資，甚而日本民間投資要大於官方的金額。

　　日本政府對外援助的政策符合了所謂的「雁行」（flying geese）理論。其主要論點是：領航的飛雁減少了緊跟在後的空氣阻力，第二階層的飛雁則減少了第三階層飛雁飛行的阻力，以此類推。根據這個邏輯，日本即是那隻領航的飛雁，當其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s）轉移時，就會放棄原來獲利的產業而由南韓和臺灣接手，然後是馬來西亞、泰國和中國，一直傳遍到整個東亞地區。依據這個觀點，日本在東亞地區的貿易和投資將提升鄰近國家的好處。不過，日本經濟、貿易和產業部於2001年發表的白皮書提到，「雁行」的時代已經結束，因為第二階層的經濟體和中國已經開始彼此競爭。〔9〕

　　一般而言，日本官方的援助投入到東亞地區大約佔40％，其中8.5％到13.5％流向中國。而亞洲金融風暴後，日本提供更大量的ODA和OOF，為的是穩定東亞的經濟。日本官方援助另外的目的則是贊助日本全面外交的目標，而中國則是最大的目標，因為日本想用金錢來引誘中國以贏得其友誼。不過，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日本減少援助；印度和巴基斯坦則因於1998年進行核子試爆，而導致日本減少援助。此外，日本政府也利用FDI形式的金融支助。日本一些政府計畫針對日商投資海外國家時提供借貸和風險保證金，這些金額比其他國家所提供的金額都要來得大。當然，日本對東亞的外交主要是支援日本企業的需要。因此，日本政府試圖說服東亞區域內的國家鬆綁外來投資的限制及廠商將利潤寄回母國的限制、減少貿易障礙、調整規定以減少投資當地的成本。而當地國也大都接受這些建議，雖然這並不表示當地國任何規定的改變是由於日本的壓力所造成的結果。最後，日本也利用國際組織整合其與亞洲鄰國的經濟利益。例如，日本要求中國經濟改革以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日本也贊成美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的協商下，強迫受到金融風暴挫傷的南韓採取市場開放的措施。總之，日本政府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不遺餘力地企圖打破東北亞和東南亞國家對外貿和投資的抗拒，以支持日本企業在海外的活動。〔10〕

　　日本政策者最大的隱憂以及日本民眾最關心的，就是日本產業經濟的「空洞化」（hollowing out）。中國製成品已經大舉入侵日本市場，尤其是勞工密集和農業產品。例如，廉價的紡織和其他產品在價格上遠遠低於日本自製產品。逐漸地，日本開始擔憂中國成品（如電腦）將會在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上打敗日本製造商。但諷刺的是，許多個案中，具有威脅性的中國製造品，其實是由日本廠商的子公司所製造（如照相機）。事實上，這種「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也就是，產業出走或轉移）也許對日本不會造成嚴重的問題，如果日本經濟能發展出新和更高附加價值的產業和新的職業的話，但日本自1990年代早期經濟停滯的結果，要能發展出新產業而取代舊產業的可能性仍然有限。至少某些日本決策者也開始擔心，日本在經濟上依賴一個潛在性具有敵意鄰邦實際所代表的意義會是如何。雖然日本這種困境或兩難（dilemma）比南韓還不嚴重，但經濟和安全之間的聯繫在未來將不可能忽視。

　　就國際組織而言，日本幾乎是每個主要全球性組織的第二大捐獻國，從聯合國（以及其中許多特別的機構）、國際貨幣基金、到世界銀行。而日本在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國際清算銀行、世界貿易組織、以及七國高峰會議中也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亞洲開發銀行則是在日本的發起下而成立的，不但日本是最大的股東，而且每任的總裁也都由日本人擔任。全球性的國際組織，對日本政府比較具有正面效用的，就是法律方面的功能。其實，日本在國際外交和經濟協商的主要問題是在雙邊談判上處於不利的地位，尤其是與美國的談判和協商，因為日本比較依賴美國的市場和合作。而日本分別與南韓和中國的協商則更為複雜，部分原因是歷史及政治的因素。因此，為了在雙邊協商中減少政治不對等的效果、增加透明度，以及穩定對事物的期待，日本政府官員高度重視國際法和多邊爭端的途徑（resolution）。這可從日本在國貿暨關稅總協定（GATT）和世貿組織中的態度找到蛛絲馬跡。例如，從1990年代初期起，日本就更堅持國際貿易的爭端應由世貿組織處理。甚而，日本好幾次已經，或者威脅，把美國提交到世貿組織中爭議—解決的程式（dispute-settlement procedure）中，而且這種方式通常奏效。

　　既然中國已經加入世貿組織，日本當然會利用中國對這個多邊組織的承諾施加壓力讓中國遵守全球貿易和投資的規定與規則。更廣泛的說，許多日本外交官和企業人士提議並討論到有必要將中國整合到區域和全球經濟秩序中，如此會提高中國在政治或軍事上侵略的成本。另外，日本不但接受國際義務而且還積極制定和塑造遊戲規則。因此，日本主張設立國際爭端的機制和實施反傾銷的嚴格標準，為的是保護日本出口商在全球市場中能受到公平的待遇。同時，日本全球性的貿易議程也維持了重要的保護主義因素在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護其國內農業，讓農產品貿易和各國反傾銷法不會進入國際討論的議程中。

　　由於美國在二次戰後的東亞扮演著不尋常的經濟和軍事角色，美國與東亞每個主要經濟體都有深厚的經濟關係。不管從什麼角度，美國都可以算是亞洲區域的經濟重要成員。事實上，大部分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重要區域組織，不管是亞太經合會和亞洲開放銀行（經濟領域），或是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和韓國經濟發展組織（軍事領域），美國都扮演著領導者的角色。而日本，至少在1997年以前，一直反對任何不包括美國內的區域組織。換句話說，日本以美國馬首是瞻。不過，日本自1980年代起在區域合作上變得愈來愈積極。亞太經合會就是一個例子。雖然日本一方面反對馬來西亞提出的「東亞經濟團體」的概念（害怕因此與美國疏離），另一方面也是亞太經合會的主要支持者，但日本實際的角色卻顯得模糊。例如，1998年日本政府讓促進貿易的「自願性部門提前自由化」（Early Voluntary Sectoral Liberalization, EVSL）失敗（也就是，不願讓步），為的就是想繼續保護日本沒有效率的農業部門。日本此番作為卻引來開發中國家以及美國、加拿大和紐西蘭等國的憎恨。在此情況下，日本是否仍能維持其在亞太經合會的領導角色值得觀察也令人懷疑。然而，在東協加三的推動下，日本也開始朝建立純粹東亞合作的方向努力，而不再嘗試重新激勵（reinvigorate）亞太經合會。〔11〕

　　當亞洲金融危險出現後，日本隨即提出「亞洲貨幣基金」的想法，但遭到美國、國際貨幣基金和中國的反對而胎死腹中。二年半後，也就是2000年5月，東協加三的十三個國家宣佈「交換額度」（swap lines，指的是美元和其他主要貨幣的官方信用額度）以便在危險出現時能支撐彼此的貨幣。這就是所謂的「清邁協定」。雖然最初的計畫是由日本提出，但一直等到中國願意在區域貨幣安排上合作的時候才有具體的行動。而且，是在要求保證這種安排不是獨厚大國的情況下，東協國家才正式提出這個「交換額度」的協定。換句話說，日本能扮演領導者的角色是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在面對合作夥伴時有能力創造誘因，另一方面有能力說服中國領導者相信這個計畫不會傷害中國的利益。

　　另一個日本主動提出的建議是，形成自由貿易區。過去，日本一直避免這類的協定，部分原因是日本非常依賴全球貿易體系，再加上日本持續性地堅守貿易障礙，因而日本不會嘗試進行自由貿易協定。然而，1999年日本政府宣佈願意追求自由貿易區協定，首先是與新加坡，其次是與南韓。「為新時代的夥伴日本-新加坡經濟協定」（Japan-Singapore Economic Agreement for a New Age Partnership）於2002年1月31日簽訂。這是日本第一個雙邊自由貿易區的協定。至於日本與南韓的自由貿易區協定，實際上並不容易完成，而且對日本而言，利益不算太大。其實，橫擋在日韓之間經濟合作的主要障礙有以下三點。首先，如果雙方達成協定，那麼兩個國家都需要接受未緩衝的競爭（unbuffered competition），這會造成日本夕陽產業和南韓一些居先鋒（cutting-edge）產業的嚴重經濟創傷。這種結果與命運都不會對兩國領導者具有任何政治上的吸引力。其次，世貿組織規定任何自由貿易區都不能將大部分經濟排除在外，這表示，兩國受高度保護的農業將彼此競爭。再者，雙方都能得利是值得懷疑的，已有學者們採用經濟計量學的模擬方式預測結果，而結論明白顯示日韓兩國各獲得的利益實質不大。只有當中國或美國加入自由貿易區時，日韓才會獲得較大的經濟利益。不過，要獲得經濟上的利益必須經過本身經濟的調整，才會有實質的效果，可是日、南韓兩國卻一直都避免這麼做。〔12〕如上所述，日本同意亞太經合會「自願性部門提前自由化」（EVSL）的協定，卻不願對農業貿易做任何讓步，無形中打擊了日本在東南亞國家心目中的形象，因為其中許多國家都依靠農產品出口。同樣地，日本對農業議題的固執，也阻礙並複雜化日本與南韓組織自由貿易區的可能性，因為南韓也刻意地保護其本國沒有效率的農業部門。

　　就經濟層面而言，日本與中國近來的關係出現了摩擦。自1988年起，日本與中國的貿易就呈現赤字。到了1990年代末期，在兩國每年大約600億美元的總貿易中，日本平均每年有美元160億到200億的貿易赤字。〔13〕其中隱含的意義是，中國快速的工業發展使得中國的出口不僅與日本的低級成品（low-end goods）競爭，而且與日本較高級產品（higher-end ones）競爭（但與日本最高級產品還不到競爭的地步）。這種趨勢已經讓許多日本公司感到緊張，因為中國商品廉價進口的「屠殺」將摧毀他們的生存。不過，對日本造成最大效果的傷害還是那些低級的製成品（如紡織）和農產品。2001年4月，日本政府實施「安全」配額（“safeguard” quota）以保護生產椎茸洋菇、韭菜、以及蘆葦的日本廠商。當然，這些農產品並非日本經濟的大宗。儘管中國針對日本的出口（包括電器和汽車）採取報復性的貿易障礙以為回應，但日本這個保護措施一直實施到該年12月。從這個事例中，一方面，中國政府會採取外交冒險政策（brinkmanship），另一方面，日本的特殊利益團體有能力獲得政府的安全保護，我們可以推論：未來中日兩國的雙邊貿易關係不會平順。

　　總之，日本在發展東亞區域分工和促進經濟整合上具有關鍵性作用。在日本政府的援助下，日本民間企業和產品能夠成功地進入到東亞各個鄰國。同時，想透過區域組織的發展以促進正式的整合，效果則是有限。這種沒有正式的合作正反映出幾個因素：冷戰的效果、日本戰前與戰後的帝國主義、界定東北亞和東亞經濟區的困難（也就是各國認知上的不同）、日本和鄰邦的新重商主義式經濟發展策略、以及美國在東亞地區普遍的影響力等等。同時，日本與其區域貿易夥伴在經濟議題上的摩擦，使奠立正式合作的過程變得更為複雜。即使各方均表達善意，都認為有需要促成經濟政策和經濟活動之間更好的協調，但實際上卻沒有任何突破性的進展。

　　事實上，日本政策制定者在策畫如何建立成功的區域經濟發展上已面臨嚴重的挑戰。首先，一方面如何改善東亞之間的合作，另一方面如何讓美國承諾繼續維持其市場的開放，所以要找到這兩者之間的平衡點是日本政府刻不容緩的任務。其次，策畫並處理與中國之間的問題，因為中國不但已威脅日本大部分製造業經濟，而且也影響日本在東亞區域的領導者地位。再者，日本決策者必須衡量三種也許不能同時兼得的欲望：一是創造更大的區域財富；二是成為區域的領導者；三是保護本國經濟的脆弱部門。面臨以上的挑戰，日本也許會採取以下折衷的方式因應：在東亞或東北亞經濟整合上，透過有限的區域努力（如達成雙邊貿易自由協定）；在減少經濟摩擦上，透過與貿易夥伴的雙邊協商來化解衝突；在與世界經濟的融合上，透過世貿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的積極參與。是否這些方式能夠發生效用，需要時間來證明。

　　四、南韓地緣經濟策略

　　南韓已經從開發中國家進升到新興工業化國家。這種轉型讓南韓面臨一些內在和外在的挑戰。最明顯的挑戰來自外部壓力：市場開放和經濟自由化。這種外來的壓力既是雙邊也是多邊。雙邊來自美國：因為美國與南韓貿易出現大量貿易赤字，所以美國自1980年代起對南韓採取攻擊性貿易政策並強調策略性相互原則（the principle of strategic reciprocity）。〔14〕同樣地，日本和歐洲聯盟開始執行密集的雙邊壓力以抑制南韓的搭便車和掠奪性行為。另外，一方面烏拉圭談判的修訂、世貿組織的成立，另一方面獲准進入「經濟合作暨開發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南韓在經濟自由化上面臨多邊的壓力。這些雙邊及多邊的壓力徹底挫敗了南韓的新重商主義制度和政策。

　　另一個主要的挑戰則是國際競爭的場景已經改觀。過去以新興工業化國家先鋒的姿態出現，南韓能夠從國際市場中獲得相當豐盛的利潤，因為先進開發國家對於南韓出口的產品和市場目標沒有興趣（亦即，沒有衝突或重疊），而相對地，很少的開發中國家會與南韓競爭。但自從1980年代起，南韓的經濟面臨來自各處的激烈競爭。先進國家開始以保護主義的措施抵抗任何市場的競爭，而新興工業化國家則開始強化彼此的競爭。此外，中國及第二代（或第二階層）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主要是東南亞國家）則開始截取南韓的利潤並削弱南韓在勞工密集產業的地位。換句話說，南韓有點像三明治或夾心餅乾，夾在中間，一邊是技術領先的先進工業國家，另一邊是具勞動力優勢的中國與第二代新興工業化國家。

　　國內情勢的變化也成了南韓處理對外經濟關係的主要挑戰。經過了長期威權統治的階段，南韓於1987年經歷了戲劇性的民主轉型。民主轉型、工會勢力的提升以及非政府組織日益增強的影響力，這些情勢的變化都多少限制了南韓的經濟表現（成就）。尤其是，勞工運動過度的政治化（excessive politicization）及高薪資的負擔，常常被指出，是南韓國際競爭力日趨下降的主要原因。

　　南韓最後一個挑戰則是全球化。事實上，南韓已經經歷了兩波全球化。第一波是自願性、管理式的全球化（1994-1997）。當烏拉圭談判貿易條款的修訂和申請進入OECD時，南韓前總統金泳三主動提議全力配合。第二波則是強迫性全球化。這是1997年爆發的經濟危機所導致。為了獲得國際貨幣基金保釋，南韓同意交換的條件則是促進總體經濟的穩定化和結構改革。金大中於1998年2月上任總統後，很快地在不到一年時間，就能將大部分現存的障礙移除而走向經濟自由化。〔15〕

　　面對以上的挑戰，南韓其中一個選項就是採行雙邊主義，包括兩個成份：將雙邊貿易夥伴分散化（diversification）；以雙邊為基礎組成優惠貿易和投資安排。首先，就貿易夥伴分散化而言，中國是南韓最主要的目標。傳統上，南韓過於集中於與美國和日本的貿易關係。但自1990年代起，整個景象已經改變。南韓對美國與日本市場的出口數量相對降低，而出口至世界其他地區的數量則相對增加。例如，2000年，中國是南韓第三大貿易夥伴，僅次於美國與日本。與中國（包含香港和臺灣）的雙邊貿易佔了南韓全部貿易的23％，已經超過與日本貿易的比例（21％）。美國與南韓的總貿易也大量降低，從1986年的40％降到1997年的16％，而中國與南韓的總貿易則從1985年的少於1％提升到2001年的12％。

　　另外，南韓也不遺餘力地尋求雙邊優惠貿易和投資協定。這由兩個因素所使然。第一個因素是，南韓從來沒有這類的安排。南韓（與中國、臺灣的情形一樣）沒有與世貿組織的148個成員締結任何自由貿易協定（free-trade agreement, FTA）。第二個因素則是，執行雙邊自由貿易安排比較容易，而區域或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就相對困難許多。南韓尋求雙邊自由貿易的可能對象包括：日本、智利和美國。2002年南韓與日本簽訂雙邊投資條約（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並同意建立一個研究委員會（其中包括產、官、學成員）以最後達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南韓最終的興趣是建立一個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經濟合作團體。所以，與日本談判是為了背後一個更遠大的目標而努力。不過，日、韓兩國之間的貿易協定可能會擴大南韓的貿易赤字，所以南韓先採取投資條約的形式，希望吸引日商對南韓的投資。

　　南韓試圖與智利達成自由貿易協定是始自1998年。雖然南韓農民擔心農業部門將因此受到競爭壓力而抗議政府與智利簽訂雙邊協定，〔16〕但南韓與智利於2002年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南韓與美國在協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上進展不大。事實上，有關農業、紡織、成衣、鞋類等方面的非關稅障礙（nontariff barriers）仍是敏感的議題，阻礙了美、韓兩邊談判的進展。不過，南韓在雙邊談判的一項成果是與新加坡於2004年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除了雙邊協定外，南韓也對區域或次級區域的貿易及金融安排有高度的興趣。三個因素可說明南韓的態度。第一個是東亞區域經濟活力（無論是數量或金額）增強。第二個是日益增高的區域內經濟互相依賴，助長了南韓在次級區域和區域貿易安排方面的協商機會。第三個則是參與任何包含中國與日本在內的次級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將使南韓成為最大的贏家。如果中國與日本形成雙邊自由貿易區而將南韓排除在外，那麼南韓將是大輸家。這也是為什麼南韓會積極地推動包括中國與日本在內的區域（或次級區域）貿易協定的主要原因。〔17〕

　　值得注意的是，自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南韓也開始改變對日本「亞洲貨幣基金」的態度，從原來的反對到最後的支持。第一，國際貨幣基金的嚴格條件引起反彈，至少亞洲貨幣基金的條件不是那麼嚴苛。第二，南韓人民普遍的認為，引發1997年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是過度依賴美元，而加深了動用外匯的僵硬性。如果成立亞洲貨幣基金，那麼就會分散外匯的操作，而減少僵化。第三，日漸增多的南韓人民相信，亞洲貨幣基金是可行的。換句話說，南韓人民已不再處處仇恨日本，反而認為日本與南韓的經濟合作會幫助南韓的經濟成長。〔18〕

　　南韓自1989年亞太經合會成立後就積極參與該組織。南韓認為，亞太經合會將給南韓帶來兩方面的好處。一是容易取得區域內先進工業國家的出口市場和資金；另一是從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如澳洲和東南亞國家）得到原料供給的保障。不過，由於亞太經合會內區域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進展緩慢，無形中稀釋了亞太經合會對南韓的策略價值。同時，美國提議將亞太經合會轉型為自由貿易區，卻帶來南韓的擔心。因而，南韓與日本結盟，共同抗拒農產品市場的開放和「自願性部門提早自由化」。顯然地，南韓與日本對亞太經合會持相同的立場，就是繼續維持「開放性區域主義」。

　　多邊主義可以說是南韓對外經濟關係的主要骨幹。南韓在經濟自由化的方向一直配合WTO和OECD的規範、原則和規定。不過，一些議題仍有待解決，例如：農業部門的自由化，特別是稻米，以及服務部門的自由化，包括法律服務、醫療服務、教育、會計和能源；此外，多邊協定的執行也成為考慮的因素。不過，南韓已經公開宣佈，基於多邊主義的經濟全球化將是南韓經濟的指導原則。〔19〕

　　總之，南韓的地緣經濟策略與政治策略息息相關。雖然本文並未觸及南韓的地緣政治策略，不過，很明顯的是，南韓偏好維持現狀，一方面以鞏固與美國的雙邊聯盟（涉及到北韓問題）為主，另一方面則以與日本和美國的三角聯盟為輔。就經濟層面而言，南韓逐漸把焦點從多邊和跨區域的經濟安排上轉移到雙邊和次級區域協定上。同時，南韓的願景是希望成立東北亞的自由貿易區，由中國、日本和南韓所組成。不過，南韓仍需要三思，到底雙邊和次級區域經濟協定的可能性和未來走向。換句話說，南韓必須在開放式區域主義和全球自由化的對外關係上找到因應策略的實際答案。當然，這些問題還不是短期內會有結論的。

　　五、結論

　　從上述的討論中，中、日、韓三國的地緣經濟策略都沒有忽視世界貿易組織的功能和效用。不過，自2001年起的杜哈（Doha，卡達首都）回合談判，由於涉及議題眾多且包含敏感議題「例如：農業、服務業、非農產品市場進入(NAMA)、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TRIPS)、新加坡議題、WTO規則、爭端解決協議(DSU)、貿易與環境保護、特殊及差別待遇、電子商務等，範圍從汽車、金融服務、到海關程式幾乎是無所不包」〔20〕，世界貿易組織在短期內將不太可能會達成協議，而有具體的結果。

　　亞太經合會的發展，由於「自願性部門提前自由化」（EVSL）的計畫失敗（至少日、韓兩國不願配合），再加上2001年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因而2002年起每年的領袖高峰會議都把反恐怖主義作為其中重要的議題。相對地，對於促進經濟自由化的努力仍嫌不夠：只有宣言，卻沒有實際行動。同樣地，亞太經合會短期內不會有太大的轉變，也不會有實際的成效。

　　東協加三雖然僅包含東亞的十三個國家，表面上有走向東亞共同體的趨向，而且今年（2005）12月的「東協加三高峰會」將轉型為「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但是否真正的東亞經濟整合能促成仍有待觀察。事實上，只有馬來西亞和中國才真正地願意促進具有排他性的東亞區域主義。而在「東協加三」內，中國則積極地推動中國-東協的堅強軸心，但日本則是力圖平衡中國的努力，並同時在東亞區域中企圖加強與各國在政治和經濟的合作關係。就東協加三的成就而言，泛東亞區域主義尚未快速的散播與擴散。相反地，東協-中國的自由貿易協定架構（框架）已經引發了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激烈競爭，進而分裂了東協加三的合作與團結。尚且，東協-中國的自由貿易協定到最後是否能運作順利，其實並不明朗，這是因為東協之中有反對的聲音出現，甚至包括善變的馬來西亞在內。不過，即使泛東亞整合的努力沒有成效，但東協加三的過程則足夠吸引中國與日本繼續承諾對東協加三的運作。明顯地，中日兩國都是為了要影響東南亞國家，但也因此不會造成東協加三的分裂。儘管東協加三出現內部的歧異，但其動態性已經開始改變東亞政治和經濟的景觀。因此，東協國家能夠發揮並提升對中日兩國的槓桿力量，並從策略性的反對中獲利。〔21〕

　　至於就中日韓雙邊關係而言，中日之間的聯盟在短期內不太可能有任何宣告的跡象。雖然日韓兩國已經會談有關未來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區的協定，但兩國均極力保護其農業部門，所以未來即使達成協議，但其內容為何是注意的焦點。以日本-新加坡經濟夥伴協定為例，其中規定新加坡的許多產品不能出口進入日本市場，因為會引起日本國內政治敏感的問題。〔22〕以此推論，日韓的雙邊貿易協定勢必對農產品的進口會有很多的限制。至於中韓的雙邊協定，目前沒有任何蛛絲馬跡，主要是南韓想先與日本談判，等妥當後再說，而中國則目前沒有這種想法。簡而言之，因為三國的雙邊協定尚未成形，所以東北亞三國的三角聯盟，至少就目前而言，就更不可能了。

　　綜合上述討論，我們重新檢視圖二。從圖中我們可以發現，III及VII的情形最有可能。而VII可進而延伸到XI與XII，但XI與XII又都不可能，所以VII也不可能。因此，我們可以預言，未來東北亞自由貿易協定是不太可能成形的。總之，期待東亞經濟走向整合的階段還有好長的一段路要走。

　　註   釋：

　　〔1〕 Stephan Haggard,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Americas”, in Edward D. Mansfield and Helen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48.

　　〔2〕宋興洲，《動態的東亞經濟合作：理論性爭辯與實踐》，臺北：鼎茂圖書有限公司，頁64。

　　〔3〕Vinod K. aggarwal and Min Gyo Koo, “Beyond network power? The dynamics of form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18，2 (June 2005): 189-216. 

　　〔4〕Thomas G. Moore and Dixia Yang， “China, APEC, and Economic Reg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13， no. 2 (Fall-Winter 1999): 361-411.

　　〔5〕Jean-Marc F. Blanchard, “The Heyday of Beijing’s Participation in the Tumen River Area Devleopment Programme，1990-1995: A Political Expl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9, no. 24 (July 2000): 271-90.

　　〔6〕www.aseansec.org/13188.htm.

　　〔7〕Jiang Zemin, “Address to the 21st Century Forum”, in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China Daily Report (Internet Version): 2000-0613. 

　　〔8〕Thomas G. Moore,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conomic Dimension”， in Samuel S. Kim (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4): 125. 

　　〔9〕William W. Grimes, “Jap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conomic Dimension”， in Samuel S. Kim (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4): 180.

　　〔10〕Ibid., 181.

　　〔11〕 Ibid., 191.

　　〔12〕Jeffrey Schott and Benjamin Goodrich,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Joint U.S.-Korea Academic Studies 12 (2002):103-39.

　　〔13〕Grimes, “Japa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5.

　　〔14〕Thomas O. Bayard and Kimberly A. Elliott， Reciprocity and Retalitation in U. S. Trade Polic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4); Malcolm McIntosh, Arms Across the Pacific: Security and Trade Issues Across the Pacific (New York: St. Martin』s, 1988).

　　〔15〕Chung-in Moon and Jongryn Mo, Economic Crisis and Structural Reforms in South Korea: Assessments and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C.: Economic Strategy Institute, 2000).

　　〔16〕Chung-in Moon and Taehwan Kim, “South Kore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llenges to Developmental Realism?” in Samuel S. Kim (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4): 267.

　　〔17〕Moon and Kim, “South Kore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68.  

　　〔18〕Ibid., 269.

　　〔19〕Ibid., 269-270.

　　〔20〕http://www.gov.tw/EBOOKS/WORLDANNUAL/show_book.php?path=7_001_013

　　〔21〕Markus Hund, “ASEAN Plus Three: Towards a New Age of Pan-East Asian Regionalism? A Skeptic’s Appraisal”， The Pacific Review 16 , 3 (2003): 383-417.

　　〔22〕John Ravenhill, “The New Bilateralism in the Asia Pacific”， Third World Quarterly 24, 2 (2003): 305-306. 

　　（作者：宋興洲，東海大學政治學系。）